《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作者：杨奎松【完结】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但时至今日，有关这场事变还有不少的谜没有解开。甚至有些本来是清楚的问题，如关于
事变发生的时间及经过情形，也因为种种原因，变得扑朔迷离，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本文仅综合各种资料，就几个分
歧较多的问题提出个人看法。
内容简介
本书汇集了史学专家杨奎松关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三篇最新文章。
一、有关西安事变发生时间及经过的几个问题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但时至今日，有关这场事变还有不少的谜没有解开。甚至有些本来是清楚的问题，如关于事变发生的时间及经过情形，也因为种种原因，变得扑朔迷离，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本文仅综合各种资料，就几个分歧较多的问题提出个人看法。
1.蒋介石是被张学良设计骗来西安生擒的吗？
从目前所有的资料看，发动西安事变的最初提议无疑是张学良自己在1936年4月底对刘鼎谈话中提出来的。但张学良当时所考虑的事变是一种什么形式，并无明确的说明。其具体提到反蒋的方式，仅仅表述为“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我要干就彻底干”。这里“硬干”、“彻底干”、“打一架”，多半是政变的意思，就是要公开结盟红军，与蒋分裂和准备着与南京进行公开的军事对抗。[1]具体怎么实现这个分裂与对抗，张似乎没有提到过。或者可以认为，在那个时候，张学良还没有后来在西安扣蒋的想法。
目前所见到关于张学良早有扣蒋预谋的说法，多半来自张魁堂先生如下的转述。根据他转述当年做过张学良赴新疆与苏联联络代表的栗又文的回忆，说是1936年8月间，即张派栗赴新疆之前，栗曾问过张学良：“蒋介石不赞成抗日怎么办？”张说：“我可以劝。”栗说：“你劝他不听呢？”张回答说：“再劝。”栗又问：“他还不听呢？”张拍大腿说：“除非他不到我部队中来！”[2]言外之意，还在1936年9月，张学良就已经考虑过蒋介石来西安时捉蒋的问题了。张转述的另一则资料，是《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据张转述说，该书肯定地说，叶在离开西安之际，张学良曾对他谈过准备发动事变的想法。称张说：“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按：法文Coup dEtat即政变的音译）。”反而是叶剑英对此感到不妥，并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来电劝张对此事要慎重。[3]
但这两种说法似乎都缺少根据。以栗又文回忆而论，已知7月张学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发现蒋介石有联俄企图，开始对自己与中共密谋联苏反蒋一事倍感不安，心情矛盾。直到8月底，尽管中共中央专门派了潘汉年前来西安与张商量反蒋大计，张却长时间称病不见潘。直到29日因猜测南京方面对其有所企图，派特务捉了与东北军来往密切的刘澜波等人，一怒之下抄了省党部，态度才逐渐明朗起来。说8月间张学良已有明确的预谋，多少有些不合逻辑。至于《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说法，在正式出版的《叶剑英传》中并无所见。但即使有此一说，也无文献资料能够证实，或许是来自叶本人的回忆。而回忆年代久远，自不见得准确。如《叶剑英传》根据叶自己的回忆，说叶8月底9妆与潘汉年等一道由保安出发前往西安，12月3日还在西安与中共中央通报，4日蒋介石到西安后才“回到延安”，[4]就明显不确。不仅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不在延安，而且当时的文献档案清楚地显示，叶9月24日动身前往西安，11月5日由西安返回。11月18日以后叶陆续有电报给西安方面，故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时，叶又如何能够还在西安呢？况且，自张书提出此一说法之后，无论如何查找，迄今也无人能够举出那份所谓中共中央劝张要“慎重”的电报来。
能否从文献的角度来查证事变前张有考虑扣蒋的可能性呢？无论如何，采取西安事变的方式不可能是灵机一动的结果。作为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与杨虎城不可能事先毫无考虑。张学良自己对此也有过明确的说法，肯定还在1936年10月底，即张学良在西安和洛阳劝蒋和共不成之后，他和杨虎城就谈到过捉蒋的问题，只不过，张学良后来解释说：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虎城）深表同情。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5]
张学良的这个说法，可以通过当时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印证。只不过，时间要比张学良回忆中所说的要早几天，即是在蒋介石来西安之际，而不是在张学良从洛阳回来以后。
