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初，毛泽东与胡志明在北京共同出席活动
东方四国的步调
1954年4月的第一周，奠边府激战正酣，法军伤亡惨重，奠边府中心区野战医院里挤成一团，血腥扑鼻。摩洛哥籍士兵昼夜不停地在地下野战医院里挖掘新的“病室”，以安置每天增加的伤员。更有数百来自欧洲和非洲的士兵草草葬身于异域荒野，化作家人缠绵不绝的梦思和垂念。
对德卡斯特里来说，4月第一周即将结束时的情形更加不妙。奠边府主阵地上，只有四辆坦克还能执行作战任务。大口径炮弹所剩无几，大概只能支持一两夜的作战消耗。他只好不停地向科尼呼叫，请求增加空投。
越军的伤亡大大超过了前一阶段对兴兰和独立高地两个高地的攻势作战，还有许多战士被俘。但在阵地态势上越军的情况要好得多，已经从东部和西北部两个方向上压缩了包围圈，使法军难以从空中补给。只是究竟如何打破法军的拼死抵抗，武元甲一时找不到好办法。
韦国清也为此事着急，一夜一夜地失眠，头痛欲裂，不得不整天带着奇特的“健脑器”。他的苦思形象感染了越军作战局副局长陈文光，他在40年后还生动地回忆说：“那个时候，由于战事紧张，韦国清将军头痛，我也头痛。”[1]
1993年6月24日，韦国清夫人许其倩在北京看望来访的前任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陈文光上将
使韦国清感到很有压力的同时，日内瓦会议一天天临近，中国和苏联的准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1954年3月9日，中国大使张闻天拜会了苏联外长
莫洛托夫，通报中、朝、越三方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初步意见。莫洛托夫认为中方代表三方提出的意见很好，他将提交苏联外交部作进一步的研究，还表示欢迎中、朝、越三方代表团于4月中旬到莫斯科来。
莫洛托夫说，苏联最近已开始了会议准备工作，参加人有副外长葛罗米柯、库兹涅佐夫、费德林及苏联东南亚司司长诺维科夫。
3月底，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的成员基本确定为：
团长：周恩来
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
秘书长：王炳南
团员10人：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黄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龚澎、雷英夫、王倬如（后来又增加了吴冷西）。
由于会议与印度支那问题有关，中国代表团设越南组，由9人组成。另有综合组10人，新闻宣传组19人，秘书组6人，俄文翻译5人，英文翻译4人。
按照中国、苏联和越南三方约定，为了做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准备，4月1日，周恩来、王稼祥、师哲和正在北京的胡志明同乘一架飞机，前往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协调共同立场。
周恩来、胡志明一到莫斯科就参加了由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主持的圆桌会议，苏方领导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苏斯洛夫等参加。张闻天也参加了会议。
赫鲁晓夫首先发言说，即将举行的日内瓦会议是一次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会议，中国、朝鲜、越南三国与会本身就不同寻常，是东方阵营的一个胜利。赫鲁晓夫表示，对会议要力争取得某种成果，因为这也是可能的，不是空想。
老资格外交家莫洛托夫发言，认为在日内瓦会议上可能取得某种成果，这取决于双方的努力和究竟能够做出哪些让步。他说，苏、中、朝、越四方应该确定自己明确的立场、态度和原则，同时又必须具有极大的灵活性、预见性。开起会来要随机应变，妥善处理各种可能遇到的情况。
周恩来发言说，中国能够参加日内瓦会议，本身就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是中国外交的一个胜利。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个会议，阐明自己对世界问题的立场和看法，对未来的事态发展是有好处的。由于世界上两大阵营目前都有停止武装对抗的意愿，所以解决某些问题，比方说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也是有可能的，应该努力争取。
周恩来指出，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有微妙之处，那就是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虽然和中国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却并非中国自身的事情，所以需要特别小心谨慎。这次日内瓦会议的召开，是苏联与西方三大国直接磋商的结果，中方对这次会议的背景还不太了解，希望苏联外交部为中国方面作些介绍。[2]这次，周恩来在莫斯科停留了两三天就返回北京。在向毛泽东汇报中苏双方对日内瓦会议的准备情况后，毛泽东同意周恩来近日再去莫斯科，进一步协调立场、方针。
[1]1993年6月23日，作者在北京访问陈文光上将。
[2]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536～5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期望
