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狱和官吏的考核。当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支持变法的新派人物。在黄 遵宪的建议下，陈宝箴同意创办一所时务学堂，为维新培养人才。黄遵宪还 提出邀请梁启超来湖南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不久，德国帝国主义者侵占我 国胶州湾，黄遵宪感叹时事，写下 《书愤》一诗： 一自珠崖弃，纷纷各效尤。 瓜公惟客听，薪尽向予求。 秦楚纵横日，幽燕十六州。 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 民族危亡的加深，进一步坚定了黄遵宪变法自强的决心。当时梁启超、 谭嗣同、唐才常等进步人士齐汇湖南，改革气氛热烈，一时成为中心。他们 组织了 “南学会”，讨论国家大事，拟定变法章程，会员迅速发展到千数百 人。南学会每7天讲演一次，黄遵宪是南学会主会人之一，第一个到南学会 讲演的就是他。在讲演中，他痛斥封建专制，主张实行变法维新，发展民族 工业，希望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他强调要实行地方自治，作为实现君主立 宪的基础。他在南学会共作了9次演讲，因此名声大震。他还制定了一个由 官民合办的保卫局制度，寓 “地方自治”于其中，期望“民智自此办，民权 自此伸”，与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分权。在封建制度的一统天下里，黄遵宪的 这些主张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黄遵宪在变法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梁 启超后来说：“凡湖南一切新政，皆赖其力。”光绪皇帝对黄遵宪非常赏识。 1898年2月，向翁同龢索阅 《日本国志》，6月，又令陈宝箴将黄遵宪送部 引见。 光绪皇帝幻想在改良方面得到日本的帮助，于8月11日任命黄遵宪为出 使日本公使，催促他立即来京。可是，黄遵宪从这一年春天就得了痢疾，9 月15日到达上海后，一直在养病，未能成行。9月28日，他读到了慈禧太 后发动宫廷政变，扑灭了维新运动，屠杀进步人士，谭嗣同等牺牲的抄报， 非常悲愤。 不久，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奏参黄遵宪， “奸恶与谭嗣同辈等”， 要求朝廷从严惩办。于是，上海道蔡钧根据朝廷的命令，扣押了黄遵宪，派 兵200余人荷枪实弹围守，待命押解北上。后来，因为英国和日本等国出面 于预，才使清政府不得不有所顾忌，允许黄遵宪回乡，再不复出。从此，黄 遵宪永远被逐出政治舞台。 10月15日，秋风萧瑟、月黑霜凝的夜晚，黄遵宪乘船南归。一路上， 处处风波，病身憔悴。回到家中，黄遵宪痛定思痛，时常彻夜难眠。他思绪 联翩，想起了这次残酷屠戮、迫害维新志士的 “瓜蔓抄”，无限惆怅。悲痛 之余，他写下了 《感事》八首，记述了近代史上这一次著名的政变。 在家乡，黄遵宪表面上过着安闲恬静的生活，而实际上内心却是非常苦 闷。他在屋里挂着当时人画的 《时局图》。图上用熊、狗、蛙、鹰等象征沙 皇俄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它们都觊觎着中国的大好河山。黄遵宪在上面 题诗： 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 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他还在人境庐旁，建筑一座无壁楼。当时，台湾籍爱国诗人丘逢甲，也 在嘉应州，与黄遵宪结为知己。丘逢甲挥笔为无壁楼赋一幅对联： “陆沉欲借舟权住，天问翻无壁受呵。”
上联表达了他们对祖国危亡的优虑，下联表达他们对慈禧太后为首的顽 固派镇压维新运动的愤激之情。 诗界巨子 “穷途竟何世，余事作诗人。” 诗，虽不是黄遵宪一生活动的主要内容，但却是他一生的最大成就。他 共写下了600多首诗，主要收集在 《人境庐诗草》中，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 上的珍贵遗产。 黄遵宪的诗歌，是直接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的，所以，很鲜明地表现了 他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1885年，在抵御法国侵略的战斗中，年 已70的老将冯子材勇猛顽强，身先士卒，率部打退敌军，乘胜追击，取得了 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大捷。黄遵宪闻讯，精神为之振奋，挥笔作出 《冯将军 歌》，热情地赞颂了为国效力的沙场老将： 何物岛夷横割地，要索黄金要岁币！ …… 将军气涌高于山，看我长驱出玉关。 平生蓄养敢死士，不斩楼兰今不还！ 手执蛇矛长丈八，谈笑欲吸匈奴血。 左右横排断后刀，有进无退退则杀。 …… 十荡十决无当前，一日横驰三百里。 黄遵宪对于献身国家的英雄将领热情歌颂，对于那些毫无民族气节的懦 夫国贼则痛加鞭挞讽刺。在 1894年爆发的抵抗日军侵略的战争中，一些将领 初则骄矜狂妄，继则临敌脱逃，黄遵宪又作 《度辽将军歌》予以揭露： 闻鸡夜半投袂起，檄告东人我来矣； 此行领取万户候，岂谓区区不余界。 将军慷慨来度辽，挥鞭跃马奈人豪。 …… 彼彼三战三百余，试我七纵七擒计。 …… 两军相接战甫交，纷纷乌散空营逃； 弃冠脱剑无人惜，只幸腰间印未失。 象吴大澂这样一种狂妄自大而又满脑子功名利禄观念的昏庸统帅，怎么 能战胜侵略者呢？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就是这样腐朽愚昧。 在这首诗里，黄遵宪已经不只是愤怒，而是通过喜剧的形式，给吴大澂之流 以尖锐的嘲弄、批判。 他写的许多反映民族深重灾难的诗，系统地记述了近代中国的许多重大 历史事件，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行和清政府、清军将领在帝国主义面 前妥协投降的丑态，抒发了对顽固派阻挠和镇压维新运动的愤懑。如 《悲平 壤》、 《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台湾行》 等，都是著名的诗篇。回乡之后，他模仿龚自珍的 《已亥杂诗》，也写了杂 诗89首。题名也为 《已亥杂诗》，诗集杂叙了家居生活，嘉应州风习及个人
历史。在艺术上，他的诗长于铺叙，长于刻划人物，运用和吸收散文的特点， 有一定的感人力量。所以，被人们称之为 “诗史”。 他的诗，除了写对祖国、故乡的怀念和时事的感叹之外，还写西方世界 的科学知识和新事物。如 《今别离》4首，分咏轮船、火车、电报、像片和 东西两半球昼夜相反的事实。此外还有 《登巴黎铁塔寺》等，写法虽仿效唐 古诗，内容意境则是新颖别致。这些诗在被禁锢于封建社会的人们面前，展 现了一个新的天地，令人耳目一新。 在近代 “诗界革命”，即诗歌改良运动中，黄遵宪是一个赫赫巨子。他 反对封建正统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认为 “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 “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反对尊古贱今，主张诗歌要反 映新的时代、新的现实。他努力开拓中国古典诗歌的新领域、新境界，力求 在旧体诗歌中表现新事物、新思想。他所尝试创作的新诗体，比较通俗，接 近口语。如：晚年写的 《军歌》24首、 《小学校学生相和歌》19首、 《幼稚 园上学歌》等，对五四运动时期的新诗运动，起着先驱者的作用。 1905年，黄遵宪在家乡病逝，终年57岁。 黄遵宪毕生在为人与诗篇中所洋溢的爱国热情足以垂范后世。 甲午海战 群雄殉国 19世纪末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发展成产帝国主义国家。它们在 世界范围展开了争夺殖民地的疯狂斗争，开始侵略中国的邻国和中国的边 疆。1894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一年是旧历甲午年， 所以这次战争就叫做 “甲午战争”。 朝鲜和中国国土相连，历来和中国关系很密切。19世纪下半期，美国和 日本等国都积极侵略朝鲜，强迫朝鲜订立不平等条约，使朝鲜逐渐变成它们 的商品推销市场。 在外国侵略者的经济掠夺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朝鲜人民 生活痛苦到了极点。1894年，朝鲜人民在东学党领导下，发动了起义。朝鲜 致府派兵镇压，结果反被东学党打败。朝鲜政府急了，就向清政府讨救兵。 清政府派叶志超带领1500人，开赴朝鲜。日本侵略者就利用这个机会， 连忙派军队侵略朝鲜。当时，在清政府里掌握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对 帝国主义侵略者一味退让。他请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劝阻日本，完全把希望寄 托在其他国家的调停上。 正当李鸿章幻想依靠别国调停避免战争的时候，日本动起手来了。7月 23日，日本公使带兵到朝鲜王宫，把朝鲜国王捉了起来，派日本的走狗另外 组织政府。接着，日本就不宣而战，进攻驻在朝鲜牙山的清军。 驻在牙山的清军首领叶志超，是一个腐败透顶，贪生怕死的家伙。他看 到日军前来攻打牙山，就弃城逃到平壤。9月15日，日军攻打平壤，叶志超 又想弃城而逃，被左宝贵将军监视起来。左宝贵率领清军英勇抗击日军，不 幸中弹牺牲。当天夜里，叶志超率部冒雨仓惶逃走，渡过鸭绿江，逃回了中 国国境，平壤失守。 当平壤危急时，全国人民一再呼吁清政府增兵朝鲜，抵抗日本侵略。1894 年9月上旬，清政府不得不指派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护送5艘轮 船载运一批陆军，去朝鲜增援。9月16日，舰队抵达鸭绿江口的大东沟，陆
