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顺洪先生指出：
康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与明末是有很大区别的。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是在中国士大夫、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自发进行的，皇帝本人并未直接参与。康熙时期情况却不同，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有很大兴趣，而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文化交流却少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容易受到皇帝个人兴趣的影喝。一旦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兴趣，那中西文化交流就会受到挫折。相比之下，明末的中西文化交流更有“群众基础”，更有可能发展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洪流，而这种发展趋势却被明清易代所中断。
《清代前期中国科技发展缓慢的原因》一文认为：
作为一个以少数民族为统治集团的封建王朝，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延续自身行将没落的统治，采取了比汉族统治者更为严酷的封建专制主义政策，而在对待西方科学输入的态度上，始终以稳定封建秩序和统治为目的，毫不关注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对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因而造成了清代前期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跌入了低谷，愈加缓慢的科技发展速度，不但远远落后于西方，甚至连明末科技发展的一度兴盛也未能继承下来。从而使得中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为近代中国社会的落后埋下了隐患。
十、军事武器发展的对比
1.明代的军事武器发展
根据明天启年间的《武备志》第116、117 卷之“战船”篇记载，作为明朝水军战船的福船，按大小分为六个型号，其中最大的一号福船，吃水二丈（6.6米）。1633年的明朝封舟封王尚丰和1637年英国建造的当时西方最大的战舰“海上君王”号相当：封舟长66米，宽19.8米，仓深16.5米，吃水4米，海面高度12.5米；而英舰长51米，宽14.7米、深23.17米，吃水6.8米，海面高度16.37米。
满清水师用的船，在明朝水师中仅能排到第5号。抗倭名将俞大猷（1503～1580年）记载：“福船势力雄大……吃水一、二丈”。 而清代封舟一代不如一代：1684年长15丈，宽2.6丈，到1800年长只有7丈，宽2.75丈，深为1.3丈。
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但拥有先进的武器对战争的胜负有着重要的作用。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火药发明之后，西方人用来装子弹，中国人用来放鞭炮。但至少在明朝，这句话是不正确的。
元末，在朱元璋与陈友谅进行的洪都之战和鄱阳湖水战中，双方就曾使用了火器。明初军队就装备有火器。1372年造碗口铳，口径11cm，上有铭文说明为水军装备。16世纪中叶发明“火龙出水”，箭头上龙头下圆柱，柱体分层装火箭，为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多级火箭。1558年造出中国第一批火绳枪“鸟嘴铳”一万支。而“定辽大将军”铸造技术被誉为可比美国托马斯?罗德曼（Thomas.J.Rodman）军官在南北战争中才发明一种铸炮新法。明朝后期的兵书如《兵录》、《神器谱》、《武备志》、《西法神机》、《火攻挚要》、《火龙经》、《筹海图编》、《军器图说》、《火龙神器阵法》等详细地记录了明军装备火器的制法、图谱以及火器部队的编制和战法。
例如，明代的爆炸性火器已相当发达，有两大类：一类是地雷，有石头雷、陶瓷雷、生铁雷等数十种；另一类为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龙王炮、混江龙、水底呜雷和水老鸦等武器。根据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使用“地雷”和“水雷”的国家。
某门户网站的一条新闻报道显示，元末明军就曾以地雷攻城，并使用大炮发射弹丸。 类似的对人杀伤地雷在朱棣“靖难”、北军与南军战斗时也曾使用过。当时建文帝的部队在白沟使用地雷，给朱棣的军队带来重大伤害。其原理是将导火索放入打通的竹竿，用时点燃导火索，引爆地雷。
早在元朝至顺年间，军队中就已装备了发射口径为20毫米以上铁弹丸的金属火铳，从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火炮，并出现了“炮手军”和“炮手万户府”的建制。之后由于火器的蓬勃发展，明军更是普遍装备了火器，战争的主要武器逐渐转向使用火器。
