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使今人误解中华历史文化；⑥遗害中国人的史观文明观。
2.日韩因何蔑视、剽窃中国
日本、韩国（朝鲜）、在历史上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朝鲜、日本文明都是受中国文化的哺育，尤其是深受中国“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唐宋时期自不必说，下面以明代阳明心学为例。
王学对近代日本产生巨大影响，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韩国岭南大学教授崔在穆说“起源于中国的王阳明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产生了一新概念——‘阳明学’。”而“一生伏首拜阳明”这一著名诗句即为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人生信条。
即使在明代，因丰臣秀吉野心膨胀而发动侵朝战争和明军作战时，日本对中华文明仍充满敬意。在西方传教士利马窦与金尼阁著的《利马窦中国札记》第一章中说：
当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间进行工作时，他注意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这很符合如下的事实，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以及关系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因而情况是，他们通常总是声称，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
而了满清统治中国以后，日本人对满清中国才开始真正鄙夷不屑起来，将其当成蛮夷来看待，即便在满清武力最鼎盛的时候也是如此。甚至一些人认为这时候日本才有资格作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中国。
“比如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1672年林鹅峯的《华夷变态》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使日本形成……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著名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1715年演出的《国姓爷合战》，则以郑成功为基础想象一个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驱除鞑靼恢复国家的故事，更显示了日本对清国的敌意。”
“……而《华夷变态》一书的书名，可能最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看法的转变，那是在延宝二年（1674），明清易代不久，林罗山之子林恕为《华夷变态》作序文时说，‘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这时的日本，就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鞑虏。
……但是事实上，在17世纪以后的日本，情况却有很大的变化，他们提出，什么是‘中华’或‘中国’？他们认为礼俗最文明、秩序最安定、历史最绵延、风土最秀丽、人物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中国’或‘中华’，这‘中国’或‘中华’并不是地理名词，却仿佛是一个文化象征，它不一定就是那个大清帝国。贺茂真渊（1697～1769）在《国意考》中就说，‘他邦（中国）虽有博识之士，观其作为，不及天地之智也，其道可行于世者，几近于无……盖彼邦之学，因其始于人智而多邪理，其意旨亦易得也。而吾皇国之古道，自天地伊始，平坦宽阔，为其不可道破，后人亦难知之矣。吾邦古道，虽言绝迹，室则与天地共存，永无止境也’。因此，当他们越来越不认同清帝国的文化时，他们就不再把现实的‘大清帝国’看成是‘中华’，而把自己说成是‘中国’了，现在的研究者已经多次指出，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者，常常有这样的议论。”
在日本人看来，中华文化其实已经和满清统治之现实中国是两码事情了。宇野哲人（1875～1974）来华这旅被Joshua A Fogel称为最后一个“儒家朝圣之旅”，他长年浸淫中华文化，心仪文化中国，他在《中国文明记》中告诉故乡亲人，初谒曲阜圣庙感动：“今夕是何年，得以拜谒圣庙，徘徊圣林，三生之幸也，欢喜不知所措。……啊，彼大成至圣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间，虽眠于杂草之下，然其灵魂遍满宇宙，与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人心’。”
