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野蛮屠杀、剃发易服、民族奴役
1.野蛮的剃发易服和残酷的大屠杀
建州女真（后金）统治者初为明朝边臣，享受明政府的优待。所谓起兵“七大恨”只不过是“女真贵族发动战争所散步的烟幕而已”。 他们的残酷屠杀却使明末辽东原住汉民大部消失。
明末清初，一场场屠杀惨剧在满清前几代执政者的授意下上演：努尔哈赤在辽东对汉民大肆屠戮，破锦州后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运河之水变红。皇太极时八旗军队三次深入京畿、山东等地滥行杀掠的纪录，在一些方志中保留了下来。多而衮进关之初，清军短期收敛后就又固态复萌，以戮立威。满清为了强化其统治，野蛮推行“薙发令”、“留人法”，叫出“留发不留头”的威胁，野蛮强迫占领下的中原人民剃发畜辫，易服满装。
满清入关之初曾下命庶民一律剃发蓄辫，以作为归顺的标志，但遭到中国人的强烈反对。清廷鉴于南明政权尚未彻底瓦解，天下大局未定，为了安定民心，决定允许“臣民照旧束发，悉听其便”。但等到清军攻下了南京，清廷就迫不及待地利用汉人孙之獬的剃发奏疏于顺治二年（1645年6月）再次发出“薙发令”，态度强硬地严令自布告下达十日内必须更易服饰、剃发蓄辫，如有违抗或逃避者“杀毋赦”。
仅仅为了让汉人脑后垂上一条象征着臣服的猪尾巴似的辫子，残暴的满清统治者不惜大开杀戒，造成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腥大屠杀事件。清军在街道、路口搭个棚子，旁边竖一根旗杆，上面悬挂着“薙发令”圣旨，谁要敢不剃头，割下头颅挂在旗杆上；剃发匠人被命令游行于市，见蓄发者，不问青红皂白，按住脑袋就剃，稍有反抗，即杀之。
酷令一出，“天下沸然，皆拜祖泣告：‘头可断，而发决不可剃！’”为捍卫中原几千年的传统与气节，各地人民纷纷揭竿斩木，力抗强暴。起义农民军也积极联明抗清，如李定国、孙可望等。数千万人因此被害，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当时居留中国的一位西方传教士都惊呼这样因服装发式的屠杀“决无仅有”“甚为荒唐”。满清为建立和保障统治而进行的屠杀丝毫不逊色于蒙古：辽东大屠杀，济南大屠杀，大同大屠杀，扬州十日 、嘉定三屠 、江阴屠城 、苏州大屠杀、南昌大屠杀、赣州大屠杀、昆山大屠杀、嘉兴大屠杀、海宁大屠杀、金华大屠杀、厦门大屠杀、潮州大屠杀，沅江大屠杀、舟山大屠杀、湘潭大屠杀、南雄大屠杀、泾县大屠杀……场场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数十百万记。几乎是军队进行到哪里就屠杀到哪里，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满清在各地都留下了血腥的、种族灭绝式的屠城记录，发生大规模屠城和大屠杀的省份先后有辽宁、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四川、福建、新疆，把中国几乎所有省分都屠戮一遍，其中四川人几被屠尽。“民无遗类，地尽抛荒’，“康熙六年，四川总督苗澄在奏疏中写道‘蜀省自屠戮以后，百里之内绝无人烟’”；“《清史稿?王骘传》记载，他在给皇帝的上疏中，提到‘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其进行屠杀的残酷程度不亚于蒙元。
在顾诚的《南明史》中引用了《清世祖实录》记载：“兵部以总兵官任珍阵获伪官兵四十九名，俱抚养不杀奏闻。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抚之以示恩，抗者杀之以示惩。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来归矣。今平西王等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此事甚不合理。尔部其移咨平西王吴三桂、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知。”也就是说，满清刽子手认为那些汉奸军队不杀俘获之人“甚不合理”。
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顺治八年福临亲政以后，把各地屠戮无辜的责任全部推到多尔衮身上，说：“本朝开创之初，睿王摄政，攻下江、浙、闽、广等处，有来降者，多被诛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窜匿。”实际上，清兵的滥杀无辜根源于满洲贵族的迷信武力和民族歧视，多尔衮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罢了。在清廷上同多尔衮争夺权利的“辅政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师出征时表现出同样的野蛮，就是一个证据。
除汉人，其他民族同胞亦遭血腥屠戮。素来对中原政权更迭漠不关心的西南各民族也纷纷举起抗清的义旗。满洲贵族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连与满族关系最亲密的蒙古族也惨遭屠戮，民国冯玉祥说：“蒙古本有1200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50万人。”
