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陆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4、满清掠夺虐杀汉族奴隶
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太宗实录》）
满清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
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
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往，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皇帝，“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
甚至投靠满清的大汉奸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汉人奴隶，也被迫自杀。
5、满清迁海暴行
康熙三年（1664）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湾郑氏始末》）
“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台湾外志》）
福宁州，“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俺、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碑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乾隆二十七年福宁府志卷四十三）
莆田县，“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顿时斩首”“每出界巡哨只代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记。”（《清初莆变小乘》
广东香山县，“初，（广东香山县）黄凉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左翼班际盛诱之曰点阅，抱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埠，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道光七年《香山县志》卷八）
四、对于屠杀规模的估计
笔者对明清之际，人口变迁的一些看法，仅供参考。
明代中国人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5，165.5459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明熹宗实录卷4）。
以上人口数字，当然是不完整。因为人口被大量隐瞒。通常认为，明代人口，实际上仅是官方所掌握的赋税人口。
很多人口学者（包括海外学者）认为，明代实际人口，大约在1亿到2亿（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 期）和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1期））。
尤其是人口学权威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强调：“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应有1.97亿人。万历二十八年以后，总人口还可能有缓慢的增长，所以明代的人口峰值已接近二亿了。”
而有些乐观的西方学者，则估计在1600年左右，明代人口为2.3亿人，甚至还有峰值2.9亿的估计，但明显偏高了。综合来说，认定明末人口在2亿左右，已经成了人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与明代人口相比，在官方统计上，满清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1，063.3326人（比明光宗泰昌元年减少了4000多万），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清实录世祖卷61）。
而在满清控制全国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关后第4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1，943.2753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
诚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清初人口，在雍正朝前，同样存在严重的缺漏现象。学者们对1650年前后的中国人口，同样做出了估测，但数值差异很大，在4000万～1亿左右。