4月初，越南战场成了国际新闻界最关心之处，每天都有大量消息报道。置身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总觉得来自韦国清的战场报告太少，还注意阅读新华社编辑送高层领导参阅的《参考消息》，从国外电讯中了解奠边府战事。
1950年代初，毛泽东与胡志明在北京共同出席活动
4月4日，毛泽东被《参考消息》上的报道吸引住了。外电说，奠边府的东面和西北面受到越军极大压力，法军不得不收缩防线。读了《参考消息》，再参照地图，毛泽东甚为兴奋，提起笔来，起草了一份给韦国清的电报。鉴于胡志明正在莫斯科，毛泽东首先提醒韦国清：“今后军事方针请你与长征和武元甲进行商讨后电复。”接着，毛泽东转入正题：
从《参考消息》看到我越南人民军已收复奠边府北面、东面敌外围阵地，2日晚又攻占西面敌外围阵地一部分，似此不仅能确实控制两个机场，我前沿阵地与奠边府敌核心阵地亦相距甚近（估计不过千余米远），战役全胜条件已大为增加。必须继续克服困难，坚决全歼该敌。如攻势顺利，供应有保障，进逼作业能加快速度时，应提早总攻，争取雨季前（5月初）结束奠边府战役，利用雨季休整补充。8月或9月开始向琅勃拉邦和越曾（万象）进攻，解放该两城，并积极准备本年冬季至迟明年初春开始向河内、海防地区进攻，争取1955年解放三角地区[1]。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抱有希望，希望越军能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攻占奠边府。如果真如此，就会使中苏阵营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
周恩来在短暂回京的几天里得知，身在越南的罗贵波病了。早先，罗贵波是参加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当然人选。周恩来已经关照过，请罗贵波作好参会准备，4月初赶回北京。偏偏从3月28日起，罗贵波突然患病，天天发烧，急坏了身边的越中两国医生。到4月3日，罗贵波的病情有所好转，他向北京报告，如果无其他病变，他准备在4月10日前赶回北京。
4月初，周恩来回北京只不过三几天工夫，他于4月6日再次前往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谈。
从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起到1956年之间，是中苏两党中央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中共中央希望在苏联帮助下加快国内经济建设，苏共中央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新领导也迫切地希望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以稳固自己在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袖地位。1954年4月7日，周恩来与莫洛托夫会谈，商定由苏方拟订日内瓦会谈的具体方案。莫洛托夫告诉周恩来，苏联与会代表团至少会有120人，甚至更多，将包括各方面的人才。他希望中方充分注意这一点。
周恩来明确地告诉莫洛托夫，中方非常重视这次日内瓦会议，争取利用会议打开外交局面，也将组成一个包揽众多人才的代表团。
1954年4月9日，周恩来、胡志明、王稼祥与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苏斯洛夫就越南问题会谈。苏方对中越两国提出的“关于印度支那形势和战略方针的意见”表示赞同。当晚，赫鲁晓夫设宴招待周恩来一行。
北京时间4月12日，周恩来、王稼祥和胡志明同乘专机回到北京。[2]
[1]指红河三角洲。
[2]师哲：《峰与谷》，第127～128页，红旗出版社1992年7月版。
美英各自的如意算盘
奠边府战役和即将举行的日内瓦会议同样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反复思考“战”与“和”的选择。从军事角度来说，他早就不赞成法军空降奠边府，认为虽然“这一阵地是坚固到足以给越盟造成重大伤亡的，但从长远来看，放弃机动性而宁可占据一处四周由高地控制着的、与外界难以取得联络的没有机动余地的阵地，肯定不是一种正常的行动”。
但是，艾森豪威尔绝对支持法国拉尼埃政府，他说：“拉尼埃政府的存在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我们深信，没有哪个继任的政府会在印度支那的防御或支持欧洲防务集团这些问题上采取一种比他更为强硬的立场了。”[1]
艾森豪威尔于1954年4月1日亲自致信英国首相丘吉尔：
阁下必然以深切的关怀与焦虑的心情注视着法国人在奠边府英勇奋战的每天报道。今天那里的局势看来未必是绝望的。
但是，不论这场令人瞩目的战斗的结局怎样，我担心法国人不能单独地把它坚持到底，尽管我们给予他们大量的物资和金钱援助。单是力促法国人加紧他们的努力，不是个解决办法。如果他们不能坚持到底，而让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手中，则对于我们的和你们的全球战略地位以及整个亚洲和太平洋的力量对比来说，其最终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这就使我们面临严酷的结论，即东南亚的局势迫切需要我们采取严肃而又影响深远的决定。
离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不到四个星期了，鉴于法国人现有的心理状态，在那里共产党在我们之间打进一个楔子的可能性，必然比在柏林大得多。我能够理解法国人谋求结束这场战争的十分自然的愿望，这场战争已经使他们流血八年之久。但是我们为寻求摆脱僵局的煞费苦心的探索，迫使我们勉强地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印度支那问题没有那样一种谈判解决办法——在本质上将既不是掩盖法国投降的一项保全面子的策略，又不是掩盖共产党退却的一项保全面子的策略。第一种选择在其广泛的战略意义上是太严重了，对你我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