经过满清大规模屠杀后，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明成祖时期全国人口为6600多万人，到清世祖时期，全国人口不到1500万人。从明末近7000万锐减近80%，约5000多万中国人惨遭屠杀，且其中未计入妇女和儿童。
满清官方档案记载：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 ，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 ，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 ……最终，一盘散沙、力竭神衰的中国人屈服于满清的钢刀之下，绵延发展了四千多年的华夏衣冠——汉服——被湮没于尘世之中。
从努尔哈赤屠杀辽东汉人到康熙平定三藩，屠杀政策历时将近一个世纪，空前绝后。满清实行残暴的民族屠杀，杀尽了中国人的尊严和精神。后来侵华日军的残酷罪行同满清暴行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队在江阴的暴行比其它地区要收敛，是因为敬畏历史上江阴人民抵死反抗满清入侵的精神。
康熙十八年，浏阳知县曹鼎新曾供认康熙统治下的满清兽行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
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人曾记录：
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只要清一色的满人，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无一例外都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混杂。
意大利传教士马丁诺?马蒂尼在清军入关后正流寓江南一带，其所著《鞑靼战纪》 记录：
他们的攻势如闪电一样，用不了多久就占领它，除非那是一座武装防卫的城市。这些地方中有一座城市英勇地抗拒了鞑靼的反复进攻，那就是扬州城。一个鞑靼王子死于这座城下。一个叫史阁部（史可法——引者注）的忠诚的内阁大臣守卫扬州，它虽然有强大的守卫部队，最后还是失败了，全城遭到了洗劫，百姓和士兵被杀。鞑靼人怕大量的死尸污染空气造成瘟疫，便把尸体堆在房上，城市烧成灰烬，使这里全部变成废墟。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起义者又恢复汉人蓄发挽髻的传统，以此作为反对清王朝的标志。据当时（1854年）在华的英国军官伶俐（F?A?Lindley）评价说：
剃头和顶领衣冠，是占据封建王朝统治地位的满洲贵族，强加于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奴隶标记。……满洲人的血腥统治，他们的暴虐腐朽，他们篡夺中国王位的非法手段，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自由和正义总是通过反抗暴虐统治而取得进展的，伟大的人民领袖也许是今天的叛徒，可是明天他们得到了成功他们就要成为时代的英雄和爱国者。”“在清王朝的进展和维持时期，惨道屠戮的牺牲者之多，是欧洲人从来所不能思议的，虽然根据清人入侵以来不断发生的人民反叛和对人民所施行的屠杀的确凿记载来判断，这些被毁灭的生命是从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以来历罕见的。满洲人的野蛮统治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残暴的酷刑，尤其施于反叛者的酷刑，以及他们所制定的刑律，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孙中山先生曾列举满清种种杀人罪行，控诉满清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仅所未有！二百六是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
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事实：
①很多地方的抗争不是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鲁迅尖锐地指出：“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 如江阴人民据城抗清就是在满清委派的知县宣布剃发之后，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的情况下爆发的。
在此之前，满清自入关到占领南京，其间无论是挥戈西征还是举兵南伐无不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许多地方甚至是兵不血刃传檄而定，没有受到十分顽强的抵抗。待满清剃头令严厉重颁之时，民众如梦大醒，遂怒不可遏。原来满清皇帝不仅是要交税服役，还要变我风俗习惯，毁我文化传统。按此胡服垂辫，华夏将成胡虏，中国将不再是中国，“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章太炎《哀焚书》）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热血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一夕之间竟成燎原之势。
