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宣抚文学”的谎言与“宣抚”的实质（1）
“宣抚班”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的这些“宣抚”活动，效果如何呢?单从“宣抚文学”中来看，日军在很大程度上，在许多方面达到了他们“宣抚”的目的：一定程度地破坏了八路军的抗日斗争，维护了日军的后方基地，特别是一定程度地对中国沦陷区的老百姓进行了奴化宣传和奴化教育。在“宣抚班”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威逼利诱之下，沦陷区出现了一些事敌或媚敌的事情。对此，《宣抚班战记》中有一段得意的描写：
前面出现了可疑的影子。于是，尖兵小队的战士们屏息静气、系紧头盔，猫起腰来。 以悬崖为屏障轻步前进。但是，我们看到的不是魔鬼，也不是八路军的枪口，而是十四五个土民的身影。他们打着用奇怪的染料描画的自制的太阳旗。他们鞠着躬从枣树林中现出了钝重的身影。挑着破桌子担着茶水，小心地捧着盛茶的陶制小茶碗，还抱着五六个叠在一起的茶杯。破衣烂衫的老百姓，到日军所经过的路口来迎接了。曲阳的山区，农民家的院子里都有葡萄架，那垂下的紫色的葡萄串，叫行人垂涎欲滴。现在土民们把葡萄、红枣、熟柿子等山果，满满地盛在筐子里，摆在桌子上，连声说： 日本军队，辛苦，辛苦!低着头笑着请士兵吃。我们早晨出了曲阳城后，一直没有休息，在烈日下摘去头盔的士兵们高兴得像孩子似的，用支那语说：谢谢。表示好感。
图27日军“宣抚官”在街头“演讲”
像这样，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受到意想不到的接待，让宣抚官们感到非常欣慰，这是常有的事。士兵们会想到，土民们这样顺从，完全是宣抚班默默无闻辛苦工作的结果。……土民们对骑马的士兵，必定连呼“万岁”、“万岁”!士兵们也举起右手，扭过身子，呼应着土民的喊声，非常地得意。等部队首长到达的时候，土民都累得够呛，嗓子都喊哑了。……(《宣抚班战记》第38～39页)
关于沦陷区老百姓“欢迎”日本军队的与此类似的场面，在日本的“宣抚文学”中比比皆是，在整个侵华文学中也并不少见。在沦陷区，受日本军队“宣抚”活动的影响，或受汉奸卖国势力的蛊惑利用，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可以想象的。“宣抚文学”的作者们也特别喜欢描写这种场面。他们企图从这类场面的描写中证明两点。第一，“宣抚”是有很大成绩的。由于“宣抚文学”的大多数作者，本身就是“宣抚官”，他们需要在“宣抚文学”中表现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邀功请赏；第二，他们要通过中国民众欢迎日军的情节，说明中国民众是没有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只要给他们一点好处，他们就会接受日本人的统治，日本在如此愚昧的国民中实行“大东亚共荣圈”是可行的。对此，《宣抚班战记》中写道：
我们只能认为，这些尧舜的后代们完全甘于过原始的生活。所以， 日本军队和共产军在五台山浴血奋战，他们竟毫无所知。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一切与我无关。不想知道，也没有知道的必要。……对他们来说，残酷暴虐的军队的进攻，和天变地异是一样的。洪水来了就到高处避难；旱灾来了，就到山谷底下打水浇地。同样，大兵来了就到山洞里躲藏，还口口声声说着“没法子”。他们就是这样，对国家的政治和自然变异不加区别。……(《宣抚班战记》第57页)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宣抚文学”的谎言与“宣抚”的实质（2）
这就是日本军队，也是当时的日本的主流舆论对中国民众的共同看法。而“宣抚”活动的必要性，就是建立在对中国民众的这种看法的基础之上的。不料，他们在中国却遇上了八路军那样的顽强抗日的军队。八路军难道不是中国民众组成的吗?这样，他们对中国民众的那套看法就走向了背谬，只好把八路军骂作“共产匪”，并极力把八路军描绘为中国老百姓的敌人。而日本军队，特别是“宣抚班”，倒成了中国民众的“救世主”。
然而，“宣抚班”果真是来“拯救”中国人的吗?尽管“宣抚官”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宣抚文学”是不敢加以如实描写的。“宣抚文学”所描写的，只是“宣抚”活动的堂而皇之的表面。但是，即使在“宣抚文学”中，也仍可以清楚地看出“宣抚班”的侵略本质。事实上，不论是一般的日本军队也好，还是“宣抚班”也好，作为侵略者，实质并无区别。“宣抚班”不过是装扮成“救世主”和“文明战士”的侵略者罢了。关于这一点，即使是对“宣抚班”极力美化的“宣抚文学”，也还是常常不慎走笔，透露出了自己的侵略行径。如在中国，日军以喜欢吃鸡而“闻名”。而“宣抚官”们也不例外。在《宣抚班战记》中，写到“宣抚班”为了满足口腹之欲，特组织了什么“征发队”(“征发”，在日语中是“征用”之意，实为抢劫)，到老百姓家“征发”抢劫。“征发队”中有专门的“鸡征发队”。“鸡征发队，不必说是由中国人“杨”宣抚官为队长，有马夫和密探组成。宰杀、拔毛、烧毛等，由我们(指日本人宣抚官——引者注)担当。”(第26页)这种无耻贪婪的场面，对沦陷区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了。
