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向山东进军，早就是日本蓄意已久的事情了——
〔济南〕对日本究竟意味着什么?山崎(小说中的日本记者——引者注)是很清楚的。
“济南，实在是天下之要冲。陆为南北中间，海上遏制渤海南半。站在济南一动，则可影响天津北京之形势。若把滦河上游的北京看做脊背，济南则可看做腹部。而且，在去青岛的沿线，坊子、博山、淄川、章丘等地，埋藏着约十八亿吨的煤炭。在往西二百数十里的地方，就有山西的大煤田，那里蕴藏着相当于全亚洲煤炭储量八成的六千八百亿吨煤，还有无尽的铁矿。 日本今后要在资源需求上独立，就不能无视山东煤炭的价值，而且也不能无视山东煤炭的世界的价值。”(《日本和山东的特殊关系》，第19页)
山崎当然知道这些。
“为了在满蒙的特殊利益， 日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投入了巨额的资金进行开拓。应该始终维护这一利益。在某种情况下，即使放弃山东，在满蒙的特殊利益也必须保证。满蒙是先，山东是后。有人认为，为了满蒙我们以国力相赌是毋庸置疑的，而在山东，某种程度的忍耐也是不得已的。当然，满蒙的天地广阔，利害关系重大，对全局的得失关系甚大。但是，从广东兴起的支那的民族革命，共产主义者的悄然兴起，如今眼看已经完全渗透到了支那中部。北部及满洲，也处于魔手可及的状态。山东作为满蒙的屏障，有着重大的价值。有了山东，满蒙才有安全。况且山东在地理位置优越方面，在军需的价值方面，在作为黄河流域无限财富的后方地带方面，使得它在我国的国防上、国民生活上，都永远不能脱离我国的势力范围。像美国的资本家，早已看到黄河泛滥区适合棉花的种植，已派人进行调查研究。如果那里能够生产棉花，那么，就可以结束日本从美国进口棉花的历史。对于日本来说，如果丧失了山东的主人公的地位，那么，将来，日本在钢铁、煤炭方面的独立性就要丧失掉。不仅如此，日本如果从支那北部退却，在保守退缩的政策之下，如何可以避免日本国的沦落和衰退?支那大陆虽广，但我国在经济上绝对支配的地域，除了满蒙，就只有山东了。日本在过去十余年间，投入了巨额的资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了开发山东的资源，现在国人的投资已达一亿五千万元。确保我们的同胞辛苦开拓的经济基础，并加以发展，是理所应当的。”(同上书31页)
也许没有比黑岛传治在小说中引用的这段资料更能说明日本对山东的野心及制造“济南惨案”的原因的了。所谓“保护日本侨民”云云，不过就是保护日本在山东的“特殊利益”罢了。
于是日本军队来了。他们在济南大逞淫威，烧杀抢掠。济南的街道就成了“武装的街道”。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济南惨案”与《武装的街道》（2）
黑岛传治作为日本的“无产阶级”作家，对济南惨案的看法及其描写是不同于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文人的。尽管鉴于当时日本国内的形势，他对日军在济南惨案中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如洗劫中国的商店，滥杀平民，甚至违反国际法准则，惨杀前去交涉的中国外交官等等，——都未能加以表现。但是，他能够尖锐地指出日本制造济南惨案的真正原因在于维护日本在山东的“特殊利益”。他还写到了日本士兵的反战行为，并且正面描写了对中国工人抱有同情心的日本职员。大体上说，《武装的街道》对济南惨案的描写是公正的，立场是“反战”的。例如，作者指出了济南惨案发生时日本宣传媒介向日本国民所做的歪曲报道：
那一天，被杀害的日本人，连同两天后在土中发现的九人，一共十四人。
但内地(指日本——引者注)的资产阶级的报纸却报道为二百八十名。报纸上写道：〔日本〕妇女被强奸后遭杀害，赤裸着身子，惨不忍睹；姑娘的阴部被插上了木棍，胳膊被木棍打断，眼睛被剜出。
在特派员的面前，〔日本人的〕头盖骨被敲开，脑浆迸裂，流在路上。关于抢劫，也有同样的报道。
报上登的遭难者的叙述：贵重的衣物不用说，连床板、铺席、天花板都被卸了下来，小学生的课本都被偷走了。金锁、金表、二百四十块大洋、三百八十块纸币都被抢走了。
读了这样的报道，有谁不恨南军(即北伐军——引者注)呢?有谁不气愤地要把这些暴军全部消灭呢?
