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部队”和侵华战争
作者:王向远【完结】
丛书试图从深层文化视角，透视并反思日本侵华战争，史论结合地研究日本右翼学者、文化人配合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的各种“文化战”：思想宣传战、学术情报战、奴化教育战、新闻舆论战、语言文化战、宗教文化战、文学艺术战等。丛书以大量diyi手材料触目惊心地揭示了先于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并有务于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文化侵略，实际上是日本开辟的“第二侵华战场”，目的是推行“皇国观念”，摧垮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他们在各个文化领域展开的各类“文化战”，以及在论证、筹划、组织、实施等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不仅令人震惊，也给人留下了许多反思与回味。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前言（1）
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实施“文坛总动员”，除极个别的以外，绝大多数日本文学家积极“协力”侵华战争。他们中，有些人作为“从军作家”开往中国前线，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有些人应征入伍，成为侵华军队的一员；更多的人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和文学组织，以笔为枪，炮制所谓“战争文学”，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他们或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把侵华战争说成是“圣战”；或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为侵华战争强词争辩；或把日军的残暴行径加以诗化和美化，大书“皇军”的“可爱”和“勇敢”；或丑化中国人民，渲染中国及中国人如何愚昧和野蛮；或歪曲描写沦陷区的状况，胡说中国老百姓和“皇军”如何“亲善”；或对沦陷区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
这就是活跃在侵华战争中日本文学家的所作所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机器把派往侵华前线从军采访的作家们称为“笔部队”。现在看来，“笔部队”这个词非常恰切地表明了这支以笔为枪的特殊部队的作用和性质。实际上，不仅是到侵华战场从军的作家是“笔部队”，凡是以文笔的方式、以文学活动的方式参与、协助侵略战争的文学家，都可以归为“笔部队”。在侵华战争中，“笔部队”和“枪部队”(武装部队)，形成了上下呼应、“官民一致”、软硬屠刀、文武两道的军国主义战时体制。本书的标题——《“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笔部队”这个词的。
大量炮制“侵华文学”(即所谓的“战争文学”)，是“笔部队”的主要“业绩”，也是日本文学家“协力”侵华战争的主要手段。因此，我在本书中对“笔部队”的揭露和批判，是以“侵华文学”为中心来进行的。我所说的“侵华文学”，指的就是以侵华战争为背景、为题材，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日本文学。诚然，“侵华文学”这个概念并不能统括二战期间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全部的日本文学，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却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
“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前言在日本，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日本文学史著作在谈到侵华战争期间的日本文学的时候，常常一带而过。更有一些当事的文学家和后来的研究者对战争时期日本文学家的所作所为讳莫如深，甚至掩盖、歪曲历史。几十年来，日本也有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对战争时期的日本文学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但这些著作往往把研究对象笼统地称为“战争文学”。所谓“战争文学”看起来倒是一个颇为客观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却很难表明日本“战争文学”的军国主义的、非正义的性质，因此它在价值判断上具有一定的暧昧性。在世界文学中，一切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都可以称作“战争文学”。反侵略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文学可以称为“战争文学”，鼓吹侵略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学也可以称为“战争文学”。早在日本侵华战争初期，侵华文学正在泛滥的时候，日本就有文学评论家、研究者把那些文学称为“战争文学”，以此来证明日本文学和现代世界文学中的“战争文学”是一回事。在战后，更有的作家(如火野苇平)把自己同世界文学史上的“战争文学”的经典作家作品(如托尔斯泰、雷马克等)相提并论，拉大旗作虎皮，为自己撑腰、辩解。看来，在日本，“战争文学”不仅是个概念问题，而且也包含着对研究对象的态度和看法。鉴于那一时期的日本文学为侵华战争服务的特殊性质，我不使用“战争文学”这个暧昧的概念，而把此种文学称为“侵华文学”。
