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不仅是个 “实业救国”论者，也是“教育救国”论的执行者。他创 办实业初见成效后，就积极在本地兴办教育事业。他认为 “图存救之，舍教 育无由”， “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发展近代工业，需要科学技 术，科学技术离不开教育。 “中国今日，国势衰弱极矣，国望亏损极矣…… 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教育则无兴；欲教 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道，故立学须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张謇不 仅大声疾呼，而且身体 1902年春，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之邀，商定筹建一所师范学堂。在国 家和地方都不予支持的情况下，张謇乃从办实业所得中抽出资金3万多元， 作为开办学校经费；将通州城南的千佛寺进行翻修建造，作为校址。他们先 后聘请海宁王国维、义宁陈师曾、泰兴朱东润等到校授课，还曾聘请日本教 习村忠治郎、西谷虎二、远藤民次郎等讲授理科、外国史地、日文等课程， 开办了我国第一所师范学堂。南通师范的建立及其教育教学经验在近代教育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其后，他用大生纱厂一小部分盈余和募捐所得，又在通州创办了女子师 范、幼稚园、小学和中学。此外还先后创办了10多所职业学校或传习所，包 括纺织、农业、商业、医学、商船、吞桑、铁路、测绘、财会等专业及普通 中学。其中纺织、农业、医学比较有名，三校后来扩充为专科，1920年曾合 并为南通大学。 20年内，南通地区在张謇的主持和倡导下，先后建立了370余所小学， 6所中等学校，4所职业学校，后来又从中分出3所大专学校。在外地由张謇 倡议或资助而设立的学校有：吴淞商船学校、吴县铁路学校、上海复旦学校、 龙门师范、南京高等师范、河海工程学校等。此外他在通州还创办了图书馆、 博物苑、气象台、盲哑学校、伶工学社、剧场、公园和医院等，这些在当时 都是开风气之先的新事物。 随着通州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张謇在东南以及全国的声望日益增高。 由于他举办教育，成绩显著，受到清政府和社会的重视，1907年被举为江苏 宁属教育会长，1911年学部奏任他为中央教育会会长，成为名噪东南的教育 家和实业家。 1926年8月，张謇病故于上海。虽然他的晚年在政治上一步步落伍了， 但张謇的 “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爱国行动，大胆试验的勇气，为中 国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在历史上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毛泽东曾讲过，讲到中国的轻工业，不要忘了张謇。
爱国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 1917年1月，正是北京的隆冬季节，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在前门外的 一家旅馆里，新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会见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 独秀。蔡元培刚千里迢迢从法国回归北京，顾不得旅途的疲劳，就到处拜访 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商讨整顿北京大学的方法。经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的推 荐，蔡元培又专程前往陈独秀的住处，热情邀请他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即 文学院院长），共同办好北大。陈独秀欣然接受。这是蔡元培为改造北京大 学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蔡元培 （1868～1940后），字鹤卿，号子民，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革 命民主主义者。早年，他曾经是清末的翰林。1898年从北京回到家乡——浙 江绍兴，担任绍西学堂监督 （即校长），这是他在新式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的 开始。1902年，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 “爱国学社”，又与蒋 智由等创办 “爱国女学”，蔡元培并在“爱国学社”任教，积极宣传民主革 命思想。1904年与章炳麟、陶所章等组织革命团体光复会。次年加入孙中山 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投身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还参加过秘 密研制炸弹的活动。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第一任教 育总长，发表 《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这是他力图把清朝留下来的封建教 育变革成为资产阶级教育的一个纲领。 在这个 “意见”里，蔡元培批判了“忠君”、“尊孔”等封建教育思想， 指出： “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必须删去，“以打 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他主张进行军国民教育 （即体育），实利主 义教育 （即智育），为建立“强兵富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服务；主张按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进行公民道德教育。这 些在当时都具有反封建的现实意义。他同时提出的关于世界教育与美感教育 的主张，虽然有合理的成分，但其指导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为了追求一个 无时间空间的形态，其实并不存在的“观念世界”。蔡元培主持教育部期间， 还提倡成人教育，增设社会教育司；特别注重改革高等教育，发布“大学令” 等等。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辛亥革命果实为北洋军阀头子 袁世凯所窃取， “中华民国”名存实亡，蔡元培流亡国外，他的教育制度的 方案也被束之高阁了。 1917年 11月4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到校视事。当时的 北京大学十分腐败。在新文化运动迅猛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变革现状的 要求日益强烈、反动军阀黑暗统治的形势下，蔡元培艰难地实行着他的教育 改革的主张。 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自文科开始，因为文科中封建势力最为严重，而改 革文科的又 “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建立一支具有真才实学而又 热心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这是办好学校的关键。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胡 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也先后到北大任教，这样在北大的文科教员中 就形成了一个以陈独秀为首的革新派的阵营。蔡元培把大学看成是 “囊括大 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因此他广罗人材，不少知名教授，新派人物在北大 文、理、法科担任教学工作，同时辞退了几名无学问，专门混饭吃的外籍教 员，这使得北大的教师队伍更为充实提高，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教员
