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大批越南革命者又在潘佩珠等人领导下聚集广州，以抗法将领刘永福的家为主要活动基地。次年12月，潘佩珠从广州到南京，受到孙中山热情接待，受邀旁听第一次国会参议院会议，并与黄兴讨论中国援越问题。黄兴表示：“我国援越实为我辈不可辞之义务。然此时谋及尚属太早，今所能为诸君计者，送派留学生入我国学堂，或入我国军营储备人才，以俟机会。”
潘佩珠接受黄兴建议，动员、组织了一批越南青年进入中国各类军事学校学习，成为越南救国斗争的首批军事干部。他们毕业后大部分回国参加救国斗争，也有的留在中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潘佩珠曾就此写道：“若我党者，入北京士官学校，入广西陆军学堂，入广东军官学校，教之，养之，保全之，毫无所吝，华人对我，其感情不已（亦）厚厚乎。”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民主革命纲领，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中国出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潘佩珠决心按照中国国民党的样子，将越南光复会改名为越南国民党。他对孙中山抱有深厚的情感，及至孙中山逝世时，潘佩珠书写挽联哀悼：“志在三民，道在三民，忆横滨致和堂两度握谈，卓有精神贻后死；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被帝国主义者多年压迫，痛分余泪泣先生。”[9]
1924年底，越南革命的领袖胡志明从苏联来到广州，曾与潘佩珠会面。次年5月，来到上海的潘佩珠准备前往广东，被法国侦探得知，勾结地方当局将潘逮捕，引渡回越南，并判以死刑。消息传开，越南各地出现大规模罢市、罢工和抗议活动，迫使法国殖民当局宣布潘佩珠无罪。但是潘佩珠被长期软禁，失去了自由。
越南革命的领导任务从此落在胡志明肩头。胡志明作为第三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翻译来到广州，主要任务是推动越南革命，进行建党准备。
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热情支持越南的救国斗争。一批批越南青年来到广州，有的进了黄埔军校，有的进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的有司尚梅、武伯边、韦正南和武元博（即洪水）等60余人。至1927年，胡志明等人以“黄埔军校学生队”名义在广州办过三期“特别政治训练班”，培训来华的越南青年，参加者有阮良朋、范文同、黄文欢等数十人。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湃曾为他们讲课。
中国的大革命失败后，胡志明到暹罗（泰国）筹备建党。1930年2月3日，胡志明在香港主持会议，实现印度支那共产党和安南共产党两党合并，定名为越南共产党。同年10月，该党更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具有更大的活动范围。[10]
越南党成立后很快受到法国殖民当局镇压。因环境困难，一部分领导人进入中国境内积聚力量。除胡志明外，曾进入广西龙州的就有黄文树、长征、黄国越、黄文欢、黎广渡、朱文晋、陈山洪、高洪岭、黎铁鸿、阮文明等，中国边民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他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的力量大大削弱。1940年9月22日，日军从广西进入越南，同时以6000人的兵力在海防附近登陆，当地法军仅仅抵抗几个小时就溃败了。在越法军将领与日军达成妥协，日军可以在越南驻军，法国殖民统治继续维持，但要向日军提供连年增长的财政供给。由此形成了日、法两方宰割越南的局面。
1944年夏，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欧洲战局巨变，戴高乐领导的抵抗力量打回法国本土。1944年7月6日，戴高乐的特派员乘飞机在谅山跳伞，到河内将戴高乐的命令交给法军司令莫登，命令在越法军准备向日军进攻。
1945年3月9日夜晚，日军先发制人，向在越法军发起进攻，法军不堪一击。大部分战败被俘，一部分退入中国境内。日军进占越南，扶持保大皇帝傀儡政府上台。驻守柬埔寨、老挝的法军也被日军击溃，日军独占了印度支那。