蒋介石这次来西安的时间是10月22日，走的时间是29日。其间由张学良等陪同在华山住了几天。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当天，正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曾有电报报告张学良劝蒋和共结果，及西安各方对蒋此行的看法。电报称：蒋张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谁以红军打[劝]他，他不准谁剿匪。此路已绝，张将无能作为。……此间人士对蒋之张主[主张]大为不满，正酝酿反对言论。……杨于也毅[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话碰钉子，及[至]今沉闷，有主驻蒋说。[6]
在这封电报里，错发错译之字较多，但主要内容还是比较清楚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说明杨虎城见蒋后有所不满，“有驻蒋说”一句。“驻”是停、留的意思，本身虽无主动成份，但用在役使结构上，很容易看出他有某种强迫的意味。有的学者干脆就认为“驻蒋”其实就是“捉蒋”的谐音，大致也是说得通的。显然，张学良的回忆与当年留下来的电报内容，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它显示，在10月底，张、杨已经谈到了用“捉”蒋的方式发动政变的问题了。至于说张回忆自己对此全不以为然，“闻之愕然，沉默未语”，恐怕多少与其写回忆时的处境有关。试想，如果张学良对蒋没有较为激烈的表示，依着久于世故的杨虎城那一向极端小心谨慎的个性，他如何会毫无顾忌地提出这般激烈的建议来？其实，这时叶剑英等也有电报说明张的态度正日趋激烈，而整个西安的空气，包括杨虎城的态度，多半都是“因为张之态度逐渐改变”而引起的。况且，杨虎城的这一说法，也正是张学良告诉叶剑英，叶据以转报中共中央的。注意到张转述杨的说法，并未加任何评论，可知张后来所谓“闻之愕然，沉默未语”，进而明确拒绝，声称“在余有不能之者”云云，未必完全属实。
不过，能不能说，张学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密谋诱蒋而捉之了呢？事情恐怕也不是这样简单。
11月12日，张学良秘密召集东北军抗日同志会成员开会。在会上，他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声称，他的主张是：第一，抗日；第二，联合各党派。抗日同志会是张学良自己为建立东北军内部领导核心，实现其深刻改造东北军而组织起来的一个秘密政治组织，人数不多，主席即张学良，以下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基本上都是思想激进，并深受张学良信赖的少壮派军官。这些军官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早就不满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对张学良此前的妥协态度也动辄直言批评，毫不客气。蒋介石10月在西安关于“匪不剿完，决不抗日”的讲话，以及不听张学良等劝告的情况，极大地刺激了这些人，其情绪及其主张一时间变得异常激烈。这种激烈态度中，毫无疑问地也包含有要对蒋采取激烈行动的意见。张学良专门召集同志会大会，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无疑就是要表明自己的决心，以求同志之理解。但是，在另一方面，张学良这样做，其意也在劝告他们暂时不要公开与南京对立，以免落人把柄，影响大局。为此，他特别强调：眼下“勿公开与南京挑战”。至于何时挑战，如何翻脸，张此时未置一词。
11月5日，叶剑英离开西安返回陕北保安，张学良曾有亲笔函件转致中共中央，其中不仅询问中共下一步行动计划，而且特别对中共接取苏联援助的情况，以及苏联对援助西北抗日军队的态度，表示关切。此中含意如何也许不难了解。看起来张学良鉴于劝蒋无效，杨虎城及其同志会中人又一致主张激烈，他已经不能不考虑向蒋介石做最后的抗争了。问题，万一自己与蒋翻脸，苏联能否给予他所需要的援助？至少，在张学良看来，这个时候还没有准备与蒋对抗的条件。因此，他还下不了决心究竟应当走哪一步。关于这一点可以从11月中旬他对毛泽东来电的答复中看得很清楚。当时因红军宁夏战役失利，[7]红军主力被中央军围攻于甘北一隅之地，形势危殆，毛泽东专门来电询问张学良有无办法停止蒋介石的进攻。张学良就此考虑再三，却丝毫也没有想到发动西安事变的问题。他提出的方法仍旧是纯粹防御性的。据他告诉刘鼎说：对蒋介石破坏红军宁夏战役计划，他尚无好的办法。他考虑到的出路有三：第一为出神木；第二为出直趋绥远抗日前线；第三为经过去红二十五军老路，出河南绕陕南，再兜圈子回陕北。直至11月25日，他仍旧无法决定行动计划，以致不能不要求中共中央“早决大计”，以免军事形势更形恶化，因为他作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又有蒋介石本人的严厉督促和蒋手下人在旁监督，实在没有办法总是延缓对红军的进攻了。
