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的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在这首令人不忍卒读的诗中，我们仿佛听到了200多年前的穷苦人民被迫买儿买女时，骨肉离散所发出的悲惨凄切的哀号声。这首短短的、朴质的《鬻子行》与没完没了、场面豪华壮丽的《还珠格格》之类是大异其趣的，然而，不管是文学价值还是思想价值都是远非后者所能相提并论的。感谢诗人魏来朋，他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所谓“盛世”中真实的民生图。
以下摘录短文《暴行之四：文过饰非也杀人》（凤凰历史专稿） ，看看所谓“康乾盛世”时的人民生活和康熙帝的所谓“仁爱”：
另外一个事情也可以说明阎教授称颂康熙仁爱似乎不尽符合事实，这件事情可以看《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 一文。
根据该文介绍“陈四，山西太原人，因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五年（1706）山西省歉收不能度日，遂于四十六年（1707）带领妻子儿女及亲戚一百三十余口外出逃荒，卖艺被人诬告抢劫。经过审理，办案官员得出的结论是‘伊等无军械，且于地方并无滋事，至于班汉杰等人衣服，亦未抢取’。”
结果这个案件被康熙得知后，大为不满，康熙不满的最关键一条理由就是陈四言康熙四十四、四十五年歉收，而康熙在四十二年西巡陕西以来，“每年督抚俱报丰稔，陈四显然出语欺讹”，于是“令刑部再议’”。
康熙既然让再议，那些办理案件的官员，自然再不敢得出陈四无罪的结论，结果十月，刑部议定“陈四等因‘鸩党抢夺’被判斩立决，其他陈四的家人俱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原任督抚，以及一大批相关官员以“纵容滋蔓”，溺职等罪过，降五级，降四级不等。”
而康熙之所以要心狠手辣来对付一个卖艺人家庭，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陈四等人成群结队，“即使无谋反之行，未必无谋反之心”。
这种逻辑自然比莫须有还要高明，你这个陈四既然不识好歹敢给我康熙盛世抹黑，那我说你“未必无谋反之心”自然不是冤枉你。
那么是否真的是陈四无中生有，明明是丰稔，他偏要说成是歉收呢，硬要抹黑康熙盛世么？同文中列举了一些雍正时期的纪录，我们从中可以对康熙时期人民生活窥见一二。“雍正二年（1724）汪景祺西行山陕曾经记述‘（山西）安邑、夏县、临晋、蒲州素称富饶，三十年来，有司脧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桁杨桎梏至卖儿贴妇己偿还，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见雨雪者数年矣，岁歉无收，赤地千里。弱者转沟壑，强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离无告，此天时之灾也。不但贫者饥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虽富家亦岌岌无以自保’。”
“雍正初年，岳钟琪任川陕总督时，其《请减丁银疏》曾道：‘皇上御极以来，比年丰收，从前逃荒之民，到处皆渐次复业，而惟延安府不敢来归，抑且现在者皆云思去。’”
虽然是雍正初期一些官员的记述，但汪景祺所谓的“三十年来”自然要前推到康熙时期，而岳钟琪所谓的“从前逃荒之民”自然也是康熙时期逃荒的。
由事实可见，那个被康熙杀头的陈四并没有“出语欺讹”，倒是康熙和他的那些大臣“出语欺讹”了。
从这一件事情来看，说康熙仁爱，似乎也很勉强。还是王成兰说得比较客观，陈四案件“另一方面又暴露了统治者一贯的恐惧，……于是不惜采用屠戮手段进行震慑企图以此来维护‘盛世’的繁荣”。
2.“康乾盛世”的农业和工商业
清以前中国的经济总量一直就是世界第一。满清之前宋朝的经济总量约占世界75％，明朝约占45％，而清代约占25％。 这得归功于满清以前中国雄厚的基础，巨大的惯性作用使中国延续到康乾之时仍保持了经济总量的世界第一，但比例已开始严重下降。
所谓的康雍乾盛世时经济的增长是战乱、政权更迭后对明末的恢复性增长。这种恢复性的经济增长不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破，而是因为战争和饥荒后的人口恢复性增长。这与宋朝和明朝时期由于农业技术的发展和突破而引起的突破性的经济增长有着根本的不同。满清收支在嘉道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基本是不变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只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的所谓仁政。
在耕地面积上，万红说“明代全国耕地数一直保持在800万顷以上”，“清初全国的实耕土地数较之明代是大幅度下降了。” 《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时期中国有耕田1161万顷，而翦伯赞认为明末崇祯时有783万顷。但根据《清朝文献通考》田赋所载，顺治十六年中国耕地面积是549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长到683万，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741万，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最高为嘉庆十七年的791万，仅超过明崇祯时期数万顷，之后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737万。可见康雍乾时期生产的恢复是缓慢的，过了一百年才有明末的生产规模，甚至下降，封建经济在停滞中。
