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不得不进行反击，以郭逵为主帅，统兵十万，兵力与李常杰大体相当，于1076年6月冒着盛夏从湖南出发，不顾瘴疠疾病造成的大量减员，于年底进至中越边境与越军接战，又进至越南境内和越军对峙于裘江、如月江两岸。激战月余，双方互有胜负。李朝弘真、昭文两王子战死，兵员伤亡甚重；宋军不服水土，加上战斗激烈，损失也很大，后勤供应越来越困难。这时李朝“遣使诣宋军门纳款以求缓师”，（《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三）宋军也意识到无法彻底击败越军，于是双方议和，宋军班师。从那以后到南宋末年，双方没有大的边境冲突，李朝则始终向宋朝进贡。
12世纪中叶起，李朝渐渐衰落。13世纪20年代，李朝殿前指挥使陈守度独揽大权。1225年，陈守度逼迫年仅8岁的女皇帝李昭皇让位，李朝灭亡，陈朝（1226～1400）建立，宋朝马上予以承认。1229年，宋理宗遣使越南。
此时，成吉思汗的蒙古族部落崛起了。1234年2月，蒙古军与南宋军联合灭金，随即形成蒙宋对峙的局面。1253年，忽必烈率大军平定云南，意在从西南侧后迂回攻击南宋。忽必烈班师后，大将兀良合台留镇云南。
1257年，兀良合台率一支精锐的蒙古骑兵进攻安南。这支人数不多的队伍迅速击败了陈朝的军队，于次年攻占京城升龙（河内）。在蒙古军攻占升龙的第七天，安南国王奉表请罪称臣。由于解除了进攻南宋的后顾之忧，蒙古士兵又难以适应安南的炎热气候，兀良合台只在升龙停留九天就撤回了云南。
其实，在败给蒙古军之初，安南国王还脚踩两只船，向蒙古和南宋同时进贡。不久，安南国王发现蒙古的军事力量要比南宋强得多，就断绝了和南宋的关系。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之后，陈朝的朝贡和奉表更加频繁。越南人黎则所撰《安南志略》卷六记载了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陈朝的一次奉表：
至元三十年三月初四日安南陈上表，臣谨昧死百拜上奏：臣伏于今年二月十四日恭睹天使吏部尚书梁曾、礼部郎中陈孚奉赉天诏，俯临下国，臣谨率宗族官吏，奔走道路，焚香迎迓。及至褥边，躬近三呼，百拜跪读。
言辞之谦卑，大抵如此。
忽必烈即皇帝位后，曾两次入侵安南。一次是1284年，元军攻占升龙，安南国王弃城出逃，其弟陈益稷投降，元军即撤回。另一次是1287年，元军又占升龙，但是不久元军的运粮船队被安南军击沉，元军只得撤退。
元朝很快就覆灭了，明朝代之而起。明初，中央政权力量强盛。1406年，明军自广西、云南两路入侵安南，迅速占领安南全境，将其并入明朝版图，由中央政府直接统治，设17个府。1414年，明朝在安南各个府、县建立学校。
明朝对安南的统治是短暂的。此时的安南已经独立数百年，决不屈服于外来统治，加之明朝的安南官吏中多贪婪残酷之徒，当地人的反抗很快就发生了。1418年，黎利在蓝山起兵抗明。经10年战斗，1427年支梭一战，明军败北，退出安南，黎利建立后黎朝（1428～1789）。
后黎朝维持了百年的极盛状态。16世纪以后，这个朝代的统治衰落了。后黎朝末期，权臣郑松和阮潢形成两个军事割据势力南北对峙。1627年至1674年，郑氏和阮氏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内战，实力都受到削弱。此后又维持了100年不战不和的局面。就中越关系而言，后黎朝的黎利死后不久，中越双方恢复了宗藩关系。
1771年，爆发了越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暴动——由阮岳、阮惠、阮侣（也称阮文岳、阮文惠、阮文侣）三兄弟领导的西山起义。1785年，西山军消灭阮福映军事势力的有生力量，并击败阮福映引来的暹罗军队，次年北上消灭了郑楷的军队。1788年，苟延残喘的后黎朝国王黎维祁让母亲和儿子到中国广西，向清朝的两广总督孙士毅痛哭求援。清军以此为由出兵侵犯安南，占领升龙。1789年，清军败于阮惠的西山军，退回中国，从而结束了中国封建王朝对越南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侵略。
以上所述，可以称作中国与越南的古代关系史。
纵观历史，在越南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以后，中越双方的战争只占很少的时期，在大部分的历史年代里，中越两国保持着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关系，和平相处。两国人民更是情深谊长，这是历史的主导方面。随着一部近代史的翻开，中越两国则是休戚与共。在外国殖民者侵略的屠刀和炮火面前，中越两国人民的鲜血流淌在一起。
18世纪后期，原先统治安南南方的阮福映军队被西山农民起义军击溃后，阮福映逃往暹罗乞援，在那里结识了法国主教百多禄。百多禄劝阮福映与法国结盟，阮福映答应了。1787年，百多禄代表安南回法国，在凡尔赛和路易十六政府订立条约，法国给予阮福映军事援助，阮福映则将土伦和昆仑岛割让法国，并允许法国商人在安南享有免税和垄断贸易的权利。只是因为两年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条约规定的条款才没有实现。但是，百多禄在签约后不久回到了印度法属殖民地，他出面调来了若干军舰和士兵，抵达安南南部铸炮练兵，与西山军对抗。