张学良何时开始决心采取主动的呢？从文献上看，应该是11月底了。当时，蒋正策划绥远抗战，张借机于11月27日直接上书蒋介石，再度提出调东北军前往绥远参加抗战的要求，希望以此来根本延缓西北的内战，满足东北军抗日的要求，同时便利接通苏联和外蒙，取得援助。但正如张学良在其回忆中所说的那样，他的抗日要求再次落了空，因此心中再种“恶缘”，“愤怒不已”。[8]恰在这时，张学良又得知蒋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宣布查封各种反对剿共和主张抗日统一战线的救亡报刊。此举更进一步反映出蒋介石对国内各界抗日要求的敌视态度，张学良对此焦心如焚。
时至于此，张学良终于决心采取一些行动了。只是，直至11月30日为止，张学良显然仍旧没有确定事变的方式和最后行动的时间表，还想能通过迫使蒋接受东北军北上绥远抗日来达成根本转换西北形势的目的。据刘鼎这一天来电称：对于中共方面强烈要求王以哲所率部队停止继续推进的问题，张学良同意尽量使军队停止下来，但强调不能长期停顿，还请红军要尽速设法。但张学良表示，从各方面看，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矣。[9]此电之前面半段话仍是如前此一样告诉中共，因命令所关，变动困难，处于被动地位的东北军长时间不进兵是不可能的，意即战争一时还无法因他张学良的努力而长期停止。故毛泽东次日在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对张电的解释也仅仅是：张学良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止，但又谓无法长停，似蒋尚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仍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张学良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10]
此电固然说明张已在设想一两个月后解决问题，实现与红军前议之西北大联合，但考虑到这时距蒋介石到西安来，只有四天时间，距离西安事变也只有十二天时间，可以想象，张这时即赴洛阳面前蒋介石前夕，尚无明确的诱蒋扣蒋方案，他多半是在考虑最后一次向蒋进谏，决心不达目的不止。若再失败，则要准备与蒋翻脸了。相信“张、杨早蓄劫的阴谋”的学者，显然认为张学良此时前往洛阳就是以骗蒋去西安为目的。李云汉先生即明确肯定“张学良于十二月二日前往洛阳晋谒蒋委员长，声称西安将有变乱，情势已迫不及待，请求蒋公亲临抚慰”，蒋对此深不疑，因而再赴西安。张魁堂先生也绘声绘色地把蒋介石去西安说成是张学良用激将法的结果，称：当谈话中蒋介石听了张学良的批评后，勃然色变，厉声说：“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张学良回答说：“东北军的士气，打日本可以，打内战，难；除非蒋委员长去训训话，安慰和鼓励他们。”蒋介石听后即对张学良说：“我可以去临潼每天请一桌客，借此机会轮流和东北军将领谈话。”[11]
张学良是12月2日单人单机飞往洛阳见蒋的。姑且不论张此行是否真的抱着赚蒋来西安的目的，仅以11月30日张尚无立即发动事变的计划，还在让红军自己想办法牵延一两个月时间，说仅仅两天之后就立改初衷，迫不及待地要诱蒋而擒之，多少有些不合情理。事实上，根据刘鼎这时的报告，张此次赴洛阳面蒋，仍是为了当面陈述其11月27日请求援缓的理由，并无请蒋来陕之意。而且，李云汉和张魁堂两先生这里也均没有举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史料来证明他们的说法是可靠的。[12]
张学良12月2日赴洛阳多半并无诱蒋来西安意图的情况，也可以从其他一些史实中看出来。就在张学良赴洛阳的前一天，即12月1日，他得到毛泽东11月30日电，告诉他叶剑英一周后将再来西安与他共同商量两军行动“新步骤”。显然，如果张学良此时有计划赚蒋来西安生擒之意，他没有理由不复电要求叶尽快回来。可是，他明知叶计划一周之后才从保安动身，到达西安可能要到12月中旬以后，却并不介意，仅复电表示：“雨苍（即叶剑英）兄来甚欢迎”。从后来临近发动事变张学良急电要叶火速前来的情况看，可以判断，他如果此时已有诱蒋来陕和发动事变的具体打算，他是不会对叶的行期毫不介意的。
同样，12月2日，即张临上飞机前，他还曾叮嘱刘鼎电告中共中央赴洛意图，同时要刘将蒋介石新的“剿共”部署报告陕北中共中央，称12月10日国民党军队各部将全部按新计划部署完毕。张学良提请中共方面“立即准备作战”。此电亦说明张学良这时仍估计12月中旬以后，包括东北军在内的国民党军队，可能会对红军展开大举围攻。换言之，张此时尚不存在立即对蒋采取行动，使进攻迅速停止下来的明确打算。
综上所述，在蒋介石12月初到西安来之前，张学良多半还没有就何时行动及如何行动作好准备，因此，恐怕不能说张是有预谋有计划地把蒋骗来西安生擒的。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在蒋介石来西安之前，张也确实有一张大致的时间表，甚至包括采取行动的方式，他也多半已有所设想。因此，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也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毫无准备的行动。
2.张学良什么时候决定发动西安事变的？
