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状态下，日本军部当局对火野苇平如此重视，读者对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等三部曲如此嗜爱，日本评论家如此慷慨地赞美，其更深层的原因，只能到作品里边去寻找。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士兵三部曲》对日本士兵的美化（1）
《士兵三部曲》之所以受到日本读者的普遍赞赏，首先在于火野苇平对日本士兵的描写，正好投合了战时日本人对士兵的心理期待。
《士兵三部曲》首先是侵华战场上的日本士兵的颂歌。在火野苇平笔下，侵华战场上的日本军队是伟大神圣的军队，他们所向无敌，战无不胜。置身于这样的军队中，感到一种力量和自豪——
我在这行进的队伍中感到了一种雄壮的力量，仿佛那是一股有力的浩荡汹涌的波涛。我感到自己身处在这庄严的波涛之中。在这广漠的淮北平原，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麦田，我为踩在这片大地上的顽强的生命力而赞叹。……我将有力的双脚踩在麦田上，眺望着蜿蜒行进的军队。那饱满的、气宇轩昂而又势不可挡的雄壮的生命力撞击着我的心扉。……
士兵们在战场上时刻都有战死的可能，但是，为了祖国，他们随时准备着死：图31踏着麦田向徐州行进的日军
我觉得“祖国”这个概念在我的心中越来越伟大清晰了。这当然不是今天忽然产生的感觉。但是，特别是在最近几天里，耳闻目睹了士兵们无法形容的艰苦，与此同时，在我的心中，我仿佛有了自己的思想。杭州湾登陆以来，直到现在的徐州会战，像以往一样，很多士兵倒下了。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的死。何时战死无法预测。然而，在战场上，我们从来没有畏惧死亡。……没有一个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也更加热爱自己的生命，生命是最可宝贵的东西。……很多士兵有家庭，有妻子，有孩子，有父母。可是，在战场上，不知为什么，这一切都容易舍弃掉。而且舍弃了也决不后悔。……(《麦与士兵》)
为了祖国而奋勇前进，这比什么都简单而又单纯。也是最崇高的事情。为此，我们前进。在战场上，被枪弹打中将要死去的时候，大家嘴里只知道喊出“大日本帝国万岁”这句话。(《土与士兵》)
而这种不怕死的无畏，又来自对“支那兵”的“强烈的憎恶”——
我对于那些给我们的同胞造成如此艰难困苦，并威胁到我的生命的支那兵，充满着强烈的憎恶。我想和士兵一起突击，我想亲手消灭、杀死他们。(《麦与士兵》)
但是，面对着战场上的险恶环境和艰苦卓绝，火野苇平并不是一味纠缠在“死亡”与“憎恶”中。总体上看，他是以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把残酷的战场美化了。他特别注意表现战场上的诗意和美感，他觉得：“和这些士兵一同在战场上驰骋，真是快乐得很。”在他眼里——
无论哪个士兵，肯定都是脚疼、胸闷，咬紧牙关艰难地行进。但是看上去，又是那样英姿飒爽，那样美。不，也许是我逐渐地感觉到了这种世上少有的美丽的情景。每一个都是那样难以言喻的辛苦，但整体又是非常的美。不是看上去美，而是感到真美、真强，真勇。(《土与士兵》)
不仅如此，火野苇平还极力在日军对中国人的残酷的屠杀中，体现出日本士兵的英勇来。一方面，他们把疯狂屠杀中国人作为一种值得炫耀的美德，在给自己的孩子的书信中，自豪地宣称：“爸爸就要杀那些支那人了。爸爸使用那把爷爷给的日本刀，像岩见重太郎(生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武士——引者注)那样。等我把敌人的青龙刀和钢盔带回去给你作礼物好吗?”(《土与士兵》)一方面疯狂地杀人，包括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另一方面，他又企图在杀戮中表现日本士兵的“人性”之美——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士兵三部曲》对日本士兵的美化（2）