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这样概括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伴随着生产力水平停滞的却是人口的大幅度增长。晚明时期中国人口可能已经超过一亿。自西汉武帝中国人口达到五千万以来，历代兴衰战乱，人口总在三四千万和一亿上下徘徊。然后从顺治初年人口凋敝到乾隆后期人口超过三亿，中国人口最后在19世纪中叶达到四亿。这一增长速度和规模是前所未有的。清代生产力并没有提升，却滋生出这么多的人口，不仅说明从清代开始，中国进入一种低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而且这是一种“反近代化”的道路，巨大的人口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包袱。在粮食生产没有增加、工商业也没有明朝发达的情况下，人口翻了两番意味着什么呢？这表明康乾盛世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低水平的重复性的人口数量的增长。是庞大的人口基数撑起了所谓经济总量第一的“康乾盛世”，但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已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了。
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而欧洲占62%，中国一下被抛到后面了。
满清皇帝不顾晚明商业和商人地位已显著提高且对社会发展存在巨大促进作用，依旧认为“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93处了。
山西产好铁，满清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1/6，近于掠夺。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满清列为贡品。明朝盛时，潞安府有机织 1.3万多张，明朝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到清代仅剩织机300张，居然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满清朝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明代，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地区之一。然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
前朝（指明朝——引者注）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至本朝（清代，编者注）而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
3.“康乾盛世”的疆域
现在很多史学家认为康雍乾三帝将中国汉、唐、蒙元以来的版图固定了下来，为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实际上，清代疆域是在明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以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的版图与明代衰落后的疆土比较也是不合理的。
看看满清对新疆的“统一”。新疆是在以种族灭绝的手段杀掉准格尔部落最后一个幼童才正式纳入满清版图的。满清对外蒙古人也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奴役，致使外蒙古人叛离满清和制造俄国，造成了致使民国时期外蒙古独立这一根本祸患。而满清在晚期更是将台湾、香港等地割裂给西方殖民者。
再看清廷对西藏的控制。满清派遣的驻藏大臣只是个联络官，西藏地区的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政教合一的达赖班禅政府手中，驻藏大臣既无权力管理西藏的民政事务，亦无权力管理西藏的军政事务。达赖和班禅，仅仅和清廷皇帝保持有名义上的关系，其性质和唐朝皇帝与吐蕃赞普的关系并无本质不同。清政府虽然有理藩院，但是其实仅仅只是充做联络之用，达赖班禅之政府，并非理藩院之下属机构。相较之下，明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控制则远超清廷。明朝尤其是太祖成祖两代，大力册封藏区宗教和世俗两界中高层，对于青海西藏地区政府中中层以上的官员实施直接的强有力的控制。而清代后期西藏地区政府和英国划定麦克马洪线的事件就更不必说了。
而且疆域的大小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生活安定，国家昌盛。在清代，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准格尔葛尔丹一统漠西，即在中亚一带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满清王朝相抗衡。康熙时有过不彻底的短暂的“统一”，但不久即被分裂，继之而起的雍正，又对新疆出现的分裂苗头不加重视。只是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以统一新疆为标志，才勉强恢复了前几代的疆域，所谓的“康乾盛世”从此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即所谓“鼎盛”、“全盛”时期。然而为了这所谓的“鼎盛”的疆域，康雍乾三代却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甚至弄到康熙驾崩时整个国库只剩下50万两白银的尴尬境地。而号称“十全武功”的乾隆，其后期更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