张学良最初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发动事变“捉蒋”的呢？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前所述，张学良下决心采取“捉蒋”行动，至少在12月4日蒋介石到了西安之后。问题是在哪一天？有人认为是12月7日下午张学良在临潼与蒋介石谈话劝说失败后，一回西安就决心“捉蒋”，8日即与杨虎城“初步确定兵谏计划”。[13]有人认为是12月10日下午张、杨“研究了捉蒋方案，做出了最后的决定”。[14]有人则认为迟至12月11日晚张、杨才秘密会谈，决定对蒋实行兵谏。[15]
从新发现的史料得知，张学良初步考虑采取捉蒋行动，应该是在12月7日。在这一天下午，张学良曾有一封急电直接发给叶剑英，说明蒋介石来，仍坚持剿共，故要叶火速赶来西安相商“要事”。
张学良与叶剑英相处一个多月，叶原本即是中共中央任命的代表，又具有相当能力和丰富经验，故张对叶十分推崇。事变发生后他曾坚持要叶担任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合组的抗日联军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参谋长。因此，张学良在有心发动事变之际，自然会希望尽快与叶相商。而这个时候，叶刚在两天前致电张，说明他将陪同前去西安转往新疆以便赴苏联就医的王稼祥，于8日从保安动身，13日左右到达西安。从张学良接叶电后两天没有马上复电的情况可知，5、6两天他还没有下如此重大的行动决心。张学良所以会在7日以急电方式要叶马上赶来西安相商“要事”，明显地是与他有意发动事变的情况有关。
但是，打算发动事变捉蒋，就此与中共代表相商，并不等于张这时已经下定决心并确定了行动计划。因此，几乎所有的著作和回忆录都肯定，张学良不是在12月10日就是在11日正式决定于12日发动事变的。问题是，究竟是10日，还是11日呢？认为11日才最后决定行动计划的比较少，其理由是，“蒋介石准备十二日离开西安”，他为此已经在11日晚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因此，当宴会之后，张学良生怕蒋介石这一走再没有机会实现其计划了，于是才急急忙忙地赶到杨虎城将军的司令部去，于午夜时分召集所有军级将领，决定了发动事变的时间的具体步骤，然后迅速调集部队开始行动。[16]
很难相信这种说法是的。因为，就连蒋介石自己也否认其11日晚的宴会是一次“告别宴会”。他明确说：当晚的宴会是他为“商议进剿计划”而安排的一次“行辕会餐”。况且，说蒋介石第二天要走也不可信。蒋介石来西安前已明确认为，这次剿共行动一旦部署就绪，“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少一个月）可竟全功”。而此时，新的围剿计划尚未安排，张、杨两部的问题亦未解决，加上张学良态度未稍转变，蒋必不能将指挥此次剿共军事之责托付于张，或者须另择他人指挥，或者干脆自己亲自指挥督战。蒋固已考虑调派陈诚、蒋鼎文或卫立煌等来负责进剿事宜，但这时亦未做好安排，如何会突然一走了之呢？[17]
另一种说法虽否认蒋介石第二天要走，但也认为张学良决定12日凌晨发动事变的时间是在11日午夜前后。理由是蒋介石11日晚宴时与张学良商定，第二天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而张已下决心不参加剿共，故他约了杨虎城于当晚急急忙忙在再度出席西安的晚宴后，决定次日凌晨采取军事行动，并分头作了部署。[18]同上面的说法一样，此说也仍有让人生疑之处。试想，11日晚张学良等赴临潼参加蒋之会餐，除了吃饭以外，还要“商议进剿计划”，当时西安至临潼乘车即要半小时以上，再加上商议的时间和吃饭的时间，即使蒋介石的晚宴于傍晚6时以前开始，张学良等回到城里至少也要晚上八九点以后了（孙铭九回忆张回到城里的时间是“晚八时许”，多少接近）。而这时城里，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的名义，也举行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宴会，宴请来陕各军政大员。因此，张学良等参加蒋会餐的将领，赶回城后，还要参加城里的那个宴会。如此下来，等到张学良要与杨虎城商量兵变事，自然也要到午夜时分了（邵力子回忆他参加张学良的宴会，“十二时许才回省政府后楼就寝”，当属可信）。此后距事变之发动至多不过三四个小时，又要与杨商量，又要召集重要将领开会说明，又要向下级军官布置行动步骤，又要调动军队由城里前往临潼……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使当天凌晨的行动落空和败露。因此，说张学良事到临头才匆忙决定发动事变，且定在三四个小时之后即行动，毫无疑问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事实上，比较合乎逻辑的说法是10日晚或11日白天。张、杨两部当时比较了解内情的孙铭九、刘多荃、王菊人、宋文梅等人的回忆，均可为此提供一些佐证。如张学良当时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回忆称：11日上午张学良告诉他说，已与杨虎城商妥次日行动。张之一0五师师长刘多荃也明确讲，张学良是在10日晚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和主要行动负责人，具体部署行动计划的。杨虎城机要秘书王菊人的回忆更具体一些，他说：“十二月十日晚，张、杨对于扣蒋的意见，已完全一致，并已决定于十二日拂晓立即行动。”到11日上午，张、杨二人又在张学良官邸商量两次，至下午确定了共同行动的具体部署。[19]由于此一行动十分重大，且须东北军和十七路两部密切配合，不能稍有差池，故绝非一时兴起，几小时之内可以完成一切商量、筹划、部署、动员及行动过程的。因此，说张、杨10日确定了行动日期，之后至11日白天曾几度秘密具体商议完成行动部署，似较合理。