把日本文学家的那些为侵华战争服务的篇章称为“文学”，读者也许难以接受。诚然，“文学”应该是真、善、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侵华文学不仅不配称作“文学”，而且还是对文学的滥用和对文学的亵渎。但是，本书要告诉读者的是：假、恶、丑的文学也同样存在，而且可能会成为一个时期、一个国家的文学的主流。日本的“侵华文学”就是一个例证。
“笔部队”及日本侵华文学的炮制者，是侵华战争的煽动者、鼓吹者，是所谓“思想战”、“思想宣传战”的主体，是日本对华进行文化侵略和渗透的主力，在侵华战争中起到了“枪部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更重要的，侵华文学既是日本军国主义所留下的侵华历史的一份铁证，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日本军国主义的所谓“战魂”和“军魂”就包含在其中，日本人对华侵略的思想“理念”、对华侵略的狂热情绪，就包含在其中。我们要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膨胀的过程，要从日本人的意识深处追究侵华战争的深层根源，要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有全面的了解，就必须研究日本的侵华文学。因此，对侵华文学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已远远地超出了纯文学的范围。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前言（2）
但是，在我国，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却非常薄弱。四十年代初，我国出版了张十方先生撰写的《战时日本文坛》和欧阳梓川先生编的文集《日本文场考察》两本书。这两本小册子，是当时中国文坛对日本的侵华文学进行揭露和批判的成果。但囿于当时的条件，对日本侵华文学的考察只能是粗略的(两本书加在一起总共只有六七万字，内容上也互有重叠)。从那以后直到现在，除了近来为数寥寥的几篇文章以外，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在侵华战争中起了那么巨大作用，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却远远未能反映实际情形。本书的意图就是要填补这方面的空缺，站在当代中国人的立场上，对日本侵华文学进行整体、全面的研究和批判。
日本侵华文学长期充斥文坛，数量巨大，仅在1937年至1945年间，光单行本就出版了一千种以上。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更是不计其数。对侵华文学的研究必须基于原始的文献资料，而且必须消化、鉴别和利用这些文献资料。但是，我在本书中不打算一般化地罗列这些材料，而是采用以点带面、连点成线的方法，对侵华文学中的重要的文学活动，对有代表性的、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的个例进行重点分析解剖。不但要对侵华文学进行揭露和批判，还要回答诸如下列一些问题：日本作家如何看待侵华战争?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日本文学家都成了“战争协力者”?日本文学及文学家在军国主义的形成和侵华战争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日本文学家负有什么样的战争责任?他们又如何认识自己的责任?日本侵华士兵的形象、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在日本侵华文学中如何被塑造?如何从日本的侵华文学看日本文学的某些本质特征?等等。与此同时，还对侵华文学的发展演变的线索予以清楚的勾勒。也就是说，把“史”和“论”结合起来。因此，单从每一章看，它是对日本侵华文学的某个专题的研究，而把全书各章贯通起来看，它又是一部较完整的日本的侵华文学史。
侵华文学史，就是日本文学的罪责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就是日本侵华文学的一份“罪案”。整理这么一份“罪案”非常必要和重要。不立这么一份“罪案”，其罪责就有被忽视、被忘却的可能。众所周知，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战后，日本许多人，特别是许多政客官僚悍然为军国主义招魂，动辄大放厥词，掩饰侵华罪行，甚至美化侵略战争。他们一方面在国际压力下不得不作形式上的“反省”，另一方面又在每年夏天摩肩接踵地到作为军国主义之象征的靖国神社参拜。同时，日本文学界的军国主义势力也蠢蠢欲动。文学家中有人在兜售《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如林房雄)，有人公开否定南京大屠杀(如石原慎太郎)。1998年5月，歌颂战争犯子东条英机的电影《自尊》又粉墨登场。这些都表明，对日军侵华历史的追究和清算还远远没有完成，它仍然是日本人民、也是中国人民的长期而又艰巨的课题。本书的研究，就是这个重大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俗话说“以史为鉴”。将日本侵华文学加以研究整理，以此警世，以此儆人，这就是本书写作的根本宗旨。
从学科领域上说，本书所研究的是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世界文学史上，战争与文学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战争常常决定着、改变着一个时期、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的面貌。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应该是比较文学中的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日本的“侵华文学”自然也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日本文学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因此，本书也是战争与文学关系研究、日本文学与中国的关系研究的一个尝试。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福泽谕吉：“文明战胜野蛮”
