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人眼中的明朝
明朝时期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曾德昭是耶稣会士，他在返回欧洲途中完成了《大中国志》，其中有以下记载：
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决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在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象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如果我们查看总户籍簿，其中只登录纳税人口，而不记载妇女儿童、太监、文武教师（人数几乎无穷），共有5805万5180人。
他们最喜欢的欧洲工艺品是我们的钟，但现在他们已生产很好的桌钟，并能生产类似的小钟，价钱和我们的相当。其中一些东西，如在我们这儿生产，价钱会十分昂贵。
西班牙人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载：
他们的食物很好，十分丰盛，他们吃很多的猪肉，跟西班牙的羊肉一样好，一样有营养。我们看见的水果，有的象我们在西班牙所产，另一些我们则未见过，但极香甜味美。……经过的街道满是人，如有一粒麦子掉落，它很难落到地上。
他们还有一件非常好的使得我们都对他们这些异教徒惊叹的事，那就是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老是客满：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们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回答说，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这些人就居住在所说的房屋里，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他可以在上述的大馆舍中住到死去，此外他们在这些地方养得有猪和鸡，因此穷人无须行乞而活下来。
他们在福州城郊区走了半个多列格，……第二天一大早，总督派许多人到他们的寓所，为他们准备了两顶华丽的轿子供神父乘坐。……尽管他们行进的很快，仍然用了足足一个半钟头他们才到达城门，觉得在郊区走了两个列格；郊区人口众多，有漂亮的屋舍，以及许多摆满货物的商店，若不是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会认为那不是郊区而是城镇本身。”“它（指福州城）仍然是该省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城市（尽管在别的省有比它大的多的），而据说皇帝及其朝廷驻跸的城，有30万户，不过国内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城，叫做南京。葡人曾予以大量报道，但肯定有关此城的雄伟报道甚多。我本人根据到过广东城的权威人士，耶酥会士所听闻和确定那是真实的，这些人应该是可信赖的。
……此类记述在《中华大帝国史》中可谓数见不鲜。
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也说中国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 而清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二、商人地位的变化及影响
关于明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张正明的《明末清初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对社会的影响》对此有详细论述，引下作简要引用：
1.明初商人的社会地位
明太祖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他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深恐“民急则乱”。为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在制定统治政策时，认为“农为固本”，认为农业生产如不能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无法安定，其政权也难以支持。由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小农经济在中国长期存在。封建主靠压低商人的地位来防止农业劳动力外流，以维护剥削。统治者也惧怕商人的经济实力对其统治构成威胁。重农轻商是明代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商人的社会地位屈居末位。
但明朝政府的重农轻商政策，并非一概不准商业进行，而是在经济政策上充分发挥商品经济对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经济的补充、调节和支持作用，使商业为巩固其统治服务。明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初，命在京兵马指挥领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权衡，稽牙侩物价；在外，城门兵马，亦令兼领市司。彰德税课司，税及蔬果、饮食、畜牧诸物。帝闻而黜之。山西平遥主簿成乐秩满来朝，上其考曰‘能恢办商税’。帝曰：‘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讯。” 明政府设宝钞提举司，造大明宝钞，便利民间贸易和商人贸易。使商业在有限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同时，商人逐渐改变着其社会地位。
