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橚（约1361～1425年）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明成祖朱棣的胞弟，其母马皇后。曾被封为吴王，后改封为周王。由朱橚组织和参与编写的科技著作有《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和《救荒本草》。
朱橚利用自己政治的地位，组织了一些专家学者，收集大量资料，并设立植物园进行野生植物观察实验。1406年《救荒本草》问世，收集414种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资料，载明产地、形态、性味及其可食部分和食法，并绘有精细图谱。其中近2/3是第一次记载。《救荒本草》是从传统本草学中分化出来的记载食用野生植物的专书，也是我国本草学从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发展的标志。有人认为近代植物化学领域中吸附分离法的应用，可能始于《救荒本草》。
《救荒本草》在海内外广泛流传，对于民众生活有重要意义，并得到近现代外国学者们的高度赞扬。李约瑟等认为，朱橚等人的工作是中国人在人道主义方面的一个很大贡献。
朱载堉（1536～1611年），系朱元璋九世孙，仁宗帝六世孙，郑藩王族嫡世。是明代著名的律学家、历学家、数学家。一生撰述了大量音乐、数学著作。其父朱厚烷精通音律学，对朱载堉的影响和启发很大。朱载堉对科学有巨大的贡献，他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富有创造性的学者，是明代科学和艺术上的一颗巨星，中外学者尊崇他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朱载堉和郭沫若一起被列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
朱载堉在其父朱厚烷冤案平反后拒绝继承王位 ，过着学者的生活。朱载堉解决了已知等比数列首项、末项和项数，如何求解其他各项的方法，作出了有关等比数列计算法则的总结，并将其成功地应用于求解十二平均律。为了解决繁重的数学运算，他最早运用珠算进行开方运算，并提出了一套珠算开方口诀。朱载堉应用自制的81档双排大算盘，开平方、开立方求出十二平均律的参数，计算结果精确程度达25位有效数字。他还解决了不同进位小数的换算方法。
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理论传播到欧洲后，为欧洲学术界所惊叹。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说：“在中国人中，据说有一个王子叫朱载堉的，他在旧派音乐家的大反对中，倡导七声音阶。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以及变调的方法，也是这个有天才和技巧的国家发明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比利时的马容等，都对十二平均律理论表示了赞叹。
朱载堉在天文学上也有很高造诣。明朝通用的历法是《大统历》，因行用日久，常出差错。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朱载堉上书皇帝，进献《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二书，提请改历。邢云路是明末一位著名天文学家，著有《古今律历考》一书，朱载堉为之作序，序文中称，他曾和邢“面讲古今历事，夜深忘倦”，邢“摘历史紧要处问难”，朱“于灯下步算以答”，二人“携手散步中庭，仰窥玄象。”生动地描写出了他们协力钻研天文的情形。
崇祯年间曾任兵部尚书的熊明遇是明末喜好西学的学者之一，著有《格致草》一书，其特色：“不但对于个别自然现象作了科学的研究与记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意从这些个别研究中寻找出通则与定理。因此他著作中有不少所谓的‘恒论’‘演说’。如卷一有‘原理恒论’‘原理演说’。” 熊明遇的儿子熊人霖也是西学名家，著有《悬象说》、《地纬》和《函宇通》。熊明遇对明末大思想家方以智的影响也非常大，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西学的兴趣，即与熊明遇的启蒙有关。
类似统治阶层研究和支持科学研究的例子还有很多。而满清康熙、乾隆对科学的兴趣只限于个人玩乐，却不愿科学技术在民间传播。
六、传教士在明清中国的境遇对比
明代传教士在中国输入宗教和科学，传播科学并不比宗教少，因为中国人需要科学知识，只谈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清代康熙前期也有传教士，但是他们很少谈科学（除一些天文历法），这是因为汉人不敢接近西洋人，传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满族统治者的压迫，不能像明末那样顺利发展。 而在当时来华的传教士的科学素养并不比明朝中国的学者高明多少。
16世纪欧洲思想界的主导因素依然是神学，科学依然处于裨女的地位。耶稣会兴办教育的目的也只是让传教士掌握必要的知识以论证上帝的存在。《几何原本》的传播就是很好的例子。《几何原本》最为精彩的地方就在于它严密的逻辑体系，传教士学习《原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种形式逻辑运用的宗教论证中。在传教士眼里科学仅仅只是一种感悟上帝的手段。正如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所说:“于天主教的信仰奥秘相比，那（科学）真是雕虫小技而已。”利玛窦之后，另一位中国教区的会长龙华民，甚至直接把科学排除到传教士的言行之外。可见，传教士对科技的认识远远没有达到徐光启的水平。