人数也有很大增加，1918年有教员217人，为1912年的4倍。 蔡元培十分重视教师在教育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并在管理体制上作了些 改革。这以前，学校的一切校务都由校长及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官员决 定。蔡元培到任后，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权力机构。评议会由各科学 长和教授中选举产生的评议员组成，校长是评议会的议长，学校的一切重大 事情都由评议会通过。各系设立教授会，“由各教授系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 分任教务”，负责全系的教学工作。同时设立各种委员会，负责学校的各项 行政事务。蔡元培实行让懂教育的专家、学者参与学校的管理的办法后，一 扫封建社会那种腐朽、没落、专制的 “官学”风气，在教育史上是有进步作 用的。 在教学思想方面，蔡元培主张百家争鸣，兼容并包 （把内容不同，甚至 完全相反的思想，学派都包念进来），他说：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 学的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 之有故，尚不能达到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蔡元培还认为，众家学说 “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 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现实派……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 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北京大学不仅有许多进步的教员，在宣传 革新，倡导新思想新文化；也有不少的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教员在讲台上讲课。 如 “筹安会”发起人之一，拥护袁世凯称帝的顽固派刘师培也被聘来当文科 的教员，他极力反对科学和民主，宣扬封建文化。这样，革新和守旧针锋相 对。各种思潮，如马列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封建复古主 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蔡元培提倡 “兼容并包”的本意是反对封建文化专制 主义，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开拓道路。他说： “我素来不赞成董钟舒罢黜 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 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对立。”这种思想自由的原则，促进了 科学、民主的新文化的传播，同时在客观上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设了条 件。 蔡元培对学生的要求，是 “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 财之阶梯”。他在就任北京大学的校长的演说中，要求学生必须抱定求学的 宗旨， “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要“爱憎分明，孜 孜求学”。为此，他首先要求教员认真地教授，以提高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 蔡元培认为，大学生学习的知识不应太狭窄，因为许多学科的内容是相互联 系的， “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的最后假定，亦 往往牵涉哲学。从前的心理学附于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 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因此大学生 “于专精之余，旁涉 种种有关系之学理”是极其重要的。对于各派的学说，要让学生独立思考， 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而不是用强制灌输的办法，去束缚学生的思想。 为了活跃学术思想，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 “发扬学生的自动精神，养 成服务社会的能力”，蔡元培在北大发起或赞助创办各种团体，如进德会、 新闻研究会、消费公社等等，如雨后的春笋一般。每周几乎都有学术讲座， 自由讨论的空气很浓。 蔡元培重视图书馆和各种实验室的建设，认为这是办好学校，提高教学 水平的重要条件。当他到校任职仅数日，工作千头万绪之际，就把 “改良讲
义”、 “添购书籍”这两件事情列入自己的工作计划之内。他任用名流学者 如章士钊、李大钊等为图书馆主任， “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 工具。” 从1917年到1923年，蔡元培当了6年的北大校长，成绩显著，名望极 高。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如提倡学术研究，主张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 重视教师的作用，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等，在北大，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 响。但是在军阀统治的压力下，他不得不再度出国。1927年，他担任了国民 党政府大学院院长，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他 主张抗日救国，同情中国共产党，与宋庆龄、鲁迅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 障同盟，任副主席。1940年3月5日逝世于香港。著作编有《蔡元培选集》。
