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表达这种“大陆开拓文学”之“理念”的是福田清人。在《大陆开拓与文学》一书中，福田清人不但全面地论述了日本“大陆开拓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评论了数十位有关的作家作品，而且还极力为“大陆开拓文学”寻求文学理论上的依据。他指出：以“大陆开拓”为主题的文学，绝不是应时的“时流文学”或“旁流文学”，而是《古事记》、《日本书纪》和《风土记》等日本的古典文学所蕴含的“创造开拓精神”在当今的表现。他说：“在开拓文学的理念中，日本古典中的根本的精神，应该在今天得到表现。”他认为，“大陆开拓文学”对于日本文学“大陆性”的缺乏有重要的弥补作用。他批判日本近现代文学是“输入性”、“城市性”、“文化人性”、“个人性”的，说它忽视了“传统性”、“开拓性”、“地方性”、“农民性”。他列举了明治时期那些在他看来关心“大陆”的作家，如二叶亭四迷、田山花袋、国木田独步、森鸥外、夏目漱石，还有后来的芥川龙之介、横光利一、前田河广一郎等，推崇他们以“大陆”为题材的作品。福田清人的结论是：“日本已经在大陆的圈子里头了。在这个意义上，大陆文学这种样式不是派生的，而是从古到今的日本文学流动的真正的河床。”大陆开拓文学“筑起了一条新文化的康庄大道。它不局限于满洲文学一个地盘，而是包括日满在内的‘兴亚文学’的萌芽。”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大陆开拓文学”的炮制（1）
日本的“大陆开拓文学”的大规模的出笼，大都开始于1937年以后，到1945年日本战败，移民撤回国内的八年间，“大陆开拓文学”数量庞大。而且1938年～1942年这五年中数量最多，小说、报告文学、诗集、评论、游记、随笔、传记等各种体裁都有。福田清人在《大陆开拓与文学》中，光单行本就列举了80多部。一般认为比较重要的有：
汤浅克卫：《先驱移民》，1937年
《遥远的地平线》，1940年
德永直：《先遣队》，1938年
菅野正男：《与土战斗》，1939年
打木村治：《制造光的人们》，1939年
《迟缓的历史》，1940年
林房雄：《大陆的新娘》
岛木健作：《满洲纪行》，1940年
《一个作家的手记》，1940年
丸山义二：《庄内平原》，1940年
和田传：《风土》，1938年
《生活之杯》，1938年
《大日向村》，1939年
《殉难》，1939年
福田清人：《日轮兵舍》1939年
《大陆开拓与文学》，1942年
《东宫大佐》，1942年
竹田敏彦：《开垦部队》，1939年
田研一：《奉天城——满洲建国记1》，1942年
《王道之门——满洲建国记2》，1942年
《新京——满洲建国记3》，1943年
浅见渊：《文学和大陆》，1942年
《满洲文化记》，1943年
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编：《大陆开拓小说集(一)》，1939年
农民文学恳话会编：《农民文学十人集》，1939年
满洲移住协会：《潮流·大陆归农小说集》，1942年
满洲移住协会：《开拓文苑》，1942年
在这些作家作品中，描写日本对满洲的初期移民活动的重要作家有福田清人、德永直、汤浅克卫、打木村治等。福田清人的“大陆开拓文学”的特点是以人物传记为主要形式，表彰日本“大陆开拓”的先驱者。他的《日轮兵舍》以宫城县远田郡南乡村的“高等国民学校”的校长杉山为中心，展现了初期移民活动的各个方面。作品写到了日本农村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杉山在时常来视察工作的加藤完治的指导下，在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员来信的感召下，决心动员学生向满洲移民。他选择了一些毕业生加以训练，把他们派遣到满洲。杉山本人也只身去满洲考察，回国后辞去教职，成立了“南乡村满蒙移民后援会”，专门从事移民事务。福田的另一部作品《东宫大佐》是以“大陆开拓武装移民”的策划者东宫铁男为主人公的作品，意在为东宫铁男树碑立传。德永直本来是日本“普罗(无产阶级)文学”作家，被捕“转向”后积极参与法西斯主义文学及侵华文学活动。他的《先遣队》以第六次“武装移民”村汤原东海村为中心，从“分村”运动，一直写到移民开赴满洲以后的生活，几乎包含了初期移民“开拓”活动的一切方面，描写了满洲大地的荒凉，移民的水土不服症，强烈的思乡情绪，与“土匪”作战以及“大陆的新娘”的选定等等。打木村治是最早描写日本移民在满洲的所谓“建设”活动的人，他的《制造光的人们》以第一个“武装移民”村——“弥荣村”为题材，描写了一批来到了松花江畔、作为最初的“开拓者”的武装移民如何同“土匪”、严寒、穷困及思乡情绪做斗争，最后迎来了“大陆的新娘”。作者强调了“开拓”活动如何艰苦卓绝，把日本移民侵略者誉为“制造光的人们”。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大陆开拓文学”的炮制（2）