朱元璋时期，明军首创火铳与冷兵器依次攻击敌船的水攻战术，各地卫所驻军已有10%装备火铳。明永乐八年（1410年）征交趾时，明成祖还在京军中组建了专门的枪炮部队——神机营，这种独立枪炮部队建制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首屈一指。
事实上直到17世纪，中国的军事武器技术，依然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有人将明军在辽东的战败归罪于援朝逐倭战争中把储存的弹药用光了。其实中国古代对火器的研究相当出色。而在中国明代，火器发展迅速。据《西关志》记载：昌镇驻军武器主要有军器和神器两大类，其军器有盔、甲、长枪，圆木挨牌、长木牌、斩马刀、撒袋、弓、弦、箭、攒竹长枪、腰刀；神器有神枪、大将军铁炮、二将军铁炮、大将军铜炮、小将军铜炮、神铳、大铜佛郎机、神炮、飞炮、铜铳、铁铳、马上佛郎机、神箭、铁宣风炮、缨子炮、铁佛郎机、铁三起炮、碗口炮、小神炮、铁蒺藜；新置的器械有九龙盘枪、铁鞭枪、火箭盘枪，子母炮、火箭等；车有偏厢车、骡驾、望车、元戎车、鼓车。
据《明会典》及《武备志》等资料记载，自隆庆年间始，明军使用之火器有数十种之多。以下仅作部分、简要地摘录。
大口径左轮枪——五雷神机：戚继光在北方战线防卫蒙古军队的发明，隆庆初年装用。有三眼、五眼、七眼各种规格，一般使用时二人一组射击，一人支架，转动枪管，一人瞄准射击。射程180米。有枪管五个，各长一尺五寸，重五斤，枪口各有准星，柄上装总照门和铜管，枪管可旋转，转瞬间可轮流发射。大致相当于近现代的左轮手枪。
多管转膛炮——迅雷铳：单兵多管火器，明代赵士珍发明，参考了土耳其的类似火器，最大的可以达到18管，使用火绳或者燧石击发，加上外罩后状如琵琶。发射完毕后可以作为冷兵器使用。使用迅雷铳的明朝士兵，长187厘米，重2.5公斤，易于携带使用，明军经常列队跪射，火力没有间断。类似现代火箭炮。
新式步枪——鸟铳：非打鸟之用，而表示目标即便轻捷如鸟也难以逃脱，接近现代步枪。1544年，葡萄牙商人首先将鸟铳传入日本，旋被改造，成为倭寇劫掠中国闽、浙沿海的利器。1558年，明政府开始大规模引进和仿制此武器，曾一次制造了一万把鸟铳装备军队。戚继光的步兵中四成装备此枪。射程150米，雨天不能使用。
战防炮——抬枪：大型鸟铳，《天工开物》记载其图片。带有三角支架和旋转装置，长3米，重12公斤，射程约200米，威力强劲，称“九头鸟”。《武备志》记：“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
明朝主要装备的火器——佛郎机：是一种后填装的火炮，因为后膛是金属外壳，射击时安装在火炮后端，发射后再换后膛。明长城出土的各型佛郎机数量很大，表明明朝军队十分重视佛郎机，进口少，多仿制，且规格齐全，从千余斤的多用途重型（要塞、野战、战舰）火炮“无敌大将军”到百余斤的大“佛郎机”，再到90厘米的“小佛郎机”（北京军事博物馆尚存）和70厘米长的可在马上点放的“马上佛郎机”，连士卒手中都有几斤重“万胜佛郎机铳”（配九个子铳） ，而骑兵配备这种子铳更是显现出威力，其精锐的骑兵每人配备六个以上的子铳，冲锋的时候火器轮番齐射。
佛郎机火炮口径小，以发射霰弹为主，射速快，近距离杀伤力极大，杀伤面积广，是守城利器，其中“无敌大将军”炮可每个子炮内有500铅子（炮弹），散布可达20余丈。大将军炮，炮身长三尺有余，重几百斤，前有照星，后有照门，装药一斤以上，铅弹重三至五斤，射程可达一里之外。
而佛郎机射速快，一般配三个后膛，前三炮若训练有素应在20秒以内发射完毕，有霰弹、开花弹，杀伤力很大，若是一大两小的配合，更难攻破，射速奇快，当年郑成功用佛郎机攻打荷兰人的热兰遮城，2500发炮弹的火力集中射击打得拥有长炮（红夷炮）的荷兰人很快举白旗投降。但是佛郎机也有缺点，即后膛和炮管间的缝隙有公差难于克服，故造成火药气体泄漏，因此不具备远射程。
远程重炮——红夷大炮：《明史》记载：“万历中，通判华光大奏其父所制神异火器，命下兵部。其后，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砲，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启中，锡以大将军号，遣官祀之。” 明末引进西方技术制造的红夷大炮号称将军炮，带有炮耳和瞄准具，可调节射程，炮身寿命长，大型者重1.6吨，射程可以达到1.9公里。红夷大炮作为一种射程远的长炮，因装药填弹的过程稍显复杂，射击速度慢。与佛郞机各有长短，故引进了红夷大炮后，明军火炮体系就比较成熟了。明军在宁远击伤后金努尔哈赤的即为红夷大炮。
为解决火炮不能连发的问题，明朝人研究出子母铳：母铳是炮筒，子铳为炮弹，子铳口径小于母铳，在战斗前装好铁砂、石块、铅子、火药并封好，战斗时把子铳塞进母铳，点火发射，拉出子铳并塞入下一个子铳，以形成连续发射，装填速度可比今日之榴弹炮。明军普通佛郎机带有四个子铳，在几分钟内可全部发射。在入朝抗倭战争中，明军曾装备新型武器百出佛郎机，每炮十个子铳。
明军辽东铁骑所用武器之三眼铳，全长约120厘米，有三个枪管，枪头突出，全枪由纯铁打造，射击时可以轮流发射，是辽东铁骑的标准装备。发起冲锋时，辽东铁骑即冲入战阵，于战马上发动齐射，三轮即冲垮敌军。现存北京军事博物馆。
明代后期的军事技术家还创制了“神火飞鸦”与球形带双翼的“飞空击贼震天雷”两种“有翼式火箭”。这两种火箭分别在鸦形与球形体内装满火药，有火药线通出，并与起飞火箭火药筒中的火药相串联；发射时先点燃起飞火箭的火药线，使火箭飞至敌方，并将鸦身与球体内的火药引爆，杀伤和焚烧敌军的人马，是破阵攻城的利器。可说是后来的导弹之鼻祖。足见当时人智慧之不低。
