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饭TXT > 军事历史 >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中国近代爱国名人(出书版)》作者:张开城/胡安宁【完结】 > 中国近代爱国名人.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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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开城/胡安宁 当前章节:15558 字 更新时间:2026-6-20 08:26

“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此日始得亲发炮轰击清军耳。”哪里有革命,哪里 就有反革命的镇压。然而,反动派的血风腥雨扑不灭武装起义的熊熊烈火。 正当孙中山在美国积极筹募革命经费的时候,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 胜利的惊雷震响中原大地。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以 “中华民国军政府大 总统孙”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各地奋起响应,摧枯拉朽,以共和代替帝制。 不到两个月,当时全国24个省区中就有14个省宣布独立,其余10省反清斗 争也风起云涌,清王朝很快陷入了土崩瓦解的绝境。 孙中山是从美国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的。报道说: “武昌革 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 仙……”他多么渴望飞渡太平洋,回到祖国,亲自指挥对清王朝的最后一击。 但他意识到,目前最要紧的,是进行樽俎之间的外交斗争,继绝清王朝的后 援,而不是去疆场上冲锋陷阵。经过40多天紧张的外交活动,孙中山于1911 年11月24日由法国乘船回国,12月21日到香港,12月25日回到上海。4 天之后,17省代表开会,筹组中央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 年元旦,孙中山乘专车从上海到达南京,在 50年前太平天国的天王府宣誓就 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3个多月里, 制订并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30多件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 义的法令和措施。 《临时约法》的革命性、民主性,对打击一切封建帝制的 复辟活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辛亥革命的胜利,将统治中国长达 260多年的清王朝和在中国持续了 200O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一概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孙中山领导人民推翻 帝制,建立共和国的历史功绩,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二次革命 百折不挠 “雄关漫道真如铁”,革命的道路总是艰难曲折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后,一直处在内外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地位极不巩固。革命党内部有 一股所谓 “咸与维新”、“新旧合作”的妥协潮流;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 治代表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以 “永不 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郑重保证,迫使孙中山于1912年2月辞去临时大 总统职务,由他取而代之,轻易地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孙中山在辞去临 时大总统时声明说: “解职不是不理事”,而是致力于比政治紧要的民生事 业。同年9月,孙中山接受了袁世凯的任命,担任全国铁路督办。他立志在 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为此,他跑遍了大半个中 国。 正当孙中山再赴日本,考察铁路状况并筹措铁路贷款时,袁世凯策划的 暗杀宋教仁的罪恶枪声,把孙中山从梦幻中惊醒,他从斗争实践中逐步看清 了袁世凯的狰狞面目和反动本质。孙中山沉痛地说: “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 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兰格 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那样。”知错改错,从头做起,孙中 山断然主张武装讨袁。1913年3月27日,孙中山赶回上海,召集黄兴等革 命党人,召开紧急议。会上,他力排众议,认为对窃国大盗袁世凯不能用法 律解决,非用武力不可。会后,他冲破阻力,发动江西、安徽、广东等省革 命党人,兴师讨袁,并把这场反袁战争称之为 “二次革命”。由于党内意见