以“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为题材的主要作品是汤浅克卫的《遥远的地平线》，特别是菅野正男的《与土战斗》。《遥远的地平线》描写了“大陆开拓”如何艰难。满洲的大平原，展现在主人公面前的是“遥远的地平线”，图8《与土战斗》单行本书影象征着“大陆开拓”事业的任重道远。《与土战斗》的作者菅野正男本身就是“青少年义勇军”中的一员。作品以手记的形式记录了“义勇军”在日本茨城县进行了两个月的基本训练，到达满洲嫩江县之后的一年多的生活经历。描写了食物如何粗劣得难以下咽，如何因为水土不服或生活不习惯患上“屯垦病”、流行病，还有那猛烈的沙暴，彻骨的严寒、横行的“匪贼”等等。但作者为适合“大陆开拓”的宣传需要，并没有表现出悲观和不满。只是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了一些比较真实的感受。如写到作者的一个伙伴这样说：“义勇军在三年的时间内，接受和军队同样的军事教育。可是并没有参军，而是直接来到了移民地。以前听说只要提出志愿，就可以参军，来这里一看，才知道全是假话。而且，说是根据志愿和能力，可以从事农业以外的工作，这倒不假。可是从事农业以外工作的，净是特殊的人。”不过尽管如此，作者还是极力表现他们如何义无反顾，在险恶的环境中，顽强地“与土战斗”。所以，即使作品的文学性很有限，还是得到了评论界的较高的称赞，并获得了1940年度的“大陆文学恳话会奖”。福田清人在《大陆开拓与文学》一书中认为《与土战斗》“是产生于新的开拓地的文学的经典”。
在“大陆开拓文学”中，当时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作家是和田传(1900～ )。农民出身、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文系的和田传，曾以农民文学名作《沃土》而出名。1938年以后，他写作了一系列的“大陆开拓”小说。中短篇小说集《风土》、长篇小说《生活之杯》描写了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农村的形势。在《生活之杯》中，主人公柏木繁市说：“事变的真正的意味，大家都有切身感受。(中略)当我们还以为大陆在远隔大海的遥远的地方的时候，农村还不会感受到战争。大陆就在这里，每个村庄和耕地都在大陆上。”这实际上就是作者自己的看法。在代表作《大日向村》的“后记”中，他写道：自从参观了加藤完治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训练所”以后，“对于农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就不能不和大陆联系起来考虑了。我的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从此就开始思考大陆的事情了。觉得日本海已经被填平，已经和满洲大陆连了起来。”
《大日向村》是和田传的集中描写日本农民向大陆移民的长篇小说。作品取材于日本中部信浓地方的一个叫做“大日向村”的穷山村，在“分村”后向满洲移民的真实经过。大日向村虽云“日向”，却是地处深山沟、连太阳也不能全晒到的“半日村”。村里四百多户人家，只有六反(一反等于992平方米)多一点的“猫脸”似的土地，在种地不能维生的情况下，农民们又砍林烧炭卖。但木炭价钱低，树木砍伐殆尽，农民因为借钱买木头，陷入了“借债地狱”。在昭和初期的“农村恐慌”中，农民更加贫困，村长因无可奈何，相继辞职。在这种情况下继任村长的浅川武麿，在政府的支持下，决定向满洲移民，把村子一分为二，将其中的一百五十户移至满洲。于是他们浩浩荡荡，来到吉林省舒兰县的四家房，在那里建立起了“新大日向村”。移民们唱着自己的“村歌”——“希望燃烧在大陆上，大和岛国先驱者，分了村的大日向。此地是满洲四家房，移住而来千人强，男女老少喜洋洋。严寒零下三十度，严寒酷暑何足惧，挽起铁腕挥起锄，从南岭山到水曲柳，开拓广漠十万里”。然而，这些“开拓民”在中国的土地上是如何“开拓”的呢?有一封写给“母村”的介绍“新村”情况的信，便泄漏了天机：
新村的区域，水田约一千四百町步(一“町步”约合992公亩——引者注)，旱田二千六百町步，另外还有山林四千零八十町步。听说在其他的移住地，移民后再开始开垦的比较多。但是在这里，净是很好的耕地。而且水田中已经有了两条长达六里和四里半的水渠，虽说是熟地，但充其量耕种了不过三四年。所以，看来，今后至少十年间，不施肥也能有一石到一石五斗的收成。
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伙移民不仅侵占到了中国的领土，而且还从中国农民手里掠夺了大量的熟地，包括水利设施。可见，他们的“开拓”其实就是掠夺。以“大日向村”为代表的日本移民对贫困和危机的摆脱，是建立在我东北人民的巨大牺牲之上的。
