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代市民力量发达的程度，许苏民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比起同时期的英国也更进步；对晚明时期政治透明度和言论自由度，许苏民也作了特别的歌颂：
江南市民社会的抗争，迫使朝廷革除了某些超经济强制式的掠夺的弊政。万历皇帝临终前，被迫罢黜矿监税使，在一定程度上使皇权与市民阶层的矛盾得以缓解；江南市民抗议阉党逮捕东林党人的正义行动，更为后来崇祯皇帝一举粉碎阉党集团奠定了民意基础。崇祯四年（1631）苏州府颁布“为永革布行承值当官碑”，明确宣布废止各级政府官员和吏胥人等对江南工商业者巧取豪夺的特权，从而在客观上承认了江南人民维权斗争的合法性。有学者认为，在英国，甚至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市民阶层都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特定的权利意识、自觉意识和重要影响力的社会集团。这一论断可能估计偏低，但如果大致不错的话，那么，晚明江南市民社会的发达程度可就比同时期的英国略胜一筹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明中国社会的政治透明度和言论自由度都有很大提高，现存的《万历邸钞》一书就是证明。《万历邸钞》(1573～1617)是明朝的官方报纸《邸报》的抄录汇编，其内容除了政治报道(如皇帝的诏谕、官员的升迁罢黜)、经济报道(朝廷各部门的财政收支)、教育报道、军事报道、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和时事评论外，更重要的是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对官场黑暗的揭露，甚至包括对皇帝本人的批评，如马经纶批评万历皇帝有‘五罪’、雒于仁批评万历皇帝纵酒、好色、贪财、尚气，等等，可见当时社会是何等开放和自由!这一状况在天启年间虽曾中断了两年，但在崇祯皇帝一举粉碎阉党集团以后又重新恢复。崇祯皇帝除了要求军事报道要防止泄密以外，对于言论自由没有加以任何限制。不但如此，他还明确宣布了‘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的原则。隆庆、万历以来，民间报纸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于慎行《谷山笔麈》中提到的‘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沈榜《宛署杂记》记载的作为国家征税对象的‘抄报行’，明代小说中描写的以“贩卖新闻”为业的民间报人，等等，都证实晚明中国已经出现了具有合法性的、相当发达的民问自由媒体。这一奇特的现象很值得深思，是否可以说晚明中国已开始步入初步民主化进程呢？当然，万历年间也有文字狱，如李贽被捕下狱就是最显著的一例；而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英国：1633年，伽利略因其《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而被异端裁判所审讯。但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只是早春时节的寒流而已。
明末专制制度正走向衰亡和解体，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弊端和生机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冲突。有识之士在各方面都发现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涌现，西方先进优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进，正如同西方社会经历的文艺复兴前夜。
晚明正是思想界启蒙的时代，明末思想界对整个封建意识形态从哲学到伦理，从治国到治学都开始反思和批判。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都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病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危害，他们的著作中闪耀着人本主义和民主主义光芒。黄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专制，打响了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戏曲小说都以市民喜好为标准，反映了市民意识的觉醒，这是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反叛。
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科技文明。天主教在南方广为传播，特别受到明末先进士大夫的欢迎，他们试图将西传宗教和儒学结合，洋教中国化。士大夫和天主教徒密切结合，出了大批杰出人物。如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形成的“西学集团”。南明天主教也在宫中传播，后妃们普遍信仰天主教。西方宗教宣传的人人平等思想有利于人本主义，民主思想的传播，也有利于科技引进、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乃至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儒学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相结合，可能产生新型文化。
2.东林党、复社的政党化趋向