关于这一点其实还可以证之以11日晚发生的两件事。一件即是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邀请来陕中央各军政要员赴宴之举。考虑到第二天凌晨即将发动事变，如果以为头天晚上张、杨举行这样的宴会纯粹只是一种巧合，怕是难以想象的。兵不厌诈，这是兵家常用之计。在临发动事变几个小时之前通过这种方式麻痹对方，同多数兵家刻意把突然袭击的时期选在节假日里，都是出于相同的考虑。另一件事是张学良当晚在应蒋意外之召赴临潼面蒋时态度之尴尬与紧张。张、杨有意在西安城内安排了11晚的宴会之后，突然得到蒋介石赴宴邀请，这不免使张、杨感到格外紧张。杨虎城、于学忠两人之所以借口西安的宴会不去临潼参加具有“商议进剿计划”这样重要内容的“行辕会餐”，多半也是以防万一的一种准备。尽管如此，张学良还是有些不安，其紧张之态甚至连蒋介石都有所觉察。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20]不难想象，如果照11日夜蒋宴会之后张才赶回西安与杨商定次日晨发动事变的说法，张此时当如前此一样神情自若，不致如此紧张以至无法掩饰。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由于张学良十余小时之后就要发动事变，蒋介石这时意外召见，其言行举止难免有些不自然，故给人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之感。
无论如何，依照张学良事后三次公开讲述他在12月9日晚为学生游行问题与蒋介石发生激烈争执的情况，可知蒋介石当时对学生的态度对张精神上的刺激相当大。[21]7日张已有心对蒋采取行动，准备与叶剑英商量，但叶由陕北来，路上最快也要五天时间。鉴于张没有再打电报催促，估计张当时有再等几天的准备。然而，9日的争执之后，张学良已经再也不能忍受了。因此不等中共代表到来，独断独行地开始与杨虎城商量捉蒋计划，并着手部署。正因为准备仓促，因此当11日晚蒋介石突然召见时，才不免有些神经过敏。[22]
3.西安事变何时发生？蒋介石何时被擒？
西安事变究竟何时发生？何时促到蒋介石，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越说越乱了。
关于张学良、杨虎城计划12月12日晨发动西安事变的时间，即部队统一行动的时间，通常被认为是当日凌晨6时。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多数回忆和著作，谈到的部队实际行动时间，却比这一时间至少提前了两三个小时之多。包括全国政协西安事变组编写的《西安事变简史》，积数十年之研究，最后也坚持说，12月12日大约“凌晨三时左右，东北军外线部队在灞桥以东和骊山附近进入阵地，包围了华清池。四时许，内线部队卫队第一营一连解除了驻在华清池外院禹王庙一排宪兵的武装，继之与白凤翔、刘桂五和卫队第二营先头部队一同冲入二道门，与守卫内院的蒋介石的卫队约30多人展开枪战。”战斗很快结束，但蒋介石已越墙逃出约半公里路程，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才将蒋从骊山半腰的一块大石头后面找到带回西安。整个事变5时以前顺利结束。[23]
这也就是说，东北军从进攻华清池到最后从骊山半山腰找出逃出半公里之遥的蒋介石，前后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显然，这一点和过去一般著作所说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人们几乎一致肯定，部队实际行动的时间在凌晨5点左右，蒋介石被找到时天已大亮。[24]
为什么如今人们的说法和过去大相径庭呢？这里面的原因多半在于下述电报的公开。在这一天凌晨时分，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25]
此电之落款时间写的是“文寅”两个字。文为12日的代字，寅为凌晨3时至5时的代字。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此电发电时间在12日凌晨3-5点之间。加上电报中有“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字样，于是，《西安事变简史》的作者们就得出结论：蒋介石于张学良发电时已经被俘。由于有了这样一封电报，加上几乎所有当事人都记得事变之初确被蒋逃脱而四处寻找，因此人们遂相信，部队行动时间至迟不超过凌晨4点，俘蒋时间自然也就应当在寅时结束之前了。
