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从文明进化，防止野蛮民族对文明的破坏，使社会发生严重倒退停滞的宏观大视角出发，王夫之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地提出“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也就是说，一个文明国家的政权，可以让出来，可以继承下去，也可以革命造反加以变动，但决不能让野蛮加以统治掺杂。那样就会导致文明停滞倒退甚至毁灭的灾难性的后果。
根据王夫之评传一书作者所说，事实上“在王夫之看来，纯粹的‘夷狄’文化尚有其长处，而如果华夏的文化退化为‘夷’，为‘野’，那所产生出来的乃是一种更加不祥的新劣种”，中国在明灭亡后，悲剧的历史发展进程，也证实了王夫之的观点，所以王夫之的思想具有相当的洞察力。但他并未因此陷入绝望，一方面“他深信‘日照月临之下’，必有文明的存在”，他充满激情的预言“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族类强植，仁勇竞命，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也就是只要能族类强植，仁勇竞命，就算经历一百个世代，中华文明也终有消除弱丧之祸，重新崛起之时。
莫秀珍在《王夫之的民族文化观》中将王夫之的夷夏观总结为：①夷夏之别是相对的，夷与夏因文化而划分，非血缘而划分，民族差异本质在文化差异；②民族文化是多元的，多元文化之间既互相冲突，又互相契合，或曰互相融合，民族文化的冲突与契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途径；③社会文明是进化的，在此总趋势中，文明中心会发生转移，因而发展文化是民族进步的必由之路。
明朝后期的思想先进，勇于跳出自我中心主义樊篱，站在所能企及的世界主义制高点上，去审视和反思传统华夷之辨，并且得出一些迥乎以往的认识结论，不仅具有思想启蒙意义，而且成为晚明时代启蒙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蒙元简单粗野、赤裸裸的“四等人”制度相比，满清推行的是“全方位的民族主义”，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极端民族主义”，这种满清民族主义成为中国近代动荡和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历史后果至今危害着中华民族（包括今天的满族）。
“华夷之辨”中的“夷”代表的是野蛮与落后，“华”则代表文明与进步。“华夷之辨”的实质就是文明与野蛮之辨，它体现的是中国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华夷之辨”的重点在于保卫文明，抵抗野蛮的侵略，防止一切野蛮侵略文明导致的文明破坏、社会倒退的悲剧的发生，并追求对落后野蛮地区文明的感化。即便在现代来看，“华夷之辨”的思想都是极其先进、不容质疑的。只是到了满清统治下，“华夷之辨”才被阉割歪曲成一个愚昧狭隘盲目自大的排外观念，才炮制出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不伦不类的口号。
有些人尽管承认文化的重要性，却仍把血统作为民族认同之基础，他们认为满清入关统治中国说明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弊端，实际上，明亡、满清统治中国的重要原因，是过度自由化、思想混乱、官僚阶层和军兵阶层纵欲导致华夷之辨被漠视甚至被抛弃。另外，如果对华夏文明有足够的自信，那么今天也应对华夷之辨存有同样的信心。尽管当今世界华夏文明尚未复兴。实际上，西方国家一些人的民族思想连中国古人的思想高度都没有达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更多的体现在科技、生产等方面。况且他们的所谓文明成果，真正属于自己劳动所得并不多，相反掠夺、欺骗其它文明的成分却不少，至今如此。很难说，因为如此的西方文明发达，便说华夷之辨失去其合理性。
当今新形势下的华夷之辨的重要任务，除揭露和批判不当文明史观的宣传，重建自信、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外，更有对不正当渗透中国并进行合法和不合法的掠夺的西方势力及其培养的无耻卖国精英和买办汉奸集团的一系列卖国行径的深刻揭露、无情批判和残酷打击。与美国等国家严禁重要经济领域如金融领域被国外公司控制的保守作法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过分开放，严重依赖外资，将国民经济各重要领域领导操作权和巨额劳动成果拱手让与外资，每年中国在经济各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丧失于国外势力和精英汉奸共同作用下的资产以万亿计甚至更多。亿万人民的辛勤血泪劳动成果不知不觉中被外资和买办集团窃取，滋生了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人民生活和生产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资源浪费与消耗愈来愈严重。所有这些出卖和掠夺中国国家民族利益、透支中华民族未来的现象必需得到深刻而广泛的揭露，买办汉奸和部分外资势力也必需得到无情的批判和打击。这是为了保护更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和中华民族现在和未来的生存与发展。
