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侵华战场上的日本军队中，有一批特殊的军人。他们有的在入伍前就有写作经历，有的在入伍后因炮制所谓“战争文学”而由文学的外行变成了“军队作家”。这些所谓的“军队作家”以自己的战场体验为资本，以侵华宣传为目的，一手挥刀，一手操笔，文武两道，蘸血为墨，为日本侵华战争“现身说法”……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军队作家”及“军队文学”的产生（1）
日本的侵华文学，主要有两部分作者。一部分人是受报纸杂志社派遣的职业作家，如所谓“笔部队”的成员。他们没有实际的作战经历，在战场上，他们至多是“观战”，而不是“参战”，因此，他们写的，要么是“从军记”之类的东西，要么是“观战记”之类的东西。另一部分人是侵华战场上的军人，即所谓“军队(日文作“兵队”)作家”。他们当中，有的原来就是作家，或有一定的写作经验，后来入伍从戎，如火野苇平、上田广等。这一部分人为数不多。更多的是以前没有什么写作经验的战场上的官兵。评论者也称为“外行作家”。
由“军队作家”制作的所谓“军队文学”，其数量相当庞大。虽然作品谈不上有什么文学价值，但由于他们具有军人和作者的双重身份，在当时的读者中，有着特别的影响。在世界现代文学史上，由军人而成为作家的，不乏其例，但似乎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的几年中出现了成百上千的军人“作家”。日本国第六章“军队作家”及其侵华文学民的战争狂热，强烈的战争参与意识，对“军人文学”起了巨大的催生作用；战争宣传的需要，也使日本文学自觉不自觉地降低了“文学”的艺术性要求，放宽了作为“作家”应有的水准，使得他们把那些“外行”也看成“作家”，并欣然予以接受。另一方面，有较高的知识层次的人，在日本侵华军人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也是产生军人“战争文学”的重要条件。这种情况，在一个名叫池田源治的从军记者写作的报告文学《知识分子部队》中，有具体的描述。所谓“知识分子部队”，是指1938年参加武汉作战的以本间中将为师团长的第27师团。这支部队“全部的三分之二，是中等学校以上的学历，这其中又有三分之二是大学或专科学校出身”，因此被认为特别强大。为什么特别强大呢?作者认为原因有三。第一，“知识分子部队的首长既是优秀的知德武将，又是稀有的勇将”；第二，“第一线首长周围人才济济”；第三，“士兵都是最精锐的”，“这些勇士们，由于教养好，了解这次圣战的意义，熟知国防之大义，上下团结，遵纪守章，各安本分，珍惜名誉，深知廉耻，是真正的勇者。”事实上，并非日本所有的侵华部队的士兵都有这么高的文化和学历层次，但在日本士兵中，确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同时也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这些人一旦接受了军国主义的教育，一旦有了战争体验，一旦受到宣传媒体的诱导，就会操笔写作所谓“军队文学”。在这些“军队文学”中，有不少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甚至引起了轰动。所描写的题材也很广泛，前线、后方都有涉及。在描写前线的作品中，尤其以上海淞沪战役、徐州会战、南京战役、武汉会战等几次重大的战役为题材的最多。其作者，涉及日本军队的各个级别层次，上至将军，下至普通士兵。包括特务兵、医务兵、铁道兵、甚至随军和尚都染指“军队文学”。
图16藤田战车部队在南京中华门横冲直撞
在侵华日军将军中出现的“军队作家”中，最著名的是陆军少将、当时的战车(坦克)队长藤田实彦(此人在战后被判为战犯，1946年在中国通化畏罪自杀)。他的中篇报告文学《战车战记》描写了他所率领的日军坦克部队，通过华北地区向南京进发，参加攻克南京的战役的情形。他写到了沿途的中国“良民”(实际上是日占区受日伪军蛊惑的一部分民众)打着日本的太阳旗，或抬着开水，在路旁欢迎和接待日本坦克兵的情景；他也写到了中国军队的抵抗，写到了中国军队为了阻击日军进攻对桥梁等交通设施的破坏，在南京外围修筑的许多防御工事。但《战车战记》着意表现的是日本战车所向披靡的巨大威力。面对这先进的武器，中国军队在抵抗无力之后只能撤退逃跑。以致修筑的碉堡一次也没能使用，留下了两千多罐汽油来不及运走而落在日军手中；在南京城，特别是在中华门，中国军队是如何的顽强，而日军的坦克在进攻时又是如何发挥了作用。作品最后还写到，中国兵在失败后无法逃走，便换上便衣混在老百姓当中，装作“良民”，但“每天都有数千人被检举出来”。今天看来，这一描写在无意间带出了一点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每天都有数千人被检举出来”，就按这个数字而论，日本军队在占领南京后，“检举”并屠杀了多少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啊！