以利马窦和汤若望为例。一开始利马窦为传教而传教，结果到处碰钉，相当不顺利。后来他改变了态度，宣传西方科技，马上就改变了处境，招至大批中国士大夫的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瞿学会并亲手制作了天球仪、星盘。 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有知名学者顾起元、知府王泮、著名学者李心斋之子及其两个学生和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
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一开始很不顺利。为此，利玛窦转变了策略，决定采取了曲线传教的方针，先向公众开放图书室、展示地图、宣扬西方科技等，然后再伺机行事。事实证明，此计果然奏效。利玛窦的这些行动不仅吸引了很多平民百姓，而且也招来了很多知识分子。比如当时的知俯王泮和知名学者顾起元等。
……早在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之前15年（这个时期是1592年）已经有人开始作这方面的尝试了。这个急先锋便是瞿太素。但是，显然这次的翻译不是利玛窦主动和有意识的，是瞿太素为自己学习方便和显示自己的才学翻译的。翻译的内容也仅是《几何原本》第一卷。
当利马窦要张养默去传播基督教的时候，张说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当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几何原本》时，也则遭到利马窦的拒绝。
但利马窦到京城后发现，如果不向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西方科技知识，相互交往就消极，来拜望他的人远不如从前。徐光启坚持说“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其所造宫室器用也，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 ，利马窦这才勉强同意了共同翻译《几何原本》的要求。在翻译的过程中，很多中国最高等级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商量研讨，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杨廷筠、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其中叶向高在万历三十六年后曾三次担任明朝最高级别的文官——内阁首辅。
万历32年，利玛窦在给远东耶稣会会长范礼安的信中说：“我们和京中显贵相过从，其中有大学士、尚郎、侍郎和近支宗室等。给他们讲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央、日月蚀的道理。又给他们制浑天仪、地球仪、绘制世界地图，答复他们无数的质问。从此，他们不能再认为西洋人愚昧无知了。”到崇祯9年（1636年），明朝官员士大夫入天主教者有一等大员14人，进士10人，举人11人，生员300人。崇祯13年，明朝宫廷内及皇族宗室奉洗入教者有后妃3人，宫女50人，宦官40余人，皇族140 余人。全国范围内入教的到明末估计可达四、五万人。可见，明末朝野上下已有相当浓厚的崇尚西学、西教的气氛。尽管中西文化的矛盾表现于对待传教士与其传教活动上屡有冲突，但总趋势是西学东渐的程度愈加深入。
利玛窦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病逝于北京，享年59岁。其生前信徒已达200多人。 按惯例，外国人死后都要移葬澳门。但是中国人为了纪念利玛窦，上奏朝廷，申请赐地、下葬北京。明神宗破例准奏，亲赐安葬祀费，赐北京西郊“二里沟佛寺，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畀葬利子”“立石为文记之” ，墓碑由顺天府尹王应麟所立。这年十月下葬时，文武百官都参加了葬礼，非常庄严隆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曾记载，“时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引者注：即内阁首辅叶向高）曰：‘诸远方来宾，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如无论其它，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内阁首辅如此看重《几何原本》，可见明朝统治阶层对科学的重视和不凡的胸襟。
利马窦死后，澳门教会当局借口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传教士散播科学。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时就表现出心不在焉，使徐光启很不满意，说“可以窥见其人”。