在中国的抗日文学中，对于日军“宣抚”活动的实质是做了揭露和批判的。其中，作家易鹰发表于1941年的短篇小说《宣抚》(载《屠场》，杭州正中书局，1941年版)就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佳作，可以说是一篇“反‘宣抚’的文学”。这篇小说通过儿子做了汉奸的王老太的一天的遭遇，生动地描写了“宣抚班”的“宣抚”活动的情形。王老太的六只鸡，已经被日本人抢去了五只，现在只剩下一只老母鸡了。王老太虽然认为：“不管你们什么人造反，我们老百姓只要钱粮吃饭。革命党造反也好，孙传芳造反也好，日本人造反也好，我们全不管。”她对日本人来“捉鸡”和课税不满意，但毕竟日本人还让她“吃饭”。然而有一天，日本的“宣抚官”来了。“日本兵共有九个，他们是来‘宣抚’。他们近来时时到四乡去‘宣抚’，但真实的目的，却在女人及鸡和香烟法币(当时流通的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引者注)。”“宣抚官”一进村，看见阿发想逃，认为“不敬”，便一枪打死。“宣抚官”铃木闯进王老太家，将王老太那个汉奸儿子的姨太太阿玉的老母，按倒强奸，直至将她折磨至死。“宣抚官”植田闯进王老太家，王老太受过汉奸儿子的“训练”，“便对植田深深一鞠躬。岂知年高腰硬，身体便往前一扑，植田就砰的一枪!”于是王老太也被打死。植田来到王老太屋里，发现一个箱子，无法启锁，以为里面有什么宝贝，便用枪柄猛砸，不料箱内是王老太的汉奸儿子藏匿的弹药。弹药爆炸。植田飞上了天。其他正在抢劫的八个“宣抚官”，听到爆炸声，慌忙逃走，“立刻报告班长，说正在宣抚，碰到支那游击队”。易鹰的这篇小说，证明了日军的“宣抚”本身就是一种野蛮的侵略，既揭露了“宣抚”的实质，也讽刺了沦陷区有些民众的愚昧麻木，饱含着深受“宣抚”之害的沦陷区民众的血泪。
日本的“宣抚文学”对日军“宣抚班”及其“宣抚活动”美化，和中国抗日文学对“宣抚”的揭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的“宣抚文学”本身就是为日军侵华做“宣传”的，因此，它只能描写那些符合他们“思想宣传战”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宣抚文学”中的某些细节上的写实，根本不可能掩盖其本质上的虚假与虚伪。实际上，“宣抚班”在中国沦陷区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怀柔策略，还是杀人强奸抢劫，只是形式不同，实质都是一样，那就是对中国的占领、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和奴役。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活着的士兵》：日军兽行的真实描写（1）
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不久，有一位被派往中国战场的作家，调查采访后写了一本反映日军在中国所作所为的小说，发表后却被日本军部当局查禁，作者被指控有罪并被判了徒刑。这就是侵华期间日本文坛最有名的“笔祸”事件。那个被指控的作家就是石川达三，那篇给他带来“笔祸”的小说就是《活着的士兵》。图28石川达三的“从军许可证”
石川达三(1905～1985)在当时已经是日本著名作家。早在1935年，他就以中篇小说《苍氓》获得了首届“芥川龙之介第九章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文学奖”。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被日军攻克陷落，12月29日，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作家，被派往南京，并约定为《中央公论》写一部反映攻克南京的小说。石川达三从东京出发，翌年1月5日在上海登陆，1月8日至15日到达南京。石川达三到达南京的时候，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血迹未干，尸骨未寒。石川达三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南京大屠杀，但却亲眼看到了大屠杀后的惨状，并且有条件采访那些参加大屠杀的日本士兵们。而那些士兵仍然沉浸在战争和屠杀的兴奋情绪中。石川达三有意识地深入到他们之中，以便搜集到真实的材料。据“审判调查记录”记载，石川达三当时的想法是：
我觉得，和士兵们交流，听他们的交谈， 比起和将校接触，更能把握战争的真实的情况。所以在那里我和将校们几乎没有接触，而是注意士兵们的谈话。而且我亲眼看到了战地上的人们的真实情绪。
他在战后也说到过同样意思的话：