不一,在帝国主义与袁世凯军队的联合进攻下, “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便 归于失败。孙中山被通缉,再次流亡日本,重新组织革命力量。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中有的人对前途悲观失望。其中有几个 自称会推算“八字”的人,他们想了解孙中山的出生年、月、日、时,以便 卜测革命的命运何时否极泰来,时来运转。他们推选一个人去问孙中山,孙 中山十分生气地说:“你们青年人怎么这样迷信?难道我的 ‘八字’不好, 你们就不想革命了?告诉他们,我的 ‘八字’就是一定要‘打倒军阀,继续 革命’。”孙中山用同盟会时期百折不挠、屡仆屡起的革命精神,鼓励这些 垂头丧气的人振作起来,继续奋斗。他还函告各地革命党人,鼓起勇气,勇 往直都,并满怀信心地写道:“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 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恶消长之天理,则终有 最后成功之一日。” 为了集结革命力量,策划 “三次革命”,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另 行组织 “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组为 “中国国民党”),当选为总理。建 党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武装讨袁上,仍保持着首倡革命时的那股劲。两年 中,他先后又组织了十几次讨袁武装起义。孙中山的这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 神,推动了全国波澜壮阔的讨袁浪潮。 1916年4月,孙中山由日本回上海。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 中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北洋军阀段祺瑞上台。当时的北洋军阀已分裂成皖系 和直系两大派,各省、各地也涌现出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全国陷入军阀混 战的局面。1917年,段祺瑞悍然宣布废除 《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孙 中山清醒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要反对一 切 “谋危民国者”,他认为《临时约法》和国会,是“共和国之命脉”,必 须同毁法横行的军阀独裁统治做不懈的斗争。是年7月,孙中山联络并率领 受革命影响而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的西南军阀的应瑞、海琛两艘军舰,到了广 州,开展 “护法运动”。8月,在广州建立了同北方段祺瑞政府对峙的中华 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推举为 “海陆军大元帅”,立即组织北伐,以图“树 立真正的共和”。然而,南北军阀本是一丘之貉。孙中山所依靠的西南军阀 只不过是借 “护法”扩大地盘,一旦达到了目的,便把“护法”的旗帜踩在 脚下,孙中山被军阀所排挤,不得不离开广州。持续不到一年的“护法运动” 又告失败。1918年夏天,孙中山意气消沉地来到上海,在 “法租界”环龙路 (今南昌路)44号设立了一个事务所。 辛亥革命已经7年了,帝国主义的军舰仍然游弋在黄浦江上,饥寒交迫 的贫民照旧流浪在巷尾街头,外国军警依旧在 “租界”横行,在军阀混战中 的祖国山河仍然是支离破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政治专制黑暗。孙 中山为“振兴中华”奋斗了30多年,结果 “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 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推翻了一个暴君专制,却生出无数 “强盗 专制”,对国家、人民危害之烈,有甚于前者。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孙中山从革命实践中认识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革命党人心不齐, 各奉其旨,各行其事,从思想到组织都很涣散。在革命党人中,有人认为“知 之非艰,行之惟艰”,他们用这种理论众口烁金,讥讽孙中山,冷淡拒绝孙 中山重建共和的主张,甚至用这种理论公开为他们的妥协、颓唐、背叛进行 辩解。可见,要继续 “振兴中华”的事业,加强革命党人的思想建设则是刻 不容缓的。孙中山决定在事务所住下来,闭门著书立说,以统一革命党人的

思想,唤起民众觉悟。他辞去中华民国军政府 “海陆军大元帅”的职务,声 明在一段时间里, “专理党务,对于时政,暂处静默,以避纷扰”。 从几十年的斗争实践中,孙中山深切地体会到,不是 “知易行难”,恰 恰是 “知难行易”。他曾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为日本“与我为邻, 亲与其邦,乃我之福”;武昌起义胜利后的四十多天,他为联英、联美紧张 奔波。然而,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列强给革命党的全是“援助”的空头支票, 加上欺骗、讹诈和破坏。他对袁世凯的认识,也有类似的过程。这些都说明 求得真知的困难。为了通俗说明“知难行易”的道理。