在明代中期的晚明政治文化蓬勃发展、自由思想启蒙和经济发达等条件下，明末东林党、复社、几社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实践活动，使晚明中国社会逐渐开始了由君主专制向民主制度转型过程。谢国桢先生说：“明末东林党争，复社、几社等集会结社活动，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关系至为密切，如果忽略这些事实，就很难全面、准确地了解明、清之际的历史。”
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对地方行政和朝政的干预，同善会的倡行，“济世”“救民”的活动，“志在世道”的宗旨，讲学与社会实践相统一的方式等政治社会影响，使以顾宪成等人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很快形成，共同的思想认识和主张是东林党政治集团形成的根本原因。“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表现出东林党人政治主体意识的增强。
反对君主独裁，是东林党人政治上的突出特征。顾宪成主张“散权”，削弱君权；钱一本主张“公天下以选举”辅臣，有了民主要求。高攀龙认为：“君子为政，不过因民之好恶”，以“君子之所为，直要通得天下才行得”去判定是非；主张“有益于民”，即使有损于国，也须“权民为重，则宜从民”。刘宗周以“重民命”的思想主张废掉人主的“私刑”。
经济方面，东林领袖顾宪成不卑货殖，并认为经济人才不仅有益于一方，而且有益于国家财政。高攀龙指出征收商税是“夺民之财”，提出应取消白粮的钞关复税并保护铺行，并有许多有关救荒的建议，体现了保护农民利益和扶植工商业发展的思想。他认为天子不应有私财。李三才《请停矿税疏》犹如谴责万历皇帝的檄文。刘宗周提出自亲王以下各授田，宗藩“听工商自便，各从生理”， 亲王常禄之外，不赐庄田，迫使宗室成员直接参与生产经营。陈龙正提出招南人巨贾垦荒于畿辅、河南、山东，“累朝永不起科”，开荒者无人身依附性赋税义务，通过平买等方式向国家供粮，体现出更直接的商业目的。
东林党人提出各种有利于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的主张，显示出不容于皇权的思想体系，带有近代民主、民权的色彩。东林党人思想主张的特点是有了“吾辈合并为公”的相对独立的人格意识，因而他们不再以君主为最高权威，体现出一种非君的人文主义精神。
东林党人不讳言“朋”“党”，常以“吾党”自称。“党”，已成“同道”、“同志”、“志同道合”之意，显示出东林党人强烈的独立的社会群体意识。在高攀龙、钱一本看来，小人可有党，君子也能有党，主张不要惧怕小人以“党”字倾君子，也无必要以无党自命。刘宗周则进一步否认小人有党，而君子以同道为朋，以自绝于小人为党，将党视为正人君子的代名词，改变了“党”、“朋党”的贬义内涵。英国近代政党辉格党与托利党在其萌芽时期，各自的名称都来源于对方的漫骂。自东林书院讲学始，由于参与者共同的思想倾向和一致的政治主张，地域界线被打破，形成了各地同道公认的领袖。这种“通乎天下”的联盟超出了以往文人结社、讲学的规模，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领袖也不仅仅是单纯学派的领袖，如顾宪成说：“君子在朝，非君子自能在朝也，本之君子之领袖为之连茹而进也。”
英国两党曾因王位继承问题进行过长期的斗争，王位继承问题牵扯着深刻的宗教问题。明代万历朝国本问题，也影响着政局的发展方向，东林党人将立储看成天下之公事。万历十年（1582年）以后即张居正被打倒后的内阁基本上是皇帝的御用工具，因此东林党人与内阁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与皇帝的对抗。推举李三才入阁，即能表现出东林党人希望控制内阁的目的。李三才“诚世道所赖”，是多数人利益的代表，是政治参与的体现。
天启朝冤狱大兴，东林党人以“撑住乾坤”的精神行了坚决的斗争。苏州市民公开反抗专制统治，形成了带有暴力特征的社会政治运动。这表明，东林党人思想上接近民众，并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利玛窦《中国札记》谈到众多东林党人在最初中西交流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表现出其不凡的开放意识。
而复社的成立经历了前期思想共识和组织准备。张溥十分注重组织的联合与统一，“成于数人之志，而后渐广以天下之意”。复社的成立，一开始就酝酿着明确的政治动机。它有统一的社规、相对成型的组织和各司其职的分工。张溥、张采的领袖作用表现为对“社局”政治斗争更为有力的领导和控制，比东林党人更胜一筹。他们注意斗争策略和行动统一，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科举选士，而且几次大的政治行动都达到了预期目的，政治上日益成熟。
张溥之所以名震天下，并非全在于他的文章学术，特别与他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张溥终生“曾未一日服官”，然而他在复社和士大夫阶层以及社会上，具有极高的威望。里居在乡，却可以“遥执朝政”，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
复社对地方及朝政的干预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周延儒再召入阁一事上，充分体现出张溥左右政局的才能。在政治变迁上，复社对朝政的渗透力度大大超过东林党。由于复社成分多为诸生，属于无政治阶层，复社将政治参与扩大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桃叶渡大会，南京上《留都防乱公揭》，是复社著名的政治行动。国门广业社的社集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黄宗羲和顾炎武都曾加入复社，黄宗羲与复社的联系尤为密切。