二、我们批判的封建糟粕与满清统治的关系
1.了解真实的程朱理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孔孟之道，曾经被全盘否定和打倒，但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和思想等方面的发展，以及自由的盛行，人们已经开始正面认识传统儒家学说，如所谓“国学”热，各地读经活动的举办，甚至很多地方开办了私塾或书院，招收儿童、少年和年经人学习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和传统文化。王文元先生将儒家文化概括为：
求美，求善，求仁义；忧国，忧民，忧天下；重文，重礼，重气节；畏天，畏地，畏天命。
但很多人仍然对程朱理学存在误解，对陆王心学的了解则更少。此小节内容是初步认识人们对程朱理学的明显误解。例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代程颐说：“大夫以上无再娶礼。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盖缘奉公姑，或主内事尔。如大夫以上，至诸侯天子，自有嫔妃可以供祀礼，所以不许再娶也。”
对程颐而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针对士大夫阶层男女双方的理想要求。程颐并未要求现实中广大普通妇女守节、普通男子不再娶，没有完全反对妇女再嫁，所以程颐称其父操持外甥女再嫁之事是“慈于抚幼”，还赞扬帮助妇女再嫁的行为。徐继畬说：“夫礼制因时而变，风议因时而发，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宋代人对妇女改嫁态度并不太严厉，再嫁女、失身女、妓女都可被赞为贞烈之女。 宋代士与妓相爱并结成夫妻的现象很普遍。“婚姻不求门阀”是宋人对婚姻的广泛态度。“士庶婚姻寝成风俗”是宋代婚姻的一个普遍现象。
以下摘录杜车别《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中的相关论述。
程朱理学归根结底不过是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变化都有自身的道理都遵循着一定的理。理也就是事物的规律和联系，所以理学把理上升到世界本原的哲学高度，认为人应该揭示每一种事物的理，认识这些理，遵循这些理。应该说理学是儒学的系统化哲学化的结果，它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文明升华、理性高度发达后才能有的产物，是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一些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的言论，对理学有一具体的认识。程颐说“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
再如朱熹对“致知格物”的解释：他说所谓“致”就是“推极”，也就是推广应用到最大限度，所谓知，就是“识”，应该就是知识的意思，所谓“致知”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推及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的意思是“至”，“物”，则就是“事”，整个联系起来就应该是推广应用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尽最大限度去认识了解事物变化的道理。
朱熹等人把“理”上升到世界本源的高度，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了。”
张载说：“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此外“他还强调理的客观性，说‘理不在人皆在物’，认为理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中，并不是由人的意志所决定的。他还提出，穷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从此就约，尽人之性，尽物之性’。”
程颢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程氏遗书卷十一）
……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朱熹非常推崇，他说“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他认为程朱理学本质上和辨证唯物主义没有区别。李约瑟还说程朱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他还明确地说：“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
