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改良派先后组织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 等等。他们定时集会，发表演说，宣传维新变法。 改良派还创办了各种报刊，象北京的 《中外纪闻》、上海的《时务报》、 湖南的 《湘报》、天津的《国闻报》、《国闻汇编》等，都刊出过大量宣传 变法的文章及著述，并经常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许 多文章、译著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维新思想逐步深入人心，通过一些报刊， 使得部分官员 “亦渐知新法之益”。 据统计，至 1897年底，全国成立、创办的学会、学堂报馆等已达 300 余所。改良维新运动已形成全国规模。 维新运动的高涨，激起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的极大仇 恨。围绕着变法与否，维新派利用学会、学堂、报刊同顽固派展开了激烈的 论战，出现了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与封建顽固思想的一次正面交锋。 改良派与顽固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战。 第一，要不要变法。顽固派坚持 “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祖宗之法是古圣先王遗留下的治国之道， “皇上为祖宗持 守宗庙，无权更改祖宗大法”，要 “恪守祖训”，否则将“敌”国家。 改良派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进行反驳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 是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已旧”， 故而祖宗之法亦不能不变。清代各项政策的变化如在朝廷增设总理各国事务 衙门，由 “闭关自守”变为“开埠通商”，由“刀矛弓石”变为“洋枪洋炮” 等几事即是绝好的说明。他们又列举俄国、日本变法致强的事实以及中国所 面临的危机说明变则强，不变则亡。 第二，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这是双方论战的核心问题。 康有为在其上清帝第四书中就提到 “设议院以通下情”。改良派认为变 法富强的根本在于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对此，顽固派极为恐惶。他们叫嚷： “若人人有自主之权，将人人各以 其心为心，是使我亿万人民散无统纪也，此则亡且宜速，又焉能起而救之？” “民权一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兴民权“无 一益而有百害”。 维新派针锋相对。首先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契约说和天赋人权论 论证君民关系：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君末也，民本 也”，既然君是由民 “共举之”，亦可由民共废之，这是“天下之通议”， 批驳了 “君权神授”说。接着，又以日、俄等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强大的事 实指出 “吾国会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由此 得出在中国也只有兴民权、设议院，才能使国家富强。维新派还为兴民权描 绘出一副非常美妙的画面： “一乡之内，人人有自主之权，则其俗清；一国 之大，人人有自主之权，则其国宁；环宇宙之内，人人有自主之权，则天下 和。民权之说如此，民主之说如此。” 在这个问题的论战上，维新派以充分的理论根据和事实阐述了兴民权、 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国民逐步看到了封建专制制度 的腐朽。 第三，要不要废科举。要想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就必 须有相应的人才，而在封建制度下诞生出来的科举制度是不能培养出求新求 异，具有维新思想人才的。因此，维新派主张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提倡
兴办新式学校，学习西学。 顽固派极力反对。他们认为： “中学所以为教，人皆知之，无待别求门 么也。” “若废制义取士，人将弃四子书而不读，其害有甚于洪水猛兽。” 维新派反驳指出，科举制度 “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使 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 他们嘲讽科举制度下培养的人才，只会死记硬背， “读书十年，而不能作一 书札”， “曾入翰林，而问司马迁为何科前辈”，可笑可悲。 这场论战给顽固的封建势力以有力的冲击， “能变则存，不变则亡”的 呼声日益高涨，维新变法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从1888年到1898年康有为曾先后7次上书光绪帝，陈述变法的重要性、 必要性和紧迫性。光绪帝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颇感兴趣，认为其有利于挽救 民族危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同时，也希望通过改革，来改变自己的处境， 因为当时的光绪受制于慈禧太后，处于有名无实的地位，而以慈禧为代表的 “后党”势力很强大，他们仇视并极力反对变法。朝廷内以支持变法的光绪 帝所代表的 “帝党”与后党的矛盾随着维新运动的逐步高涨，亦日益激化。 光绪帝决心推行变法，试图以改良派的力量与 “后党”势力抗衡。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根据 康有为等人的建议，从6月11日到9月，光绪先后颂布了几十条新政诏令， 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诸方面，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 运动。 政治方面：裁撤冗员，取消闲散、重叠机构，澄清吏治，允许百姓上书 等。 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在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设立铁路矿 务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 预算、决算等。 文教方面：废八股，改革科举制度，改试策论；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 各地设中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游历；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 自由创立报馆、学会等。 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裁减旧军，改用西法操练等。 从新政内容看，除设议院、国会等没有出现，基本上反映了维新派变法 维新的主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文化经济的发展。 被触及到切身利益的顽固派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开始了血腥的反扑。 因为顽固派把持着中央和地方的特权，光绪帝的新政颁布后，除湖南巡 抚陈宝箴还能认真执行外，其它各地都拒不执行。在中央，慈禧首先迫使光 绪帝革去翁同龢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将其驱逐回籍，剪除了光绪的得力 臂膀；其次，迫使光绪任命她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并统率董福祥、聂土城、 袁世凯三军，控制了京田地区；接着把二品以上官员的安排大权抓到自己手 中。 这期间光绪帝也曾抗争过。如把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 布、许应硝等6人一同革职，又委任谭嗣同等维新派以官职等。但这激起慈 禧更大的仇恨，她指使荣禄频频调军，加紧策划政变。 因为维新派依靠的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所以在“山雨欲来风满楼” 的危机时刻惊惶失措，而最终把希望寄托在阴险毒辣的两面派袁世凯身上， 导致了政变的加速到来。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进而在全国捕