宇野哲人分别于1906年和1912年来华。但他看见在满清统治下和统治后的现实中国，却使他的中华梦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现实中国的残破，从他在塘沽踏上中国土地时，已经一览无遗，他这样形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自塘沽上陆，最初之所见，非常遗憾，绝非愉快之事。夹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极矮陋之泥屋，墙壁自不待说，连屋顶野是泥土所涂。时值冬枯时节，原野一望无际，满目荒凉，难怪先时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
疑问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后果：在一些日本文人学者心目中，原本的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存在于他们记忆和想象中的、以汉唐中华为基础的“历史和文化的中国”，一个是在他们面前客观存在、大清帝国所呈现的“现实和政治的中国”。在那个时代，他们虽然还对“历史和文化的中国”怀有敬意，然而却已经开始蔑视这个“现实和政治的中国”。
晚清时日本发动中日战争，占领台湾，后进行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二战后又一直不承认其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践踏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鲁迅等人在日本的经历说明日本部分民众骨子里对中国人充满深刻的蔑视，并使“支那”一词变成对中国人的贱称……
朝鲜类似，朝鲜接受明朝册封，万历年间中国出兵援朝抗倭，更使朝鲜人刻骨铭心，感激不已。直至明亡260多年、再次被日本占领，朝鲜一直在使用明崇祯年号。葛兆光说：
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却享有极崇高的声誉。在从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1598）的战争中，他派出的军队使朝鲜免于被日本丰臣秀吉所占领，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朝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并且坚持明朝的纪年，甚至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在朝鲜仍然被隆重地祭祀。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即朝鲜肃宗三十年三月，那时，清廷统一中国已经六十年，在朝鲜却仍然记得“甲申之岁，回于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沦陷之日也”。所以，在这个改朝换代一甲子的时候，朝鲜官方依然要举行祭祀，祭祀逝去的旧王朝，而且国王还特意说，明神宗即万历帝的祭祀“是早晚必行之盛礼”，表示“空望故国，朝宗无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圣服事之至诚，祇自呜咽，流涕无从也。昔我仁祖大王当天翻地覆之日，不废焚香望阕之礼，则经今丁皇朝沦陷之日，岂可遣官设祭而已耶”。于是，他三月亲自去祭崇祯，九月特地筑坛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尽古代诸侯祭天子之仪。
很长时间里面，他们仍然坚持用崇祯年号。像雍正四年（1726），那个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明清嬗变的申泽（1662～1729）仍然署的是“崇祯纪元后九十九年”，而他去世后给他写祭文的人也仍然用崇祯纪元，说他“生于崇祯纪元后再壬寅，卒于周甲后己酉”。
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洪大容仍然坦率地告诉探问东国历史的严诚和潘庭筠说，“我国于前明实有再造之恩，兄辈曾知之否？”当不明历史的两人再问时，他动情地说：“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八道糜烂，神宗皇帝勤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这种在清帝国治下的人看来是狂悖的括，在朝鲜使者嘴中说出，让两个清朝文人都无言以对。
可以说朝鲜对明朝中国的尊崇仰慕，是出于内心，发于至诚，不会因为明朝中国实力的消长有所变化，甚至在明朝中国已经灭亡以后，这种由衷的感情，依然经久不息。 然而在满清统治中国后，朝鲜对满清帝国的鄙夷态度则非常鲜明，在所谓“康乾盛世”时已格外强烈。
有明一代，朝鲜人始终称中华为“天朝”。可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朝鲜君臣在国内却以“清国”、“北国”称之，有时甚至用“胡皇”、“清虏”称呼清朝君臣，不少朝鲜官员以与清朝使节交往为耻。
尽管如此，朝鲜人并不把清帝国当作“中华”的正统，仍然对明帝国很依恋，对朝觐胡人皇帝充满了怨气，私下里，他们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皇帝叫做“胡皇”，朝鲜人对于自己仍然坚持书写明朝的年号，穿着明朝衣冠，特别感到自豪，也对清帝国的汉族人改易服色，顺从了蛮夷衣冠相当蔑视。
在康熙十四年即朝鲜肃宗元年（1675），朝鲜有一个叫金寿弘的人，写了《辩长》、《论庶》二书敬献给国王，本来想讨好，却激起一片嘘声。原因很简单，因为“其贻宋时烈论礼书头书以康熙十四年。……又于祭其祖（金）尚容祝文，欲书康熙（年号），一门惊骇，谓之家贼。尚容殉节于江都，而寿弘独奉清国正朔，至书祝文，其乖戾反常如此”。为什么说他是“乖戾反常”，因为当时朝鲜“凡官文书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金）寿弘独书之”。