在普通日军侵华士兵写作的“军队文学”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上等兵谷口胜的《征野千里》和松村益二的《一等兵战死》。谷口胜是最早写作“战争文学”的侵华日军士兵之一。他的《征野千里》(1938)以“手记”的形式记述了他随所属的中野部队，从华北经海路到杭州湾登陆，转战南京、芜湖，挺进大别山地区，参加武汉会战，在田家镇战役中负伤回国的经历和见闻。和一般的侵华文学所惯常描写的日军如何势如破竹、中国军队如何不堪一击有所不同，《征野千里》表现了日军行军作战的艰难困苦，——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他们和战死者一起，浸泡在水沟里三天，一步也前进不得；他们的坦克陷入火海，他们的士兵一个个倒下……尽管出于战争宣传的需要，《征野千里》没有描写日本士兵对战争和生死的真实的想法，但其描写还是能够给人留下相当真实的印象。松村益二在战记集《一等兵战死》(1938)的序言中说：“自己是一等兵，只知道一等兵的事情。”他集中描写了日本士兵，特别是一等兵战死的情形。那些士兵的年龄、出身、性格各有不同，死的原因和情形也各不一样。有的死在战斗中，有的死在作业中，有的死在休息时，有的死在医院里，有的预感到自己会死，有的没想到自己会死。有的死的时候来不及说话，有的死时高呼“天皇万岁”。大山上等兵在行军途中的小憩中，看到稻田时说：“看见这熟了的稻子，真想收割啊!”说着起身，却被一颗流弹击中；年轻的和田一等兵在进攻时中弹，别人安慰他说“伤不重”，他说了句“你可不要哄我啊”，便倒地而死。当“我”第一次在上海的一家出版社的印刷厂宿营的时候，想到战争的残酷，极力思考“战争是什么”。最后的结论是：“战争是什么?不知道”，于是便抛弃一切思考，“必须胜利，必须打!此外别无出路”。面对残酷的战争和不断的死亡，反而放弃了理性的思索，更加激发了侵略和屠杀的狂热，这样的表白和描写是符合日本侵华士兵的实际情况的。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军队作家”及“军队文学”的产生（2）
除《征野千里》和《一等兵战死》之外，由侵华士兵写作的比较重要的“战争文学”作品还有特务兵田村元劭的《马和特务兵》，步兵军曹西田稔的《山与兵队》，陆军少尉田中荣次的《斗魂》，陆军伍长赤石泽邦彦的《张鼓峰》，陆军中尉并木龙男的《藜部队》，陆军中尉铃木泰的《失去双眼》，陆军军曹玉井政雄的《泥与兵队》，步兵中尉冈田的《士兵及其家属》，等等。
二、日比野士朗、栋田博对正面战场的描写
日本侵华军人的“战争文学”，从题材范围上讲，可以分为描写正面战场的“战场文学”和描写占领区日军活动的“枪后文学”两部分。
在“战场文学”作者中，当时影响较大，后来的学者们评价较高的，是日比野士朗和栋田博。
日比野士朗(1903～1945)，入伍前曾在农村中学当代课教师。七七事变之后，加入侵华军队，来到上海前线参加吴淞渠渡河战役并在战斗中负伤，回国后，以自己在吴淞渠渡河战役的经历为题材，发表了处女作中篇报告文学《吴淞渠》(1939年2月，《中央公论》)，引起了较大反响。接着，又发表了描写自己归国养伤的体验与见闻的《野战病院》(1939年4月)、以自己应征参军前后的经历为题材的《召集令状》(1939年6月)等。因为这些作品，他获得了1939年度的“池谷信三郎文学奖”，和当时的火野苇平、上田广等一起，被视为有名的从战场荣归的所谓“归还作家”。此后的日比野士朗还积极地从事日本法西斯主义文化宣传活动，任当时的法西斯主义文化组织“大政翼赞会”的文化部副部长。
日比野士朗的《吴淞渠》发表后，当时权威的评论家小林秀雄在《东京朝日新闻》1939年11月26日的“枪骑兵”栏目中撰文指出：《吴淞渠》所描写的还不是战争的全部，但作者“把自己的精神充分地贯注于这一战争的场面中。因为这一点，我想这个短篇就成了最近文学中的一篇杰作。”日本战争文学的最早的整理研究者坂垣直子在其名著《现代日本的战争文学》(1943年)中，对日比野士朗的《吴淞渠》做了高度的估价，她写道：
“……《吴淞渠》不单单是著名的战役的纪念，而且最充分地体现了日比野创作上的优秀的素质。”
“首先要说的是他的艺术感情，这是他创作的最优秀的例证。因为有了艺术感情，他的作品的氛围是沉着的、醇化的。比起描写激战的情形来，这是创作的更重要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迈出的第一步，日比野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得益于他严肃地描写了渡过吴淞渠这一世上罕见的激烈战斗，并表现了自己的刻骨铭心的体验。”