对此，戴高乐为首的法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于3月24日发表特别宣言，宣称要恢复印度支那联邦，并把它作为法兰西联邦的一部分。
此时，苏联军队正以数百万强大兵力合围柏林。盟军消灭德国军队后，必将掉过头来一举打垮日本。日军发动“三九政变”当天，印支共中央于3月12日发出紧急指示，号召越南人民打倒日本侵略者，并准备发动总起义。越南解放军于1945年5月15日在太原省成立，编成13个连，约1000多人，开辟了越北根据地。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8月16日，在越北宣化省新潮召开的越南国民大会，产生了以胡志明、陈辉燎，范文同、阮良朋、杨德贤五人为首的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胡志明指示全党：“现在有利时机已到，不管要作出多大的牺牲，甚至是烧掉长山，也要夺取独立。”
8月19日，越盟的力量进入河内，满城金星红旗。万余名日军用坦克将自己护卫起来，坐视越盟推翻了保大政权。8月24日夜至25日清晨，越盟领导的100多万市民走上西贡街头游行，高呼口号“全部政权归越盟”。
这就是越南“八月革命”。短短十几天内，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国土。
1945年9月2日。在河内巴亭广场举行的50万人集会上。胡志明宣读《独立宣言》：“越南享有自由和独立的权利，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越南党抢到宝贵时机，赶在法军之前，赶在盟军大部队进入越南之前，迅速夺取政权，使越南独立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11]
稍早的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柏林附近波茨坦，美英两国首脑讨论了印度支那问题，对越南局势达成一项协议，以穿越越南中部的北纬16度线为界，16度线以南，属英国蒙巴顿将军指挥的“东南亚战区”，由英军消灭日军并受降；16度线以北，属于中国战区，由中国军队进驻并接受日军投降。
8月17日，盟军司令部发布第一号命令：“台湾及北纬16度线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
1945年9月15日，由卢汉为司令的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原由龙云、卢汉指挥的滇军）18万余人开进越北，迅速在16度线以北的越北各地驻军。9月初，蒙巴顿指挥的1万多名英军进入越南南方。微妙的是，9月12日，一支数千人的法国军队也登陆并闯进了西贡。此时，在越南还有完全听令于盟军、保留装备的6万日军。胡志明领导的新政权刚刚诞生就突然面临中、英、法、日四大国军队同时存在于越南国土的沉重压力。
胡志明迅速扩大越南解放军，并改名为卫国团。越南党的南方局在西贡掌握了共和卫兵第一师，兵员1万人，此后又编成三个师。
至9月下旬，在越法军已达6000人，其中包括从日军集中营获释的法国俘虏。法军计划在四周内占领16度线以南地区，再进占北部，尽复“印支殖民地”旧观。9月23日，法军进占西贡。
越南党决心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法军；在北方则“以和求进”，坚持忍让，避免与卢汉部队发生矛盾，力求稳固政权。
南方武装在黎笋、孙德胜、黄国越率领下与法军战斗了五个月。到1946年2月，法军兵员已达3.5万人，大体上占领整个南方。由于法军被迟滞，等他们打到北纬16度线上，已经没有力量迅速地向北迈步了，更何况还有18万中国军队挡在了面前。南方为北方争得了时间。
1945年底，法方转而求助于谈判桌。法国代表到中国与国民党政府会谈，希望中国军队撤出越南，向法军交防。此事正中蒋介石下怀。种种事实说明，1943年后的两年中，蒋介石对越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943年2月25日，中国外长宋子文曾宣布，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在战后夺取朝鲜、越南、缅甸和其他地区。对此，法国的戴高乐提出抗议。
美国反对戴高乐的意图。罗斯福总统表示，凭什么逻辑、什么习惯、什么历史法则，越南要属于法国呢？
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罗斯福会晤蒋介石时表示，战后不能把印度支那归还法国，而应置于国际托管之下。中美双方就此达成口头协议。