明治维新以后，最早关注中国问题，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状做出自己的独特分析的，是日本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福泽谕吉(1834~1901)。作为文学家，福泽谕吉为创造日本近代的平易畅达、富于宣传效果的评论、政论和随笔散文等诸种文体，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以这样的文体，写出了大量的作品。他对中国文明的历史和现状所做的分析，他那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侵略意识的中国观，极大地影响了日本人的中国观，对于日本历届政府对华侵略政策的制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对中国的看法标志着日本传统的中国观的终结，并为日本近代的中国观奠定了基调。
图1福泽谕吉像“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福泽谕吉在他的《文明论概略》(1875)一书中，以西方的进化论为思想基础，把世界文明分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个档次。他说：“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最野蛮的国家。”在这里，福泽谕吉还把中国和日本放在了同一个档次上，称之为“半开化国家”。但是，要知道，在古代，除了极个别的人(如江户时期的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文学家们大都对中国充满着友好、景仰之情。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之前，日本的近代启蒙还是以中国为榜样的。福泽谕吉之前，日本的主流看法是：中国是文明国。福泽谕吉则明确地从文明理论上把中国的“文明”档次降了下来，为他的文明理论的进一步展开做了铺垫。那就是，首先，日本必须摆脱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亚洲文化，学习西洋并谋求加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从而成为和西方国家一样的“文明”国家，这也就是他后来提出的“脱亚入欧”；其次，日本现在有了“文明开化”的觉悟和条件，而中国没有，所以，虽然日本和中国一样属于“半开化”的文明，但日本的文明在这关键的一点上还是要高于中国的文明。“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他的根据是：日本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是一个天皇的“至尊”与武士幕府政权的“至强”相配合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达不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 日本比中国容易。”(《文明论概略》)而到了后来，福泽谕吉就干脆把日本看成是“文明”的化身，把中国说成是“野蛮”国家的代表了。
就这样，福泽谕吉把中国几千年来在东亚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否定了。那么，现在应由谁来做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中心呢，在福泽谕吉看来，日本正在成为西洋各国那样的“文明国家”，因此自然应该是当仁不让地成为亚洲的“盟主”。他明确提出，在“亚洲东方，任此首魁盟主者，乃我日本也。”(《论与朝鲜的交往》)于是，他主张用武力向中国、朝鲜等国家输出日本的所谓“文明”，干预朝鲜事务，并使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主张和西方列强一起瓜分中国，割取中国的台湾和福建省的一半。在《东洋的波兰》一文中，他甚至画好了一张“支那帝国分割图”。他积极鼓动对中国清政府开战。当日本在“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胜利之后，福泽谕吉欣喜若狂。他在《福翁自传》中写道：“日清战争，是官民一致取得的胜利，啊，……多么高兴，多么感谢，我简直不知怎么说才好。我活到今天，才能看到如此光荣的事情。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多么想让他们看到今天的胜利，每念及此我都要掉泪。”他把日清战争说成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在“文明”的大义下同中国作战的，因此，在他看来，使中国屈服乃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
福泽谕吉关于“文明”、“进化”的理论，关于武力侵略中国的主张，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重要源头。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象征”的北一辉，在其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纲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1919)中，明确写着：“中国、印度七亿同胞，若无我日本之扶持与帮助，实无自立之途。”他认为，为了把欧美“非法独占的大量领土”夺取过来，日本“有发动战争的权利”。其思想主张与福泽谕吉具有明显的联系。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中江兆民：“三醉人”的醉翁之意