吴淞渠是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日本军队的进攻而在上海郊外利用的防御工事。日比野的《吴淞渠》表明，这些工事对日军攻占上海起了很大的阻遏作用，使日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作者从自己所属的部队接受渡河命令起笔，通过参加战役的“我”的眼睛，细致地描述了日军强渡吴淞渠的过程及其个人的体验：
现在，我们宇野部队已经向遥遥在望的南方的大场镇推进。但是，问题就是挡住去路的吴淞渠。那是一条宽四十到六十米的大河，敌人依靠这惟一的屏障，在对岸修筑了坚固的阵地，大有不让日军跨过一步的架势。那是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也就是敌人的最精锐的军队。不用说我们也有着坚强的决心。正因为这样，我们都静静地仰望着天空，耐心地看着天上飘浮的白云。在这难以琢磨的大陆的大自然里，我也感觉到了一种决定性的意志。
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不得不一次次地撤回渡河的命令。但是，日军靠挖交通壕的办法，一步步地逼近吴淞渠岸边，并在交通壕内伺机强渡——
在南王宅的壕沟里迎来了第三天的早晨。那是十月五日的早晨。乱云不断地从秋日的晴空上飘过。令人心烦。
打开日记一看，我写下了这样的话——
敌前渡河今天还会连续吗?这个疑问，像乌云一般压在每个士兵的心头。既然大家都是人，就没有人“想死”。可是，渡河不管有多大的危险，如果我们不决然而行，后方的大部队就不能前进。所以，我们必须去死。
我们被“死”这个怪物纠缠着。这几天，“死”这个词，我在身边到底听到了几百遍啊!……
日军的数次渡河被中国军队所粉碎，于是他们组织了“敢死队”，并且搞来了渡河用的船只：
“船来啦!船来啦！”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军队作家”及“军队文学”的产生（3）
不知谁叫了起来。我听到从老远的后面传来了一阵声浪。“船”、“船”的急促的叫声在壕沟内回荡。在猛烈的弹雨中，唐桥中队抬着十艘船，在一无遮拦的棉田里前进。那越来越近的喊声，使我们激动万分，热泪盈眶。“船!船来啦！”壕沟中沸腾起来，嘹亮的喊叫声响彻壕沟。人们都充满了杀气。喊声很快传到后面，“来啦来啦来啦!”士兵们站了起来。……从左边，从右边，步兵们抬着的船，就像一种活物一样，向吴凇渠前进。我紧紧地盯着它们，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
日比野士朗就是这样，描述了日军强渡吴淞渠的艰苦和“悲壮”。他们终于过了河，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在我的周围，到处布满了浑身沾满污泥、被鲜血染红的负伤者。与其说他们是人，不如说他们更像被染成红色的泥人。”“我”本人“受伤最轻”，但也中了四弹。显然，《吴淞渠》作者的意图无疑是为了宣扬“皇军”的“英勇”，而在今天的中国读者看来，除了可以窥见当年日本侵华军队的疯狂之外，也可以知道中国军队当年面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多么顽强的抵抗!
和日比野士朗比较而言，栋田博(1908～)是一个真正的“外行”作家。日比野士朗在入伍前曾在一家杂志社任过职，甚至发表过小说，而栋田博在入伍并发表他的著名的《分队长的手记》之前，完全和笔墨无缘。在七七事变爆发的一个月以后，栋田博就应征入伍，其处女作《分队长的手记》所附“作者的战历”载：“作为赤柴部队的上等兵(分队长)，自塘沽登陆，经天津，由浊流镇、静海县、马场、沧州，进入山东，横断山东平原，南下津浦线，12月23日进入济南城。后南下进军徐州，昭和13年5月2日在台儿庄战线，强行突击岛隆桥东方突角时，被手榴弹炸伤，后由某地乘船回国。”1939年3月，在长谷川伸主持的《大众文艺》杂志上连载《分队长的手记》，连载完毕后出版单行本，在短时间内印刷三十版，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栋田博也被认为是和火野苇平、上田广、日比野士朗齐名的“军队作家”。1942年，发表以台儿庄战役为题材的纪实小说《台儿庄》，获第二次“野间文艺奖”。后又多次赴中国和东南亚前线进行从军采访，不断写作并发表以战争为题材的所谓“军队小说”的写作。1969年日本出版了九卷本的《栋田博兵队小说文库》。