关于洋务运动 ——清政府的图强尝试 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使中国由一个主权 独立的国家向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沉沦下去，专制、腐朽的清政府的 封建统治根基更加动摇。日益衰弱的封建统治和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惊醒 了封建统治阶层中的部分先进分子，特别是一部分握有政治大权的官僚象奕 、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所谓的 “洋务派”。 洋务派是一批新兴的地主阶级分子，他们在长期的勾结外国资本主义侵 略者镇压国内人民起义过程中，对洋枪洋炮的作用有了亲身体验：“洋枪炮， 开花炮弹”、 “以资攻剿，甚为得力”。正是基于这种对洋枪洋炮的朴素认 识，使洋务派考虑到要维护清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武 器装备和科学技术，改变中国武器的落后状况。为此，洋务派在 19世纪 60 年代中期倡导、参与、组织了一场图强自救的洋务运动。 以 “求强”作为口号的前期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和 编练新式海陆军。 1861年，曾国藩攻陷了太平军的安庆城，为了扩充军备、取得对太平军 的军事优势，创办了安庆军械所，这是第一个具有近代化意义的军事工厂。 从1863年至1895年32年间，洋务派先后建立了上海洋炮局、江南制造总局、 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20多家工厂。这些工 厂由大部分依靠手工生产到采用机器生产，由单纯的生产枪炮发展到生产钢 铁、轮船，规模、技术不断发展，分工越来越细。这批军事企业把大批工人 组织在机器周围，较普遍地采用雇佣劳动，大部分工人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 雇佣劳动者，这些企业的产品由开始的不计算价格到后来逐步向商品过渡， 并受到国际军火市场影响，说明价值规律对它们也起一定的影响作用。因此，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其性质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近代军事工业。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对于洋务运动中、后期出现的轮船招商局、电 报局等一系列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的创办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和 管理经验。特别是洋务派官僚在军事企业中罗致了李善兰、徐寿、华衡芳、 容闳等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对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科技人才的培养 和思想观念的更新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 生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这类军事工业所表现的成绩，很不足观。因为技术机械，都仰给 于外国，从事经营的人又是毫无能力的官僚，满清末年的腐败官僚，大都把 这些厂所当做肥缺优差，搜刮敲剥，无所不至。不但对于事业的经营，毫无 热心，即对于本国技术人才的养成一事，亦弃而不顾，一切操作都委之外国 技师，本国人至多不过能充当下级职工而已。”近代军事工业属于官办企业， 从创办经费到日常支出，都是由政府拨款。组织管理上类似封建衙门，具有 浓厚的封建性，作为近代军事工厂应该是独立的企业单位，但是它们却上有 总督、巡抚节制，下有提调、委员监督，机构臃肿，冗员充斥。招收的一部 分工匠、工人，虽然具有较明显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但仍要受到沉旧的封 建剥削和压迫，并且不准随意去留。因此，尽管这些厂局引进厂西方资本主 义的先进生产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但在生产关系方面，封建性仍然是主 要的，并具有一定的买办性。这些厂局的技术、设备和原料都主要地依赖外
国进口，工厂的实际经营、管理大权操在外国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手里。洋 务派官僚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存在的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买办性是洋务运动 中的消极因素。 建立近代军事工业的同时，洋务派也开始认识到编练新式海陆军、建立 近代化国防的重要性。李鸿章在 《筹议海防摺》中说，列强通商传教，“糜 集京师及各省腹地，佯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 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 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因此，编制新式海陆军，建立近代国防成为 当务之急。 首先，洋务派用或进口或自己工厂生产的枪炮换下了落后的刀、枪、弓、 剑，聘用外籍教练，依照 “洋人阵式”，编练新式陆军。如总理衙门大臣奕 等在直隶练的“练军”，李鸿章利用上海的便利条件重新装备训练的淮军， 进军西北的左宗棠也购买外国枪炮弹药编练他的湘军。新式陆军的建立和训 练对于当时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外御强敌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次，到70年代中期，海防又受到来自日本的威胁，“中国在五大洲中 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我若早一日备豫水军，敌即早一日 消弭衅端。”因此，洋务派开始筹建海军，建立新式海防。1885年 10月在 北京建海军衙门，任命李鸿章为会办。到 90年代中期，建成了拥有各类舰船 六、七十艘的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海防力量初具规模。特别是 北洋水师由李鸿章亲自操办，到1888年已拥有大小舰只20余艘，其中大型 舰只如 “定远”、“镇远”、“济远”等多购自国外，还在旅顺口、威海卫 修筑了炮台，建立了海军基地，具有一定的实力。李鸿章曾自我吹嘘说，渤 海门户已有深固不摇之势。但是洋务派建立近代海防是在唯武器论的思想支 配下进行的，而且这时的军事力量就武器装备而言能否堪与外国相匹敌是值 得怀疑；他们也不懂得武器装备的发展同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尤 其是战争的胜负与国家制度、政府和决策者在特定时代的地位和作用密切联 系。再加上洋务派本身在对外关系上的妥协退让政策，这就使得洋务派和军 事近代化在外御强敌时收效甚微，不可能成为一支真正的强有力的抵抗外侮 的力量。 洋务运动前期是以 “求强”为口号的，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发展 和新式海陆军的编练，经费开支越来越大，与近代军事工业相配套的大量煤 铁供应以及电讯、运输等事业也没有保障。洋务派通过洋务运动前期的实践 学习，也深切认识到，师夷 “长技”并非仅在火器，军事工业和军队现代化 仅是浅层次的，而非根本，本在求 “富”，富才能“强”。用李鸿章的话说， 就是 “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 因此，随着学习西方的层次深入和观念变革，洋务派开始了以 “求富”为目 的，以学习西方经济建设、建立民用企业为内容的运动，这是中、后期洋务 运动的一个大发展。 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洋务派在 “求富”的口号下，陆举举办了一些 民用企业。其中重要的有：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1876 年李鸿章办的开平煤矿，1880年在天津设立的电报总局，1890年建成的上海 机器织布局等 20多个。这些民用企业大部分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 式，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环境决定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封建 统治阶层中与洋务派相对立的顽固保守势力如倭仁、徐桐等人唯祖宗之法是