在这时的安南，西山军已经分裂成三个部分，各自的领袖沿袭旧日的统治。阮惠、阮岳于1792、1793年先后死去，西山军削弱了。阮福映东山再起，于1788年攻占西贡，1799年又夺归仁，至此西山军败局已定。1801年，阮福映进攻顺化，次年攻陷升龙，终于打垮了西山军，阮朝（1802～1858）建立了。
阮福映建立阮朝，称安南王，立即奉表清朝皇帝，请求册封承认，继续保持与中国的传统关系。这次，阮福映上表清廷：“请改国号为南越。”
1803年1月12日，清朝嘉庆皇帝批阅了阮福映的上表，表示不同意“南越”国号。四个月后的1803年5月26日（嘉庆八年四月庚午），嘉庆正式决定，批准阮朝国号为“越南”。嘉庆的谕文是：
至所请以“南越”名国之处，该国先有越裳旧地，后有安南全壤，天朝褒赐国封，著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于其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其下，表其新赐藩封。且在百越之南，与古称南越不至混淆。称名既正，字义亦属吉祥，可永承天朝恩泽。[5]
清朝皇帝确定了越南的国名，并被普遍接受，沿用至今。
阮福映定都顺化，将全国分为南、中、北三圻（qí，音其）。待统治渐稳，阮氏朝廷对法国的殖民企图有所警惕，于1825年和1833年两次下令禁止传教，“闭关锁港”，但是已经晚了。
法国大革命一度打断了侵略印度支那的计划，待拿破仑统治法国已稳，侵略越南的步伐就加紧了。1817年，法国要求越南履行1787年条约，被越南拒绝。1857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法国即抽出舰队开向远东，力图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决定先取越南，再以越南为跳板向中国渗透。
1858年8月，法国远东舰队联合西班牙军舰，进犯越南中部的土伦。因受越南军民的抗击，法、西联军未获预期的战果。次年2月，法军南下进攻嘉定，付出重大代价后得手，继而攻陷西贡。1859年6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进攻中国天津的大沽口初战失利，侵越法军仅留800人盘踞西贡，其余全部调往中国增援，已经发动将近一年的法国侵越战争不得不中止。
1860年，英法联军打败了中国清朝政府。10月25日，法国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随后法国舰队掉头向南开往越南南部，进攻南圻。阮朝军队无力抵抗，1862年6月5日，顺化朝廷与法国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割让南圻东部的嘉定、定祥、边和三省及昆仑岛。法国终于得到了可以进而吞并整个印度支那的桥头堡。1863年，法国迫使柬埔寨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法军得寸进尺，于1867年占领整个南圻。在此期间，越南南方人民不顾政府阻挠，一次次举行抗法起义。1868年，阮文历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阮文历在就义前说：“只要大地上还生长青草，越南人民就决不停止对法国侵略者的抵抗。”
法国殖民者的意图很明显。如法国海军将领杜普雷1873年给海军部和殖民部的信中所说：“我们出现在这块富有的土地上，出现在这块与中国交界也是中国西南省份物产出口的地方，据我的意见，是一个关系到我们今后在远东地区争霸的生死问题。”
1874年3月，法国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条约的要点是，越南承认在外交上受法国的监督，法国占有南圻，在越南享有治外法权。
直到这时，越南和法国之间的政治冲突和交易才引起了清朝政府的关切。原因很简单，在此之前的法越条约都是背着清朝政府干的。另一方面，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内忧外患不断，自顾不暇，所以只要越南朝贡如常，也就不作多问。
1875年，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将第二次条约的内容通告了清朝政府。清政府主管外交的恭亲王奕认为该条约违背了中国的宗主权，予以拒绝。他说：“约中有承认越南为独立国之语，为中国所不解。越南自古为中国属邦，故中国政府不能公认此条约。”
行文至此，应该就中越两国关系史上的宗藩关系作一个说明了。
宗藩关系，是封建社会（也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殖民主义时代）特有的产物。它的基本含义是：“宗”是本源，“藩”为屏卫，宗主国对藩属国的外交和国防有所控制；藩属国首脑对宗主国称臣，定期朝贡。宗藩关系使藩属国处于半独立状态。然而，具体到两国的宗藩关系上，其表现形式往往是多种多样的。