《分队长的手记》是栋田博的代表作。由《急赴前线》、《马腰坞的战斗》、《敢死队出发》、《黄河敌前渡河》、《突入济南城》、《城墙的下士哨》、《出发前夜》、《夜袭》等多章组成。整篇手记大都是当时激战的实录，也写到了军队的日常生活情景、士兵的心理状态。它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出现的篇幅较大、影响较大的“军队文学”作品之一。杉山平助最早发表评论文章，对《分队长的手记》给予高度评价。他写道：“最近读了一位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作家栋田博的新著《分队长的手记》，深感他又给日本的战争文学添了异彩。事变以来作为从战场上出现的作家，火野苇平、上田广、日比野士朗最为有名。而《分队长的手记》和他们中任何一位的作品相比，都不逊色。而且在许多方面，在我们以前渴望得到而没有得到的方面，给了我们以满足。在这些方面栋田博高出了他们。我读着读着，好几次流出了眼泪。又好几次禁不住欣慰地笑起来。(中略)‘谁想了解日本人，谁就得读这本书啊!’我一边读，一边在心里喊着这话。” (《东京朝日新闻》，1939年12月2日“枪骑兵”栏)
中村武罗夫在《新潮》杂志1940年2月号上发表《战争文学的多样性》一文也写道：
图18《分队长的手记》、《续分队长的手记》书影
“这里有一个日本人。他是最前线的尖兵，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地前进。他把这样一个日本人的赤裸裸的灵魂和赤裸裸的行动，极为正直、坦率地记录了下来。读者在这里可以看到没有任何套子、没有任何虚饰、披肝沥胆的栋田氏的样子，——由栋田氏而得以表现的日本人的样子。(中略)
火野氏的军队作品及其他作品，令人感动的不是在士兵本身的描写上，而是把描写的重心放在‘战争’方面。而栋田博的《分队长的手记》，对于‘战争’、‘作战’的来龙去脉不作辨析，从士兵的立场上也不能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战争。作为一个日本士兵，在那生命轻于鸿毛、困苦无可言喻、实况无比悲惨中，士兵们只管战斗、只管勇往直前地行进。他只是贴近士兵，最充分地描写了这些士兵的情绪和状态。所以，可以说，从了解战场上士兵的真实立场和情绪这一点上看，《分队长的手记》比《麦与士兵》或《花与士兵》还要优秀，还要令人感动。”
那么，《分队长的手记》究竟如何描写士兵的呢?请看其中的一个段落：
刚进入一条小路，刚才那个士兵就惊慌地叫了起来：
“步兵兄弟，步兵兄弟!班长死啦！”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军队作家”及“军队文学”的产生（4）
我虽吃了一惊，还是沉着地走到后面。那地方我曾经过了两次，怎么就没看见呢?在倒下的死马之间的血泊中，军曹仰面朝天，摊着手脚。腰部被打得稀烂。他的大胡子盖在钢盔里头看不见，但他那纯棉的小袄上绣着的“忠君爱国”，和我前不久看到的完全一样。不，不一样。我站在那里凝视着他。现在所看见的“忠君爱国”四个字， 已经不是刚才还活着的军曹背上的那四个字了。
“嗯，是那件小袄。这个军曹叫什么?”我问。那三个士兵似乎和他不属于同一个小队，所以不知道。
“是吗?也罢。我来背着他走。”我说道。他们吃了一惊。
“沾身上血可不好。我们一人一只手脚抬着走吧。”
“不，那像什么话!血又怎样?不要小看人!混蛋!步兵哪能对这点事大惊小怪!血怕什么?混蛋!”
我一下子生起气来。不问青红皂白地训了他们一顿。好容易把军曹扛在肩上，走了起来。军曹那血淋淋的胡须靠在我的脖子根上，凉飕飕的，鼻子里又涌出了血。我拄着枪当拐杖，摇摇晃晃地走。
血顺着我的右臂流下来。军曹慢慢地变得沉重了。这使我更加吃力。走到小路上，我在他们三人看不到的地方停了下来，喘一口气。大汗淋漓，胸口发闷。我蹲下去，使劲地用腰把瘫软了的军曹放到我的脊背上。军曹的脸一下子耷拉到我的眼前来了。血在流淌。只见他嘴巴微张，在被血染成黑色的胡须中， 白牙齿露了出来。当我开步走的时候，他的一颗金牙闪了一下，吓了我一跳。
蓦地，我的眼前仿佛闪过了和战争毫不相关的火盆、衣柜、茶碗之类的东西。我感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对敌人强烈的仇恨，使我忍无可忍。我想，干脆，就把军曹放下，拿着地雷或什么可怕的东西，冲到马腰坞上，把那些家伙杀个精光!
“唉，混蛋!唉，混蛋!”我咬着牙，呜呜地哭了起来。“唉，混蛋!唉，混蛋!”我一边骂着，一边走。
我又想，不光是我，很多的战友，每次战斗时，都气得破口大骂。但是，士兵们又是多么健忘的善良的人啊！战斗结束后，就把这种事忘到脑后，他们亲近当地的老百姓，“快快的”、“慢慢的”、“您好”，用汉语去和他们搭讪。他们给茶喝，就一个劲儿地说“谢谢”；要是有孩子，就说“小孩，过来过来”，老想给他们点东西。然而现在我真想再也忘掉这些，还是那句话：“中国的老百姓，统统杀掉!”