再说程朱理学在社会伦理内的观点，就拿一直以来最受人诟病的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来说吧，揆情度理，发根究源，其并非是禁欲主义，而只是说把人的欲望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存天理，灭人欲”，问题不是如何解释“灭”字，而是如何解释“人欲”。在程朱理学中，人欲是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与人欲对应的概念是人心。“‘人心’泛指一切欲望，‘私欲’则专指过分追求利欲，违背道德原则的欲念，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去除一切‘人心’一切感性欲望，而是以道德意识克服违背道德原则过分追求利欲的意识。”
……因为理学家的主张实质不过是把人的欲望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而不可让其过度放纵。如果以此指责理学，那就相当荒谬了，难道在现代，我们就鼓吹放纵人的欲望？难道在西方国家，官方宣扬的道德伦理是鼓吹纵欲的，是不约束人的欲望的？只能说胡扯。
更何况从程朱理学创始人以及明代诸多理学家的言论行为来看，他们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其矛头锋芒主要是指向君主帝王统治者等统治者，而不是指向被统治者。
为了说明这点，我们不妨列举几个重要代表人物的言行。程颢曾经对宋神宗说“人主当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当为卿戒之。’及论人才，曰：‘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
……朱熹选编的《近思录》中二程说的话“行一不义，杀一不辜，有所不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这同样是对统治者说的话。
朱熹自己的一段话能更充分的说明问题。朱熹在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说：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於义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末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藉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惜，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公、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间也。”
在这段话中，历来被歌颂的英君明主汉高帝唐太宗，在朱熹看来都不过是“假仁藉义以行其私”，笼罩在帝王身上那层神圣高贵的面纱，被朱熹毫不留情面的撕了下来。既然中国历史上最英明最圣贤的君王都不过如此，那么其他皇帝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应该说，朱熹的话已经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
2.满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歪曲和篡改
通过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只要把程朱理学的灵魂核心阉割掉，置换掉，那么程朱理学所具有的严密性，趋同性，以及稳固性，反过来可以为维护满清统治所用。而同时，以清廷褒奖宣扬的官方面目而出现的程朱理学，本身就足以让大部分潜在的反清知识分子感到反感，并进而疏离厌恶，这样程朱理学就真正被清廷所垄断，不可能再对清廷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满清通过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本身也就连带把王阳明心学消灭，将心学可能有的进步作用化解于无形。……它们通过推崇程朱，来消灭程朱，架空程朱，把程朱理学阉割成为他们所用的奴才哲学，而同时也顺带消灭了陆王心学。这样一来宋明两大思想成就，理学与心学在满清统治下被全盘瓦解。
从前面诸多事实的介绍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封建糟粕其实更多的是批判满清阉割、歪曲的文化。鲁迅先生说“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他所批判的“吃人的历史”实乃满清遗毒；五四先烈的文化革命本是要革“辫子文化”的命；真正的汉族文化早在三百年前便戛然而止了。传统文化自然有糟粕，但不应遭到全盘否定，尤其文革继满清之后给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在现今多数人对儒家文化的误解和鄙视中，相当一部分甚至很大一部分是满清统治者歪曲的。如著名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直被说成是儒学教义，常被某些人“义愤填膺”地用以揭批宋明理学、讨伐孔孟儒学的把柄。但是查遍儒家经典、朱熹理学著作，并没有此话的出处，孔子、孟子更没有说过。
儒家经典教材《左传》对于“君难”的看法：“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就是说国君为了社稷国家去死，死得其所，我们就应该与之共同赴难，如果是为自己的私利而死，死的就不得其所。这就是儒家对于君臣生死问题的态度。《孟子》有曰：“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按儒家的看法，君权并非至高无上，在君权之上，还应该有“道”。对于德高望重的得道贤人，君主应该恭敬如师，不能以臣子对待。