会后，罗斯福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参加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11月28日，罗斯福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表示，战后不能在印度支那恢复法国的殖民统治。对此，美苏双方意见一致。
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与美国委派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关系出现矛盾。为了向美国施加压力，1944年10月10日，蒋介石秘密会见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政府代表贝志高，蒋在谈到越南问题时说：“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贵国在该殖民地建立法国政权，我们是乐意的。”这使法国代表欣喜若狂。事后看来，蒋介石的用意是为了在与美方矛盾中增加筹码而落下的一步棋子。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即派卢汉率滇军入越暗含两大目的，一是使“云南王”龙云留在昆明唱“空城计”。1945年9月30日，滇军入越已有半个月，蒋介石突令在昆明的杜聿明部队包围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龙云被迫离滇入川，即被软禁。蒋介石的第二个目的，是让滇军入越后控制海防港，使他们可以随时经海路调运到东北，投入内战。
胡志明对滇军的态度是坚决忍让，尽可能地利用中、法军队的历史矛盾和现实冲突。印支共中央于1945年11月11日宣布：“考虑到国际国内特定的历史情况，对越南来讲，现在正是重新夺回统一独立的绝好时机。”为了形成统一战线，公告宣布印度支那共产党自动解散，党员转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实际上党依然存在。
胡志明果断地于1946年1月6日在全国举行大选，并且让步，请反对派——以阮海臣为首的越南革命同盟和以武鸿卿为首的越南国民党，还有逊皇保大（阮永瑞）——参加联合政府，担任重要职务。在此基础上，法越双方开始了秘密接触和会谈。
结果中法谈判先一步达成协议。1946年2月28日，中法两国代表在重庆签署《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法关于中越关系之协定》，以及《关于中国驻越北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等条约，统称“中法协定”，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
法国政府放弃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成员入侵中国，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特权，法国放弃在上海和厦门的公共租界中的权利，并将上海、天津、汉口及广州的法租界交还中国。
“中法协定”规定：中国公民应享有历来在越南享有之各种权利，对华侨所征税不得重于越南人所征税。协定还明确，废除1903年10月29日订立的中法关于滇越铁路的协定。滇越铁路在华部分的所有权及材料、设备，移交给中国政府，以赔偿日本南侵期间中国通过越南运送物资，因法国方面扣压、阻挠所蒙受的重大损失。
法国之所以这样做，一来是在对华关系上效法美、英两国，另一方面也出于他们的迫切诉求：法方事先提出，这些协定的签署必须以中国同意从越南撤军为前提。2月28日签订的双方军队接防换文明确：在越南的中国军队于3月1日至15日开始交防，至31日完毕。实际上，法军急不可耐，恨不得一步跨进河内，以便在法越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所以一再催促中国撤军。
3月4日下午8时，中法军队代表在河内会商交接事宜。法方要求，法军于3月6日在海防登陆。中方驻军将领说，尚未接到明确命令，法军不能登陆。双方争执到次日凌晨3时，不欢而散。
散会时，两位法国军官私下悄语：“糟了，来不及了！”中方代表陈修和懂法语，听后立即警觉到，法国海军已师行在途，不能停止，可能强行登陆。陈修和回到住处，即告诉第60军军长曾泽生：“中法军事冲突无法避免。”他力主中国军队如受攻击，应反击强行登陆的法军，并说：“一切责任司令部和你我大家负担，不要顾虑。”曾泽生赞同陈修和的意见，立刻启程前往海防布防。