1939年，和田传出版作品集《殉难》。其中的中篇小说《殉难》，以大陆移民村为舞台，可以看做是《大日向村》的续篇。关于《殉难》，作者交待说：“大陆的新村过去是没有的。年轻人们都从新村中找到了出路，都为了崭新的生活而奔忙。这些人的行动的美好、壮烈，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这篇小说所描写的行动的世界，都是以北满的开拓地发生的真实的故事敷衍成篇的。”然而，《殉难》中所描写的是什么样的“真实的故事”呢?他写了中国的农民在受到“匪贼”袭击，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日本的移民如何舍生忘死，全力相救；名叫赵海山相当于村里长老的中国农民，和日本移民村的“部落长”樋口清三郎如何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而建立了友谊和信赖；日本移民团夜间巡警队如何保护着中国村民。在小说的最后，被“匪团”抓住的清三郎面对着枪口——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大陆开拓文学”的炮制（3）
冷静地，然而又是用申斥的语调说：开枪吧!再说一遍，本人是但马的穷苦百姓，在日本的时候没有人敢回头瞧我。现在本人要作大陆开拓的柱石，把骨头埋在这里，正合本人的心愿!开枪吧!清三郎再次叫道。就在这个时候，“乒”的一声，手枪响了。
于是，清三郎做了“大陆开拓”和“五族协和”、“日满一体”的“殉难”者。不难看出，这里所描写的根本就不是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野蛮移民入侵的实相，反而把入侵者美化成了中国农民的保护者!
日本“大陆开拓”的作家作品，就是这样自觉地做了日本军国主义“大陆开拓”的“国策”的宣传品。在众多的作家作品中，似乎只有岛木健作的创作是个例外。岛木健作(1903~1945)原属于无产阶级作家，“转向”后加入了“农民文学恳话会”。1938年11月他被“恳话会”派到满洲视察，历时三个多月。回国后以在满洲的见闻为题材，发表《满洲纪行》和《一个作家的手记》。《满洲纪行》收录了作者十几篇纪行文章。在这里，岛木健作一定程度地摆脱了“国策”宣传的需要，用冷静的、客观的观察分析，披露了“大陆开拓”的实相。他指出，迄今为止日本人所写的绝大多数有关大陆开拓的文字，都是凭空杜撰的东西。在他看来，日本移民在满洲获得了土地，但并不等于他们的问题解决了。条件的恶劣、土地的荒芜、劳动力的缺乏、不适当的耕作法，使得“大陆开拓”问题成堆。他还第一次大胆指出：日本移民在满洲的农业活动，实际上靠雇佣“满人”作劳动力来支撑的。他写道：
现在， 日本开拓民依靠驱使满人劳动力，才获得生存的基础。这个事实凡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两者的关系是主人与雇佣者之间的关系。两者间的亲睦伴着感伤。在被雇佣的人中，有的在日本人入殖之前，是自耕农，是土地的主人。他们有没有交换来的土地呢?他们卖地的钱总是能留在手上吗? 日本开拓民的能力还小，现在还需要他们，把他们留在这里，他们也觉得这种联合还好。但是，这种联合到底能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像这样明确地指出日本移民的入侵使“满人”由土地的主人沦为被雇佣者，就等于戳破了“大陆开拓”的实质：原来“大陆开拓”就是变“满人”为奴隶!从这一点上看，《满洲纪行》虽然不是纯文学作品，但它的直面真实的勇气，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在“大陆开拓文学”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总之，日本的“大陆开拓文学”，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煽风点火，兴风作浪，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移民侵略的宣传工具。当时就有评论家指出了它们存在的只顾宣传实用的“素材主义”和缺乏艺术性的倾向。在今天，它们除了让我们从中了解日本的移民侵略活动，看到日本文学在侵华战争期间的可耻的堕落，此外已没有别的用处。实际上，“大陆开拓文学”已经随着日本在满洲“大陆开拓”移民活动的彻底失败，而宣告了自己的破产。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满洲文学”的来龙去脉（1）
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是指移民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日本殖民者的文学。日本学者在谈到“满洲文学”的时候，一般把“满洲文学”分为中国人的“满系文学”和日本殖民者的“日系文学”两大部分。这里所说的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也就是“满洲文学”中的“日系文学”。