曾子犯小过，斩断了他父亲曾皙以吴国觅来的瓜种，曾一怒之下用锄柄将曾子打昏了。曾子苏醒后问父亲：“刚才我犯了过错，您教训我，没累着吧？”之后回房弹琴而歌，好让父亲听见，表示他挨打后没有不适。孔子则说：“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死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 也就是孔子知道后批评说：一点小事，曾皙不该暴怒杖罚，而曾子也不该委身以待杖罚，如果万一为父打死，死得没有道理，人们就会指责曾皙的不义，这是大不孝，且子女是天子之民，非父母之私有，父并没权力要求子亡。父母有服从“天下大义”的义务，儿女对父母的错误有责任纠正。这是对所谓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说法的不攻之击。
《孝经》中曾参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答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这段显然是说“孝”是有原则的，有约束的，不能推到极端。可见，把孝当成子女对父母百依百顺也是对孔孟观点的曲解。
满清入关后，为了维护其满清部族统治，奴隶制残余，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肆意歪曲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为其所用。康熙自称：“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 他自封是圣人在世：“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从此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被其颠覆，满清皇帝在政治上“合理、合法”为所欲为，败坏了儒学思想。陈寒鸣说：
表面上看，康熙此论是为颂扬儒家圣贤和赞誉儒家经典而发的，但实际上，他乃是要藉此表白自己既为“治统”之代表，又为“道统”之传人，“治统”与“道统”兼其一身。他在另一处说得更明白：“世运代擅，隔千载，则必有神哲诞生其间，以承大统，以作名世。”而他本人当之无愧地是这种“隔千载”方诞生的“承大统”之“神哲”。因此，既然“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那末，他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清廷统治也就不会因儒家有所谓“华、夷之分”论而不具备合理合法地位了。
强调君位独尊是康熙政治思想最基本的特色。康熙虽说过“君、臣一体”的话，但他更强调“天尊地卑，自然之定位也。……君尊臣卑，百王之大经也”。至雍正，发挥此论，将君主至尊无二的地位强调到绝对化程度。他认为：“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不可谓之人矣。”其中，“君臣居五伦之首”。根据这个原则，人之为人的依据首先是认同君臣关系，任何人都必须对君主俯首而从：“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臣下在行动上、思想上和感情上都要成为君主的傀儡，至于普通黎民百姓更应如此：“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藏其后。”君主专制制度在这里被绝对化，不留一丝回转的余地。嗣后，乾隆阅史至王安石向宋神宗抗表申理，使神宗悔悟巽罪，立即批语曰：“安石抗章，神宗逊谢，成何政体？即安石果正人，犹尚不可，而况不正乎！”按其语意，即使君主处理问题有误，亦不得更改，若改亦须君主日后自行为之，臣下是绝不能言君之非或擅改君之过的。这就将以往提倡向君主进忠言、做诤臣补弊救偏的儒家传统抛置一旁，只留下赤裸裸的“独夫”一人专制了。
于是晏子所说的大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才，就不再是事实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仅仅成为臣下不得不执行的命令，而且还成为起码的伦理道德要求，要心甘情愿、感激涕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和奴性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要求和共性。
满清皇帝在把持了儒学语言解释权之后，满清“家有天下”、全面专制的观念也发展到了顶峰。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有了新的内涵。这句话中的“王”一般指一家之王朝，但这一家之王朝是必需服从于文明和进步的。或者说，这里的“王”指的就是文明和礼仪。而满清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他将天下一切都归于满清一家，彻底歪曲了这句名言。满清皇帝把明代以来主流的儒家“民本思想”变为“君本专制”说，满清皇帝既是教主，出言成“经”，从此儒学被阉割成了“奴学”。