②满洲统治者要求的剃发标准，并非现在在影视剧中常看到的剃半个头，而是将头颅四周头发都剃掉，只在头顶留一顶如铜钱大，结辫下垂形如鼠尾，被称为“金钱鼠尾”式。与光头相差不大，留的发辫要比小拇指还细，能穿过铜钱中的方孔才算合格。“剃发不如式者亦斩”。
1647年清兵在广州剃发易服令竟无耻地说：“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福州遗民所撰《思文大纪》愤怒写道：“时剃头令下，闾左无一免者。金钱鼠尾，几成遍地腥膻。”顾炎武《断发》诗去：“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那种清代中后期才有的，现在影视剧中不合实地垄断了所有清装戏的阴阳头发式，在清初也得处死。
1793年英国访清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的纪实画稿（右图）证明，乾隆时期中国男人的发式仍是金钱鼠尾。 我们看的清宫戏里满族男子却都梳着阴阳头，就是头发的前半部分剃掉，后半部分编成发辫。其实这种发式是清代后期才逐渐出现的。
由于汉民族的强烈反抗，及其对满清统治的阻滞，清廷在向中国人强推落后习俗“剃发留辫”时，采取了“男从女不从”等“十从十不从”的软硬兼施策略。
③与满清对中国人的大肆屠杀形成鲜明对比，反清义军张煌言部队纪律严明，对民众尽量“秋毫不犯”。顾诚《南明史》记：
煌言治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史籍记载，张煌言驻军于芜湖时，“一兵买面价值四分，止与十钱。店主哄起白张，张问兵，曰：‘诚有之，时无钱耳。’张曰：‘汝食大粮，何云无钱？’将蓝旗一面投下，曰：‘拿下去！’左右缚兵，兵问故，曰：‘张爷令斩汝。’兵大惊曰：‘吾罪岂至此乎？容吾回禀。’张曰：‘吾有谕在外，即一钱亦斩，况四分乎？’遂斩之”。煌言自记：“予之按芜邑，兵不满万，船不盈百，惟以先声相号召，大义为感孚，腾书荐绅，驰檄守令，所过地方，秋毫无犯，偶有游兵阑入摽掠者，即擒治如法。以故远近壶浆恐后，即江楚州中豪杰，多诣军门受约束，请归祃旂相应。”张军纪律严明，受到百姓广泛欢迎，士大夫更以重睹汉官威仪为盛事。史载：“寇之入宣城也，谒文庙，坐明伦堂，博士诸生儒冠洁服，不期而会得数百人。荐绅执事，威仪称盛”。
2.从夏完淳等例看多少人死于满清屠杀
满清入关颁布剃发令后，中国人民抵死反抗侵略的斗争如火如荼、此起彼伏，涌现出大量不可计数的英雄、烈士和遗民。此非本文重点，故仅摘录杜车别文中相关内容，仅举英雄夏完淳及函可两家的反抗与牺牲情况一例，从中依稀可见明末人民面对野蛮入侵的反抗精神。
看看明末烈士遗民的事迹，几乎无一例外可以发现，我们所关注的每一个人背后，其亲属朋友，常常是七八个甚至上十的死于清军的杀戮之下，如果以此推断，则明末当时死于清军之下的人口比例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夏完淳父亲夏允彝投水死；他的老师陈子龙被清军抓获后也投水死；他的叔父夏之旭因藏匿过陈子龙被清军追捕，自缢而死；他的另一个老师吴易被清军诱捕后处死；他的岳父一家，岳父钱彦林和他同日处死，岳父的堂兄钱棅也同日处死，他的内兄钱熙在抗清起义中死，另一个内兄钱默削发为僧，流浪各地不知所终，他的岳母投水自尽，他的妻子秦篆在短短时间内经受了父死母亡，兄长死丈夫死，怀孕期间受到世上最惨厉的痛苦折磨，最后生下的男孩也还是死，她削发为尼，夏家和钱家至此全灭并且绝后！
他的姐夫全家（嘉定侯家）的成年男性全部死光，女性也几乎死光，其中侯峒曾与侯玄演、侯玄洁父子三人死于嘉定屠城，侯峒曾女儿辅义，孙女异来自尽而死，侯峒曾的三儿子侯智含在在灵隐逃难时死去，侯峒曾的弟弟，即夏完淳姐姐夏淑吉的公公侯岐曾逃出嘉定城，没有多久还是因为曾经藏匿陈子龙而被清军抓获自缢而死，侯岐曾的母亲自杀身亡，侯岐曾的妾刘氏一同自杀，侯家只剩下夏淑吉这个寡妇，后来夏淑吉的儿子也即夏完淳的外甥同样被称为神童的侯檠也在十七岁病死，至此侯氏一门全灭并且绝后，夏淑吉也出家为尼。
夏完淳的的表妹，嫡母盛氏的侄女盛蕴贞，原来许配给侯家的侯智含，但侯智含也死了，于是也做了尼姑。
夏、侯、钱，本来是江南颇富盛名的三大家族，人才辈出，在清军摧残蹂躏下，到这时候，基本全部死光，只剩下几个青灯古佛为伴，无尽痛苦与仇恨中煎熬的寡妇尼姑。
仅仅关注夏完淳，他背后死于清军迫害的亲友就高达二十以上，而这还仅仅是无数例子中的一个。
再如函可，他自己因为记录南明史事，被清廷发现后，迫害流放到东北，他的三个弟弟全部因抗清而死，从兄如琰，从子子见亦死，他的姐姐，“清兵攻陷博罗城后死”，一个弟媳绝食死，另一个弟媳“饮刃死”，他有诗反映清兵攻陷博罗后，大肆屠杀，他的全家几百口人惨遭杀害的事实：《秋思》“前月片纸来，摧胸裂肝肠！闾井十无一，举家惨遭殃。叔弟尚伏枕，一命在微茫。母死恐未葬，弟死谁盖藏？”《沈阳杂诗》“举家数百口，一弟独为人。地下反相聚，天涯孰与邻”《得博罗信》“八年不见罗浮信，阖闾惊闻一聚尘。共向故君辞世上，独留病弟哭江滨。……纵使生还心更苦，皇天何处问原因？”
也即仅关注函可一人，他背后就是整个家族几百口人死于清军屠刀之下。
3.圈地、投充和逃人法
除了非常沉重的民族压迫外，满清入关后还带来了奴隶制的残余，和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满清旗人跑马圈地，并把战争中掠夺的人民和被圈地农民强制为奴。
