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蒋的“答复”，25日上午，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顺利地进行了最后的商谈。据周恩来当日报告，根据蒋的“答复”意见，双方“谈判结果”如下：（子）孔、宋组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队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48]比较23日蒋“答复”之六条，可知最后谈判的结果与蒋之承诺基本一致。而且，宋子文还主动地把蒋的“开国民大会”，改成了开“各党各派救国会议”，并增加了释放政治犯和共产党公开两条，西安方面的收获可以说超过预想的结果。而上午谈判后，蒋介石更接见了周恩来，在肯定“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解决一切的同时，明确表示欢迎周去南京谈判关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问题。[49] 一切的一切都表明，蒋介石已经承诺接受张学良的各项基本政治主张，只待回南京逐项落实了。至此，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可算得上是大功告成了。
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张学良亦本着“言必信，行必果”的信念，踏上了送蒋返宁，“束身归罪”的道路。即使在南京军委最高军事法庭上，他仍旧慷慨陈词，声称除了违犯纪律、损害领袖尊严外，“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50]其被判刑前夕，还满怀信心地给毛泽东写信道：“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顺利，俟二三日把政(改)府(事)做完，几天即回”。[51]即使判刑之后，他仍旧相信此不过蒋为环境所困不得不搞的“官样文章”，因而仍不无自豪地宣称：“‘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抗日复土的责任，已经加在我们的肩头了！”自信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必会与东北军将士共同奋斗。[52]甚至在最终得知他将再无回陕可能之后，他也还是一度相信：蒋“谅亦必有为难处”，因“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故“此事仍有转环办法”。[53] 张学良再没有能够得到自由。但是，事实证明，蒋介石大体上也没有食言。除了改组政府和令中央军离开西北这两点事实上难以实现以外，蒋在西安所承诺的条件也大都陆续得到了落实。内战停止了，联红容共实行了，上海救国会的爱国领袖释放了，召集国民大会的相关法令颁布了，谋求与苏联合作的外交谈判也切实进行了，甚至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同胞期望的对日抗战，也在事变结束半年之后迅速开始了。因此，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张学良虽然身陷囹圄，然而他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注释
[1]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78—279页。
[2]这样一些说法还可以在蒋鼎文的回忆，李云汉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王禹廷著《细说西安事变》等文章和书中找到。
[3]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转见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2辑，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
[4]转见徐永昌1935年10月15日日记，见《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1994年版。
[5]该信写于12月9日，蒋在信中密嘱邵力子将准备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任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接替张学良的消息，透露给报刊记者。西安华清池五间厅展出之蒋介石亲笔函，并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安事变史编写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6]张学良前引文。关于蒋介石不信任东北军的情况，还可以证之于徐永昌的日记。徐日记称，10月9日，阎锡山建议徐向蒋介石建议“拉东北军入绥”抗日，徐谓：“东北军作战力薄弱，而军纪太坏，若久戌而敌不至，失尽民心，是用之则所得不偿失”。阎坚持不可，仍要徐请示于蒋。10月17日，徐到杭州见蒋，询以阎先生拟请东北军守绥事，蒋当场否定，称此议不妥。见《徐永昌日记》，第3册，10月9、17日条。
[7]李云汉前引书，第98，104-105页。
[8]蒋介石前引文。
[9]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53-1054页。
[10]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56-1057页。
[11]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66-1067页。
[12] 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70页。
[13]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73，1075-1077页。
[14]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80-1081页。
[15]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88页。
[16]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89-1090页。
[17]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96-1097页。
[18]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102-1103页。
[19]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55页。
[20]徐永昌1936年10月30日日记记述说，蒋当时对主张和共的张学良说：“使共党当面以手枪拟之，亦不与之妥协也”。见前引《徐永昌日记》，第3册。
[21]即使是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也多次谈到张再三要蒋接受八项主张的情况。
[22]据《刘鼎札记》称，1936年7月初，张学良曾准备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合在一起，放开手干，以免遭蒋介石的暗算。转见张魁堂：《张学良传》，第168—169页。刘鼎在这里回忆的情况基本属实，但时间上差了两个月。详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章(西北大联合计划)。
[23]见《周恩来致洛、毛、彭电》，1936年4月11日，其中周转述张学良的话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蒂”。
[24]见拙作：《有关张学良加入中共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
[25]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26]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27]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64—67页。