其中，1亿这个最高数字，是何柄棣根据他对1650～1700年的人口增长率估计数字平均推算的。从满清对人口统计和赋税制度加以变化后的全面人口统计看，何柄棣的估计明显偏高，而且他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在1650～1670年之间，大陆上的残酷战乱和满清的屠杀，并未停息，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人口增加率，不可能是1650～1700年的平均水平，而应该是大大低于这个水平。
由上述情况分析，在1660年左右（满清基本控制大陆），中国人口的最高数值，不可能高于5000～8000万人。与明末公认人口相比，减少约1亿2000万到1亿5千万以上。如果考虑到新增人口，则损失总数更是巨大。
其中固然有大量死于灾荒的人口，但由于满清控制全国，所以因为迁外迁减少的人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在考虑了上述因素的情况下，推定有几千万甚至超过1亿人口，遭到了满清的屠杀，是有充分依据的。甚至可以说是极端保守的。
附录三：张献忠屠蜀考辩——兼论屠蜀的真凶
去年是1644年后第6个甲申年，四川一些文化界名人（如流沙河）借此组织发表了一系列所谓“反思大屠杀”的文章。反思历史本无可厚非，但细读这些文章却发现其内容不过是依据《蜀碧》《后鉴录》之类在建国后被胡昭曦、孙次舟、王纲等学者据实批驳的史料，对张献忠进行丑诋而已。遗憾的是学界对此并无回应，致使社会网络上谬论广传。笔者在诸位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就此问题发一孔之见希望以正视听。
一、从明代四川人口的分布看张献忠屠蜀
张献忠据有全川的时间非常短，自1644年8月张献忠攻占成都后，到1645年春明总兵曾英即赶走大西守将占领重庆，同时川南也被明将王祥杨展等人占据，而川东北的山地则控制在“摇黄十三家”等土匪武装的手中。此时的大西政权控制地区仅局限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北地区，据杨济堃先生考证在当时四川管辖的“府十一，直隶州六，宣抚司一，安抚司一，属州十五，县百十一，长官司十六”广大区域里，大西政权所控制的仅有“三府，四直隶州，五属州和三十六县”（1）。《蜀碧》《后鉴录》所记载张献忠种种骇人听闻的屠杀行为恰好发生在1645年春之后，这样就必不可免的产生了矛盾：就算这些记载是真的，那也只能说张献忠屠杀了川西北的人口，怎么可能上升到“屠蜀”的程度？为了自圆其说，古今持张献忠屠蜀观点的论者只好如此解释：明代川西的人口远大于川东，所以张献忠屠川西也就等于屠川。事实真的如此吗？宋代时四川人口分布为：成都府路户258万口742万；潼川府路户85万口263万；利州路户37万口76万；夔州路户38万口113万（2）。很明显此时川东（夔州路和潼川府路部分地区）人口远少于川西（成都府路利州路）人口。但其后蒙军的入侵却打破了这一局面，川西被严重破坏，大量人口被屠杀。到元至元27年（1291年）四川的人口分布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成都路户3.2万口21.5万；广元路户1.6万口9.6万；重庆路户2.2万口9.3万；夔州路户2万口9.9万（3）。从口数上看川西川东比约为3：2，而从户数上看则是1：0.875，考虑到川东的户口比（1：4）远小于川西的户口比（1：7）的不正常状况，此时川东川西人口分布已趋于平均，元末明玉珍据蜀时定都于重庆，而不像之前的那些据川者一样定都成都就说明了这一点。明季四川省各府，州，县田粮征额数字，成都府三十一州县，田粮是一十五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九斗二升二合有零，重庆府二十州县五司，则有三十四万四千四百九十七石一斗七升五合零（4）。所以川西的人口损耗绝不等于全川的人口的灭绝。张献忠死时，据有川南的明将杨展有兵数万，并自称有民“数百万”（5）；据有川东的曾英竟拥兵二十余万（6）；即便是成都附近的简阳地区（7）资阳地区（8）崇庆州（9）等地仍然有大量人口存在。这说明尽管张献忠镇压反抗者时有过一些烧杀的行为，但并未造成毁灭性的结果。如果张献忠不是屠蜀真凶，那么康熙24年时四川人口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10）的惨剧又是谁造成的呢？
二、对毛奇龄谎言的分析