杀改良派。康、梁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亡国外，谭嗣同决心为变法流血，于 9月28日同刘光第、杨锐、杨深秀、林旭、康广仁等6人被杀，史称“戊戌 六君子”。至此，变法失败。 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前后正好103天，历史上称之为“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既是这场改良运动的高潮，也是其终结。 三 19世纪末，由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导演的这场改良运动， 最终伴随着维新志士的鲜血而落下了帷幕，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在这场运 动中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慨和这场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却将永载史册。 首先，这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爱国运动，在此 之前，曾有过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也有过“求强”、“求富”的尝 试。呐喊也好，尝试也罢，都不免带有维护本阶级和本阶层利益的时代烙印， 但有一点是勿庸质疑的，即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和一部分统治者中的有识 之士，都是在中国殖民地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在民族炮火的洗礼中民族的 自尊意识被唤醒，从而认识到中华民族的积弱不振所进行的富国强兵的艰辛 探索，这种探索渗透着抵御外来压迫的积极因素。而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则 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紧要关头对上述探索的继承和发展，其虽不能和人 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日而语，但也与封建统治者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丑恶嘴脸判然有别，代表着当时中国新 兴阶级力量的时代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人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强 烈愿望相吻合。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它们在中国强行划分势力 范围、强占租借地，夺取铁路、矿山等的投资权或筑路、开采权，并通过贷 款，掠夺控制中国。 面对着迫在眉睫的民族灾难，康有为及其他改良派领袖在上书、著作和 演讲中都首先痛陈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形势并以此阐明变法维新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指出在民族危机严重之时，只有变法维新才是救亡的唯一出路， 而变法维新就是向西方学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1894年4月，康有为等 人在北京发起并成立保国会时，更明确提出 “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 所有这些，无不透闪着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民族前途的忧患之情。 其次，这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 动。 在这场运动中，改良派大量介绍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写 出了大量倡导新学的文章。由于改良派的积极鼓吹和倡导，中国当时出现了 “举国若狂，人人竞言西学”的局面。西学开始渐入人心，使中国更多的知 识分子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初步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 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社会是向前发展的，而不是亘古不变的。康有为在 其 《孔子改制考》一书中，附会公羊派的“三世说”，认为人类社会就是按 “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向前发展的，“据乱世”即西方的君主 专制时代， “升平世”是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是君主共时时代。严复 有翻译赫胥黎的 《天演论》一书中，阐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 法则，并以此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改良派这种对社会发展的描述虽是不科学 的，但他们主张社会向前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从而论证了变法维新的合理性， 更重要的是在人们的心中深深打下了 “变”的烙印，客观上为以后的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作了舆论和理论上的准备。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主张中，最重要的就是“兴民权”、“设议院”， 实行 “君民共主”。这对于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中国来说， 不啻一声惊雷。改良派还通过大量的文章、译著，宣传西方的国家学说和政 治制度，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神权观念，并对君民关系作了新的论述。 康有为在 《新学伪经书》一书中，曾把历代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在学术 界占统治地位的 《古文尚书》、 《左氏春秋》、《逸礼》等统统论证为伪经。 诚然，他的考证和论断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但在当时这些经典被历代统治 者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情况下，这似一股飓风摇撼了整个社会，它引导人们 去怀疑传统的经典，动摇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 这一切都旨在引导人们从“君权神授”的神话中苏醒过来，从而认识到： 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封建专制制度。 