这就是栋田博笔下的“我”，这就是日本士兵!踏上中国国土的侵略者，对“自己人”的“人情味”、对中国人民的仇恨和疯狂!坂垣直子在《现代日本的战争文学》中说：“栋田的才能在于，即使在写到战争的时候，也没有落入浮泛的武勇传的窠臼。他写得从容，找到了某种艺术感受。有的批评家说，假如栋田的作品比火野苇平发表得早的话，也许社会上会因为栋田的作品而对战争文学感兴趣。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像为栋田的作品作‘推销’，显出了无批判性和盲从。(中略)栋田作品的趣味，很难获得文学教养比较高的读者。但是，无论如何，即使是盲从也罢，有人公然这样评价是值得注意的。至少，栋田作为大众作家的文学才能是不能否定的。”在我们看来，日本当时的有些评论家之所以给《分队长的手记》以过高的评价，真正的原因不在文学，而在于借此进行“战争”宣传；当时日本的很多读者之所以乐于读它，也不是从中得到文学欣赏的乐趣，而是期望从中获得对战争的了解和认识。栋田博的“优势”正在于，他本来不是什么作家，而是一个纯粹的士兵。并且是一个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立即奔赴战场，并在侵华战场上转战南北，经多见广的士兵。《分队长的手记》从七七事变的爆发一直写到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战役，北线战场的主要战役的情况都写到了。当时的日本还没有一本书如此迅速、全面地描述了北线战场的战况。由于这些原因，处于战争狂热时期的日本读者青睐这本书，是自然而然的。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上田广对华北占领区的描写（1）
除了上述描写正面战场的作品之外，“军队作家”的“军队文学”还有一种类型，那就是描写日军占领区的“军队文学”。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我国华北的广大地区，并驻扎军队维持“治安”。日占区作为日军的所谓“枪后”地区，没有正面战场，没有大规模的战役，但中国军队，特别是八路军和中国抗日民众组成的游击队，仍然不断地给日军以各种形式的打击。在这个地区，有一支日军的铁道部队，在这支铁道部队中有一个日本士兵，名叫上田广。他制作的以华北占领区铁路沿线为背景的“军队小说”，在日本侵华军人的“军队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上田广(1905～1966)，本名浜田升，小学毕业后，由于梦想当火车司机，便进了铁道部门做工。边工作边在“铁道省教习所机械科”学习，毕业后当了火车机车的司炉，又做了机车库的助手。后又当了两年铁道兵，任陆军工兵伍长。那时的上田广除了喜欢铁道和火车之外，还喜欢文学，并受到了左翼文学的影响， 曾以“上田广”为笔名在左翼文学杂志《文学建设者》上发表过作品。1937年，上田广应征入伍，被编入铁道部队。在联系华北——石家庄和山西太原的正太铁路线上，修复和保护被中国抗日军民破坏的铁路，铺设新线路，保证军事物资的运输和沿线的警备，并对沿线的中国居民作所谓“宣抚”工作。从此， 上田广和“铁路”与“文学”这两种东西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他在紧张的铁道战之余，以日军占领的山西铁路沿线的中国人为题材，写作了短篇小说《鲍庆乡》、长篇小说《黄尘》等，并把稿件寄往日本。1938年8月，《改造》杂志发表了《鲍庆乡》；三个月后发表短篇小说《归顺》。《黄尘》也在1938年10月号的《大陆》杂志上连载，并在11月出版了单行本。1939年回国后，又发表了以铁道战为题材的《建设战记》(1939)、《续建设战记》、《本部日记》、《指导物语》、《临汾战话集》(均1940年)等一系列作品。并被时人视为“和火野苇平并列的两大战场作家” (见改造社1940年版《新日本文学全集》第24卷《上田广、日比野士朗集·年谱》)。对此，日本“战争文学”研究者坂垣直子指出：“〔上田广〕的重要作品全都是以他服兵役时作业的铁路为题材的铁路文学。像这样反复地执拗于同一题材，会有助于强化社会上对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印象。而且他的作风极为朴素。这使人想到，在普遍追求华丽作风的文学时代，上田广因为这两点也许要成为了不起的作家。”(《现代日本的战争文学》第103页)事实上，上田广的作品没有像火野苇平的作品那样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但在今天看来，他的独特的铁道题材，他以中国人为主人公的作品，在日本侵华士兵的“军队文学”，乃至整个日本侵华文学中，代表了一个重要的侧面，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上田广的作品，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日军铁道兵同破坏铁路的中国军队作战、修复线路为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主要是《建设战记》、《本部日记》、《续建设战记》(上田广把这三部作品以他的部队首长的姓名为据，统称为《水间队记》)。此外还有小说集《指导物语》等。一类是中国人为主人公的作品，包括《鲍庆乡》、《归顺》、《黄尘》、《燃烧的土地》等。