中国和越南的宗藩关系开始于公元973年。这年，丁部领遣子到中国朝见宋太祖赵匡胤。宋太祖为丁部领封了官衔“开封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封交趾郡王”。公元979年，丁氏父子被臣下所害，大将黎桓篡权。公元980年冬，宋太宗赵光义为挽救丁氏朝廷，同时也为了“收复失地”，派兵攻入越南，结果败北。事后黎桓害怕宋军再度南下，上表谢罪。宋太宗为此下诏说：“朕以交趾称藩，代修职贡。昨闻贼臣篡夺，害其主帅之家，聊举师徒，用申赴救，非贪土地，寻罢干戈。”（《宋史·交趾传》）不久黎桓也被封为交趾郡王。
从那以后，越南历史上的每一个封建王朝，无不向中国皇帝奉表称臣，“愿长为藩属”。而中国的封建朝廷为显示“天朝之尊”，也总是乐意于封王封藩于越南，要求越南朝贡。同时，宗主国也承担某种义务，“册封”藩属国，甚至在藩属国内出现“篡位”的严重政治危机时，出兵干涉，“兴灭继绝”。而越南历代王朝之所以向中国称臣朝贡，主要目的则在于确立正统地位，以求得国内政治的稳定。显然，封建时代的中越两国宗藩关系，是建立在两国统治者各自利益的基础上的。从政治上说，这是一种不平等关系，中国的封建王朝曾多次在越南藩属国“求援”的时候派兵攻入越南。
但是，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应该把以往的国际关系放到它得以产生的历史环境中去加以考察。
朝贡是维系中越两国宗藩关系的重要方式。根据历史记载，凡属朝贡，绝大部分“薄来而厚往”，即中国回赐的物品大大优厚于越方所贡之物。按照惯例，越南三年一朝贡，六年一遣使。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中国之于四夷，唯推诚待之……若彼来贡，亦令三年一来，所遣之人，不过五员，所贡之物务从简俭，且需来使自持，庶免民力之劳。物不在多，亦唯诚而已。”（《明太祖实录》卷122）作为惯例，中国皇帝的回赐是丰富的。金、玉器和绸缎、名瓷是回赐的主要物品。越南的朝贡使常常兼做买卖，将中国货物贩往越南，获利极丰，因此视朝贡为美差。如果有人说，中国通过这种朝贡“最残酷最野蛮”地剥削了朝贡者，那只能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
问题在于，明代以后的越南统治者，一面朝贡，在中国皇帝面前说尽好话，另一面也曾利用这种宗藩关系，麻痹中国朝廷，时而袭扰中国边境。1396年，安南侵夺中国属地丘温、如敖等五县。1468年，安南军人侵广西凭祥。1747年，安南入侵云南广南地区。入侵者掳掠人民财产，造成中国边民的损失。这样的事情史籍记载甚多，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列举。
实事求是地说，古代的中越两国宗藩关系，主要表现为封建政治伦理依附关系，以及宗主国的某种保护关系。自清代以后，中越两国的双边关系更加密切，这种宗藩关系也就更显微妙。按当时惯例，越南向清朝政府的贡物一般是象牙二对，犀角四座，细纨、绢布各200匹，沉香600两，速香1200百两，砂仁、槟榔各90斤。1716年，康熙皇帝下令免去象牙和槟榔的进贡。至乾隆时，又谕令进贡“不妨就该国所有，如土纨、绢布均可进奉，不必拘成定例。所谓不惟其物，惟其意也”。到了这时，清朝政府所看重的，就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天朝”尊号了。
历史的产物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存在。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就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封建制度下君臣关系在国际交往中的一种反映。在这样的宗藩关系下，对于越南的内政，除了安南君主的请封和受册封外，中国封建王朝一般并不加过问，更不向越南派驻军队。所以不能将中国与越南封建王朝间的宗藩关系等同于近代西方国家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关系。同时，随着封建制度的兴衰，一旦历史条件变化，中越两国宗藩关系的消亡是必然的。从整体上看，鸦片战争前，中越间的宗藩关系基本上是小国依附大国的政治不平等关系。鸦片战争后，中国和越南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两国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苦难深渊。共同的危险为此时的中越关系注入了一个新的内容——抵御殖民主义侵略。在这一点上，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起了一个人们始料未及的纽带作用——使中越两国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团结起来共同抗争。这有历史为证。