改良派在运动中，还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旧文化、旧教育以及其突出的 表现形式——科举制度。他们认为八股取士 “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 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落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在指 出科举取士的弊端后，提出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的强烈要求。 严复对汉学、章辞学以及高扬理性的宋学都矛以猛烈抨击，指出它们“无 用”、 “无实”，无救于当前的民族危机，因此，“处今而谈，不独破坏人 才之八股宜除，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切束高阁也”。从而向长 期以来被封建统治者和文人学士认定为天经地义的科举制度提出挑战。 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积极倡导和宣传，使更多的志士仁人加入到 兴西学、图变法的行列中来，有些比较激进的人，跳出改良主义的圈子，最 终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由此看来，这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客观上为其后 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培养了部分人才。 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并 力图在中国付诸实践的一次尝试，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固有属性所决定，这场改良运动又存在着 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探索挽救民族危亡道路的实践中，不仅介绍了 西方的自然科学，而且介绍了一些在关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知识，而尤 为注意对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政治制度的阐述和宣传，以使人们认识到封建 专制制度的弊端，为变法求新寻找理论根据。 然而，他们的宣传和介绍谈不上系统，也谈不上科学的借鉴，而只能是 一种简单的生搬硬套。康有为在 《孔子改制考》一书中对社会发展过程的描 述，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附会公羊派 “三世说”的产物，而被改良派 誉为 “飓风”和“惊雷”；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曾有过阐述“物竟天 择、适者生存”的危言深论。就是这 “飓风”、“惊雷”和危言深论，最终 也不免落入庸俗进化论的窠臼。他们虽然主张改变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但认 为在中国只能走英日等国的道路，建立具有君主的资产阶级 “民权”国家， 给人民某些权力作为安抚，使其不起来革命；而不能走美国的道路，即建立 没有君主的资产阶级 “民主”国家。他们只寄希望于清王朝的明君贤臣，而 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为内扰和祸水。因此，从他们开始为变法进行宣传那 时起，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必定失败的悲惨结局，以致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 暴席卷全国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不可避免地走向革命的反面，成为社会前
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第二，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纳领看，在政治上他们要求实行君主立 宪；以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学习西方行进的科学技术用以改造 落后的中国，把中国由原来的农业国变为 “工业国”，在文化教育上反对科 举制，要求废八股、倡新学。改革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全面，却唯独没有提到 土地问题。而这正是当时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改良 派也认为 “天下百物皆出于农”、“亟以思良法以救之”，但由于他们是从 地方、官僚、富商中转化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作为新兴阶级力量 的代言人，虽然企图跻身统治机构中去分享政治权力并展开争取发展资本主 义的斗争，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 “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 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们……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 第三，正是由于对庸俗进化论的深信不疑和由此而产生的错误的变法纲 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运动的自始至终，表现出对光绪皇帝的忠心和对皇权 的拥护，而对帝国主义入侵者又抱有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不可谓不激烈，他们认为 “三代 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衰之根源”， “黄种之所以衰， 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王”，大声疾呼要 “冲决君主之罗网”。然而， 这种要 “冲决君主之罗网”的勇气，在他们妥协的言论和行动中变得黯然失 色。 康有为早在 《公车上书》中就提出： “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 体、方正直言之士”， “准其随时清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并主张凡 内外兴革或筹饷等事，均经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即可，这是设议院、开 国会的先声，在康有为的第四次上书中，又一次正式提出： “设议院以通下 情”的主张，但到变法前，当需要把一些政治主张付诸实施的时候，康有为 却变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向光绪帝建议道： “民智不开，遽用民权，举 国聋瞽，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梁启超亦在 《古议院考》一文中说：“凡 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开设议院，取乱之 道也。”他们既然把广大人民群众视为愚，那么开设议院之举则变得遥遥无 期，宛若虚无飘渺的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也唯有如此，才能使 “龙颜 大悦”。 