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是与日本在满洲的殖民侵略活动相始终的。从发展线索上看，以1932年伪满洲国的成立为界，可以把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日俄战争结束到伪满洲国的“建国”(1905~1931)。这一时期日本对“满洲”的移民侵略活动，主要以总部设在大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为中心，日本移民也大都是“满铁”的有关人员，所以文学的中心也在大连。长春、抚顺、辽阳等地也有日本人的一些文学活动。从事文学活动的人“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大多数也是“满铁”的职员。随着移民人数的逐渐增加，殖民者的“满洲”意识也逐渐增强。他们不但希望满洲成为日本的经济基地，也希望在文化文学上使满洲日本化。于是，进入20年代以后，在大连、长春等地出现了许多沙龙式的文学小团体。并且有人还提出了建立“满洲文学”的初步主张。如1925年出版的刻印版小型杂志《我们的文学》的二月号上，刊登了题为《满洲与文学杂志》的文章，文中表示，“希望有代表满洲的一种文学杂志”，“我们所希望的杂志出现的时候，作为地方特色，会带有殖民地的气氛和气质，也有表现乡愁的美丽诗句。但时代要超越这一切，而要求表现世界主义的实现、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融合。”在此前后，文学杂志不断涌现，如1920年俳句杂志《黑炼瓦》出刊，1924年综合性文艺刊物《黎明》出刊，1927年诗刊《亚》出刊，1928年短歌杂志《合萌》出刊，1929年《满洲短歌》出刊，1930年文学杂志《街》出刊，1931年，诗与短歌杂志《胡同》出刊，等等。此外，《读书会杂志》(后改称《协和》)、《大连新闻》、《新天地》、《大陆》、《大陆生活》、《满蒙之文化》(后改称《满蒙》)、《月刊抚顺》等日文报刊也辟有文艺专栏或发表文学作品。有的报刊还举行文学作品的征集活动。如《长春实业新闻》分别在1924年和1925年举行了短篇小说的征集活动；《满洲日日新闻》举行了两次长篇小说征集活动。《满洲日日新闻》明确提出征集的对象是“以满洲为背景的富有地方特色的清新的作品”。总之，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已经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和初步的规模。
在创作上，此时期已经出现了集中反映日本殖民者在“满洲”生活的作品。在小说方面的代表作是清岛苏水的《三个世界》，诗歌方面的代表作是诗歌集《塞外诗集》、《三人集》等。清岛苏水(本名清岛贡)是“满铁”的职员，是在“满洲”的日本殖民者中最早出版小说集的人。1924年，日本国内的岩崎书店出版了他的《三个世界》。《三个世界》收入了19篇短篇小说，全部以满洲为背景，其中不少小说描写了日本殖民者在满洲的生活和见闻。如《咸鱼》描写了一个放荡的日本殖民者的妻子，在“满洲”的穷乡僻壤过着忍辱负重的生活；《三个世界》表现了“满铁”职员的过失；《饭》描写了主人公如何恶作剧地捉弄饥饿的中国小孩儿。这些小说虽不免幼稚，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日本殖民者的生活和心态，所以被认为是“满洲文学”的先驱性的作品。由本家勇(城小碓)编辑，1930年出版的《塞外诗集》，收入了安西冬卫、稻叶亨二、加藤郁哉、小杉茂树、岛崎恭尔、城小碓、龙口武士、市川贤一郎等人的以描写满洲风物及中国内地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其中写到了黄河、黄土高原、敦煌、辽河、哈尔滨、旅顺等。《三人集》是移居于奉天(沈阳)的三位诗人——土龙之介、高桥顺次郎、落合郁朗——的诗歌合集，1931年由奉天的“胡同社”刊行。表现了满蒙的荒凉、辽阔以及满蒙百姓的原始混沌的生活。市川贤一郎在跋文中认为，虽然这三个人的作品还没有摆脱日本人的“洁癖”，但是，“我并不失望。在迄今为止满洲出版的诗集中，还没有发现像这样态度真挚的作品”。他希望诗人们“今后要喝着满洲的泥水，吸着蒙古的黄沙生长起来”。
“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时开始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十几年的时间里，殖民者的“满洲文学”有了不同于前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满洲文学”的来龙去脉（2）
第一，从以前的文学家和文学爱好者的自发的活动，变为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满洲文学”的建设。敌伪当局也从文化殖民主义出发，积极支持和扶植“满洲文学”的发展。光文学奖就设立了“满洲文话会奖”、“建国纪念文艺奖”、“满洲国民生部大臣奖”等好几项。还通过制订《文艺指导纲要》(1941)等官方文件，对文学活动加以引导和控制。其核心思想是宣传以日本殖民主义为基础的所谓“建国精神”，并用日本“内地”的文学来指导“满洲文学”，确立日本文学对“满系文学”的指导地位。如《文艺指导纲要》在第二条“我国文艺的特质”中明确写道：“我国文艺以建国精神为基调，致力于八纮一宇的大精神的显现，以移植于我国的日本文艺为经，以原住各民族固有的文艺为纬，取世界文艺之精华，而形成浑然独体的文艺。”此前，在满洲的日本殖民文学家也提出了“在满洲建立满洲的文艺”的口号。