军陆续登陆后，完成了护航任务的北洋舰队，返航回旅顺。 9月17日上午，丁汝昌正在旗舰“定远”号上向各舰管带布置任务，忽 然有人报告，说西南方发现有舰队驶来，丁汝昌举起望远镜眺望，果然西南 方远处一团团浓烟，有支舰队迎面驶来。这是哪国的舰队呢？丁汝昌目不转 睛地凝视着。后来，他隐隐约约看出，军舰的桅杆上挂的是美国国旗。到中 午，两支舰队驶近了。突然，对方由12艘军舰组成的舰队，一下子全换上了 日本国旗。日本舰队鱼贯纵列，衔尾疾驶，排成阵势向北洋舰队扑来。丁汝 昌立即给各舰下令，要他们马上准备战斗。 北洋舰队投入这次海战的共有10艘军舰，另加4艘鱼雷艇；日本舰队共 有12艘军舰。北洋舰队共是3.5万多吨，日本舰队5万余吨；北洋舰队拥有 兵力2200多人，日本舰队3500多人；北洋舰队舰艇设备较旧，航速较慢， 日本舰队的舰艇设备新，航速快；此外，北洋舰队的两艘主力舰“定远”号 “镇远”号吨位大，各有7000多吨，日本舰队的主力舰最大的仅4000多吨。 总起来看，中日双方舰队虽各有优缺点，但旗鼓相当，力量相差不大。然而 北洋舰队的战备，比日本舰队的要差得多。日本早有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 由于控制北洋舰队的李鸿章，一再叮嘱丁汝昌不要与日本舰队开仗，北洋舰 队的弹药不足，有的炮弹还和大炮口径不合，不能使用。尽管北洋舰队的条 件差，广大爱国官兵斗志却十分高昂。他们接到提督发下的战斗命令后，摆 开阵势，决心跟日本侵略者拚搏到底。 “定远”号是北洋舰队的旗舰，战斗一开始，就成为敌舰攻击的主要目 标。不久， “定远”号已中了很多发炮弹，桅杆被打断，帅旗被打落，站在 舰桥上指挥战斗的丁汝昌也身受重伤。丁汝昌忍痛坐在甲板上，督促旗舰上 的官兵积极战斗。 后来丁汝昌终因负伤过重，无法指挥战斗，右翼总兵刘步蟾代替丁汝昌 督战，沉着指挥。有的炮手身负重伤，仍带伤再战。敌舰的炮弹继续像雨点 似地射向 “定远”号。“定远”号中弹起火，火势越来越旺。舰上的爱国官 兵毫无惧色，沉着应战。一面放炮轰击敌舰，一面浇水扑灭火焰，负伤的人 仍然坚持战斗。大家同仇敌忾，奋勇还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旗舰上最 大一门大炮的炮手，发现炮弹只有3枚了，将士们都十分担忧。但更担忧的 是舰队失去了统一指挥，各舰独自作战，被敌舰分割包围。就在这紧要时刻， “致远”号管带邓世昌挺身而出，主动担负起指挥舰队作战的重任。 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舰 “吉野”号，邓世昌命令“济远”、“经远”两 舰，向 “致远”号靠拢。 “经远”号靠过来了，“济远”号却远远离去。因 为 “济远”号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借口军舰已受重伤，放出信号弹逃走， 在仓惶逃跑的行程中，竟把受了重伤的清军 “杨威”号军舰给撞沉。 “致远”、“经远”两舰摆开阵势，合击敌舰。前方正遇上敌舰“西京” 号，“致远”、“经远”两舰的炮手大显身手，向“西京”舰连发炮弹轰击， 打折了它的舵机， “西京”号狼狈逃走。 敌舰 “吉野”号为了摆脱困境，命令5艘巡洋舰疯狂反扑。黄海海面上 炮声轰鸣，火光四射，硝烟弥漫，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在激战中，“经远”、 “致远”两舰被迫分离。日舰集中炮火轰击“致远”号，全舰将士英勇迎敌， 炮手将炮口对准 “吉野”号猛烈轰击。“吉野”号几次中弹，吓得拚命逃走。 邓世昌命令 “致远”号紧紧追赶，一定要把它击毁。不幸“致远”号配备的 弹药太少，不久炮弹打完。敌舰 “吉野”号发觉“致远”号没有炮弹了，立
刻回过头来猖狂反扑。 “致远”号中弹受伤，船身严重倾斜，全体官兵临危 不惧，仍然沉着应战。邓世昌见敌舰 “吉野”号狂狂反扑，非常愤怒，毅然 命令 “致远”号开足马力。向“吉野”号撞去。甲板上的水兵听到命令，都 朝着祖国跪拜，怀着满腔的仇恨，决心与敌舰 “吉野”号同归于尽。 “致远”舰官兵的英勇行动，吓破了敌胆。“吉野”号上的敌人敌成一 团，有的狂川，有的跳水逃跑。眼看就要撞上 “吉野”号了。突然“致远” 号上发生 “轰隆”一声巨响，它不幸中了敌人的鱼雷，锅炉爆炸了。舰上立 刻燃烧起熊熊烈火，船身缓缓下沉。全舰250名官兵没有一个跳水离舰，都 壮烈牺牲了。 与此同时，其它战舰的爱国官兵，也在英勇奋战，狠击日舰。日舰伤亡 惨重， “赫城”号、“扶桑”号均受重伤。“经远”号在管带林永升的指挥 下，继续给敌舰以有力的打击，在追打受伤的敌舰时，不幸也中了鱼雷。“经 远”中也开始下沉了，但官兵们仍在继续开炮轰击日舰。全舰除19人获救外， 其余的250多人也都英勇殉国。 黄海战役，中日双方舰队从中午一直战到傍晚，才分头撤退。这次海战， 中国方面虽然损失不少，但却没有屈服日本侵略者。