利玛窦的成功经历，使传教士们认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教成功，必须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并尊重中国人敬天、祭祖、祀孔的礼仪习俗，而“最善之法莫若以学术收揽人心”。于是来华传教士大都是当时西方的饱学之士，在科学上有着较高的造诣，以宣传西方的科学文明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于1620年携入的7000部书，“金尼阁远来修贡，除方物外有装潢图书七千余部，……书籍见顿香山澳，俾一朝得献明廷。”这些书籍中，“除吾人图书馆所习有之人文类、哲学类、神学类、教义类及其他名著外，余所搜医学、法学、音乐类书，亦复甚多，而今日所发明之数学书，则可谓应有尽有。”传教士们一面编译出版，一面还与中国学者合作，直接用中文进行著述，向中国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西方的先进火器技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传入中国的。
而看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中国的境遇。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他参与编写翻译的著作有《远镜说》、《主制群征》、《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和《崇祯历书》有关。明末汤若望还撰写了对西洋火炮的整个制造工艺的《火攻挈要》一书。
然而在满清统治下“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
崇祯十二年，天主教传教士毕方济直接向崇祯帝上奏富国强兵四大策：“一曰明历法以昭大统，一曰辨矿脉以裕军需，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一曰购西铳以资战守。”崇祯帝以开明的态度准奏。但很快明亡，没有起到作用。
满清统治者与明朝不同，将西方科学技术全部拒绝，这和明末士大夫积极学习西方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对待耶教从理论上的驳斥变为政治上的严禁，是一种倒退。如1805年（嘉庆十年）满清禁止西方人在华刻书，传教和设立学校。
七、其它科技成就的部分列举
1.天文、气象
十四世纪中叶的《白猿献三光图》载有132幅云图，并与天气变化联系起来，绝大部分与现代气象学原理一致。欧洲到西元1879年才出版只有16幅的云图。
嘉靖年间，万户进行世界上最早的火箭升空试验，不幸牺牲，成为人类载人飞行先驱，为纪念其为科学献身精神，现在月球和火星有以其名字命名的环形山。
1609年伽利略用望远镜观测天象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1618年传教士邓玉函已把小型望远镜带到中国。1618年汤若望与李祖白合译《远镜说》，对伽利略的发现和发明做了介绍。在徐光启主持编译的《崇祯历书》中有《测量全义》（1631年），其第十卷为《仪器图说》，其中首次出现词汇“仪器”，表明科学仪器的制造和研究，被有意识地提到日程上来了。1629年徐光启上疏“急用仪象十事” 第10项即为请求装修3架天文望远镜，用来观测行星和该年9月9日的日食，这是中国官方仿制天文望远镜的开始，距1609年伽利略创制望远镜观察天文现象，仅隔了20年。
1631年（崇祯四年）10月25日，徐光启和历局人员“于历局测日食，用镜二具，一在室中，一在露台。两处所测食分俱得一分半（径分十分）”，经换算得“一分四十二秒，正合于所算食分矣”（汤若望译撰《交食历指?新法算书》）。这是中国天文机构首次用望远镜观测日食。在徐光启的主持下，11月8日又用这种仪器观测月食。此后，望远镜的使用遂成为惯例。……
在徐光启等人宣传西方科学技术，利用望远镜观测日月食方法的影响下，崇祯皇帝也开始利用望远镜等天文仪器，并用其观测过1638年（崇祯十一年）13月20日的日食（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另外，在崇祯二年（1629年）防御后金军队进攻时，徐光启就曾使用过望远镜窥敌。徐光启引进了西洋的新工具望远镜，引进了利用观测月食测定地理经度的先进方法，并利用望远镜获得了一系列新发现：如木星的卫星、月亮的环形山等，使我国传统天文学开始纳入世界近代天文学发展的轨道。
2.物理、化学
1596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176种无机药物的化学性质以及蒸馏、蒸发、升华、重结晶、沉淀、烧灼等技术。
孙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已佚）。
明代的钱币“永乐通宝”（1403～1424年）有的含锌高达99%。欧洲到18世纪才开始冶炼锌。
“明代炼钢技术也有新的发展，嘉靖时已发明了‘苏钢’冶炼法，现代冶炼专家周志宏说：‘（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发明，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过程适合现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铁分开，成为比较纯的工具钢。这是中国古代先进炼钢工人的智慧结晶’。” “同时还发明了生铁淋口法，运用生铁水淋灌工具刀口，使工具有钢的锋刃，也是明朝人民的独特创造。”
徐光启在准备《农政全书》的手稿《造强水法》中记录了以绿矾（硫酸亚铁）与硝为原料制造酸的工艺过程，并说以金属加入后“皆成水；惟黄金不化水中，加盐则化” 。因能溶解金属而把它称为“强水”，此名称长期在民间沿用。
1627年扬州刊印由邓玉函口授、王征笔录的《远西奇器图说》。其第一卷“重解”介绍地心引力，物体重心与稳定的关系，几何图形重心的求法，比重与浮力。第二卷“器解”叙述杠杆、滑轮、斜面与螺旋各种简单机械的原理与计算。第三卷介绍了各种起重运输、引水机械。从而把当时西方的力学与机械知识传入我国。