如高田悟朗在《高粱》的创刊号上撰文指出：“日本人〔作家〕好不容易从内地(指日本本土——引者注)来到满洲，几年以后又回到了内地。日本人为什么不能在满洲常住下去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满洲还没有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绘画、文学之类的优秀的作品呢?通过以满洲为背景的优秀的文艺作品，一定能使满洲的印象立刻浮现在人们面前。满铁率先把中意的作家，从内地请到满洲，保证他们五年六年的生活，为他们写出好的作品创造条件。这种作法被证明是必要的。笔者虽然不能无条件地全部赞成，但目的和他们是一致的。我们不一定要借助内地作家的力量。难道我们的条件不是得天独厚的吗?我们生活在这真实的满洲，为了我们的目的而竭尽全力，这难道不是我们的重大使命吗?”《作文》杂志也认为，所谓“满洲文学”必须和它的国土相照应，必须写出满洲的独特性来，为此，“满洲文学”决不可以指望来满洲旅行的日本作家，“只有誓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的、并对之抱有感情的作家，才能叩开满洲文学之门”。
第二，和前期文学刊物的小型分散的状况不同，后期文学刊物开始发展为大型化、核心化。1932年9月，《高粱》在新京(长春)创刊，同年10月，住在大连的小说家、诗人青木实、吉野治夫、竹内正一、町原幸二、城小碓、落合郁朗、岛崎恭尔、日向伸夫、富田寿等人创办了《作文》杂志，一时形成了所谓“北有《高粱》，南有《作文》”的格局。1935年，《新京》杂志易名为《摩登满洲》，成为又一家重要的文艺刊物。1938年，日本文坛在侵华战争期间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日本浪漫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北村谦次郎在“新京”发起创办《满洲浪漫》，其同人有木崎龙、绿川贡、逸见犹吉、横田文子、大内隆雄、长谷川濬等。北村谦次郎说：“《满洲浪漫》不是日本浪漫派的分派，但却是日本浪漫派的‘延伸’和‘实践’。”《满洲浪漫》创刊后，便形成了“北有《满洲浪漫》，南有《作文》”的新的格局。《满洲浪漫》和《作文》两家刊物从创刊到1942年先后停刊，一直是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的两大阵地。当时的评论家浅见渊在《满洲的文学、文化运动》一文中说过：“说起来，现在看到的满洲文学，是由原在奉天刊行的名叫《作文》的同人杂志开其先河的。(中略)后来在新京出版的《满洲浪漫》的同人们筑起了今日的满洲文学。”
第三，与文学刊物的核心化相适应，出现了比较集中的文学团体组织。先是有“满洲笔俱乐部”、“新兴诗社”、“一家”等三个较大的文艺团体，到了1937年，又在大连成立了“满洲文话会”(后移往新京)。这不是单纯的文学团体，它网罗了满洲的几乎所有的文化人，不但是日本人，也包括“满人”，会员有433名。“文话会”设有会刊《满洲文话会通信》，并决定设立“满洲文话会奖”，编纂发行满洲文艺作品选集。“文话会”在1937~1939年的三年中，分别编修了三部《满洲文艺年鉴》。在此前后，大连、奉天、新京、哈尔滨等地还有二十多个大大小小的文艺团体，如“满洲歌友协会、抚顺文学研究会、刺槐短歌会、满洲乡土艺术协会、满洲短歌会、北满歌人社、平原俳句会、大连俳句会、川柳大陆社”等等。到了1939年，由日本殖民当局在满洲的文化权力机构“弘报处”召集成立了全满洲的文学家(包括“满系作家”)组织“满洲文艺家协会”。该“协会”的会长是山田清三郎，会员有近80名。和“满洲文话会”不同的是，这是一个专门的文学团体。关于“满洲文艺家协会”成立的原委，该“协会”出版的“指南”写道：“我满洲国的文艺政策，今年三月已由政府发表。为了确保《文艺指导纲要》的实施，今后要在《文艺指导纲要》的基础上，在与政府的紧密的联络下，准备结成文艺界同仁的团体……。”
总体来看，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虽然有时搞得比较热闹，都始终是“业余爱好者”的文学。说它是“业余爱好者”的文学，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没有职业作家，除了《满洲浪漫》的北村谦次郎在“满映”(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挂了个虚职，专门从事写作以外，作者们都有自己的职业；二是文学写作的水平还处于“爱好者”的档次上。当时的日本政府曾试图改变这种局面。浅见渊在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说：“在满的日本作家全都是业余作家。不过，我前些日子在东京参加了一个满洲新闻的座谈会。会上，听说最近政府要根据创作的实绩在满洲认定一些专家，政府将为这些专家们的创作活动作后援。”(《在满的作家们》，载1941年7月《现代文学》)日本军部和政府的确为“满洲文学”费了不少心机，除了不断派“内地”作家到满洲视察督促之外，为了促使“内地”的日本读者关注“满洲文学”，权威的“芥川龙之介文学奖”也向“满洲文学”加以倾斜。