中国广大爱国官兵，象 丁汝昌、邓世昌、林永升这样优秀的海军将领和许多爱国士兵，在这次海战 中，充分表现了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我国反侵略史上 谱写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仓——谭嗣同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这四句诗，是人们所熟知的为变法维新、振兴中华而献身的 “六君子” 之一——谭嗣同就义前念出的惊天动地的绝命诗。他那 “横刀向天笑”的无 畏气概和冲决罗网的战斗精神，一直鼓舞着人们向反动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 争。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谭嗣同 （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1865年3月出 生在北京宣武门外烂漫胡同一个封建官宦家庭。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时任满 清政府户部员外郎，后任湖北巡抚。 谭嗣同5岁始读四书五经，接受封建思想文化教育，年纪轻轻就能写一 手好文章。12岁时生母病故，庶母备极虐待，父亲冷淡，谭嗣同失去了家庭 温暖，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在他的幼小心灵里播下了仇恨封建纲常的种子。 青少年时代，业师欧阳中鹄和“幽燕大侠”——“大刀小王五”对谭嗣同影 响最深。在欧阳中鹄老先生的启蒙下，他自幼就特别崇拜明末清初的两位大 爱国思想家——王夫之和黄宗羲。他师从 “大刀小王五”习剑，师徒意气相 投，结成生死之交。在欧阳中鹄和 “大刀小王五”的影响下，谭嗣同勤奋治 学，从不沾染花天酒地的恶习，具有和一般纨绔子弟迥然不同的志趣；他对 传统的儒家经典、时制文艺有反感，却常津津乐道地阅读那些被封建文人诋 为异端邪说的书籍，难怪梁启超见到他时对他 “竟不知有孔子”而惊讶。谭 嗣同曾写诗抒怀道： 平生慷慨悲歌士，今日驱车燕赵间；
无限苍茫怀古意，题诗独上井陉关。 策我马，曳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 何当直上昆仓巅，旷观天下名山万迭来茫！ 1884年起，开始了谭嗣同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10年漫游。 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谭嗣同曾抑制着自己对八股文的憎恶而 “六赴南 北省试”，但终因名落孙山而不得官；也曾 “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 棠慕府。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 （梁启超： 《谭嗣同传》）谭嗣同跟随迁任甘肃巩、秦、阶道道台的父亲移居祖国西北。 这期间，他常观赏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观景象。有时带领一队 慓悍的骑士，策马曳裳，驰骋于陇西高原的崇山峻岭，或在夜幕降临的旷野， 点起篝火，支帐露营，奏琴高歌，纵论古今。20岁以后，他离开家庭，开始 了长达10年之久的漫游生活。“自是十年，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 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视察风土，物色豪杰” （梁启超《谭嗣同传》）。为了“视察风土，物色豪杰”，谭嗣同的足迹踏 遍了数十省，涉足江南塞北，黄河上下，行程8万里，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 川。在这 “堪绕地球一周”的漫游中，是祖国山河 “斗星高坡众峰吞，莽荡 山河剑气昏”的雄伟磅礴， “百里草原经雨绿，两行高柳束青天”的秀丽风 光，激发了他对祖国、民族的深切热情；同时，旅途中他接触和了解了下层 劳动人民啼饥号寒的悲惨生活，加深了他对现实社会矛盾的认识。他为祖国 的灾难而叹息，为人民的痛苦而悲愤。陕甘古道上，凄厉哀号的逃荒人群， 在这个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脑海中打下了不可泯灭的烙印。面对此情此景， 谭嗣同发出了 “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是，人民复非”的慨叹，激起 了他对满清政府腐败统治的日益不满和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忱。