我到南京战场去的时候，打算尽可能地不见将校和军事首脑。我抱着这样一个方针出发了。到达后按照预想的那样，和下士官及士兵同吃同住，用心地听他们的聊天和侃山，从而了解了他们平常的情况。将校们对外界净说谎，冠冕堂皇，文过饰非。为了了解战场上的真实，我才深入到士兵当中。(《石川达三选集》第5卷，八云书店1948年版)
可见，忠实地描写“战争的真实的情况”，反映“战场上的真实”，是石川达三的最初的创作动机。由于见闻和材料的充实，石川达三从南京回国后，仅用了1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约合中文八万多字的《活着的士兵》。
《活着的士兵》把进攻南京并参与南京大屠杀的高岛师团西泽连队仓田小队的几个士兵作为描写的中心。写了他们在南下进攻南京的途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种种令人发指的野蛮罪行：他们仅仅因为怀疑一个中国年轻女子是“间谍”，就当众剥光她的衣服，近藤一等兵用匕首刺透了她的乳房；平尾一等兵因为一个中国小女孩儿趴在被日军杀死的母亲身边哭泣而影响了他们休息，便一窝蜂扑上去，用刺刀一阵乱捅，将孩子捅死；武井上等兵仅仅因为被强行征来为日军做饭的中国苦力偷吃了做饭用的一块白糖，就当场一刀把他刺死；那个本来是来战场随军僧片山玄澄，一手拿着念珠，一手拿着军用铁锹，一连砍死几十个已经放下武器并失去抵抗力的中国士兵。他们以中国老百姓的“抗日情绪很强”为由，对战区所见到的老百姓“格杀勿论”，有时对女人和孩子也不放过；他们无视基本的人道准则，有组织地成批屠杀俘虏，有时一人竟一口气杀死十三个；他们认为“大陆上有无穷无尽的财富，而且可以随便拿。……可以像摘野果那样随心所欲地去攫取”，随时随地强行“征用”中国老百姓的牛马家畜粮食工具等一切物资；他们每离开一处，就放火烧掉住过的民房，“认为仿佛只有把市街烧光，才能充分证明他们曾经占领过这个地方”；他们在占领上海后，强迫中国妇女作“慰安妇”，成群结队到“慰安所”发泄兽欲；他们视中国人为牛马，有的士兵“即使只买一个罐头，也要抓一个过路的中国人替他拿着，等回到驻地时，还打中国人一个耳光，大喝一声‘滚吧’!”……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活着的士兵》：日军兽行的真实描写（2）
在这里，石川达三显然没有像其他“笔部队”作家那样把所谓“战争文学”作为军国主义宣传的手段，而是抛开了军部对“笔部队”作家规定的写作戒律，集中表现“战场上的真实”。当时，这种真实完全被军国主义的宣传所掩盖。正如石川达三自己在战后所说：当时，“内地(指日本国内——引者注)新闻报道都是假话。大本营发布的消息更是一派胡言。什么日本的战争是圣战啦，日本的军队是神兵啦，占领区是一片和平景象啦。但是，战争绝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痛烈的、悲惨的、无法无天的。”在法庭对《活着的士兵》的调查中，石川达三陈述了他的写作动机。他指出：“国民把出征的士兵视为神，认为我军占领区一下子就被建设成了乐土，并认为支那民众也积极协助我们。但战争绝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我想，为此而应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国民，真正使国民认识这个非常时期，对于时局采取切实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所以，石川达三在《活着的士兵》中，着力表现战场上为宣传媒体所歪曲所掩盖了的方面。尽管他在作品最后的“附记”中申明：“本稿不是真实的实战记录，而是作者进行相当的自由创作的尝试，故部队与官兵姓名等，多为虚构。”但是，事实上，这篇“虚构”的“自由创作”的小说的价值恰恰在它的高度的真实性上。小说对日本士兵形象的描写，对战场情况的表现，是侵华文学中那些数不清的标榜“报告文学”、“战记文学”的所谓“写实”的、“非虚构”的文字所不能比拟的。火野苇平、上田广、日比野士朗、栋田博之流的“报告文学”、“战记”，都声称表现了自己“真实”的战争体验。但是，他们要么美化侵华日军，要么丑化中国军民，要么歪曲报道中国占领区的情况，为了煽动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而向他们传达了片面的错误的战场信息，其局部和细节的写实，掩盖了整体的本质的真实。比较地看，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是日本“战争文学”中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具有高度真实性的作品。