在各种各样记载张献忠屠蜀的史料中，最离奇最耸人听闻的莫过于毛奇龄《后鉴录》中所谓的“四路屠蜀”：“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把毛奇龄所记录的四路屠蜀的数字相加被屠杀的人口竟接近7亿，这是任何一个具备基本常识的人都无法接受的数字。其后彭遵泗在写《蜀碧》时，虽然将种种有关张献忠屠蜀的不可靠的传闻都收录进来，但对毛奇龄的这段材料却不敢采用。作为一个在清初享有极高声誉的学者，毛奇龄为何要编造如此拙劣的谎言？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明史?张献忠传》竟照抄了这段谎言“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然而同样是这部《明史》，在《地理志》中却白纸黑字的记录着“万历六年，（四川）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这不是典型的掩耳盗铃吗？明史被史学界一致公认为“良史”， 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为何这些明史的编撰者会将毛奇龄这种拙劣的谎言照抄，难道他们的见识连常人都不如吗？有学者曾认为这是地主阶级文人对农民起义的仇恨使然，但同样是《明史》对于李自成水淹开封的处理却截然不同：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明河南巡抚高明衡等人试图水淹农民军，结果造成开封被洪水淹没上百万人丧生。当时的不少史料都将责任全部推给李自成，但明史的编撰者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却比较实事求是：“（孙传庭军）未至，名衡等议决朱家寨口河灌贼，贼亦决马家口河欲灌城。秋九月癸未，天大雨，二口并决，声如雷，溃北门入，穿东南门出，注涡水。城中百万户皆没，得脱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抚按以下不及二万人。”（11），如果说地主阶级文人对农民起义有仇恨，但为何要这样厚此薄彼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屠蜀谣言的编造是满请政府的授意，其目的是借栽赃张献忠以掩盖清军在四川的屠杀行径。据孙次舟先生考证，毛奇龄编造屠蜀谎言恰好就是其在明史馆担任撰修官期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四著录《后鉴录》七卷说：“皆记有明一代盗贼之事，盖亦明史拟稿之所余也。（12）”清楚的点明了这一关系。
三、清军在四川的屠杀行为
如同指使毛奇龄编造谎言一样，满清统治者对于自己屠杀川民的种种残暴行径百般加以遮掩，以致今天还有不少人坚信四川人口的损耗与满请无关。好在文字狱虽然严酷，但百密难免一疏，透过那些被满清窜改过史料中的蛛丝马迹，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份血腥。
总的说来满清在四川大规模的破坏共有三次。第一次是顺治三年肃亲王豪格领兵入川镇压张献忠的大西军及南明各地方武装。豪格入川后第一仗就是在大西叛将刘进忠的引导下，于西充袭杀张献忠。有关张献忠被袭杀后清军的行动，王先谦在《东华录》如是记载“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依据这则史料多数治史者认为清军杀的“数万级”都是大西将士。然而在《清史稿》中却有不同的记载：“抵西充，大破之，豪格亲射献忠，殪，平其垒百三十馀所，斩首数万级。”（13），表面上看两则史料并无太大不同，区别只是《东华录》中说清军“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而《清史稿》中则是“平其垒百三十馀所”。但仔细分析其中却大有玄机：张献忠是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清军偷袭，而且张献忠率军北上目的地是陕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固守西充，更不可能有意识的针对清军修筑大量的堡垒和清军打阵地战。按照《清史稿》的记载，清军平的“垒百三十馀”并不是大西军队所修筑的，而是那些在川北与张献忠对抗的乡绅地主所领导的堡垒。清军为何要进攻这些堡垒？主要原因是粮食，张献忠放弃成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川西因战乱灾荒而缺粮，入川的清军同样面临这一问题，那些堡垒里恰恰囤积着大量的粮食。这一点从清军在简阳地区的掳掠可以得到印证“将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鞑子将彭玉峰烧得叫唤，竟烧死。”（14）直到顺治七年，清军在川北进攻民寨打粮时还是如此残酷“上寨斩杀逆贼百十余人，跳崖跌死者无数，……所获妇女，小子，牛只，器械，分赏有功。”（15）
清军打败大西军后，即将主力调到川东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四年八月，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悉定。”（16），如前所述川东并没有受到所谓张献忠“屠蜀”的影响，社会经济状况远较川西为优，然而在这次清军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之后，这里却发生了巨变。十年后当吴三桂率军从保宁向重庆进军是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17）。由于川民的反抗及粮荒，顺治四年底清军不得不放弃大部分控制区向保宁集结，在撤退过程中清军竟大开杀戒“十一月，（南明军）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18）而其后清军在与南明军的长期相持拉锯中也常常使用类似的屠城手段：“不得已而动大兵剿之，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19）