在二十五里铺的城墙前面挖掘的壕沟中，支那兵的尸体堆积如山。附近战壕纵横，麦田下面都挖有通道。这些膝射散兵壕似乎挖成不久，因土色尚新，也许是刚挖好的。堆积的尸体也都是血迹未干的新尸。尸体中有的在微微蠕动着。看到这种情景，忽然感到自己竟这样漫不经心地麻木地看着这人间的惨状。我愕然了。我变成恶魔了吗?在战场上，我真想亲手射击、斩杀支那兵，而且，我也屡屡射击、或斩死了他们。面对敌人的死尸，我又感到了一种悲痛和感伤。我觉得一阵寒噤，转身离开了这里。
这就是日本人的所谓“菊花”与“刀剑”，“和魂”与“荒魂”的两面，一面是杀人如狂，一面是唏嘘感伤。火野苇平曾手书一个条幅，大意是：“强的东西，就是美的东西，就是悲的东西”。屠刀上面有菩萨，鲜血里面见佛陀。这就是日本人自《平家物语》以来形成的武士道的怪异的“审美”传统。
在他的笔下，士兵们是那样的单纯，只要性命还在，他们就充满着快乐。行军或战斗结束后，他们“互相充满了庆生的快乐，大家嘻嘻哈哈地笑着”，洗澡、做菜，朝着东方，向他们的天皇“遥拜”。甚至在野外蹲着大便时面面相觑，都觉得那样有趣。士兵们像兄弟般的亲密无间，部队长官对士兵也是那样的关怀备至——
高桥一等兵躺在担架上，抬头看着我。说“班长，对不起，对不起”，说着，眼睛里噙满泪花。……“对不起”，我说了一句，眼泪也止不住流了下来。(《土与士兵》)
部队长一一看望伤兵来了。他只说了句“你们辛苦了”。但在他那表情上，却又在说：干得好啊!那无言的感谢之情分明流露在部队长的脸上。 (《麦与士兵》)
这就是火野苇子笔下的日本侵华士兵，既是那样的英勇无畏，又是那样的富有“人情味”；既有那样的伟大的爱国精神，又是那样的朴实单纯；既是那样的艰苦卓绝，又是那样的乐观自信；官兵之间既是那样的上令下达，又是那样互敬互爱。总之，俨然正义之师的形象。这就是火野苇平所要刻意表现的所谓“忠勇义烈的皇军的形象”。火野苇平在表现日军的这一总体形象的时候，比其他日本侵华作家显然技高一筹：《麦与士兵》使用自言自语的日记的文体，《土与士兵》使用的是给弟弟通信的形式。因此，这里没有其他侵华文学中常见的歇斯底里的叫喊和生硬的侵略战争的说教，而是从琐碎的战场小景写起，尽可能显得冷静客观、真实可信。日本读者从火野苇平的作品里，找到了他们期待中的日本士兵的形象。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士兵三部曲》中的中国军民（1）
在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希望了解对方的情况，火野苇平似乎很清楚这一点。在《士兵三部曲》中，火野苇平特别注重对于中国军民的描写。
他笔下的普通的中国，大都是徐州、杭州一带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沦陷区。在对有关中国老百姓的描写中，火野苇平着意地表现了中国人的亡国奴相。在他笔下，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没有反抗。“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支那人一看见日本兵，就会照例做出笑意来。”(《麦与士兵》)当日本军队到来的时候，中国老百姓打着日本国旗，抬着茶水，欢迎日军。他们不知道什么国家和民族，仅仅是被利用的工具——
……附近村落中的避难的农民陆续到庙里来了。我们的部队留在村落把土民全部集中起来避难。……庙里挤满了避难的人。老人和孩子烧了开水来到我们面前。他们端给士兵说：喝吧喝吧。庙里有一个村长，拿着装饰过的长烟袋悠悠地喷着烟雾。那是一个长相有点严厉的老头儿。翻译正跟他说话。村长微微转过身来答话。引起了一阵快活的哄笑。他说：这一带蒋介石没有来过，李宗仁和另外几个大人物倒是带着军队来过。要问拿出茶水招待吗?不，我们不光招待日本人， 中国军队来了的话，我们也招待。又问：那要是两方面的军队都一块来了呢?笑而答日：那就跑啊。真是个直率而又狡猾的老头儿。(《麦与士兵》)
日本军在其占领区召开所谓“难民大会”。让中国方面的“代表”发言，说什么：我们老百姓从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的国民政府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多亏了追求东洋和平的大日本国“皇军”的庇护，使我们安居乐业，真是说不出的幸福，云云。虽然看不懂日军的传单上写的是什么，但是为了讨好日本人，他们一个个毕恭毕敬地从日军手中接过传单。面对这样的中国老百姓，火野苇平的看法是——