这种夸张的报道，具有强大的力量。
黑岛传治敢于指出日本报纸的欺骗和煽动的宣传，是难能可贵的。为此，黑岛传治在战后也一直被日本和中国的学者们称为反战的作家。甚至中国有人评价《武装的街道》“是黑岛传治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最高表现，是他的优秀论文《反战文学论》在创作上的出色实践”。(见《革命作家黑岛传治》，载中文版《黑岛传治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作者及其作品的局限性。《武装的街道》对日本制造的济南惨案是揭露了的。但是同时，作者也不可能不受当时日本国内主流舆论的一些影响。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中国的北伐军，即所谓“南军”的看法上。
在济南惨案中，日军的敌人是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因此，日本当时极力宣传北伐军如何野蛮无礼，以便为他们出兵济南制造借口。在《武装的街道》中，黑岛传治同样对北伐军抱有偏见。他把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和中国的张宗昌、孙传芳等军阀相提并论，把国民革命军旨在铲除军阀势力的北伐革命说成是“南军的侵入、掠夺和破坏”。当然，黑岛传治对蒋介石及北伐军的这种看法，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立足点有所不同。自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对共产党的“四·一二政变”以后，日本共产党及左翼作家便不断地对蒋介石进行攻击和批判，如小牧近江、里村欣三合写的《前往青天白日之国》(1927年6月)、前田河广一郎的剧本《蒋介石》(1929年7月)等都是如此。在《武装的街道》中，黑岛传治虚构了“在莫斯科的儿子蒋经国”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借以抨击蒋介石。信中说：“……现在你已经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父亲，你是反革命的英雄，是新军阀的首领。你在上海对劳动者的屠杀，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拍手称快吧，帝国主义者，赏给你不少礼物吧。可是，无产阶级却永远不会忘记!”在这里，黑岛传治没有弄清中国国内的内战同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区别，也就是混淆了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的本质区别。即便蒋介石是军阀，也决不能成为日本出兵济南、入侵中国、屠杀中国军民的理由。对蒋介石及北伐军的丑化，对“支那兵的乱暴”的渲染，妨害了作品反战主题的表达。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武装的街道》本身的命运。这部长篇小说与1930年11月由日本评论社出版，出版时许多段落和字句被删除。但是尽管这样，出版后仍被政府勒令禁止发行。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几乎可以说是惟一的一部反对侵华战争的长篇小说，就这样未见天日就被扼杀了。因此它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社会影响。直到战后的1953年，《武装的街道》才得以公开出版发行。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万宝山》和《日本的战栗》（1）
歪曲的描写和侵略的叫嚣在《武装的街道》同时或之后出版、并得以公开发行的以日本侵华事件为题材的作品，再也难见反战的倾向了。例如，伊藤永之介(1903～1959)有名的短篇小说《万宝山》(1931年)对“万宝山事件”的描写，不但失去了客观公正性，而且是有意地歪曲描写了。
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为了加快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千方百计进行所谓“满蒙危机”的宣传，以便为武力侵占东北制造借口。“万宝山事件”就是日本利用朝鲜人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开垦水田而故意挑起的事端。1931年，李升薰等180多名朝鲜人，在未经中国地方政府部门允许的情况下，私自从一位汉奸地痞手中承租大片土地，并打算将旱田改为水田，引伊通河水灌溉。因开挖水渠而损坏了中国农民的农田，并可能造成汛期淹没水渠两侧数万亩农田的隐患，中国农民向长春县政府请愿，要求制止。长春县政府依法命令李等朝鲜人停止不法施工。日本以朝鲜人是“日本国民”为由，强行干涉。日本驻长春领事奉日本政府的“坚决保护”朝鲜人，以“显示我方威力”的指示，向吉林省政府提出抗议，声称“日本国臣民有权在中国租地，无需中国方面许可”，并派日本军警，武装护卫朝鲜人继续施工。7月2日，400多名愤怒的中国农民拥到现场填渠，中国方面也派了300多名警察以稳定事态。日本军警先是强行制止中国农民填渠，并将多名中国农民打伤，然后又首先悍然开枪38响。中国农民被迫撤出现场。7月3日，日本又派500多名警察，携带大量轻重武器前往万宝山，并占领万宝山乡的马家哨口，在那里强占中国农舍，悬挂日本国旗，并令朝鲜农民继续挖沟修渠，修复水坝。水坝在7月5日修成。同时，日本方面蓄意制造谎言，称朝鲜人在万宝山“被害数百名”，以此煽动朝鲜境内的朝鲜人疯狂排华，致使华侨被杀119人。