……因此，在清帝国时期，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中国来，就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他们虽然也恭恭敬敬地来朝贺，但是，心里面却满是怨愤。一个姓韩的使者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到清国去受辱，但是为了国王之事，实在是不得已，“周旋异域，日见丑类，凌逼饱尽，无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赐，固已不胜，其大赧矣”，他觉得，这就是因为“中华文物沦落已久”，所以，至今在心底里还是追忆明朝。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虽然离开大明的覆亡已经百余年，但朝鲜关于“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
……在看透了清帝国的这些民风民俗之后，从一开始就很瞧不起清的朝鲜使者，就更存了轻蔑之心。像1803年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就得出一个结论：“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
再看当时朝鲜人的“明朝之后无中国”之感：明清易代之后，朝鲜人普遍存在着怀念明朝、排斥清朝的“遗民”情怀；这种“遗民”情怀带来的是对现实“中国”(即清王朝)的不认同，对中朝关系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叫做金钟厚的人，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并且相当激烈地锐，朝鲜对于中国，“所贵乎中华者，为其居耶？为其世耶？以居则虏隆亦然矣，以世则吴楚蛮戎鲜有非圣贤之后者矣”，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应当是中华，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已不把清帝国作为“中国”，更不把清帝国看作中华。
一个叫韩元震（1682～1751）的朝鲜人，就始终对清人十分鄙夷，他对清儒只推崇吕留良，虽然很客气地推测说，“天方以中国弃这夷狄，宜其儒者之不出也，抑或深山之中有不剃头儒者，得其正宗，著书以俟河清，而世莫得以传之耶”，但是，他显然已经不把中国当作学术的正宗所在了。他说“虽以夷狄之人，而能弃夷狄之行，慕中国之道，服中国之服，言中国之言，行中国之行，则是亦中国而已，人亦将以中国待之，岂可复问其初为夷狄也”，因此，从学术的正宗来看，他觉得，完全可以把朝鲜看成是“中华”，而把清帝国视为“蛮夷”。
依照朝鲜士人的观点，除非“得十万之众，长驱入关，扫清函夏，然后壮观可论”。 他（朝鲜士人闵鼎重）甚至觉得，为了拯救中华文明，朝鲜应当乘清人内乱，辽东空虚，以万兵直捣黄龙，这样便可以逆转天下。闵鼎重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很多朝鲜士大夫心目中都有，他们都相信，清国的文化已经坏到无可救药，所以“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
正因为在朝鲜人，乃至日本人看来，“明朝后无中国”，所以在满清统治及以后，朝鲜，日本与中国感情也日渐疏离，甚至对中国鄙视厌弃，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中国或许土地还存在，名称还存在，但中国的文化实质和文明核心已经从其土地上消失了，或者说即便中国文化还存在，那他们自己也比这块土地上的人更有资格作继承人。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即朝鲜肃宗十二年，朝鲜国王为平息不满满清政权的官员的情绪，说：“自古匈奴之入处中华者一，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也。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搆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 表明了朝鲜对恢复中华的期待。但满清覆灭后，他们发现满清在中国依然是歌功颂德的对象，当年朝鲜连书写其年号都觉得是羞辱，“虽下贱”也不为之的康熙，在中国居然被膜拜成了圣主明君，而且还是满清屠刀淫威消失之后；而他们曾经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包含感情隆重祭祀的万历皇帝，崇祯皇帝，在中国却被描绘成了病态人渣，曾经真心敬慕的明朝中国，被中国人自己描绘成一片黑暗。