尊，顽固守旧，因循保守，夜郎自大，盲目排斥一切新鲜事物，坚决反对引 进。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认为那是奇巧淫技，于国无补。顽固派势力不小， 影响很大，严重阻碍洋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 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 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因此，外国侵 略者必然要对中国资本主义企业进行排斥和打击，以达到其控制中国经济命 脉的目的。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在握有一定权力的封建官僚的保 护和支持下，大型的近代化企业如航运、电报、采矿等才能建立和维持下去。 比如：上海的轮船招商局， 72年建立之初，就是依照李鸿章借官款创 办起来的，后来，外国轮船公司为了保证自己的垄断地位，不惜采取削价竞 争等手段来挤垮它，招商局债台高筑，处境困难。李鸿章采取筹借官款、增 拨漕粮及承运官物、延期归还官款等措施，使招商局又起死回生，这正是官 督商办的特殊历史作用。 当然，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洋务派建立的民用企业必然 也存在着一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它们的买办性主要表现在对外国资本主义 的依赖。由于近代中国没大型机器设备的生产厂家，当时机器设备大部分依 赖进口，使得机器的安装、运转到维修都依靠外国技术人员。工厂的创办人 和经理，大部分都与外国资本主义在华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的封建性 主要表现在：经营、管理上的落后、腐败，人员安排中的任人唯亲，对一般 商办企业的排斥、打击等方面。比如上海的轮船招商局，在用人方面， “失 之太滥”，有的官员引用亲朋好友“至二三十之多，以致船上好舱半为占去”。 任人唯亲的后果，一方面，管理困难，人浮于事，贪污受贿；另一方面，拉 帮结派，人事关系错综复杂，人浮于事，矛盾重重。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 利用其与封建统治阶层有密切关系的特权独占近代企业某一部门的垄断地 位，排挤同行一般商办企业。如上海织布局创办之初，李鸿章就上奏准予： “该局用机器织布，事属创举，自应酌定10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 准另行设局。”这就保证了上海织布局10年的垄断地位。这种利用政治特权 保证垄断地位的结果是排斥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必需的竞争机制，不 利于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刺激了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 展。一部分通过各种手段积累了一定数量货币财富的官僚、地主、商人、买 办，鉴于连绵迭起的农民战争给农村带来的不稳定性，不愿再去购买土地； 而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巨大的收入又强烈在吸引着他们，推动着他们把积累的 钱财投资于近代企业，这就是洋务运动后期的商办企业。 近代商办企业从19世纪70年代产生之初到90年代中期的20多年里， 共创办过100多个企业，除开办不久即歇业和投资筹建未成的外，大约有70 多个。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建立的继 昌隆丝厂，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设立的公和水缫丝厂，1890年在上海设立的 燮昌火柴厂等。这些近代商办企业有的是由原来的旧式手工工场或大作坊国 开始采用机器生产而转化为近代企业的。 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商办企业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历史条件下兴办起来的，并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而 发展，因此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西方列强在军事、政治上的优势延伸到 经济领域中，必然在经济关系上也不平等，通过开辟通商口岸，把持中国海
关等一系列鲸吞措施，逐步把中国变为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中 国的商办企业无论就资金、技术、产品、销售、原料供应等诸方面，都无力 与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竞争，很多商办企业为此破产。另一方面，近代商办企 业还深受本国封建势力的摧残，地方官吏任意盘剥、敲诈勒索，使这些本来 就底气不足的企业四面楚歌、举步维艰。由于这些历史因素的影响，近代商 办企业很难按正常发展的道路独立成长起来。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它们不 得不左依右附，不是乞求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保护，就是躲进本国封建主义的 翅膀下。因此，近代商办企业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既有深刻矛盾 的一面，又有依赖的一面，其力量从发展之初就是脆弱的。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的一次巩固统治的图强尝试，它持续了30多年，创办 了100多个各种形式的近代化企业。洋务派作为地方阶级中的开明分子，敢 于正视现实、承认落后， “师夷长技以制夷”，力图使清政府摆脱落后挨打 的被动局面，是积极的。但其目的是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从主观愿 望上说则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就其客观效果上看，它顺应了不断发展的 世界形势，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洋务运动创办了一大批近代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引进了机器生产和 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了新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改变了中国旧的经济结构， 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国家近代化就是由封闭的、落后的封建社会状态 向逐步进步、富强、文明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 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 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 中国的近代化不可能按正常渠道独立发展。正是历史把地方阶级性质的洋务 派推上历史舞台， “求强”、“求富”，建立了20多个军事企业，20多个 民用企业，在它们的刺激和影响下，还创办了近百家民间商办企业。