孙中山以饮食、用钱、 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10事为例来论述,写成 《知难行易学说》,即《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议”,用以教育革命党人 总结历史经验, “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指导“振兴中华” 的革命斗争。接着孙中山又著成 《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同他以前 写成的 《民权初步》。即“社会建设”合起来,完成了长期以来自己设想的 建设中国的蓝图。在 “实业计划”这部分,他提出了交通、商港、都市、水 力、灌溉、工业、农业、造林、移民等方面的庞大规划,包括修筑10万英里 铁路、100万英里公路和3个巨大海港,以及许多大工厂、大矿山…… 随着 《建国方略》的成书,孙中山对未来的宏伟蓝图越来越清晰、具体, 但他对已没有生气的国民党能否实现这美好的远景,也越来越怀疑、迷惘、 苦闷、彷徨了。 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 正当孙中山一筹莫展,孑然无助的绝望时刻,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 命胜利,给他带来了信心和希望。孙中山从苏维埃政府的对华宣言中认识到: 革命后的俄国,是 “振兴中华”的真正同盟者。他设法同苏维埃政府联系, 表达了 “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的愿望。列宁收到孙中山的电函后,委托 外交人民委员会致电孙中山,表示在中国革命 “艰辛的时刻”,俄国劳动阶 级坚定地同中国兄弟站在一条战线上。1919年爆发的 “五四”运动标着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使孙中山看到了团结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力量。他热 烈支持学生和工人的英勇斗争,找到了 “振兴中华”的依靠力量。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来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援助 孙中山的革命,促成两者的合作。7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光荣诞生了。是 年年底,在共产党员张太雷陪同下,马林到桂林拜访了孙中山,同孙中山亲 切会谈了9天,建议孙中山组织一个能够联合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工农大众的 政党,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骨干,孙中山十分赞同。经过反复酝酿,孙 中山确定了一个崭新的革命方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专程从北京到上海,多次 同孙中山交谈,具体讨论了通过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和两党合作等问题, 取得了一致意见。共产党人的真诚帮助,使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 转变。后来,孙中山曾经发自肺腑地告诉夫人宋庆龄说: “共产党人是真正 的革命同志。”几天后,由孙中山亲自主持,李大钊等以个人名义正式加入 了国民党,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 联顾问的支持帮助下,孙中山完成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召开了国民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

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选举了 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央委员会。大会通过的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宣言》是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共同纲领。在这篇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 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 义,是孙中山的一个伟大历史功绩,也标志着他的政治思想的飞跃。国民党 “一大”期间,孙中山下令筹办军官学校,周恩来等许多优秀共产党员被派 到黄埔军校工作。斗争的实践使孙中山深深认识到: “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 能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没有广大人民为基础。”国 共第一次合作将中国革命推向新高潮。当是,祖国北方军阀混战,灾难深重。 孙中山决心北伐。1924年秋,他在广东韶关举行北伐誓师,指令北伐各军分 两路进军湖南和江西。此时,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赶走了北洋军阀曹琨、 吴佩孚,电邀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事。孙中山明知去北京有遭军阀暗算的危 险,且身体已积劳成疾。但为了祖国的统一,他不顾个人安危,决心北上, 并在1924年11月发表了 《北上宣言》,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召开国 民会议, “以谋求中国之统一和建设。” 