艾森豪威尔认为，现在支持法国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集团或同盟”。这个集团或同盟的成员应该有英国、美国、法国、印度支那联邦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菲律宾。艾森豪威尔强调：“这个联盟必须是强大的，并且在必要时必须愿意战斗。”不过说到这里，艾森豪威尔又加了一句：“我并不认为贵方或我方有派出任何值得重视的地面部队的需要。”
同一天，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美国对德国和菲律宾政策。既然涉及东南亚，与会者不可避免地讨论了印度支那问题。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再次主张，对印度支那动用美国空军和海军，首先使用空军猛烈轰炸奠边府的越军阵地。但是，说出这番主意的时候，雷德福的底气并不壮，因为就在前一天（3月31日），雷德福在五角大楼召集参谋长联席会议时问同僚们，如果法国正式请求美国海、空军投入印度支那战争，美国该怎么办？
与会者们绝大多数反对美军卷入战争，尤其是美军陆军参谋长李奇微反对最强烈。他认为，仗一旦打起来，就很难限制于使用空军了，弄得不好就可能卷入全面战争。当过“联合国军”司令的李奇微在朝鲜和中国志愿军交过手，深知仗不好打。他指出，一旦大规模空军行动使中国志愿军进入越南战场，而美国又要卷入的话，至少要在那里投入七个师才能抵抗得了中国志愿军的进攻。
雷德福的意见没有被通过，只好等到会后在私下里向杜勒斯强调，在印度支那战场，“时间是个大问题”。他还说：“如果那里出现一场灾难，人们会因为总统一无所为而批评他。”
鉴于部下的意见很不一致，艾森豪威尔变得更加谨慎，而且认准了，如果要在印度支那动武，英国的支持必不可少。
就在4月1日当天，美国驻英国大使罗杰·马金斯转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致杜勒斯的一份备忘录。该文指出：“仔细地研究了（印度支那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以后，我们感觉到在有利情况下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可能性已经消失。在那里遭受挫折的可能性则正在增加，这也许会迫使我们三方同意在日内瓦接受一项政治妥协。”[2]
还是英国旁观者清。丘吉尔对法国“体面地实现停火”早就不抱希望。丘吉尔是一位有历史远见的政治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去，他已经发现昔日的大英联邦正在无可挽回地解体。才几年工夫，总人口占世界第二位的印度已经从英联邦内独立出去，英国正在从亚洲国家中一个接一个地退出。既然如此，为什么法国还要留在亚洲不走呢？
早在1953年9月8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局顾问奥格本提出印度支那问题备忘录指出：“过去，我们的印度支那政策，毫无疑问是建立在法国决不会失败也决不能失败这样的基点之上的。但是现在的迹象表明，法国很有可能在印度支那失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随之而改变我们的印度支那政策呢？”
英国军方提出了相似意见。1953年下半年，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两次会商了印度支那情况，得出的结论都是，法军在印支的颓势已经无可挽回。
这些判断使得丘吉尔进一步确认，越盟难以打败，北越终将失守。他认为，要保住其他国家的现状就是上策。英国亚洲政策的要点是，既然印度支那战局已经如此，最好的选择是在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使尖锐的冲突暂时平息。英国不想再与东方阵营直接对抗。
英国对日内瓦会议抱有切合实际的希望，准备得也比较充分。丘吉尔和艾登觉得有可能在日内瓦会议就停息印度支那战火达成一项协议，其中的关键就是也运用“朝鲜方式”南北分治。丘吉尔和艾登认为，中国会接受“朝鲜方式”，因为这样一来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出现了“缓冲地带”，减少了中国和西方直接对抗的可能性。
丘吉尔认为，苏联已经承认，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是“中国的势力范围”，但是苏联并不希望中国在那里的影响大得无与伦比，苏联会接受在印度支那实施“朝鲜方式”。事实上，1954年3月下旬，苏联驻英国大使馆官员在与英国外交部官员的接触中已探问过，“朝鲜方式”能不能运用于印度支那？丘吉尔和艾登的看法一致：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妥协，采取“朝鲜方式”使越南分治，恐怕是最能为两大阵营接受的方案。[3]
[1]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第2卷 第416页，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
[2]John Prados，The Sky Would Fall：Operation Vulture：the US bombing mission in Indochina 1954，New York，1983.p.91.