2.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对官僚阶层的渗透
对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明人董含说：
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今人崇尚财货，贿拥资厚者，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而窥其处心积虑，不过利我财耳，遂使此辈忘其本来，足高气扬，傲然自得。
当时的四民观排列已是：士、商、农、工，士、商为社会上层阶层，农工为社会下层阶层。特别是在商人势力较强地区，出现了商人已在排列在前的社会现象。例如《歙风俗礼教考》称：“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万历《徽志》称明中叶商人在徽州“昔为末富，今为本富”。盐商汇集的扬州“俗喜商贾，不事农业”。 此类记载于各地地方志中数不胜数。
明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商业作用的扩大，商人对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商人甚至通过钻营仕宦，或通过其代理人（亲属、乡亲、观点一致仕宦职者），对国家政权发挥影响，以逐渐改变其社会地位。
以家族为纽带的官商合作形式在晚明中国不胜枚举，最经典也最成功的例子之一是明末势力最大的晋商张氏和王氏家族。张氏家族的权力核心人物张四维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考取进士，万历三年（1575）担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首辅张居正去世后，出任内阁首辅，累官至吏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岳父王恩、妻兄王诲等都是商人；其三弟张四教是非常成功的大盐商；四弟张四象的前妻王氏家也是大商人，继妻范氏家仍是大商人。张四维家和王崇古家为姻亲，张四维的舅父王崇古嘉靖二十年（1540）考取进士，官居兵部尚书、陕西总督；王崇古的祖父王馨是河南邓州学正，王崇古的父亲王瑶是长途贩运的贸易商；王崇古之兄王崇义、从弟王崇勋、伯父王文显、姐夫沈廷珍和外甥沈江均是活跃的大盐商。张、王两个家族还与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而马弟自修亦为大商人。御史永郜春巡视河东盐池后说：“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言中所称之势要，就是指张、王两大家族。通过科举入仕形成的官商合一的大商人家族在晚明中国比较普遍。在张正明为明末清初16位成功的晋商作的小传中，几乎在每个家族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官商结合的明显痕迹。另外，对晚明中国政治起到过重要影响的东林党与商人家族之间也瓜葛甚深，其成员籍里主要集中在商业发展最为活跃的江浙和山陕地区，占到总人数的一半以上。首领顾宪成本人是商人家庭出身，其他成员或来自商业家族，或与商人有亲密的社会关系。
在更深层次方面，对于明代中国资产阶级未能进行激烈革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问题上，官商结合可能给我们启示：
中国官商结合的产权制度，提高了晚明中国商人阶级“革命”的机会成本。在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运行过程中，他们对现行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官吏选拔制度产生了依赖性，不愿意改变现状，采取集体行动去推动制度变迁，其问未能催生一个带有反叛精神的资产阶级也就不足为奇了。费孝通对此问题的理解可谓入木三分，他说这些“欲求自保的资产阶级”靠近政权、打入官僚阶层的战略“并不是攻势，不是积极的目的，而是消极的目的——并不想去‘取而代之’，而是只想逃避，‘吃不到自己”’；“他们更不想改革社会制度”，因为一旦如此，他们就“不能靠这制度得到经济的特权”。
……在明末的中国，新兴商人阶级没有和王权统治者结盟，财富与国家权力未形成一致的目标，这加速了国家权力的衰微。
3.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使一些原来重农轻商的封建士大夫也开始热衷于商业活动。一些儒生士子在“竞事商贩”潮流的影响下弃儒经商。明代散文家归有光（1506～1571）说：“虽士大夫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 山西蒲州任光溥，“幼盖尝攻举子业，有成绪矣，乃不获究其志，弃而服贾”。 明末晋江人“史某，初治邹鲁家言。后乃弃而就贾。又有高元近者，邑之庠生，弱冠因贫从贾，远贸西南，多年始归。”