满清王朝康雍乾之世“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实际上是试图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凡是这种政权都是封闭的、保守的，极力压制任何异端思想的，这和文明进步是背道而驰，同历代中华政权有根本性的不同。满清的种种所为，使得令人把“满清奴学”强加到历代中华政权，强加到传统文化，栽赃到儒学，将儒学当作满清黑暗统治的替罪羊。
明代有着厚重文化传统的中国人能够发现和批判封建糟粕，并且有能力逐步解决问题，使中国继续保持发展和领先于世界。但满清的文化奴役镇压了晚明以来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因素，致使早期启蒙思潮一度中断。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思想文化也因之而丧失了自我由传统向近代转换更新的契机。并且，它还造成中国人长期麻木不仁的心理状态。
野蛮的侵略不仅蹂躏了中华大地更彻底改变了中华文化和文明。中华文明和文化被抹杀被扭曲；现在的中华文明是扭曲奴化的文明。比较元清和汉唐的中华文明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和中国人有四个方面的根本变化。首先，中华文化由俯视或平等的文化变成了仰视的文化；第二，中华文明和中国人由襟怀宽广和开放的变成了狭隘和封闭；第三，中国人由自尊自信变得怯懦自卑；第四，中国人由崇尚高风亮节变得奴颜卑膝、由宽厚仁和变得阴柔鄙琐。
三、不懂野蛮的含义，不能讨论元、清问题
1.历史上游牧民族对文明世界的侵犯、掠夺以及巨大破坏
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三大文明区域和三大游牧区域。分别是：中东文明、中华文明、欧洲文明，和欧洲森林地带的印欧民族、阿拉伯沙漠的闪米特游牧民族、中北亚大草原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族以及通古斯渔猎民族。
这六大板块，此消彼长，牵一发而动全身，造就了世界文明的主体格局及发展脉络。直至近代西方文明彻底战胜游牧民族之前，世界几千年文明史其实也可以看做是三大文明区域与三大游牧区域的角逐史。这一历史的时间跨度长达3500年（从公元前18世纪到公元18世纪），此后仅仅是文明之间的较量了。
游牧民族需要不断地进行周期性的迁徙、放牧，他们组织严密、实施准确，并有严格的纪律，能征善掠，是天生的战士。游牧民族政权通常是军政合一、兵民合一，游牧民们只要被一个有力的领袖组织起来，就是天然的军队。游牧民族的妇女能照料生活的一切，可以让男人们专事剽掠。而且，游牧骑兵的巨大冲击力在热兵器时代前经常令农业民族生畏，这也是他们制胜的主要法宝。
游牧民族的本性是抢劫和破坏，他们本身除了放牧发展畜牧业外，基本上不从事其它方面的生产劳动。游牧生活非农业方式生活，却离不开农业，它存在的前提是周围必需有一定的粮食、铁器等用品。其产品单一，基础脆弱，不稳定。所以他们在不能和文明区域从事公平的贸易时，就只能用抢劫、破坏来获取他们所需的用品。
游牧民族始终是文明世界的窥伺者，一旦发现文明世界变得软弱或混乱，他们就会进犯。这也是几千年来，游牧民族无休止侵略文明世界的根本原因。文明区域创造了丰富的人口、物质资源和劳动产品，这是游牧民族始终缺少并觊觎的。事实上，这也成为他们进犯文明区域最重要的驱动力。
看看西方文明世界对游牧民族，即历史上蛮族人的典型印象和评价。罗马帝国历史学家阿密阿那斯在《历史》中说：“一种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一种人，不知从地球的何处，如高山上的暴风雪般地来临，碰到他们东西都遭到抢夺破坏……（而歌特人则）因饥寒交迫，疲惫不堪……企图逃到这些野蛮人不知道的地方，重新安家。”穆斯林历史学家伊本?阿西尔（116O～1233年）说：“不，在世界走向末日和毁灭之前，除了最终爆发的歌革和玛各之战外，人类不可能看到与这相类似的灾难。因为，即使是假基督，也会宽容跟随他的人，只是消灭那些反对他的人。然而，这些人（鞑靼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怜恤，他们虐杀妇女、男人和儿童，别开孕妇之腹，戕其胎儿。” 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说：“游牧民族种族繁多，但是他们的生活癖性却惊人的相似，野蛮、残暴、毫无文明人的道德感，进入文明地区后进行疯狂的屠杀和掠夺。”史学家阿米阿努斯：“他们不守信用，绝不可靠，见异思迁，容易冲动，好像无理智的野兽一样，对于是非毫无判断力。”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部族的贪欲，获得财富已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了。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
古代几乎每个文明都被游牧民族侵犯。给文明世界带来巨大的破坏，甚至导致很多文明或民族消亡，如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印度文明等。众所周知，罗马帝国衰败的外在原因即在于日耳曼蛮族人的侵扰，而后的西罗马帝国则是直接亡于蛮族之手。希腊——罗马文明硕果仅存的拜占庭帝国又在与东方蛮族与异教徒的年年战争一步步滑向深渊，最终被突厥人的后裔——奥斯曼土耳其所灭。中欧在被阿提拉领导的匈奴人烧杀奴役后不到千年，又在蒙古铁骑的旋风中被来回蹂躏，一向高傲的基督教世界不得不拜服在蒙古蛮族君主的马靴之下。这些由残暴淫虐的蛮族人留下的可怕阴影深深笼罩在西方人心头，使得亚洲“野蛮”、欧洲文明的观点甚得人心。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即有此观点，对“野蛮”的亚洲，西方世界就必须像古代那样，重新团结起来保卫西方文明。这些深烙在西方人心中的想法便催生了后来盛极一时的“黄祸论”。