越南方面，自第二次西贡条约签订后，阮氏王朝也感觉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乃遣使向清朝政府告急，请求清军援助越南抗击法军。清政府经过反复商讨，感到唇亡齿寒，于是命令驻英、法、俄三国公使曾纪泽向法国政府多次提出抗议并声明：“越南受封中国，久列属邦，该国如有紧要事件，中国不能置若罔闻。”（《曾惠敏公奏疏》卷4，11页）
清朝政府还应越南政府之请，于1881年底至1882年初，从广西、云南派出两支军队进驻北圻，同时暗中资助早已由广西进入越南的太平天国起义军余部刘永福的黑旗军。
1882年3月，法国军官李威利率军5000余人，战舰28艘向北圻进攻，很快占领河内。是年5月19日，刘永福率黑旗军3000人与法军在河内城西的纸桥激战三小时，击毙李威利，挫败法军。8、9月间，黑旗军又和法军接战两次（即怀德和丹凤之战），尽管付出重大牺牲，黑旗军都打胜了。
但就在这时，另一支由七艘军舰组成的法国舰队于8月18日进攻顺化河口的炮台。20日，千余名法军登陆，打垮了越南守军，在次日清晨占领炮台。22日，法国全权代表何罗芒来到顺化，向越南国王发出最后通牒：“从明天起24小时的时限，以全部接受或全部拒绝我们的条件，不作讨论……如果你们拒绝这些条件的话，便有更大的祸患等待你们……越南的名字将不再存于历史。”（《中法战争》卷7，363页）
1883年8月25日，越南阮氏王朝与法国官员签订了城下之盟——《顺化条约》。该条约的第一条规定：
安南承认并接受法国的保护权，以及此类型的关系在欧洲外交的法律之观点上所有的后果。意即法国将总理安南政府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外国的关系。安南政府只有通过法国的中介始得与该外国作外交上的交通。
条约还确定，越南将平顺省割让给法国，并驱逐在越北的黑旗军。
条约虽然已经签订，但是法方签约人何罗芒在事先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条约内容是他临事而拟的。在法国政府看来，这个条约肯定了在此之前越南与中国的传统关系，所以仍不满意。9月15日，法国正式向中国提出了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要点为：从越北东海岸北纬21度至22度之间的某一地点起，划定一线至老街。这条线以北到中国之间的地带为中立区，中法双方都不占领。这方面的实质，是用划出一个狭窄中立区的办法，迫使中国撤出驻越南的军队，承认“中立区”以南的越南领土都归法国占领。
顺化条约的签订震撼了清朝政府。广西巡抚亦于1883年9月底接到了越南国王向光绪皇帝报告法国强迫订立顺化条约经过的咨呈。鉴于威胁临近，清朝大多数高级官员主张对法国采取强硬态度。至当年10月底，中法谈判没有达成协议，法国政府遂决定对中国再度诉诸武力。
1883年底，法国国会通过一项议案，拨款2000万法郎，追加军费900万法郎，增派军队1.5万人到越北，在12月中旬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
中法战争由此爆发。
12月16日，以孤拔为统帅的法军进占越北重地山西，击退黑旗军。法军迅速集结更多的军队，企图在战场上给中国军队以更大的打击，迫使清朝政府屈服。1884年2月，米勒继孤拔为法军统帅，发起新的攻势。中国的滇、桂两军将领昏庸怯懦，举措失当，数万守军一败涂地。3月12日，法军占领北宁，19日攻陷太原，4月12日占兴化。
在接二连三的军事挫败中，清朝政府软下来了，命李鸿章与法国代表谈判。法国代表、海军舰长富尼埃提出先决条件，必须先撤销在连年来的中法谈判中表现坚决的曾纪泽的驻法公使职务。清政府接受了这个条件，于4月28日将曾纪泽免职。
李鸿章违背了清政府事先向他下达的谈判原则[6]。5月6日，李鸿章只和富尼埃谈判了两三个小时，中间还需要翻译，就接受了法国提出的条件。如此迅速地达成两国间的重大协议，在历史上是少见的。而清政府在听取了李鸿章牵强附会的报告后，觉得无可奈何，也竟然批准了李鸿章的所作所为。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富尼埃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
条约共五款，第三款最具实质性：“中国南界既经与法国以实在凭据，不有侵占滋扰之事。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并于法越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均置不理。”这个条款事实上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侵占。
条约第三款还明确，中国开放中越边界：“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并约明，日后遣其使臣议定详细商约税则，务须格外和衷，期于法国商务极为有益。”
李鸿章的“成就”仅仅在第四款：“法国约明，现与越南议改条约之内，决不插入伤害中国威望体面字样。”
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堂而皇之地来到越南首都顺化。巴德诺要求，越南把中国政府的册封大玺交出来，他要送交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巴德诺宣称：“我们认为要紧的是，这个中国给予的东西，不要再作为中国宗主权的标志而存在。”