从 1889 年起，他开始深入研究王船山和黄宗羲的著作，接受了他们 “道不离器”的 唯物主义观点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同时，他还浏览了当时 译出的大量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吸收了一些 “西学”知识，由此 他的思想开始了由封建主义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的转变。促进这个转变 最后完成的决定因素，是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这时，谭嗣同正在 湖北协助任巡抚的父亲做一些赈济灾民的工作。甲午海战的失败， 《马关条 约》的签订，清政府的卖国求荣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他痛心疾首，夜不能 寐。极度的悲愤，促使他奋笔疾书，写下了一首摧人心肝的感事诗：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谭嗣同全集》第488页） 正象他所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 （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4期第124页）严酷的事实，使谭嗣同痛切地感 到，战争的失败，民族的危难，根源在于腐朽的社会制度，只靠“船坚炮利” 的洋务，不能强国富民。要救国图存，只有实行变法维新。他的理想之国， 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他所选择的道路，是希望清廷自动改弦易辙，自上而下 地进行变革和改良。他在 《三十自纪》中自号“壮飞”，表示了自己奋发努 力振兴祖国、为了救中华于危亡、要做一个飞翔天下、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壮 士的志向。 冲决罗网为斗士 投身变法是中坚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谭嗣同深感“守文因旧”无补大局，必须 探寻匡济时艰的新道。于是，他开始 “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且究其事理”。 最后决心救亡图存， “尽变西法”。是甲午战争的爆发，把谭嗣同推进到资 产阶级改良派的行列。1895年5月，以“公车上书”为开端，维新运动蓬勃 兴起，谭嗣同积极地投入了变法活动。从此，他开始写文章、发书信，痛斥 满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造 轮船、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主张。在家乡浏阳，他与唐才常等人倡设 了 “算学社”，探索救国之道。这时，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也正在京、沪两地倡办 “强学会”，蜚声全国。1896年春，谭嗣同怀 着敬慕求教的急切心情，北上京师，拜见发起 “公车上书”的维新变法者— —康有为，因康有为离京而未能遂愿。但他却见到了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 经梁启超介绍康有为的变法学说后，他 “感动大喜跃”，至为佩服地自称是 康有为的 “私淑弟子”。此后，他常与梁启超一起探讨维新理论，写了不少 宣传变法的文章、讲稿 。而谭嗣同的父亲却因他屡试不第而忧虑。为给儿子 寻得进身之阶，就花钱为谭嗣同捐了一个候补知府，分发到江苏，逼迫谭嗣 同去了南京。1897年初谭嗣同在候补南京知府期间，编写了他的代表作—— 《仁学》。激进的民主主义的反清革命色彩，是《仁学》的突出特点，跳动 着时代的脉博。谭嗣同把矛头直指 “三纲五常”和封建专制制度，他认为封 建社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都是束缚人们思想行为自由 的 “网罗”，“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他愤慨地指出：“数千年来， 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矣！因此，必须 “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 俗学若考据、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再 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冲决佛法之网罗”（《谭嗣同全集》 之 《仁学》篇）。