“万宝山事件”的真相，现在已经大白于天下。但是，日本人在当时和以后，一直通过各种形式对事件真相进行歪曲。伊藤永之介的《万宝山》，就是以文学形式歪曲“万宝山事件”的典型例子。
《万宝山》以流浪中国东北的朝鲜农民赵判世及其妻子裴贞花一家为中心，描写了“万宝山”事件的前前后后。小说从赵判世等朝鲜农民在万宝山挖渠开地被中国“长秋”(即长春)政府下令禁止写起，到朝鲜农民离开万宝山结尾。小说极力表现赵等朝鲜农民的悲惨生活。他们在朝鲜被地主压迫剥削，被迫背井离乡，来到满洲。但是，来到满洲后，他们又不断遭到中国官民的迫害。小说一开头，就写在开渠被中国当局强令制止后，赵一家以编制“满洲式的柳斗子”为副业。但中国巡警突然闯入，说未经许可，不得随便编东西卖，于是，“狡黠的支那人，像猫一样快速伸手，夺过了两个柳斗子”。赵怒而欲夺，被中国巡警一铁棍打倒在地。当朝鲜农民不顾中国方面的禁令，继续施工挖渠的时候，中国的骑兵队便气势汹汹，大打出手，并且把赵判世抓走。中国农民在中国官方的怂恿支持下，不断地向挖渠工地开枪威胁。小说写道：
从昨天晚上就听说，由于水渠的开挖多少受点损失的图5伊藤永之介像 上游的〔中国〕农民，非常恼火，要来袭击。支那官方夸大其辞地说雨季来临的话，水渠上游就要遭洪水袭击。还说闸门一修完沿岸的农田就进水了。而实际上，仅仅是一小块田地进水罢了。
(中略)
水渠贯通以后，在三荷屯有二百名〔中国的〕马队和步兵驻扎在那里。原野上随时都能看到成排的马队。摇着青旗在土丘那面横冲直撞。
他们每天都照例在平原上到处巡察，威胁着朝鲜人村落。
手拿长枪、手枪和铁锹的支那农民，像野鼠群一般袭击平原。开枪的主要是他们。
平原上的支那农民似乎从官方那里得到了武器，然而，在长秋拥有相当多的军队和警官的〔日本〕领事馆，却不知为何，连一名警官也没派来。
“俺们就是死了，有谁会哭俺们呢?”他们〔朝鲜人〕都这么说。
他们的目的就是把朝鲜农民们从这里赶走，使等待播种的五百垧水田，完全收归支那人支配。
(中略)
蒋介石政府下达了驱逐满蒙的朝鲜农民的命令，这好像是事实。驱逐朝鲜农民并不自今日始，但由于受到利权回收的煽动，现在是愈演愈烈了。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万宝山》和《日本的战栗》（2）
小说最后写道，正当这些朝鲜农民挖渠的时候，荷枪实弹的中国保安局的马队和带武器的中国农民，忽然包围了他们，并向他们猛烈地开枪射击。而在场的日本人只有五个担任警戒的警官。中国人打伤许多名朝鲜农民，烧掉了用来筑渠的柳树条。被驱逐的朝鲜农民们，包括丈夫被中国人扣押而生死不明的裴贞花，都扶老携幼，“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上无目的地流浪”。
显而易见，伊藤永之介在这里完全颠倒、歪曲了历史事实，把非法入侵者写成了受害者，把受害者写成了蛮横霸道的暴徒，把日本500多名军警的武装干预写成只有“五个担任警戒的警官”。至于日本军队对中国农民首先开枪，更是只字不提，却写成了中国农民对朝鲜农民的开枪射击。《万宝山》发表于“万宝山事件”刚刚发生不久，据说在当时的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小说中不顾事实的歪曲描写，为所谓“满蒙危机”火上浇油，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直到战后，日本还有学者认为它“尖锐地揭露了万宝山事件的实质”(竹内实《昭和时期的中国像》，中国研究所1957年版)。这篇小说是作者伊藤永之介的成名作，伊藤永之介在日本被称为“无产阶级作家”和“农民文学家”。然而，遗憾的是，作为“无产阶级作家”，在《万宝山》中，他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表现在对所谓“日本国民”的朝鲜农民的同情上，却丝毫没有对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贫苦农民的应有的阶级同情，甚至连一点理解都没有。而他的日本国家主义的立场倒是非常明确的。
像《万宝山》这样的作品对日本蓄意侵华的事件做了歪曲描写，但毕竟还没有达到公然地进行战争叫嚣的程度。而就在《万宝山》发表一年后，这样的作品也出现了。那就是直木三十五(1891～1934)的长篇小说《日本的战栗》(中央公论社1932年版)。
直木三十五的《日本的战栗》是以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亦称上海事变、淞沪战争)为题材的。1932年日本为了转移欧美列强对他们炮制伪满洲国的注意力，并对上海的排斥日货的救国活动予以打击，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日本公使馆驻上海武官助理田中隆吉秘密策划，决定在上海挑起战端。1月18日，他们雇佣打手袭击了三名日本僧侣，然后嫁祸于中方。1月28日，日军悍然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在上海屠杀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平民。中国的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抵抗。5月在蒋介石政府的妥协退让下，中日双方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而在此间，伪满洲国终于袍笏登场了。日本发动淞沪战争的目的也达到了。