四、清代的文化氛围和政治制度
1.残酷的文字狱
文字狱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是常有的事，但满清的文字狱与以前有着本质的不同：以前的文字狱大多出于皇帝的忌讳和暴君的暴戾无常，是对个别大臣和文人的严厉处置；而满清的文字狱则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异端思想的清洗和威慑恐吓，不仅针对大臣和文人，更针对平民百姓。常常是抄家灭族，祖先、子孙、连同众多无辜者一起株连坐罪。
学术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学术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形势和趋势。清代后期著名文学家龚自珍在其《咏史》一诗写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周思源教授认为“康乾盛世”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极端专制制度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禅。
满清在大规模屠杀结束、有骨气的汉人被灭尽后，历经康雍乾三代134年，掀起的几百起文字狱是一场彻底的政治文化运动，涉及的社会阶层相当广泛，从大臣到知识分子，甚至连疯汉都不能幸免。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从政治伦理文学艺术到宗教甚至是科技，是对华夏文明的阉割和前所未有的破坏。
满清统治者为什么这样做呢？龚自珍一语道破天机——“欲灭其国，先去其史”。当时女真族民不过百万，当面对泱泱汉民族时，满洲贵族的心理弱势不言而喻，因为他们知道单凭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民族专制政权，是不可能长期来奴役中国人的。满洲贵族害怕统治被失血，害怕文化，害怕民族思想，而且仅靠暴力改变中国人的服饰、发型还不够，还要进行残酷、野蛮的文化杀戮。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彻底剥夺掉，使得全民甘心为奴。
康熙五十年，刑部将真实记载南明政权年号及记载明太子死于狱中的戴名世定为“大逆”之罪，拟将其凌迟，弟兄叔侄处斩，妻女为奴，作序者绞刑。两年后，康熙“法外施仁”，“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将两已故重犯开棺戮尸；作序者、刊印者和读过此书未首告者统统问罪，牵连族人、门生、朋友及其亲属三百余人，其中有平日与他论文的尚书、御史等京官32人。因此，文字狱造成的影响决不仅仅止于文字作者及其家人、亲友，而是全民性的灾难恐惧。
雍正六年（1728年），反清的曾静被捕后说受吕留良（已死45年，其子吕葆中亦故）著作的影响，结果此案定为“大逆”。吕留良父子被开棺戮尸，另一在世儿子斩首，其余叔伯、兄弟、妻妾、儿女等均被治罪。吕之门人严鸿逵戮尸枭首，严的门人沈在宽等四人因刊藏吕留良著作被斩首。
根据史料记载，清代文字狱众多，著名的除戴名世、吕留良案外，还有查嗣庭、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案，而其它大大小小之案更是不可胜数。其中被株连的之人众多，遭受的处罚也让人大开眼界。如死人被开馆戮尸，活人被凌迟、斩首、绞死，亲属遭遣戌，妇女被入官为奴等等。这里面，更多的是被牵连的无辜百姓。
再举一个例子。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江苏震泽县卓汝谐告发卓连之、卓培之收藏祖父卓铨能著的《忆鸣诗集》中有悖逆词句，于是清廷就到两人家中抄检，《忆鸣诗集》并没有抄检到，抄检到三本《高樟阁诗集》，这是两人的曾祖父卓长龄所著的诗集，里面查到有一句诗“可知草莽头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结果罪名落实，被指为“一家之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覆载所不容，阅之实堪发指”。判决如下：
仁和县监生卓长龄著有《高樟阁诗集》，伊子卓敏、卓慎等人亦著有《学箕集》等项诗稿，伊族人卓轶群写有《西湖杂录》等书均有狂妄悖逆之语，该五犯俱先后病故，侥逃显戮，应仍照大逆凌迟律剁谁其尸，枭首示众。卓天柱系卓长龄之孙，卓天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缘坐律，拟斩立决。卓连之收藏逆书不行首缴，依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陈氏、高氏，王氏并卓天馥二岁幼子均解部给发功臣之家为奴。
设想如果《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生活在满清统治下，光凭其书中一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光凭他对车迟国国王好道教而失德讽刺当朝皇帝……吴承恩会被凌迟多少次？其家人和子孙又会遭受怎样的命运？后代还有机会据其头骨复原其面？