图19被打得千疮百孔的日军列车车皮
第一类作品中的代表作是《建设战记》。其背景是山西北部地区的正太线和同蒲线。日军为了保障前线的战争物资的供应，极力确保华北有关铁道线路的畅通。而中国军队则不断地破坏铁路，常常炸毁铁道桥梁。所谓“建设战”，指的就是日军修复和建设铁路的战斗。作品写了为保护铁路和中国军队的几次战斗，写了日本的铁道兵们如何英勇顽强，官兵如何团结一致，在艰苦的条件下如何克服困难，牺牲自我，保证任务的完成。至于是中国的什么部队在破坏日军的铁路线，日军主要在和谁作战，作品中语焉不详，但从中不难看出，日军的主要威胁来自八路军。其中写到了日本士兵们在闲谈中谈到当时在山西的国民党方面的阎锡山时，有这样一段话：
对于阎锡山，我们的感觉是，他虽然代表着敌人的一方，是当前的关键人物，但我们对他是很有好意的。我们都听说，阎锡山本人很有决心投降我军，但由于中央方面的牵制，他没有办法。我们对他抱有同情。
这当然是日军在山西、在铁道“建设战”中对阎锡山所作所为的亲身感受了。此外，和其他的侵华文学一样，《建设战记》中也充斥着军国主义的表白和说教。如：“为了自己民族的发展，我必须把刚才敌人发射的炮弹的威力压下去，我必须代表我们民族的意志来击退他们。我的眼前闪现着父母的影子，妻子的影子，兄弟的影子，闪现出刚会说话的孩子的笑脸。我仿佛听到了照顾我家庭的国铁同事们的声音……我更加意识到了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我握紧了拳头。”这个中篇纪实性的作品发表后受到日本读者的喝彩，后来日本的“战争文学”的选本大都选了它。主要原因是采用了铁道的“建设战”这样的独特的题材，满足了日本的读者了解日占区，特别是铁道运输情况的需要。但是仅此而已。总体上看，《建设战记》和其他的战场文学没有多大不同。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上田广对华北占领区的描写（2）
上田广有特色的作品是第二类，即以中国人的形象描写为中心的一系列小说。其中发表较早的是短篇小说《鲍庆乡》。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鲍庆乡是铁道旁边一个村里的年轻姑娘。她家在村里很有势力。村里驻扎着中国军队，村长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被拉去当兵，就企图让儿子与鲍庆乡结婚。但鲍庆乡已与一个清贫的铁道员周德生相爱，她拒绝了村长儿子的求婚。为了不让周德生被拉去当兵，她还筹措了二百元钱，梦想着与周成婚。不料驻扎在此的中国军人向她求欢，鲍庆乡不从，求救于周德生，而周德生无能为力。鲍庆乡在绝望之下，向中国军队的队长交出了贞操，并在黎明时分离家出走，不知去向。这篇作品完全是道听途说和胡思乱想的产物，情节荒诞不经。但写作动机却一望可知，那就是丑化中国抗日军民。在他笔下，中国的老百姓都不想当兵打仗，而中国军队强行征兵，在村里为所欲为。
这样对中国军队的肆意诬蔑在中篇小说《归顺》中更加露骨。《归顺》描写中国军队的情况：士兵得不到军饷，甚至连枪都得自己买。对战死者弃之不顾，对受伤者不送医院。失散的小队，在追赶部队的过程中，每天都有许多人掉队，人数越来越少，看了日本人的劝降传单，他们就动摇了。看到日本兵追了上来，他们就惊恐万状。他们拥进村子里，抢老百姓的饭吃，强奸妇女。有的兵偷偷串联想开小差。最后，他们认为日本军队是他们的“最后的救助者”，于是决定投降……上田广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在中国呆的时间还很短。而且，在华北，在山西的日本占领区，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和日本军队进行游击战，日本军队难以正面接触到中国军队，正像上田广自己在《建设战记》中所描写的，日本军队根本搞不清楚究竟是谁在破坏他们的铁路，在同他们战斗。在这种情况下，上田广当然也就根本无法了解中国军队。然而，出于诬蔑中国抗日军队的动机，“聪明”的上田广在小说中采用了投降日军的一个中国士兵孙丙山的手记形式，一切由孙丙山的口说出，似乎真实可信。但这当然也只是“艺术手法”罢了。联系上田广的其他作品中的描写，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中国军队都是这个样子，那么是谁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是谁在猛烈地破坏日军的铁路?日军的所谓“建设战”又是同谁打的呢?
对中国人形象的歪曲还集中地表现在对汉奸的描写上。这方面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黄尘》和短篇小说《燃烧的土地》。
图20日本报刊为《黄尘》做的广告