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了合乎科学的解释，他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声音是通过空气来传播的，同水波相类似。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记载了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许多成就，如冶炼生铁和熟铁（低碳钢）的连续生产工艺，退火、正火、淬火、化学热处理等钢铁热处理工艺和固体渗碳工艺等。并把铅、铜、汞、硫等许多化学元素看作是基本的物质，而把与它们有关的反应所产生的物质看作是派生的物质，从而产生化学元素概念的萌芽。
在物理学方面，方以智有诸多创见。他从气一元论自然观出发，提出朴素的光波动学说，认为：“气凝为形，发为光声，犹有未凝形之空气与之摩荡嘘吸。故形之用，止于其分，而光声之用，常溢于其余：气无空隙，互相转应也。” 亦即，方以智认为光的产生是由于气受到激发的缘故。由于气弥漫分布于所有空间，彼此间无任何空隙，被激发的气必然与周围静止的气发生相互作用，“摩荡嘘吸”，将激发传递出去，这就形成了光的传播。方以智所描述的朴素的光波动学说，区别于近代光的电磁波动说，可称之为气光波动说。
从气光波动说的角度出发，方以智进一步提出了光不走直线的主张，他把它叫做“光肥影瘦”，认为光在传播过程中，要向几何光学的阴影范围内侵入，使有光区扩大，阴影区缩小。他指出，由于光肥影瘦现象的存在，使得基于光线直进性质进行的测量得到的结果都不准确。他说：“物为形碍，其影易尽，声与光常溢于物之数，声不可见矣，光可见，测而测不准矣。” 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还做了小孔成像实验，并且努力用自己的理论去解释常见光学现象。所有这些，在物理学发展史上，都是很新鲜的。
另外，他对于光的反射和折射和声音的发生、传播、反射、隔音效应，色散，以及炼焦、比重、磁效应等诸多问题的记述，都是很领先。如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一中正确地解释了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在卷二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也就是提出了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的时空观。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七中记载了炼焦炭的方法，欧洲到西元1771年才开始炼焦。
3.生物、医学
王夫之中提出了关于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的观念，他说：“质日代而形如一……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
方以智在其《物理小识》一书中，记述有大量动植物的生态学内容和栽培、管理等知识。他引述传教士“脑主思维”之说，介绍了关于人体骨骼、肌肉等方面的知识，但剔除了“全能的上帝创造世界”之类的内容。他自己对于传统医学也素有研究，撰有多种医学著作。遗憾的是这些著作传世不多，我们难以窥其全貌。
1617年，陈实功著《外科正宗》，收集了大量有效方剂。他注重实践，勇于革新，创造性地进行了截趾（指）、气管缝合等外科手术，对我国外科学作出了贡献。书中对一些肿瘤也作了论述。
4.科学实验及其它
朱载堉注重实践、实验和实测。他特别注意把自己的理论放在实践中去检验。例如他提出的名为“异径管律”的管口校正法，就是从数学中推导出来以后，又在实践中进行检验，证明了它确实有效的。为了确定量制标准，朱载堉测定了水银密度，测量结果相当精确。他的书中记述了大量的实验事实，如管口校正实验、和声实验、累黍实验、度量实验等，就充分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方法。
在重视实验方面，还有徐光启的例子。“徐光启在科学方法上的第二大贡献在于他对实验方法的重视。” 无论是修历，还是农学研究，徐光启都非常重视实验手段的运用。对有疑之处，徐光启不是到典籍中寻找答案，而是亲自进行实验，用事实来说明问题。
……徐光启就是这样用科学实验的事实来破除农业上的保守思想，为推广良种高产作物而顽强进行斗争。他在上海、天津都建有试验园地，对京东水利、种植水稻、引种甘？ 、放养白蜡虫、种棉花、积台等，都亲自实验，这是他在农学研究方面能够提出创见的重要原因。
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明末技术专家薄珏能制造各种武器、机械、仪器，“其学精微博奥”，“远近叹服”，连“海外亦重其名”。
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弘祖（1586～1641）所著《徐霞客游记》是当时世界上第一部广泛系统地探索和记载岩溶地貌的地理学著作，他比欧洲最早系统地研究岩溶地貌的德意志人瑙曼（Naumann Kart Friedrich，1797～1873）要领先二百余年。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称：“他的游记读来并不象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象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 充分说明了这部著作的开创性贡献。