3月5日上午10点30分，法国驻海防联络官罗珍来见中国驻军130师师长王理寰，称：“法国军队6日早8时在海防登陆，中国军队应当让防。”王理寰回答：“本师未奉到此项命令。”法军联络官下午又来，再次声称法国舰队正向海防驶来，已到近海，登陆在即。王师长答：“请你火速制止法舰前进，否则发生误会，当由法国负全部责任。”法军联络官听后神色大变，说：“可以通知舰队停止前进，但恐怕无效。”
不多久，联络官又来，说：“电台和军舰联络不上，无法制止，请王师长原谅。”
王理寰质问道：“电报不通，你怎么知道法军已到近海呢？”他立即传令部队警备。
3月6日清晨，九艘法舰向海防海关码头驶来，中国守军摇旗呼停无效。法舰突然开炮，中国守军即以火箭筒向法舰轰击，六发六中。炮击中当场击沉法舰一艘，击伤两艘，其余法舰挂起白旗溃退。当日下午，法方态度软化，派出代表向中国守军道歉。[12]
海防冲突的结果，使法军在越北登陆、要挟越方的企图破灭，而中国滇军部队则在不久之后全部撤出越南，开赴东北内战前线。这一来，原先在越南的四大国军队中少了日本和中国两家，形势十分有利于越方。
3月6日下午4点30分，“法越初步协定”在河内签字。
根据“初步协定”，法国承认越南共和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可组成政府、国会、军队，是印度支那联邦和法兰西联邦成员；越南则同意1.5万名法军进入越北。双方议定不久再举行谈判，讨论越南对外关系问题，其中包括印度支那未来地位和法国在越南的利益等。
5月13日，胡志明、范文同前往法国会谈。会谈呈“马拉松”态延续了几个月。9月14日，越法两国签署“临时协定”，又称“白露枫丹协定”。协定带有很大的“延缓”性质，同意法国在越南享有优先地位，并规定双方在1947年1月重新谈判。
在“临时协定”谈判期间，越法双方加紧了战争准备。10月19日，印支共中央总书记长征主持军事会议，认为：“或迟或早，法国将要打我们，而我们也一定要打法军。”至年底，越军总兵力已达8万人。胡志明估计，战争大规模爆发之际，法军总兵力不会超过10万人。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1946年12月19日夜晚，越北法军发起进攻。越盟顽强抵抗，战斗形成拉锯。直到次年2月15日，得到了增援的法军才占领整个河内。持续近两个月的河内保卫战迟滞了进入越北的法军，越共中央机关和一部分武装从容地向北部山区转移。
在那里，有一支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即广东南路第1团的千余名官兵。他们是按照中越两党协议，为免遭国民党军围歼而在1946年3月，由团长黄景文、政委唐才猷带领进入越南高平整训的。他们入越后，即应越南党的要求，并经中共香港工委批准，由黄、唐亲率一批军官出任越军顾问和教员。至1947年7月，该团共接收了830多名越军干部前来培训、实习。
1947年初，越北法军总兵力达到了10万人，开始向北进攻，很快攻占越北绝大多数城市。但是，由于战线拉长，机动兵力不足，加上雨季到来，进入5月，法军的攻势停顿下来了。
不仅如此，法军面前还出现了新对手。
1947年6月，中共香港分局任命参加过长征的琼崖纵队副司令员庄田为“粤桂边纵队”司令，以进入越南的第1团为主力发展武装力量。庄田到越南后会见了胡志明，即受邀担任越军高级顾问。他从第1团抽调骨干整训越军部队。
1947年10月7日，法军分南北两路夹击位于越北太原、宣光省交界处的越方根据地，法军伞兵实施了突如其来的伞降。伞兵降落在距离胡志明住所仅仅几里路的地方，包围了正在主持会议的越共中央书记长征。伞兵手持冲锋枪冲进胡志明住所，发现胡志明的信件还摆在办公桌上。
胡志明、长征都从法军包围圈的空隙中冲了出来。越法两军在丛林中激战。法军坦克时常陷入泥潭，兵力难以在狭窄的林间小道两侧展开，越军常常突然闪现在他们身边猛烈开火。这场丛林激战持续十天以后，法军攻势受到抑制。越军战士付出了重大牺牲，法军士兵也在山林中成排地倒下，最后撤围而去。
1948年春，法军再次进攻越北的太原中心根据地。在越共中央和军委联席会议上，庄田发言指出，根据兵力密度计算，法军此次动用1万多人，不能形成严重威胁，越军能够以运动战方式打败敌人。他建议在谅山到七溪、东溪一线伏击法军。
与会越军将领同意庄田的建议，并请庄田参与指挥。
战斗在太原根据地外围展开。庄田协助武元甲在中越边境地区设伏，重创法军一个营。第1团政委唐才猷、作战股长林杰亦参与指挥，又歼敌一个连，法军此次围攻即告失败。
战争的规模和艰巨性显然是江河日下的法国远征军难以承受的。1947年12月，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博拉尔特和已经逊位的保大皇帝阮永瑞开始商谈越南“独立”。谈判延续到1949年3月8日，法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和保大换文，双方明确：