明治时代另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中江兆民(笃介，1847～1901)以另一种更具有文学色彩的形式表达了和福泽完全相同的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中江兆民在他那著名的《三醉人经纶问答》(1886)中，设计了一种戏剧性的情节结构。“酷好饮酒，又酷好谈论政事”的南海先生，有一天“把酒独酌，已入陶然步虚”之境。而就在此时，两位客人带着洋酒登门拜访。其中一人是“西装革履，眉清目秀，身躯颀长，举止潇洒，能言善辩”的“绅士君”；另一人是“身材高大，手臂粗壮，面目黝黑，目光炯炯”的“豪杰君”。三人礼毕坐定，交杯换盏，纵论天下大事。
“三醉人”当中，“绅士君”是主张以文兴邦，认为“民主平等”制度是最完善的社会制度，世界各国迟早都要建立这种制度。而劣弱的国家，实现富国强兵之策没有指望，所以，还不如干脆放弃不及强国万分之一的兵力，撤去水陆军备，而致力于无形的“理义”、“学术”、“美术”，使强国尊而敬之，不忍侵犯。
与“绅士君”相对，“豪杰君”则慷慨激昂地赞美战争，他说：“争源于人怒，战源于国怒，不能争者为懦夫，不能战者为弱国”，“文明国必是强国”，“征诸古今史籍，昔日的文明国均为昔日的善战国，今日的文明国均为今日的善战国。”接着，“豪杰君”切入了主题：
在亚细亚，抑或在阿非利加，我时常健忘，只知有一大国，国名不记。其幅员甚为博大，甚为富饶，而又甚为劣弱。我听说此国有兵百余万众，但涣散不整，缓急均不能用；我听说此国虽有法度，但形同虚设。那是一头极为肥硕的牲牛。为天下众小邦所垂涎，待其充饥果腹也。何不速割其半，或割其三分之一耶?(中略)若割取彼邦一半，或三分之一归于我邦，则我邦必成大国。物产丰饶，人多势众，乃施以政教，可筑城池，可筑防御，陆可出百万精锐，海可泛百千战舰。我蕞尔小邦，一跃可成俄罗斯，可成英吉利也。
“豪杰君”还进一步从日本的内政方面说明对外出兵侵略的必要性。他认为，人们身上均有“恋旧元素”，而“恋旧元素”好像癌肿，承平既久，癌肿就要扩散，因此，“国家若一声令下，挑开战端，二三十万之众，可立即集于麾下。……割掉癌肿之处，莫若我忘记其名的阿非利加或亚细亚一大国也。所以我等二三十万癌肿患者，开往那一大国，事成则占地雄霸，且可打开那一种癌肿社会；事不成则横尸原野，名留异邦。为国割除癌肿，成效必得。此可谓一举两得。”
那么，“豪杰君”所说的“那一大国”是何指呢?不言而喻，指的就是中国。关于这一点，居于前两人之间、取中庸态度的“南海先生”在后来已明确地指出了。“南海先生”说：
豪杰君所说阿非利加或亚细亚那一大国。我不知其所指。但倘若那一大国在亚细亚，则应与之结为兄弟国家，缓急相救，互相帮援。若妄动干戈，轻佻邻敌，使无辜人民死于弹丸，尤非计也。若夫支那(当时日本对中国的蔑称——引者注)，从其风俗习尚、文物品式、地理地势而言，亚细亚小国当与之修好，巩固邦交，勿以怨恨相加为妙。我国产品日益增加，及至货物丰盈，那支那国土广大，人民蕃庶，实为我国一大贩路，滚滚不尽之财源也。
可见，《三醉人经纶问答》与其说是讨论天下大事，不如说主要谈论的是中国。更明确地说，就是如何对付、掠夺和瓜分中国。“三醉人”的三种看法，表面看来互有不同，但实质是相通的。“豪杰君”杀气腾腾，说得最为露骨，对中国的侵略企图丝毫不加掩饰，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绅士君”和“南海先生”表面上似乎不赞同他的看法，但其主旨与“豪杰君”并无多大差别。在“绅士君”看来，像中国那样的弱国干脆不必有自己的军备。那么国防怎么办呢?他没有明说，其实也不言自明，那就是后来日本人提出的由日本人来“保全”中国；“南海先生”不主张对中国动干戈，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应成为日本的资源基地和商品市场，成为日本的“滚滚不尽之财源”。
在《三醉人经纶问答》里的“三醉人”当中，中江兆民处在什么位置呢?我认为，“三醉人”是中江兆民三个不同角度的发言，代表了他对华思想的三个不同的侧面。换言之，“三醉人”加在一起就是中江兆民。总之，在这部作品里，中江兆民是把中国作为日本独立富强的牺牲品来看待的。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冈仓天心：“日本的伟大特权”
如果说福泽谕吉和中江兆民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表达了针对中国的军国主义意识，那么，冈仓天心则是从文化的角度表现了同样的军国主义思想。冈仓天心(1862～1913)是明治时代最早系统研究东方艺术(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的艺术)的美学家和文艺评论家。但是，他对东方艺术的研究，并不是学院式的纯学术性的研究，而是带有强烈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色彩和倾向。他曾到中国作过艺术方面的考察和旅行。写了《支那游记》、《支那的美术》、《东洋的理想》、《东洋的觉醒》等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和作品。
图2冈仓天心像在《支那游记》中，冈仓天心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就是，“在支那没有支那”。他写道：“关于支那，本人最突出的感觉是什么呢?不是别的，而是‘在支那没有支那’。单纯说‘没有支那’，听者也许会嗤笑，换句话说就是，‘支那没有支那的共通性’。”冈仓天心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江南和江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他力图证明的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本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谁都知道，中国的南北方在风俗文化上是有一定差异的，正如日本北部的北海道的风俗文化和东京的有所不同，是同样的道理。以此为依据来否定中国文化的同一性，无论如何不能不叫人“嗤笑”。实质上，这里暗含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逻辑：既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本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那由日本来分而割之，又有何不可呢?