孙中山安排好各种工作,便和宋庆龄乘船离开广东。他沿途发表演说, 慷慨激昂地指出:“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军阀和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 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当孙中山路 过天津时,张作霖、段祺瑞的代表借口前来看望,趁机劝说孙中山不要反对 帝国主义。孙中山愤怒地说: “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孙 中山抵达北京,受到10万市民欢迎,李大钊亲往迎接。这时,孙中山病情严 重,医生确诊为肝癌晚期,段祺瑞对病危的孙中山并不放过,不但不召开国 民会议,却坚持召开所谓的 “善后会议”,强调不反对帝国主义。孙中山坚 决予以抵制,严正要求段祺瑞 “改弦更张”。这是孙中山生前作出的最后一 个重要决策。 孙中山的病情日益恶化。他留下了 “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 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对后人予以殷切希望。1925年 3月 12 日凌晨3时,孙中山先生不幸被病魔夺走了生命。在他临终前,还竭尽最后 一点精力,用极微弱的声音继继续续地反复呼喊: “和平……奋斗……救中 国!”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中国革命的先驱,他生前虽 未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但是,他为后人设计了 “振兴中华”的宏伟蓝图, 他那百折不挠、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为了美好的未来 奋勇前进!

中国近代爱国名人(3)

留芳千古 永垂不朽 ——喻培伦 在广州东北部,矗立着一座庄严肃穆的大型墓碑,安息在那里的就是80 年前黄花岗起义中殉难的七十二烈士。他们为推翻黑暗腐朽的清王朝,拯救 危难之中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英勇壮举,催人泪下,感人肺腑; 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愧是革命的先驱,他们为中国的民主革 命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朽篇章。大型墓碑七十二烈士的名字中,被列 为墓碑之首的是为争取祖国的光明前途而英勇献身的民主革命者、炸弹大王 喻培伦烈士。 喻培伦是四川内江人,1886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自幼聪明好 学,敏捷过人。6岁入私塾,塾师常给他讲历史故事,历史上的屈原、岳飞、 文天祥、洪秀全等爱国人物,是他崇拜的偶像,喻培伦从小立志为当一个爱 国英雄而奋斗。 1900年,喻培伦年满 15岁时,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了。义和团 运动虽然在帝国主义及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夭折了,但义和团可歌可泣的英 雄事迹却在喻培伦的故乡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八国联军的大肆入侵,卖国 的 《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受到如此耻辱,有热血、有爱国之心的炎黄子 孙都感到似刀绞一样疼痛。这一切不能不给少年时代的喻培伦以极大的震 动。他当时曾刻一枚印章,自署 “世界恶少年”,表示对这个世界的不满, 他厌恶封建的科举制度,喜欢机械、金石、雕刻和书画一类的技术。 20世纪初的清王朝统治越发没落腐朽,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任人宰割,满 目疮痍。怎样才使中国富强,走上光明之路,刚刚步入青年时期的喻培伦在 苦苦地探求着。 1905年,喻培伦兄弟俩怀着 “实业救国”的愿望远渡重洋,留学日本。 当时发生这样一件事,使他永生难忘。船到汉口,兄弟俩上岸游览,不知不 觉闯入英祖界。一个印度巡捕气势汹汹的拦住他,不准前进,喻培伦气愤地 质问: “这是中国的土地,为什么不许中国人游玩?”蛮横的印度巡捕举手 就打,由于喻培伦生来瘦弱,被印度人推下江堤,差点滚入长江。他第一次 感到半殖民地人民的屈辱,悲痛万分。后来,回忆起此事,他说: “这比挖 我的祖坟还伤心。” 喻培伦年底到达东京,先考入警察学校,第二年又考入经纬学校, 1997年又改入大阪高等工业预备学校学习理科。他一次又一次的转学,恨不 得把日本的一切先进技术统统搬到中国去,来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挨 打的现状,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之路。他废寝忘食地学习物理、化学、工业 分析、外语等课程,空余时间他就到大阪、神户、东京、横滨等地的日本工 厂进行考察,设计许多办厂方案,想借此振兴实业,抵御外侮。由于当时清 政府的黑暗腐朽,他的 “实业救国”的愿望竟化为泡影。 1907年,弟弟喻培棣告诉哥哥,自己加入了同盟会。正在为“实业救国” 未能达到愿望而心灰意懒的喻培伦,了解到同盟会的纲领,心中豁然开朗, 对救国前途充满希望,懂得了只有革命,推翻黑暗统治,才能扫清办实业的 一切障碍,实现自己的夙愿,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1908年夏,喻培伦在东 京经吴玉章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决心走革命救国的道路。为了革命斗争需 要,他转行考入干叶医学校药科,潜心研究制造炸弹的方法。在一次试验中,