康熙三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是对川民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夔东十三家义军大多是原大顺军余部，自顺治八年离开广西后在川东鄂西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义军领袖们在根据地内“招徕抚集，百堵皆作，籍什一之赋而民减租，革盐法之弊而税课豁。”（20）使以夔州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人民安居乐业。比起四川其他地区，夔东一带称得上是一块“乐土”。然而康熙三年二十万清军的会剿改变了这一切，清军在击败起义军后，竟采取类似后来日军三光的方式，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扫穴无遗类”。（21）事后四川总督李国英上疏说“数万巨寇，……无一漏网”。（22）在这些屠夫们得意洋洋表功的背后，究竟有多少无辜百姓的尸骨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的三藩之乱是四川百姓第三次大劫难。先是吴三桂军攻入四川大肆破坏，如谭宏部“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生灵涂炭，怨声满路。”（23）又如何德部“征调烦苛，怨愁之气，酿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甚众。”（24）康熙十七年全川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康熙十九年清军的入川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川民而言并不是解放，而是更大的磨难。清军入川时即遇到了极大的粮食困难，主将赵良栋，王进宝等人不得不向清廷求援，这时被很多人称为“仁君”的玄烨却下了一道“就地打粮”的上谕：“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25）实际上就是暗示入川的清军，可以随便搜掠财物，荼毒百姓。有了玄烨的纵容，入川的清军便更加肆无忌惮的抢掠财物屠杀川民。据康熙十九年富顺新任县令钱绍隆《详请禁病害文》中所载：“……路无行人，道惟荆棘，空城不闭，……里甲胥役具皆潜逃不知去向。职随出告示招抚，无如一路逃兵来牵宰耕牛，攫取鸡豚，稻米豆谷，悉皆抛散……即至极幽极深之地，无处不到。如相近内江一路，……兵丁经过，沿村扰害，人民尽逃。近泸州一路，……兵丁驾船抢掠，……一路人见此辈带刀前来，无不骨拆心惊魂胆俱丧也。又泸州，富顺交界之一山最深，其民逃避其间，庶几可持无恐。无如兵之所过，遍山搜寻。其妇女望见惊走，媳弃其姑，母弃其子，童稚不能相随者弃置山谷，越日走视，为虎所伤而死。……（妇女）被兵追及，遭其淫污而死，尸在草野，经月不收……此皆历有地方，姓名可考。……至自流井一带地方，兵马往来日于此焉托处，其灶民皆遁。至威远，荣县数十里之外，床几悉为火薪，稻谷罄于马料，灶民停煎者盖五月矣。种种毒害，惨目伤心，莫可名状。”（26）
这场浩劫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年还未停止，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谋生。”（27）这对四川很多地方造成的损害都是空前的（28）四年之后（康熙二十四年）官方统计四川人口降到只“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这一历史最低值就是直接的反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张献忠“屠蜀”对四川造成的破坏是有限的，清军才是四川人口降到“一万八千零九十丁”的罪魁祸首，也正是为了掩盖这一罪恶，满清政府才指使御用文人编造种种谎言，将责任全部推给张献忠。（注释略，详见附件）
附录四：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历程纪要
《四库全书》，根据中华书局影印杭州木刻版《四库全书总目》的统计，共收书3461种，存目6793种。《四库全书》号称“全书”，实际并不全，因为它只收入了3461种书，与中国原有的书种（约7千种左右）相比，它只收入了一半。那么，还有那3千多种书那里去了？原来都被乾隆爷给焚毁了。另外，就在那收进《四库全书》的3461种书里，也有不少是经过删改的，已不是原来面目，凡是皇上认为要禁忌的字、句、义，都要删除或修改，以免“谬种流传，贻害后代”。