一、越南南、中、北三圻是越南的组成部分。
二、越南是法兰西联邦的一个独立国家。
三、越南可以向印度、梵蒂冈和暹罗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各国驻越南使节必须同时向越南政府和法兰西联邦总统递交国书。法国支持越南加入联合国。
四、越南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法兰西联邦军队可以在越南某些基地驻扎。
五、越南在文化领域内享有完全的自由。
六、越南保证留在法兰西联邦内。
这个协定的实质性内容是，保大政府出面组织越南军队协助法国占领军稳固统治。
随着法国政策的变化，美国对印度支那的关注度提高了。1948年9月27日，美国国务院提出一份关于印度支那局势的政策文件指出：“美国印度支那政策的近期目标是，支持一项使法国和越南人民都感到满意的解决目前僵局的方案，该方案将消除双方的敌视态度，并且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从这时起，美国着手援助驻印度支那法军。
越南抗法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时，规模宏大的中国解放战争如大海怒涛，奔涌于辽阔的国土。1949年8月，渡过长江的解放军继续向南进军。庄田受命担任中共滇桂边前敌工委书记，率领在越南整训的部队回国参加解放西南的战斗。由于庄田回国，中越两党高层的直接联系中断了。[13]
然而，历史长河奔流到此，又该翻开新的一页了。
[1]清·张之洞《张文襄公奏议·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九日》
[2]清·赵藩《岑襄勤公年谱》卷八，清光绪二十五年岑春荣刻本。亦见清·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光绪七十三，清宣统元年上海集成图书公司本。
[3]设立中法两国互不管辖的中间地带。——本书作者注
[4]赵藩《岑襄勤公年谱》，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第8～9卷。
[5]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4～205页。
[6]清·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光绪八十一。清宣统元年上海集成图书公司本。亦见德浩、吴国强：《邓承修勘界资料汇编》卷四，《邓承修勘界来往电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80页。
[7]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编：《清实录》，《广西资料辑录（五）德宗光绪实录（光绪元年至十六年）》卷234，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6～7页。
[8]指法国殖民者在越南的统治——本书作者注
[9]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作品选上册》，《潘佩珠汉文诗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455～457页。
[10]出于表述方便，人们经常将印支共称为“越共”。——作者注
[11]参见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三联书店1974年版。
[12]王理寰：《抗战胜利后海防痛击法军纪实》，见《文史资料选辑》1960年第12期。
[13]吴基林：《一段鲜为人知的援越抗法历史》，见《军事历史》杂志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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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后记 从头顶掠过的炮弹引发了这部书
钱江
这部书是由一发在头顶呼啸而过的炮弹引发的。
1987年10月19日，我和《人民日报》前辈记者陈勇进一起爬上了老山——当时中越边境冲突战斗的主战场。如果从1979年算起，这场边境冲突已经延续八年了。陈勇进是在抗日战争中投身疆场的前辈军事记者，他上老山有挥别战场的意思，而我则从此活生生地触摸了战争。