不慎引起爆炸,警察闻声赶来,他急中生智,从容向警察出示医校学生证明, 以作化学试验为托词遮掩过去。喻培伦的手脸被炸伤,医治后左手残废,然 而他没有丝毫退缩,继续进行研究。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发现一种安全而又 威力强大的炸弹。从此同志们都称他是“炸弹大王”,称他的炸弹制法为“喻 氏法”。 1908年前后,同盟会组织的许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到失败,一部分血气方 刚的青年醉心于个人恐怖活动,主张谋刺清朝官吏,进行报复,以振革命党 人士气。喻培伦赞同并积极参加。 1909年夏,革命党得到消息,两江总督端方调任北洋大臣,估计会从汉 口经过,准备在端方北上途中把他杀掉。喻培伦在革命党人的协助下,选定 汉口北面刘家庙车站,埋好烈性炸弹,但是狡猾的端方却偷偷从上海乘轮船 走海路北上,谋杀端方,未能如愿。 同年秋,同盟会又决定暗杀摄政王载沣。他们在载沣必经的路上埋上一 颗大炸弹,不料被发现,清吏请美日专家鉴定,美国人见这枚炸弹爆炸威力 之大,设计之高明,均达世界先进水平,断定不是中国人制造。日本人根据 炸弹外壳有明显的车削痕迹,肯定又是附近加工的。于是清吏按这一线索进 行搜捕,黄复生被捕,喻培伦预先去了日本,才幸免此祸。 谋杀摄政王的失败,并没有使喻培伦气馁。他从日本赴香港,在同盟会 的领导下,在九龙城设立了暗杀机关,一面设法营救黄复生等革命党人出狱, 一方面继续进行暗杀活动。 1911年春,同盟会要在广东发动一次规模最大的武装起义,黄兴召喻培 伦前往,专门负责供应炸弹。在广州甘家巷一处秘密机关,喻培伦不顾身残 体弱,和同志们一道,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共赶制出1000 多颗炸弹。 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后,统筹部决定在4月 23日发动起义,但由于种种 原因,起义一再改期,后又定于4月27日。起义前一天,由于清军戒备加强, 形势非常紧张,指挥起义的领导人黄兴想推迟日期,喻培伦坚决主张按期起 义,他说: “举义诚知必死。然死国,义也。吾人不肯死,谁肯死者?国事 将不可挽矣!”在喻培伦的劝说下,黄兴同意了4月27日起义。 起义前,大家考虑到他是革命队伍中不可多得的科学工作者,再加左手 已废,行动不便,让他留下来。他回答:“学固不能磨灭,非我死可以亡之。 如果临阵退怯,人格何在?” 1911年4月27日下午,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领队伍冲向两广总督衙 署,铁骨铮铮的喻培伦臂缠白巾,胸前挂着一筐炸弹,奔在最前边投掷,成 为开路先锋。他首先炸开了总督衙门的后墙,爆炸有浓烟还没有散去,他已 抢先冲进去。后来他又率领队伍准备攻打观音山的督练公所,走到莲塘街与 清兵相遇。喻培伦一马当先登上房顶,居高临下,向清军投掷炸弹,炸得清 军人仰马翻,鬼哭狼嚎,纷纷后退。喻培伦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为众先 驱,殊死拼搏,从傍晚到深夜,表现出了无比顽强的英雄气概。这时清军大 批援兵赶来,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力竭,喻培伦身受重伤而被清军所俘。 受审时,清军还不知道这位身残志坚的英雄是谁。喻培伦为避免连累同 志,隐匿真实姓名,自称王光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问。他却大讲制造炸弹 的情况和革命道理。在敌人面前,他坚贞不屈,誓死如归,慷慨激昂地说: “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表现出了一个革命党人的高尚气节。

壮烈就义时,年仅25岁。 1912年2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追赠喻培伦为“大将 军”,并指令在他的家乡内江修建 “喻大将军祠”,供后人悼念瞻仰。当年 曾和喻培伦一起战斗的吴玉章同志,在 《辛亥革命》一书中高度赞扬喻培伦 “不愧是留芳千古,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平生慷慨班都护 万里间关马伏波 ——蔡锷 在中国近代史册里,记载着一位杰出的军事家、爱国主义者、护国将领 的名字,这位护国英雄就是在人们心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蔡锷。他在领导云南 的反清武装起义和发起、领导反袁护国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及杰出的 才能,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少年神童 蔡锷 (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波,1882年生于湖南邵阳的亲睦 乡。父亲蔡政、母亲及兄妹,皆以农为业,家境简陋清贫。为了维持生活, 父亲兼以裁缝为业,经常到邵阳之西的武冈、洞口一带为人缝纫,后全家迁 居武冈县西之三门王家板桥。蔡锷自幼聪颖,富于幻想。他6岁进私塾,10 岁读完了“四书”“五经”,能写出比较流畅的文章,因而有“神童”之称。 在湘西,还流传着蔡锷童年时期勤奋好学的佳话。他白天帮助家人到田野耕 作,晚上独自点上油灯,常常读书到深夜。他怕家里人担心他的健康,便瞒 着父亲,在灯碟里盛满油,深夜诵读,油尽始睡。