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怕连韩国（朝鲜）人自己都要觉得羞愧了，原来他们曾如此尊敬的人，在中国人已经摆脱民族压迫后，还是被丑化的体无完肤。面对中国人这种对待自己历史的极端病态自虐的丑陋，彻底摆脱与中国历史上的干系，似乎对韩国（朝鲜）人来说，也就成了相当合理的选择。发展传承了数千年并使中国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则被中国人打成封建糟粕，和中国落后和挨打的重要原因，一切都是西方的好，到处都存在着极端的西化。凡是西方没有的，中国不可能有。这种缺乏自信的对待自己文化的态度，也使重视传统文化的日韩两国产生鄙夷。于是，韩国成功地将“端午祭”申请为历史文化遗产，将中医并改名为韩医，说孔子是韩国人，把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据为己有……等等，都不在话下了。
现今反韩似乎是很流行的风潮，网络上对韩国人的憎恶似乎到了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地步，刻薄、恶毒、尖酸的挖苦和嘲笑似乎已经成了谈论韩国的帖子必不可少的佐料。实际上，这种反韩风潮是极其浅薄的，只能显示出那些自以为中国人的无知和无耻。我们忽视了，今天的韩国女大学生仍在指责我们——“中国人在背叛伟大的先辈”。这是不必多说的。他们也不知道，“礼失求诸野”，日韩对保护部分华夏文明成果，是有一定功劳的。
我们需要明白，中国如不能更好地正视历史，不能彻底批判蒙元、满清政权，不中止对屠夫、刽子手的歌功颂德和对民族英雄地位的弱化，不珍视、保护和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就不能恢复真正而完全的华夏文明继承者身份，不能使周边国家和民族心悦诚服，不能制止日本、韩国对中国的蔑视和对华夏文明的篡夺。
以牺牲文明、忍受耻辱、丧失尊严换取领土，苟活重于道义，怪不得日本人不屑于承认侵略，是骨子里瞧不起现代中国人的愚昧，就如同人类不承认杀猪吃肉是罪恶一般，因为猪是昏弱的物种。中国既然可以认贼作父把蒙元和满清视为正统，又为什么偏偏追究“南京大屠杀”要日本承认对华侵略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我们自己尚且糊涂，又怎能令日本侵略者伏首认罪。
韩国与日本为什么会从历史上对中国尊崇敬慕，转变为近现代的疏离和蔑视甚至侵犯，上面论述可能不完全或不太准确，但这个问题是值得所有中国人深思的。
3.黑白颠倒的文史学界现状
建国后的史学界由于认识不足和为迎合苏联人的社会学说，不惜以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批判从未成为主流意识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大汉族主义”。 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表现得越来越恶劣。中国历史界、学术界、教育界和文艺界普遍隐瞒、扭曲、甚至篡改历史事实，他们隐瞒和无视明朝中国文明的先进特别是政府支持和组织科技研究、工商业和海外贸易高度发展、文官和商人阶层对封建皇权的巨大约束和阻碍作用；隐瞒和无视游牧民族以掠夺文明发达民族作为生活来源的性质，游牧民族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以及夺权后进行残酷镇压、奴役和剥削的事实，而是将这些粉饰成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功绩；隐瞒和无视入侵的统治者对中华传统历史文化的禁毁和篡改，对全民实行的残酷的文字狱，和由于文化杀戮造成的对数千年中华文明的野蛮打击和破坏；将对历史上游牧民族侵略中国文明的行为的赞赏和对各民族同胞遭受屠杀掠夺痛苦的麻木不仁表现得淋漓尽致；各种歌颂满清、蒙元落后政权的言论、书籍和影视剧层出不穷，为对中国各族人民犯下种族灭绝、疯狂掠夺的累累罪行的凶手“成吉思汗”、努儿哈赤、多尔衮，和破坏阻挠华夏文明发展的康熙、乾隆等人歌功颂德；陶醉于元朝帝国横跨亚欧大陆超级庞大的疆土，欣欣然于“康乾盛世”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脆弱和虚假的“强大”，使我们的民族不免有“阿Q精神胜利法”嫌疑；而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尊严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及众多抗日英雄等不再受到应有的尊敬，教育部颁发的教材参考说甚至明文规定，不能把岳飞、文天祥称为民族英雄，美国人拍摄的颠倒黑白、公然让女抗日民族英雄“心甘情愿”地被汉奸蹂躏的《色，戒》在中国大肆上演并被广泛叫好……
从电视剧的内容来看，近年来出现最多的是表现满清历朝宫廷生活的“辫子戏”。皇上、朕、皇阿玛、格格、贝勒爷、大阿哥……100年前的皇族称呼，也兴盛于民间。《太祖秘史》、《清宫风云》、《少年天子之顺治王朝》、《康熙王朝》、《康熙秘史》、《康熙微服私访记》、《雍正王朝》、《戏说乾隆》、《乾隆帝》、《嘉庆皇帝》、《少年嘉庆》、《咸丰王朝之一帘幽梦》、《光绪皇帝》、《末代皇帝》……清代十几个皇帝中只有道光、同治二帝尚无专门的传记片。
“辫子戏”以一个封建王朝“家天下”可疑的兴盛，来作为整个民族的精神标榜。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经过无数“辫子戏”的讴歌美化后，被称为猪尾巴的“辫子”，由曾经的国家孱弱形象的象征，在“盛世”妄想中转化为威严和荣耀的标志，并据此而自满自足。愚昧、保守、专制的帝国属性被漂白洗刷一空，并归于遗忘。