曾经有人吹捧乾隆爷编纂《四库全书》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里程碑。事实却完全相反，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大劫难，自古流传下来的各种书籍，在这次劫难中被消灭了一半。乾隆爷真是“好样”的，他比秦始皇要“英明”得多。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乾隆是如何来完成他的历史任务吧。
公元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乾隆下诏征集图书，说是为了“访求遗书”，“保存中华民族文化”……一开始，还比较客气，如明确规定，凡是从书店或私人家里收集来的图书，要“量为给价”。如系手抄本，则“缮录副本，仍将原本给还”。还下旨意：“毋使吏胥籍端滋扰”。但诏书下达后一年过去了，竟没有收集到一本书。
你别着急，专制独裁者有的是办法。敬酒你不吃，那么，等着你的，是另外一种酒，或者说是另外一种手段。
话又说回来，皇上下诏求书，天下为何竟无一人献书呢？这就得归咎于文字狱了。自从满清入关，征服了汉民族以后，建立了大清王朝。先是以武力征服，这一点他们做到了，而且做得比较顺利。接下来则是文化征服，除了在服装及头发的式样上作了硬性规定（不服从的就杀），还必须在思想上统一，思想上统一首先要文字上统一，于是就有了文字狱。凡是看了不该看的书，写了不该写的字，说了不该说的话，就是犯了杀头之罪。对于文化上的征服，清朝统治者感到比较困难，因为他们也明白，汉族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远比满族的文化要先进得多，要在文化上征服汉族，谈何容易？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禁”和“杀”。不该看的书，不该写的字（文），都在“禁”之列，谁犯了“禁”，轻则本人杀头，重则满门抄斩。至于什么书属于不该看，什么字属于不该写，当然由清朝统治者来决定。从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文字狱一直在实行，而且也确实收到了效果，读书人附首贴耳了，诚惶诚恐、心悦诚服了。但是，正由于如此，他们不敢把家中的藏书缴出来，生怕万一书中有什么违禁的字或文，岂不大祸临头？
乾隆在朝廷上对大臣们说：“下面不肯上缴藏书，恐怕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官的怕麻烦，宁肯少收，不愿多收。二是藏书的人怕上缴的书中有问题，害怕因此引火上身，惹事生非。今天特向大家说明，只要是自愿上缴的书，书中哪怕有违禁的字和文，也无关紧要，这书都是前人写的，与今人有何关系？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决不会出尔反尔，于上缴的书中找岔寻疵，追究藏书之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但是，他话锋一转，又说：“你们把我上面讲的话要明明白白的向下面传达。如果藏书者依旧不肯上缴或少缴，将来一旦发现，那后果要由其自负了。”什么“后果”？官员们心中都明白。
乾隆征书的重点是江南，而重中之重则是江浙两省，这两个省也正是文字狱多发之地。而对东北（清王朝的发祥地），则下令“风俗淳朴，不必征书”，可见乾隆征书虽然名义上是向全国，实际上是有的放矢，有明确的目标。
公元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乾隆下了一道圣旨，下令各地总督、巡抚，限期半年之内办妥征书之事，如逾期没完成，则“唯该督抚是问”。过了几天，乾隆又下了第二道圣旨，这道圣旨是专门发给两江总督高晋和江苏、浙江巡抚萨载、三宝的，圣旨中具体到指名道姓，指出什么地方什么人的藏书丰富……圣旨中说：“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的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爆书亭，杭州趙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都是著名的藏书之家，还有不少，不胜枚举……或有散传民间各处，亦须一一查找，自不至湮没人间。”正是细致具体，面面俱到。圣旨中所例举的藏书大家，果然都在江浙两省。
一再摧逼之下，当然收到了效果。两江总督从盐商马裕家中拿到了185种书，但皇上嫌少，指示要“多多益善”。浙江巡抚也从鲍士恭等人家中拿到书1900余种，天一阁后人范懋柱也表示“愿意献书”。一些官吏也纷纷献书，到了次年（1774年），各省收到书籍已有一万多种。
但是，乾隆爷并不满意。在上朝时他对官员们说：“这次收来的书中，竟无一本违禁之书，这怎么可能？要知道，明朝末年野史甚多，各种传闻邪说，其中有不少是对我大清的毁谤污衊，岂能任其流传？这种违禁邪书，江浙两省最多，江西、湖粤、闽广等地恐怕也有。朕本想趁此次征集天下藏书之机，顺便销毁违禁邪书，但收来的书中竟无一本邪书，岂不奇者？………”因此，乾隆下令继续征书，而且特别关照，对于“异端邪说”、“诋毁本朝”之书，绝对不能放过一本，一定要上缴朝廷。自觉上缴者不追究书的主人，如不是自己主动上缴，而是被搜查出来的，不仅要追究书主的罪，还要追究主办官的罪。乾隆征书的真实意图，他的狰狞面目，至此可谓图穷匕首见。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从各种历史档案上，可以看到乾隆从开始的征集天下的奇书珍本，此时已转移到搜查违禁书籍上来。其实，后者才是乾隆的真正目标。他要编纂一部其中没有任何他所认为的违禁文字的全书，以使大清王朝在思想上能永远占据统治地位，从而能永远奴役所有的中国老百姓，他真是一位“小心驶得万年船”的皇帝。