还在淞沪战场硝烟未散之际，作为当时著名的“大众文学”作家的直木三十五来到了上海采访。就在此前不久，即这一年的1月，直木三十五在《读卖新闻》上发表《法西斯主义宣言》，公然宣告：“我对全世界宣言：我是法西斯主义者。”2月，直木三十五和吉川英治等五位作家在军部的直接参与和支持下，成立了法西斯主义文学团体“五日会”。这样一个法西斯主义文学的急先锋，来到淞沪战场后，狂热之情难以按捺，在回国的船上，他就迫不及待地写起了《日本的战栗》。他在该小说的“序”中称：战争何时到来?来了又怎么办?“我想到这个，就感到战栗。这是日本的战栗，同时也是我的战栗”。他交待说：《日本的战栗》“是我的战争观的一部分，是对于日本人作战的特异性及日本的士气的新解释”。
这部小说主要以新闻记者江南的见闻为视角，以上海事变发生前后为背景，以鸟见泽老人一家及周围的人物为描写的中心。鸟见泽在日俄战争中负伤致残。这次他的儿子烈又将去上海战场，女儿吉子在酒馆当服务员，邻居夏井是工人。依夏井的看法：战争“对谁有好处呢?对资产阶级”。而“俺们是无产阶级”。镇上的其他人也认为“夏井说的也有道理”。吉子接触的一些新闻记者也议论说：“现在这种社会，不‘左’倾的人，就是没有正义感和良心的家伙。”还有人说：“日本还是打输一次为好。”当江南作为从军记者启程前往上海的时候，送行的人中还发出了猴子般的叫声，以示嘲弄。人们都骂日本，毫不顾忌地说军队的坏话。他们认为，在支那，“战争都是日本人挑起的”。“现在的战争，就是祸害”。烈被征兵并将被派往上海前线的时候也不想认真地打仗，他说：“我反正是跟在坦克后边走，跟在人家的屁股后头走。”然而，当这些日本人来到上海战场后，以前的观点完全改变了。烈所属的部队担负进攻江湾镇的任务。在这支部队中，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为了完成使命和任务，随时准备牺牲”。烈也觉得，“军队这种形式，平时都是挨骂的。但是在这里却是作为人的最高的精神之所在”。于是，他并没有消极地“跟在坦克后边走”，而是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向前。烈的灵魂终于在战场上得到净化，他对以前自己参加罢工感到羞愧。中队长指着士兵对前来采访的江南说：“他们都是‘爆弹三勇士’，不同的只是有没有那样的机会罢了。”面对此情此景，江南感动了。他想：“战争真是太好了。因为战争没有生，也没有死。——在这里，只有人性之美，只有勇气。”在上海的战场上，日本的官兵们简直都不想回日本了。……
在这篇小说中，与其说直木三十五写出了“日本的战栗”，不如说它写了“日本的疯狂”，是日本的疯狂的战栗!这是一篇赤裸裸地鼓吹对华侵略，美化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的作品。在直木三十五看来，战争既可防止日本人赤化、又可焕发日本人的民族精神，还能够“净化”一个人的灵魂，结论是：“战争真是太好了”。直木三十五在这里表现的所谓“战争观”，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主义战争观。直木三十五显然是试图通过这样的小说，将“自己的战争观”变成所有日本人的战争观。不幸的是，后来的无情事实证明，这样的战争观竟真的被日本的大多数国民接受了!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上海》与《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七七事变前的日本文学中，较早透露出全面侵华战争信号的，是横光利一的《上海》和阿部知二的《北京》。图6横光利一（右）在中国
横光利一(1898～1947)是日本的现代主义流派“新感觉派”的核心作家。这个流派的作家，特别是横光利一本人，擅长描写现代都市的喧哗与骚动。1928年4月，横光利一曾到上海旅游了一个月，同年底开始在《改造》杂志上连载，1932年出版单行本。这部长篇小说被认为是“新感觉派”的集大成的作品。《上海》以中国的五卅运动为背景，描写了几个幽灵般在上海滩上徘徊的日本人的形象。这里有背负着爱情的创伤、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上海银行的职员参木，有贩卖木材的商人甲谷，有自称“国粹主义者”的甲谷的哥哥甲谷高重，有收购医用死尸以供出口的“亚细亚主义”者山口，有山口的情妇、俄罗斯人奥尔迦，还有中国女共产党员芳秋兰。参木钟情于土耳其浴室的女招待阿杉，但遭到夫人的嫉恨。后来阿杉被甲谷强奸而沦为妓女。参木也被银行解雇，到了一家日本人开的纺织厂工作。在那里他被潜入工厂的美貌的女共产党员芳秋兰所吸引。在上海工人暴动的混乱和危险中，参木两次救出了芳秋兰，于是两人相爱，拥抱接吻。后来参木听说芳秋兰因被同伙怀疑为奸细，生死不明。参木来到贫民窟寻找阿杉，他似乎在阿杉身上看到了秋兰的影子。……