再如印度文明。马克思说：“印度没有历史。如果说印度有历史，那也是征服他们的外族书写的异地风情史。”历史上印度斯坦人是4200年前从中亚来的雅利安人征服者，和当地棕色人种的被征服者，相互混血杂居而成的。而进入可信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后，印度又相继被波斯人、希腊马其顿人、罗马人、波斯人、白匈奴恹哒人、阿拉伯人、突厥加色尼王朝人、突厥廓尔王朝人、蒙古帝国人、蒙古化的突厥人的帖木儿帝国人、蒙古化突厥人的莫卧尔王朝人（俱为游牧民族）和后来的欧洲野蛮殖民者（已非游牧民族）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所征服，要么是北部或者南部大片领土被占领，要么是沿海港口被占领多个，甚至所有国土都被完全占领。
观之世界历史：巴比伦遭亚述、波斯蹂躏，两河文明长久消沉，古埃及受马其顿、罗马侵略，北非文明归于沉寂。西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西欧陷入千年黑暗。拜占廷（东罗马帝国）被十字军蹂躏，被奥斯曼土耳其践踏，东正教区遂成落后；阿拉伯被蒙古扫荡，沦于狭隘保守；印度受阿拉伯之占领，受蒙古－突厥族后裔之奴役，受英国之殖民，虽获独立，至今孱弱。
民族一旦被侵略征服，则脊梁折、元气败、人性畸、廉耻丧、活力失、烈士填壑、懦夫充世、冠履倒置、芳华践地、志士抑郁，下贱高张、民人麻木、瞒骗盛行，文化扭曲、心理变异、黑白颠倒，美丑混淆、以禽兽为圣人，以屠夫为英雄，以奴才为美谈，以侵略杀戮为统一壮举，以民如猪狗为安居乐业，以凋敝已极为经济繁荣，以率兽食人为盛世辉煌，以百年文字狱为无伤大雅，以割裂抽毁书籍无数为保全文化……于是政治变革、民智开发无从谈起；科学进步、社会发展，更成梦呓。于是文明停滞倒退，可想而知。于是或因受欺凌而病态自尊，狭隘保守，盲目自大，沉湎宣扬旧日光荣以为精神胜利；或因奴性而疯狂自虐，自暴自弃，自卑自贱，羞辱唾弃民族文化以为透彻反省。轻者，种种后遗症难消难解，沦为其他文明之附庸；重者从此沦没，族类消亡。
2.游牧民族的野蛮特性及其对中华文明发展的破坏和阻碍
中国比世界其它文明古国都幸运，当创造原始文明的古埃及、巴比伦、印度、玛雅文明和古希腊罗马都早已被野蛮民族毁灭消失掩埋在滚滚黄海或沉伦到黑暗中时，中国的古代文明却一直保存下来，并延续和发展到近代，至今屹立于世界东方。
所谓的“成吉思汗”铁木真这样教育他的子孙：“人生最大的乐趣，是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着他们亲属痛哭流泪，骑他们的马，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蒙古人初期将汉人种族灭绝的计划并没有得逞。为了减少汉人人口，直至元末，仍然有在渤海湾一带将全村汉人男子扔进海里淹死的事情发生。并有将王、张、李、赵、刘五姓汉人全部灭绝的朝议，历史上游牧蒙古族之野蛮可见一斑。
直至清代，游牧民族仍然保存着其野蛮特性，除嗜好屠杀和破坏外，其内部之间也是混乱异常。著名的如乱伦：父死，长子娶其母（应无直接血缘关系），兄死，弟娶其嫂。父亲死了，他的妻子就成为儿子的妻子，最著名的便是汉朝王昭君的经历。另外就是明史所载蒙古俺答与三娘子之事：
十五年春，子撦力克嗣。其妻三娘子，故俺答所夺之外孙女而为妇者也，历配三王，主兵柄，为中国守边保塞，众畏服之，乃敕封为忠顺夫人，自宣大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 ……其冬，把汉那吉来降。把汉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子也。幼失父，育于俺答妻一克哈屯。长娶大成比妓不相得。把汉自聘我儿都司女，号三娘子，即俺答外孙女也。俺答见其美，夺之。把汉恚，又闻崇古方纳降，是年十月，率妻子十余人来归。
亦即俺答外孙女三娘子本是俺答之孙把汉那吉之妻，却被外公俺答夺为已有，导致把汉那吉的降明。而俺答死后，三娘子分别续嫁俺答长子第二代顺义王辛爱和孙子第三代顺义王扯力克。
郑明广先生对三娘子是否为俺答之外孙女有异议，本人则认为类似的情况在古代游牧民族中是比较常见的。依那时蒙古族的习俗而言，俺答和三娘子这种长幼亲属之间的婚配，并不算违背伦理纲常之举。有人说中原王朝的朝代中如唐朝皇帝也有乱伦现象，实际上，在华夏文明区域，这种现象是极少的，是人民群众尤其士大夫最不耻的。而且更极少出现血缘遗传关系近的乱伦现象。若仅从比率方面进行比较，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且游牧民族较迟出现文字，历史记述也不如华夏地区详细，其乱伦现象一定比史载更严重。
有人认为子娶其母（无直接血缘关系）是为了保护女人和小孩，此固有一定道理，但妇女丧夫即失去生存的基础和能力，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游牧民族生产、生活水平之低下与落后。