公元1776年，江西巡抚海成向乾隆递了一个奏本，奏本上说：“搜买及民间缴呈应毁应禁书有八千余部之多，……恳清能展限时日，以便继续搜求。”海成的卖力搏得了乾隆爷的欢心。但乾隆是个“英明”的皇帝，他知道民间各种藏书还有的是，他是下了决心要把所有违禁之书挖净掏尽的。因此，一次趁上早朝之际，他对大臣们说：“看来查办遗书一事，还是江西巡抚最为积极……而江浙两省虽然也上缴了一些书，但其中竟无一本禁书，而江西一次就上缴八千多部禁书，这说明什么？说明江浙两省的督、抚办事不力。从今日起，江、浙的督、抚及其下属官员，应雷厉风行，严加查访，务必使一切违禁书籍上缴，若再拖延，或有隐慝不缴者，不但要惩罚书主，且要追究督、抚及其下属官员的责任。就怕到时你们担不起这个责任呵。”到此时，乾隆也不再有所顾忌，干脆把征求藏书说成是“查办遗书”了。而且话中充满恫嚇之语，他可是说得出也做得到的。
过了一年，这个被表扬的江西巡抚海成，则又成了阶下囚，原因是：有人告发江西人王锡侯所著《字贯》一书诋毁《康熙字典》，“狂妄悖逆”。海成审查后，认为“狂妄”或许有之，但说成“悖逆”，有点太过，因为王锡侯的《字贯》中只是指出了《康熙字典》中的一些错误之处，而这些错误也确实存在。其实，《康熙字典》不过是以明代的《字典》为基礎，装饰加工之作，其中的错误当然也不少。因此，海成建议革去王锡候举人之职，其他不予追究。乾隆得知后，“龙颜大怒”，他抓住《字贯》凡例中不避庙讳这一点死死不放，说是“大逆不法”，硬是下令将王锡候斩首示众，子、孙七人斩监侯，妻、媳等充入功臣家中为奴。好端端一个举人之家，就为了指出《康熙字典》中的一些错处，就被暴君杀的杀，关的关，为奴的为奴，弄得个烟消云散，家破人亡。海成也被处以斩监侯，秋后处决（但后来未杀），乾隆责他“居然说它（指《字贯》）没有悖逆之词，真是天良泯灭，毫无尊君敬上之礼也！”其他一些相关的官员，如布政使、按察使等，也受到革职处分。
经过这一次镇压行动之后，乾隆把搜书运动推向了高潮。
这一年以后，乾隆每年都要催逼搜缴禁书。搜查期间，全国共搜缴了多少禁书，并无一个精确的记录。但据浙江巡抚报告，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五年，仅浙江一地所搜缴到的禁书就有568种，15866部。
搜查禁书运动始终贯穿于编纂《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之中。直到《四库全书》编纂完毕，全体参加编纂的人员解散，这场搜查禁书的运动才算结束。在整个搜缴禁书过程中，每年都有一、二起文字狱发生，也就是说，每年都要杀一、二次人，株连的人也不少。可以说，《四库全书》浸透了人血。
乾隆又是如何处理那些搜缴到的禁书的呢？他可还是用的老办法，那就是：烧！禁书烧书，这是中国历代专制独裁者的看家本领，护身法宝。康熙至雍正两代，全国著名的文字狱有庄氏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钱名世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在这些案件中所搜缴到的禁书，都被康熙和雍正烧毁了。大清朝后继有人，乾隆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所掀起的全国性的焚书狂飙，其规模之大，其声势之盛，可谓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代。乾隆三十九年，他给各省督抚下达旨意：“凡能搜缴到的书籍，一律送到指定地点。凡书中有违禁之字或文，一律查出书名登记上报。凡有违禁之字或文的书籍，一律就地焚毁。若能切实做到以上三点者，才算办事有方。”同时，他又要求“办理四库全书处”把所有缴到的书籍仔细检查，凡有问题的书，“一律撤出焚毁”。大有不消灭天下所有他心目中的禁书决不罢休之态。
乾隆心目中要烧毁的书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明末汉人的著作。因为当时正是明、清互为敌国之时，汉人著作中多有反清之语，特别是那些坚决反清的民族英雄如夏完淳、史可法等人的著作，他们本人虽然早已死去，但他们的作品很可能尚在民间流传。第二种，是乾隆当代人的著作，也就是那些不合作、不驯顺、不肯作忠实奴才的文人们的著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甚至万年大计，乾隆下决心要消灭上述两种人的文字，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思想上统一，文化思想上统一了，再加上武力上的保障，他的天下才会太平，汉人及其他各民族就会心甘情愿地作他的奴才，而他的大清王朝也就可以永保无虞地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了。