满清入关后，对土地进行疯狂的掠夺，曾三下圈地令，以残暴的手段圈占普通百姓的土地，圈地时间从1644年（顺治元年）首颁圈地令到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颁布停圈令，圈地的时间持续了四十余年，波及的地区极为广泛，除了直隶省外，各地驻防八旗，如在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江苏，宁夏，四川等省的一些地区，也同样进行大规模的圈地。满清统治者通过圈占的手段究竟掠夺了多少土地，难以做出确切的统计，根据各种不同资料的计算，总共约在十六万余倾至二十万余倾之间，数字之巨，实为惊人。民族压迫的程度可见惨重。
与此同时，满清贵族“迫使各地百姓投充到旗下为奴，这又是清初严重的民族压迫，满族的封建主为了扩大劳动人手，凭借着权势，强迫大量的民人投充为奴。” 1645年春，摄政王多尔衮颁布投充法规定：一、允许八旗官民招收贫民役使；二、被投充的人是奴仆，主人可以买卖他们。于是，满洲贵族不管这些汉人是否是贫民，他们在需要时就去任意逼迫汉人为奴。凡在京城三百里内外，八旗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村庄汉人逼勒投充，特别是各色工匠务令投充，以致民心不安，唯思逃窜。此举在各地汉族人民中间引起了巨大的骚动，激化了满汉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
逃人法是清廷为严禁八旗奴仆逃亡和其他八旗人员逃旗而于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颁布的法令，中经多次更改。清入关前，为了制止农奴逃亡，就已陆续制定惩处逃人的法令。入关后，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清廷进一步制定极其残酷的逃人法。其内容有对逃亡者的处罚规定，还有关于惩罚窝主、奖励检举、奖惩有关官吏和办事人员等的规定。康熙中期后，随着旗地中农奴制经营逐渐被封建租佃关系所代替，前此严惩逃人和窝主的法令已不适应新情况，于是渐次更订，放宽惩罚。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规定，改3次逃人处死为给宁古塔穷兵为奴。三十八年决定裁撤兵部督捕衙门，把督捕事宜归并刑部办理，将逃人案件逐渐与其他刑事案件同等看待。1724年（雍正二年）规定，逃人在某地居住不到一年，窝主等俱各免议；超过一年，责30板。1743年（乾隆八年），大学士徐本等奏准刊布《督捕则例》，继续贯彻了减轻处罚的精神。此后，由于满族内部的阶级分化日益加深，一般旗兵与余丁等逃亡严重，使清统治者把八旗兵丁逃旗作为督捕重点。
4.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
满清统治者从入关就开始对各族人民实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歧视、猜疑和压迫政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官缺分满汉，满族官员可以任汉缺，而汉族官员却不能任满缺，同一职如尚书侍郎，满族的权力大于汉族，另外，满族主要出任高级别的官职，保证满族在政府机构中占绝对的优势地位。
②满族不准许通婚，八旗女子不可以嫁于汉人，而汉族女子则可以嫁于八旗。
③满族人只能为职业的军人，不准许从事生产活动，满族人的生活全靠政府财政供应。
④对满族实行与汉族不同的法律，审判机构也是单独，如果是满汉纠纷，满人所受到的处罚要远远轻于汉人。
经济方面，旗人兵饷按满一人当绿营（汉人）三人。 在清代，旗人犯罪罪减一等，汉人犯罪惹判3年，旗人同罪只要枷号40天就能释放。如果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投充为奴后，“一家老少尽为奴，八旗地主可以任意奴役而不给任何代价，甚至连农民的妻女也可以任意奸淫霸占，显然这些投充八旗地主的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奴主关系。” 据《东华录》、《十朝圣训》记载，八旗贵族还时常在京城内劫掠霸占民女，攘夺汉人土地房舍，蹂躏汉人坟墓，鞭打汉人长官，种种暴行层见叠出，习以为常。
为避免蒙元赤裸裸地与汉族人民对立起来，尽可能地减少反抗，满清统治者对汉族上层贵族和文人采取怀柔和笼络的政策。恢复科举制度，允许汉人入朝做官，打造出了一套“满汉全席”式的政治合作的帝国金字塔——当然满清的部族政权是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显然，满清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矛盾，麻痹、分化和瓦解了汉族贵族和文人的势力。
5.满清为何要剃发易服和大屠杀
关于满清统治者为何不惜使中原、江南百姓群起反抗，致“统一”中国推迟数十年，也要推行残酷、野蛮的剃发令？《汉民族服饰消亡简史》中说：