其实满清统治者们也未尝不知道里面多是冤死的魂，如出题“惟民所止”被诬为就是“雍正无头”的考官，如随意题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秀才，如自号“古稀老人”但不知此号已被乾隆帝“专用”的官员，尽管全家哭喊求救的冤声动天，尽管众多的旁观者们也觉得冤情深重，但清政府仍然要“杀无赦”，他们要的就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让一人漏网”式的“震慑力”。
在整个满清160余起文字狱案中，乾隆时期就有130余起，占全部案件的80%。这和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禁书有密切关系。乾隆时期文字狱的主要案犯，被处以“大律论拟”的就有47例，生者凌迟，死者戮尸，亲属男15岁以上皆斩，15岁以下及女性为奴。甚至连张廷玉、沈德潜这些备受乾隆恩宠的重臣，一不留神都大祸临头。此间全国上下一片风声鹤唳，整个朝廷都处在精神萎靡的状态，以不谈政治为识实务，将大量的聪明智能用在了文字、训诂、名物的烦琐考证之类学问上，世人称其为“虫鱼学”，这种学问不闻窗外之事，其实与世无益。
“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部族独裁，更是拼力禁锢民间的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每个明伦堂设有一块横躺的石碑，叫做卧碑。在卧碑上镌刻有几条禁令：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 “（《大清律例》规定）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
满清表面上仍把程朱理学、儒家学说奉为官方意识形态，但这些是被阉割和严重扭曲的，原先包含有捍卫人格独立，个体尊严，反抗强权的学说，在满清的阉割与改造之下，被成了彻底的奴才学说。中国传统的为官应直言敢谏，为史应秉笔直书的观念被满清彻底摧毁，只剩下阿谀奉承的奴性跟辫子一起留了下来。
在明代被看成理所当然之情，到了满清却要被严厉地批评。如焦循对明代思想家吕坤进行批评：“明人吕坤有《语录》一书，论理云：‘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此真邪说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理，未闻持理以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
明代文官士大夫有独立的个性人格尊严。而到满清更多的则是奴性，像明代文官集团那样和皇帝对抗的行为，在满清统治下是不可能看见的。纪晓岚在乾隆南巡时见其劳民伤财，“纪昀尝从容为帝言：‘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怒叱之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而后朝臣皆相与结舌，吞声无复有为民请命者矣。”
在满清皇帝眼里，纪晓岚这样的文人不过是和倡优一样的东西。原来中国历代都有的高傲的士大夫阶层荡然无存，剩下的是寡廉薄耻和无人格尊严的奴才。“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满清的文武百官、缙绅大夫无不自称奴才、口称主子。对比明武宗朱厚照要南游遭君臣反对、甚至被谏臣骂出灭国亡种的话，可见满清君主专制之落后。
明清两代修史的精神相去乃天壤之别。明朝官方修《实录》，记了这么一件事：嘉靖皇帝与皇后对坐闲谈，有妃子进来献茶，嘉靖当场把妃子拉过来暧昧，致皇后吃醋，谁知嘉靖大怒，把皇后吓得堕胎。这些宫闱丑事都被明朝史家一一记录下来。对比满清，其官方所修《实录》里的康熙帝几乎就是个完美无缺的皇帝，记载他“勇武无敌，出去打猎，一天就能打死两只老虎，一次打猎几天下来就能打死八只老虎”。“另一方面他又是个文质彬彬的鸿儒，博古通今，堪为一代宗师”。乾隆皇帝更厚颜无耻地自称“十全老人”。
周思源说：
如果不是康雍乾三朝那么残酷严密的文字狱，而让明朝已经初步活跃起来的思想界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完全有可能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寻找到对策，而不会失去整整200年。
2.修纂《四库全书》与禁毁、篡改中华文明
《四库全书》，根据中华书局影印杭州木刻版《四库全书总目》的统计，共收书3461种，存目6793种。从各种历史档案上，可以看到乾隆从开始的征集天下的奇书珍本，逐渐转移到搜查违禁书籍上来。其实，后者才是乾隆的真正目标。
满清统治者通过修纂《四库全书》，名为综合古今典籍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彻底清洗，禁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包括大量科技著作，查缴的书竟达3000多种、150000多部。
从有关文档中可以得知，每年都有四库馆上报应毁图书名单。乾隆如此禁书共历时19年，约占其在位时期的1/3。其中一共禁毁了多少书？没有精确的统计，但商务印书馆在1937年曾出版《全毁抽毁书目》一书，加上有人在江西、广东等地所获有关记录，可统计出：全毁书2456种，抽毁书403种，销毁书板50种，销毁石刻26种。《四库全书》收书不过3400多种，而焚毁的书竟然也有3000多种。再考虑到，当时读书人在恐怖的氛围下，为活命而在私底下也烧了不少书，其中甚至包括大量无纯科技类书籍。所以实际上被焚毁的书绝不止3000多种——如此编书，是何居心，可想而知。
编《四库全书》时全国进书12000种，其中江苏4800种，浙江4600种，两省占总数的77%，致使吴地主要私人藏书家从此一蹶不振；除了对政治、民族书籍或禁止或篡改，天文亦在禁之列，全国收缴烧毁禁书6000种共15万部，其中江苏6万部，又是全国第一，而且因书禁极严，民间有天文之类书籍“告讦频起、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唯恐招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王芑孙《惕甫未定稿》卷三）。著名的《天工开物》、《园冶》等书籍是失传之后在近代再从日本引回的，孙云球的《镜史》等就此失踪。知识分子转向校勘、注释古籍，形成所谓乾嘉学派。