越南官员在这个问题上作了争执，最后双方决定，将清朝册封大玺当众熔解。
熊熊大火燃烧起来，就在“嘉隆王玺”被烈火熔为一个银块后一小时，巴德诺与越南辅政大臣和吏部大臣阮文祥等人签订了新的顺化条约。条约的第一条为：
安南（越南）承认接受法国的保护权，在一切对外关系上法国将代表安南。在外国的安南人将受法国的保护。
《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在清朝政府内部引起强烈不满，李鸿章受到许多大臣的抨击，深感压力沉重。1884年5月17日，富尼埃在离开天津前又以命令式的口吻，将法国单方面规定的在越北向中国军队驻地分期“接防”的日期通知李鸿章。李鸿章没有同意法方的规定，但也不明确表示反对，而且没有立即向皇帝报告。
原来，在《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的法文本中，要求中国军队“立即”撤回，但清朝政府认为中文本“即行调回边界”则不那么迫切。李鸿章向清廷君主解释时又说：“只需密饬边军屯扎原处，勿再进攻生事，便能相安，亦不背约。”
在朝野一片反对李鸿章的声浪里，清政府觉得有失面子，所以在订约后严令驻越军队“仍扎原址，进止机宜，听候谕旨”。
1884年6月，法军由越北阵地前出，执行“接防”计划。6月23日，向谅山入侵的法军与中国军队接触。法军宣称：“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说罢，法军即开枪射击。中国守军被迫还击，将法军击退。中法战争再次爆发。
法国将其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编成远东舰队，以孤拔为统帅，于8月5日向中国的台湾省基隆猛烈攻击。侵略军一度登陆，又被中国守军逐回海上。8月23日下午，事先驶入福州马江的法军舰队向福建水师突然袭击。福建水师在战前得到“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的命令，因而完全陷于被动。开战仅仅30分钟，经营多年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已是不得不战。三天后，清政府下令，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严防法军入侵。
在越北战场，1884年12月，中国西线军队发起进攻，将法军包围在越北重镇宣光达70余天。期间黑旗军还设下埋伏，重创自河内出援的法军。但是，在东线作战的中国军队连连受挫。1885年2月，镇南关失守，法军得以抽出兵力，解宣光之围，并由此路侵入中国云南的马关和麻栗坡地区，在长达150公里、宽约80公里的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
东线的中国军队溃败了，形势万分危急。在此紧要关头，已经退休的老将军冯子材毅然重披战袍就任东线主帅，迅速稳定了战局。1885年3月23日，法军万余人向镇南关内进犯，窜入冯子材精心准备好的战场。冯子材指挥全军奋战，激战三天三夜，法军大溃，遗尸千余具，向南狂逃。是为中国军队取得的镇南关大捷。至29日，中国军队克复谅山，法军统帅尼格里受重伤。
同时，中国军队在西线取得临洮大捷，侵入云南马关、麻栗坡的法军则陷入当地苗、瑶、壮、傣、汉民众的围攻之中。各族人民在麻栗坡猛洞苗族领袖项从周率领下，用大刀、弩箭等原始武器同法军展开激烈战斗，终于把法军赶出了国境线。
在越北战场的越南守军则配合中国军队作战，扩大了战果。
中国军队在越北战场的重大胜利使中国在外交上也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谅山大捷的消息于1885年3月30日传到巴黎，茹费理内阁当晚倒台，法国不等新内阁上台，就授权总统与中国谈判。
清朝政府未能利用军事胜利取得的有利态势，就和法国政府于1885年4月4日匆忙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这个协定的实质是，清政府明令批准不久前订立的丧权辱国的《中法天津条约》，下令越北战场的中国军队分期撤回国内；法军则解除对台湾和北海的封锁。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战胜求和”的外交失败。当然，这里的问题还要复杂一些。1884年12月4日，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日本利用政变插手朝鲜事务，使正在进行中法战争的中国政府极为震惊。1885年3月，日本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前来中国，与中国政府谈判“甲申政变”后朝鲜的地位问题。日本对正在为战争经费而困窘的中国政府进行了要挟，因此中国政府急于停止中法战争腾出手来对付日本。最终说来，负责谈判的李鸿章又一次在对手面前拜了下风，《中日天津条约》于1885年4月18日签订，从此，日本加紧准备独霸朝鲜和侵略中国的战争。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和巴德诺又在天津签订了《中法条约（越南条款）》，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清朝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占领并行使保护权。条约第一款规定：“越南诸省与中国毗连者，其境内法国约明自行弭乱安抚。”在第二款中，中国表示：“凡有法国与越南订立之条约、章程，或已订者，或续立者，现时并日后均听办理。”