蔡锷家贫,购书困难,他 听到哪家亲友有藏书,虽在数十里之外,也要翻山越岭去借。他读书喜欢亲 手抄录,笔记精华,成诵在心,因而理解较深,能融会贯通。然而,家境的 贫困,使蔡锷在12岁时不得不终止读书。同乡名士樊锥爱其才,免费将蔡锷 收为弟子。樊锥是清末湖南的著名维新志士,对蔡锷童年的思想影响很大。 因而蔡锷的学业进步很快。13岁时应院试,因为生得瘦小,由父亲扛在肩上 挤进考场。督学江标很赏识他的文章,补为县学生 (秀才)。蔡锷14岁时又 应岁试,名列一等。15岁跟随樊锥参加乡试,考入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新式 学堂——长沙时务学堂。时务学堂是在维新运动中应运而生的,变法活动的 急先锋谭嗣同任学堂学监,崭露头角的梁启超任总教习。在时务学堂,蔡锷 受变法思想的影响很深,也为梁启超大力鼓吹维新理论所感动。蔡锷 “在堂 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在这里,他与梁启超结 下师生、同志之谊。 1898年9月,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因遭到以慈禧为代表 的反动势力的镇压而失败,谭嗣同等6人殉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 湖南时务学堂被强令解散。变法的失败,梁启超、谭嗣同两位教师的一逃一 死,给少年蔡锷的刺激很大。这时,湖南巡抚陈宝箴考送出国留学生,应试 者5000余人,蔡锷以第二名入选,也因变法失败而不能成行。后他去武昌两 湖书院求学,又因其是时务学堂旧生而被拒绝。1899年夏,蔡锷考入南洋公 学,其时正值暑假,他在上海举目无亲,幸遇在南洋公学任教的原长沙时务 学堂教习李逸群,特许蔡锷先住宿学校。7月,蔡锷在上海等待入南洋公学 时,梁启超自日本来函相招,又得到唐才常的资助,遂东渡日本求学。 投笔从戎 蔡锷到日本后不久,进入大同高等学校学习日语,研究政治、哲学,并 实习普通学科。在这里学习期间,他以孟博、奋翮生的笔名,投稿于梁启超

办的 《清议报》;稍后,考入横滨东亚商业学校,与刘百刚、吴禄贞创办“励 志会”;后又加入唐才常的 “自立会”。 1900年秋,唐才常领导自立军准备在汉口发动武装起义,蔡锷与 11名 同学随唐才常回国参加。后事机泄漏,唐才常等师友多数被杀。唐才常以为 蔡锷年幼,不能担负重任,起义前半个月,派他联络革命同志黄泽生。黄泽 生以为此次起义不易成功,料事必败,有志青年同时牺牲为可惜,便把蔡锷 留在自己家中,不让赴难,蔡锷才得幸免。经此次事变,蔡锷改 “艮寅”为 “锷”,表示自己投笔从戎的决心。 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蔡锷重返日本横滨,与戢翼堐、王亮畴、沈 虬斋、杨圃堂等创办 《国民报》,宣传民族主义。同年,以私费入陆军成城 学校,学费以译著自给。这时,梁启超在横滨出版 《新民从报》,蔡锷以奋 翮生、锥击生的笔名积极写稿,其中 《军国民篇》就是刊登于《新民从报》 上的重要著作。 《军国民篇》是蔡锷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文章首先指出,现在我们的国 家已经贫弱到了极点,如果再不以坚强尚武的精神唤起国民,中华民族就要 真的灭亡了。 《军国民篇》还分析了中国缺乏军国民主义的8条原因,论述 了军国民的要素,强调要给国民以军事教育、军事训练等,以达到富国强兵 的目的。在 《军国民篇》中蔡锷还抽象地提出了“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冶国 魂”的问题。在蔡锷看来, “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 子。其于国民之关系也,如战阵中之司令官,如航海之指南针,发枪炮之照 星,如星辰之北斗。”而中国国魂则是 “欲于四千年汉族历史中,搜索一吾 种绝无仅有的特色,以认为吾族之国魂,盖杳乎其不可得矣!” 在辛亥革命前,国魂问题的提出,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发展到正规的资 产阶级民主阶段的一个表征,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达到了新的 水平,蔡锷把 “军国民”与“国魂”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提倡具有民主 内容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1901年,蔡锷又写了 《致湖南士绅书》,文章以很大篇幅叙述了日本由 于改革而强盛的历史过程,指出中国今天的现实是 “一切授人以包办,任人 以奴肉”,而统治者们却 “日日酣嬉”。他幻想、希望和要求湖南的当权士 绅们能够向日本学习,集巨款、开译局,进行改革。蔡锷认为, “只要湖南 一变,则中国随之矣,”他这封给湖南巡抚及当地土绅的信,请其力行新政, 以为各省倡,在我国东南地区颇有影响。 蔡锷在留学日本期间,虽然年幼,却比较活跃。1901年与杨笃生、梁鼎 甫等旅日湘人创立湖南编译社及游学编译社,又倡议创立留学会馆,并在成 城学校内设立校友会,以联络感情、交换学识,继而湖南、浙江之部分留日 学生“秘密结社,歃血为盟,以倾倒清廷”。后又与黄兴等人组织义勇队(即 国民教育会)。1902年,蔡锷毕业于陆军成城学校。8月,以候补生投日本 仙台骑兵第二联队为入伍生;11月,与蒋百里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 期,不久便补为官费生。1903年 11月,蔡锷毕业于东京士官学校。在 100 多名毕业生中,蒋百里毕业成绩名列第一,蔡锷名列第五,被誉为 “穷于资 而富于学”。蔡、蒋二人与张孝准同时毕业,有 “中国士官三杰”之称。蔡 锷结束了留日生涯,于1904年初返回祖国。 由于蔡锷曾致书湖南巡抚赵尔巽及当地士绅,请其力行新政,不各省倡, 故在东南封疆大吏中,他的声望很高。江西巡抚夏时在蔡锷归国后,首先聘