在科学认识和思想方面。徐光启认为科技始终是“治世之大法”，西学之科技可以补益中国传统科技之不足。西方科学是在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基础上导入经验观察即系统实验。爱因斯坦说西方科技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在《几何原本》中的逻辑思维形式，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通过系统实验总结因果关系。徐光启认为西方科学“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分解掰析，亦能使人无疑”。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分解掰析”，即命题间的演绎推理，这保证了西学的“精实典要”和“使人无疑”。西方科学之中一直贯穿着演绎推理这一认识论原则，并由此统一起来。徐光启认为“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达，丝分理解。”“丝分理解”就是指正是中国传统科技之所缺的演绎推理和数量关系。徐光启发现西学中所表现的注重逻辑和数量关系，是儒家经世致用、务实之学的重要有益因素。因此，传教士传播科学，这一欲用来吸引士人和传教的手段，在徐光启那里成为其理想追求的目的。徐光启在经世致用、务实之学中找到了科学的位置，把科学进一步引入了儒学。“道本技末”在徐光启那里变成了“道技并重”，科技在徐光启思想中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因素。这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一大革命。
在西方尚未区分哲学和科学时，明朝的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两者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他把学术分为三类，说：“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 所谓通几，是对事物发生根本原因的探讨，而质测则要求脚踏实地考察事物变化原因，按特性予以整理分类，总结验证已知规律，预测未来发展变化。显然，通几与质测是从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着眼对学术活动所做的分类。
方以智提出“质测”的概念：“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近似于现在的自然科学概念。“通几”的概念：“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 这里的通几就类似于现在所说的社会哲学。
方以智还论述了两者的关系：“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意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密之神者，其流遗物”，“通几护质测之穷”，“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
当时的中国对自己的文化价值尚有足够的自信，象徐光启、李之藻那样倾向于西化，或象方以智、王锡阐那样认为需要兼收并蓄、中西会通，都是自己理性的判断和选择。
八、《天工开物》及其命运
由上可见，中华文明并不是没有机会和西方同步，在西方理论大发展的同时，中国明朝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全面系统的接纳和研究西学，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西方虽然是西学的发祥地，但教会对思想的禁锢与明朝政府对科技发展的大力支持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曾是李约瑟的合作者，但他最终否定了李约瑟难题，认为按照科学史家的标准，17世纪中国曾有过自己的科学革命——他说1630年左右西方数学和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可以说是中国的科学革命：
“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假如我们始终冥思苦想于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科学革命这个问题，那么，搞清楚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的数学和数理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开始于1630年左右，其形式不久后在欧洲那些容许人们接触新知识的地方就变得过时了。一些中国学者很快对此作出了反应，并开始重新规定在中国研究天文学的方法。他们彻底地、永久地改变了人们关于怎样着手去把握天体运行的意念。他们改变了人们对于概念、工具和方法应居于首要地位地见识，从而使几何学和三角学大量取代了传统的计算方法和代数方程式。行星自转的绝对方向和它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这类问题，破天荒变得重要起来。中国的天文学家逐渐相信：数学模型能够解释并预测天象。这些变化等于是天文学中的一场概念地革命。”
或许，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近代科学革命，真的是个伪命题。或许，1630年左右开始的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也不过是如自由主义者们经常用的词汇，是阿Q式的意淫。但是，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明清之际，中国能够热烈的吸纳西方科学，并与自己的传统科技相融合。如果能这样，中国能不能发生自己的科学革命，有没有发生自己的科学革命，又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立刻可以把西方的东西拿来自己用。