《活着的士兵》不仅把日军在侵华战场上的残暴野蛮的行径真实地揭示出来，而且进一步表现了侵略战争中的更深层次的真实，那就是侵华士兵的人性的畸变。他不满足于战争状况的表层的记录，而是通过描写战场的“人”，揭示战争的真实本质，把“人性”与“非人性”的纠葛，作为整个作品的立足点。着意表现随着战争的深入，在侵华战场上，日本士兵如何由正常的人，一步步地丧失了人性，变成了可怕的魔鬼，变成了杀人机器。《活着的士兵》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普通的基层官兵。除笠原下士(伍长)是农民出身外，其他几个都是知识分子：在来中国战场之前，近藤一等兵是个救死扶伤的医学士，仓田少尉(排长)是为人师表的小学教师，平尾一等兵是一家报社的校对员，也是一个罗曼蒂克式的知识青年，片山玄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僧人。然而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在侵华战场上，却一个个都成了残暴的野兽。一开始就残暴无比的是笠原下士，“对于笠原下士来说，杀死一个敌人，如同用手捻死一只蚂蚁”。其他人都渐渐地羡慕起笠原那杀人不眨眼的“勇敢行为”来。在经历了多次杀人之后，他们都在极力摆脱内心世界中人性与兽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仓田少尉“已觉悟到杀人必须心肠冷酷，毫不手软。他开始磨炼自己的性格，以便能参加无论多么残酷的屠杀”；近藤一等兵对战争罪恶日益麻木，以至完全丧失了良知，“就像一个小学生变成了一个小流氓一样，不仅不以这种堕落为耻，反以这种堕落为荣，他沾沾自喜地向人夸耀：‘我也能搞到姑娘啦’，‘我也能从支那兵的尸体上踩过去啦’， ‘我也会放火烧房子喽。’”每当他感到烦闷无聊的时候，就涌起杀人的冲动；片山随军僧本来是做佛事的和尚，但他在战场上杀人时，“良心上非但没有感到丝毫痛苦，反而心花怒放，感到无比的愉快”。……石川达三就是这样，把笔触深入到侵华士兵的内心世界中，特别是把知识分子出身的士兵作为剖析的对象，真实地描写出了他们丧失人性良知的过程。
这就是《活着的士兵》所揭示的侵华战场上的赤裸裸的真实。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闯下“笔祸”与“戴罪立功”（1）
但是，日本军国主义最忌讳、最害怕的，正是这种赤裸裸的真实。
任何邪恶的东西，它要堂而皇之，大行其道，都需要掩饰和美化自己，都不敢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也不例外。军国主义者极力把侵华战争说成是“解放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圣战”，现在忽然有《活着的士兵》这样的作品出世，戳穿了“圣战”的谎言，这就令军部当局恼羞成怒。于是，石川达三闯下了“笔祸”。
《活着的士兵》在《中央公论》杂志1938年3月号上发表后，立即遭到了禁止发行的行政处分，接着，又以违反报纸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石川达三被警视厅逮捕，并接受了调查。下面是负责调查的警察和石川达三的一段对话：
警察：你在从军的时候，都看到了些什么?
石川：看到了很多，都写着呢。
警察：你写的，都是你看到的东西吗?
石川： 因为是写小说，所以有时候把在南京看到的东西，搬到了上海，把在上海看到的事情，搬到了南京。
警察：可是，全都不是事实!那不是牵强附会，造谣惑众吗?不是太岂有此理了吗?
经过如此之类的调查，8月4日，石川达三和《中央公论》的有关编辑被起诉。并被判有罪。罪名是：“记述皇军士兵掠夺、杀戮非战斗人员，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定秩序。”9月5日，石川达三被判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
这是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发生的第一起、也是仅有的一起作家的“笔祸事件”。军部当局制造的这起事件，意味深长。它不是一般的对犯罪的惩罚，而是通过“杀一儆百”的方式向作家们传达了一个强硬的信息：只能为侵略战争作正面宣传，不能随意描写真实，从而使文坛彻底地服从“战时体制”，服从对外侵略的“国策”。从此以后，《活着的士兵》这样的反映战场真实、反映日军侵略行为的作品，在文坛上基本绝迹了。所有的“战争文学”都成了宣扬军国主义的“国策文学”。
石川达三被判有罪，感到了一种“成为罪人的屈辱”。但是，他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判决十几天以后，石川达三再次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员，被派往武汉战场从军。《中央公论》刊登了石川达三的照片及特别启事，称“石川达三氏将作为本刊特派员参加汉口攻克战”，还发表了他的题为《再度从军之际》的文章。文章表达了自己被准许再次从军的“感激”之情：
汉口也许快要攻陷了。百万大军的会战，近代东洋史的一切含义，尽在其中。在日本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大战。在这样的时候， 自己获得再次从军的机会，真是令我不胜感激。我觉得自己确实到了男子汉干大事业的关头。
在中国采访一个多月后，石川达三回到日本。不久就在1939年1月号上发表了长篇作品《武汉作战》，副标题为“作为一部战史”。石川达三在《武汉作战》的“附记”中写道：