[3]Philippe Devillers and Jean lacouture，End of A War，Translated by Alexander Lieven and Adam Roberts，published in UA 1969.pp.109～110.
鹰派再次失望
1954年4月2日上午，艾森豪威尔召集要员们议事，看到了情报机关的最新综合报告：“红色中国是在派人员（主要是顾问和技术人员），但不是派遣军队进入越南。”[1]
4月3日是个星期六，华盛顿的杰弗逊纪念堂前，水平如镜的潮汐湖畔樱花盛开，红云飞腾。这天，有2万余人来到这里观赏樱花。
艾森豪威尔无这份闲心赏花了。当天一早，他驱车前往位于马里兰州的戴维营总统度假营，为预定于下星期一作的演说定稿。还有一件事，他安排杜勒斯来做。
上午，受国务卿杜勒斯的约请，八名国会议员，其中五名参议员、三名众议员走进了国务院5楼会议室。他们惊讶地看到，主人不仅是杜勒斯，身边还站着一副戎装的雷德福和国防部副部长罗杰·凯斯、国防部海军事务秘书罗伯特·安德森，还有杜勒斯手下专司与国会联系的助理思拉斯顿·莫顿。在这些人背后的墙壁上，悬挂着巨幅世界地图。
会议室内气氛肃静。待来客坐定，杜勒斯首先发言：“总统授权我召开这个会议。”他直截了当地说，希望国会能够同意授权总统在印度支那动用空军和海军挽回那里的颓势。杜勒斯暗示，其实，即使国会通过这样的授权，总统也未必真的下令动武。而眼下总统感到，在此关键时刻，面对印支危机，国会领导人和政府保持一致是必不可少的。
雷德福接过杜勒斯的话头说，政府对印度支那局势的急剧恶化深为关切。他站起来，挥手在背后那幅巨大的地图上描绘印度支那对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意义。他说，在奠边府，法军已经被整整围困了三周之久。而且，由于通讯联络不畅，他甚至不能说现在奠边府是否还在法军手里！
杜勒斯强调说，如果印度支那丢了，整个东南亚将不保，美国的势力就会退缩到夏威夷。
那么美国应该怎么办？雷德福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美国动用已部署在南中国海的两艘3万吨级航空母舰，同时使用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可出动200架作战飞机，轰炸奠边府周围的越军阵地。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海军上将
雷德福一席话，说得直盯着墙上大地图的八位议员大吃一惊。这八人皆非等闲之辈，他们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的诺兰，还有他的同事尤金·米利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及民主党人里查德·拉塞尔、厄尔·克莱门斯；众议院议长约瑟夫·马丁，以及众议院内的两位民主党领袖约翰·麦考曼克、帕西·普利斯特。
听完介绍，议员们纷纷发问，首要问题是，如果动武，是否意味着美国就此进入战争状态？
雷德福说，如果那样的话，美国自然进入了战争状态。
第二个问题，如果轰炸奠边府不能达到预期目的，战争是否延续？
“是的。”雷德福给予肯定的回答。
第三个问题是，美国会不会使用地面部队？
雷德福不予直接回答。
提问开始时，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诺兰曾表现出几分赞成动武的热情，可是一待民主党人问话，他就缩了回去。
民主党的克莱门斯向雷德福发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是否赞成你的计划？”
“没有。”雷德福吐露真情。
克莱门斯追问了一句：“其他三位参谋长中有没有人同意你的计划？”
雷德福失望了，说：“一个也没有。”
“那你为什么坚持己见呢？”
雷德福说：“因为比起其他几位，我在远东的时间最长，了解情况更多。”
约翰逊，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崭露头角，他问杜勒斯，是否已经与有关盟国商议，共同派遣军队投入干涉？
杜勒斯摇摇头说，还没有。
约翰逊说：“那么为什么您没有像朝鲜战争爆发时那样到联合国去发言、去组织盟国呢？”
杜勒斯说，那需要更多的时间，而现在印度支那局势已经刻不容缓。
议员们谈出自己的担心，生怕美国一旦出兵越南，中国和苏联会联合起来与美国对抗。
杜勒斯显得比较有把握地说，苏联现在并不打算卷入一场全面战争。
然而，与会的议员大都持反对意见。
1954年4月4日是个宁静的星期天，艾森豪威尔和夫人直到傍晚8时20分才从戴维营回到白宫，杜勒斯、史密斯、雷德福等人坐等他归来，然后一起会商了国会对印支战争问题可能采取的态度。
[1]John Prados，The Sky Would Fall：Operation Vulture：the US bombing mission in Indochina 1954，New York，1993.p.94.