[28]根据当时曾经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人的回忆，一些研究者向我们描述说：当时“最使张学良烦恼的是苏联的态度”。“张学良原以为发动兵谏是为了抗日，可以取得苏联谅解，尽释中东路事件前嫌，以遂多年联苏的愿望，结果却适得其反。他问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刘答：‘可能他们还不了解情况。’以后苏联连续抨击西安事变，16日，苏联正在广播，张对刘说：‘听见了么？’表情愤懑。张以为他背了比‘九一八’事变时更大的黑锅。苏联的抨击使张学良对中共也有点怀疑。一次，张学良拿着内容载有苏联评论事变的新闻记录下楼，宋黎在楼梯下面给他让路，听见张学良似乎自言自语，说：‘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张魁堂前引书，第208页。
[29] 《张学良致毛泽东、周恩来电》，1936年12月17日，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85页。
[30]苏联政府的真实态度应该说是同这里所说的内容相一致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15日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时就明确表示：“我不认为张学良是与日本人直接勾结采取行动的，我更倾向于这种推测：张是受了某些人心怀叵测的恶意唆使”。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48页。
[31]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6年12月16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78页。
[32] 《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2日，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33]参见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221页。
[34] 《李允生给中央的报告》，1936年9月16日；《周恩来致洛、毛、博、朱、张电》，1936年12月21日。
[35]照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所记，宋子文始终是对蒋言听计从，从未有过任何个人见解的，劝蒋让步之说更毫无谈起。
[36]蒋介石前引书，其中明确记述说，这是宋美龄劝告他的话。
[37]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张培森：《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人民日报》，1988年8月15日。
[38]见《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936年12月19日，中央档案馆、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19—320页；据张培森等文章说，直到12月19日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才明确否定了公审蒋介石的口号。张培森前引文。
[39]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40] 《毛泽东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7日，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41] 《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1日，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42]申伯纯回忆说，当张学良对中共态度的日趋软化颇有牢骚，称“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见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61页。
[43] 《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44]同前引《周恩来选集》(上)，第70页。
[45]同前引《周恩来选集》(上)，第70页。据周报告：“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46]蒋介石12月17日曾有手令由蒋鼎文转送南京，要求南京方面停止进攻和轰炸三天，即以17日至19日三天为限停止进攻和轰炸。后因宋子文20日赴西安调处，宋美龄坚持展期三日。至22日，宋美龄再赴西安，进攻自然再度展期，据宋美龄告诉张学良，12月25日圣诞节为停止进攻最后一天。因宋美龄、宋子文、蒋鼎文等这时均在西安，南京内部主和力量大弱，此确实非常关键，因再无人能够阻止南京发动进攻了。参见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47] 《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4日，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张学良当日是否见了蒋介石，而蒋是否当面对他作出上述许诺？无论在蒋介石《西安半月记》，或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皆无蛛丝马迹可寻，甚至连当日蒋与张见面的事都未提及。从周恩来的报告中也不能看得很清楚，电报中只有“今日蒋答复张”六个字。至于这究竟是蒋自己答复张，还是两宋转述蒋的答复，也不得而知。但联系23日夜周恩来转述的西安方面的要求，可知在宋子文和宋美龄的直接担保下，取得蒋对以后实行六项条件的允诺，至少还是西安方面是否放蒋的重要条件。张学良无论如何不会连这一点也弃之不顾。问题只是在于，无论周恩来，还是杨虎城，此后都没有能够照原议“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周虽于23、24两日见过宋美龄两次，并于25日见过蒋介石，但蒋介石“亲口”就西安方面六条做出保证者，恐怕仅此一次，而这一次却又恰恰不能得到确切的证实，这就使得这一问题长期成为历史的悬案，惹得后人争论不休。
[48] 《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5日，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在这里，关于周恩来所报告的这次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以及周恩来见蒋介石的时间，一般史书上均认为是12月24日的事。如《西安事变简史》、张魁堂《张学良传》、周毅等《东北军史》等均称：周恩来等与宋氏兄妹的谈判日期是在24日上午，见蒋是24日晚上，并说是由宋氏兄妹陪同去的。但这种说法看来很值得怀疑。首先，根据张学良的说法，已知陪同周去见蒋者，实际应为张学良，而非宋氏兄妹。其次，周报告与两宋谈判情况的电报是25日晚7时发出的，其中并没有一个字提到他所报告的这次谈判是前一天上午发生的。而周自到西安之后，每天一般都有几封电报向中共中央报告有关情况，从早到晚，有事必报，没有一次重要谈判、谈话和有关的决定不是当天并且是事过不久即报告中共中央的。何以这次24日上午的谈判结果、24日晚上周恩来见蒋这样一些几乎是最重要的情况，周恩来要拖到第二天蒋介石走后的晚上7点钟才报告中共中央？何况，如果24日白天真的有过与两宋的谈判，为什么24日晚7时半周恩来只报告了蒋介石答复张学良对于六项条件的承诺，却不报告当天上午已经完成的内容大致相同的谈判情况呢？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因此，依笔者之见，周恩来25日晚7时报告的与两宋的这次谈判，实际上是在25日上午进行的。而从周恩来25日晚电报报告的顺序判断，周之见蒋似应在谈判之后，故此判断周见蒋也是在25日，即在谈判结束之后。
[49]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50]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110—1111页。
[51]转见《周、博致彭、任电》，1936年12月30日。
[52]张学良：《元旦告东北军将士书》，1937年1月1日，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113—1114页。
[53] 《张学良致杨虎城函》，1937年1月7日；《张学良致东北军各将领函》，1937年1月7日，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117—1119页。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