这些企 业虽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一定的买办性，但就其性质来说属于资本主义近 代企业。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促进原有的占统治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 调整、解体和新的经济成分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它一方面破坏了自给自足 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促进 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对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冲击和重创，不仅 对中国封建经济基础起了解体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了 更加现实的客观条件。这种经济领域内的近代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 近代中国工业的基础，也为近代化本身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观念，开办新式学堂，派遣留 学生，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和近代新式教育的建立和发展。洋务派举 办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开办各种新式学校。如：京师同文馆；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 天津武备学堂；湖北自强学堂；天津军医学堂等。这些新式学校所学课程也 不再是传统的私塾课程，而是数学、物理、化学、医学、英文、法学等具有 实用价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因此，它们培养出来的人才也不再是 八股士人，而是具有近代知识的专门人才。 注意翻译西方科技、历史、政治书籍的工作。如：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于 1868年设立翻泽局，天津水师学堂、京师同文馆都设了翻译机构。通过大量 的翻译工作，使近代中国开始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科技、历史、地理、天文、 外交、法典等实用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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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留学教育。洋务派从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学习军事、机械制造开始， 陆续派出留学生到英、法、美、德等国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等知识。 这些赴欧美的留学生带回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思想观念，促进了国内教 育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 洋务派通过近代教育的实践，促进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义利观念的变革， 使人们开始从封建社会那种落后、封闭的文化心理状态中挣脱出来，对整个 社会思想、行为观念和物质文明的建设都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洋务运动最直接的后果是改变了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主要表现 在：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一批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新 型知识分子的出现。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国无产阶级是随同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诞生的， 无产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的第一个阶级就是洋务运动30年，特别是在民间商 办企业发展时间。随着洋务派建立的近代军事工业、民用企业以及后来发展 起来的民间商办企业的发展，大批破产的手工业者、农民和士兵成为受雇拥 的劳动者，通过与先进的机器生产相联系，变为产业工人。虽然这个时期产 业工人的规模还不是很大，到甲午战争前也只有六、七万人，还没有足够的 觉悟和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它却已具备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点：与农民 有着天然的联系，高度的集中性和沉重的政治、经济压迫。由于与最先进的 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 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是同洋务企业的创办、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 国资产阶级由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它与外国 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中国资产阶级从产生之日 起，就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 主要代表人物如李鸿章、盛宣怀等人是洋务派官僚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是 洋务运动的实际执行者，又由于他们在统治阶层中有着很大的势力，官僚买 办资产阶级所进行的经济活动集中表现在依靠政治特权，利用垄断方法，谋 取本集团的利益。因此，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者，而是社会发展的 阻碍力量。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个来源，一是由那些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 办及商办企业的官僚、地主和商人 （包括买办商人在内）转化而来的；一是 由于那些采用机器生产的手工场主上升而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队伍除 少数下层分子外，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封建政府中有一官半职， 或在农村中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因此它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 密切的联系，决定了它虽然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却又缺乏 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勇气，这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造 就的弱点。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了中国近代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在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舞 台上是一支最活跃的力量，是主要的革命力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 级，为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壮大。科学技术的引进和思想观念的更 新，一批新型的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也诞生了，主要代表人物有： 薛福成、王韬、王建忠、郑观应、何启、陈炽等人。他们通过向西方学习， 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