明朝水军上也装备有火炮，如虎蹲炮等大型火炮。以上部分先进的武器在入朝抗倭战争中曾普遍使用，给日军以致使打击。在此次战争中，明朝水军甚至使用了水雷——明代水雷，是以木箱为外壳，中间放置火药，根据海水浮力，填充重量不等的重物，以固定其位置，并保持漂浮于海面之下，以便隐蔽及定位。
以上只是明代火器之一部分，未能全列于此。事实上中国装备火器的军队编制出现很早，也很健全。当时火器胜蛮力已经初见成效。赵士祯说：“一经用车用锐，虏人不得恃其勇敢，虏马不得态其驰聘，弓矢无所施其劲疾，刀甲无所用其坚利，是虏人长技尽为我所掩。我则因而出中国之长技以制之。”
明朝的海上军事力量很强大，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明朝时的西班牙人门多萨曾记载：
他们得知在中国的其它省份，还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这可能是船长阿特列达看到的那种，他在一封致国王肥列普的信中向他报告有关这个国家的秘密，其中说，中国人跟我们一样使用各种武器，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他们用来修理船只的沥青在该国十分丰富，用他们的话叫做漆，是由石灰，鱼油，以及他们称为油麻的膏制成；它很坚固，防蛀，因此他们的船比我们的船耐用两倍。……他们船内的泵和我们的大不相同，要好得多，它是有很多片组成，有一个抽水的轮子，按在船内侧，他们用它很轻易地把船内的水抽干，因为只需要一个人转动轮子，一刻钟内可以抽干一艘大船，哪怕裂缝很大。
门多萨的另一个记载则从侧面表明了当时明朝军队装备火器数量之多和普遍程度：
同一天当他们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他们老远看见一对士兵整齐的迎面而来，起初这使得他们惊讶和害怕，直到来人走近，他们被告知，这是泉州长官兴泉道的卫队长，奉他之命率400执矛子和火枪并且全副披挂的士兵来迎接他们。
明军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一直抱着欢迎和学习的态度。明末对西洋先进火器技术的引进主要为两方面，即从澳门购买西洋大炮和对西洋大炮的仿制，包括招募和聘请西方炮手和武器专家进行培训。
在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长期的交往中，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不仅接受了天主教，而且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西洋火器是战胜强敌、保卫国家的法宝。徐光启指出，中国传统火器曾经占据过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火器技术是不断发展的，“每变而愈烈”，西洋火器已经后来居上，“兵器之烈，至一发而杀百千人，如今日之西铳极矣，无可加矣。”“兵器至于大炮，至猛至烈，无有他器可以逾之。”所以，“此器习，而古来兵器十九为土苴，古来兵法十五为阵言矣。”他提出只有向掌握这种技术的西人学习，“造我器尽如彼器，精我法尽如彼法，练我人尽如彼人”，才能打败后金。李之藻也说，西洋火器是“无敌于天下之神物”，“除凶雪耻”全赖于此。通过学习，徐光启不仅成为当时最杰出的科学家和军事技术家，而且他还结交了一批对火器精研很深的传教士，如毕方济、龙华民、汤若望等，联络了一批有志报国的官员同道，如李之藻、孙元化、张焘、王征等，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坚的学习和传播西洋火器的群体，为明末引进和仿制西洋火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袁崇焕在宁远城头毙伤后金努尔哈赤的红夷大炮就是来自葡萄牙。明末军营营一级编制里除了1000人为骑射外，其余都是火器手。每一营（5000人）用霹雳炮3600杆，大连珠炮200杆，手把铳400杆，盏口160位。今人多知徐光启与利马窦合译的《几何原理》，却鲜知其亦有一系列论兵之作，如《兵机要略》、《火攻要略》等。他主张使用西洋火炮，选练精兵。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徐光启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
徐光启建议，为对付后金军队，须在北京附近、关内和关外三个地方，集中训练精兵两万，由孙元化负责联络、调配和统一指挥。当时在孙元化手下已有一批经过训练，善于使用西方火器的枪炮手。因而，这是一支符合徐光启理想，用先进军事技术武装起来的部队，也是徐光启的希望所在。
后来，明朝军队之所以在对付后金骑兵的时候有困难，则是由于大多数军队战术和装备结合差，是训练和指挥的问题，包括其它复杂原因（包括军人携带火器叛变，中国统治阶层内部矛盾，等）。
徐光启逝去后，中国再也找不到这样精通火炮的专家了，所以只得聘请精通炮术的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强其为之”，在皇宫旁设立铸炮厂，并命一批太监跟班学习铸炮技术，不久即铸成二十门西洋火炮，经试射，性能良好。接着又造了五百门各型西洋火炮，炮重自一百斤至一千二百斤。由于造炮成绩优异，崇祯特赐金匾两块，以示嘉奖。之后，继续由汤若望指导和协助太监造炮。