我对于这些朴实如土的农民们感到无限的亲切。也许是因为这些支那人与我所认识的日本的农民长得很相似。这令人无可奈何的愚昧的民族，被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政治、理论、战争弄得晕头转向，但他们仍充溢着不为任何东西所改变的钝重而又执拗的力量。他们一个个像比赛似的抹着鼻涕，把沾满鼻涕的手在衣服上抹一抹，或用好不容易讨来的传单揩了鼻涕后丢掉。看到这可怜的农民，我心想：这就是我们的敌人啊，禁不住笑出声来。(《麦与士兵》)
在火野苇平看来：中国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他们不把日本人的到来看成是侵略。为了证明这一点，火野苇平在《花与士兵》中，还通过一个中国人“肃青年”(实际上是个汉奸)的口说出了这样的话——“中国的民众和国家之类的一切东西都是游离的，和那些东西完全没有关系。……和日本军队的战争，民众也看得与己无关。中国军队失败了，民众也满不在乎。”并认为：“中国的民众没有自己可以保卫的国家。”对此，火野苇平感慨地写道：
图32日军宣传性图片：沦陷区老百姓“迎接”日军
我们日本军队每占领一个支那城镇的时候，留下来的支那人就到我们的驻地来，满脸堆笑地和我们套近乎。这种作法我们是无法理解的。我想，这如果是在日本，敌军攻来的时候，不是军人的国民谁都不会讨好敌人，连小女孩也会同仇敌忾地反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直到以死相拼。所以，我们对“萝卜”、“咸菜”(作者对两个汉奸的称呼——引者注)为代表的支那人，单个的人觉得亲近。但对这整个的民族，置本国失败的命运于不顾，为了个人的性命而向敌人献媚，是感到轻蔑的。用我们士兵的话说就是：都是些没有廉耻的东西。
在这里，火野苇平把中国人中的汉奸败类，看成是整个中国人的代表，把汉奸卖国的言论，看成是不刊之论了。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软骨头，那就会不战而降；如果是这样的话，火野苇平及日本的军队又是在同谁作战呢?
火野苇平还极力宣扬“皇军”的“功德”。他借一个中国老太太的嘴，说什么：“中国军队每到一处，米、钱、衣服、姑娘，什么都洗劫一空。日本军队什么都不拿，非常好”。(《麦与士兵》)仿佛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倒成了中国人的救星。在日本占领区，“皇军”对中国老百姓是那么友好、文明。中国老百姓给他们水喝，他们硬是要付钱；鸡蛋和蔬菜都是花钱跟老百姓买；中国老百姓的店铺都开张，“景色悠闲竟令人不相信这里是战地”。(《麦与士兵》)这一切描写，无非是让读者相信，日本军队到中国来不是侵略，而是在“帮助”和“拯救”中国老百姓。
更有甚者，在《花与士兵》中，火野苇平还讲述了一个名叫河原的日本士兵与一位名叫莺英的中国杭州一家裁缝店的姑娘的浪漫的恋爱故事。河原救助了从马背上摔下来的莺英，莺英爱上了河原，于是两人恋爱，互相学习日语和汉语，最后决定结婚。为什么要和中国的姑娘结婚，作为班长的“我”(火野苇平)论述道：
我们现在的确在和支那进行战争。但是，战争的目的不是扼杀人间之爱，让人们互相憎恨，而是为了我们两国人民更紧密地握起手来。也就是说，现在两国的战争就像兄弟吵架一样。我们现在一面和支那军队交火，一面必须和支那民众融合起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你和裁缝店的姑娘的事情，我不想因为她是敌国的姑娘就加以反对。我想说的只是：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我们作为军人的本分。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士兵三部曲》中的中国军民（2）