康有为曾标示维新变法的宗旨是 “满汉不分、君民同治。”梁启超对其 进一步发挥，劝告满州贵族不要过份压抑汉人， “抑压之政行之既久，激力 所发，遂生大动，全国志士必将有美利坚独立之事，有法兰西、西班牙革命 之举”。对皇帝的愚忠，对皇权的维护之情显露无遗。就连思想、言论最为 激进的谭嗣同，在临死之前还说： “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因此，当 我们为谭嗣同立志变法所表现出的 “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英雄气概所折报的 时候，也不容忽略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忠君思想在这位民族资产阶级志士身 上所留下的以身 “酬圣主”的悲剧色彩。 可见，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护、依靠光绪皇帝，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幻想凭皇帝的权威，在不彻底改变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 变法，以达到实现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改良派的变法 主张确实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并不是说明，资本主义民主 政治的种子可以在封建专制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而只是一种历史的表象。 光绪皇帝之所以支持变法，是基于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内外交困，他不甘
心帝国主义列强的任意宰割，更重要的是为了摆脱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势力的 控制，亲掌朝政，改变自己有名无实的处境，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某些主张与 光绪帝的意图不谋而合，又鉴于当时 “帝党”集团力量微弱，改良派也就成 为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开展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 由此可见，在维新变法的指导思想、去向和目的这些关键问题上，光绪帝与 改良派之间存着严重的分歧。 下面再简要谈一下改良派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 瓜分，才加速了中国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正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是 一场爱国运动，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倾向才显而易见。康有为在 《强学会 叙》中曾大声疾呼： ‘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耽，处四强邻之中而 为中国，岌岌哉！”号召变法维新。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赶走帝国主义，挽 救民族危亡。但是，在整个维新运动中，改良派始终没有敢于正面提出彻底 反对外来侵略的主张，而只希望通过变法以自强，然后通过谈判来修订不平 等条约。这显然是空想。在整个改良过程中一直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希望 中国的维新变法能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如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是亲俄 的；而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和沙俄争夺在华的霸权，曾表示愿意帮助 中国的维新变法。岂不知西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对变法的支持，只是在寻找 他们掠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一旦改良运动的失败已成定局，维新派向他 们求援时，他们便原形毕露了。 第四，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广泛接触南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后，其思想 意识上就抛弃了传统的儒家思想。但是，就在他们为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进 行宣传的时候，却又不得不把封建正统思想的祖师爷——孔子作为挡箭牌， 这在康有为的 《孔子改制考》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这本书中，康有为把孔子尊奉为“托古改制”的祖师爷，宣称《六经》 全是孔子所作，其中所记载的有关尧舜的盛德大业，都是孔子假托古人的言 化来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的。而自己的变法主张是孔子思想的继承和 发展。显然，康有为是有意利用孔子的权戚来为变法寻找历史根据，以减轻 变法的阻力。这在封建专制思想阴云笼罩的当时，不失为一种巧妙的斗争策 略，而这也恰恰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不可能完全彻底地从千余年来一 直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窠臼中脱胎而出。 综上所述，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局限性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对本国封建统 治者和帝国主义的妥协以及由此而在变法维新中所表现出的不彻底性。 当然，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中所表现出的局限性，绝非一种偶然的历史 现象，而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弱点和当时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这 也正是这场运动必然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 首先，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来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诞生、成长起来的，它主要是由封建官僚、 地主及买办商人转化而来，只有小部分是由市民阶层分化出来的那些采用机 器生产的手工场场主上升而来的。故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像西方资产阶 级那样独立地，自由自在地发展，只能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 缝中缓慢而艰难地行进，所以缺少本阶级的独立意识。