……目的只是希望内地的人们了解战争的广度和深度。也就是说，笔者尽可能写出一部真实的战记。(中略)上次因研究了战场上的具体的个人而惹下了笔祸。这次尽可能避开个人的描写，而表现整体的活动。……
可见，石川达三是非常小心地避免再惹“笔祸”。所以，《武汉作战》和《活着的士兵》大为不同，它不再以几个主要人物为“研究”和描写的焦点，而是流水账式地记录了武汉作战的整个过程。全书分为“武汉作战之前”、“作战基地安庆”、“马当镇”、“远望庐山”、“进军武穴”、“九江扫荡战”、“星子附近的激战”、“总攻击”、“田家镇大火”、“民族的飞跃”等31章构成。全书的一开头就为日本侵华做了荒谬的辩解——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闯下“笔祸”与“戴罪立功”（2）
为了使蒋介石停止抗日容共的政策， 日本政府做完了一切的外交工作，花了很多的钱。但结果却徒劳无益。支那在一天天地做着抗日的准备。民众更加团结。战争到了非打不可的状态。(下略)
图29向武汉市区进攻的日军汽车部队
这场战争只靠占领北京和上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占领了南京的时候， 日本的想法多少有些出现了偏差。
从日本人的洁癖的常识来说，首都被占领，那就明确地意味着失败了。德国驻华大使，那时也悄悄地劝说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传达日本的战胜意识。但蒋将军拒绝和平谈判，扬言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日本对支那的这种态度感到气愤， 日本于〔昭和〕13年1月16日发表声明，“不以蒋政权为对手”。日本本来不想发动这么大的战争，但事已至此别无选择了。
《武汉作战》就是这样贯穿着这种日本军国主义的蛮横的战争观，对日本侵华战争进行了正面的肯定和歌颂。在此前的《活着的士兵》中，作者描写了日军的凶残行径，而在《武汉作战》中，他努力表现日军的“文明”之举，显然是在试图抵消、抹杀《活着的士兵》中的有关描写及其造成的影响。于是，在《武汉作战》中，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士兵不见了。石川达三把战争所带来的灾难，统统推到了中国军队一边，不放过一切机会地攻击诬蔑蒋介石及其中国抗日军队。他颠倒黑白地把日本入侵造成的大量的难民说成是蒋介石和中国军队“制造”的，并引用了据说是中国老百姓的一首民谣攻击蒋介石：“自从出了蒋老介，闹得地覆天又翻，亲爱同胞遭祸灾，大户人家财产尽，小户人家变炮灰，叮叮叮……损失数目实难猜。公敌就是蒋介石，难民不尽滚滚来，无衣无食无遮盖，生活艰苦实难挨，呼唤和平快到来。”他写到中国军队每撤离一处就放火投毒，而日本军队每占领一地，就如何如何地做所谓“宣抚”工作来安抚难民；中国军队在撤离九江时投放了霍乱病毒，日本军队如何仅用了两周时间就消灭了病毒，救助了中国的老百姓；日本人在九江如何善待中国老百姓，九江人民“表现出了最为亲日的感情”，于是刚刚经历了战火的九江城店铺开张，商业繁荣，老百姓安居乐业。……《活着的士兵》中写到了日军如何屠杀俘虏，而《武汉作战》却写了日军如何优待俘虏，以致使得中国俘虏情愿给日本军队当苦力。……在石川达三的笔下，日本侵略军简直成了和平的使者，日本的侵华战争简直就是制造“和平”的“圣战”。说什么“只有在〔日本〕占领区，和平才得以恢复，下一个作战区如果不经过血与火的痛烈的洗礼，就不会迎来和平。”石川达三把日军的武汉战役中的胜利看成是“日本民族的跃进”。他写道：“我们以三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军，把战火推到了从未有过的广阔地域，深入到了大陆的最深处，应该说这是日本民族在东洋的跃进。”总之，石川达三虽然标榜《武汉作战》是“一部真实的战记”，但由于露骨地为自己“戴罪立功”，无条件地歌颂侵略战争，其结果是毫无“真实”可言，而是颠倒黑白，谎言连篇。
在《武汉作战》之后，石川达三还以第二次从军为题材，写了几篇短篇的“战争文学”，如《敌国之妻》、《五个候补将校》等。其中，值得略加剖析的是《敌国之妻》。
《敌国之妻》写的是日军在占领九江时，“占领”了一处民房作野战医院，一个军医在这处民房主人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名叫“洪秋子”的女人的日记。从日记上看出，这个洪秋子是个日本女性。她不顾家人的劝告和强烈反对，和一个名叫“洪青年”的中国留学生恋爱并结了婚。后来和洪青年一起来到中国。结果发现洪青年早已有了老婆。秋子不愿做妾，为自己受了骗感到痛苦。后来日本大规模进攻中国，秋子成了“敌国之妻”。但她抱着日军最终会取得胜利、大陆将恢复和平的愿望，和洪的全家一起逃难到了汉口。洪青年的大老婆向中国军队告发了秋子。秋子孤立无告，在绝望中自杀。……后来发现日记的那个日本军医又找到了秋子的墓，赞叹道：“死得太悲壮了。作为敌国之妻，她为祖国尽了自己的责任。她应该受到褒扬。”在小说中，秋子爱着中国，想和中国人联姻，结果却遭到洪青年的欺骗和他的老婆及母亲的出卖，遭到中国军队的搜捕威胁。这里所讲的故事具有显而易见的隐喻性：秋子是“善良”、“友好”、“忠诚”的象征，她代表着日本；洪青年及其老婆和母亲是虚伪、自私和残忍的象征，他们代表着中国。小说所要导出的结论也就是洪秋子在日记中写的那句话：“支那人是不可信任的人种，洪是不值得爱的伪善者”。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对侵略战争的根本态度