某辫子剧中，康熙为消灭明郑势力，“统一”台湾，颁布对东南沿海实行迁界禁海政策，令沿海人民内迁三十里，“寸板不准下海”。并通过官僚阶层代表人物姚启圣之口进行颂扬：“……父老乡亲们，为你们的长治久安，求你们迁界禁海啊！启圣已在内地为你们准备了庄稼地，你们可以得到多一倍的土地啊！皇上说了，三年不纳粮，三年后，这里的土地还是你们的，朝廷只是借用三年啊……车马不够，用军营的车马载你们！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通通坐官府的轿子，抬着去！”于是，在镜头上，我们看到“老太婆坐上官府的轿子，由兵勇们抬着走……”沿海迁界这种血淋淋的史实，却被辫子剧粉饰为春风化雨般的仁慈善举。长达十六年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黑暗日子，竟被说成“借用三年”的“长治久安”；用刀枪杀死和掳掠而去被说成“坐着官府的轿子”走。满清专制统治者的暴政恶政，被美化为仁政德政。
在此剧中，清水师提督施琅攻台湾时，郑经问冯锡范：“荷兰人揆一现在何处？……派快船传命，请他助战，告诉他如能助我击败清军，将来台湾的一半就是他的，他要什么有什么”；“台湾是先王传于我的，我宁予外寇，不予长毛……”一段文字对话，活脱脱勾勒出郑经一副意欲卖国求安的嘴脸。然而史籍载明，此时郑经已病亡，由其子郑克爽据守台湾。《清实录》载：康熙十二年十月，清水师提督施琅邀会被郑成功逐出台湾的荷兰侵略者夹板船击取浯屿、金门二岛，康熙对荷兰出海王（荷海军司令波特）率领舟师，协力击败郑军，给予特别嘉奖，并纵任其在我国沿海继续横行霸道。翌年八月，荷兰出海王带领战船十艘、兵千人，与清军约于十月初往澎湖攻打郑军，候风进取台湾。至康熙十八年二月，康熙又“特谕荷兰国王，令具夹板船二十艘，载劲兵协力攻取二岛（台湾、澎湖）。”《台湾外志》亦载：“荷兰揆一王领战船为前导，合李率泰水师，用力争战，平定沿海诸岛，原约合师代彼恢复台湾……”史实告诉我们，康熙及其清王朝长期与荷兰侵略者狼狈为奸，并合谋占领台湾，帮助荷兰侵略者恢复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直至施琅“收复”台湾后，康熙仍想把台湾出让给荷兰殖民者，但因施琅等人力谏才未成。然而这一副彻头彻尾的卖国嘴脸，却被辫子剧陷害栽赃到郑经头上。
近些年来，阎崇年、金庸、余秋雨、戴逸等学者作家纷纷为满清入关正名立碑，颂扬康熙、乾隆，给为虎作伥的汉奸走狗（如吴三桂、施琅、范文程、洪承畴、孔有德、尚可喜、纪晓岚等）正名立身，粉饰满清对中原各民族人民的大肆屠杀、让全民风声鹤唳的恐怖文字狱、对中华文明的全面破坏和对中华文化的禁毁和篡改。
如金庸小说中有这么几段：
韦小宝道：“这个较是要计一计的。黄先生，你做了一部好书，叫做……叫做明……明甚么什么花花绿绿的？”黄黎洲大为奇怪：“这人目不识丁，怎会知道我这部书？”说道：“是《明夷待访录》。”韦小宝道：“是了，是了。你这部书中，有许多话痛骂皇帝的，是不是？”
黄黎洲等都吃了一惊，均想：“连这人都知道了，只怕又是一场大大的文字狱。”
顾炎武道：“也不是骂皇帝。黄兄这部著作见解精辟，说明为君之道，该当如何。”
韦小宝道：“是啊。皇上这些日子中天天读黄先生这部书，不住赞你做得好，括括叫，说不定要请你去做状元，做宰相。”
黄黎洲道：“韦香主取笑了，哪有此事？”韦小宝于是将康熙如何大赞《明夷待访录》一事说了，众人这才放心。黄黎洲道：“原来鞑子皇帝倒也能分辨是非。”
韦小宝乘机说道：“是啊。小皇帝说，他虽不是鸟生鱼汤，但跟明朝那些皇帝比较，也不见得差劲了，说不定还好些。他做皇帝，天下百姓的日子，就过得比明朝的时候好。兄弟没学问，没见识，也不知道他的话对不对。”
顾查黄吕四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想起了明朝各朝的皇帝，自开国的明太祖直至未代皇帝崇祯，若不是残忍暴虐，便是昏庸胡涂，有哪一个及得上康熙？他四人是当代大儒，熟知史事，不愿抹煞了良心说话，不由得都默默点头。
且不论金庸对黄宗羲《待访录》是在乾隆年间分为刊刻本《明夷待访录》和未刻本《留书》、《明夷待访录》刊刻后仍被清廷以“议论乖张”为由列为禁书、《留书》原稿和抄本至今下落不明等事实的无知。所谓“你这部书中，有很多是骂明朝皇帝的”，更是令人惊异：黄宗羲本是批判君主制度整体，尤其是满清皇帝暴虐，而在满清恐怖统治和金庸的篡改下，却变成了专骂明朝皇帝。还有所谓黄宗羲认为满清皇帝能分辨是非，等，让在康熙二十三年，已经73岁高龄还心怀故国的黄宗羲地下有知将做何感想？至于明朝皇帝“残忍暴虐”“昏庸胡涂”，及不上康熙，这不是对史实的无知，便是对明代的刻意诋毁和对满清野蛮统治的无耻尊奉。“也许在金庸这样的**看来，朱元璋等明朝皇帝杀的是所谓开国功臣达官贵人，所以是暴虐，而满清杀的大量平民则不算人，或者生命的价值比起达官贵人来低一等，所以是仁慈，卑劣至此可以令人无言。” 至于小说中顾查黄吕四大儒请韦小宝当皇帝，则只能用低劣的笑话来形容了。
2004年沈阳举办“紫气东来，庆祝满清入关360周年”经年累月，海城重修尚可喜纪念馆，而1996年12月在石狮“洪承畴在清初的历史作用”研讨会上，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何溥滢女士说：“我是满族人，如果将说洪承畴是‘汉奸’，那我就不算中国人。”言下之意是当初的满清游牧民族今天已经完全融入中华民族，便不能批判而要颂扬历史上的汉奸，如果批判汉奸便是对现在的满族同胞的不尊重。照此逻辑，20世纪日寇侵华，中国人应该人人争当汉奸，引领“皇军”进入中国。显然这种逻辑是非常荒谬、无耻和卑劣的。难道说，地球村实现了，能替汪精卫平反吗？
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马大正说：“比如清兵入关，我们会站在17世纪40年代的立场，当时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这个统一确实有好处，它随后导致的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 且不说其所谓“康乾盛世”的虚伪和虚弱，照此逻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也处于一个缺乏“强大政治核心的时期”，是否也应欢迎日帝政府的“核心领导”呢？