当我们来到山顶，踏上国境线的时候，突然炮声炸响，双方的炮战又开始了。一发炮弹尖厉地呼啸着从我们的头顶掠过，使我吃了一惊。
炮战中，越军打来的一发炮弹在我军阵地前沿上空爆炸，我军一位副连长当场阵亡。当我下山的时候，他的遗体也送了下来。
我亲眼看到了，在战线两侧，两国士兵都在浴血奋战。他们是战士，坚决地执行命令，一声令下，就射击、就冲锋，在枪林弹雨中奋不顾身。而当硝烟从他们身边散去的时候，他们会思考，也会提问。我行进在战场上的时候，不止一个士兵问我，这场战争是怎么发展而来的？同样，一些军官也问过我。
我似乎可以回答一个大概，但有许许多多的细节并不清楚。从采访老山战场时起，我开始了在云南的工作，那是在硝烟后面的和平生活。那几年中我三进战区，每次去，心灵都受到强烈的震撼。
云南和越南山水相连，这使我对中越两国关系格外关心起来。最初，我打算写一部长篇战场纪实，从普通士兵写到军长，描述他们怎样从各自不同的层面进入战场。既然是长篇，就应该有一个扎实的开篇，然后娓娓道来。开篇选在哪里呢？我把它选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越关系，打算从这一点开始采访，收集资料。这个想法，一下老山就在我脑海里成型了。
经《解放军报》记者郑蜀炎介绍，我于1988年初拜访了曾任昆明军区副政委的王砚泉将军。郑蜀炎说，要论当代中越关系，王砚泉将军肯定是经历最深的人士之一，他从1950年跟随陈赓大将到越南，一直到1970年代，中越两军间的重大事件都参与过。
我见到王砚泉将军的时候，他正在撰写回忆录。中越关系的曲折早已引起他深深的思索。我的拜访触涌了他的记忆之泉，他答应先谈谈自己在援越抗法中的经历。在1988年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和我长谈六次，每次均在两小时以上。有两次，他摆开了大地图讲解。我完全被他的讲述吸引了，因为这一连串动人的故事，深刻影响了中越关系的进程。这段历史被埋藏得太久了。听了他的讲述，我决心先将这段历史写出来，为尔后的著作打下基础。
即使是王砚泉将军，对自己的回忆也没有尽兴。他说，他于1952年夏天回国，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待他重回越南，已在1954年奠边府战役之后了。
我从记者经历中领悟，就恢弘的历史事件来说，一个人经历再丰富也只是历史长卷中的一个片断。把许许多多当事人的片断收集起来，并与翔实的档案资料互为参证，就能够连缀出完整的画面，比较真实地再现历史。这样的事我刚刚做过，完成了《乒乓外交幕后》一书，那么，就让我来完成下一部吧。我是新闻记者，我的责任是记录现实与历史。本书中所描述的，虽然是发生久远的故事，但是它的大部分内容却是读者应知但还未知的事实。
王砚泉将军给了我若干份他撰写的文稿作参考，并建议我即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韦国清将军联系，因为他是当年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而且正在就此组织当事人撰写回忆录。
我趁一次回京之际找到曾任中国赴越军事顾问团办公室主任的张英先生，请他代为联系。张英告我韦国清将军身体不好，此事暂时搁置，我又回到云南，先把在云南的当年顾问们都访问一遍。昆明是军事顾问们主要集中居住地之一，我在昆明的采访相当顺利。不料韦国清将军却于1989年6月在北京逝世，他的辞世使本书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曾经担任韦国清将军秘书的王振华先生告诉我，韦国清将军对撰写《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一书非常热心，多次听取撰写情况的报告，回答询问，并审阅了部分待印稿。可惜时间没有再等待他，待到成书，将军已逝。
即使就韦国清本人来说，回忆并叙述那段历史也已经是不容易的事了。王振华告诉我，韦国清以为人谨慎而著称。韦国清生前曾回忆说，在越南的时候，他每次回国，都直接向刘少奇、彭德怀汇报越南战况。临到再赴越南，彭德怀都要找他谈话，然后带他去见毛泽东，接受指示。中央领导人的每次指示和谈话，韦国清都有笔记。但是，回国以后，他又定期地检查过去的笔记然后加以销毁。结果，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和他所谈关于越法战争的笔记，全部被销毁了。以致到了1980年代末，军事顾问团团史编写组去访问他的时候，韦国清坦率地说，由于失去了这些笔记，要详细回忆过去谈话的内容已经非常困难了。