从《活着的士兵》到《武汉作战》，石川达三从真实地表现战场上的真实，到服从军部的指示，利用文学明确地进行侵华战争的宣传，其间的转变是巨大的。但是，这并不是对侵略战争态度的根本转变，而只是描写的角度的转变。有人认为，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与《武汉作战》是完全不同的作品，前者是客观地暴露战争，后者是主观地歌颂战争。但实际上，这两者的不同只是表面的。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石川达三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本看法。
和《武汉作战》明确地支持和鼓吹侵略战争不同，《活着的士兵》看上去具有相当的客观性特征。这种客观性特征是由石川达三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所决定的。石川达三很推崇自然主义，并明显地受到了自然主义的影响。自然主义的基本主张是把环境和遗传(本能)视为决定人的本质的东西。在《活着的士兵》中，石川达三就突出地表现了环境和遗传本能这两点。第一，他把小说中的环境(战场)看成是决定人(士兵)的行为的惟一因素。作者特别要告诉人们的就是——“战场，似乎有一种强大的魔力。它可以使一切战斗人员鬼使神差地变成同一种性格，同一种思维，提出同一种要求。正如医学学士失去了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一样，片山玄澄似乎也失去了他的宗教。”第二，他把本能看成决定人的最根本的东西。这种看法，从他创作伊始到战后，一直没有改变。他曾说过：“……生物界里，相互生存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离奇的。我以为说明这个最终不过是两种方法：其一是研究本能这种东西，如果仍不可解就得用神去说明，别无他法。总之，生物本能，是可以和神匹敌的伟大的东西。”《活着的士兵》表现的就是由战场这种特殊的环境所激发的人的生物的本能。在石川达三看来，战场是人的生物本能暴露最充分的地方，士兵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物本能来支配的。在法庭上的辩护中，石川达三曾说：
国民一般都把出征的士兵看得像神一样，那是不对的。我想只有表现人的真正的样子，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真正的信赖，从而改正国民的认识。
也就是说，战场上的士兵不是“神”，而是“人”。既然是“人”，就受“生物本能”的支配；倘若日本国民有朝一日发现士兵们不是“神”，就对他们不“信赖”了，那是不对的；既认识到士兵们不是“神”，知道士兵们有烧杀抢掠的行为，同时又“信赖”他们，这才是“真正的信赖”。——这就是石川达三写作的根本目的。在《活着的士兵》中，石川达三正是从“生物本能”的角度来描写士兵的。士兵们的烧杀抢掠的野蛮行径，都是“生物本能”。既然是“本能”，就是不可回避、无法压抑的，就是可以理解的。在石川达三的笔下，士兵们有杀戮嗜血的本能，也有“友爱”的本能。所以他们一方面疯狂地屠杀中国人，一方面又对战友和上级充满了爱。有时候，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是同时并存的。例如，武井上等兵一刀刺死偷吃了白糖的中国伙夫，同时又为自己的上司吃不上有甜味的菜而伤心地流泪。他们在战场上是刽子手，却又是对祖国、对家乡、对亲人充满热爱和思念之情的好国民、好儿子或好丈夫。石川达三把这截然不同的两方面都看成了人的本能。例如对笠原下士，作者是这样评价的：“他杀戮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使他变成杀人狂的只是他对战友的本能的爱。他确实称得上是一位出色的士兵。士兵就应该是他那个样子。……只有如此勇敢，如此忠诚的士兵，才是军队所需要的人物。”根据这样的看法，石川达三对士兵们做了明确的正面评价。他在小说中借一个人物的心理独白，明确写道：“他们(士兵)为了国家抛弃了这种属于个人的生活，因此，国家和国民应以最高的礼仪来祭奠他们泯灭的生命”； “那已泯灭的生命不是正在受到同胞们充分的尊敬吗?”从“为了国家”的角度上讲，那些属于“生物本能”的行径，也就是“忠勇”的行为。说到底，石川达三希望国民“理解”的，就是士兵们的这些野蛮残忍的属于“生物本能”的行为，并且在“理解”了这些行为的基础上，“信赖”他们。所以，无怪乎文艺评论家山本健吉认为《活着的士兵》“是对士兵们的行为进行辩护的书”。