另一方面，他又在《东洋的理想》中，一开头就提出了一句提纲挈领的话：“亚细亚是一个”(或译为“亚细亚是一体”)，极力提倡亚洲的一体化。既然在他看来连中国都不是一体的，那又遑论整个亚洲的一体性呢?原来，冈仓天心是要导出一个根本性的结论：亚洲应该是一体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实现这个理想。那么，由谁来实现这个所谓“东洋的理想”，使亚洲成为一体的呢?在冈仓天心看来，当然非日本莫属了。
以研究东洋问题而自负的冈仓天心不会不知道，日本在历史上是中国和印度的学生，那么，日本有什么资格自告奋勇地来担当统一亚洲的使命呢?他认为：
在这复杂当中明确地实现这种统一，是日本的伟大特权。我们这个民族身上流淌着印度、鞑靼的血，我们从这两方面汲取源泉。我们能够把亚洲的意识完整地体现出来，这是我们的与这种使命相适应的一种遗传。我们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的无与伦比的祝福，有着未曾被征服过的民族所具有的自豪，我们有着在膨胀发展中做出牺牲而坚守祖先留传下的观念和本能这样一种岛国的独立性，我们就能够使日本成为保存亚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的储藏库。而在中国，王朝的覆灭，鞑靼骑兵的侵入，疯狂的暴民的杀戮蹂躏。——这一切不知有多少次席卷了全土。在中国，除了文献和废墟之外，能够使人回想起唐代帝王的荣华，宋代社会的典雅的一切标记，都不复存在了。
(中略)
就这样， 日本成了亚细亚文明的博物馆。不，她远远高于博物馆。因为这个民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天性，这个民族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古老的东西，同时又欢迎新的东西。凭着这种具有活力的精神，我们把过去一切理想的所有方面都保留下来了。……
显而易见，冈仓天心的这一套理论的核心，就是以日本为核心，来统一亚洲文化。他打着弘扬亚洲文化的旗号，强调亚洲各国文化上的连带性，同时又把亚洲文化与欧洲文化对立起来，提出“欧洲的光荣，亚洲的耻辱”(《东洋的觉醒》)。正是这一套理论主张，成为日本现代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表面上看，冈仓本人并没有明确鼓吹对华侵略，但是，他又为对华侵略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在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时期，他的“亚细亚是一个”成为被军国主义当局利用来进行侵略宣传的一个著名口号，他们甚至把这句话刻在了石碑上。在这句口号的掩护之下，对中国的蹂躏和占领成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义举”，对中国的“三光政策”成了“宏扬亚洲文化”的“圣战”，侵华战争也被说成是把中国从英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大东亚战争”。半个多世纪以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在《建设大东亚秩序》(1943)一书中，把冈仓天心的话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亚细亚的复兴，并不只是意味着从欧洲的统治下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它同时也是在亚细亚诸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复活古代的光荣。而日本实际上正在为这一庄严的使命而战。因为，东洋的好的东西，宝贵的东西，纵使在其故国最终也已经成为一去不复返的伟大的影子，但在日本，今天却以生机勃勃的生命跃动着。(中略)今天支那和印度从我们的生命中所摄取的正是这种作为东洋精神的日本精神。”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战争“是日本人惟一的精神文化”
30年代以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体制全面形成，侵华“国策”也逐渐全面实施。与此相适应，日本文学界也全面军国主义化。大部分文学家加入了侵华战争——“大东亚战争”的宣传鼓噪中。其中，在理论上为日本的侵华“国策”鼓吹辩护最卖力、影响也比较大的，是保田与重郎和武者小路实笃。
保田与重郎(1910～1981)是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文学流派——“日本浪漫派”的居于指导地位的理论家。他的大量言论与著作，极力煽动日本人的非理性的狂热，故意使用别扭费解的语言，暧昧混乱的话语方式，来构建日本人对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国体”的非理性的膜拜。作为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家，他试图从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寻找日本文学的血统。他认为，“现代文艺批评家的当务之急，就是……为了伟大的日本，而把‘日本’的血统在文艺史上列出谱系来。”(《一个戴冠诗人》)极力把日本的文学史说成是天皇“万世一系”的文学，证明日本文学的根本精神就是所谓“皇国文学”，宣扬“日本主义”和“日本精神”。作为法西斯主义文学家，保田与重郎主要不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看待日本的侵华战争，而是从他“浪漫主义”的“美学理念”出发，把日本的侵华战争视为他所理想的“日本浪漫精神”的实现，极力把日本的侵华战争加以“文学化”和“美学化”，鼓吹所谓“作为艺术的战争”，把侵华战争本身看成是日本人的根本的“精神文化”。因此他认为日本出兵中国内地是日本人在20世纪中采取的最“壮丽”、最“浪漫”的行动。