不仅商人们热衷于经商获利，那些世代书香门第之家、积祖务农之家以及老实忠厚的仆人、望子成龙的父母，也都看好了经商之途，或者亲自经营，或者勉励子弟。做买卖、搞生意成为一件光明正大的事业，一种兴家立业的最佳方式。……远在陕西内地的农民也经不住商品经济的诱惑，看准了经商可以致富这一门径。……一般农家靠经商致富，官宦之家也要靠经商复兴家业。……商人更从经商中尝到了甜头，一心一意让儿子继承父业。……这种追逐商业利润的风气浸淫了社会的各个地区。……某些本非商品的事物也成了了商品，可以买卖交换，且有明自牌标价。……商品经济的意识同样渗透到了官府衙门之中，上上下下的大小官吏都将手中的权势当作交换金钱的商品。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造成了区域民众心态的转变，汇成了一股汹涌的拜金思潮，冲击着晚明传统社会。如薛论道在《题钱》一文中描述道：
人为你跋山道海，人为你觅虎寻豹，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
人为你亏行损，人为你断义寡思，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失忠信。
人为你心烦意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
王平认为：正因为金钱有如此大的神通，才引诱得人们垂涎欲滴，不择手段地去获得它、占有它。上至朝廷命官，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对“钱神”趋之若鹜。为金钱不惜铤而走险，不惜兵刃相见。官场风气因之腐败，社会道德随之堕落。
由于拜金思潮的泛滥，明代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冲突也愈来愈深，可通过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抗倭名将戚继光曾遇见一场令其震憾的民间大斗殴。明朝义乌原属经济不发达地区，但后来陆续发现矿藏，于是当地农民纷纷开矿并因此致富。邻近的永康县人也来到义乌开矿，引起义乌人的强烈不满。于是义乌人组织数千人前往拦截，双方在义乌城外的八宝山开始了一场惨烈无比、旷日持久的斗殴。当地政府无力调解和阻止，只好派人“观战”。自嘉靖三十七年（1558）六月起，义乌矿工、乡民与从永康赶来的开矿者爆发械斗，双方参与殴斗人数累计达三万人左右，历时四个月，直到十月秋收方告结束，死伤共计二千五百余人。
由于捐纳之风盛行，已使官场酷似市场。明人周顺昌说：“方今仕途如市，人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 这种拜金观念思潮还反映在民间传说中。明末赵南星在其《笑赞》中说：唐三藏西天取经，到了雷音寺，迦叶长者索要小费，三藏无奈，只好将紫金钵给他。猪八戒忿忿不平，在释迦牟尼面前告了一状。“佛说：‘佛家子弟也要穿衣吃饭，向时舍卫国长者请诸弟子下山，将此经诵了一遍，讨得了三斗三升麦粒黄金，你那钵盂算有多少金子？也在话下！’说得个猪八戒好似箭穿了雁嘴，恼恨恨地走出来说道：‘逐日家要见活佛，原来也是要钱的’”。 金钱魔力如此之大，上至天理，下至人伦，无不趋钱附利，在这股思潮下，商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经商。这不能不说是晚明社会的巨大变化。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对晚明文学作品产生了相当影响，文学作品中对商人描写的比重越来越大。明中叶以后出现的文学巨著《金瓶梅》中西门庆就是一个豪商。“……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搅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其中还有“合伙而商”、分利及其它商业活动的描写。其它著作中的商业活动描述还有很多。
晚明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中国民间文学作品，比如南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凌漾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天然痴叟的《石点头》等，都以写实的手法描述了许许多多官商“互利”的例子，可见官商一体的格局已然成为主流。从当时商人的传记中，更可以看到官商相通的现象相当普遍，官商结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还影响社会上礼制、生活风气。在商人的推动下，僭越礼制现象日甚一日，是非荣辱已出现商品化。顾炎武感叹当时是“金令司天，钱神卓地”。 尤其是商人一掷千金的奢华风气，改变着过去朴实、俭约、守成之规。如清代《震泽县志》载：明初“风尚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食器皿不敢奢侈……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多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
明末清初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它反映了明中叶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天崩地裂”的时代，标志着古老的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并对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私营）工商业的巨大发展
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明朝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却不断委琐。
明朝是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与汉代，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代。