这就决定了他们同外 国帝国主义及本国封建势力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革命性与软弱、妥协性集于一身，正表明特殊历史条件和环境在他们身上 打下的深深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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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封建顽固势力的过分强大与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 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根深蒂固地植于人们的思 想中，并不是一朝一夕即能废除的。当时，在清政府内部，以慈禧为首的“后 党”集团正是这种专制制度的利益既得者和极力维护者，他们把持着朝中一 切大权。在整个变法运动中，他们百般阻挠、恶毒攻击、伺机破坏。一些投 机分子在维新运动高潮时混迹于其中，当运动出现波折时又釜底抽薪；地方 上，除湖南巡府陈宝箴尚能支持、参与变法外，其他的或坚决反对拒不执行 光绪帝的新政诏令，或见风使舵，最后仍破坏镇压维新运动。 以光绪帝为首的 “帝党”虽然表面支持变法，但光绪本身是一个傀儡， 自己尚处在朝不保夕地地位，其追随者更是自不待言，因此，光绪皇帝所颁 布的一系列变法诏令，遭到顽固派自上而下的反对，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总之，光绪皇帝的支持并无损于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所处的主宰地 位。 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虽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 由于它无论在产品销售和原料收购方面，都遭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巨大压 力，还要受本国封建势力的严重束缚，所以发展速度缓慢，经济力量薄弱， 阶级力量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弱小。到 1898年，近代民族资本工商业只有100 家，资本总额为1781万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比例，而在国民经济 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之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先驱者 们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帝党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小圈子里，这不仅失去 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是在民族资产阶级本已弱小的阶级力量中，参与 变法者也不在多数。因此，改良运动的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当然，变法维新运动中一些具体措施的失误，如没能争取军队的支持， 在全国尚未形成变革大气候的情况下急于求成等，也应当视为导致这场运动 失败的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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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上的教育救国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时帝国主 义列强横行霸道，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勾结帝 国主义残酷压榨中国人民。国家日益贫弱，社会战乱不已，民族灾难深重， 人民饥寒交迫。中国人民进行过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斗争，都失败了；多少仁 人志士苦苦求索，寻找解救中国的出路。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总会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应运而生。自鸦片战争以 后，大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拥有 文化知识，有条件了解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状，有较强的思辨能力，这决定 了他们比较敏锐，对社会的时弊往往他们最先觉察，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 运往往最为关切。因此，他们身上的优患意识和励精图治的观念也往往格外 深刻。这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面对灾难的祖国，利用自身的优势，想通过教育 救国的方式，来救国救民。
地方阶级改革派的代表 ——龚自珍、林则徐、魏源 鸦片战争的结果，加强了社会危机。残酷的现实，使比较开明的有爱国 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更加不满，对封建制度产生了某些疑 虑，也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优于中国封建制度，其中一些人要求改变现状。 于是，从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一些主张改革社会、抵抗外侮的改革派，龚自 珍、林则徐、魏源等人即其重要代表。他们是中国近代最早主张向西方学习 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近代放眼看世界的第一批有识之士。他们提出了内修 政治、富国强兵、外御强敌，反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进步主张，并抨击封 建主义的传统教育，反对空疏无实的 “理学”，主张“经世致用”，提倡学 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批评八股取士制度，要求广开言路，选拔兴邦治国的实 用人才。这都对以后的维新变法运动产生很大影响。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对传统的封建教育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认 为，清末盛行的空谈心性专事考据的传统封建教育造成了 “士不知耻，百官 无能”的局面，因而要求改变这种教育。龚自珍明确指出： “一代之治，即 一代之学。”就是说，随着时代的变化，儒学不应该再成为唯一独尊的思想， 教育也不应再以儒经为主要学习内容，而应该学习 “经世致用”的新知识。 魏源更明确地指出，空疏无用的 “理学’，“上不足致国用，外不足靖疆围， 下不足苏民困”，是毫无价值的。他特别指责当时偏重训诂、考据，脱离实 际的学风，主张学术研究应从当今实际出发。在魏源看来，鸦片战争所以失 败，关键在于内政不修，而内政不修的根由则在于缺乏经邦治国的人才。他 认为 “人才进则军政修”。所以，应该选拔和任用有实学能治国的人才。他 说： “官无不才，则国为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 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搜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士无虚伍。如是何 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他理想的人才，必须革虚就实，能够 “以实事程 实功，以实功程实事”。也就是说，无论在军事、外交、理财、实业各方面， 都要有实际的知识和技能。因此，他要求改变当时官场和知识界的 “人心之 寐”和 “人才之虚”的弊病。 