东林党和复社与英国乡村党—辉格党、宫廷党—托利党有许多相似之处，复社显露出政党化的趋向，就组织系统而言，比17世纪英国两党更为成型。英国两党从萌芽发展到完全意义的近代政党，经历了200多年的漫长历程。晚明时期，在没有其它外界因素的干扰下，中国政治文化的嬗变必将最终导致政治制度的变革。
3.华人建立的兰芳共和国
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知道，1776年，在世界第三大岛——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婆罗洲）西部，诞生了一个华人建立的共和体制国家“兰芳大总制共和国”，比1787年实现联邦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和体制还早10年。其前后存在100多年。人民日报曾经报道：
闽西归侨作家张永和、张开源新著长篇传记《罗芳伯传》，最近由印尼和平书局出版社出版，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产生较大反响。……专家学者在发言中认为，《罗芳伯传》史料丰富，笔触生动，情节曲折，再现了广东梅县客家子弟罗芳伯和一群热血客家青年，于1772年5月移居婆罗洲（现印尼西加里曼丹岛），与当地苏丹和各族民众并肩兴业，发展经济，并于177６年创立共和体制的历史画卷……
在当地华人圈内，首领称为大唐总长（或者大总制），面对当地土著居民则称王。首领的传承不是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式的家族世袭制，而是类似于民主选举和禅让的形式，首任大总长罗芳伯（广东省梅县石扇堡人）即是公推上任，待其逝世，公推江戊伯继任，先后五传，最后刘台二，故被人称为共和国。至于“国之大事，皆咨决众议而行”，也有似于议会制。
兰芳共和国能在海外建立起来，主要还是华人群体实力的强大。罗芳伯在中国国内，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特殊身份的平民。他到海外经商，建“采金公司”，因才能过人，被公推为首领，带领众多海外华人，谋求共同的利益。后因数万华人势力太大，当地土著居民归附数十万，并帮助浡泥王平定叛乱，浡泥王不得已拱手让位。罗芳伯除了个人能力之外，在华人圈内并不具备绝对的优势。所以，他敢于向土著居民称王，却不敢在华人面前称王。
后来因荷兰入侵，兰芳共和国还曾经遣使回国，向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清请求称藩，想把西婆罗洲成为藩属国家，但无果。兰芳生共和国面对强大的西方入侵者，又得不到故土的支持，最终败亡，也使东南亚华人在建国与民主方面的探索为兵火所灭。
4.国外资本主义发展
日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维新”运动，就一跃成为世界列强，并将中国打败。农奴制的俄罗斯，封建色彩浓厚的德国都先后进入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满清用血腥摧残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倒退。物质文化大规模毁灭，之后大兴文字狱，理学、心学成了碰不得的理教。空前强化了这种腐朽没落的封建意识和制度，如同西方蛮族入侵后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把中国带入了黑暗。
再比如现代中国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了社会主义。关键是思想解放，对外交流，有交流就能进步。英国有议会，而明代中国民间纷纷结社，民间议政的风气很盛。特别是有先进的思想政治组织“复社”。而在满清，闭关锁国，严禁结社。几乎一切非政府组织都要取缔，大清律规定：“凡三十人聚会，一律处斩”。
兰芳共和国以及日本俄国的经历说明了中国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必须是西方殖民论的破产，说明若无“满清入关”，早200年即已有资本主义发展经济条件和思想条件的中国人能够创造并实现中国的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只是这一切都被残酷野蛮的满清入关割断了。
附录一：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简介和摘引
一、对君主专制下叫人不要自私的实质的揭露
後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以天下之害尽归於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於辞矣。
二、指出君为天下之大害
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三、指出君和臣完全平等，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
世之为臣者昧於此义，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
又岂知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
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四、指出君主专制下的法律不过是一家之私法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末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汉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
向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五、指出要用真正的法治来代替这种一家之私法