如，日本在满殖民作家日向伸夫的《第八号道岔》获第13届芥川龙之介奖的“候补”作品，第14届芥川奖的候补作品仍然是在满日本殖民作家野川龙的《狗宝》，第17届芥川奖的获奖作品是石塚喜久二的《缠足的时候》，第19届的获奖者是八木义德的《刘广福》。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都切合了日本的殖民主义的意图。尽管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从内容上看五花八门，但引起注意，或得到当时的好评的却都是宣扬日本在满洲的殖民主义思想的作品。因此，今天我们有必要站在客观的历史的角度，对这些作品加以剖析。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所谓“建国精神”与“建国文学”（1）
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是以所谓“建国精神”为中心思想的。什么是“建国精神”?就是在满洲建立日本殖民国家所需要提倡的精神，也就是在满洲推行日本的殖民主义。其要点，第一是极力宣扬满洲“独立”的思想，意在使满洲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来；第二是用日本殖民主义文化对满洲的中国人民进行文化同化，即实行所谓“文治”，或明或暗地宣扬日本文化的优越和先进，中国的野蛮和落后，以此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使之甘愿服从日本文化的“指导”；第三，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把伪满说成是“五族(即日、满、汉、蒙、鲜——引者注)协和”的“独立的新国家”，是什么“王道乐土”。在“建国精神”的基础上，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了“建国文学”的主张。有的人认为，“满洲文学”就是体现“满洲建国”的文学，如《满洲浪漫》的重要人物长谷川濬在《建国文学私论》一文中说：“建国”思想就是思考在满洲如何建立新国家，如何建立新生活，“以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存在的精神为母胎而产生的文学，我称为建国文学。这是满洲文学精神的基础的理念。”他还说：“以前我主张满洲文学就是世界文学，这个主张始终没有变。就是说，满洲建国就是世界的建设，……这两者是相互贯通的大道。满洲文学和满洲建国必须同时存在，必须是同呼吸的亚细亚的世界精神。天心(即冈仓天心——引者注)所谓亚细亚是一个，——这句话就是新兴满洲国文学发展方向的预言。”有的认为“满洲文学”是在日本的指导下实现满洲的民族融合的文学，如青木实在《义不容辞的使命》一文中说：“满洲既然是民族融合的国家，那么，日本人就不能独善其身。(中略)要以文学表现民族融合之实。”有的人则强调满洲文学的独自性，如吉野治夫在《满洲文学的现状》一文中认为满洲文学的特色应该是：“一、在满洲发现独特的主题；二、摆脱对日本文坛的依存心理；三、发现满洲文学的独特的文学形式。”这些主张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建立在“建国精神”之上的“满洲文学”的理念。在创作上，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尽管形式不同，但或多或少地都贯彻着这种“建国精神”。
最早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建国精神”的，是诗歌杂志《亚》的创办者安西冬卫。安西冬卫在《亚》中发表了不少以大连为背景的诗，后结集为《军舰茉莉》(1929)出版。他的短诗《春》这样写道：
一只蝴蝶，向鞑靼海峡那边飞去。
这首乍看上去平淡无奇的诗，在当时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它用诗的形象的语言，说出了当时一些日本人朝思暮想的愿望。在满洲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的1938年，作家长与善郎在《少年满洲读本》中，进一步发挥了安西冬卫这首诗的意思。书中一开头写一个少年请父亲带他去满洲，于是找出了《世界地图》和《最近远东地图》。当父亲给他指出地图上的“满洲国”的时候，少年惊喜地说道：“真大呀!满洲!真像是蝴蝶的形状。”父亲说道：“啊，是啊，蝴蝶正朝着日本的方向飞呢！”作者接着写道：
的确，从东方的带着浓颜色的长白山脉，到东侧的国境都是蝴蝶的身子；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交汇处的西伯利亚的哈巴罗夫斯克那地方，是蝴蝶的眼睛；南边关东洲的大连旅顺一带是蝴蝶的尾巴。看上去就好像在西部的国境向热河省方向展开着翅膀。
“哈哈哈，真的呀!一只漂亮的大蝴蝶从亚细亚大陆方向朝着日本，展翅飞来，真是太好啦!”