这部作品以令人眼花缭乱的、跳动的、闪闪烁烁、浮光掠影的新感觉派的写法，表现了五卅运动前后上海的混乱情形。横光利一似乎想表现各种势力、各色人物在上海的纠葛与沉浮，虽然他在单行本序言中声称要尽可能忠实于历史事实，要人们了解五卅运动的“真相”，但他的立场和偏见决定了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中国、对上海的了解和理解显然是皮毛的和肤浅的。他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写成了一场乌合之众的暴力活动。在对中国共产党员的描写上，尤其反映了横光利一的偏见、可笑和幼稚。在他的笔下，甚至策划工人暴动的共产党员芳秋兰，在暴动中陷入危险时，竟需要日本人来救她。更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还明显地表现了横光利一的日本国家主义的倾向。关于这一点，他在序言中已经谈得很清楚了。他说：“那一年蒋介石掌握了政权，以那次事件为契机，他在东方的政治舞台上变得引人注目，今天这已成了历史的事实。当时在上海的日本人的生活还不太为人所知。(中略)现在，日本和支那的战争尚未平息，如果考察一下这个作品的主题和现在的战争的关联的话，那就可以想象东洋的命运会有多少曲折。”原来，横光利一着意要表现的，就是通过日中战争背景下在上海的日本人的活动，来表现日本在中国推行的“东洋主义”。从这一主题出发，横光利一在《上海》中，不但对中国人的形象作了歪曲的描写，而且通过书中人物之口，对中国作了恶意的评论，如甲谷高重说：“谎言对于支那人来说，算不上谎言，这就是支那人的正义!如果不知道这种正义观念的颠倒，就不能了解支那人。”更有甚者，横光利一还正面描写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山口的军国主义言论：
——然而，只有日本的军国主义，才是把东洋拯救出来的惟一的武器，难道不是吗?舍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看看中国吧，看看印度吧，看看暹罗吧，看看波斯吧!承认日本的军国主义，这才是东洋的公理。——
山口在人行道上一边走着，一边想起前些天的亚细亚主义者的会合，并为此而兴奋。那一天，支那的李英朴以日中签订的《二十一条》为靶子，破口大骂。对此，山口立刻回答说：
“支那也好，印度也好，只有认可日本的军国主义，亚细亚的联合才有可能。然而， 日本要求把南满的租借权延长到九十九年，就对此愤愤不平，那我们岂不是一定要毁掉东洋吗?我们必须记住： 日本由于租借南满九十九年，就保证了九十九年的生命。”
就在《上海》出版单行本的两个月后，日本终于悍然发动了吞并“满洲”的“九·一八”事变。可见横光利一笔下的山口的这些露骨的军国主义言论，绝不是个别人的高谈阔论，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
再看阿部知二的《北京》。
《北京》的作者阿部知二(1903~1973)在1935年夏末到北京旅行，在北京逗留了一年多。在1952年东京河出书房出版的《阿部知二作品集》(全5卷)第一卷的“解说”中，阿部知二回忆说：“因为那是我初次到外国去旅行，所以对风物的印象特别新鲜。古都的魅力，很快把我吸引住了。然而，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着手侵略活动了，不安的空气笼罩着那里。即便是迂腐的我也感觉到了。那忧郁的美的幻影，直到回国后还久久地留在脑海中。”他还声明，《北京》“不过是我的幻想的产物，我绝不是抱着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意图来写作的。(中略)它只是从我过去的感伤的旅行中产生的幻影。”诚然，阿部知二也许并不是着意描写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前夕北京城的气氛，但是，《北京》从头到尾却透露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紧张的空气。作者通过主人公大门勇和他的中国房东王世金一家人的接触，特别是他与王世金的儿子、北京某大学哲学系的教师王子明和王家的女家庭教师杨素清，以及和在京的日本人的交往，反映了1935年前后处于日本威胁之下的北京城的情景，——日本的飞机在北京低空盘旋，北京周围的紧张局势，北京学生的抗日活动，对日本在北京的傀儡政权的“弹劾”运动等等。作品的第四章，写到了大门勇和日本的一个名叫加茂的青年在王府井一家茶馆里交谈，加茂极力劝说大门勇到长城看看，因为——
“……只有长城，才是如今日本民族的一条新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生命线，您对这条生命线看都不看就要回国，真是太遗憾了!”加茂站了起来，用演说的语气大声说道，不时地用拳头敲击着桌子，使周围桌上的中国人都为之惊愕。
…………
加茂露出了得意洋洋的神情，继续说下去。内蒙方面的形势，还有以河北为中心发生的事态，——于学忠的辞职，第51军、第2师、第25师和保安队的撤退，国民党委员会的阻止，对于日本的进出， 以苏联为背景的共产势力的拼命抗争，红军由南方经四川迂回到达陕西方面，因而对北方增加了压力，等等。加茂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着。
“总而言之，先生，现在，一场猛烈的暴风雨正在孕育中啊!”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里传达出的是全面侵华战争即将爆发的信号。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大陆开拓文学”的背景