法国的急切和英国的冷淡
美国还沉得住气，法国却不行了。1954年4月5日夜晚，法国总理拉尼埃和外长皮杜尔紧急召见美国驻法国大使都龙。皮杜尔神态庄重地对都龙说：“我们急需美国使用航空母舰上的作战飞机对奠边府进行武装干涉，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奠边府。”皮杜尔说，在奠边府，越军的补给速度大大超过了法国，那里的局势非常危险。皮杜尔还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答应过，一旦奠边府危急，美国会帮忙的。
拉尼埃向都龙出示了纳瓦尔4月3日拍给国防部的绝密电报，电报称中国军事顾问正在奠边府前线协助越军作战，中国向那里的越军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导致了奠边府战局的“恶化”。拉尼埃说，如果美军卷入奠边府战局，可能引起中国干涉，法国准备冒此风险。
皮杜尔对都龙说：“越军可能在一周内再度发起向奠边府的大规模进攻，而日内瓦会议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奠边府了。”
都龙回到大使馆，即向杜勒斯拍发急电，转述了法国政府的请求。
都龙的电报送到了，时过午夜，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被先后叫醒，通报情况。次日一早，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又商量了一下，却没有新的举措。艾森豪威尔要杜勒斯再问一下雷德福，听听他有没有新建议。当天，杜勒斯命令中央情报局再一次就中国援助越南的情况递送一个报告。
1954年4月6日下午，艾森豪威尔主持国家安全会议，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都参加了。会议商讨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艾森豪威尔3月25日的命令拟订的方案：一旦美军要投入印度支那战争，需要立即采取从要求国会批准到调动兵力的一系列步骤。草拟的计划说明，如果投入战争，在第一阶段需要的兵力大体是，空军8600人，海军3.5万人，陆军则可能需要一个空降师和六个步兵师共27.5万人。[1]
对法国政府的紧急求援，雷德福主张不变，李奇微仍坚决反对，认为美军一旦卷入奠边府作战，必然导致中国志愿军进入越南。大多数人同意李奇微的观点，觉得不出兵更符合美国利益，于是与会者干脆转而讨论起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来了。
4月7日，答复艾森豪威尔的丘吉尔电报姗姗来迟。年迈的首相说，对于印度支那战场，英国不会参加“联合行动”，对奠边府战局也没有特殊的兴趣。
这份电报无疑是当头一瓢冷水，在副国务卿史密斯建议下，雷德福于次日会见了英国驻美国军事代表怀特利将军，通报美国军方意见。雷德福对于英方未予合作耿耿于怀，强调说，奠边府必须守住，要是丢了奠边府，整个东南亚也保不住。
怀特利将军问，面对这种形势，美国是否会向中国发出要求停止向越盟提供援助的最后通牒？
雷德福说，不知道。但是从他个人的观点看，即使发出最后通牒也没有用。因为即使中国马上停止对奠边府的援助，也不会对那里的局势产生明显影响。其次，美方无法确认中国会不会接受最后通牒。相反，如果有这样的通牒，反而会导致中国公开卷入印度支那战争。[2]
[1]The Sky Would Fall，p.112.
[2]Admiral Arthur W.Radford，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ed，Stephen Josika Jr.Hoover Institution Press，Stanford University，Stanford，California，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