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满学研究专家张佳生说：
关于入关的问题，我认为有三个角度：民族的角度是满族入关、政治的角度是清兵入关、综合的角度是八旗入关。清兵入关体现了朝代更替，历史发展。“扬州十日”杀了80万人，客观上伤害了汉人，但这是改朝换代的需要，包括它后来的“文字狱”，与秦“焚书坑儒”的意义是一样的，不是民族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八旗入关对民族的发展，对中国疆域的确定都有积极意义。
明与金（清）的矛盾，只是由于满、汉两族统治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而引起的，并非两族之间的矛盾与战争。
他们拿被历代中国人严厉批判的“长平之战”杀战俘（如汉明帝：“长平之暴，帝不为也。”）为蒙元、满清的种族屠杀辩解，且不论杀战俘与杀平民的不同。即便是日本右翼、纳粹余孽所作只是否认屠杀暴行，而不是给暴行辩护，说什么屠杀有理。用任何理由为屠杀暴行辩护，将其说成是文化融合，都是挑战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底线。歌颂满清入关前后所谓“功绩”，实际上是宣传屠杀、掠夺、奴役这种极端反人类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盛行一时，必将给社会带来潜在的犯罪取向，不稳定因素，分裂隐患，其恶果正在逐渐显现。
当今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塑造日本民族的历史观念，拒绝承认其侵华历史，并不顾亚洲国家的激烈反对，一步步地修改历史教材，美化侵略历史。日本有重新贯彻国家扩张战略的意识形态目的，拒绝道歉更是别有用心。而我们中国的史学界隐瞒篡改历史的结果，是使中国人对血泪史尽乎彻底地失忆，造成道德是非观念的混淆和民族价值观念的堕落，削弱了传统华夏文明中的恻隐、仁爱之心，更使得中国人民丧失了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机会；也使得中国人普遍不了解和误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主体民族汉民族博大优秀的历史文化虚无化，不利于主体民族和其他民族对中国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滥杀无辜、敲骨吸髓的暴虐粉饰成英明圣武；民穷财尽、停滞僵化的社会粉饰成辉煌盛世；禁毁书籍、疯狂制造文字狱的阉割粉饰成文化认同。历史伤口淋漓的鲜血被用来餍足喂养那些依旧把侵略屠杀奴役征服当作民族自豪快感源头的兽性心理！
当许多人对清朝的屠夫，汉奸的名字如数家珍的时候，有几个人知道那些为抵抗外侵而牺牲的民族英烈的名字？不要说侯峒曾、黄淳耀、黄公辅、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壮、邝露、黎遂球、瞿式耜、张同敞、李来亨等人，就是连夏完淳、陈子龙这些本身在文学史上有相当地位，阎应元、张煌言、李定国这些本身功业赫赫，获得顾诚这样的历史大家高度褒扬的人物，一般人又有多少知道？或许更多人能知道冯梦龙的名字，但也仅仅是作为通俗小说三言的编写者而知道，而不是作为抗清的烈士！或许很多人知道宋应星的名字，但也仅仅是作为《天工开物》的作者而知道，而不是作为忠于故国的遗民。
就这样，当屠夫刽子手，汉奸走狗被歌颂的时候，明朝的烈士遗民被遗忘！当沈阳街头巍然屹立着满清十二帝的巨大雕像的时候，明朝的皇帝被一个个丑化诬蔑，被许多自以为高明的人用鄙视轻蔑的口吻谈论；当福建南安上修建了占地面积二千平方米，辉煌气派无比的洪承畴纪念园的时候；2007年12月23日的新闻报道，抗清烈士，同时也是一代大学者大文豪的陈子龙墓碑旁堆积着粪便，墓碑被涂得面目全非！”
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同中国人保守自己糊涂的历史观点一样，都有意识形态上的政治目的。不同的是，日本是企图重新征服中国，而中国部分文人胡乱地歪曲历史却准备重新做奴隶。中国庸俗浅薄的学者没有意料到自己错误的历史观念在客观上恰是为了迎接新的异族侵略。
某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混淆政权与民族的概念，漠视历史与现实的差别。他们认为，揭露、批判历史上蒙元和满清的罪恶史与破坏今天的民族团结有着必然联系。这是非常荒谬的。今天的满族同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成为中国人的一部分。历史的责任不应由后代承担（但也不能将历史上的罪恶当荣耀）。以色列人追杀纳粹头目不表示他们不能原谅日耳曼人；中国人强烈谴责日寇屠杀不意味着中日不能友好；揭露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暴行也不会破坏中国与八国的外交关系。
经过阎崇年之流这么多年的洗脑，已经成功的将一部分人把满族和满清紧密联结起来，批判满清就是在批判满族就是在搞民族分裂，这已经成为某些人的思维定式。这就是所谓“多元一体说”的宿命。也就是说在这些人的脑子里已经把中国想象成自古以来就是由56民族的政权联合而成的。那么我们怎么能批判其中的任何一个民族政权呢？