李世澜认为：从明末引进西洋火器技术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作为中国主动向西方学习的开始，它代表着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传播的开端，由此引起了中国传统军事技术的变革，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
2.明朝军队的战争战术
在战争战术方面，明朝军队也颇有创造。明朝初期使用的火铳是洪武火铳，射程不远，且不能持续发射，难以形成持续的杀伤力。将领沐英在云南使用火铳对付象（即大象）兵，创造出了先进的火器战法。即：根据敌军大象兵打前阵的特点，将火铳兵列队为三行，敌象兵前进后，第一行首先发射火铳，然后第二行、第三行继续发射，在二三行发射时，第一列就可以从容装好子弹，形成完备而持续的强大火力（置火铳为三行，列阵中……前行退后，次行继之；又不退，次行退后，三行继之）。这种开创性的战术克服了当时火铳的局限性，三行轮流开火，没有丝毫停歇。凭借此法，沐英彻底平定了云南境内的叛乱。百年之后，普鲁士国王菲特列二世经过长期钻研，发明了与之类似的三线战法，其排兵布阵方法与沐英的三行火器法如出一辙，并借此战法称雄欧洲。
明成祖朱棣在远征漠北时，由于蒙古骑兵极快的速度，三行火器法也难以抵御。于是朱棣通过对先进武器的利用、战术的科学分析和战斗细节过程的认真编排，命令军队使用了新的战法。在遭遇或发现蒙古骑兵后，神机营士兵立刻向战斗阵型前列靠拢，做好火炮和火铳的发射准备，在统一指挥下进行齐射蒙古前骑。神机营射击完毕后立刻撤退至两翼，然后由三千营与五军营的骑兵对已经受创的蒙古骑兵发动突击。最后由五军营的步兵对蒙古骑兵发动最后一轮打击。其布阵原则：“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前锋要疏，后队要密，锋疏则达，阵密则固”。明成祖提出的“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步卒次之”作战原则，神机营配合步兵、骑兵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火器的应用更趋专业化。
三百多年后，拿破仑开始使用与朱棣时代的明军类似的战法：先用大炮轰，再用骑兵砍，最后步兵上。正是凭借这套战法以及变化利用，他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其威震天下的资本正是他那独特而富于机动性的炮骑结合战术。
在南方沿海抗倭战争中，著名抗倭名将俞大猷“审度地势，匠心独创，制造独轮战车以拒敌骑。尝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敌万骑于安银堡。文进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车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万历年间，发生在朝鲜碧蹄馆的遭遇战就很能说明问题，2000人的辽东铁骑消灭了2000多同样从事前哨侦察的日本精锐尖兵。之后被丰臣秀吉手下最精锐的小西行长第一军35000人围攻，明军防御时则又体现出了车阵的威力。当时血战一天阵地仍然很巩固，李如松亲自带领近卫1000余人，和最近的一支1000余人的军队来驰援，日军望风而退，整个战役日本军队损兵达7000人。
当时有欧洲人在见识了明朝军事状况后记载：
大约有2万手持长矛和火枪的士兵集合在一起，他们动作很熟练，鼓声或号角声一响就马上排成战阵，再一响列成方阵，再一响，火枪手从阵里出来，武勇和有序地放枪，顷刻间再返回原地站立；这操练完，长矛手前进并整齐一致地进行袭击，以至西班牙人认为他们超过了全世界采用的战阵；而如果他们的士气和斗志也跟他们的武艺和人数一样，即他们征服全世界的疆域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们的这种操练进行了4个钟头，西班牙得知同天同一时刻全国都在进行操演，尽管并无敌人的消息。
明朝后期的海战战术战法也极为先进，郑成功获得“龙熕炮”后专门设计了一种炮船安置此炮，这种炮船后被称为“龙熕船”。其上前后各安置一门龙熕炮，主炮炮弹重24斤，射程4至5里。海战时运用郑氏水师独步海疆的“五五制”战舰队形和指挥系统，即利用“五点梅花阵法”将对方“线形队列”分成几段，形成局部围攻以后，用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战法比英国海军称霸全球手所用的类似的“纳尔逊战法”（Nelson touch）早出现了100多年，即便是到了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满清的1793年，“纳尔逊战法”都还没有出现。
3.满清时代的军事倒退
满清以骑射得天下，对火器和近代军工抱着本能的恐惧和敌视态度，生怕威胁自己的统治。随着明王朝的彻底灭亡，当满清政权于康熙二十二年稳定全国之后，因军事的威胁消失，统治者对火炮的重视日减。经过康雍乾三世后，先进的火器武装技术被满清埋葬了，到鸦片战争时，手持大刀长矛的清兵对火器已经陌生了。