“大陆开拓文学”是以日本在“满洲”(我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活动为背景的。早在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就在我国东北地区开始了移民侵略活动。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历届政府，都把向满洲移民看做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把它作为和俄国争夺在东北的霸权、长期侵占东北、并以东北为基地侵略整个中国内地的重要途径。满洲移民方案的始作俑者，是东宫铁男和加藤完治。早在1926年任奉天(即沈阳)独立守备队中队长的时候，东宫铁男就提出了向满洲移民的初步设想。“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任吉林铁道守备司令部顾问，来到长春，再次向关东军作战课长石原莞尔提出了移民方案，其要点是：让武装的农民(在乡军人，即复员军人)来北满洲定居，在从事农业的同时，主要是为日本关东军提供后援，维持当地治安，抵挡苏联的南进。和东宫铁男的“武装移民”方案相补充的，是所谓“农本主义”者加藤完治为代表的“农业移民”方案。其要点是通过向广阔的满洲地区大量移民，摆脱当时日本农村严重的经济萧条，解决日本国内的土地矛盾，把满洲建成日本的粮仓。他说：“我确信，把勤劳的日本农民移居到满蒙的天地，让他们开垦荒地，把匪贼横行的满蒙变成世界上的和平之乡，这是我们大和民族的使命。”“满蒙的原野，才是我们神州人民敢于进出的天赐的土地”。1932年，加藤完治通过石原莞尔的介绍和东宫铁男见面，两人向议会提出“满洲移民案”，并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一年，日本内阁负责移第三章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及其“大陆开拓文学”民的“拓务省”提出的“第一次试验移民案”被临时议会通过，从9月1日开始，以日本东北地区的十一个县为主，招募在乡军人，经过短期训练后来到佳木斯。次年4月完成了向永丰镇的“入殖”(殖民定居)。这是日本第一次向满洲实施有组织的“武装移民”。殖民者把“永丰镇”的移民村称为“弥荣村”。这个“弥荣村”，作为日本在满洲的第一个移民村，成为稍后“大陆开拓文学”的重要描写对象。
此后数年，日本每年都向满洲输送成批的“武装移民”。1933年的第二次移民在离“弥荣村”40公里外的七虎力(千振乡)，1934年的第三次移民在“北安省”王荣庙地区的北大沟(瑞穗图7大日向村的“开拓团”打着太阳旗，敲鼓吹笛，向满洲进发
村)，1935年成立了移民事务的实施机关——“满洲拓殖株式会社”，并向“东安省”的城子河及哈达河进行了第四次移民。1936年的第五次移民在“东安省”的黑台等另外三个地方。继1936年冈田内阁倒台以后，广田宏毅内阁上台，加紧实施对东北的移民侵略。这一年成立了所谓“满洲移住协会”，向满洲的移民由“试验”阶段而走向大规模实施阶段，并把移民重点由“武装移民”转向所谓“农业移民”上。移民由以前的在乡军人，转到了一般农民。他们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决定在二十年内分四个五年，以逐年递增的方式，分别向东北移民lO万户、20万户、30万户、40万户，以便二十年后，使日本的移民占那时的5000万人口的十分之一，即500万。在头一个五年中，由加藤完治主持，编成了所谓“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并在日本内原设立了训练所。加藤自任所长，培养训练了一大批移民侵略的急先锋。为了实施移民侵略计划，1935年成立了“满洲拓殖株式会社”，1936年成立了“满洲移住协会”，1937年前后又在日本实行了所谓“分村”运动。所谓“分村”，是指将有关的村或乡分出一部分人，以家庭为单位，除继承家产的长子以外，都在移民范围之内。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分村”运动做了一系列的动员，组织成立了“街村青年团”，制订了《街村青年团满蒙开拓活动纲要》。1939年，又出台了《移民根本国策基本纲要》，进一步规定了移民侵略的目标，要求移民除了以“北满”为主要入侵地外，要迅速入住整个满洲的其他重要地区。接着，在此《纲要》的基础上，修订颁布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纲要》(1939)。这个文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总方针。至此，日本对满洲的移民侵略完全制度化了。
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为止，日本在“满洲”的移民已达10万6千户，共318万多人。这些移民，按照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需要，入住在满洲的不同地区。日本当时把这些地区划分为三个地带。所谓“开拓第一线地带”，即与苏联交界地区，其主要目的是为关东军直接提供兵源，或充为兵站，这一地带的移民占总数的十分之四；“开拓第二线地带”，是指长白山、巴尔巴岭、老爷岭、大小兴安岭、松辽平原的外侧等东北抗日武装活跃的地区，目的是利用移民切断抗日武装和东北人民的联系，这一线的移民达二分之一；“开拓第三线地带”是指“满铁”沿线、重要河川沿岸的经济交通比较先进的地区，目的主要是进行殖民经济掠夺，移民人数达十分之一。但不管是哪个地区的日本移民，都有一个共同的、也是最高的目标，那就是使满洲日本化，使日本“开拓民”成为五族(即日、鲜、满、汉、蒙)中的领导者，把满洲建成日本人统治下的“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