为什么这只“蝴蝶”要向日本飞，为什么日本必须抓住这只“蝴蝶”呢?在他们看来，首先是这里的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衰落和退化。1936年，满洲“建国”前夕，诗人石川善助在题为《移北》的诗中这样写道：
向北方移住的吉尔亚克吉尔亚克是黑龙江河口地区以渔猎为生的蒙古族——引者注
那空空的草舍中的秋气
那散落着的鲸鱼的白骨
令人想起民族的退化。
用贝壳和羽毛装饰的神
就是一种可悲的暗示
——向北， 向那极光的方向，
建立我们新的国家吧!
蒙古民族“退化”了，汉民族又怎么样呢?一个名叫稻叶亨二的人在题为《夜航船》(1932)的诗中写道：
中华，患上了神经丧失的
不治之症，昏睡不醒
黑暗中，“永利”号悄悄地在龙口解开了缆绳，
满载着山东的杂草
在渤海的夜空下高唱民歌
邦杰船长忽然感到一阵战栗
抱着元宝跳进海中
失去了船长的轮船
在黑暗中盲目漂流
除了等待锅炉的死灭，别无办法
不安的船员们
得知了漂流的真相
拆掉了甲板
当成新的燃料来烧
野花在黑夜中开了
中华，就像在动脉上扎了一根针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所谓“建国精神”与“建国文学”（2）
在这位“诗人”看来，“中华”民族就是失去舵手、盲目漂流的“夜航船”，如果没有人来拯救，那么等待他们的必然是灭顶之灾了。于是，在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中，就出现了为“拯救”满洲各族人民而“牺牲”、“奉献”的日本人。如长谷川濬在短篇小说《乌尔顺河》(1941)中，就描写了一位为“满洲建国”而献出了生命的人，用浪漫的手法表现了他所主张的“满洲文学”的“建国精神”。这篇小说以一个三角恋爱故事为线索。两个生活在满洲、并热情地致力于满洲“建国”的日本青年——“我”和竹村——都爱着名叫若子的姑娘，因而成为情敌。竹村从事危险的“治安”工作，在一次讨伐“匪贼”的战斗中，“壮烈”地战死了。若子姑娘在竹村死后也自杀身亡，用自己的死对爱情做出了选择。为“满洲建国”而殉身，成全了他们的爱。小说中，特别反复描写了竹村自己作的题为《乌尔顺河》的歌，——“蒙古的沙漠啊，乌尔顺河呀，可爱的亚细亚的人民”。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感到自己融会到了那在日本无法感觉到的广袤的天地之中”。
表现相同主题的最著名的作品是北村谦次郎的长篇小说《春联》(1942)。这部小说有三个主要人物：把妻子留在东京、只身一人在满洲的“新京”一家照相馆工作的作，作的弟弟贞造，还有和这兄弟俩作邻居的小野。其中的核心人物是小野。刚刚担任国境警备队分遣队长的小野，遇上了满洲地方司令苏炳文的“叛乱”，小野在和叛军作战时被包围，险些丧命。逃出后被一个在俄罗斯牧场做工的俄罗斯姑娘娜塔莎藏了起来，后来平安返回。听了小野的故事以后，在新京因失业而意气消沉的贞造，决定和小野一起到北满的日本人的“开拓地”去。在小野的感召下，已经厌倦了单调乏味的生活的作决心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这部小说是应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的要求写的。川端康成希望作者“通过建国当初的苏炳文的叛乱，国境警备的警官的遭难，救助他们的白系俄罗斯人，还有作和贞图9《春联》单行本书影造兄弟的不同的性格及所走的不同道路，来体现满洲国的希望和新生”。小说写出后，川端康成在《序言》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建国十年间的满洲文学的最高的收获，恐怕就是北村君的《春联》了，这绝不是偶然的。”他称北村是“满洲国惟一的‘专门作家’”。《春联》所表现的正是勇于献身、敢于开拓的“满洲建国”的精神，小野被描写为“建国时代”的“英雄”人物，他的历险故事，象征的正是“肇国”的艰难。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民族协和”的现实与神话（1）
日本殖民作家显然意识到了“民族协和”的困难。1938年，“月刊满洲社”出版了小川菊枝的长篇小说《满洲人少女》。小说以“我”家雇佣的满洲人——十四岁的小保姆桂玉为主人公，描写了“我”对她的观察，与她的交流。“我”在和她共同生活当中，不断试图用日本人的思想方式对她进行影响和教育，但事实证明非常困难。请看下面一段描写：
有一次，我说到了“思想匪”(赤化思想)的问题，她却严肃地打断了我的话。我问： “不是匪又是什么呢?”她回答：
“他们是爱国军。”
我吓了一跳。她有点害羞，用来作交谈的笔在手里颤抖着。(中略)我与桂玉这种交谈大概是在她来我家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我真有点害怕，甚至想把她辞退。
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根本问题上的根本冲突。一个十四岁的少女对于“匪”的看法如此坚定，和日本人如此针锋相对，“民族协和”、“日满协和”又谈何容易呢?