韦国清将军的逝世使我益发感到完成这部书是在与时间赛跑。1988年下半年到1990年初，我在北京完成了对梅嘉生、周政夫妇的采访，后来作了对罗贵波、李涵珍夫妇的采访。梅嘉生、罗贵波对我起了关键性的帮助作用。我采访了梅嘉生将军之后，已经有信心完成这部著作。采访罗贵波之后，这种信心就更加坚定了。后来，我又顺道在广州采访了邓逸凡将军，在他的家中听邓逸凡将军讲了两天的故事。
曾任越军第312师顾问的董仁将军也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帮助。
在这段采访中的惋惜也是深刻的，主要是我没有来得及采访接替王砚泉担任越军第308师顾问的于步血将军。开头是没有联系上，后来是因为我没有及时安排时间到烟台去访问他，再后来是因为我赴美国留学。待我于1992年底归国，于步血将军已经染病较深。他来信告诉我，因脑血栓的问题，他虽然有心，却帮不上我的忙了。不久，于步血将军逝世了。
在采写中，我深深感到，中越两国人民在共同的战争中结下的友谊用鲜血凝成，任何曲折都不能磨灭它。
王砚泉将军总是念念不忘，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中，武元甲、文进勇经常到昆明休假。一旦来到美丽的滇池边，这两位越军统帅总是马上点名要见王砚泉。
昆明军区副参谋长田大邦回忆说，1975年春他作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去越南访问，正值越军主力向南方调动，参加解放西贡的战役。战情如此，正在河内的王承武将军还请田大邦和另一位当年的中国顾问到自己家中吃了一顿饭。
中国顾问周耀华的夫人聂如惠告诉我，周耀华在越南的时候，和越南官兵关系很好，和武元甲也建立了友谊：“1954年6月，我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我和周耀华为他起名‘周越明’，这名字包含一种纪念的意义，纪念我们在昆明的相识，还纪念我们在越南的经历。1961年，武元甲和夫人到昆明来休假，周耀华和我带着越明去看望他们。武元甲得知我们的孩子叫‘越明’，不由地说：‘可以叫周中越嘛！’于是，我们的孩子改名叫‘周中越’。”
不过，武元甲将军也许不会想到，就是这位周中越，在1984年已经成长为一名解放军炮兵的营指挥员，参加了中越边境作战。
退役前担任中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的董仁对越军第312师始终抱有特殊的感情，我在他家中看到了1960年代初第312师师长黄琴寄来的该师战史，是请董仁提意见的。一同寄来的还有黄琴署名的一封信，大意说，由于仍然处于战争中，所以这部第312师战史中没有留下中国战友的名字，但是中国顾问的业绩已经留在越南战友的心中了。
对中越两国关系问题，中国顾问们非常关心。原中国民航总局副政委许法善在越南当顾问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伙伴是阮仲永，后来阮仲永担任了越南驻中国大使，但在他的任期内，中越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了。有一次，阮仲永到北京首都机场送客，意外地见到了在那里担任领导工作的许法善，十分动情。阮仲永不久后再一次到首都机场的时候，即要机场工作人员打电话向许法善通报。许法善赶去看望，发现阮仲永还没有吃早餐，就立刻为他安排了。
不久，阮仲永通过中国外交部要求会见许法善。经同意，这两位抗法战争中的老战友在中国民航局大楼里会面，共叙当年。阮仲永反复说：“在抗法战争中，我们的关系是很好的，你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我是不会忘记的！现在。越中两国关系上空出现了一片乌云，但是我相信，这片乌云会过去的。乌云过去之后，又是一片灿烂的阳光。”
临分手的时候，阮仲永告诉许法善：“我的任期就要满了，该回国了。临走前我要举行一次酒会，到时候请你一定来。”许法善向阮仲永赠送了一件小礼品——中国民航的飞机模型——并答应说，一定争取去。
不久以后，越南大使馆送来了请柬，许法善如约前往。酒会上，许法善见到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谈起和阮仲永曾经共事的经历。刘述卿说，是啊，阮仲永大使向我们多次提到你，要求和你会见，我们就同意了。见面是好事情。
正在这时，阮仲永走了过来，在刘述卿面前回忆当年与许法善在一起的战争岁月。
刘述卿对阮仲永说，是呀，过去我们的关系多好呀，为什么要像现在这个样子呢？请你回去告诉贵国领导人，不要这样下去了。贵国的军队应该撤出柬埔寨，这样做对你们是有好处的。
阮仲永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我回去后一定要转达这个重要的意见。”
酒会临近结束时许法善告辞，阮仲永特意从二楼一直送他下来，直到门口。许法善劝阻说：“酒会还没有完，你还有客人，快回去招呼客人吧，为我出来多不合适呀。”