皇太极认为，女真金朝的灭亡是因为改穿了汉人的宽袍大袖，继尔废弃骑射，从马上下来，“数世之后，皆成汉俗”。因此，为避免再度崛起的满洲民族被“汉化”，其装束绝不能改变，这是保证弓马骑射的必需！否则，就会有“祖业衰歇，以迄于亡”的危险。……进一步的，满洲贵族不但恪尊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还将其强加给被征服各地的汉族人民。在他们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易服，除去自己民族的传统服饰，就会断绝其复明之路，效忠满清统治者，作满清的顺民；而汉人和明廷官吏则把坚守自己的服饰发式，作为民族大义的表现。双方以之为冲突的焦点，进行殊死的搏斗。
……满清帝国的开创者努尔哈赤、奠基者皇太极、实际缔造者多尔衮都通晓汉语汉文。努尔哈赤熟读《三国》、《水浒》。皇太极、多尔衮对华夏史籍有更多的了解。这一方面使之施政能力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又使之深怀忧虑。祖先的前车之鉴时时在他们脑际敲着警钟。
仅以保持本民族的统治地位为目的是不够的。如果统治地位的保持要以本民族文化习俗上的彻底消亡为代价，那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一旦本民族在文化上融合于华夏，那统治地位也就只是镜中之花了。再下一步就是统治权轻易地转到纯粹汉人的手中。就象杨坚代周那样。其结果是本民族彻底消失。
满洲统治者怀有更高的野心。那就是既要保持满族对汉族的统治，又要务使不被汉族同化。换言之，决不重蹈先辈们的覆辙。从实际上考虑，确实不可能要数量数百倍于满族的汉族民众习满文满语，但却可以要汉人丢弃自己民族的衣冠发式而依从满族的衣冠发式。
民族文化的构成除了文字语言外还有衣冠发式风俗习惯等。如果说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内涵，那么衣冠发式等就是文化的外观。满清征服者不得已从汉语汉文，但若能令使汉人皆从满族衣冠发式那也差强人意。而且很多时候外观重于内涵。外观一眼便及，内涵须进入才知。更何况大量的汉族民众都是文盲、半文盲。对于他们来说外观几乎就是一切。
再往深追索一层，还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奥秘。那就是外观的相同可以营造一重“同类项”的感觉。全国所有的人都剃发垂辫、窄衣紧袖，原有的“华夷之辨”一说就似乎失去了依据。说华皆华，说夷皆夷。汉族在形貌上已被满族同化。至于使用什么语言文字已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人数极多的汉人已不再把人数极少的满人视为异类。因为起码在服式发式上已无可把汉人满人加以区分。恍然间汉人可以体认这个政权并非外来之物。它就是本民族的政权，所以也就不容易萌发将其驱离的念头，那么满清也就可以安然渡过了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未能逾越的深壑。再者，满洲贵族为改换衣冠不惜痛下血手，因为他们十分明白：自己以明帝国“属夷”的身份来统治不论从经济、文化还是人数、地域上都远远高于他们的汉族，最重要的就是摧毁汉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优越感，改换衣冠可以造成一种“同类化”的假象，避免汉人因“华夷之辩”“夷夏大防”引发“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从而保证自己的长久统治。因此，满清在对待汉式冠服的政策问题上，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这种深谋远虑决不会为一时的困难所动，更不会因血流成河屠刀卷刃而手软。满清政府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光，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当剃发易服砍下了最后一个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汉人的头颅时，就决定了在华夏上大上葬送的不仅仅是一袭衣冠！
……虽然如此，华贵、典雅的汉族服饰仍然以其无可比拟的巨大魅力吸引着广大人民，甚至连一向热衷于参禅悟道、附庸风雅的胤祯、弘历父子，也未能幸免。保存至今的故宫藏画中，有大量胤祯、弘历父子衣着汉服的画像，如《松石流泉图》《观画图》《行乐图》等等。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包括满清皇帝在内的许多满汉官民，在内心里都表现出对汉族服饰的强烈渴望和欣赏，但在表面上，却又严令禁断汉服。说到底，保证满清王朝的长久统治，终究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恢复汉服，文化的强大征服力很可能让人数不多的满洲人淹没在全面“汉化”的潮流之中。想到这一点，弘历没理由不对皇太极的“圣谟”“不胜钦懔感慕”，赞叹祖先的“先见之明”。