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冶法而后有治人。
六、提出要让通过选举贤能产生的宰相能够和世袭的君主分庭抗礼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
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
七、提出要让学校来公天下是非，以牵制天子是非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
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搥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陈、欧，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
八、指出要改革科举考试选拔制度
使为经义者……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
吾故宽取士之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
九、指出工商皆本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附录二：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泛滥
一道闪电
对明朝灭亡的总结，不同的立场就有不同的总结，自由派认为是“专制压迫”。可实际上他们的总结总是充满了偏见，出于私心他们进行的是逆向总结。公正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不能不说根本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泛滥”。
人们一直以为“自由主义”是舶来品，实际上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老庄学说以及无政府主义都是其来源。到明末时期，自由主义思潮表现得尤其明显，直接导致了华夏沦亡。
具体而言，其表现为政治权威的丧失，意识形态的动摇，情色文化的泛滥，伦理道德的瓦解。这一切和现在自由派所主张的所从事的，和当代社会出现的大量不健康现象完全一致。
一、政治权威的丧失
其一：党争泛滥，言官误事。
自崇祯十一年起，到明朝覆灭还有六年时间。身为一国之君，唯一一件让崇祯自己做得了主的事，就是选择在煤山自尽。确切地说，那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崇祯错过了种种机会：年初李自成军队在山西，朝中大臣有人建议朝廷迁往南京，崇祯怕担“偏安”罪名，“讳言南迁”；后来有人建议，改送太子去南京，但“一经言官反对，便不许再有南迁之议，遂使一盘活棋变成死棋”。
李自成刚过大同，离居庸关尚远，天津巡抚冯元彪“具密疏”请崇祯乘海船南下，他率一千精兵到通州“迎驾”，果真如此，崇祯也“必不会身殉社稷”，并有可能从天津转道南京。李自成进北京五天前，崇祯还有机会，但“朝廷上下壅塞之祸，从来没人敢说”，冯元彪的密疏终成画饼，崇祯必死无疑。
在朝廷上是党同伐异，党争不断。祖宗家法，皇亲国戚，满朝文武，无一不像绳索紧缚着崇祯。朝廷每道政令都出自崇祯，但每一道又都是这位“真命天子”多方妥协和无奈的结果。发表意见的多，承担责任的少。崇祯责备他们“不顾国家急难，不思君父忧劳，徒事口舌之争以博取敢谏之名”，但这些大儒和他们的门生根本听不进其中的一点道理，只知道一个接一个地挺身而出，好像当代媒体组织的辩论大赛。
其二：政令不出朝廷。
在明末崇祯时期，就已经出现武将拥兵自重不受文臣节制的现象，他们和贼同掳掠，拥兵自重，李自成进京，崇祯封他们公候仍然不肯发一矢入援。
到了南明更是混乱，大敌当前，党争不断，四个小朝廷互相拆台。为了个人的私利不能做出一点点妥协，怎么可能一致对外呢？
二、享乐主义，情色文化的泛滥
不论从王公贵族、儒生士大夫到平民百姓，都处于纵情声色之中。明末是古代中国艳情小说的高峰，《金瓶梅》、《二言》、《三拍》、《肉蒲团》等等，说的和做的一样多。李贽声称“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每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这正迎合了明末自由主义思潮的放荡趋势。声色犬马，怎能打仗？怎能救国？
三、伦理道德的崩溃
“痛苦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讽刺吴三桂置国家大义于不顾，结怨于儿女私情而引狼入室。明末小人儒现象特别突出，明代的小儒——古代的自由派到满清时代，转眼又变成了奴才，这些人和满清有杀父之仇的，有夺妻之恨的，儒家教义“杀父之仇，九世可报”，但是明末这些汉奸却賟颜事仇，为虎作伥。岂只非儒生，连一点人格都不要了。从高唱人权自由，个性解放到转眼成为奴才，这一过程奇怪吗？一点都不怪，而且古今通用，余杰、焦国标、马立诚等人不就是这样吗？私心、私欲之下，软弱、屈服、为虎作伥才是自由主义者的实质。
四、意识形态的解构
以个人自由，自然权力为意识形态基础导致了利己主义成为时尚。顾炎武和王夫之认为何心隐、李贽等人的学说，虽然揭露了伪道学，又整体瓦解了儒家道德体系和价值系统。又提不出建设目标，造成小人儒明目张胆的将放纵合理化，物欲横流，情色文化泛滥，士不知耻，言不及义。利己主义再不用伪装，无所顾忌地登堂入室。伪君子干脆抛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成了真小人。
批孔、批儒，各种思潮层出不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好事，但是也要看在什么阶段。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这时就不是百家争鸣的时候。春秋战国，唯有秦国实现统一，唯有秦国思想最统一，独尊法家，罢黜百家。全民高度一致，一心耕战，秦的统一不正说明问题吗？