女真人本是关外的游牧民族，入关前尚处于奴隶社会的晚期，风俗野蛮并未开化。譬如爱新觉罗?皇太极，先娶其姑姑博尔济锦氏，生三个女儿；接着又娶了博尔济锦氏仅13岁的侄女，后封其为庄妃，生顺治帝福临和三个女儿；后娶博尔济锦氏另一位26岁的侄女，即庄妃亲姐姐，生一儿子两岁即夭。当时满洲皇族视之为满洲习俗理所当然，并不为耻。类似的乱伦现象在游牧民族的人们看来，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即便是现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如青海藏族仍然有男子与少女强行发生性行为的风俗习惯，这是当地人（甚至包括受害人亲属）所允许的，并不太会受当地社会的谴责或干预，刑法在这些地区难以进行干预。 但如果将这种风俗带入其它文明区域，必定造成文明冲突。故而在历史上，这些将野蛮、残暴看作正常现象的游牧民族贵族入主中原，无疑会给中华文明带来巨大破坏和灾难。
古代华夏文明长期领先世界各文明，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周边地区贫富差距巨大。不幸的是，冷兵器时代，中国北方草原是世界产马最多的地区，造成了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军事力量的强大。他们直接抢劫华夏文明，不断摧残破坏华夏文明，终於使得华夏文明落后于其它文明。若论吃苦耐劳，古代蒙古战士几乎无人可敌，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时机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解决，从而才打下了疆域空前的蒙古帝国。
历史上中国遭受游牧民族的侵犯次数较多，每次都挺过去，使文明得以继续发展。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即是为了防御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犯受历代重视而修建。蒙古人的进犯，使华夏第一次遭遇全境沦陷。汉人经一个世纪的反抗，终于把蒙古人赶走。明朝很快就追上了世界发展水平，甚至在很多方面还保持领先地位。
公元17世纪中国又遭遇了游牧民族第四次进犯，即满清对中原的进犯。那时西方文明已经崛起，他们已经彻底终结了游牧民族入侵文明世界的历史，并完全抓住历史的主动权，开始书写西方文明进攻游牧民族以及所有落后文明的新篇章。葡萄牙和西班牙把大半个美洲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荷兰作为“海上马车夫”横绝四海以至于到了中国；英国和法国人移居北美，英国开始把软弱的印度文明变成英国王冠上的明珠；欧洲文明中最落后野蛮的一支——俄罗斯，也乘着中北亚游牧民族势微之际，全力向东开进，把过去中北亚游牧民族故壤几乎全部鲸吞。而中国，在还没有遭遇西方人的挑战时，却遭受了落后民族的野蛮侵犯和巨大灾难。
尽管出现了很多问题，明代中国的文明仍属正常的，所以在蒙古入侵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破坏，（按照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1215年的时候中国人口是1亿4千万，经过蒙古屠杀破坏之后的1290年只剩下6800万的人口，超过一半的人口被消灭掉，这是对一个文明接近毁灭性的破坏），又经过元末的战乱，明朝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起来，取长补短，并且放眼世界，积极学习科学技术，工商业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的力量迅速发展。
而这一个化蛹为蝶的阶段，却又是一个文明最脆弱，最缺乏抵御野蛮的外敌侵袭能力的时机，然而不经历着这样一个阶段，文明就无法实现自身的进化。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个阶段，明朝的由于工商、文官阶层泛滥的自由化（包括自私、腐败等），中国遇上千年难遇的自然灾难，以及满清这个尚存奴隶制的政权的野蛮侵略，文明进化的过程被打断和终止了。
满清的乘虚而入是华夏文明惨遭殖民征服的开始，落后的蛮族取得政权后，建立起民族间的寄生关系，对汉族人民（以及其他民族）进行野蛮屠杀、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尤其在思想和文化上进行大规模的钳制和愚民。致使中国人口再次急剧下降。
我们应该记住，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是的贵族势力不断对汉民族地区的掠夺、迫害、屠杀甚至种族清洗，是两千多年来华夏文明不断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挫折和暂时倒退的罪魁祸首。历史上仅仅唐、宋、元三个期间，中国就先后被北方游牧民族屠杀了上亿人口。据有的日本学者估计，在五胡乱华的几百年间，中国先后遇害的人民数目达到两亿以上。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估计，中国两千年以来在游牧民族的屠刀下，有数亿人口丧生。中国在游牧民族铁蹄下丧失的，不仅仅是生命，而且是这些生命带走的文化、技术和追求文明的人文意识。
英国马嘎尔尼（Georgelord Macartney，1737～1806）使团在周游满清各地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的政治、军事情报，敏锐地察觉到看透了满清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他将满清帝国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疯狂战舰”，“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他在出使日记中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发明火药的民族竟一见放空炮就吓得魂不附体，令人不可思议。”在“天朝”皇帝和文人们的盛世颂歌震天响时，他却预言它迟早“不再有纪律和安全”，毫不留情地指出：“（满清帝国）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再次丧权辱国和双重殖民压迫的苦难深渊。