《鲁迅<呐喊>中“辫子”意象的文化解读》一文中说：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在征服辽东辽西的战争中就以武力推行剃发收降的政策，取得了一定军事、政治和社会效果，被他征服并被强行剃发留辫的汉人也不再以“蛮夷”、“胡虏”来蔑视满人，因为他们从身体上已经分辨不出满汉；接替他衣钵的皇太极自然秉承了这一政策，继续以武力勒令汉族人民剃头，作为臣服的标志。同时，为了防止满族人受汉文化的影响而改变衣冠服饰，皇太极多次下令要保持满族的风俗，把剃头、禁民着汉服作为一项国策确定下来，传令“有效仿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皇太极认真总结以前契丹、女真入主中原“数世之后，皆成汉俗”的历史教训，认为，满洲入关之后，也会不可避免的汉化，自己的民族有被汉化而消亡的危险。为避免这一点，皇太极认为，关键是要保证满洲人的“骑射”传统；为保证骑射，满洲人的辫子、胡服是绝对不能放弃的！这是皇太极留给后世的“祖训”。既然“祖训”不可更改，而且要保证其政权的长久，那么惟一的牺牲品就是被压迫的汉民族。改换发式、衣冠可以营造一种“同类”的假象，避免汉人因为发式、衣冠的差异而引发“华夷之别”与“亡国之痛”，从而使汉人从身体到心理的臣服，于是不惜砍杀千百万汉人的头颅，充分地体现了其野蛮性和固有的民族歧视以及游牧民族对武力迷信的文化心理。
6.关于张献忠屠蜀
当然，起义军张献忠的军队屠蜀，也给四川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也是应该受到谴责和批判的。然而，后代史籍却错误地、夸张地甚至不切实际地记载了这段历史。
清代毛奇龄在《后鉴录》中记张献忠部队共杀近七亿人，《明史》记张献忠“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杀六亿“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民逃深山中，草衣不食久，遍体皆生毛” ，《清史稿》说“四川经张献忠之乱，孑遗者百无一二” ，“张献忠之乱，四川民几尽” 。
关于张献忠屠成都一事，影响最大的是一本事过近百年后才出现的乾隆年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的彭遵泗所著《蜀碧》一书。其中所引证的书目收录了包括《明史》、《明史纲目》、《明史纪事本末》等25种记载了张献忠屠蜀的史料。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如何的嗜杀如命，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
然而，《明史》中又记四川人口“万历六年，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 ，即使夸张地估计，1578年四川有不过近千万人（考虑当时人口考察不准确和大量未计入的人口），到六十多年后四川如何生出六亿或七亿人让张献忠的部队来屠杀？
再如，清军于顺治三年（1647年1月） 斩张献忠，然而直到张献忠死后十数年后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亦即在这十几年中，张献忠余部和四川人民同清军展开了殊死反抗和搏斗。四川人民被张献忠屠杀得“几尽”、因逃命而“遍体皆生毛”，又怎么会、又如何能够同清军斗争十数年？
更不用说张献忠以超变态的心理如何组织起强大的起义军队、在面临困难境地却要自毁长城、在反抗清军时被杀死、仍有人冒死凭吊张献忠等不合理的问题了……由这些拙劣的错误，可见满清所修“从顺治二年（1645）开史馆起历时95年，是中国历史上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官修史书” 之《明史》的混乱不堪，及其将极其残酷的屠杀栽赃给张献忠的险恶用心。
实际上，导致四川“千里无人烟”最大的罪魁祸首是满清军队，在将四川屠杀得差不多干净后，这才有了“湖广填四川”。具体论述见附录《张献忠屠蜀考辩——兼论屠蜀的真凶》。
二、满清政权的殖民本质
雍正说：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他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并颠倒黑白，反客为主：“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大义觉迷录》后被乾隆帝宣布为特号禁书，凡有私藏者，即有杀头灭身之罪，惟恐有一人“觉迷”。并将其父雍正罚而未杀的曾静等人戮尸、抄家、发配边疆。
“当满清这个老强盗被更强大的新强盗凭借武力打败之后，就惟有加倍地牺牲更弱的被征服者——汉民族的利益以求保存自己的掠食地位。” 马戛尔尼在其纪事中强调：“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前文论述过晚明时中荷之间的料罗湾海战，其规模甚大，却打的荷兰人向郑氏集团“纳贡”。对比清代鸦片战争之结局，满清的腐朽无能和无海权的落后意识可见一斑。明政府处于崩溃前夜时，崇祯帝尚能下令反击荷兰人，为何所谓号称“康乾盛世”之后不久的“大清”对付外来侵略却这般无能？如果认识到满清政权的殖民本质，便很容易理解此类疑问。
满洲八旗在清代中后期没有战斗力，否则也不会允许汉人建立湘军，淮军了，但八旗和绿营每年耗银达2000万两，约占清廷财政收入的1/4，而湘军每年经费只有15万两。曾国藩的湘军在帮助满清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后被迫解散，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满清统治者的防汉心理。