日本移民侵入我国东北地区后，首要的是对那里的人民进行土地掠夺。在1923年10月“满铁经济调查会”拟定的“选定及取得一段农耕地对策案”中，认为日本移民入住的土地，应该是治安、交通、农耕等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的地方。而这样的地方大都已被中国人所占据，因此，必须强制征收过来。他们在伪满傀儡政权的协助下，先是以“处理”旧有官地为名占据了大量好地及林区。1936年又设立“地籍整理局”，颁布《土地审定法》以重新制定地籍、审核地权、确立土地制度等方式，大量侵占土地。还通过低价强行收买，强行“开垦”及商租的方法，大肆掠夺。被掠夺的土地，大都为中国人早已耕种过的熟地。
日本在对“满洲”进行移民侵略活动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首先，由于殖民者掠夺了东北人民的大量的财产和资源，剥夺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园和土地，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东北人民的抵抗。自从日本移民踏上东北的第一天起，就不断遭到袭击。日本移民侵略者提心吊胆，但同时也更疯狂地对中国抗日军民进行报复和屠杀。他们把反抗的中国抗日军民统称为“土匪”，“马贼”。其次，由于日本移民不习惯“满洲”的高寒气候，尤其是“试验移民”阶段物资缺乏，条件恶劣，以至发生了移民的动摇和抵制事件。为此，东宫铁男处心积虑地推行了所谓“大陆的新娘”的方策，动员日本女青年远嫁满洲大陆，称作“大陆的新娘”。“大陆的新娘”在“女子拓务训练所”学习烹饪、裁缝、插花及农业技术，并以集体结婚的方式与男性“开拓民”结婚。东宫铁男还亲自作了一首题为《大陆的新娘》的歌曲，命人广为传唱。
上述满洲移民侵略活动的种种情况，构成了日本的“大陆开拓文学”的背景，并且在日本的“大陆开拓文学”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其中，“大陆开拓”的主要策划者东宫铁男，第一个移民村“弥荣村”，“分村运动”，“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乃至“大陆的新娘”等等，都是“大陆开拓文学”的重要题材。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大陆开拓文学”的团体组织（1）
对于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大陆开拓移民”的侵略活动，文学界表现出了积极配合的姿态。早在日本向满洲移民开始的时候，不少作家就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自发地到满洲旅行和采访。1939年1月，作家荒木巍、福田清人、近藤春雄三人，在“拓务省”和“满铁”的支持下，成立了“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推老作家岸田国士为会长，委员除了上述三人外，还有田村次太郎、春山行夫、汤浅克卫，会员有伊藤整、高见顺、丰田三郎、新田润、井上友一郎等人。据福田清人在《昭和文坛私史》中的回忆，福田通过好友荒木巍和荒木中学时代的同学近藤春雄相识，想请近藤春雄的叔父、拓务大臣八田嘉明帮忙，为他们的满洲旅行提供方便。为了带动更多的人参加，就发起了“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据1940年出版的《文艺年鉴》记载，“恳话会”的目的是，“把关心大陆开拓的文学家集合起来，在有关当局的密切的联系提携下，对国家事业的完成提供协助，以文章报效国家”。“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设立了“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奖”，对“有关大陆开拓的优秀文艺作品的推荐和授奖”提供资金。同时，“恳话会”还决定对“大陆开拓事业的视察和参观提供方便”，也就是对作家们去满洲提供方便，对有关大陆开拓的文艺研究会、座谈会、演讲会的召开等也提供支持。除了作家个人的作品外，“恳话会”还决定出版创作集《开拓地带》，创办《开拓文艺丛书》等。