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包括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以万卷计。包括科技、经济等方面的书籍，连明人选编或评注的一些唐诗选集都在禁毁之列，如《杜工部集筏注》《杜工部诗集》《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杜曲集》《杜陵七歌》 等。总共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8万余块。地方官员把搜缴到的各种藏书送到京城，还要经过四库馆的检查，而乾隆在看过四库馆上报的禁书名单后，又发下去到全国各地，勒令各地官员注意，务使名单上的禁书搜查净尽，不致遗漏一本。同时又催逼继续搜查藏书，并且鼔励检举揭发谁私藏禁书。于是形成一场全国性的搜书、禁书以及焚书运动。由于鼔励检举揭发，挟私仇诬告之事也屡有发生，因此新的文字狱又不断形成。
除了禁毁书籍，满清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全被销毁。除此之外，满清还系统地对残存的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如明实录的遭遇：
乾隆年间，明史修成。由于实行文字狱，《明实录》则变成了禁书，民间的传抄本多收缴焚毁，而史馆的正副大小本，以书册宽大，需挪出以置其他档册。同时因钦定明史己成，而实录又残缺，遂从满人大学士三宝之请，于乾隆四十八年（1683）三月，将库存明实录及皇帝宝训，共4757本，移出史馆，一并焚毁。
周思源说，康雍乾三代，尤其是乾隆时期，不但对满清统治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毁，而且连与程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不得超生。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光是浙江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和毁书24次。仅乾隆一代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即等同）”。 单选现今仅知书名以“明”开头的书籍，就禁毁了超过132部。
当代学者顾关元先生据海宁陈乃乾的记载，认为满清所销毁的书籍是《四库全书》收录总数的十倍。因此才有了吴晗“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的疾呼。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史学界皆知的事实。《四库全书》编纂者在满清恐怖政权的迫胁下，对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行摒弃和抽毁，对于不得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如最著名的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在《四库全书》中被改成以下几个版本：“壮志饥飱狼虎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壮志饥餐仇恨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壮志饥飱仇寇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以及“壮志肯忘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
又如南宋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 在《四库全书》中被改作“洙泗上，弦歌地，亦纷争” 、“洙泗上，弦歌地亦荆榛” 、“洙泗上，弦歌地，亦榛荆” 。却又另有至少五处未有变动。
再如南宋陈亮《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四库全书》中则将其改为：“于中应有，一个半个仗孤忠。万里干戈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天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以及：“于中应有，一个半个挽琱弓。万里烽烟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世运何湏问，赫日自当中。”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满清乾隆帝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可以说是“登峰造极”，残酷无比。章太炎曾有感而发：
满州乾隆三十九年（1774），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者毁之。四十一年（1776），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各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纷起。……夷德之戾，甚五胡金元，抑犹可以末減耶？