1938年，保田与重郎作为《新日本》杂志社的特派员，到朝鲜及我国东北、华北和北京、天津等地旅行，并写下了游记随笔评论相杂糅的文集——《蒙疆》。这本书集中地表现了保田与重郎的中国观及法西斯主义战争观。他在北京看了故宫、万寿山，认为在中国已经丧失了唐宋文化的辉煌，断言北京是一个“颓废”的“废灭”的城市，而日本军的到来，给中国带来了美丽的生机。他极力赞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把卢沟桥看成是日本的“大陆发现时代的端绪”；在八达岭、上关等处看到了飘扬的日本的太阳旗，则惊叹为“壮丽的浪漫的风景”。一路上，他贪婪地环视着美丽富饶的大陆，同时又不断构筑着日本吞并大陆的“浪漫”的蓝图。他写道：“我等如今要去北方旅行。在那里，日本毅然决然书写世界历史，从事着改变我们民族历史的伟大事业。况且我所走过的路线，将成为新的世界文化的最初的交通线路。我所走的，是大和民族对世界上的异国异族展示我们浪漫的日本而开拓的路线。现在是军队的进军路线，不久就将成为世界性的交通干线，成为世界文化的一大变革的据点。”“今日日本的国家、民族和国民的理想，是通过征战的形式来实现的。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越过宁夏，到达黄河的源头，到兰州去破坏赤色的线路呢?那个时候世界的交通线路就会发生伟大的变革。而这种行动本身就是日本的惟一的精神文化。”在这里，保田与重郎着重鼓吹的，就是使侵华战争成为日本人的精神文化。他写道：
大陆征战的结果，是〔日本〕国民的空想力和构想力增大了。这个时代创造力的衰退，莫过于毫无诗的天分的告白。如今日本的行动，比19世纪法兰西帝国的行动规模远为宏大。(中略)这是世界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宏大。世界历史上的文化飨宴中的最大的地盘，正由日本人来开拓。我国现在进行的战争，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壮观的宿命。两洋文化的交流是20世纪的理念。而这个理念的惟一的实现者，就是东方的日本。因为，日本是亚洲历史的惟一的防卫者。同时，作为反抗欧洲侵略的亚洲的防卫者，用鲜血谱写开国文化的精神史的，也只有日本及日本人了。在这种世界文化的意义上，从日本的自豪感出发，国民支持这场战争。更有士兵们遵照大君(即天皇——引者注)的敕令，以英勇无畏的历史的忠勇的谛观，从容赴死。这种雄伟壮丽的精神的风景，决不比明治的战争稍有逊色。
保田与重郎正是以这种狂热心态，构筑起了他称之为“浪漫主义”，实为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美学”。那就是把侵华战争精神化，把精神战争化。在他看来，最浪漫的东西，或者说最美的东西，就是战争，战争本身就是日本的精神文化，就是他的美学。在《蒙疆》的最后，他总结说：“严格地说来，所谓大陆，既不是地形也不是风土(不是地理学的现象)，今天的大陆作为皇军的大陆，是严整的一体，因此它是象征的浪漫主义，它是新的面向未来的混沌的母胎。”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大东亚战争”是“日本人的使命”
侵华期间另一个战争吹鼓手是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此人原本是日本近代文学中的重要流派——“白桦派”的代表人物。20世纪初，武者小路实笃从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出发，曾一度采取了反战的立场，并写了反对日本军人屠杀台湾人的《围绕八百人的死刑》和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均1915)。但是，到了后来，他逐渐地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1942年，武者小路实笃写了一本小册子——《大东亚战争私感》。这是一本赤裸裸地进行侵华战争宣传叫嚣的言论集。全书分为若干章，均冠以标题，如“日本的使命”、“日本为什么强大”、“日本人的慈祥”、“大东亚战争”、“克服死亡”、“未来东京的梦”、“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战无不胜”、“大东亚战争及以后的事情”等。在这部臭名昭著的书中，武者小路实笃对“大东亚战争”的所谓“合理性”，做了荒谬的论证。
在《日本的使命》一章中，他极力把日本说成是中国乃至亚洲的恩人和救星。他声称这本书是写给那些“对日本不抱好意的一部分亚洲人”看的。他要告诉这些人：“如果亚洲没有日本这个国家，那亚洲会怎样呢?”结论是：“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日俄战争，满洲肯定成了俄国的地盘。不光是满洲。如果没有日本，那么朝鲜不用说，中华民国的北部就成了俄国的，南部就成了美英的了。”“如果没有日本，他们(指中国、朝鲜等——引者注)，无论怎么折腾，都将成为美英国家的盘中肉。或迟或早都会如此，不会有别的结果。只有日本国的存在，才能毅然站出来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从这种观点出发，武者小路图3武者小路实笃(右)和周作人