这种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民族纠葛，不仅发生在生活的表层，也发生在殖民地人的内心世界里。有的日本殖民作家站在民族文化冲突的角度，表现了日本人入主“满洲”之后，“满洲人”的内心世界的震荡。在这方面，日向伸夫的《第八号道岔》(1935)较有代表性。日向伸夫在奉天铁路营业局旅客科工作，他的同事中有六分之五是中国人。这种工作环境使得日向伸夫有机会观察和描写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铁路从业人员。《第八号道岔》的主人公是扳道岔的老工人张德有。他年轻时代在俄国人统治下的北满铁路(“北铁”)工作。他的妻子是俄国人，他在家说俄语，遵从俄国式的生活习惯。现在俄国人走了，他在日本人统治的“满铁”工作，原来学会的俄语没有用了，从头学习日语又很吃力。他们习惯了俄国式的工作方式，对日本式的讲究效率、严守时间感到不习惯，又听说“满铁”要裁减老“北铁”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张德有处于苦闷彷徨之中，他甚至打算离开他干了多年的“第八号道岔”。他的老同事李连福已经不想干铁路了，用退休金开个面包店，他劝张德有也这么干。小说最后，写到李连福开的面包店毁于一场火灾，而“满铁”裁员只不过是个谣传。这篇小说以“第八号道岔”为喻体，表现了处在殖民地易主、人生处于转折时期的满洲中国工人的不安的内心世界。作者设身处地地观察和描写满洲人是可取的，但它最终要说明的是，尽管要满洲中国人适应日本的统治并不容易，但满洲中国人本身并不执著于中国人所特有的民族习惯和生活、工作方式，既然他们能和俄国人合作，也就能和日本人合作。作者显然在肯定张德有继续为铁路工作，而否定了李连福式的对“满铁”的失望。
但是，在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中，更多的作家不是从现实，而是从殖民统治的需要出发，热衷于制造日本统治下的“民族协和”的神话。
表现“民族协和”的“典范”作品，恐怕首先就是八木义德的《刘广福》(1943)了。这个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刘广福，是由故事讲述者“我”作“保证人”、由乙炔气体工厂雇佣的汉人勤杂工。刘广福拿很少一点工钱，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但他却任劳任怨，没有一句牢骚，没有一点不满，只知拼命地干活。他有浑身使不完的力气、吃苦耐劳的品格、勤恳诚实的态度，是“满人”工人的带头人。可是，有一天，工厂仓库里的电石罐被盗，从现场留下的脚印来看，是刘广福所为，于是，刘被警察署逮捕关押起来。但“我”不相信刘广福会干那种事，就去警察署和刘广福见了面，并从刘那里得知了盗窃犯的线索。通过对全体工人搜身检查，果然从一个工头身上搜出了和他的收入不相符的治疗花柳病的巨额单据。警察逮捕他后，他供认不讳，于是刘广福还了清白。又有一次，工厂发生了火灾，刘广福奋不顾身救火，使工厂避免了重大损失。但是他的手和脸却被严重烧伤，虽没有生命危险，但看起来要留下后遗症了。刘广福的未婚妻、在奉天一家饭店打工的“那娜”姑娘，无微不至地在医院照料他。刘广福终于出院了。“我”看见出院后的刘广福，竟恢复得和以前一模一样。对他的惊人的生命力和恢复能力，“我”赞叹不已。——小说的情节大概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