请他担任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后为材官学校总教习及监督。1904年 12月,蔡锷因编译社事务亟须结束,乃辞职去日本,末了事务处理完毕,他 便返回湖南绍阳省亲。 1905年初,湖南巡抚端方聘请蔡锷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 堂教官。8月,广西巡抚李经羲又聘蔡锷为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 又兼随营学堂总理官。蔡锷便带领雷飙、谭道源等10名学生赴桂就任。后来, 这些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为蔡锷领导辛亥云南起义和反袁护国战争的得力 助手。蔡锷相继又兼新练常备军总教练官、巡抚部院总参谋官;他还曾在广 西创办测绘学堂,自任堂长;创办广西陆军小学,自任总办,以雷飙为监督。 广西陆军小学共办4期;先后毕业学生数百人。李宗仁、白崇禧等后来名噪 一时的人物,就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 蔡锷创办的陆小为官费学堂。这所学校对学生要求严格,办事认真。李 宗仁考上了陆小第二期,可是仅因报到时迟到了10分钟,就取消了他的入学 资格,直到李宗仁次年考入第三期,才得以入学。由于广西陆小的教官多是 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故训练摹仿日本方式,十分认真。教官们 身着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脚穿长筒皮靴,腰间佩带明亮的指挥刀,威 风凛凛。李宗仁曾回亿说: “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更 是对他敬若神明。蔡氏那时不过30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 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 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 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 掠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 1906年秋,清政府在河南彰德举行新军秋操演习,袁世凯以全国练兵处 会办大臣名义主持演习。蔡锷奉令观操,并派为秋操演习的中央评判官,雷 飙为随员。秋操演习完毕,蔡锷又赴北京考察军事机构,即而返回广西。1910 年,他在广西还担任了兵备处总办 (后改为参议官)、新编常备军第一标标 统、龙州讲武堂监督、广州混成协协统、学兵营长、督练公所三处 (参谋、 兵备、教练)及干部学堂总办等职。 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在南方与革命党人的接触,蔡锷在广西任职期 间,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原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但与梁启超在思想上产 生了很大分歧。蔡锷更倾向革命,他力图与革命派保持联系,对革命党人的 活动,常给以同情和支持。1907年,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和赵声在镇南关发动 反清武装起义前夕,曾改名换姓,密访蔡锷,有所计谋。可见蔡锷与革命派 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910年 11月,蔡锷应云贵总督李经羲电召,送母回湖南老家,遂赴云 南任职。 重九起义 1911年初,蔡锷来到云南。7月,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旅 长),兼任 “云南讲武堂”教官。蔡锷曾对人讲过:中国如欲强大,就必须 起码打败一个入侵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这也就是他的办军宗旨。蔡锷所在的 十九镇两协,不仅士兵素质好,器械新置、武器精良,而且在军队中弥漫着 革命情绪。军官中,同盟会员及受革命影响的士官生很多。而在全国革命大

潮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第十九镇下级军官中的同盟会员的态度更显激进,活 动也比较频繁。革命形势和新军中的革命气氛不能不影响到具有正义感和爱 国民主思想的蔡锷,他虽然从未流露出对清廷的不满之意,但他却暗中和同 盟会保持着联系,对当时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第七十三标三 营见习排长、同盟会员黄毓英曾会见蔡锷,述说革命酝酿情况,要求蔡锷对 革命活动有所表示,蔡锷当即告诫说: “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 同情和支持。” 1911年8月,“川路事起,同盟会机关部通告约期起事。”革命党人加 快了革命步伐。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风声所播,全国震动。接 着湖南响应武昌起义,川黔动摇,云南的革命党人也积极行动起来。