晚明时中国民间私营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当英国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算巨富时，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数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在商业都市的发展规模、人口城市化状况和市场化程度方面：
16世纪的欧洲城市规模较小，1519年至1558年时期，拥有2万至3万人口即可称为“大城市”。根据德国地理学家奥尔布里希特的计算，1600年以前，欧洲的城市人口不到总人口的5％。16世纪初，欧洲没有一座突破20万人口的城市，拥有10万至20万人口的城市也只有5座；直至16世纪末至l7世纪初期，人口在15万以上的商业城市才上升为4座。从城市规模和人口比例看，晚明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反倒稍高一些。据伊懋可的数据，中国城市人口在明朝末年占到总人口的6％至7.5％。据曹树基的估计，1630年时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8％。布罗代尔认为，在工匠的店铺和城市市场的驱动下，欧洲经济在1450年后全面振兴；17世纪的欧洲不但店铺繁生，而且建立了密集的销售网络。但他同时承认，中国当时也存在一个活跃而牢固的市场经济，其城镇商业系统十分发达。在初级市场层面，中国组织得“令人惊讶”，其布局几乎达到了“数字般的准确”。地方集市“星罗棋布，小工匠和小商贩走街串巷，城市中店铺鳞次栉比，四方商旅往来繁忙”；由互相联结且监督良好的定期集市所组成的商业网络布满了中国大地。此外，晚明中国也同样出现了与当时欧洲国家相似的近代化萌芽：水路网络漕运实现高度商业化；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通过贸易不断地开辟新市场，更多的资金被投入到生产领域；为了便利跨地区贸易，钱庄、票号和商会也在不断成长。
关于明代尤其是晚明商业研究论文很多，下面仅作简单列举。
1.采矿冶金业
明朝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到了17世纪当时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中列举唐宋元明的铁产量：
唐元和初年，每年为207万斤；
北宋治平年间是824万1千斤；
南宋初年是216万2144斤（不包括金国）；
元朝中统四年（1263年）584万4000斤；
明朝永乐初年是1957万5026斤。
实际上表中所列并不是实际的铁产量，而仅是政府征收的铁课量。计算得出永乐初年实际产量应该是2亿7362万斤左右，约为16万2550吨。“与18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总产量14.5万吨至18万吨相比拟”，明代永乐初年的铁产量已经相当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全部产量。钢铁产量历来是重工业的重大指标，毛泽东甚至提过发展工业“以钢为纲”，而满清却以种种借口来压制金属生产。满清几代皇帝对此都是指示明确，不仅是严禁开矿，已有的矿厂也要用重税来加以控制。
民营采矿发展，“明廷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罢官铁冶，开放民营。”“官府对民冶征收1/15的铁课。” 对此 ，吴承明说：
总的看来，明代的矿禁政策，并不是很严厉，除金银外，很早就开放民营；……官矿、官冶虽有起伏，但宣德以后，总是下降的趋势。官家仍致力于铁冶，而正德以后也迅速衰落，以至停闭。大约只有云南铜官矿坚持到明末，但已改为雇工开采了。有人说“我朝坑冶之利，比之前代不及什之一二”，明代的官矿、官冶，大体是这样。
当时官营矿冶业由盛转衰，万历时期最大的官营矿冶——遵化铁厂濒临破产，‘山场封闭，裁革郎中及杂造局官吏……地租银征收解部，买铁支用。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从濮家店迁到古城西郊濮家院，后因炼钢规模扩大，又在西城外设置总作坊，而以濮家院做东作坊。
而在明朝这样的私营钢铁大作坊还有许多家。
金银矿是禁止民间开采，但这只是法令规定而已。盗矿之事，史不绝书，而且遍及各省，大都是银矿。他们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则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矿场，有的更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对抗。……在广东顺德，有的豪强勾结势家经营银矿，达30年之久。不过积少成多，占数量最大的，恐怕还是民间的零星偷采，只是没有系统记载而已。
铜的开采，后期转盛。民间铜器的制造，当是出自民矿……即使朝廷铸币，也仰仗民铜了。据嘉靖间记载，铸币“黄铜照例行户部买办”，以至有时“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到万历时，有人说：“天下铜在民间为供具什器者，不知几千万亿。其产于各处名山者，豪姓大贾负贩以擅厚利，又不知几千万亿。”“今云南、陕西、四川、广东各省有铜矿，为奸商专擅。”
煤矿开采：