了解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应该到社会政治方面寻找原因。我们通过了解《天工开物》的命运，对此便可知晓一二。
《天工开物》是一部中国古代科技的总结性著作，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其特点是图文并茂，注重实际，重视实践。充份反映明朝中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技术。该书三卷十八篇，收录了农业、手工业、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尤其是机械，更是有详细的记述。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对《天工开物》都有很高的评价：英国的达尔文称此书是“权威著作”；法国儒莲称它是“技术百科全书”；日本学者则认为这是一本“中国技术全貌的书籍”。
如：此书在世界上第一次记载炼锌方法；“物种发展变异理论”比德国卡弗?沃尔弗的“种源说”早一百多年；“动物杂交培育良种”比法国比尔慈比斯雅的理论早两百多年；挖煤中的瓦斯排空、巷道支扶及化学变化的质量守恒规律等，也都比当时国外的科学先进许多。尤其“骨灰蘸秧根”、“种性随水土而分”等研究成果，更是农业史上的重大突破。《天工开物》崇祯十年初版发行后，很快就引起学术界和刻书界注意。方以智《物理小识》较早地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有关论述。明代末年，就有人刻了第二版，准备刊行。
作者宋应星曾任江西分宜县教谕、福建汀州府推官及亳州知州等官职。他是明末抛弃功名转向科技研究的科学家。他还有《论气》、《画音归正》、《春秋戎狄》等十几本著作。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朴素的哲学思想和文学造诣。李约瑟则称他是“中国的阿格里科拉”“中国的狄德罗”。
民国初年，有人查阅《云南通志》，发现里面说冶炼铜矿之处引用到《天工开物》，但是他到北京各个大图书馆去搜寻这本书无果，去询问各个藏书家也无人知晓。后来他偶然间在日本朋友家发现《天工开物》日文版，于是到日本的图书馆查，发现有英语，俄语，德语，法语翻译本，以及法语全译本，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惟独在中国找不到这本书。后来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找到《天工开物》的明朝原刻本，而这个原刻本是所有版本中印制最精美的。然后按照此本，《天工开物》才在中国重见天日，广为印行。
有人记载乾隆时“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 就是《天工开物》这样一部纯科技类书籍也因满清的恐怖统治而被间接禁毁，直到近代才由海外留学生从国外找回。 满清的文字罗网最可怕的地方是其禁毁的彻底性，以至于可以让现代人认为大量的书籍不存在，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由此可见一斑。
九、满清时代科技发展情况
清初中国在科技发展方面也有所成就， 但其在明末几已几乎发生科技革命的基础上，并没有产生使中国科技迅速发展的科技革命和使经济突飞猛进的生产革命。
在满清殖民统治时期，中国文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丧失了政治独立的民族，经济上遭人掠夺，政治上受到压迫和歧视。在文字狱恐怖下，汉人学者退回故纸堆中搞起考据训怙来。在满清独裁的268年漫长时间中，中国没有一个真正意上的思想家出现，具有世界影响的科技发明仅仅只有一项，这就是詹天佑的火车车厢挂钩，而发明人还是美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和满清提倡的“八股取士”无关。然而在明朝灭亡之前，中国平均每年就有一项世界级的科技发明贡献给人类。
明朝大批科技成果和著作失传，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文化著作再难面世。以桐城方氏为例。作为明末四公子亦即四大思想巨头之一的方以智，28岁时即完成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识》，不久满清入关。方中通之后，慑于满清文化高压政策和空前的文字狱，桐城方氏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纸堆。著名的桐城派就是思想文化高度专制下的产物。即使非常小心谨慎，桐城方氏仍难免遇祸于文字狱。如戴名世南山集案，戴、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经康熙的“宽恕”，改戴名世为寸磔（分裂肢体），方孝标戮尸，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余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论奠基人，原判绞刑，经李光地营救后幸免。明末清初死于战乱和屠城及灭门惨祸的文人士大夫阶层除桐城方氏一家外，不计其数。
清代比西方教会统治时期还黑暗，西方针对个人观点进行思想禁锢，伽利略也不过是被判终身监禁，而满清的文字狱却是斟字酌句地对明朝士大夫阶层进行惨毒无以的灭门迫害，这种残酷的杀戮和思想禁锢使中国最终失去了和西方同步的机会，以至于清初就开始了严重的倒退，甚至将许多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了，中后期更是一塌糊涂。