但仅凭张学良电报中“今已将蒋……扣留”一语，是否就能断定张学良发电时蒋已被俘了呢？难道不存在这样一种性，即张学良自觉夜半偷袭，强兵围堵，稳操胜券，加上急于告之中共其计划与目的，故攻击行动刚一准备停当，就致电中共中央，并已认定自己的行动必然成功呢？显然，这种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在逻辑上、情理上，都远较5点以前找到蒋介石的说法，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根据之一，人们目前依据张学良发报时间来推论蒋被俘时间，这本身就存在一种误解。要知道，第一，张学良的文寅电的那个寅字，确切地说并不是3-5点的意思，而是5时的意思；第二，张学良选择凌晨5时发电，也并非是因为当时行动已经结束，而是因为凌晨5时是张学良和刘鼎与中共中央约定的守听和发报时间。凡多少了解一些当年电台联络工作的人都应当懂得，当时一般电台联络是不可能每小时每分钟都进行的，通常都需要事先约好双方的守听时间，双方也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发报和收报。而最初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通电，甚至是隔日守听的，以后才改为每日守听。但每天守听的时间，加上王以哲台，这时也只有三次。根据事变前的约定，双方这时的守听时间分别是凌晨5时，下午1时和晚上9时。因此，凌晨5时发电只是按照约定时间发报而已，并不能因此就推论张选择了这一时间发报，是因为事变已经开始并取得了成功。也正是因为张必须要在这时发报，故张尚未得到确息，就根据估计预先宣称事变已经成功了。
根据之二，蒋介石于事变当时摸黑逃上骊山约半公里之处，又栖身于石穴草丛之中，东北军攻击部队进攻华清池已花去相当时间，又如何能够在黑灯瞎火的情况下，只花去很少的时间就在无路可寻的骊山东侧找到蒋介石？[26]
根据之三，当时亲身参加捉蒋行动的东北军军官也都清楚地记得，攻击行动结束后，天已渐明，蒋介石仍未找到。如当时最主要的两个参加者，张学良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和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均回忆：“天色微明，骊山上下尽是搜山战士”；或直到“天色即将全明了，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部队才大举搜山。更为重要的是事变结束后不久蒋介石和蒋贴身侍卫蒋孝镇对此的说明。蒋孝镇事变后不久即说明，当他和蒋介石逃出华清池登上骊山半山腰时，“天正黎明，晨光微熹”，而后张学良卫队搜山几次经过二人藏身之地均未发现。蒋介石自己也有同样的说法，称他从华清池越墙出来，行约半小时，藏身骊山东隅半山腰一岩穴之中，直到天已渐明尚未见有搜山行动，至天大亮约9时许才见东北军“四处搜索”，很快被发现押解西安。[27]
根据之四，刘鼎12日同样于凌晨5时根据张学良的要求通报中共中央，说明“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抗日义旗”，但内中并无张电中已将蒋介石扣留的字样，且明确肯定当时只是“意图俘虏”蒋介石而已，尚未成为事实。[28]故而在当天上午找到蒋介石后，张学良又令在西安的王以哲用他的电台，于下午1时按照约定时间再度发报给中共中央，进一步转告：“蒋先生已扣留在西安，蒋鼎文、朱绍良等十余高级将领均扣留。”之后，当毛泽东等于事变当天晚上9时再度来电确认此一说法，张学良等又有电报说明：“十二日六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29]
显而易见，如果张学良凌晨5时发报时已经将蒋介石捉到，自不必叫王以哲再打一个内容相同的电报通知中共，更不会在当晚告诉中共中央说早晨6时俘虏蒋介石等。
由上不难了解，当日凌晨5时前后经良和刘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只是按照约定发报时间紧急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计划与目的，此时部队行动不过刚刚开始，并未捉到蒋介石。
那么，12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在西安和临潼开始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究竟是几时呢？能否说，这一行动原定6时，实际提前了两三个小时，发生于当日凌晨三四点钟呢？
在这里，首先必须说明的是，第一，关于张、杨预定清晨6时为统一行动时间，而部队却毫无根据地提前行动近两三个小时，这是说不通的。对于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张学良等曾反复叮咛并严加督促，加上此一行动数路并进，时间上要求十分严格，不论东北军或十七路军纪松弛到何种程度，没有特别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参战部队及其现场指挥人员绝不可能擅自提前行动达几小时之多的。而遍查所有事变参加者的回忆，也几乎都没有提到因突发事件致使实际行动时间较计划行动时间严重提前的情况。故完全可以推断，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预定12日6时行动，而实际行动时间意外提前的情况。
那么，关于当时凌晨三四点部队开始行动的说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查关于这一行动时间的说法，大都出自于几十年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当时事变之经历者。他们几乎都肯定，实际行动时间在12日凌晨四五点钟。