二、中法两国勘定中越边境线。条约第三款写明：“自此次订约画押之后，限6个月内，应由中法两国各派官员，亲赴中国与北圻交界处所，会同勘定界线。”
三、法国取得在中国西南通商的特权和在云南修筑铁路的优惠权。
条约签订之后，数万中国官兵撤离越北——他们曾为之流洒了鲜血的土地。当年7月，刘永福也率领黑旗军3000名将士离开越南，撤入云南省文山。黑旗军高擎了12年之久的抗法斗争火炬熄灭了。
中法战争结束，法国确立了在越南的殖民统治。殖民者在越南的南、中、北圻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殖民统治制度：南圻是“直辖领地”，废除原有的统治机构，设法籍总督；中圻称“保护领”，保留阮氏小朝廷，同时派驻法籍总督；北圻为“半保护领”，形式上由阮氏政府派出“经略使”治理，实际上由法国殖民者遥控，以后又废除“经略使”制度，并入“保护领”。
与此同时，法国殖民者在柬埔寨也得手了。
柬埔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早在公元l世纪就出现过早期国家扶南。到19世纪，柬埔寨国势衰弱，成为越南和暹罗王朝争夺的对象。第一次《西贡条约》的签订，使法国殖民者从越南君主手中夺取了对柬埔寨的宗主权。1863年，法国殖民者强迫柬埔寨的诺罗敦国王签订了“保护条约”。根据“条约”，法国向柬埔寨派遣一个留守使，实施对柬埔寨的保护。没有法国的允许，柬埔寨不得接受其他国家派遣的领事。1867年，法国又与暹罗签署条约，暹罗承认法国对柬埔寨的保护。
1887年，法国将越南和柬埔寨合并为“印度支那联邦”。19世纪末，又将老挝并入。印度支那联邦中央机关首脑是由法国政府任命的总督，受法国政府殖民部领导。法国殖民者一方面将越、老、柬三国合并在一个联邦内，另一方面又不断制造矛盾，这一切都为日后印度支那问题的复杂化种下了祸根。
[1]在此以前，学术界的传统看法认为，交趾始终指今天的越南中、北部地区，且论著甚多。
[2]成书于14世纪后期和15世纪后期的越南最早的两部史书《越史略》和《大越史记全数》中，有关4000年前红河流域有“文郎国”并由“雒（luo，音洛）王”或“雄王”统治之说。其实，这都是从中国古籍中极勉强地引申出来的。北魏郦道元（约470～527）所著《水经注》曾引文说：“朱吾（在今越南广平省境内）以南有文郎人，野居无室宅，依树止息。”可见文郎人的生活是极原始的，离国家形态和概念还相去甚远。截至目前，现存的任何史料都不能证明世界上曾有一个“文郎国”。用构思小说的方法状写历史，那是不严肃的。“雒王”说最早见于郦道元《水经注》中的引文，或许有点部落首领的意思。对“雄王”一词，据大多数学者考证，即古代雕版时“雒”字之误，致使某些缺乏论据又硬要推溯先祖的史学家以讹传讹。公正地说，这些说法都只能是远古的神话和传说，和正史毕竟是两回事。
[3]如越南史学家明峥所著《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一书中就写道：“马援改革政治，建城郭，掘河渠，分封土地，雒将制度被废除，县令制度取而代之。根据这些重要的事实，我们看到生产力发展了。”
[4]在安南都护府治下。
[5]《清实录·仁宗实录》卷111，12页。
[6]为了指导李鸿章的对法谈判，清政府确定了几项重要原则：一、越南对中国的“世修贡职”应当继续；二、通商一节，若在越南地面互市，尚无不可，如欲深入云南内地，处处通行，将来流弊必多，亟应预为杜绝；三、要保护黑旗军；四、不赔款。（《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14，第14页。）
附录二 风云际会中越近代史
晚清时候，中国和法国勘定中越边界，从1885年开始，1897年结束，历时12年。
由于10世纪以来中越两国长期存在宗藩关系，在中法战争之前，中国和越南之间没有一条经过正式勘定的边界线，但是两国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管辖范围。中法两国勘定中越边界，以辨认中法战争之前的中越旧界为基础，按桂（广西）越和粤（广东）越、滇（云南）越两个方向进行。
1885年8月29日（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向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报告，已经接到法国政府照会，法方勘界官员浦理燮等六人已确定，不久抵达河内，因此中国也要派出勘界官员。
清廷当日决定，任命内阁学士周德润为钦差勘界全权大臣，赶赴云南，会同云桂总督岑毓英等主持滇越勘界；派鸿胪寺卿邓承修前往广西，会同两广总督张之洞、广西按察使李秉衡等主持桂越和粤越勘界事宜。