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到满清后，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地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清军把“雅克萨战争”中缴获的俄军扳机击发式火绳枪样品献给康熙时，康熙即以不得中断前人所授的弓箭长矛传统理由，禁止清军使用此种新式火枪，仅留下二支自己把玩。康熙五十四年，山西总兵金国正上言愿捐造新型的子母炮22位，分送各营操练，皇帝却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雍正间，清廷还将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以外各省的子母炮尽行收至北京。
“康熙中前期，戴梓曾建议制造连珠鸟铳，是在洋务运动之前最后一次向朝廷建议制造新型火器的历史记载；康熙在攻打噶尔丹前，下令让戴梓制造子母炮，是在洋务运动之前朝廷最后一次下令制造新型火器。所以，按史书，在康熙朝中期以后，清朝确实就不再发展新型火器了，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从火器水平看，则更清楚。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乾隆时清军的鸟统射程只有三十多步（这种射程甚至低于弓箭）。在《啸亭杂录》中记载，戴梓曾“自制火器，能击百步之外”。到乾隆三十年，七八十年过去了，火器的射程反而下降了这么多，这应该是清朝火器制造业的退步的明证。还有更可笑的，在嘉庆元年，白莲教起兵进攻荆州，守军没有足够的火器，十分惊慌，这时，他们在城内挖出数十门大炮，虽然都已经锈蚀，但仍视为宝物，用来守城，战胜了白莲教的进攻；这些炮是康熙十三年，即一百二十年前和吴三桂打仗时铸造的。这件事记载在《啸亭杂录》中。……这又是清军火器停滞的一个例证。”
1799年（嘉庆四年）曾改造160门明朝的“神枢炮”，并改名为“得胜炮”，经试放后发现其射程还不如旧炮。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抗英，其好友龚自珍献出了先进的秘密武器，竟是明朝的普通火炮装备……
清朝出于民族专制的私心，不准汉人练习武功，严格限制火器发展，从而维持了游牧民族长于骑马射箭的军事优势。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攻城战斗中被明朝边防军的红衣大炮炸死，这充当了满清限制火器的托词。对火器的限制，使得中国在明朝末年依然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火器一度裹足不前。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浙江慈溪守城军民击败英法联军，所依仗的居然是当年吴三桂埋藏地下沉睡200余年的大炮。
鸦片战争时满清军队对英军使用的“榴霰弹”“多骇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稍后，林则徐虽仿制成功，但却少有人知道早在康熙二十九年铸成的“威远将军炮”上，即配置了概念相类的炮弹，可惜其连同所匹配的“威远将军炮”一直都被尘封于武库之中。
到了道、咸之交，中国军队连明末的水准均有所不逮，无怪在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挑战时，毫无招架之力。再后来，精通洋务和军械的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武器专家丁拱振及其同僚都不知道明朝打死努儿哈赤的开花弹为何物。以至于李鸿章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重新引进西式开花弹。直到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督师西征新疆，才从陕西凤翔县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感慨万千，叹道：“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此时左宗棠仍然无知，竟不知这些开花弹是中国人自创的。
在军事著作方面，满清禁毁了明代的《军器图说》（两种同名）、《军中遗稿》等书。《军器图说》是明万历年间的进士毕懋康撰写的，这本书“罗列各种火器，图文并茂，叙说军器之制造，使用与威力。书中云：‘夷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此书为江苏巡抚闵鄂元奏缴，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奏准禁毁”。
一道闪电在《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一文中说：
我们看到历来先进开放的封建国家，利用宗教迷信发动农民起义是少之又少，比如唐、宋、明。……从清中后期起所有的农民起义和农民运动都带由宗教和极端迷信的特点。白莲教、天理教、回民起义、太平天国、义和团莫不如此。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就是利用所谓“拜上帝会”发动起来的。
义和团群众拆毁铁路、路杆，迷信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竟有人用身体试验枪弹，死不悔悟。虽数十万之众，却用引魂旌、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等八宝什物与八国联军的长枪大炮对阵。这种试图以落后、保守、愚昧，对抗现代文明，拒绝一切西方文明的传入，其失败也在所难免。