10月19 日,云南同盟会员唐继尧、刘存厚、殷承絜、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在 刘存厚家里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酝酿响应武昌起义之事,决定联络 “稳慎 周祥,可与谋革命之人员”的蔡锷,接着蔡锷参加了云南同盟会员唐继尧等 人举行的第二,三、四、五次秘密会议。在第二次秘密会议上决定 “联络官 兵,期与可靠之官长逐层组织小团体,且与歃血为盟,以坚其信用,而为有 把握之举动。”同时要预备子弹,以备急需。在第三次秘密会议上,由刘存 厚、谢汝翼、韩凤楼分别报告各部工作进展情况。第四次秘密会议上,蔡锷 及与会者歃血为盟。由殷承在白纸上书写“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 天人共殛”16个字,书毕,火化调于酒中,分饮之以结同心。在 10月28日 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决定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日)深夜12时发 动起义,并推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这次秘密会议对各部作战计划作了 严密的部署。 绝壁荒山九月寒, 风尖如刃月如丸。 军中夜半披衣起, 热血填胸睡不安。 会罢,蔡锷回到设在昆明的 “云南讲武堂”,低吟新作的诗句,不知疲 倦地翻阅着堆满办公室四周的文化、地图和书报,起义日期临近了,负此大 任的司令官此时此刻再也压抑不住胸中的激情。 10月29日,蔡锷赶往巫家坝,与七十四标及炮标各营管带的革命同志 商议落实起义计划。10月30日下午7时,蔡锷以夜间演习为辞,下令各队 司务长做饭,8时,又令军需长李和声发给士兵枪弹,以作起义的准备。蔡 锷还在七十四标标本部召集刘存厚、雷飙、刘云峰等人开会,对起义部署作 了具体安排,颁布了军令。但会议尚未结束,只见昆明城内大火冲天,情况 发生了意外的变化。 原来,10月30日晚8时余,昆明北校场七十三标第三营李鸿祥所部排 长黄毓英等派兵抬子弹,作起义准备,被值日队官追究,情绪激昂的士兵开 枪打死了北洋派军官唐元良和另外几个反动军官,于是起义提前3个多小时 由基层发动起来。李根源等立即率领七十三标起义官兵攻破北门,进攻五华 山和军械局,于是发生了 “火光冲天”的战斗。 蔡锷见形势发生变化,知北校场义军提前行动,便当机立断,传令鸣号, 集合步、炮两标官长到七十四标标本部前,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说: “满 清专制数百年,纪纲不振,政以贿成,四万万同胞如坐涂炭。现在武昌首义, 四处响应,皆欲报除专制,复我民权,我辈军人何莫非国民一分子?与其被

疑缴械,徒手待戮,何如持此利器,同起义军,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 山河,兴我汉室为愈耶!果能如此,诚汉族之荣、军界之光也!”步、炮两 标官兵三呼“革命军万岁”,以示赞成。全体起义将士不约而同地拔出匕首, 刷地一下,把象征屈从于清朝的辫子割掉,一面面写着 “汉”字的赤帜霎时 竖了起来。蔡锷下令整队,出发攻城,以七十四标二营并炮队第一营为一纵 队,往攻督署:七十四标一宫、炮队二营为另一纵队,占领五华山,进攻军 械局;炮队第三营占领东、南两门。蔡锷亲自率领起义军迅速向城内推进。 途中遇到奉命阻击的马标,蔡锷争取其中立,又迫使南门外的巡防营归顺起 义军。他率七十四标和炮标进城,与七十三标配合,发动了强大的攻势。重 九之夜,昆明战斗异常激烈,义军官兵不怕牺牲,浴血奋战,令人可歌可泣。 第二天黎明,朱德 (当时升任七十四标二营所属连长)带的一队(连)士兵 与另一队士兵一起,在炮火的掩护下,翻过高墙,攻入了云南总督衙门。第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总参议靳云鹏化装出逃。士兵们把伪装成苫力 的云南总督李经羲从床底下拖出来,挥刀将其辫子割掉,把他押到蔡锷的指 挥部,他见指挥这次起义的竟是平时最赏识的蔡锷,当场吓得昏厥过去。这 次云南武装起义,宣告胜利。因起事时间为农历重阳节,故又称之为 “重九 起义”。 10月1日,起义军按计划在五华山成立“大汉云南都督府”,推蔡锷为 军都督。蔡锷执政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宣布了定国名为 “中 华国”,定国体为民主共和、民族平等、革命新政治、保障民权等7条纲领。 他任用年轻的有志之士代替贪污腐败的县知事,在军队中也重视提拔青年军 官,财政方面大力提倡节约。尤应一提的是蔡锷曾两次带头裁减薪金。由于 云南全省安定,加上蔡锷采取一系列措施,1912年,云南财政不仅没有发生 赤字,反而节余近20万元。这在云南财政史上是罕见的。在教育、实业、交 通等方面蔡锷也都力行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辛亥响应武昌起义后建 立的各省政权中,云南都督府是比较有权威的。蔡锷当时也是满怀信心的, 他这时期写的两首诗,足以反映出他的这种心情。 其一 双塔峥嵘拥翠华,腾空红日射朝霞; 遥看杰阁层楼处,五色旗飞识汉家。 其二 东风吹彻万家烟,迎面湖光欲接天; 千载功名尘与土,碧鸡金马自年年。 蔡锷并没有将视野局限在云南, “重九起义”胜利后,他在云南改革的 同时,不派出滇军援川、援黔、援藏。辛亥云南起义是全国辛亥革命的组成 部分,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的光荣记录。曾亲自参加援川远征的朱德赋 诗赞颂蔡锷,摘其中三首: 其一 云南起义是重阳,下定决心援武昌; 经过多时诸运动,成功一夕庆开场。 其二 靳逃钟死人称快,举出都督是蔡锷。 五华山上树红旗,出师两路援川鄂。 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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