乾隆禁书、烧书的办法也日益聪敏，原来只是进行检查一法，后来又提倡检举一法，凡能检举揭发别人私藏禁书者，会给予“奖励”。原来指示凡禁书可就地焚毁，后来又下令禁书必须解送京城统一焚毁（可能是乾隆不放心，所以要亲眼目睹才放心）。乾隆四十七年，有人向闽浙总督陈辉祖检取监生卓天柱家有禁书。陈辉祖派人前往搜查，结果查出仁和县监生卓天柱收藏所谓“悖逆”诗文一案。事实上，卓天柱所收藏的只是他祖父卓长龄的诗文。所谓“悖逆”，也就是在文中有“发短何堪簪”、“彼都人士，痛绝禾黍”这类句子，另外就是在抄录皇上的诗时没有出格缮写，并用红笔圈点。乾隆居然勃然大怒，他说：“卓长龄等人乃本朝人，吃本朝饭，喝本朝水，乃敢大出狂言，讥刺本朝？此本人虽已死去，逃脱杀头之罪，但其孙隱慝该书，自也难脱其罪，应予严究。”主子一经发话，下面的奴才们当然更如狼似虎了。
地方官员的搜查各种藏书是禁书运动的第一个层次，把搜缴到的书送到京城以后，还要经过四库馆的检查，这是第二个层次。而乾隆在看过四库馆上报的禁书名单以后，又发下去到全国各地，勒令各地官员注意，务使名单上的禁书搜查净尽，不致遗漏一本。同时又催逼继续搜查藏书，而且鼔励大家检举揭发谁私藏禁书，这是第三个层次。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收书和禁书以及焚书运动。由于鼔励检举揭发，挟私仇诬告的事也屡有发生，因此新的文字狱又不断形成。如乾隆四十三年，东台县有个姓蔡的地主，因与同县人徐家发生土地纠纷，便揭发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词》内容悖逆，所举例证，就是内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这样的诗句。本来该句只是叙述自己第二天早晨将去京城之事，却被告发者曲解成“反清复明”之意，此案由刘墉（即电视剧刘罗锅中的清官刘罗锅，但历史上的刘墉与电视剧中表演的刘墉是两码事，不能等同）上报朝廷，乾隆一看到“明朝”和“清都”两词，勃然大怒，也不调查审讯，就下结论道：“这乃非常悖逆之语！”。由于徐述夔已故，竟下令将其儿子和学生处以斩首示众，将其他家属仆人等都没入官府为奴。这明明是一椿冤案，但专制帝王杀人如草，又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家破人亡。
类似的案件不胜枚举。许多当时兴师动众、震惊全国的文字案子，其实都是冤案。由于冤案不断发生，又有不少家庭在这些冤案中家破人亡，结果造成了读书人人人自危的心理状态，形成了一种肃杀恐怖的气氛。但这正是乾隆所期望的结果。这样一来，读书人就再不敢轻举妄动，个个都成为谨小慎微、附首贴耳的奴才了。
搜查禁书的工作变本加厉地进行着。同是乾隆四十三年，查出宁波周乃其《厉志》一本，乃传旨各地“实力查缴，随时送京焚毁”。同年，查获明代袁继咸的《六柳堂集》，又传旨各地“实力查缴，不容疏漏”。同年，江苏查出明人颜季享所著《九十九筹》一书，乾隆认为“更是悖逆不法”，特地命令“再次切实查缴”，命令将木板刻片一同送往京城。又下一道四百里紧急谕旨：“一体严查，尽数解京焚毁，毋使片言只字留存”。……乾隆四十四年，乾隆的魔掌伸向各省、州、府、县志，下旨令各地官员“悉心查核，其中如有应禁诗文，一概铲除”。乾隆四十五年，他又把魔掌伸向地方戏曲，下旨令各地官员“留意各种流传剧本，另有各地方戏曲，如昆腔、秦腔、石牌腔、弋阳腔、楚腔等项，也要留心察查，凡有违禁之处，应即严究”。方方面面，乾隆都注意到了，可见乾隆禁书之胸怀博大无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乾隆四十七年，四库馆第一次汇总上报应毁图书名单，共全毁、抽毁书325种。乾隆下令：不但书要毁，木刻版片也要焚毁。斩草除根。以后连续数年，每年都有四库馆上报应毁图书名单。从有关文档中可以得知，乾隆这样禁书共历时十九年，约占他在位时期的三分之一。在这十九年中，乾隆一共烧了多少书？没有精确的统计，但商务印书馆在1937年曾出版《全毁抽毁书目》一书，加上有人在江西、广东等地所获有关记录，可统计出以下数字：全毁书2456种，抽毁书403种，销毁书板50种，销毁石刻26种。《四库全书》收书不过三千四百多种，而焚毁的书竟然也有三千多种，这样的编书，其居心何在，可想而知。
也应当考虑到：当时的读书人在那种恐怖的氛围下，为了免找麻烦，私底下把书烧了的肯定也不少。所以说，实际上被焚毁的书恐怕还不止三千多种。乾隆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可以说登峰造极。章太炎曾有感而发：“满州乾隆三十九年（1774），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者毁之。四十一年（1776），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各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纷起。……夷德之戾，甚五胡金元，抑犹可以末減耶？”