在此之前，清政府派出测绘人员前往中越交界地区绘制了地图。光绪皇帝于1885年8月31日（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明确指示诸位军机大臣和云桂总督岑毓英、两广总督张之洞：“越南北圻与两广、云南三省毗连，其间山林川泽华离交错，未易分明。此次既与法国勘定中越边界，中外之限即自此而分，凡我旧疆固应剖析详明，即约内所云或现在之边界稍有改正。亦不得略涉迁就。”[1]
乘着中国军队在越北战场连连获捷的余勇，此时光绪的态度还算比较坚决。三个多月后的11月8日（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二），光绪再次谕示各勘界大臣：
此事关系重大，必应慎之于始。各处所绘地图详略不一，法使所携，难保不互有异同；目前分界，自应以（大清）《会典》及《通志》所载图说为主，仍须履勘地势，详加斟酌。[2]
九天后，光绪又谕示：“总之，分界一事，有关大局，周德润等务当详度地势，设法辩难，多争一分即多一分之利益，切勿轻率从事。”
此时的光绪皇帝还有一个如意算盘，他希望：
若于两界之间，留出隙地若干里作为瓯脱[3]，以免争端，最为相宜。[4]
但是法国谈判者的态度十分强硬，与中国代表争执不休。此时，随着朝鲜问题日益尖锐，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阴云正悄悄升腾起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先自手软了，想把中法勘界这桩事当成包袱甩掉。这时，又有一个英国人冒了出来，他就是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的赫德——作为一个外国人，他长期把持了中国海关的最高职务。他于1886年1月13日（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九）致函中国总理衙门，施加压力：
现在中国若毫无衅端牵及于法国，则法国当不日自退而罢其兵。若中国稍有牵及，恐法将舍彼而寻衅于中国。若不牵及之要，则唯在中国守约。而守约之要，则为两端：一则分界事务须照新约明文办理；一则边界通商章程须照新约明文商议。若中国于此少有违易，则法国必执为柄，而寻衅有词。[5]
清政府很快采取了妥协政策。从1886年初起，军机处一再传达谕令，指示谈判大臣：“凡越界中无益于我者，与虽有前代证据而今已久沦越地者，均不必强守。总期速勘速了，免至别生枝节。”[6]
1886年12月3日（光绪十二年十一月丁酉），光绪皇帝又明令军机大臣：“我兵驻扎，只须认定现在中国界内之地坚守勿移。其余边荒瘠苦之区，无论一时无从论及，即使划归于我，设官置戍，费饷劳人，水土失宜，瘴疠时作，将来种种窒碍，不可枚举。总之，自强之道，全不在此，切勿徒鹜虚名，不求实际。”[7]
这就使在此之前竭力争取谈判主动的中国代表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
1886年8月1日，中法双方在保胜（老街）议定《勘界办法节略》，明确勘界时应当遵守的原则和方法。双方会商时，中越边境地区的抗法力量十分活跃，使法国代表对前往边界线踏勘一事恐惧不安，乃提出“就图定界”的要求，即双方不事先踏勘整个边境线，而是出示各自准备好的地图，凡双方图线一致的，就互相确认；彼此不符的，待该段边境线“平静”后“再行补勘”。这种草率不恭的做法被中方拒绝了。
双方约定，先勘定由保胜到龙膊河一段边界。1886年8月12日，中法勘界人员分别从保胜出发，向红河上游航行。8月20日，法国船队在者兰受到当地抗法力量袭击，法国官兵被打死13人，其余勘界人员逃回保胜。于是他们再也不敢循边勘界，转而坚持“就图定界”。这本来是争取谈判有利地位的一个机会，可是清政府居然同意了。
1886年10月19日，中法双方在保胜签订《滇越边界勘界节略》，这是中越边界云南段划界的基本文件。
这个“节略”签订以后，法国资本急于打开中国西南门户，以期迅速夺取商品倾销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法国驻华公使恭思当一再要求清政府签订对法国更加开放的商务协定。恭思当还再三说：“商务苟可通融，界务亦可稍让。”这个暗示对清政府吸引力很大，两国代表于是就议而未决的界务问题再行谈判，于1887年6月26日签订了《续议界务专条》和《续议商务专条》两个文件。
在贸易方面，清政府大大让步，同意在云南蒙自、蛮耗（后改河口）两处开放商埠，凡进口税减免十分之三，出口税减免十分之四，还准许法国在广西龙州、云南蒙自分别设立领事馆。同样，法国则表示愿意同中国会商以前没有解决的滇越边界“第二段”和“第五段”问题。双方议定，这次根据谈判而定的二、五两段边界线，在地图上用红线标出来，这就是滇越边界谈判中“红线”的来历。法国同意中国收回大赌咒河流域的原有领土。经过一番周折，“第二段”边界划定。但在“第五段”，法国迫使中国将猛梭等地划给越南。清政府竟以“荒远瘴疠，弃之不足惜”为由，原则上同意了法国的要求。只是因为双方“就图定界”，在事先没有作实地踏勘的情况下闹出了许多村寨、河流名称上的混乱，“第五段”的界线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