“大约自始就是民营，仅知在北京附近的门头沟曾有过一二座官窑。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对民煤十分取二，……永乐十三年（1415）改定为三十分取一，其税又远较金属矿为低了。”到了万历以后，“矿税也已改为征银。万历二十五年（1597）朝廷谕旨说：‘煤乃民间日用所需，若官督开取，必致价值被增，京城家户何以安生’，这是指京西的门头沟矿区。万历三十一年，这里曾经发生一次采煤矿工、运煤脚夫拥进北京城，抗议游行示威的局面。”
2.盐业、制瓷业
“在以往受官府控制最严的制盐业，万历年间也出现……向民营变化的迹象。” 食盐的生产销售，“官盐销量小，征税面狭窄，盐商靠私盐买卖谋取暴利。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18亿斤，而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5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2/3为私盐独占，严重影响盐税收入。嘉靖以来，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人口一定，食盐市场有限，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价昂质次的官盐，政府的种种努力总归失败。”
瓷器而言，据宋应星的记载，“民窑发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样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
景德镇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3～4倍。明后期景德镇3000座窑中，官窑仅有几十座。崔、周、陈、吴4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远远超过官窑。这时京郊门头沟煤窑很多，官窑只一两座，余皆民窑。
3.纺织业、印刷业
“（明代）纺织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缫丝的缫车比元代更精良和完善，已研制成功“一人执，二人专打丝头，二人主缫”大缫车。《天工开物》记载的花机由两人共同操作，提花小厮坐在花楼上提花，织工门楼下织丝，两人配合可织出各种花纹的丝织品。
明代各种新搅车，“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有的地方还使用水转大纺车。……由于明朝政府的鼓励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城市棉纺业得到普遍发展，江南一代成为全国棉纺中心。
民间的丝织能力，即使在明初官手工业最盛的时候，也是超过官织染局。这种历代也包括明代征课绢帛作为赋税的情况就可看出。而到了明后期，民间机户有了发展，即使不计农村副业，单机户的生产，也逐渐超过官织染局了。
在印刷技术方面，也有了极为重要的发展。首先是铜活字的应用。……万历年间又流行起来木活字印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大部头书籍也都有了木活字印本。崇祯年间又用木活字印行《邸报》，这可以认为是中国用活字版印报纸的起源。然后是套印术的应用。套版印刷品出现后，到了17世纪得到广泛的发展。
“明代造纸印刷术空前发达，出现不少大规模民间印书工场……印书工场很大，可分三个部门。” “毛晋汲古阁，不仅抄书、刻书，也售卖书籍……有着一套规模十分广大而完备的机构。从亲自投资、招聘人才、组稿、校勘、编审、书写、镌刻、印刷、装帧，分工细致，工序环节紧密。书籍刻成之后，直接进行销售。从编、印、出版、发行，全部由自己成立的机构运作完成。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新型资本主义经营的性质。”
4.商业繁荣与农业萎缩
明代中后期，农产品呈现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商业化趋势。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由于大半甚至八九成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成为粮食进口区，其它一些地方则靠供给粮食成为商品粮食出口区。如：
嘉定地区因植棉业发展，“邑中种稻不能什一”，加上商业人口剧增，本地产粮不足以自饱，必须仰食四方。
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当时桑、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步，常思患粮食不足……区域内调剂甚繁。但整个区域仍有不足，须由湖北，江西，安徽运入，所谓“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栗”。
一般粮食作物的种植，主要有稻、麦、粟、梁、黍、菽等多种谷类；某些本来可以自给的区域，由于手工业的发展，非农业人口的剧增，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使本地生产粮食不能满足需求，因而每年需从外地输入大量粮食。
不少土地主缙绅也逐步将资金投向工商业，“富者缩资而趋末” ，以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为名号的商帮亦逐渐形成，并在一定地区和行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人口转为工商业者的数量急增。明代戏曲理论家何良俊比较正德前后，说百姓里面已有六七成的人不从事农业，只有二三成从事农业：