晚明的进步人士尤其对李贽恨之入骨，被称为是西学三柱石的冯应京甚至将李贽埋骨之塔焚毁，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谴责李贽“是人之非、非人之是”，至令天下“学术涂炭”。明代大儒王夫之等遗民遭亡国之恨后，痛骂李贽祸国之深，认为他们是华夏沦亡的罪魁祸首。
五、极端利己主义的蔓延
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就是极端利己主义蔓延。纵然是皇亲国戚对国家安危竟然也全然不管，崇祯向皇亲借钱，因一家有难，八方牵连。所以那些在京城的公、侯、伯世爵对抗旨不捐的皇亲戚畹都表示同情，暗中支持，希望武清侯府用各种办法硬抗到底。他们找亲戚向周皇后、田妃行贿，行贿的银子花得如流水一般，就是不借皇帝一文钱。后来李国瑞的家人买通皇五子（田妃所生，崇祯最喜欢的小儿子）的奶妈和宫女，装神弄鬼，把皇子吓死。皇帝见借助戚畹这条路实在走不通，也只好不了了之。
大敌当前之时，曾经同南明奸臣阮大诚做抗争的复社领袖明末四公子却放弃责任，冒辟疆则带着一队妖娆逃命而去，侯朝宗则降清当了汉奸。在安全不受威胁之下他们总是鼓舞人心，慷慨激昂，而一旦遇到危险他们跑的比兔子还快。“以天下为己任”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本是奢谈，更不用说拿生命作代价。
明末清初，顾亭林引用这两句话批评明末的社会风气，他说南方的知识分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北方的知识分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士大夫放弃了国家栋梁的责任，故而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明末新闻舆论透明和自由化，毫无国家利益可言，陈新甲被斩就是因为同鞑子议和消息被传开后引起的群情激愤。陈新甲既死，明朝丧失最后一次议和的机会。
社会进步发展、文化学术繁荣总伴随有自由主义，但政权组织要想强力，却不在于科技文明先进与否，而在于同自由主义绝缘。富勒曾经对普法战争法国惨败做过总结，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是：一个领导软弱的民主政体是完全不适于指导战争的。内阁每天都陷入无休止的争论，民众激情和冲动迫使军队在没有准备好的前提下进攻，不敢根据战场实际做必要的后退。所以他的结论是：一旦爆发战争，就应该转入战时责任内阁，实行先军政治。大敌当前，意志要统一，权力要归一，明末崇祯政权、南明政权亡就在于此。
不要被自由派用来包装的现代词语所蒙蔽，明末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恶果同当代自由派的主张桩桩件件都能对应的上，其后果也一样，正确总结明亡历史教训，深入揭批自由主义的危害迫在眉睫。
另附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相关摘录：
一般说来，史料写到这段，总是奋笔疾书，痛斥万历昏庸腐朽，政府实效，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在我看来，持这种看法的，不是装蒜，就是无知。
因为事实绝非如此。万历年间，恰恰是明代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兴盛于此。
而老百姓的生活，那真是滋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明初的时候，出去逛要村里开介绍信，未经许可乱转，抓住就是充军。万历年间，别说介绍信，连户口（黄册）都不要了，你要有本事，跑到美国都没人管你。
至于日常活动，那就更不用说了，许多地方衙门里压根就没官，也没人收苛捐杂税，贪污受贿，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打工，成为明代的农民工。
这帮人也很自由，今天给你干几天，明天给他干几天，雇主大都是江浙一带的老板，虽说也有些不厚道的老板拖欠民工工资，但大体而言，还算是守规矩。
久而久之，城市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市民，明代著名的市民文化由此而起，而最受广大市民欢迎的文化读物，就是《金瓶梅》、三言等等。
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些书籍大都含有封建糟粕，应该限制传播，至少也要写个此处划掉多少字之类的说明，但当时连政府都没人管，哪有人理这个，什么足本善本满天飘，肆无忌惮。
穿衣服也没谱，朱元璋那时候，衣服的材料、颜色，都要按身份定，身份不到就不能穿，穿了就要打屁股，现在是没人管了，想穿什么穿什么，还逐渐出现了性别混装，也就是男人穿女装，涂脂抹粉，搞女性化（不是太监），公然招摇过市，还大受欢迎。
穿女装还好，而更耸人听闻的是，经常有些人（不是个把），什么都没穿，光着身子在市面上走来走去，即所谓裸奔。刚奔的时候还有人喊，奔久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至于思想，那更是没法说，由于王守仁的心学大量传播，特别是最为激进的泰州学派，狂得没边，什么孔子孟子，三纲五常，那都是“放屁”、“假道学”，总而言之，打倒一切权威，藐视一切准则。
封建礼教也彻底废了，性解放潮流席卷全国，按照“二拍”的说法，女人离异再嫁，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青楼妓院如雨后春笋，艳情小说极其流行，涌现了许多优秀作者和忠实读者群。今天流传下来的所谓明代艳情文学，大都是那时的产物。
说到这个份上，我也无话可说了。自然经济，这是纯粹的自然经济。
万历年间的真相大抵如此，一个“政治纷乱，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生机勃勃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