实笃极力为日本的战争行径评功摆好。在他看来，日本为了和俄国争夺在中国的殖民霸权而进行的那场“日俄战争”，完全是为了东亚和中国；当时欧美人自视比亚洲人优秀，又倚仗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良的武器，欲把亚洲人当作奴隶，而敢于对此提出抗议的，惟有日本。“他们之所以不能无忧无虑地从事邪恶的勾当了，就是因为有了日本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存在。”日本国看去虽小，但却不接受美英的蔑视。而且“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亚洲，只有日本是一个从来没有受到侵略的国家，因此它被人类赋予了特殊的使命。那就是“解放亚洲”。他希望亚洲人明白一个事实：“日本拒绝美英随心所欲地压榨亚洲，惟有日本一个国家能够使他们把亚洲的财富还给亚洲，使亚洲人不再作奴隶”；“这次的大东亚战争，就可以视为日本为完成使命而进行的战争。”“所以日本人绝不是只顾自己的国家，谁扰乱了东亚的秩序，就必须受到制裁。”“对那些不得不向美英屈服的弱国，不能再让他们弱下去了。日本即使付出牺牲，也必须帮助他们。”所以他认为，亚洲“都得感谢”日本；“亚洲人要深刻地意识到，日本的存在，对于亚洲来说实在太幸运了。”“倘若日本失败了，那对于亚洲来说，对于东亚来说，都将是无比悲惨的。因此，亚洲人民爱日本，盼望日本取胜，是理所应当的。”
在《日本为什么强大》一章中，武者小路实笃把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等人的理论拾掇起来，大肆宣扬“日本主义”，宣扬日本人和日本国家的优越性。他认为日本之所以强大，首先是由于日本的“国体”的优越。那就是：“日本国民全部都是天皇陛下的臣民，衷心奉仕天皇，万众一心”；人民为了天皇献身感到无上的光荣，所以在战争中涌现出了“特别攻击队”那样的为了完成任务而从容赴死的人。其次，日本之所以强大，还因为“日本恐怕是世界上拥有实干家最多的国家”，这一点使日本人“在世界上出类拔萃”。日本人从不懒惰懈怠，“都是勤勉的国民”。在《日本人的慈祥》一章中，武者小路实笃认为日本人是“慈祥”的，武士的感情，日本人的感情比较脆弱，但是，“越是慈祥越是强大，越是强大也越是慈祥”。在《克服死亡》中，武者小路实笃和保田与重郎一样，宣扬“死的美学”。他说：“人间有超越死亡的东西。我赞美为了超越死亡的东西而从容赴死。这是最美的死，也是超越生的死。”
武者小路实笃关于日本强大的结论是：
日本人强大是天生的。日本人名誉心强，性格要强，吃苦耐劳。关键时刻敢于牺牲。我认为，决不苟且偷生的性格，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突击、肉弹(意即以肉体为枪弹，同归于尽的自杀——引者注)，这些都是日本军队夺取最后胜利的原因。俗话说：断然前行，鬼神退避。日本人的这种断然前行是日本人的得意中的得意。敌人闻风而逃，空战时日本使用这种战法常常取胜。舍身的战法，这是日本从古代就有的战法，这种战法直到现在依然有效。
有个词叫如虎添翼。日本人的强大，就像老虎添了翅膀。武器齐备，精神昂扬，举国一致，拥有两亿人的巨人站了起来，所以强大。
作为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武者小路实笃显然坚信日本必定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为此，他在《未来东京之梦》一章中还设想了胜利后的美妙情景。他写道：“东京是日本帝国的首都。这个帝都理所当然地应成为亚洲第一文化中心地。”“东京是亚洲的军备的中心，学术文化的中心。东亚人如果不来一次东京，那就不能开口说话。”“在大东亚战争完成的同时，天皇陛下居住的帝都，必然成为亚细亚全体精神的中心。所以东京一定是亚洲第一的完全的城市。”
然而，事实证明，武者小路实笃盼望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罢了。
以上，我们分述了明治维新后到战败前的约半个世纪中，日本文坛有代表性的五个人物的军国主义思想主张，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文学家在军国主义思想及侵华“国策”的形成和实施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日本文坛上的这些人的言论在日本军国主义及侵华“国策”的形成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从“文明论”、“文化研究”的角度，为军国主义的形成制造了理论根据；第二，站在“民间”和“在野”的立场上，和天皇制政府的侵华“国策”上下呼应，一唱一和，强化了“官民一致”、“一亿同心”的军国主义体制；第三，利用文学家的影响，将军国主义思想加以阐发，在军国主义思想的宣传普及中起了重要作用。弄清日本文坛与军国主义思想及侵华“国策”的这些密切联系，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更全面地了解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某些重要特征。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