如事变发动时与张、杨等同在西北绥靖公署等候各路消息的西北剿总第四处处长卢广绩，回忆听到枪声的时间为凌晨4时左右。同为十七路军，当时担任西安市内行动任务和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回忆部队行动时间为4时30分左右。当时负责指挥西安市十七路军行动的第十七师第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回忆行动时间为凌晨5时许。当时为东北军骑六师师长的白凤翔担任副官、随同白凤翔一同前往临潼执行捉蒋任务的常国宾，回忆向华清池进攻时间为凌晨四五点。当时负责华清池外围警卫的张学良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回忆，他在凌晨4时许命令部下发动进攻。另外，东北军夏时回忆参加现场指挥卫队二营扣蒋行动的一0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率部进攻时间为5时左右。[30]
其他重要当事人，如孙铭九虽回忆他是在凌晨2时30分到达攻击部队宿营地部署行动并进行动员的，但并未说明部队向华清池具体的进攻时间。时任东北军骑六师十七团团长的汪榕虽回忆参加扣蒋行动的刘桂五对他说，部队进攻华清池的时间是凌晨约3时许，但因汪榕当时不在现场，听说和记忆均不足为凭。因此，事实上，在目前可以看到的几乎所有的当事人回忆当中，多数人确实记忆事变发生于凌晨四五点钟左右。[31]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认定上述说法一定成立呢？在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上述说法全部出于事变发生几十年后，而多数研究者并没有特别重视事变发生当时的文献和事变刚刚发生后一些当事人的记述。应当肯定，这样的史料固然有限，但远比人们几十年后的回忆，并且很可能是受了前述张学良寅时电报的引导而做出的回忆，要更有价值，也更应当加以重视。
比如，上述12日当晚张学良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详情时，曾肯定事变发生的时间为早6时。中共中央曾将这一电报的内容一字不落地转报给共产国际，并于第二天以军委主席团名义又将所得情况总结后向全军通报。其电称：十二日六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一团长阵亡，钱大钧受伤，马志超及城防之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全部缴枪，除蒋死卫士二十多人外，西安城内冲突小，可谓完全胜利。已宣布政治主张及十大政纲。[32]
细读此电，可知内中固然没有具体提到行动时间问题，但从第一句中关于6时已将蒋介石等全部俘虏的表述，可以得出两种解释。一种是以晨6时为结束全部战斗行动的时间，即是说，事变统一发动时间早于6点，至6点钟不仅解决了城里的所有宪兵警察，俘虏了全部中央大员，而且粉碎了华清池所有的抵抗行动，还抓住了蒋介石。但此种说法有很大疑点。至少关于早6时以前找到蒋介石的说法即难以令人相信。因为西安地处中国西北，因时差关系，12月的早6时仍是漆黑一团，这与找到蒋介石时天已大亮或微明的说法明显不一致。另一种解释则更合理一些，即是说，这里所说的6时是部队统一行动的时间。尽管这里没有说明蒋介石一度逃走的情况，但这并不难于理解，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在如此短的电报中具体解释说明这种唯一例外的情况。电报中所要强调的其实只是一点，即事变发动一切顺利。而这是以除蒋介石外，所有行动都在部队采取统一行动的一瞬间取得成功为根据的。蒋介石虽属例外，但也只是一时漏网，并未影响整个行动的成功。故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除蒋介石外，全部中央人员都是在晨6时的统一行动中被俘的。
可以进一步印证这一情况的，是同为当事人的蒋介石和他的卫士蒋尧祥事变后不久的记述。蒋介石事变不久出版的《西安半月记》是按日记方式逐日记录事变过程的亲身经历的。其成文固可断定是经过事后加工修润，但对照台北国史馆保存的蒋日记，可知有关事变发生经过情形的记述基本保持了原状，没有太大的修改。蒋自己记述说，他是在凌晨5时半听到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的。当时他已经完成床上运动，“正在披衣”。[33]固然，蒋当时匆忙中未必一定看过表，估计的时间未必十分准确，但就其较为固定的生活习惯而言，他断不致突然在3点多起床去做床上运动后，于4点听到枪声。[34]其在5时半起床，6时左右听到东北军进攻华清池的枪声，应当是比较可信的。
而蒋尧祥回南京后给上峰的书面报告则有这样的说明。他写道：“窃士（蒋谦称）与翁自勉为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六时至八时委座寝室外之卫兵。士守西门，翁自勉守东门，官长值班者竺侍卫官（培基）。当事变发生时，系六时二十五分左右。初闻汽车开动之声，未几拍拍之枪声破空而起，士即出枪警戒，并即报告竺侍卫官及翁自勉。当奉竺侍卫官命令迅驰下面查看，急行抵贵妃池后面（即华清池柜[院]门外），即发现张部之卫队七八名……”[35]。蒋尧祥这里所说的时间，与蒋介石有所不同，前后相距近一小时，相同者均在6点前后。由于蒋介石黑暗中起床，加上枪声骤起，未必立即注意过时间，因此，蒋尧祥的记述应该更准确些。因蒋尧祥晨6时上岗，绝不可能提前半小时之多，自然也更不可能提前两三个小时。至于说蒋上岗后是否一定是过了25分钟听到枪声，则未必十分准确。重要的是他6点上岗不久即听到枪声，并亲眼见到东北军士兵冲入华清池院内，而这个时间与张学良等报称晨6时的行动时间恰相符合。