和日本的“大陆开拓”活动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文学团体，那就是“农民文学恳话会”，这个“恳话会”几乎和“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同时成立。和“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一样有着官方的背景，一样有着强烈的“国策”色彩。1937年，几部以农民问题为题材的作品，——主要是岛木健作的《生活的探求》、和田传的《沃土》、久保荣的《火山灰地》等，——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当时的近卫内阁的农相有马赖宁对这些“农民文学”也给予了关注，企图利用“农民文学”，推进他的农业政策。1938年10月，有马赖宁召集当时比较著名的“农民文学”作家“恳谈”。参加“恳谈”的多是当时的所谓“乡土文学”(也称“农民文学”、“乡土艺术”)流派的作家，他们是和田传、田研一、和田胜一、丸山义二、岛木健作、打木村治、键山博史、楠木宽等人。他们决定成立“农民文学恳话会”。11月，“恳话会”举行成立仪式。“恳话会”决定有马赖宁为顾问，主要成员除上述者外，还有伊藤永之介、桥本英吉、本庄陆男、德永直、森山启等四、五十人。会议决定创办会报，编纂作品集，设立“有马赖宁奖”。其中更引人注目的举动是决定向“大陆”，主要是满洲派遣作家。关于这一点，有马赖宁在“恳话会”成立时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他认为，日本的农民问题不单是粮食的问题，而是今后农村是否能够繁荣的问题，农村的繁荣就意味着日本的繁荣。不能把农村置于国家的发展之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甚至认为，没有农民文学是不行的”。他还说：“读了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和《土与士兵》，我想才能够了解前线的战斗及官兵们的真实情况。松田甚次郎君的《土地上的呐喊》，编成戏剧，在新国剧上演了一个月，和农村没有关系的人也许从中更多地了解了农村的实际情况。我希望在农民文学领域也有《麦与士兵》那样的作品出现，从而使国民加深对农村的理解。愿农民文学家协力。”很明显，有马赖宁是希望农民文学也适应当时的侵华战争的要求，把农民文学纳入侵华战争的“国策”体制之内。为了使《麦与士兵》那样的作品在农民文学领域出现，当然也就需要把作家派到中国来。事实上，“农民文学恳话会”在成立后，就向满洲派遣了多位作家去了解“大陆开拓”情况，其中包括和田传、岛木健作等人。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大陆开拓文学”的团体组织（2）
“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和“农民文学恳话会”这两个文学团体，集中了日本“大陆开拓文学”的大多数作家，成了日本“大陆开拓文学”的两个基本的核心和阵地。“大陆开拓文学”所有重要的作品，大都是由这两个“恳话会”的成员炮制出来的。
日本的“大陆开拓文学”不仅有着这样的团体组织，而且有着它的“文学理念”。属于“乡土文学”和“农民文学恳话会”系统的作家们，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乡土文学”作家一样，从极端民族主义、国粹主义立场出发，强调乡村和农民是民族文化的“根”，是传统文化的体现。他们把传统的农民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对立起来，并以此为前提排斥现代外来的西方文化，认为日本的近代文学过分西方化了，只重视城市，忽视了乡村和农民，以致给日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有害的思想。认为“大陆开拓”有助于纠正现代日本文化的弊端，并能够为日本的农民文学的发展创造一个很好的机会。如菅野正男在给福田清人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我们〔在满洲〕建立起独立的村庄，那就可以努力使在内地(指日本国内——引者注)衰退了的乡土文学获得振兴。宫泽贤治(1896～1933年，乡土文学的提倡者——引者注)想做的事情，我们在满洲的大平原中正在变成现实。”有些热衷于“大陆开拓”的文学家，不但从政治经济军事角度看问题，更从文学角度看问题。认为日本在满洲的“开拓”，能够改变日本文学的狭小的格局，并期望在满洲的日本作家创作出一种能够体现“征服者”之骄傲的“大陆文学”。如到满洲旅行视察过的评论家浅见渊在《关于大陆文学》(1940年9月《文艺情报》)中认为，日本文学、日本作家写的“大陆小说”缺乏的是大陆文学那样的“飘渺感”和“悠久感”，场面比较狭小，缺乏大自然的“野性味”，他写道：“我想说的是一句话：大陆文学，不限于移民文学的真正的大陆文学，归根到底，不在大陆扎下生活的根，是不可能一朝一夕产生出来的。”大陆文学就是“开辟从前的日本文学中从未有过的征服者的文学之路，也就是以大陆为背景的体现民族之骄傲的文学。同时我想，只有这一点才是新产生的大陆文学的当然的性格。这难道不是命中注定的吗?这种意见不单是我个人的想法，也是在满洲的严肃地从事作家修炼的多数作家的意见。”还有的认为，日本对满洲大陆的“开拓”，将有助于带来日本文学风格的变化，如评论家保田与重郎在《大陆与文学》一文中说：“我认为，日本要在大陆把日本的精神树立起来，在它的光荣贡献给世界历史的时候，与此相适应，需要有大的营造。这话的意思是，将来需要有大艺术。需要伟大的舞台，伟大的设计，伟大的台词，需要这样的综合的样式。”他最后得出结论说：“大陆——它不在地图上的满蒙支之外——的出现，会最先引起文学鉴别法、批评的分类学的变革。更慎重地说，所谓的大陆，既不是地形，也不是风土(即不是地理学的现象)，今天的大陆作为皇军的大陆，是严整的一个整体，因此是象征的浪漫主义。这是展望新的未来的理想主义的混沌的母胎。也就是说，作为文学母胎的大陆就是这种混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