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而言，已六七分去农……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
明人林大钦指出：“游民众则力本者少，异端甚则务农者稀……，小民无所利于农也，以为逐艺而食犹可以为苟且求全之计。……大率计今天下之民，其有田者一二，而无田者八九也。” 林希元说：“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食者，十而五六。” 朱国桢说：“近年（万历天启间）农夫日贵，其直增四分之一，当务农者少，可虑！可虑！” 《苏州府志》记晚明苏州：“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
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 （万历时期）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
王平在《<型世言>与明代商品货币经济》一文中说：
除了江南的苏松杭嘉湖等商业经济繁华的地区外，商人们的活动也深入到了内地。第十六回《内江县三节妇守贞，成都郡两孤儿连捷》中便称：“还有个木商，是徽州人，拿了几千银子，在这里判山发木。”徽州人向来善做生意，他们资本雄厚，只要有利，不拘远近，什么商品都可经营。这位徽州木商便来到成都府内江县山中发运木材，并存当地娶妾安家。精明的大小商人们掀起了一股经商热潮，推动明中叶以后的商品经济发展。
徐晓望在《晚明福建与江浙的区域贸易》中说：
晚明的福建与江浙商业气氛颇浓，福建商人，一向将江浙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领域。何乔远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从其话中，我们可知道安平商人活动范围相当广，而南京与吴越是其重要活动区域。明代闽浙间的海上贸易是十分兴盛的。
……福建丝织业的原料主要来自湖州。福建丝织品的进口量很大，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回忆明代：“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这样看来，福建每年从江南输入的丝绸可达数百万两银子。当然，其中多数商品又被闽人售至海外国家，换回美洲及日本的白银。……江南对福建的棉类商品输出。……吴梅村的《木棉吟》说，明代隆庆、万历年间，闽商至镇洋一带采购棉花，“州赖以饶”。在前引有关商人的史料中，我们看到两位徽州商人到福建做棉花生意，其中如张沛“财本数千两，在瓜州买棉花三百馀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江浙输往福建的商品有生丝、绸缎、棉花、棉布、粮食等项，这些商品中大多是民众的日用商品，消费量巨大。闽人为了购买这些商品，支付了大量的白银。于是，从海外流人福建港口的白银便通过这一渠道流向江浙。繁荣了江南，也繁荣了中国多数地区。……福建输往江浙的商品有水果、木材、纸张、蓝靛等项。……明末的福建与江浙二地已经结成深厚的贸易关系，双方经济的发展，都有赖于对方的市场、原料、资本。……传统理论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自然经济社会，商业贸易对这一社会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我们切实考察明末福建与江浙的经济互动，就可知道这一理论的荒谬。
内河航运是16、17世纪重要的运输手段。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承认，当时中国南方从长江到云南边界的内河航运能力为世界其它地区所望尘莫及。他引用当时神甫马加良恩斯的原话：“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内河）航运业能与中国相比……”斯密将当时中国内河运输业与同期欧洲作比较后得出类似结论，即中国在此领域具有较高效率和竞争力。出色的航运能力方便了商品的运输和销售。
据万明等人引述《铅书》的记载，晚明方圆几千里的各种大量名、优、特产等汇萃于山陬一隅，很能反映明后期商品的繁茂景象。其它如铁器、瓷品、纸张、食糖……也在由生产它们的原产地源源不断地贩运到全国各地，进入大小城市中的千店万铺，供当地市民消费。
据当时来华的西方人记载：
中国人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里有的东西，街上几乎都有售卖……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葡人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点）。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南北都出现了一些以经营工商业驰名的城镇，成为商品集散和手工业制作的中心，诸如北京、天津、武汉、芜湖、苏州、杭州、松江、广州、佛山等。城市中也形成了包括行商坐贾、作坊主等在内的比较富裕的工商业者，并且日渐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明代尤其是晚明农业生产相对繁荣商业的萎缩，是致使明末中国无法应对频繁自然灾害和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后文有略述。
四、对外开放与郑和下西洋