民既如此，官又如何？鸦片战争中，战功卓著，名将参赞大臣扬芳见到英军炮火厉害，竟然想出了一条“奇计”——遍收民间马桶，妇女用的秽带载于木筏之上，抵抗英军进攻。当然败得很惨。时人嘲讽说：“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马克思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武器评论道：
中国仍然按17世纪的战争进行装备……他们的大炮大多是两个世纪以前的，重新装上爆炸力很弱的、不可靠的火药，并埋置于砖石建筑中，所以不能瞄准……中国人在水上如同没带枪炮似的，所以他们的船员带着剑矛和戟以补救其困境。
4.满清为何中止发展火器
满清皇帝深知火器的威力，努尔哈赤就死于火器，康熙的舅舅佟国纲也是在征讨噶尔丹时中弹死亡的，他们为什么要中止火器的发展呢？ 满清皇帝中有些是“英明神武”“精明能干”的，但他们看到作为其统治基础的满族人一直没有能进入到新型火器制造及改进的领域，认为这些强有力的武器的制造与使用技术不能掌握在本族人的手中，不利于维持满清军队的军事优势，如果任由其发展，将是对自身部族政权利益的致命威胁。也就是说，火器的威力越大，对满清部族政权的威胁就越大。于是从狭隘的、自身部族的利益出发，康熙停止了火器的发展、只强调骑射而限制火器发展。
在当时制造火器绝非游牧满洲人的长处。新型的、强有力的武器的发展和仿制多是外国人或汉人进行或合作进行的。在满清最初建立炮兵时，监督铸造大炮的是汉人佟养性。《清太宗实录》中记载了此次铸造大炮受奖人员，其中有铸匠王天相、窦守信、铁匠刘计平等，全都是汉人。接着成立了以汉人为主的炮兵部队，被称为“乌真哈拉”，即重兵的意思，也是由佟养性率领。在清兵入关的前，皇太极在沈阳北郊阅兵，其队伍排列：“前列汉军炮手，次满州步兵蒙古步兵，次守城应援兵，次守城炮兵。”可以看出汉军炮手列在重要位置。后来在和吴三桂以及和噶尔丹的战争中，先是让外国人南怀仁铸造新型火炮；后来则让戴梓研制子母炮。可见，对军事力量有极大影响的火器技术确是掌握在外国人或汉人手中。
和中原人相比，骑射曾经是满洲人的优势。骑射在战争中曾起过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为了保证其统治，满清皇帝多强调坚持骑射为本。康熙帝在谈到选拔军官时强调，担任武职“以骑射娴熟、人材壮健为要”。还说“训练有素”的军队是“精神振作，骑射皆佳。”在他观念中，一个优秀军官最重要的能力是善于骑射，而非使用火器和指挥火器部队。康熙帝对以围猎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特别重视，强调：“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雍正也说过：“满州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铳而废弓矢” 。到康熙中期，即当满清政权稳定时，康熙开始限制火器。下面举子母铳和鸟铳之例说明。
子母铳发射出的是发射后可爆炸且攻击覆盖面积较大的炮弹。康熙帝亲自将其命名为“威远将军”。在康熙二十六年曾铸威远将军炮，应是戴梓设计制造的子母锍。在康熙帝亲征准格尔部噶尔丹时，在昭莫多战役中子母炮曾大显神威。有记载说三炮打向敌营，就取得大胜。可以合理地推断，在对付以骑射为其长项的军队，子母铳有奇效和威摄力。既然攻击蒙古骑兵有此奇效，那么攻击满洲骑兵也同样可怕。康熙帝看到是汉人制造子母铳，很不放心，于是坚定了限制火器发展的决心。武器专家戴梓随后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流放到东北。康熙五十四年，康熙又下旨说子母铳是八旗武器，各省绿营——亦即以汉人为主的部队不许制造和使用。这种对以骑射为主的满蒙八旗极具威胁的武器，绝不许汉人军队配备（即使是在满清严格控制下的），应该是“英明”的皇帝思考后的决定。
鸟铳到了乾隆时其制作技术已比较成熟。一些地方设立了“民壮”（类似民兵）以协助军队，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乾隆下令禁止全国民壮演习鸟铳。起因为山东刚有人造反，但未用鸟铳，很快就被扑灭。但由于鸟铳显而易见的威力，一个叫高晋的总督上奏建议将武举考试中的舞刀改用鸟铳，以中靶多寡定成绩，但乾隆帝“深思熟虑”后否定了。他传谕说鸟铳是制胜要器，民间不宜演习多藏。他举上面山东“造反”的例子，说如武科改用鸟铳，武生必将时常学习打靶，民间私买火药、铅丸之事就难禁止，天下也将难管。于是“高晋所奏，断不可行。”
乾隆这种“深思熟虑”是对汉人的高度警惕和防范。康熙和乾隆的英明决策多只出于本族之私利。这种“英明”的决策为他们的“部族天下”带来了二百多年的江山，却将整个中华民族拖入了深重耻辱的苦难之中。所以说，中华科技文明被蛮族入侵以后确实形成了巨大的退步，明清现代军事、武器方面的对比也仅仅是个缩影而已。
附录一：明朝军事四个第一
张昊天，《军事文摘》2007年第9期
作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的朝代，明朝在军事技术方面曾取得四个世界第一。
首创“水雷战”击沉日本战舰