《黄尘》采用以第一人称“我”(作者的化身)自述的形式。写了作为一名铁道兵的“我”，从石家庄，经娘子关、阳泉到太原的所历所见，但描写的重点是“我”和两个中国青年——柳子超和陈子文——的交往。小说分为三篇。第一篇以石家庄、娘子关为舞台。部队已先行，“我”接受了留守任务随后而行。其间“我”雇佣了二十一岁的柳子超作苦力。在娘子关遭到了中国军队的袭击。而柳子超拿起枪来帮助日本人作战。“我”诧异地对柳子超说：“你是中国人啊!”柳子超却说：“即使我们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了。为了活命不能不这样做，在这个事上马虎不得。比起亡国来，自己的事更重要。”而且柳还劝说旁边的中国难民来帮日本人干活。“我”让他们把粮秣运到火车站。活干完后，柳子超被一个难民叫出来，两人先是吵架，最后那个难民大骂柳子超是“汉奸”，举刀就砍。“我”眼看着柳被砍伤肩膀，倒了下去。第二篇的背景是阳泉。“我”仍然随部队之后而行。除柳子超之外，又雇佣了一个中国青年陈子文当帮手。两个中国青年关系紧张，动辄吵骂。在中国军队的袭击中，“我”的左腕受伤。柳子超得知要遭袭击便逃之夭夭。这回是陈子文要过枪来帮日本人打仗。第三篇，写“我”回归了驻太原的大部队。不久部队向同蒲线进发，“我”和陈子文告别。重点写了和中国军队的两次交火。此外，还写到了“我”石家庄遇到的一位中国年轻女人如何“爱”着“我”，受到中国军队的残兵败将抢掠的阳泉的老百姓如何欢迎和信赖日本军队，日伪的“治安维持会”的活动如何得到中国老百姓的支持，等等。从这个简单的情节线索中就不难看出，《黄尘》所津津乐道的，就是中国人如何没有国家观念，如何没有民族意识，如何甘当亡国奴，如何容易做汉奸。两个中国青年，在一起就互相挖苦、嘲讽、吵架，这显然是为中国人闹不团结的所谓“国民性”作的注解。而这两个闹不团结的中国青年，却同样对祖国绝望，同样咒骂自己国家的军队，同样投靠日本人，同样为日本人效犬马之力，同样为自己身为中国人感到可耻。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上田广对华北占领区的描写（3）
《燃烧的土地》和《黄尘》的主题和思路完全一样，不同的是《黄尘》中的两个中国男青年在这里变成了两个女青年，《黄尘》中的两个日本军队的苦力在这里变成了日本军队中的“宣抚官”。小说采用了一个日本的“宣抚官”的“手记”的形式，而表现于小说中的显然是作者本人的观念。两个中国的年轻姑娘朱少云和李芙蓉，虽然一个性格直率，一个寡言少语，但都甘心情愿地为日本军队做“宣抚”工作。她们跟日本兵学说日本话，帮日本兵在铁道沿线的村庄中走村串户，对老百姓施以小恩小惠，散发日本人的传单，进行奴化宣传，为的是让老百姓协助日本人维护“治安”，“爱护”铁路，创建所谓“铁路爱护村”。日本人让她们单独出去完成任务，她们也决不借机逃跑。而“我”也逐渐爱上了她们，并认为“这绝不是可耻的事情。”在一次“宣抚”中，一个老村长当场气愤地骂朱少云为“你这个汉奸”。朱少云反问：“什么是汉奸?你再说一遍。”老村长说道：“说多少遍都一样!你这样的人不是汉奸，谁是汉奸?”朱少云恼羞成怒之下，说他是假村长，并告诉日本人说：这些村子里有两个村长，一个是跟中国军队打交道的村长，一个是跟日本人打交道的村长。前者是真的，后者是假的。“我”听了这些话，对她以前一直秘而不宣“感到非常气愤”，而朱少云则辩解说这是迫不得已。不久，朱少云因为日本人卖力而被一个愤怒的中国年轻军人刺伤。当这个中国军人被日本人抓来后，朱少云要求日本人杀死他。小说最后写朱少云巴不得立即就离开她的家乡，她再次恳求“我”把她带到日本去。值得注意的是，而朱少云就是这样一个汉奸，却最忌讳人家说她是汉奸。小说写道：
朱少云说， 自己被骂做汉奸，比什么都委屈。一提起这个话题，什么伤痛啊，现实中的不顺心啊，苦恼悲伤啊，似乎全都忘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大发雷霆：以前从来没记得有人说我是汉奸。如果我真是汉奸，我宁愿死!汉奸就不能和中国人在一起生活，我一直害怕成为汉奸。不，我是为了把自己从汉奸中救出来才活着。不是救我自己，而是大家。所以我才和老百姓们共同生活，共同受苦。这怎么是汉奸呢?
当时上田广在从事“宣抚”活动的过程中，和汉奸接触较多，单从技巧上看，这篇小说对汉奸的复杂心理的表现是比较细致和准确的。作为一篇以日军在中国占领区的“宣抚”活动为背景的小说，《燃烧的土地》意在表明，日军在中国搞的“宣抚”活动“成效”有多么大，“宣抚”不但维护了日军铁路命脉，而且也在精神上征服了朱少云那样的丧失民族自尊和廉耻之心的中国青年!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侵华战争给日本的诗歌注入了兴奋剂
侵华诗歌，是指以侵华战争为主题的诗歌，包括日本独特的诗歌样式“和歌”(又称“短歌”)、“俳句”及从西方引进的现代自由诗(新体诗)。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侵华诗歌(日本人称之为“战争诗歌”)在数量上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多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直到现在，在文献学十分发达的日本，诗歌研究者们也未能编出一个“战争诗歌”的完整的目录清单来。