长期以来在很多中国人印象里都有一种错觉，以为以小自耕农为基础的中国一直都是闭关自守，非常保守的。其实小自耕农与闭关自守并无绝对联系，因为互通有无的对外贸易能为统治阶层带来巨额财富，只要不与钱过不去，统治者一般都不会拒绝对外贸易的。只有当对外贸易威胁到其最大的利益——自身的安全利益时，统治者才会牺牲对外贸易。事实上，满清以前的中国一直都是非常开放的（详见本书以前章节）。秦始皇一直对海外之地有着强烈的兴趣，虽然他的目的是为了长生不老。汉帝国时期，是中国人的努力打通了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贸易大动脉——丝绸之路。到隋唐时期，中国的开放程度举世公认，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的中心，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唐三藏西天取经，鉴真东渡。到了宋王朝，丝绸之路的断绝促使宋朝开始认真开辟通向东南亚和印度的海上航线，从事海上贸易，宋朝的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事大规模海上贸易的国家，中国的瓷器从此开始为世人所知，中国商人移民的永久性居留地在许多东南亚贸易中心建立，杭州以南的中国东南沿海港口繁荣起来，出现了大量外国居民。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宋朝时的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商船队和最领先的航海技术。蒙古人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的航海时代，但与此同时陆上的丝绸之路却得以恢复。正是这条丝绸之路使得阿拉伯人和蒙古人将中国的航海技术和火药传到西欧，引发了西欧的航海大冒险和西欧的崛起。明朝时期，中国和西方的交流被美国汉学家孟德卫称为“伟大的相遇”。中国和西方在经济，宗教文化，科学技术上全面交流合作。中国的船队远赴西洋，甚至可能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
1.明朝的对外关系
明朝时期，中亚地区主要有撒马尔罕、哈烈等国家。明朝在政治上积极发展与中亚各国的关系，采取以德睦邻的外交方针，增进了解与信任，发展友谊；并积极调解邻国之间的冲突，赢得了中亚国家的友谊。在经济上采取互通有无、厚往薄来的方针，发展官方贸易，鼓励商人来往，扩大了中西文化交流；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明朝在中亚国家的影响。
自洪武到万历年间，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明朝与中亚国家的官方关系与民间交往均很密切，使节和商人往来不断，有明朝对外关系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由于在中国受到很好照顾，一些中亚商人和官员甚至主动提出要求在中国定居并为明朝服务，均获明朝批准，并予以安置。
据统计，仅在永乐年间，东南亚及非洲国家使节来华共300余次，平均每年10余次，盛况空前。而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每次来华使团都是国王带队，且不像现今的国家元首外出访问只停留两三天就回国，数百位使团成员往往住上一两个月。其中居然有三位国王在率团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而他们竟是如此地钦慕中国，在遗嘱中竟都表示要将自己葬于此。明政府则尊重他们的选择，按照亲王的礼仪厚葬了他们——贵为一国之君，不愿死后回故土，却要埋葬于异国他乡之中国，可见当时明朝非凡的吸引力。
万明所的《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是系统研究明清两代海外政策的专著。该书认为，明朝的海外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官方海外开放时期（从明朝建立到郑和下西洋）——转折时期（从郑和下西洋结束到16世纪初年）——对海外民间社会开放时期（从16世纪初年到明末）；而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海外政策，也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封锁海疆时期（从满清入关到1683年）——开海时期（从1684年到1716年）——走向收缩封闭时期（从1717年的南洋贸易之禁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此结论是：从总体趋势上看，贯穿明朝海外政策的主线是开放的，而清政府海外政策的主线则是封闭的。 万明论述道：
从实质上分析，明朝初年出于全面集权的需要及对海外贸易利权在上的考虑，惟留朝贡贸易为对外贸易惟一孔道，积极推行朝贡贸易这一官方海外贸易，海禁主要是与之配套出台的政策。郑和下西洋便是推行官方海外贸易开放政策的突出实例。因此，明朝初年的海外政策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明初的海禁，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海禁。而清初沿袭前朝，不顾时代的演进，惟保留朝贡贸易，又如前所述，清初与清廷建立朝贡关系的海外国家，寥寥无几，政策本身即是对明中叶以后民间对外贸易发展趋势的逆向行为。总的说是采取了置海外贸易完全不顾的极为消极的海外政策。这是一种封闭的海外政策，是完全意义上的海禁，是闭关自守的集中表现。
2.郑和下西洋的成就