但是阮仲永动情地说：“没关系，你是老战友呀，你和别人不一样！”
他们分手了，从此再没有见面。这是1980年代初的事情。
访问张英、侯寒江先生的时候，他们都问过我：“为什么中越关系会在1970和1980年代逆转成这个样子？”
我当时说：“这个问题原本应该由我提出来呀。”
我深深地感谢当年的顾问们，他们每一个人都帮助了我（虽然有几位没有见面谈上话）。他们都乐于回答和回忆，认为这样做是对一段重要的历史负责。这一点，正是我们在过去做得非常不够的地方。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有着悠久历史，就忽视历史、埋藏历史，这样的话会把历史引入巨大的误区。
我访问过的所有原顾问团成员，那段岁月都在他们的脑海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益发感到有责任，不管写作持续多久，也要最终完成之。
帮助我坚定这个信念的还有曾担任云南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的陈吕范教授。他是我的前辈，曾与我父亲一起工作过。当我开始中越关系史研究时，陈吕范教授给予我重要的帮助。1988年的一天，当我们一起走进东南亚研究所的藏书库时，我看到了关于奠边府战役的英文专著《狭小盆地中的地狱》（Hell in a Very Small Place），作者是美国的伯纳德·富尔（Bernard B.Full），他1926年出生于法国，后来到了美国，成为记者和历史学家。这部500页的著作是作者采访大批奠边府战役当事人，并参阅文献资料完成的，是迄今为止描述奠边府战役的最权威的英文著作，初版于1967年。完成此书后，作者即奔赴越南战场，打算采写新的著作，不幸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当我在1990年代去到美国的时候，看到这部书又再版了。
当我读完《狭小盆地中的地狱》，深深敬佩作者之余，亦扪心自问：“他做到的，我行吗？”
陈吕范教授说：“你能做到。”
“在中国，写当代史，又涉及当代国际关系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说。
“你能做到。”他很肯定地说。
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了，这场战争会被岁月遗忘吗？
1990年代初，我赴美国从事研究的时候，美国的军事杂志正在接连不断地刊载有关“沙漠风暴”的研究文章，著名的军事杂志《军事观察》（Military Review）于1992年1月号登载了资深军史研究者辛普森（Howard R.Simpson）的长文《奠边府战役的教益》（The Lessons of Dien Bien Phu）。作者写道：“事隔37年之后继续研究奠边府战役对今天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能从不同角度对当代局部战争提供有益的经验：它清楚地表明了游击战争的灵活性及其力量，这种战争能够改变一个区域的战争进程……从习惯性的常规战争角度看待游击战，因而低估对手是严重的军事错误。在游击战争中，在复杂的地形和多变的气候条件下，过分依赖空中补给会导致灾难性结果。”但是，这篇文章没有谈到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存在。我给作者去了一封信，指出这点。
不久，居住在爱尔兰的辛普森先生回信，同意我的观点，并说他之所以未能指出这点主要是缺乏材料的缘故。不过，他正在富尔的著作基础上撰写关于奠边府战役的新著，他将在新著中对此加以弥补。他还说，在揭示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历史作用方面，中国作者的作用是他人无法替代的。
辛普森先生的信从另一个角度坚定了我的决心。在美国，我有条件接触到许多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有关的英文著作和资料，还利用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按期解密的档案。
历时八年，本书终于完成了。我感到高兴的是，中越关系经过曲折之后又走上了全面正常化的道路。这符合中越两国人民的愿望。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关注历史，总结历史的教益，使过去的曲折不再出现，使昔日的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