于是，河原就和莺英结了婚。莺英的家人喜出望外。从那以后，莺英家的裁缝店就义务地为日本士兵们缝补衣服。日本士兵一个个“变得漂亮干净了”。……火野苇平正是通过这样杜撰的故事，既说明了中国人没有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也反映出日军在中国的“文明”与“正义”，同时还把中国沦陷区描绘成了日本保护下的“王道乐土”，从而宣扬了“东亚共荣圈”及“大东亚主义”。可谓一石三鸟。
但是，侵略毕竟是侵略。火野苇平常常一不小心，便带出了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的真相。在《麦与士兵》的5月9日的日记中，火野苇平写到了日军满地追着捉老百姓的鸡，在老百图33《土与士兵》书影姓的菜田里“收获”蔬菜；在5月20日的日记中，写到了日军屠宰中国老百姓的猪；在5月15日的日记中，写到了日军所到之处，十室九空，日军侵入农家，大肆入室抢劫；在5月17日的日记中，写到日本人在麦田里捕杀中国农民，理由是他们与中国军队有“联络”；在《土与士兵》中，写到了日军放火烧房，并拉牛、捉鸡，称为“战利品”；还恬不知耻地写道：“我们自从登陆以来，粮食一回也没分发过。反正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中国米，也能捉些鸡来，还有蔬菜什么的。”在《花与士兵》中，火野苇平还写到了日军侵入中国民居，由于不了解情况所造成的窘状——
……老百姓家家闭门锁户。只能见到零零星星的肮脏的支那人。来到石桥上一看，浑浊的河道上，有两只粪尿船在通过。支那人不时地从建在石崖上的房子里，把红漆的粪桶提出来，把黄色的粪尿倒在船上。我一看见红漆的桶，就不由地打了一个冷颤。因为我意识到这是登陆以来最叫人生气的一种失败。原来，我们登陆以后，在支那每户人家都看到了涂红漆的漂亮的桶，我们就用它作饭桶，或者用它打水。那上面有泥金和黑漆的花纹，很干净的样子，而且有的还放在架子上。做梦也没有想到那是便器，支那人称为“马桶”。我们知道后简直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这个情节至少说明了：日军登陆后中国老百姓都弃家逃难了，日军便侵占了中国老百姓的家，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对中国抗日军队，诬蔑之余，也禁不住感叹中国军队的勇敢顽强。《麦与士兵》写到一个中国兵，当日军走近的时候，突然跃起来掏出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麦与士兵》在讲到一次战斗时还写到：“敌人非常地顽强。而且实际上勇敢得可怕。临阵脱逃的一个没有，还从围墙上探出身体射击，或者投掷手榴弹。很快又在正面和我们展开了格斗。……”《麦与士兵》结尾处，写到了三个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军人——
……败残兵中，一人看上去四十来岁。另外两人不足二十岁。一问，才知道他们不但顽固地坚持抗日，而且对我们的问话拒不回答。他们耸着肩膀，还抬起脚要踢我们。其中一个蛮横的家伙还朝我们的士兵吐唾沫。我听说这就要处死他们，于是跟着去看。村外是一片广阔的麦田，一望无际。前面好像做好了行刑的准备，割了麦子腾出了一块空地，挖了一条横沟，把被捆着的支那兵拉到沟前，让他们坐着。曹长走到背后，抽出军刀，大喝一声砍下去，脑袋就像球一样滚下去，鲜血喷了出来。三个支那兵就这样被一个个杀死了。
在当时出版时，这一段文字被日本军部的书报检察机关删除了。之所以被删除，恐怕是因为他不但表现了日军屠杀俘虏的情况，而且反映了中国军人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火野苇平写到这样的情节，主观意图当然不是为了表现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概。紧接着上一段引文，火野苇平写道：“我移开了眼睛。我还没有变成恶魔。我知道这一点，并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这一段话作为《麦与士兵》全书的结尾，不过是在表明作者觉得自己还没有变成“恶魔”罢了。四、“人道主义”?“写实主义”?