满清200多年历法几乎不变，实际上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并失去跟国际接轨的机会。后来只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
汤若望保存了明末刊行的《崇祯历书》，并献给了清政府。且当时清政府迫切期望一部新历法来印证其天命所归，汤若望对《崇祯历书》作了删改和修订，顺治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崇祯历书》得以另一面目颁行于世。但汤若望最终因为这部历法获罪入狱，几乎遭磔刑，不久病死了，即所谓“历狱”。
《清史稿》中记载了“历狱”的过程。 其最后结果是汤若望被释放，但经过一番摧残虐待，不久病死，而牵涉其中的一大批汉人天文专家（徐光启在明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全部被凌迟或斩。满清时的“历狱”可与明崇祯时平民魏文魁在皇帝支持下组织历法东局和徐光启的西局进行辩论的事件，以及明朝廷厚葬传教士利玛窦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天文学方面，康熙所关心的问题都是一些普通常识问题，对于从欧洲传进来一些理论问题，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他都未予以重视、进行研究。《数理精蕴》53卷，分上下两编，上编《立纲明体》，下编《分条致用》，似乎系统性、理论性很强。但在上编“数理本原”部分，回溯于河图洛书，正宗归于《周髀算经》，其次才是《几何原本》，而这里的《几何原本》又非利玛窦、徐光启的译本，而是传教士给康熙的进讲本。欧几里得几何在这里被大卸八块，本来的公理演绎体系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康熙对待数学和理论的态度。
剖析一下满清时期的《律历渊源》。在康熙执政的61年间，没有像徐光启这样全面发展的科学家，及像《本草纲目》、《律学新说》等这样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著作。有人认为康熙末年（1713～1722年）组织编写的《律历渊源》100卷“后来居上”，此说法欠妥。
第一，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律历是体现皇家权威的重要标志。“古者帝王治天下，律历为先，儒者之通天人至律历而止。历以数始，数自律生。” 《宋史》中的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中律、历、数三门学科的关系，以及在统治者眼中的地位。运用当代已经掌握的知识，修正古代典籍中的错误，是有为君主的重要“文治”之一，康熙要“成一代大典，以淑天下而范万世” ，正是对传统的继承，好大喜功的表现，并非要发展科学才如此，其目的和徐光启不同。第二，《律历渊源》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历象考成》42卷，是在90年前《崇祯历书》的基础上编成的，只是根据南怀仁《灵台仪象志》和《康熙永年历法》等做一些数据修改，新内容很少，程贞一先生指出：“《历象考成》与当时西方天文著作相比，其差距要比《祟帧历书》与以前西方天文成就相比的差距大得多了。”第二部分《律吕正义》5卷，介绍了西方五线谱的编造和用法，是其特色；也肯定了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但到乾隆编《律吕正义后编》（1746年）时，又加以否定，并以问答形式，罗列其“十大罪状”，大大倒退了。第三部《数理精蕴》53卷，被誉为数学百科全书，内容最多，影响也最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不足的一面。这部书只介绍了中世纪的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对17世纪新出现的数学只介绍了对数和计算尺。
当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把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然后“镂板施行”，康熙却把书发还南怀仁。“‘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 就这样，《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没有刊刻，也未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其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在明代知识分子心中，已是接近常识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
康熙对南怀仁的蒸汽机及应用设想不予响应。1793年，英国派遣到满清的使者马嘎尔尼送给乾隆的礼品包括各种当时世界上先进的仪器和武器，“礼品介绍中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榴弹、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然而所有这些送上门来的先进武器在乾隆看来，仅仅是他个人的玩物而已，对满清没有任何影响。