另外，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从蒋介石及其贴身卫士蒋孝镇事后的说明中证实捉蒋的行动多半发生于当日早6时左右，而不是凌晨四五点钟。因为如前所述，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蒋孝镇均已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爬到骊山半山腰时，“天正黎明，晨光微熹”。从华清池后墙出来至蒋藏身的半山腰有多远？仅500米左右。12月的西安早晨何时开始“晨光微熹”？大约在7点半左右。即使是从骊山上远望，相信也不能早于7时左右。这么短的距离，又是逃命，试想，蒋与他的卫士有可能花了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才爬到哪里吗？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事变发生的时间应当在6点以后，蒋与其卫士翻出后墙，因蒋伤了腰，花了大约一个小时爬到骊山半山腰，这时“天正黎明，晨光微熹”。
根据以上的分析似不难断定，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完全是在张学良、杨虎城预定的计划和指挥这下实施的。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部队已经开始分别向预定目标运动之后，即凌晨5时左右，张学良首先用自己的电台向中共中央通报了事变的消息。同时也进一步通知了刘鼎。刘鼎因此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也用自己的电台向中共中央通报了这一消息。之后，各部队先后到达指定位置，并在清晨6时左右开始了突然的军事行动。整个行动比较顺利，除蒋介石一时走脱，其余各处均很快按预定计划完成任务。而至天明时分，蒋介石也被发现藏匿于骊山半山腰之草丛中，很快被带回西安。整个事变发动的军事行动因此而大功靠民。除蒋介石、陈诚、朱绍良、蒋鼎文等国民党中央军政高级官员被扣押外，仅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一团长阵亡，钱大钧受伤，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潜逃，蒋之卫士死亡20多人，其余城防之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全部被缴械，整个行动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大功告成了。
注 释
[1] 有关内容参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第二章（西北大联合计划）。
[2] 见《栗又文致史永信》，1982年7月13日，转见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194页。
[3] 前引张魁堂书，第191-192页。
[4] 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220，229-231页[5]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转见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2册，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200-1201页。
[6] 这里“杨于也毅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一句中的错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可将杨于理解为两上人，结果此句可整理为“杨（虎城）于（学忠）也因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一种则将“于”字理解为是发报人当时误将其后面的“也”字错误颠倒所致，并非指人，如此可照笔者注明者，整理为“杨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笔者如此判断，是因为考虑到以下两点，其一，杨、于虽均见蒋，但于学忠为东北将领，其对张学良之意图不甚明了，很难想象于会与杨一同劝蒋停止剿共；其二，就电文本身来看，此句中并无漏字情况，但如将“于”理解为人，则句中明显地还缺一个“于”字或“因”字。另外，此电中“驻蒋”除从其字义理解外，亦可从其音似理解为“捉蒋”。《叶、刘致中央电》1936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