想和主张。 他们认识到要使中国富强，仅在经济方面发展是徒劳的，必须学习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和某些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这种 认识又比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他们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民主思想，对当时社会的顽固守旧思想进行了较 严厉的批判，指出 “闭关自守”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必须发愤图强，改 革自救；他们揭露顽固派拒绝接受新事物，反对西方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的 落后、保守思想；批判他们好事不为，无恶不作的行径。为此，他们依据西 方资产阶级 “天赋人权”的思想，提出改革封建专制制度，要求建立君主立 宪制度的思想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参加政权的愿望。 这批新型知识分子还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要求改变中国的半殖 民地地位的思想。他们一方面痛斥外强与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等平条约给中 国带来的无穷灾难，另一方面却又主张通过谈判逐步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 被帝国主义列强夺去的权利，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这些新型知识分子不仅在思想上有很大进步，而且在实践中还积极主张 洋务运动，有的不直接参加洋务运动的实践，比如郑观应，他早年在太古洋 行任买办，1882年进入上海的轮船招商局任会办，嗣后又经营织布局。在此 期间，由于参与新式企业的实践，使他对中国社会特别是洋务运动有了更深 切的体验，他指责 “官”对近代企业的态度是唯利是图，期望清政府能改弦 更张，顺应商情，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争取社会地位的要求。 早期新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缘附于民族资 产阶级，他们的一些意见和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符合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们要求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对封 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意义，是爱国 主义的体现，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们的思想也打上了民族资产阶 级软弱性、妥协性的烙印。他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却主张用谈判方 式去解决；他们批判封建主义，却又不要求打乱封建政治制度，只要求在承 认封建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实行一些改良；他们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 思想，却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封建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楚，提不出革命的主 张。这正是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必然受到近代社会各种因素、 各种条件的制约，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从国际环境看，虽然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列强对华推行所 谓的 “合作政策”，但其实质仍然是用有限度地支持清政府以达到全面控制 中国的目的。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它无论变换什么手法都不可能给近代中 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和平的国际环境。 其次，从国内环境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城乡还基本上占统治地位； 政治上，封建统治阶层中的 “顽固派”时刻都在阻碍着新生产关系的建立和 新的生产力的发展。顽固派代表了近代中国生关系中最落后、最反动、最腐 朽的势力，他们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反映了中国封建生产力的停滞性及个体农 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封建经济的牢固性，成为洋务运动时期资本 主义经济发展中最严重的障碍。 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向西方学习的道 路。因此，按社会发展规律来说，这个任务应该由资产阶级来完成。但是，