烧书只是乾隆文化专制的一个方面，那么对待他认为可以保存下去的书又是如何处理呢？还要进过四库馆的审阅和删改。乾隆的删书则是他的文化专制的另一个方面，而且颇具独创性。早在搜书、焚书的同时，乾隆已经对如何删书作了具体规定。凡是皇上认为应该忌讳的字和词都要删除或改换，如：虏、戎、犬、蕃、夷、汉……等字，如：夷狄、北虏、女真、北朝、腥膻、蕃寇、乱华……等词。凡是皇上认为触犯了大清国的道德观念的文要改，如一律禁用古代帝王之名，而把关羽原有的谥号也加以删改。凡是皇上鄙视的人所写的书本属禁书之范围，不但要焚毁，而且如果在其他人的著作中有引用其文的，那么也要进行删改，务必不使被禁之文出现。如乾隆曾亲自提名的钱谦益、屈大均、吴伟业、房可壮、王永吉、祖大寿、洪承畴等人，不但其文要焚毁，如其名或文出现在他人著作中，也要对其名和文加以删除。在删除的地方不加说明，不留痕迹，往往使读书的人莫明其妙。下面举一个实例，说明乾隆是如何进行删书的：
学者傅先生藏有宋版本《古文集成》一书，该书为卢陵王霆震所编，分十集，凡七十八卷，收录了自春秋至南宋的古文五百二十多篇。学者以该宋本与《四库全书》中的《古文集成》相核对，核对下来，该学者大为震怒，他说：“乃知馆臣执笔窜易删落之处，殆更仆难终。凡篇中酋、虏、夷、狄、犬、羊等字显然刺目者，固在所屏除，即稍指斥之文，宋贤章奏，煌煌巨篇，亦逐段刊落自数十言及至数百言。如真西山《礼侍上殿折子》删‘冠裳禽犊’以下三百二十六字，胡诠《戊申论和札子》删‘犬戎之天下’一段，一百八十三字。必使忠耿义愤之词铲灭之尽泯其迹，无复留遗。”他说乾隆“挟雷霆万钧之力，与枯骨遗魂争胜负于朽简之内，……欲使天下后世咸归于束缚衔勒之中。”
经过十多年的折腾，一焚二删，原有的中华典籍，从七千种左右只留下三千多种，而且这三千多种里有不少是经过删除或改头换尾的。这是对中华文化的一大摧残，是乾隆的一大“伟业”。鲁迅曾对此评论说：“……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的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之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驾驭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我们不但可以见到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顾颉刚也曾对《四库全书》作过如下评论：“……孟轲改为孟子，足制四夷改为足制远方，………我觉得印行《四库全书》是一件极蠢笨的举动，突然使得世界上平添了许多错误的书，实非今日学术界所允许。”
任松如在他的《四库全书答问》一书中，对乾隆通过编纂《四库全书》大肆摧残中华文化的行径作了入木三分的概括：“吾国王者专断，以乾隆为极致。其于四库书，直以天禄、石渠为腹诽偶语者之死所，不仅欲以天子黜陟生杀之权，行仲尼褒贬笔削之事已也。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
传说当时乾隆动员了全国的力量，组织了几千学者来编纂《四库全书》，这种说法并非全是事实。当然，在搜书、焚书过程中，确实动员了全国的力量，但在编书过程中，据第一份《四库全书》完成之时所开列的参加编纂的人员名单，只有三百五十多人。所谓参与的知识分子有几千人，纯属夸大之词。这三百五十多人中，核心人物只有二十多人，其中有纪昀（晓岚）、陆锡熊、于敏中、王念孙、陆费墀、周永年、邵晋涵、俞大猷等。而尤以纪晓岚为最权威人物，人们往往欢喜把他说成是《四库全书》成书的第二大功臣，（头等大功当然应归功于乾隆）。其实不然，如说到对《四库全书》的所谓贡献，陆锡熊、于敏中等人不在纪昀之下，但纪昀为人圆滑，深得皇上欢心，因此他的“功劳”除了乾隆就他最大。（人们如果把历史上真实的纪晓岚，与电视剧《铁嘴铜牙纪晓岚》中的纪晓岚等同起来，就不免滑稽了。当然，由此也可见到艺术感染的力量所在。）
从公元1772年向全国搜集图书算起，到1782年第一份《四库全书》办成，共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书是办成了（但总体上未算结束，因为一共是办了七份），但其中的错误却不少。在清当代，是没有人敢对《四库全书》说三道四的，明知其中有错，也是噤若寒蝉，不敢指出，因为《四库全书》是钦定的，钦定的书，谁敢批评？有人因对《康熙字典》指出某些错误而被搞得人头落地、家破人亡之事，人们记忆犹新。但在清代覆灭之后，现代的学者却就毫不客气的指摘它的谬误。学者余先生在《四库全书提要辩正》一书中，指出“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因以立论。岂唯未尝穿穴全书，亦或不顾上下文理，纰缪之处，难可胜言。其参考书籍，假之中秘则遗失有罚，取之私室则藏弆未备，自不免因陋就简，仓猝成篇。……经部多取之《经义考》，史、子、集三部多取之《通考》、《经籍考》，而晃、陈书亦未曾复检原书，无论其他也。……作《论衡》之王仲仁，不知有传在《后汉书》；撰《家训》之颜之推，不知已见于《北齐史》；史马迁之《史记》，谬谓尝采陆贾《新语》；……。于习见习闻者尚如此，其他疏漏复待何言。”文中所举《四库全书》的错误甚多，条分缕析，切中肯綮，这里不一一祥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