在满清覆灭后，近现代学者毫不客气地指摘《四库全书》的谬误。《四库全书提要辩正》一书指出《四库全书》甚多错误，条分缕析，切中关键：
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因以立论。岂唯未尝穿穴全书，亦或不顾上下文理，纰缪之处，难可胜言。其参考书籍，假之中秘则遗失有罚，取之私室则藏弆未备，自不免因陋就简，仓猝成篇。……经部多取之《经义考》，史、子、集三部多取之《通考》、《经籍考》，而晃、陈书亦未曾复检原书，无论其他也。……作《论衡》之王仲仁，不知有传在《后汉书》；撰《家训》之颜之推，不知已见于《北齐史》；史马迁之《史记》，谬谓尝采陆贾《新语》；……。于习见习闻者尚如此，其他疏漏复待何言。
针对满清编修《四库全书》对中华书籍文化的大肆摧残，对影印《四库全书》的现象，顾颉刚曾作过如下评论：
……孟轲改为孟子，足制四夷改为足制远方，………我觉得印行《四库全书》是一件极蠢笨的举动，突然使得世界上平添了许多错误的书，实非今日学术界所允许。
任松如在其《四库全书答问》一书中，对此野蛮行径作了入木三分的概括：
吾国王者专断，以乾隆为极致。其于四库书，直以天禄、石渠为腹诽偶语者之死所，不仅欲以天子黜陟生杀之权，行仲尼褒贬笔削之事已也。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
章太炎先生论述满清禁毁华夏书籍的目的说：
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俄罗斯灭波兰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中国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奋自立，且绝其由蘖邪？自是以后，掌故之守，五史之录，崇其谀佞，奖褒虚美，专以驾言狂曜，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骘于秦哉！
鲁迅曾评论说：
“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现在连影宋本的《茅亭客话》也已出版，更足据为铁证，不过倘不和四库本对读，也无从知道那时的阴谋。……
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我们不但可以见到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评述道：
在二百多年前，满清政府为了贯彻奴化政策，曾经严厉执行一个长时期的文化杀戮，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现存的作者一被举发，充军，杀头，籍没连接一大套。留下来的成绩是一大部经过抽改，经过“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库全书，一大套禁毁书目，和几万万被压迫人民的仇恨。满清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单凭一点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穷凶极恶的专制政权，来奴役广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来这一手文化杀戮。
3.政治制度与全民皆奴
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而满清统治中原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农奴制的残余随处可见。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帝王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严重地加强了君权。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的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无疑等于扼杀了任何工业革命的苗头。科举本来是文明的一大产物，可是到了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虽然八股文并非源自康乾，但是在康乾时代变得空洞化却是无疑的。）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导致了更加不合理的官僚体系。
康熙时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明朝最大贪官宰相严嵩数十倍，而康熙几十年来却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申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贪污之巨大可谓空前绝后。政治腐败愈演愈烈，除了专制独裁政体自身的局限外，还和皇帝本人纵情享乐有关。
古代中国民间崇尚侠义之气，而居庙堂之上的士大夫以据理力争为荣（如明代），知识阶层更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满清入关后经过血腥屠杀和文字奴役，有血性有才华的汉民族精英大多消亡，剩下的都是忍辱负重做奴才的。汉族知识阶层除了靠科举谋取满清规定的汉缺官职外，并不能言政，并且汉人难以进入满清贵族把持的权力核心，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太平天国起事，清兵溃败，无兵可用，才不得不依靠汉人地方豪强练乡勇镇压太平军，才有汉人权贵藉此进入权力核心阶层。