由于近代中国商品经济的缓慢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再加上超稳 定的封建专制制度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没有形 成。这样，近代化的任务一开始便落到了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洋 务派身上。由于洋务派的组织领导，使得封建地主阶级落后、保守、愚昧、 妥协的特点一直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体现在洋务派的一系列实践活动 中，并最后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正体现了洋务派作为地方阶级官僚在向 西方学习上的局限性。封建主义是地方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创办一 系列近代企业的目的不是破坏这个根基而在于强化它，以维护自己摇摇欲坠 的封建统治。当然，客观效果并不是洋务派官僚所希望看到的，随着洋务运 动的步步深入，随着人们向西方学习的深入，逐步认识到：要想“富”、“强”， 必须建立与新的经济形式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这也就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 级已经成熟的时候。当洋务派意识到洋务运动要触及到他们封建统治的根基 时，出于维护阶级统治的本能，也必然站到历史进步的反面，这正是洋务运 动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洋务派不仅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而且在对待外国帝国主义的关系上具有 一定的妥协性。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作为地主阶级的洋务派 是与人民对立的，因此，它必然是软弱的，软弱产生妥协。在对外关系上， 千方百计地避免与外国兵戎相见， “须力保和局”，“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 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这种妥协退让的对外政策只能加剧帝国主义的对 华侵略，加深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与洋务运动 “求强”的口号是相违 背的。当然，这与洋务派对 “内忧”和“外患”的认识不无关系，“臣等就 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而俄、英等国不过是 “肢体之 患也”。这种反人民的立场与历史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一脉相承。 因此，洋务运动是在外国侵略者打击下被迫提出来的。它缺乏必需的经 济基础、阶级力量和思想准备。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经过社会实践的 检验，宣告了它最终的失败。洋务运动的失败促使社会各阶级认真思考这样 一个问题：中国独立、富强、文明之路应该怎样走？洋务运动的失败告诉人 们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此后的中 国历史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从反面开了资产 阶级维新改良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人民大革命的先河。
改良救国的失败 19世纪末，随着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和 《马关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 对中国 “瓜分豆剖”的狂潮愈演愈烈，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强国御侮成为最 迫切的时代呼声。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顺应历史发展的客 观要求，高举 “变法”、“维新”的旗帜，掀起了一场旨在救亡图存的政治 改良运动，并于1898年发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这场运动虽然被封建统 治者扼杀，但作为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登上政治舞台所进行的第一次 尝试，无疑震撼了中华大地，加速了历史的进程。当然维新志士的鲜血也昭 示人们：改良不能救国这一客观真理。 一 鸦片战争把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此，中国历史上 先后出现了一些仁人志士，他们不断进行着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艰辛探索 与斗争。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就撰写了 《海国图志》一书，提出了“师 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由最初的 “求强” 逐渐发展到 “求富”，反映了着中国向西方学习认识的提高。 洋务运动导致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 展，出现了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一批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改良 主义思想家。他们在经济上主张效法西方，走工商致富的道路；在文化教育 上主张废八股，学以致用，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政治上他们初步认识 到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在于封建专制制度，要求实行西方的议会制度。 可见这些新兴阶级的代言人，已不仅仅满足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 要求在各个领域全面实行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特别是在政治上触及 到了国家政体问题，要求以西方君主立宪制度来代替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 度。 虽然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还同有或很少从事政治实践活动，但由于他 们的奋臂疾呼，使改革中国的要求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思潮，最终发展成 康有为等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维新运动。 二 1895年4月，正值京都进行举人会试时，传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日本 逼签 《马关条约》的消息。一时间在京举人纷纷到督察院上书，掀起了反对 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巨浪。康有为亲自起草了长达万余言的上皇帝书，发动 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合签名，于 5月2日递交都察院，这就是历史上 有名的 “公车上车”。在上书中，康有为首先指出割地赔款等必将导致的严 重后果，提出 “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份上书涉及到政治、经济、 教育等诸方面，可说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最初的一个政治纲领。都察院以 《马 关条约》已被批准签订为借口而拒绝接受。 上书的目的虽未达到，但上书的内容很快被传抄、印刷，在社会上广为 流传，它呼唤许许多多的有志之士，使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康有为由此成 为公认的变法领袖。 公车上书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把维新变法思想付诸行动的开始。此后，康 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运动的领袖围绕着如何进行改良变法开始了一 系列政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