早在16世纪，各种类型的水雷就已经成为明朝海军的重要武器。1549年制造的“水底雷”，可称为世界上第一枚水雷。该雷用木箱做雷壳，油灰粘缝，下面的绳索连接铁锚，控制深度，人工操纵击发，比西方制造和使用水雷早了200多年。第一颗定时爆炸水雷是1590年制造的“水底龙王炮”。该雷用牛脬做雷壳，内装黑火药，用香点火作引信，凭借香的燃烧时间来定时引爆水雷。第一颗触发水雷是1637年明朝末年制造的“混江龙”水雷，该雷通过与舰船直接接触进行引爆。
据史料记载，在万历年间的抗日援朝时期，明朝海军曾使用“水底雷”一举击沉日本一艘大型战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水雷取得实际战果，比日俄战争（1903年～1905年）中的水雷战早了近3个世纪。
“火龙出水”是反舰导弹“鼻祖”
明朝在16世纪发明的“火龙出水”是一种用于水战的两级火箭。“火龙”的龙身由约1.6米长的薄竹筒制成，前边装一个木制龙头，后边装一个木制龙尾。龙体内装有火箭数枚，引线从龙头下的孔中引出。龙身下前后共装4个火箭筒。前后两组火箭引线扭结在一起。前面火箭药筒底部和龙头引出的引线相连。发射时，先点燃龙身下部的4个火药筒，推动火龙向前飞行。火药筒烧完后，龙身内的神机火箭点燃飞出，射向敌人。这种火箭已经应用了火箭并联（4个火药筒）、串联（两级火箭接力）原理。它用于水战时，可在水面上飞行数公里远。当飞向敌舰时从龙嘴发射火箭直接攻击对方舰艇。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从战舰上发射的大型远程火箭武器，堪称“反舰导弹鼻祖”。明朝海军也因此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支装备和使用反舰火箭的海军。
最早使用触发式地雷
明代工匠设计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由钢轮压火击发引爆的铁壳地雷。明朝陆军广泛装备了这种地雷，并用它在江浙地区多次重创进犯的倭寇。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实战中使用非人工引爆的触发式地雷，西方到18世纪以后才有类似的武器。
第一支骑炮兵
明朝陆军曾装备有一种“虎蹲炮”。此炮首尾长2尺，炮头由两只铁爪架起，外形酷似一只蹲卧的老虎，看起来煞是威风。开火前，先装填5钱重的铅弹或石子上百枚，再用一个重30两的大铅弹或大石弹压顶，发射时大小子弹齐飞出去，杀伤力惊人。该炮重量轻，体积小，非常适合骑兵用战马直接驮带，由此便催生了明朝陆军的骑炮兵。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骑炮兵，又领先了西方大约200年。
附录二：康熙盛世：中国科学衰落之始
席泽宗，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2007年，经国际天文学会的批准，国际永久编号为85472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席泽宗星”。
1清代科学开始落后
1952年12月6日胡适博士在台湾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遗憾地说：
“西方学者的学问工作，由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产生了力学定律、化学定律，出了许多新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给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世界。而我们这三百年做学问上，虽然有了不起的学者顾炎武和阎若璩做引导，但只有两部《皇清经解》可以拿出手来，做为清代治学的成绩。双方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
顾炎武（1613～1682年）、阎若璩（1636～1704年）活跃于清初顺治和康熙年间，这两位皇帝在位共79年（1644～1661，1662～1722）。拿这79年与明末的72年[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1573～1644年）]相比，中国科学也是急剧走下坡，一落千丈。
关于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1993年陈美东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他说，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他并且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中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在陈美东说的“繁花似锦”中，我挑出9朵花（著作）来，认为它们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
（1）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2）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