汉民族在古代是领先世界文明时间最长的民族。在世界上所有曾经强大的民族中，汉民族欺压其他民族的频率和规模是最小的。…我们今天回顾北方游牧民族的罪行和危害，也不是要欺压和迫害他们的后代，而是为了让中国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走到文明发展的道理上来。
翦伯赞曾说：岳飞和史可法都曾经忠诚地、英勇地保卫过祖国，都曾经企图使祖国从外来地侵略者地进攻中得到拯救，并且都曾经为了这样的目的而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就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业绩在客观上就已经超过了他们偏狭的阶级利益而被提高到了种族国家利益上了。而今天对屠夫的歌颂，对民族英雄应有地位的弱化和打击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也不符合全体中国人的长远利益。
“今天，我们必须突破陈腐的、教条的历史观念，确定中国社会从1644年之后就沦落成了满清殖民地，1840年鸦片战争后又进一步蜕变为双重殖民地。“历史记载的乃是过去的事实”，承认汉民族曾在历史上遭遇过两次大规模的异族殖民并由此带来了对中国文化的严重破坏，以此激发我们民族的生存危机感。否则，倘若日本图谋再次征服中国，是否会被愚弱的国人认为又将是一场民族大融合？果真如此，我们今天照样可以优哉游哉，麻木不仁，对中华民族生存的隐患漠不关心。
为了维护民族融合之后的大中华民族（汉、壮、维、藏、回、满等56个民族）的长远利益，团结一致去抵抗共同的敌人——国际新帝国主义，中国人必须彻底改正自己狭隘、苟且、糊涂的历史观念。”
历史教训中国人，如果主流知识分子所确立的社会价值观念败坏了当时的社会风气，那么贫富两极分化和人心萎靡堕落将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对历史理性进行深刻地总结与反思，明朝末年社会生活的腐化和政治智慧的迷失导致大规模内讧，然后是异族乘机入侵建立残酷的殖民统治，结果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严重迟滞。这就是中华民族在不远的昨天所遭遇过的历史宿命。
随着这些不正之风的扩展，部分抗日民族英雄也被无耻地丑化。抗日战争时期的郑苹如烈士，其父参加过辛亥革命，其母来自日本。有着强烈爱国之心的郑苹如主动加入情报部门，接触甚至差点绑架日本首相之子，以图早日结束战争。后被派接触汪伪政权著名汉奸丁默村，在暗杀丁默村的行动失败后，郑苹如放弃转移，仍想俟机枪杀丁默村，不幸被捕，后被杀害，年仅20多岁。其父因拒绝出任汪伪政权官职而被放弃营救，后在郁郁中死去。其未婚夫是被宋庆龄所器重的飞行员，后也不幸牺牲。郑苹如一家忠烈，不仅湮灭无闻、长期不为人知，而汉奸之妻、对抗日战争没有同情的所谓作家张爱玲，所谓屡获国际大奖的李安，他们的作品却将郑苹如塑造成一个无知、愚蠢甚至爱恋汉奸的女人，而反复无常、对人民犯下严重罪恶的汉奸丁默村则被塑造成风流倜傥而又温柔的男人。其中女民族英雄心甘情愿被汉奸蹂躏的色情场景，使多少人和媒体趋之若鹜。尽管此倒行逆施的影视作品遭到了部分学者和民众的强烈抵制和批判，但质疑多被吹捧所掩盖。青少年的思想仍在被这些作品潜移默化地“感染”着。
人自贱，他人必辱之；人自尊，何人安敢辱？为人如此，民族又何尝不是？民族团结则应当建立在“平等、互信和自尊”的基础上的。而民族自尊的基础便是彻底地批判和打击任何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叛徒汉奸，即使历史上敌对势力的后人已经成为同胞。一个为颠倒黑白、认贼作父的民族，一个自虐、自残的民族是不会真正赢得他族的尊重和信任的。只有对生命抱以最高的敬畏心理，不分肤色、种族、血缘和地域等的不同，对历史上所有的暴力、罪恶和专制都予以强烈的抨击和谴责。还要充分、完全地尊重和敬仰为和平奋斗牺牲的民族英雄。这样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更好地促进各民族间的和睦与团结，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滑稽的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了迎合苏联人搞出的一套社会学说，不惜削足适履，歪曲自己国家的历史，硬说满清是自己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国的那段历史属于“封建社会”，……纵使这种历史观有委曲求全、维护民族团结的良苦用心，殊不知“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姑息隐忍、乞求和平绝对不会得到真正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团结。
满清的黑暗统治不仅让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落后背了黑锅，也造成灿烂发达的宋明文化如理学、心学得不到正确认识和发扬，甚至被漠视或否认。当今强调的所谓传统文化，多半为春秋战国时的孔、孟、老、庄等学说。很多人误以为历史上中国思想文化的黄金时期是在春秋战国，之后则是逐渐倒退、走下坡路。某些人对满清的批判也仅是因为满清到了此下坡路最底端，类似于“撒娇挠痒” 。这是对中华文化不断进步的否认，对中华文化的似非而是的丑化。
