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主力团冲锋使用的梭镖现在不用了，这还是第一次。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还缺乏现代化武器设备，没有我们很需要的一些武器，如反坦克枪和高射武器。布鲁诺式轻机枪和马克辛重机枪太笨重，不适合我军小个子。第174团几年来在4号公路上作战，缴获许多法国、美国造的轻便现代武器。他们建议保存这些装备。总参谋部指示部属各主力部队都必须换装新武器，以便统一供应弹药。过去几年，战士们只希望手里有一支枪，现在不只有了枪，而且弹药也相当充裕。我军步兵团的火力与以前比较已大不相同。[3]
[1]1990年2月3日，作者在北京访问原第13军作战参谋李挺。
[2]1988年8月3日，作者在昆明访问赵瑞来。
[3]武元甲：《走向奠边府之路》，1999年版（其中与中越关系部分的部分由文庄翻译）。引自文庄《武元甲将军谈中国军援和中国顾问在越南》，见《东南亚纵横》杂志，2003年第3期。
梅嘉生、邓逸凡相聚北京
在中国军事顾问团加紧配备人员，并在中越边界整训越军的同时，中国方面为即将迁入云南的越南陆军学校成立了顾问分团。原第4野战军第48军第143师师长张兴华由广东韶关调任顾问分团团长，他持中南军区干部部部长杜平的介绍信到北京向韦国清报到。韦国清对他说，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就要在北京接见顾问团干部，你先住下等待，准备接受中央交予的任务。[1]
1950年6月下旬，就在梅嘉生出任顾问团副团长不久之后，他在军政大学第3总队时的搭档，政委邓逸凡也来到了北京。邓逸凡是广东兴宁人，1912年生，1930年参加红军，做过文书、秘书等工作，经历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征战，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逸凡作为第115师的政工干部随军开进敌后，参加了平型关战斗。此后，部队继续东进，邓逸凡担任过华中总指挥部后方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邓逸凡担任过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从参加红军之日起，邓逸凡就做政治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
中国军事顾问团首长，左起梅嘉生、韦国清、邓逸凡
此时的邓逸凡并不知道梅嘉生的使命，因为他的工作几乎是和梅嘉生同时调动的。学期临近结束，他就得知自己要调动，而且是去北京，大概就是到总政治部去。刚刚于5月就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是邓逸凡的老首长，在江西苏区他们就在一个军团里，彼此十分熟悉。所以邓逸凡一待学期结束就来到北京，他打算问问罗荣桓，究竟分配自己去做什么工作。
罗荣桓一见邓逸凡非常高兴，说：“你来了，很好！家搬来没有？”
邓逸凡一愣，说：“没有呀，还没有通知我。”
“你怎么还不知道呢？”罗荣桓说道，“已经决定把你调到总政治部来。”
“来总政做什么？”邓逸凡问道。
罗荣桓说：“来了再具体分配嘛。你先回南京去搬家，今天就不谈什么了，你在北京休息一下就回去，一切等来了再说。”
又要和熟悉的老首长一起工作了，邓逸凡很是兴奋，回到打磨场招待所就张罗着订票回南京。谁知道票一时还订不上，他只好等在招待所里。[2]
[1]1990年5月，作者在昆明访问张兴华。
[2]1990年6月26～27日，作者在广州访问邓逸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