从《活着的士兵》到《武汉作战》，其描写的角度由客观地描写战争的自然主义，转向了无条件地歌颂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但无论如何，石川达三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看法并没有根本的不同。诚然，《活着的士兵》的自然主义的描写，在客观上暴露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但是，作者的主观出发点绝不是“反战”。从情理上讲，作为“笔部队”的成员自愿到中国战场从军的作家，作为一个“军属”(其兄是职业军人)，却要作一个“反战”作家，那是不合逻辑的。事实上，在整个侵华战争及“大东亚战争”中，石川达三都是非常活跃、非常积极地支持侵略战争的。他是“日本文学报国会”的骨干成员，是该会的“小说分会”的常任干事。他担任过煽动战争的“文学报国运动讲演会”的“讲师”，积极参加了鼓吹战争的所谓“街头小说”的炮制，参加了日本文学报国会服务剧的演出，还是文学家“勤劳报国队”队员。他还在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3年)上发言，大肆进行战争叫嚣，说什么“笔头子不能击落敌机”，叫嚷文学家要投笔从戎，从而发挥更大的“文学精神”。更重要的是，除了战后他为了推卸自己的战争责任而把自己的《活着的士兵》、《武汉作战》说成是“反战”的作品，他从来都没有对日本的侵略战争有过正确的认识。例如，他在70年代出版的随笔《时光流逝》中写道：“战争是两国干出来的，不应该说坏事只是一国干的。”谈到南京大屠杀，他竟然说其真实性“有不少问题”，“我没有看到屠杀事件，连痕迹也没有看到”。这就连他自己在《活着的士兵》中所描写的，都不承认了。他在战后的一篇文章中还说：“生在那个时代，我只有描写战争。所谓‘圣战’我不相信，所谓‘侵略战争’我也怀疑。……我只是描写战场上的战争。”
到这里，石川达三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本看法就很清楚了。搞清这一点非常重要。长期以来，我国不少人只因为《活着的士兵》真实地描写了侵华日军的暴行，并曾因此招惹过“笔祸”，就把《活着的士兵》看成是“人道主义”作品，把石川达三看成是“人道主义”作家，甚至有人说他是“反法西斯斗士”。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颇有影响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第十卷《外国人士作品》，把石川达三作为抗战时期的“国际友人”并节录了他的《活着的士兵》；重庆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的《日本卷》似乎没有全面考虑到石川达三在侵华战争中的言行和对战争的根本态度，而把他战后写的《风中芦苇》作为“反法西斯文学”列入其中。我认为，这些都是不妥当的。我们应当在石川达三及其在侵华战争期间全部的创作和言行中，在真实与谎言、“笔祸”与罪责的复杂的联系和纠葛中，对石川达三其人其作品进行实事求是的剖析、评价和批判。这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一手挥刀、一手操笔的火野苇平（1）
在侵华战争期间，提起火野苇平(本名玉井胜则，1907~1960)及其《士兵三部曲》，在日本几乎是家喻户晓。如果说，在日本的侵华文学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火野苇平，最著名的作品是他的《士兵三部曲》(包括《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那是没有异议的。《士兵三部曲》单行本出版后不断重印，仅其中的《麦与士兵》当时就发行了100多万册，成为罕见的畅销书。这么大的发行量在日本前所未有，它竟使得濒临倒闭的出版商改造社一下子起死回生。不久，三部曲中《麦与士兵》和《土与士兵》被改编成电影，公开上映，影响更大，几乎尽人皆知。当时有一首和歌云：“《土与士兵》已看完，归途炮声绕耳畔”，反映了作品及其电影对观众的冲击。火野苇平本人也深得军部的赏识，被军国主义宣传机器奉为“国民英雄”。
“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在日本侵华文学的作者当中，火野苇平是少数几个“士兵”与“作家”兼于一身的人。他在20岁之前就曾写作过长篇小说，出版过童话集，创办过同仁文学杂志。20岁的时候，作为“干部候补生”参军入伍，后以“伍长”身份退伍。此后从事文学活动，1937年，发表以掏粪工人自强不息为主题的中篇小说《粪尿谭》以及诗集《山上军舰》。同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作为“伍长”的火野苇平再次接到了入伍令，被编入第18师团，参加了杭州湾登陆作战。到1938年4月之前，一直作为杭州警备部队的一员留守杭州城。
极为重视战争中的“思想战”、“宣传战”的日本军部，是不会把火野苇平这样的“文学者”作为普通士兵来使用的。1938年2月，已被军部操纵的权威的文学奖“芥川龙之介文学奖”，决定把本年度的奖项授给火野苇平的《粪尿谭》，并派遣著名文学评论家小林秀雄专程来到杭州，向火野苇平颁奖。日本军部的这种超乎常规的行动，无疑是为了表明对“士兵作家”的一种特殊的鼓励。是年5月，随着徐州会战的展开，火野苇平被派到“中支(即华中——引者注)派遣军报道部”，主要从事战争的宣传报道活动。他先是参加了徐州会战，接着又参加了汉口作战、安庆攻克战、广州攻克战，1939年参加了海南岛作战。图30戎装的火野苇平