如要真诚地继承发扬中国文化，就必须深刻揭露满清统治的落后、野蛮、残酷和黑暗，对其给予最严厉、最彻底的批判和否定。认识到满清统治导致中国近代落后和丑陋，才能继承和宣扬真正的中国文化，找回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重建中国久违的自尊与自信。否则，宣扬再多的所谓传统文化，本质上仍在为满清野蛮落后文化张目，中华文明仍只是断根文明。批判满清和重新评价明朝，牵涉到“一系列更为严肃的问题，牵涉到究竟如何评价中国文化，究竟如何看待一个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后果，牵涉到中国文化究竟应该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
在当今中国的史学界，多的是学富泰山、“活图书馆”式的专家，但这些专家大都没有思想上的创新和突破，满足于学识的积累，痴于细节的考证。与西方的历史著作如：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罗兹?墨菲的《亚洲史》、阿诺德?汤因比的《人类大地的母亲》相比，我们当今的历史作品和火热的《百家讲坛》却依然只能津津乐道于人事上的谋略和勾心斗角，而忽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才是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和进程或一言带过，或干脆不提。在《百家讲坛》里看不到鲁班，看不到华佗，看不到李时珍，看不到沈括，看不到徐光启，看不到王夫之，看不到黄宗羲……看不到四大发明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却只能见诸于国外著作中。笔者不得不悲哀的承认，中国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在历史观而不是研究方法上面）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了。
当今的中国，提倡尊孔固然有其必要性，但更重要，甚至百倍重要的是为二程、为朱熹、为张载、为王阳明、王廷相、王艮、王畿、何心隐、罗汝芳、李贽、吕坤、高攀龙、顾宪成、张溥、王夫之、方以智、顾炎武、吕留良、颜元、傅山、朱之瑜（朱舜水）、黄宗羲等众多宋明思想家或正名，恢复名誉，或褒扬其功绩，宣扬其学说，使中国人能对中华民族这些杰出思想家，这些精神脊梁，文明载体敬之仰之……
中国要富强、民族要兴盛则必要找回我们的文明找回我们的自豪和自信。就必须要找回我们文明和文化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自尊，自信而又胸怀天下，博采众长的汉唐文明。就是在深厚的中华文明的根基之上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有了中华文明和文化，中华民族就不会飘泊也不会茫然；有了中华文明和文化，中国人才能有自信也才能真正做到虚怀若谷，谦虚从来都是以自信为基础的；有了开放、开明，学习人类所有的先进文明，中华文明才能不断进步，不再落后。
4.当今中国的民族政治现状
当今中国的民族政治总体现状是，国家支持或鼓励汉族虚无化，从不培养汉族人的民族意识，却强化少数民族的意识并给予特权。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如党代表会议，人大开会，少数民族必穿民族服装，以显示所谓“民族特色”，但汉族人则一概没有民族标志。几乎所有的有关“民族”的文艺、新闻等等，全是有关少数民族的，基本与汉族无关。在有关“民族”的问题上提出或强调“汉族”，就有可能要被指责为“大汉族主义”。在政策上，给予少数民族过分优惠，不仅给占人口总数不到一成的少数民族设立自治区，鼓励、抢救和发扬少数民族文化，让他们接受本民族教育，强化他们的民族意识。却对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或者说是根本的汉文化在严重的西化攻势面前的弱势却不闻不问，相反却在高考加分、减少其它限制等方面消散汉族人的民族认同。
法律方面，有臭名昭著的“两少一宽”政策，少数民族同胞享有比汉族高许多的佩带武器的权利，毫无疑问破坏了法律的统一性，公平性，增加了极少数少数民族同胞的犯罪行为，最突出的例子是疆籍维族小偷团伙犯罪，使警察不敢维护受害人的利益，他们甚至殴打警察。有些地方甚至专门针对维族小偷成立民间反小偷组织。高考加分并不按地区发展实际情况、家庭文化教育背景而是按民族身份施行优惠。（文化思想方面，前已有述，此不重复。）
今天，如果排除民间汉服运动的影响，几乎无人认识中国人穿着并传承了上千年的汉服即汉民族服饰。甚至在零八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作为代表汉族执旗的小姑娘所着仍是改良满装。那时汉服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了数年，之前中国文化部部长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副总导演都或多或少地了解了汉服实践者对汉服的宣传。甚至有民间极少部分人对汉服的诋毁、诬陷和谩骂。而多数民众对汉服的误解则非常普遍。
针对汉族的计划生育的执行都是非常严格，强行甚至粗暴的打胎行为在各地并不少见，而对少数民族尤其是西北等地少数民族则是很宽松，再加上父母中仅有一方为汉族时，子女的法律上的民族属性一般都是少数民族，导致现今出生的婴儿中有超过四成的为少数民族。二三十年后，全国青年中将有将近一半为少数民族。到那时，汉族将不再是主体民族，如果汉文化、民族凝聚力没有得到很好地复兴，在客观和主观方面都没有作为核心的主体民族的“中华民族”，将如何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