侵华诗歌之所以泛滥成灾，有几个主要的原因。首先是由诗歌，特别是和歌、俳句在形式上的简单性所决定的。和歌在形式上的最大特征是“五、七、五、七、七”，共5“句”31个音节；俳句从后来和歌中脱胎而来，取和歌的前三“句”而独立，即“五、七、五”，共17个音节。和歌俳句都由五音节和七音节构成，所以在音律上称为“五七调”。日语和汉语不同，一个音节并不等于一个有独立意义的字或词，而一个有独立意第七章日本的侵华诗歌义的字词，一般是由二至三个以上的音节组成的。这样一来，和歌的31个音节，实际上只相当于十个左右的汉字；俳句的17个音节，也只相当于五六个汉字。因此可以说，和歌，特别是俳句，是世界上最短的诗。在古代，日本的和歌、俳句除了上述音节上的这些基本规范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形式规范，在取材、趣味上也比较讲究。但取材范围狭窄，不外风花雪月，恋爱应酬之类；抒写个人的情绪感受，超越政治和时事，追求闲适、寂静、典雅的女性化的风格。但是到了近代，和歌、俳句经历了较大的变革，形式上更为自由，有时候甚至“五七调”也可以突破；在手法上，强调“写实”，扩大了取材范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入诗，也逐渐打破所谓“无丈夫气”的女性化倾向，提倡“虎剑”精神。这些变革，使和歌俳句摆脱了内容和形式上的束缚，进一步走向庶民化。只要有一些文化修养，都可以吟咏、写作和歌俳句。而且，发表的园地很多。近代以来，日本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有关和歌、俳句的社团组织，出版印刷了无数的报纸杂志，一般的报刊也开设和歌俳句的栏目，竟至出现了日本人为之自豪的“全民皆诗人”的局面。同时，西方的现代自由诗，传到日本后更为自由，除了分行书写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形式上的束缚，实际上也已成为一种高度庶民化的文学样式。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举国处在战争的狂热中。本来属于文字游戏式的消遣性的、纯审美的和歌、俳句等，也很快成为战争的工具。一些诗人和评论家，“敏锐”地发现了战争给日本诗歌带来的机运，提倡短歌的“革新”以配合侵略战争。如著名歌人冈山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鼓吹“以现代的血做现代的歌”，用短歌积极配合日本的对外扩张。他在《现代短歌的创造面》一文中说：“事变(指七七事变——引者注)对现代短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正像我屡次说过的那样，如果没有事变，现在的短歌也许还处在沉沉大睡中。事变对今天的短歌来说是最后的审判。”他主张短歌的主题要“取自战争”。在战争狂热的驱动下，在像冈山严这样的著名歌人和理论家的鼓动下，短歌，乃至俳句，自由诗，纷纷面向战场，此前长期死气沉沉的歌坛、俳坛、诗坛一下子沸腾起来。对大多数人来说，写小说、写剧本不太容易，而亢奋的战争情绪，最容易用诗歌来表达，这就造成了日本的“战争诗歌”的畸形膨胀。小说、报告文学等叙事性的侵华文学体裁大都是“文学者”之所为，而侵华诗歌的作者，除了“歌人”、“俳人”和诗人之外，更有众多的非文学者和普通的老百姓，包括军人、政客、工人、学生、农民和家庭妇女等参与其中。在和歌、俳句和自由诗三种诗体中，和歌数量最多，现代新诗次之，俳句又次之，另外还有一部分汉诗。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篇章难以计数，仅结集出版的“歌集”(和歌集)、“句集”(俳句集)、诗集(自由诗集)等，就数以千百计。光北京图书馆收藏的1937年至1945年间的出版的单行本，就有上百种；当代日本学者高崎隆治专门编写了一部《战争诗歌集事典》，共选收有关的诗歌集近三百种；东京的讲谈社在70年代后期，曾出版了20卷本的昭和年间的和歌选集《昭和万叶集》，其中以侵华战争为主题或与之有关的和歌，就有4卷。
这些战争诗歌，呼应着进攻中国的每一声嚎叫，配合着日寇的射向中国的每一声枪炮，成为全日本侵华战争大喧嚣中最为聒噪的音符。卢沟桥上枪声刚刚响过，诗人佐藤春夫就写了《我站在卢沟桥头放声高唱》；所谓“支那事变”刚刚爆发，“大日本歌人协会”、读卖新闻社以及斋藤茂吉、土屋文明等人就先后出版了题为《支那事变歌集》的好几种和歌集；“大东亚战争”的“理论”一出笼，在名称中出现“大东亚战争”字样的诗歌集就接连出现了几十种。无论是和歌、俳句、还是新诗、汉诗，都充满着强烈的火药味。形形色色的以“战”字招摇的集子多如牛毛，如《宣战布告》、《战争诗集》、《决战诗集》、《野战诗集》、《战斗的塑像》、《战争的岁月》、《短歌战记》、《圣战短歌集》、《圣战俳句集》，《大东亚战》、《大战之诗》、《土的战线》、《赴战歌》、《决战》、《火战》、《战争》、《战魂》、《战场》、《战火》、《战尘》、《战线》、《转战》；各种各样以“军”字为名的集子不胜枚举，如《军神颂》、《军靴之声》、《紧跟在军神后面》、《军歌选抄》；五花八门的歌颂“枪”、“弹”的篇章铺天盖地，如《枪后》、《机枪声》、《炮车》、《手抚炮架》、《歌唱肉弹》、《弹痕》、《弹雨中的祓濯》；以“大陆”为题名、或以被占领的中国城市为题名的渗透着殖民主义意识的集子俯拾皆是，如《大陆之秋》、《大陆巡游吟》、《大陆讽咏》，如《歌集·北京》、《诗集·北京》、《歌集·北京谱》、《歌句集·南京》、《上海杂草原》等。还有各种各样以宣扬法西斯主义、“日本主义”为主题的《爱国诗集》、《日本诗集》、《日本的欢喜》、《日本美论》、《日本之美》，等等。在汉诗方面，著名汉学家盐谷温编选了几本《兴国诗选》，还写了一本汉诗集《大东亚战争诗史》(1944年)，收集了他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各个阶段写的歌颂侵华战争的汉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