然而，火野苇平即使还没有变成“恶魔”，也是和“恶魔”为伍、并自觉地为“恶魔”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人。正因为这样,日本投降后他被判为主要的“文化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当代有的日本的学者以“我还没有变成恶魔”这一句话为据，以出版时这句话及其他许多段落被军部删除为理由，认为“这可以证明”《麦与士兵》等作品“不是以军国主义宣传为写作目的的”。(见《日本文学鉴赏辞典·近代编》，东京堂，1985年版，第677页)但是这种看法显然不符合事实。为军国主义侵略做宣传一开始就是火野苇平的写作的出发点。一直到日本战败后，他对此也没有反省。他坚信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为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认为日本的士兵在战场上的所作所为是伟大的，值得赞扬的。他在战后写的文章中仍然说：“很多军人牺牲了，这尊贵的死绝不是白死。他们永远活在真正的日本人的精神中。作为皇国日本的精神基础早晚要发挥它的力量。很多的军人死了，但实际上一个人也没有死。”他还为自己的《士兵三部曲》等作辩护，说什么：“战争是以杀人为基调的人间最大的罪恶，最大的悲剧。这里集中了一切形式的犯罪，抢劫、强奸、掠夺、放火、伤害等等，一切战争概莫能外，即使是神圣的十字军的宗教战争，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作为一个作家倘若不立体地表现这一切，那么作为文学就很难说是完全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卡罗沙的《罗马尼亚日记》、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等作品之所以能打动我们，就在于以高度全面的人道主义精神写出了这些战争的罪恶。”但是，对于火野苇平来说，问题不在于写不写战争的罪恶，而在于没有把日本侵略军的“罪恶”作为“罪恶”来写，况且火野苇平从来没有承认日军的“罪恶”。所以在这里他无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本质区别，竟把产生于反侵略战争的文学名著拿来作自己的侵华文学的虎皮。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士兵三部曲》中的中国军民（3）
还有人认为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等三部曲在某些地方表现了对中国老百姓的“同情”，表现了对战死的中国士兵的怜悯之情，而认为这些作品所表现的内容是“人性的”，甚至是“人道主义”的。(见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筑摩书房，第155页)这种说法也实在是匪夷所思。人道主义是一种超越国家、民族和阶级的对人的同情和爱，而火野苇平明明是一个军国主义的拥护者，谈何“人道主义”！事实上，所谓对中国老百姓的同情，不过是见了被日军吓得“颤抖”的抱着小女孩的老太太，而用日语说了声“老太太，叫你受惊了”(见《土与士兵》)之类的事情；不过是对将被残酷屠杀的中国俘虏虚伪的怜悯。我国作家、评论家巴人在评论《麦与士兵》的时候，曾引用了作品中的这样一段描写：
兵士们有的拿出果子和香烟送给孩子，她们却非常怀疑，不大肯接受。于是一个兵拿出刀来大喝一声，那抱着小孩的女人才勉强受了。
巴人接着精辟而又一针见血地评论道：“这刀头下的恩惠，却正是今天日本所加于我们的一切。只有汉奸汪精卫才会奴才一般地接受的。火野苇平所宣扬于世界的，也就是相同于这类情形的大炮下的怜悯。”(见巴人《关于〈麦与士兵〉》，原载《文艺阵地》第4卷5号，1939年)
还有的当代日本评论者认为火野苇平的《士兵三部曲》所描写的内容是“真实”的，作品是“写实主义”的，认为它们“丝毫没有修饰和虚构，具有能够再现真实的强烈的真实性，即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见小松伸六：《昭和文学十二讲·战争文学的展望》，改造社)火野苇平自己在《麦与士兵·作者的话》以及《土与士兵》“前言”中，也都强调说：“我相信，能够真实地描写战争，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事情。”他还声称，《麦与士兵》等“三部曲”是作战的日记，而“不是小说”；《土与士兵》是写给弟弟的信，“更不是小说”。也就是说，作品所写，不是向壁虚构，而是真实。诚然，《士兵三部曲》采用的是写实的手法，细节的描写非常细腻逼真。但是，写实的手法和细节的真实，并不等于作品是“写实主义”的。因为，作为日本士兵的一员，作为指挥十几个士兵的“伍长”，作为侵华日军报道部的成员，火野苇平非常清楚他写作这些“战争文学”的目的是什么。而且，军部政府也对火野苇平这样的士兵作家做了十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和限制。据火野苇平自己的记述，这些规定和限制主要有如下七条：
一、不得写日本军队的失败；
二、不能涉及战争中所必然出现的罪恶行为；
三、写到敌方时必须充满憎恶和愤恨；
四、不得表现作战的整体情况；
五、不能透露部队的编制和部队的名称；
六、不能把军人当做普通人来写。可以写分队长以下的士兵，但必须把小队长以上的士兵写成是人格高尚、沉着勇敢的人；
七、不能写有关女人的事。
(转引自《火野苇平选集》第4卷后记，
创元社1958年版。)
火野苇平显然就是按照这样的规定来写的。按照这样的规定来写，还谈什么“真实”、还谈什么“写实主义”呢?在《士兵三部曲》中，火野苇平写了军部所希望宣传的“真实”，回避了军部不希望披露的“真实”，因而是不可能真实反映战场状况，尤其是不可能充分反映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烧杀奸掠的真实情况的。
总之，火野苇平的《士兵三部曲》站在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立场上，按照军部的要求，美化日本侵华军队，歪曲地描写中国抗日军民，壮日本侵略军队的声威。它向日本数百万的读者传达了侵华战场上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信息，煽动了日本国民的好战气焰，影响十分广泛和恶劣。战后几十年来，《士兵三部曲》在日本又不断被再版或重印，仅《麦与士兵》在战后初期就发行了50万册，至今仍拥有众多的读者。因此，对《士兵三部曲》做科学地分析和批判，对于正确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历史，准确评价日本侵华文学，都是非常必要的。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后记