在抨击传统教育的同时，他们也批判了八股取士的科学制度。龚自珍指 出：“今世科场之文，万啄相同，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访问刻本，如 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所 选取的人，多是一些对于治国安邦大事一窍不通，一旦国难临头，会像鸠、 燕一样飞逃。然而，一旦混入官场，却又一味追求享受，作威作福。这种制 度，不仅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实为 “摧锄天下人才”。龚自珍对清朝封建 专制制度下所出现的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表示强烈的不满，他认为当时的社 会是 “日之将夕”，处于“大乱”将起的“衰世”。并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 七言绝句：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 格降人才！” 地方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不仅研究本国的历史和现状，而且还研究 世界的形势和 “四学”，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改革封建传统教育。林则徐 在同侵略者斗争中，深深体会到资本主义列强科学技术发达和军事技术先 进。他主张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利用他们的先进技术去战胜他们，即所谓 “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了了解敌情，他在广州设立翻译馆，翻译外国书籍
和报纸，他 “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并购买新闻报纸”。他把翻译 的有关西方的历史、地理、政治等材料，编成 《四洲志》草稿。这是中国近 代介绍西方情况最早的一部著作。 魏源主张向西方学习，讽刺那些盲目排外、目光短浅的保守主义者为井 底之蛙， “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他驳斥称西方科学技术为 “奇 技淫巧”的谬论，强调学习西方的重要意义。他说： “欲制外夷者必先自悉 情始。”又说： “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他 编写 《海国图志》就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 以制夷而作。” 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是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早期代表人物，开中国 人民向西方学习的先河，成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先驱。他们企图通过科学 文化教育来挽救 “日之将夕”的清王朝。但是，尽管他们思想中带有一些资 本主义的倾向，但就整体来说，还是封建主义的。然而，也应该看到：他们 要求改革封建弊政，建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尝试、反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 独立、振兴中华的愿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改造传统教育的主张，都 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太平天国的教育救国 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以及外国侵略势力所造成的灾 难，激起了人民群众走上反抗的道路。鸦片战争后10年左右的时间，爆发了 震撼世界的太平天国革命，并定都南京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随后，进行了 多方面的改革。在教育方面，确定了新的方针政策，改革了教育内容，建立 了相应的制度，把教育作为推动革命，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 天京事变后，洪仁玕总理朝政，他向洪秀全提出一个统筹全局的方案— — 《资政新篇》，建议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项制度 和政策，把中国建议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教育方面他提出了几方面 的设想： 第一， 《资政新篇》提出，改革内政首先应该注意对人的教育，即改变 人的思想面貌和道德行为。他针对当时存在分散、离心的倾向，指出 “兄弟 不和外人欺，国人不和外帮欺”，反对 “结党联盟”，强调要“自大至小， 由上而下，权归于一”。要求领导者“亲身以倡之，真心以践之”，以改变 当时存在的“骄奢之习”，就是用新的道德观念来教育人民，规范人民的行 动，改造人的精神面貌。 第二，《资政新篇》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改变当时“不 务实学，专事浮文”的落后的教育状况。主张用 “火船、火车、钟表、电火 表、寒暑表、风雨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近代科学 成就，去 “开人之蒙蔽以慰其心”，“以个人之智慧以善其行”，企图把近 代科学技术知识引进学校。 第三， 《资政新篇》提出，建立新的教育机构，改革旧教育制度，提出 “文以纪实”，“言贵从心”的主张，反对封建贵族式的“古典之言”，提 倡 “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的浅明文体；奖励人民开设“学馆”，以教 育青年一代；设 “士民公会”，以兴办教育；建立“跛盲聋哑院”，“教以 鼓乐书数杂技，不致为废人”；办 “鳏寡孤独院”，“生则教以诗书各法，
死则怜而葬之。”并且主张 “凡外国人技艺精巧”者，在不干涉中国内政的 条件下，准许传授科学知识， “教导我民”。1860年容闳 （1828～1912年） 向洪仁玕建议：一、建立武备学校；二、建设海军学校；三、颁定各级学校 制度；四、设立各种实业学校。深得洪仁玕的赞赏。 洪仁玕的这些建议，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 的客观要求，因此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在 “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超过 了同时代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不仅重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吸收外国 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若干有关政策。他提出 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和主张，对后人具有启迪的作用。由此可见，太平天国 后期是企图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业建立新的教育体系的。但是由于新的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尚未形成，客观上缺乏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再加上戎马 倥偬，没有力量致力教育建设，所以，许多主张没有实行。 洋务运动的教育革命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中国处于强敌环伺，民族危亡的危险局 面。