清代260年的中国竟无几个像样的正直之人，近现代中国的奴性所以传至今日都与满清的野蛮统治有莫大的关系。满清时代全民皆奴才，流行的官场文化是“多磕头，少说话，闷声发财”，中国古代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之气已荡然无存，连纪晓岚这种有才文人因多言，都被乾隆斥为戏子、倡优。这种恶俗的官场文化，遗毒民国官场，甚至新中国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才一度被荡涤。
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写到：“尤其在清代，可以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清代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代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
对于满清政权的全民奴化教育的后果，康德衡说道：
满清联合蒙古贵族镇压汉人的反抗，但是他们比蒙古人更懂得从文化价值观念上愚弄汉人。奴化教育的结果：辛亥革命后剪辫子时，居然有遗老遗少大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他们忘记了历史上汉人在被清*征服以前从来就不留女真人的阴阳头和“猪尾巴（大辫子）”。
五、沿海迁界和对外关系
1.残酷的沿海迁界
对于沿海迁界，现今很多历史书是不谈的，即便谈到也多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仿佛无足轻重、无关大雅。然而沿海迁界的重大性是被严重低估的了：其残暴程度，可以说是骇人听闻，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一个重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也绝对能算的上一个重大事件。沿海迁界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程度是空前绝后的。
沿海迁界，具体点，满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和越界的，杀无赦。满清政权分别于1660年（顺治十七年）、1672年（康熙十一年）、1678年（康熙十七年）三次下达迁界令。使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沿海迁界的过程，按照地方志等资料的记载：
“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俺、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碑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 “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顿时斩首”“每出界巡哨只代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记。”
1661年（顺治十八年）3月，清廷在多次颁布“禁海令”后，又颁布了更为残暴的“迁界令”：从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内迁50里，“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
1662年（康熙元年）3月，清廷颁布第二次“迁界令”，勒令广东24州县居民内迁50里，除澳门外的附近海岛洲港，皆遭封港毁船的厄运。当时迁界时限只有三天，“尽夷其地，空其人”，不愿迁走的居民全部惨遭屠杀。而仓皇迁走的人也生计无着，一家家露宿野地，不得不卖妻卖子。实在没有办法的，只好合家饮毒，或上吊投河。南粤大地顿时死亡载道，一片凄风苦雨。粗略估算，仅粤东8郡死亡人数就有数十万。屈大均沉痛地写道：“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清廷还嫌不够彻底，1664年（康熙三年）5月，称“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内迁30里。原来不在界外的顺德、番禺、南海及海阳居民也要内迁。清官吏往往先定一界的两端，用绳拉直，作为定界，划界从中通过很多居民的房子，百姓便被迫要放弃房子的半间。界上掘深沟，以分内外，稍有跨越深沟，走出界外的，便是死罪。清廷的巡海使者来新会勘界，更以潮水涌至的河面定为划界的标准，以致“逼城为界，近廓腴田悉弃界外”。即今之新会环城、礼乐、江门郊区也列入迁徙范围，弄到迁民“扶老携幼，流离载道，行乞街市，露宿街道，往往饿死。”
这两次迁界，涉及广东28个州县，被迁士民数百万，抛荒田地（包括农工商业发达地区）共531万多亩。江门水南诗人黄居石，写有《蓰村行》和《哀江门》记其事。
蓰村行：
新朝防海不防边，威令雷行刻不延。相传徙村诏昨下，居人犹疑未必然。已报大人巡海上，力役征徭交鞅掌。令尹仓皇出郊迎，牛酒猪羊忙馈饷。犹恐菲薄慢王师，计田派饷日公议。民力竭矣胥吏饱，岂无老弱死鞭苔？惊看村前一旗立，迫于王令催徙急。携妻负子出门行，旷野相对啜其泣。孰无坟墓孰无居，故土一旦成丘圩。此身播迁不自保，安望他乡复聚庐。君不见咸阳三月火，顷刻烟尘起青琐。不独眼前事可哀，国亡家破奚独我？吁嗟谁绘郑侠图，流离载道天难呼。回首昔年烟火地，青青草树暮啼乌。
哀江门：
江门一望堪痛哭，乱后徘徊江之曲。日中江上不见人，草自青青波自绿。忆从丙戌盗纵横，槲榭灰烬无颜色。甲辰移海尽丘圩，古庙独存新市侧。毁瓦颓墙塌道平，四顾萧条目空极。数百年来杂沓场，惟有昏鸦啼山北。
这些诗写来一字一血泪。可见当年清廷的“移界令”，给人民群众造成的苦难，是何等惨酷。
迁界的同时，就是焚烧。迁界使沿海居民死亡过半，剩下不到五成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