满清统治者，禁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的精华书籍，如后来对东亚国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贡献巨大的《农政全书》、《天工开物》都不见了，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留日学生才从日本重新找回。明朝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传到了日本，对日本近代科技发展影响很大。清末梁启超盛赞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 。但满清入关后却在中国逐渐绝迹，当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科学技术时，《几何原本》才再受知识界重视，李善兰再次翻译了《几何原本》并完成后九章的翻译，同文馆中算学课程才把《几何原本》列为必读之书。
《坤舆格致》（共四卷）是在明末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的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划时代的巨著《矿冶全书》（De re metallica，又名<论矿冶>）。《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经典著作，全面介绍了矿藏知识，包括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以及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但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清末张之洞在引进冶炼设备时居然不考察矿藏资源，在矿山下建冶炼厂，之后由于引进设备和矿山的矿石不符，不得不从外地运矿石来冶炼。
关于当时的“西学中源”说，并非康熙首创，但康熙的提倡却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对此，席泽宗院士说道：
西学中源说既有“圣祖仁皇帝”提倡于上，又有“国朝历算第一名家”梅文鼎论证于下，又得到西洋传教士的一致认同，这就成了乾嘉时期的思想主流。回归“六经”，本来是明末遗民反思亡国之痛，和清初统治者寻找统治方法，两拨儿人殊途同归；有了西学中源说，就更增加了一层涵义：“六经”等古书中不但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办法，也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要发展科学，不用到自然界去探索，不要向西方学习，研究古书就行了。阮元编《畴人传》有此目的，戴震作《考工记图注》、陈懋龄编《经书算学天文考》，等等，是沿着这条道路走的。
清末权臣徐桐，历任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体荣阁大学士，与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可此人将“算学”斥为“洋鬼子的学问”而不值一顾，《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辑古算经》、《数书九章》、《测圆海镜》、《日用算法》、《杨辉算法》、《数书九章》在他看来全都是无用之书，而且他决不相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说那是英、法胡谄出来的国名，以求获得更多好处……
满清统治下开放自信从容的态度已荡然无存。康熙时对欧洲交流的唯一渠道是耶酥会土。“第一位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樊守义（字利如），到欧洲旅游28年（1682～1709年），精通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回国后，康熙只是在避暑山庄召见一次，并不任用。……更令人遗憾的是，清代统治者把精巧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应该留在宫中供皇帝本人使用，观象台的仪器比御用仪器少得多。” 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但他们从来不想将科学技术传于民间，而是仅将这些先进事物当成玩物。
《清代前期中国科技发展缓慢的原因》一文中说：
即便属于技能方面的吸收引进，清初时期也往往限于内廷及皇帝周围少数一些人，且译完的西方著述多置于秘府，未能推广流行，形成风气和潮流。例如康熙年间所进行的全国地理大勘测，最后绘成的《皇舆全览图》，尽管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地图之一，但图成之后却藏于深宫，测绘方法也秘而不宣，因此对当时中国地理学并未产生多大影响。至于译述的西方科技著作，如《人体解剖学》等，由于只供康熙在宫中学习赏玩，不准民间公开，就更未产生任何实际社会效益。
一道闪电说：
“实际上‘西学东渐’兴起于明，衰亡于清。明代的西方文明主要在士人、知识分子的传播，而满清入关后就仅仅局限于宫中，到乾隆时期，西洋的科技艺术统统变成了乾隆的玩具。性质完全两样。”“英国使节斯当东说：‘据说中国有几位君主从外国传教士方面学习外国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算学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蚀、月蚀，能制出历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