对于历史为何“无情地把中国抛在了英国后面”的原因，许苏民总结道：
1.满清的血腥征服造成了汉民族先进生产力的大破坏，严重摧残了江南的市场经济。
2.禁止或限制民间对外贸易，特别是实行思想学术文化上的闭关锁国政策。
3.全面镇压和禁止知识分子党社运动，彻底扼杀江南市民社会萌芽。
4.剥夺人民的思想言论自由权利，建立“道统”与“治统”合一的高度极权专制。
在中国17世纪下半叶，推动近代世界历史变迁的最伟大的观念变革——关于人的自由本质的观念变革——由于清王朝的建立而遭到窒息，晚明的自由火炬变成了沉沉黑夜中时闪时灭的萤火。再没有人敢像李贽那样大声疾呼‘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再没有人敢像东林党人那样公开主张“以众论定国是”，也没有人敢像黄宗羲那样大讲“不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更没有人敢像王夫之那样批判专制集权强国论；晚明江南知识界普遍流行的真理大于权势的观念、真理只有在自由的讨论中才能确立的观念，等等，都在文字狱的刀光剑影中化作了流淌着的鲜血，殉道者的血肉洒满了神圣的思想学术殿堂的台阶。到鸦片战争时，江南已经比英国落后不下3个世纪了。……综上所述，把江南与英国做比较虽不失为一种研究思路，但也不乏可以质疑之处，因为江南只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它的发展受到广大经济落后地区的制约，当游牧民族的铁骑如狂风暴雨横扫中国大地时，尽管江南人民反抗最烈，但也无法摆脱被征服的宿命。
对此问题，顾诚也认为：
中国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期以后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已经逐渐落后，但是直到明朝末年中国同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被大顺军推翻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统治时期还是孜孜于引进西方科技，特别是火器和历算，不少士大夫也抛除畛域之见，注意吸收西方的新知识，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挽救行将灭亡的明帝国。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本书作者在所著《明末农民战争史》中以确凿的事实证明了大顺军推翻明王朝接管整个黄河流域几乎对社会生产没有造成什么破坏，并且扫荡或狠狠打击了那些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官绅势力。如果这一势头不被满洲贵族和变节的吴三桂等汉族军阀官绅所打断，中国社会将在明代已经取得的基础上实现较快的发展，近三百来年的历史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
对满清王朝，马克思指出并评价道：
推动这个王朝实行这种政策（闭关锁国）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十七世纪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
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最终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 胡锦涛主席说：“一切通过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实现本国利益的行为，一切把本民族利益凌驾于其他民族利益之上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都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都不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由此可见，满清265年是对先进生产力的最大破坏和阻碍，是对先进文化的发展的最大毁灭。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满清统治是对中国人民的奴役。中国落后的根本外因是游牧民族的野蛮入侵。
四、批判历史上满清统治的必要性
1.满清野蛮统治的严重后果
通过前文的分别论述，我们可以总结野蛮的满清殖民统治对中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①阻碍科技发展并使其倒退；②扼杀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③使经济和生产力发展落后；④使中华文明全面滞后衰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