《续议界务专条》签订后，双方开始按图逐段履勘。从1887年一直持续到1895年，双方勘界官员几经更迭，但谈判焦点主要集中在“第五段”上，双方争执激烈。直至1895年，法国代表仍坚持按照法方提出的界线会勘。中国代表无法接受，最后形成变通办法，在地图上对中国代表可以接受的界线标以红线，将法国代表要求的界线志以蓝线，将这份红、蓝两线图上报双方政府定夺。
19世纪的中国，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沉沦的中国，也是任列强宰割的中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的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岛，以及澎湖列岛。日本帝国朝着遍体鳞伤的中国狠狠砍了一刀。
伊藤博文没有想到，六天之后的4月23日，俄国、德国和法国的驻日公使联合照会日本政府，“劝告”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为了作这番“劝告”，俄国还在远东迅速集结兵力，命令游弋于远东海面上的军舰作好战斗准备。此时，打完了甲午战争的日军已精疲力竭，5月5日，日本宣布接受三国“劝告”放弃辽东半岛，条件是中国增加战争赔款3000万两白银。
就在此时，中法两国关于中越边界谈判的地图送进了北京紫禁城。令清政府吃惊的是，边界谈判中又冒出了“滇越边界第六段”。原来，法国于1893年侵占了老挝，将老挝并入印度支那联邦，因此要求一揽子解决中老边界问题。法国提出，既然该国参与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有功，理当索酬，所以要求清政府把原属云南的猛乌、乌得（将近8万平方公里，均在今老挝丰沙里北部）割让给法属老挝。
孱弱不堪的清朝政府在外交上无所作为。1895年6月20日，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表和法国公使在北京签署《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对“第五段”，除一小段界线未动外，确认了法国标出的蓝线。不仅如此，“附章”还一揽子解决“第六段”问题，划定了中国和老挝的边界。
接下来，中法双方开始在中越、中老边界上竖立界碑。至1897年6月13日，历时12年的勘定中越、中老边界及立碑工作宣告完毕。
在不算短的12年当中，中法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勘界文件。回顾这段历史，自然可以清楚地看到，19世纪末叶，中国遭受了一连串外交失败。
自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南人民反抗殖民统治、谋求国家独立的斗争之火，也就光焰夺目地燃烧起来。随着20世纪初越南民族工商业的萌芽与发展，士大夫阶层中一批开明知识分子愈加意识到救国图存的急迫责任感，他们抬起头来，向海外寻求救国方略。
这时，中国的改良主义之风吹到了越南。中国的政治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很快为越南知识分子所熟悉。和康梁著作一起传到越南的还有中国学者们翻译的大批西方著作。康梁之作和那些用半文半白的汉文写成的译作，使越南青年知识分子的眼前出现了另一个世界，从而认识到除了孔孟之外，世界上还有如此众多的西方思想家和科学家。西方列强没有儒学渊源，却何以如此先进和强大？这是当时越南知识阶层的先进者为之深思的。他们开始意识到，要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必须开通民智，培养新型人才，引进科学，实行社会改革。
日本的榜样同样激发了越南志士的爱国热情。19世纪中叶之前，日本的情形与中国何其相似，但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迅速克服了殖民地危机，走上了现代化发展道路。
日本的改革成功了，中国也要改革，越南怎么办？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20世纪初燃起星星之火，使越南的民主革命先驱者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潘佩珠（1867～1940）成为越南救国运动的领袖。
潘佩珠于1905年取道中国赴日本，找到了梁启超，以所著《越南亡国史》一篇请梁阅读。梁启超读后十分嘉许，援笔为之作《前录》，还出资将该文印行了几千份。梁启超在《前录》结尾处写道：“世界进化之运日新月异，其或不许此处披毛戴角之伪文明[8]种种横行噬人于光天化日下。吾观越南人心而信之，吾观越南人才而信之。”
在梁启超启发下，潘佩珠放弃了在越南维持君主制的主张，改而主张君主立宪。不久，潘佩珠又在横滨两次拜访孙中山，认真笔谈。孙中山主张推翻帝制，实行民主共和，潘佩珠受到很大震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