1997年7月，我给《北京社会科学》杂志投寄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这是当时我正在撰写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中的一节。编辑部许树森先生对文章非常赞赏，决定临时调整已安排好的版面，将该文尽快刊出。该文在8月份的第3期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我做了电话采访，并将该文译成英文。译文连同采访录音片段，在9月18日和9月25日两次对外广播。
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响，促使我把这个方面的研究作为下一步的新的研究课题。当时(1997年8月)，我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已全部完成并寄交出版社，我决定接下来写一部新的著作，题目暂定为《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并很快投入了资料收集和撰写工作。
在这个课题的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仍然采用论文式写作法，即把每一章节的内容都作为学术论文来写，写完后陆续发表。有关的论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在读者中再次引起了反响。如，我在《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发表了《日本的“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一文，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又将该文译成英文，并在7月9日播出；《新华文摘》1998年第9期对该文做了摘发。5月，该文在南京获“全国东方文学第3届学术评奖”论文一等奖；6月，《北京日报》理论部的李乔、李君红两位编辑联名来信，认为对于日本侵华文学还是“鲜为人知”，“很有必要把这些内容介绍给更多的读者”，并说“我们是代表日报四五十万读者向您约稿”。我应约给《北京日报》写了题为《“笔部队”——日寇侵华的一支特殊部队》的文章，《北京日报》7月20日予以发表，并加“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了“编者按”。文章刊出两三天后，我陆续收到了多封读者的来信。其中，抗日老战士屈保坤先生在信中，以他的亲身经历印证了我在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史实；北京航天工业总公司的黄美超先生在来信中说：“这篇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从另一个侧面看到日寇之凶残诡诈。这个侧面，尚鲜为人知，极有必要大加揭露……过去，人们对日寇之认识，几乎一律地只知其军事侵略，飞机、大炮、屠刀和铁蹄。而对其软屠刀——笔部队，竟一无所知。这是莫大的遗憾。你率先揭露日寇的软屠刀，警醒国人，警醒世界，我认为，这真是功德无量。”黄先生还建议我将论题集中在日本侵华文学，并单独成书。
后记本课题的研究就是这样，始终得到了媒体和各界读者的关怀。在写作过程中，我的思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打算写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两部分，并将两者置于比较文学的框架中。后来，光日本的侵华文学部分就写出了20余万字。所以最终决定以日本的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为中心，书名也做了相应的修改。至于中国的抗日文学研究的部分，也决定扩充内容，研究自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结束后百余年间的中国的国难文学，书名暂定为《中国近现代国难文学史》，作为本书的姊妹篇，单独成书，计划在近几年内完成。
在本书的选题和写作过程中，我深深认识到，在我国，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通过学术研究来宏扬爱国主义，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职责。我希望通过本书与《中国近现代国难文学史》的写作，把文学史的研究与时代、与社会密切结合起来，与国耻、国难教育密切结合起来，使学术研究直面未来的21世纪的挑战。虽然我个人写的一两本书，作用微不足道，但我愿意为此贡献出自己的一点力量。
为了使读者对书中内容有些直观感受，特安排了35幅历史资料性图片。又在正文之后附了一篇文章，即我在上面提到的《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它是孕育本书的母胎，特附在书后以志纪念，对正文的内容也算是个补充。
最后，我感谢为本书的有关章节提供发表园地的诸家报刊，如《北京社会科学》、《北京日报》、《日本学刊》、《抗日战争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国外文学》等；感谢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给予关心和支持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许树森先生，北京市社科规划办公室及李建平先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及丁云先、李姝香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社科处张健、张宁先生，北师大出版社的常汝吉、马新国、傅德林先生等。感谢郭志刚先生审读书稿并提出修改意见。感谢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等提供的资料服务。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办公室将本书列为“九五”重点研究项目和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的“精品工程”丛书项目并给予资助。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王向远