从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中日两国都处在封建社会最后阶段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中，两国的文化和文学的直接交流也不多。明治维新后，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日本积极推行侵略中国的“国策”，一步步地对中国进行渗透和扩张。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许多文学家也关注中国的情况。但是，这种关注和古代文学家不同。在古代，日本文学家大都对中国充满着景仰之情。但是，进入近代以后，日本文学家对中国由景仰变成了轻蔑。在有关以中国为题材、为背景的作品中，他们虽然仍保持着对中国古典传统的美好憧憬，但对现实的中国却充满着鄙视。例如，日本近代文学的泰斗夏目漱石在1909年，曾应“满铁”(即“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总裁的邀请到中国东北和朝鲜旅行，并以那次旅行的见闻为题材，写了长篇游记《满韩处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在这部作品中，夏目漱石处处以一个先进国家知识分子的优越感、甚至偏见看待和评论在中国所见到的一切。例如他看到中国马夫用鞭子抽马，看到人们对街头一个受伤的可怜的老头儿不予理会，就得出了“残酷的支那人”的结论；在奉天(今沈阳)喝茶喝出咸味来就相信是沈阳人的粪便渗透到地下所造成，便得出了“肮脏的支那人”的结论；看到住处窗户后面埋着一口接废澡水的大缸，也觉得可怕，等等。著名小说家芥川龙之介１９２１年曾在中国游历数月，并写了以此为题材的数种游记。他在《支那游记》的“上海城内”一节中，这样写道：
……从那巷子转弯，就是久闻其名的湖心亭。听起来是个好地方，实际上只是个破烂颓败的茶馆。亭外的池中，漂浮着绿色的污垢，几乎看不见水的颜色。池子的周围用石头垒着奇怪的栏杆。我们刚走近这里，就见一个穿着浅葱色布衣，拖着长辫子的高大的中国人，正在悠然地往水池中撒尿，(中略)近处竖立着的中国风格的亭子，泛着病态的绿色的水池，以及哗哗地朝这水池倾泻的小便，——这不只是一幅可爱的忧郁的风景画，同时又是我们面前这个老大帝国的可怕的象征。
(中略)
……《金瓶梅》中的陈敬济、《品花宝鉴》中的奚十一，——在这人群当中，这号人物似乎不少。但是，什么杜甫，什么岳飞，什么王阳明，什么诸葛亮，却似乎一个都找不出来。换句话说，现在的所谓中国，已不是从前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在猥亵、残忍、贪婪的小说中所表现的中国了。
诚然，这样的议论和描写多少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形。但是，日本人诸如此类的对中国野蛮落后的描绘，本身却常常暗含着日本人的一种优越感，一种傲慢与偏见，甚至是一种“弱肉可食”的潜台词。
随着时间的推移，“潜台词”变成了“前台词”。从2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文坛上出现了一些鼓吹对华侵略的作品，还有一些作品在对中国及中国人形象加以扭曲描写的同时，某种程度地显露出了对华侵略的信号。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济南惨案”与《武装的街道》（1）
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就对中国进行了多次武装侵略和挑衅活动。其中，1928年的“济南惨案”就是一起重大的侵华事件。
以济南惨案为题材的作品，有日本“无产阶级作家”黑岛传治的《武装的街道》。
在中国的北伐战争时期，日本为了保证自己在中国北方、特别是在山东的既得利益，极力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1928年初，蒋介石率军北伐，日本则以“就地保护侨民”为由，出兵山东，并与北伐军在济南遭遇。日军蓄图4黑岛传治像意挑衅，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在惨案中，日军占领了济南，屠杀中国军民6123名，杀伤1 700名，造成财产损失2 957万元。黑岛传治的《武装的街道》从惨案发生前写起，以日本在济南开办的一家火柴公司为中心，描写了日本在济南对中国人民的经济掠夺和残酷剥削。在“排斥日货”的运动中，这家火柴厂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在日货上贴上中国产品的商标，充当中国的“国货”，千方百计在中国倾销产品。他们视中国的苦力为牛马，给他们吃的是黑窝头、高粱渣，却逼他们一天干十五个小时的活。他们的理论是，“支那人都是恶劣的人种。千万不要夸奖他们”；“他们不知廉耻。我们无论怎样善待他们，他们也不知足。给他十块钱，他们发牢骚，给他一块钱，也一样是发牢骚。……所以，要是给他们很大的恩惠就太愚蠢透顶了。”而且他们还振振有词地宣称：“我们来到支那，的确是雇佣苦力干活了。但是，难道不是我们给了那些家伙一份工作吗?没有我们在这里开办的工厂，他们到哪里去赚钱呢?”他们不仅要中国工人给他们卖命干活，还要求中国人都俯首帖耳地做他们的奴隶。他们认为，“在朝鲜，在满洲，支那人都对我们敬而畏之，战战兢兢”，而“这里(指山东——引者注)的支那人还敢摆谱，就是因为这里没有日本的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