此间，他以徐州会战为题材，发表了日记体长篇小说《麦与士兵》(《改造》杂志1938年8月)；以杭州湾登陆为题材，发表了书信体长篇小说《土与士兵》(《文艺春秋》杂志1938年11月)；以杭州警备留守为题材发表了长篇小说《花与士兵》(《朝日新闻》1938年12月)。不久，这三部作品由改造社分别出版单行本，火野苇平总称之为《我的战记》，评论者也称为“士兵三部曲”(日文作“兵队三部作”)。又以进攻广州为题材，发表了《海与士兵》(后改题为《广东进军抄》)；以海南岛作战为题材，发表了《海南岛记》(《文艺春秋》1939年4月)。1939年12月，火野苇平“荣耀”地从侵华战场回国。接着，《士兵三部曲》获朝日新闻文化奖、福冈日日新闻文化奖。他本人也到日本各地及琉球、台湾等地做旅行演讲。1941年又应关东军的邀请，和川端康成、大宅壮一等人一道，为纪念“满洲事变”十周年而到中国东北和北京游览、讲演。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火野苇平第三次应召参军，作为“报道班”成员被派往菲律宾，后又被派到缅甸。1943年初回国。此间，一直到日本战败投降，火野苇平都是“战争文学”的最活跃的作者之一。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一手挥刀、一手操笔的火野苇平（2）
在侵华战争中，火野苇平以“士兵”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一手挥刀，一手操笔，连续制作出不少侵华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士兵三部曲》。当时“战争文学”作者作品众多，为什么日本读者对《士兵三部曲》最为青睐?这种现象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那时日本全国都沉浸在如痴如狂的战争狂热中，人们非常希望了解侵华战场的实际情况。但当时的“战争文学”绝大部分出自从军作家之手，他们一般只在前线呆几周的时间，难以深入部队中，缺乏实战的体验。而像火野苇平这样既是作家，又是士兵，并且参加过徐州会战等几次重大战役的人是很少有的。上田广也是身兼作家与士兵双重身份，但上田广一直在山西的日军铁道部队，经历比较单一，所以其作品的影响也远不如火野苇平。当时有关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记录片，表现的都是日军如何节节胜利，特别是占领中国战略要地或某某大城市的场面，缺乏对士兵生活的详细报道和描写。而日本国内的读者，几乎都有亲朋好友在中国前线作战，他们关心前线的士兵，希望了解战场上的详细情况，特别是士兵们日常的战斗生活。火野苇平的《士兵三部曲》正是在这些方面适应了读者的要求。
与此同时，日本的文学评论界对火野苇平的《士兵三部曲》也给予了异口同声的赞扬。如，评论家森山启在《阵中文艺与文艺政策》(载《文学界》1938年9月)一文中认为火野苇平把“士兵宝贵的血与汗真正地渗透到作品中了”，同时又“闪耀着清醒的文学家的眼光”，所以《麦与士兵》等作品是“第一等级的战争文学”。三好达治在《麦与士兵的感想》 (载《文艺》1938年9月)一文中认为，是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等作品“把新闻报纸上、电台广播中以及银幕上没有的东西，终于完美地送到了我们的手上”。北原武夫在《战争文学论》(载《文学与伦理》，中央公论社1940年版)一文中说：火野苇平和其他的战争文学的差别，“就是在战争之中还是在战争之外的差别”；“火野苇平作为一名士兵服从军队的严格的纪律，并在这种纪律所规定的行为中了解了战争”，“他是一个作家，但又是作为一名战士充分地融入了规定的行为之中”，这就是他的作品成功的原因。伊藤信吉和今日出海都认为，《麦与士兵》等作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诚实”。今日出海说：“《麦与士兵》是作者……在蜡烛前不敢懈怠地写成的日记。这个日记比几百条战争新闻都更能够打动我们的心，原因不正在于它的单纯吗?不正在于面对生死存亡，面对命运的那种诚实吗?”(《战争和文学》，载《新潮》1938年9月)坂垣直子在《现代日本的战争文学》(六兴商会出版部，1943年)一书中说：火野苇平只是描写自己的真实的战争体验，他的战争文学的写作方法和过多强调勇武的写法大有不同；“火野苇平的态度和方法，反映了现代日本的少壮作家的文学方法”，“在战争文学中如何强化作者的个性，火野是一个典范。心态的健康性和充满生气的富有弹力的睿智，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具有公正而又纯正的文学感觉的战争文学作品，在日本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