（3）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4）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5）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
（6）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
（7）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8）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9）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在短短的67年中（1578～1644年）出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陈美东说的灿烂群星中，徐光启（1562～1633年）是一位代表人物。正如袁翰青先生所指出的，“他在科学方面的功绩不局限于科学的任一部门，他多方面地融汇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一身兼任了科学工作的组织考、宣传者和实践者，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竺可桢将他与同时代的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相比，觉得毫无逊色：
第一，培根著《新工具》一书，强调一切知识必须以经验为依据，实验是认识自然的重要手段，但仅限于书本上的提倡，未尝亲自操作实践；徐光启则对于天文观测、水利测量、农业开垦，统统富有实践经验，科学造诣远胜于培根。
第二，培根过分强调归纳法的重要性，忽视了演绎法的作用；徐光启从事科学工作，则由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入手，而这本书最富于演绎性，培根之所短，正是徐光启之所长。
第三，培根著《新大西洋岛》（New Atlantis）一书，主张设立研究院，进行集体研究，自己却未实现。徐光启则主张数学是各门科学的基础，应大力发展，同时应培养人才，研究与数学有关的10门学科，即所谓“度数旁通十事”，既具体又切合实际，并亲自建立历局，主持历法改革。
第四，培根身为勋爵，曾任枢密大臣、总检察长和大法官，但对国事并无建树；徐光启任宰相，对于农业、手工业和科学的发展，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论人品，培根曾因贪污受贿，被法院问罪，关进监狱，处以罚款；徐光启则廉洁奉公，临终之日身边存款不到10两银子。
但是，徐光启和培根去世后，中英两国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1644年是个转折点。斯年，英国克伦威尔（1591～1658）率领的铁骑军，在马斯顿打败了封建王朝的军队，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后虽有反复，但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以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就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进。中国则是落后的奴隶制游牧民族，入关建立了清王朝。恩格斯指出：
“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又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清军入关以后，所面临的正是思格斯所说的这种情况。第一位统治者顺治在位18年（1644～1661年）期间，忙于征战，烧杀抢掠，全国人口锐减，生产大大下降。第二位统治者康熙如果继续按照这条残酷的镇压路线走下去，则势必不能长治久安，他只得适应征服后存在的较高的经济、文化情况，迅速汉化，而在不断汉化的过程中又要防范汉人，这一民族矛盾就决定了他在信任远道而来的传教士方面，有时超过汉族大臣。通过这一背景来看康熙，他的许多政策措施就会得到较为客观的认识，本文就想从这里谈起。
2《律历渊源》剖析
康熙皇帝姓爱新觉罗，名玄烨，于1654年生于北京，即顺治定都北京后10年。8岁时，父亲顺治去世，继承了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康熙，在一些年长的大臣辅佐下，成了清代的第二个皇帝。14岁亲政以后，立即果断地清除了辅政大臣鳖拜，废除了奴隶主法权，使满族彻底转变到封建制的轨道上来，安定了社会，巩固了政权，开辟了“康雍乾”三代鼎盛的局面，并平反了南怀仁等的锗案，从而赢得了“英明”、“伟大”的荣誉。但是在他执政的61年间，我们找不出像徐光启这样一位全面发展的科学家，像《本草纲目》、《律学新说》等这样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著作，有人拿康熙末年（1713～1722年）组织编写的《律历渊源》100卷来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和编译《祟帧历书》来比，而且认为“后来居上”，这个说法似乎欠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