1998年12月11日于北京志新村再版后记
《“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一书，自1999年7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精品工程’项目”丛书中的第一本书正式出版后，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和重视。9月16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出版座谈会，四十几位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参加了座谈会，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近代史所、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等研究院所及大学的专家教授，还有北京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日报、中国教育报、北京晚报、文艺报、团结报等媒体记者。各位专家学者围绕本书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热烈讨论，作为作者，我本人也从中得到了不少启发。关于那次座谈会的情况，上述各媒体都做了报道。此后，海内外又有多篇书评陆续发表。2000年，本书有幸获得了第六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本书再版之际，我特向关心、阅读、评论本书的有关部门和各位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谢。
本书出版后，一些读者，包括北京市内的读者，给我来信或打电话，说买不到本书。据我了解，由于种种原因，出版社对认定不太赚钱的学术书印数不多，且发行不畅。本书出版几年过后，北京的几家大书店却一直未见销售。实际上不是读者不想看，而是想看却看不到。面对此种情况，作者自然也无能为力，只好将自己手头有限的存书寄给特别需要的读者。现在，我手头的上百册存书也渐渐所剩无几了。
现在终于有了再版的机会。昆仑出版社的张良村博士决定将本书的修订本，与我的新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和《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皇国”史观与免罪情结的病理剖析》，作为“三部曲”纳入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一并出版发行。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图书，这次发行当能满足当前读者的需要。再版之前，我通读了一遍全书，觉得不必做大的修改，只是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对个别地方稍作改动，对初版中发现的几处错误做了改正，同时增加了七幅资料性图片。如此，《“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一书又获得了一次新生命。开心之余，写下以上文字，权作“再版后记”。
王向远
2005年2月4日，新春将至，于北京回龙观家中。再版后记《“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一书自199年7月出版后，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和重视。9月16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举 了《“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出版座谈会，四十几位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土参加了座谈会，其 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近代史所、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抗日战争纪念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研究院所及大学的专家教授，还有北京电视台，中国国 广播电台、北京日报、中国教育报、北京晚报、文艺报等媒体记者。各位专家围绕本书进 了长达四个小时的热烈讨论，作为作者，我本人也从中得到了不少启发。关于那次座谈会 情况，上述各媒体都做了报道。此后，海内外又有多篇书评陆续发表。在本书再版之际， 特向关心、阅读、评论本书的有关部门和各位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谢。
本书出版后，许多读者，包括北京市内的读者，给我来信或打电话，说 不到本书。掘我了解，由于种种原因，出版社对“不赚钱”的学术书印数不多，且发行不 。本书出版数年间，连北京的几家大书店都一直未见销售。面对此种情况，作者自然也无 为力，只能将自己手头有限的存书寄给特别需要的读者。
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再版，昆仑出版社同意将本书的修订本，与我的新著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一起，作为姊妹篇同时出版发行。我 信如果发行做得好，当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再版之前，我又反复通读数遍，觉得不必修改，此次只是对初版中发现的几处错误做了改正，同时增加了七幅图片，其他内容，一仍其旧。
特此说明如上。
王向远
2004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