满清贵族对于任何可能不利于其民族专制的事物防之甚严，宁可不要能令中国富国强兵的政治改革（戊戌变法），也要维护满清贵族的统治特权。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满清统治者还说着“宁与友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力，结与国欢心”的无耻字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进入北京时，慈嬉在逃跑时竟然命令军队袭击抵抗西方侵略者的义和团。
“……情报则把洋人在各地的暴行解释为想逼慈禧归政于光绪，刺中了慈禧的痛处，她最怕的就是大权旁落，于是就立刻下诏“宣抚”团民，同时对外国列强“宣战”，为表决心，她将主剿义和团的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人砍头。但是，当后来联军打向了北京城，慈禧又拿出了另一手，暗中向洋人打招呼，在炮火连天中派人到东交民巷去联络。北京失陷，她在逃往西安的路上，命令清军对义和团进行剿杀。同时为了表示对洋人的友好，她又下令杀掉主抚义和团的刚毅、徐桐等一批大臣。
当慈禧信任义和团之时，就是外国公使夫人们受难之日，当慈禧跟公使夫人握手言欢的时，义和团已被镇压。据经常出入宫廷的美国女医生赫德兰夫人说，慈禧往往给予这些公使夫人过高的礼遇，往往是公使夫人落座之后，光绪皇帝才能坐下，而且还欠着半个屁股。慈禧不仅让皇帝对这些过去看不上的外国女人迁尊降贵，也放下自己的架子，时常拉住这些洋女人的手嘘寒问暖，让人感至到眼前就是一个慈祥的中国老太婆。”
满清贵族对后来戊戌变法的评价是“汉人一兴，满人必亡”。六君子被杀的罪名其实就很明白地昭示了满清殖民压迫统治汉人的政策，那就是“保中国，不保大清”。
这些事实，使满清统治者的殖民本质暴露无遗。近代西方国家的经济腾飞几乎都以牺牲和掠夺中国为前提 ，但在政治上八旗子弟以“保大清不保中国”心态，把自己的利益始终放在中国的国家利益之上，先后八次反侵略战争无一次坚决斗争到底，总是以投降妥协（签订不平等大量条约，赔偿巨额财款）为终结，这是造成一次次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闭关锁国、近代落后，几次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被称为最腐败的明王朝，终期一朝，无论在何种不利的局面下都不曾签订过不平等条约。明朝的皇帝，崇祯上吊，小明王情愿被勒死也不降；而满清的末代皇帝溥仪先是投降袁世凯，然后跑到满洲当傀儡皇帝。在满清皇帝的眼里，日本人远比中国人可靠。只是不知道提倡游牧民族的“狼性精神”的姜戎先生在此作何感想。
在西方殖民者用发源自中国的火炮、火枪来掠夺利益时，中国人民只能用大刀、长矛和部分从地下挖出的明朝火器对抗侵略者。最终虚弱的满清统治者竟和西方强盗一起诈取中国人民，一起分赃。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镇江之战，满清统领海龄却以防谍为名，大肆屠杀城中居民达万人之多。在满清统治者看来汉人天然靠不住肯定会和洋人勾结，乘机颠覆他们的政权。这就是以“老殖民者”自居的满清政权的困境，这是其“部族统治者”深刻的本质特点决定的。
西方列强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满清当他们在中国利益的代理人，所以他们支持满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而且西方列强也明白以汉人势力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夺取中国领导地位的后果，西方商贸、军事、政治、文化侵略势必在那时难以向在异族满清统治之下如此容易渗透进来，一是因为这块土地是汉人为主体的中国人所有，他们各种形式的侵略和渗透必然招致最大程度的反抗。二是西方畏惧汉人的成熟文化体系、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以及智力程度，总之所有的一切就会恢复到明朝的态势。西方也深谙满清的统治思想，所有的一切都是侵占得来，不是我的江山领土可以随意糟践，不是我的人民生活安康不用考虑，不是我的人民素质可以随意践踏愚化，只要不触及满清贵族和八旗子民的世代剥削者地位和幸福生活，外国提出之任何要求可以答应。大家都是怀着同样针对中国的目的，既然是战友那就要互相扶持，共同镇压反抗的奴隶，从而更有效地压榨这些奴隶的土地资源、黄金白银、矿藏、劳动生产品、文明成果、智力资源和所有一切可以剥削的东西。
1840年后，西方的狮子、老虎、狗熊纷纷踏上神州，欲同满清这只先得手的野狗分享猎物，这就达到中华民族悲惨命运的极点，爆发革命的客观条件就此具备。中国先是被满清这只野狗给咬伤了，然后才被其他猛兽所欺压凌辱。这是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双重殖民”导致人民的痛苦达到临界状态，为了活命必须拼命，唯有拼命奋争才有可能活得像个人，于是就有了革命的发生。经过长达100多年的艰苦奋战，中国人民才重新站了起来，将新老殖民者统统地赶下历史舞台或驱逐出国门，实现了政治上的完全独立，使自己的劳动果实不再受任何强盗民族的武力抢劫。
满清末代皇帝傅仪承认，九一八事变后，他曾经主动给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写信，宣称：“我朝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与汉族，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主动要求投靠日寇，建立满洲国。溥仪在《我的前半生》说其在“登基”时宣称：“满洲是满洲人的满洲，不是中国人的满洲。”