中国紧紧关闭的封建大门已经洞开。所谓 “华夷混一局势已成”，闭关 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封建统 治阶级内部一些官僚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被迫认真对待中国胜败存亡的问题。以曾国藩 （1811～1872年）、李鸿章 （1823～1901年）、左宗棠 （1812～1885年）、张之洞 （1837～1909年） 等为代表的政治集团，为了维持清朝的封建统治，提倡所谓“自强”“求富” 的洋务活动，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某些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 枝节性的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这种活动史称洋务运动。 在洋务运动中，教育活动是重要方面。洋务派主张兴“西学”，提倡“新 教育”，以培养洋务人才。洋务派认为，当时 “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 无所恃。”要想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 “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 根本”， “当务之急”。为了培养洋务人才，他们提出，一、变通“考试功 令”。李鸿章说：“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养人才之道。”二、设立“洋 学局”，学习近代科学技术。他们认为， “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所以应 该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他们本着“变器不通道”的原则，在“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指导下，提倡 “西学”学习西人所擅长的“测算之 术，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以及 “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而且认为 “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士所及。”所以仿 照西方学校在上海、天津等相继办起了新式学校。洋务派的 “新教育”主要 有两个方面： 第一、创建新型学校 洋务派建立的新型学校有外国语学校、工业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鸦片 战争以来，清政府在外交活动中，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所受损失极大，为 了改变这种状况，急需培养中国的翻译人员。这是清政府决定建立外国语学 校的主要原因。外国语教育当时叫方言教育。主要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 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洋务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 中看到，中国的军备武装远不及西方先进，他们主张：“师其所长，夺其所 恃”，改变那种 “制于人而不思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的懦夫思想。他们所
说的 “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就是购买和制造轮船、枪炮，从而建立制造 军火的兵工厂，如上海机器制造厂，福建马尾造船厂。为了培养技术人员， 在工厂里附设了工业技术学校。洋务派认为，要想 “靖内患，御外侮，非讲 求兵制不可”， “整顿陆营则内患不作，整顿水师则外寇不兴。”从这里可 以看出，洋务派军事教育的目的，既有 “靖内患”镇压人民革命的一面，也 有 “御外寇”，反对外国侵略的一面。但由于种种原因，结果是“攘内”有 功， “制夷”无力。 上述各类新型学校的建立，是中国新教育的萌芽，是资本主义教育制度 在中国实施的先声，为中国以后建立新学制奠定了初步基础，也是有一定影 响和历史意义的。 第二、留学教育 留学教育是洋务派 “新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认为，要熟悉西方 情况，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只在国内办学还不够，需要到外国去耳闻目见。 曾国藩、李鸿章于同治十一年上书清廷，奏请派“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 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的聪颖子弟去美国留学。按照他们的计划，自1872 年至1875年每年派30名幼童出国，4年共120名，15年后逐年回国。学习 的科目主要是军政、船政、步操、制造。我国著名的工程师詹天佑就是这一 批留学生中的一员。这是中国近代派留学生的开始。 1881年，留美学生监督吴子登以学生沾染洋气， “他日纵能学成回国， 非将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为理由，几乎将全部学生召回，留下继 续学习的仅10人而已。 光绪二年沈葆桢、李鸿章又请求派学生到欧洲留学。他们在 《闽广学生 出洋学习析》中提出：“清于闽广前后堂选派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制造驾驶 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按照规划派30名学生出国，去法国学造船， 去英国学驾驶，学习3年，期满回国任用。 洋务派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培养办洋力的人才，用以巩固清朝的统治， 但出乎封建统治者的意料，除出现少数洋奴外，大多数成为爱国的知识分子。 综上所述，洋务派的 “新教育”自同文馆建立以来，虽然创办了一些新 型学校，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校系统，所有学校也都是半新半旧的过渡形 式，只能称作 “新教育”的萌芽。虽有影响，但成效不大。 洋务派的教育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特权，培养洋务人才。本质上是封 建性的，并带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烙印，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然而，从 整个中国教育史发展过程来看，洋务派的教育改革，在封建教育制度上打开 了一个缺口，第一次建立了新型学校，第一次将 “西学”付诸教育实践，培 养了中国第一代科学技术人才，这些都起过积极作用，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 位。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中国近代教育中， “中学”与“西学”的问题，自鸦片战争开始就提 出来了，而且贯穿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政 治派别对 “西学”的理解、教学的内容和教学的目的各不相同罢了。 洋务派认为，凡一切封建主义的典章制度、伦理思想， 都属于 “中学” 的范畴，凡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西文”、“西艺”，即为“西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