明初，由于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治、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罗盘针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以及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等等，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中国广州等沿海的大都市发展繁荣。明初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的要求。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逼切的事。于是明成祖朱棣决定组织强大的船队，前往“西洋”诸国。
据《明史》等记载，1405年郑和船队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船只“宝船” ，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 ，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比今天的国际标准足球场还要大，排水量约万吨以上。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体势巍然，巨无以敌。蓬帆摇橹，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 。可载千余人。
第一次下西洋时，“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 即其所率部众有27000多人，最大的长44丈、宽18丈的旗舰有62艘。有的船锚重有数千斤，需数百人齐动手才能摆动锚与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明代宝船皓遗址处（今南京宝船遗址公园）出土的11米长木杆，经鉴定不是桅杆而是舵杆，其中尚有安舵叶的大孔，其连接的舵叶高度约有6米，即有现今两层楼高。宝船之下，有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规模之大，史所未有。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船队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天文导航牵星术，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通过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
没有现代航海科技工具的协助，如此庞大队伍穿越印度洋，航行数万公里到达非洲，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而欧洲哥伦布、麦哲伦等开启西方所谓大航海、大发现时代，不但比郑和晚数十年，船队的规模也相差巨大。他们几次航行，人数在100人左右，船只数艘，吨位最大的仅120吨。在航程、规模、组织等方面，郑和都超过这几个欧洲航海家。
郑和航行前后达28年，七次所经国家有30多个。每次回航都带回大量外国使节和贸易品，加深了中国和所到各地的文化和贸易交流，对东南亚地区的开发，贡献尤大。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郑和船队人员主要有五个部分：指挥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贸易部分、后勤保障部分、军事护航部分。
郑和下西洋船队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编成，是当时世界上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郑和船队曾几次遭遇战争危险，但凭借冷静指挥，沉着应战，——化解，并帮助当地人打击海盗和解决纷争，受到尊敬。南洋等地的人民一直纪念这位和平友好的使者，在一些城市里，至今还保有纪念郑和的寺庙和胜迹。当时的中国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而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
3.郑和船队环球航行和发现美洲新说
一般认为郑和舰队最远曾达非洲东岸，而近年来的研究则提出了更大胆的说法。如央视：斯里兰卡有历史学家猜测，这些船队甚至绕过好望角，完成了环球航行。郑和船队带来了一个遥远的东方古国的文明礼仪和各种高贵的礼物。世界知道了那个伟大的国家，叫中国。
长安大学档案室主任赵秉中教授在对大量历史资料的考证后得出结论：最早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是中国人郑和。
英国退休的海军指挥官加文?孟席斯先后走访120个国家，经过对大量航海图、古代器物及其他考古资料长达14年的悉心考证，写下长达百万字的《1421年：中国发现美洲大陆》，在美国畅销并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他提出：中国明朝郑和率领的船队曾经完成环球航行，并在哥伦布之前72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2006年，北京和伦敦的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同时展出一张1763年绘制的附注有永乐16年（1418年）的中国航海地图。该图有详细的航海区域，绘有美洲、欧洲、非洲的轮廓。以及对美洲土著（肤色黑红、头和腰戴羽毛）、澳洲土著（肤色黝黑、赤身、腰部戴有骨制品）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