三、“康乾盛世”的实质
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达115年。有些历史学家们将“康乾盛世”称为辉煌，觉得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他们认为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
然而事实如何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认为，长期战乱和明清易代清改变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局面。清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各地一片荒凉。战乱和满洲人带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严重倒退，经过近一百年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当经济又达到或超过明代后期的水平时，中国已经与西方拉开了距离。
如果把“康乾盛世”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特别是明朝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在质上还是量上，都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第一个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的人大概是鲁迅，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在一次演讲中说：
汉朝当时在世界上的领先程度只有横跨欧洲、北非的罗马帝国相比。而唐朝在当时的强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且不说其疆域之辽阔，就唐朝的富庶也是康雍乾时期无法比拟的。当时两个世界强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不如唐朝，因此最重要的是看这个朝代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程度。康雍乾三代显然远远不如汉唐。
汉唐之所以被认为是盛世，并不仅是由于其当时高居世界首位的物质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是汉朝和唐朝的文化与精神面貌。汉唐时代政治环境比康雍乾时期宽松得多。汉代的皇帝总的说来比较开明，社会洋溢着一种进取、开放、昂扬的大汉精神。唐朝的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都是比较注意“纳谏”的，对臣工相对比较尊重……
总之，汉唐之所以能够成为公认的盛世，最重要的是其具有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和高昂的民族精神，而这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品格和财富。
连称赞“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的戴逸也指出“盛世的阴影”四个方面：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
无知文人鼓吹的所谓“康乾盛世”时代，满清政府凭借汉族人民传统的瓷器、茶叶和丝绸维系着巨大的经济来源，并没有发展新的生产技术。后来，由于红薯的大面积引种避免了饥荒才维持着社会的安定。清朝国民生产总值的上升，财富被贵族和上流社会对玻璃、钟表等西洋货的奢侈消费占用了。丧失了政治尊严的弱者绝没有资格享有经济上的平等。汉族老百姓并没有获得生活水平的改善，反而因为贫富分化和人口膨胀有所下降。
1.“康乾盛世”的人民生活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指出关中情况：
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昔（崇祯末）十不得二三，而民穷财尽，又信徙而无算矣。……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四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挺，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
唐甄则说得更详细：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再如雍正编写的却被乾隆禁传的《大义觉迷录》中记载了吕留良在康熙时期说的一句话：“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