还指出：“由是两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 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 （《谭嗣同全集》第55页）谭嗣同把两千 年来的历代王朝斥之为 “秦政”、“大盗”，敢于直言痛斥朝廷，尖锐地揭 露了清朝统治者屠杀、掠夺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残暴罪行。 “则因由有民而后 有君，君末也，民本也”， （《谭嗣同全集》第56页）号召人们冲破封建网 罗。在 《仁学》中，谭嗣同按照“仁——通——平等”这样一个公式，从哲 学上论证了资产阶级平等、博爱、自由的思想，阐明了变法的合理性，驳斥 了顽固派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谬论。这些内容不仅为维新派提供了理论 武器，成为 “戊戌变法”的重要文献之一，而且对后来的邹容、陈天华、秋 瑾等一大批爱国志士的成长，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在完成变法理论的探索之后，谭嗣同便开始投入了变法 的实践活 动。1897年 （丁酉，光绪二十三年），他应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 等人的邀请， “即弃官归，安置眷属於浏阳之乡，而独留长沙，与群志士办 新政。” （梁启超：《谭嗣同传》）在谭嗣同的倡议下，湖南省先后办起了 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南学会、不缠足会、法律学会等新式学校和组织，培 养出了蔡锷等一批大有作为的革命志士。梁启超为谭嗣同作传说： “於是湖 南倡办之事，若内河小轮船也，商办矿务也，湘粤铁路也，时务学堂也，武 备学堂也，保卫局也，南学会也，皆君所倡论辟画者；而以南学会最为盛业。” 又说，设会的目的在於 “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 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地方
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事及政 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於时君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 君慷慨而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见《谭嗣同全集》第522页）由此足见谭嗣同归湘后既是维新运动的主要 领导者，又是变法思想的主要宣传者。为了进一步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谭 嗣同又与维新志士一道创办了 《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他自己担任 主笔。 《湘报》以笔锋犀利的文章，把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理论向各阶层、 各地区的人们广泛宣传，同时还出版了 《湘学新报》，传播变法维新思想， 一时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 但是湖南方兴未艾的变法维新运动，使顽固派大为惊恐，他们以洋务派 官僚张之洞为奥援，大肆攻击谭嗣同等维新志士的言行为 “背叛圣教，败灭 伦常”。反动绅士王先谦等人指使地痞捣毁 《湘报》馆，又勾结顽固派上奏 朝廷，极力诽谤维新派，并要求禁止所有新政。黑云压城，不少维新人士纷 纷离湘，连陈宝箴也开始动摇。但谭嗣同却大义凛然，他激励同志： “平日 互相劝勉者全在 ‘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今日 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亡种矣……今日但 观谁勇猛耳。” （《谭嗣同全集》第303页）可见，谭嗣同无愧为冲决罗网 的猛士，变法维新的中坚！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仓”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促进下，光绪皇帝克服重重阻力，终于在1898年6 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实行维新变法。这时，朝廷侍读学士徐致靖向 光绪皇帝推荐谭嗣同参与新政。6月12日，光绪帝下诏要谭嗣同迅速进京。 9月5日，谭嗣同与杨锐、林旭、刘光第4人被破格授与四品卿衔—— “军 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时称 “军机四卿”。次日，谭嗣同又被光绪皇 帝召见，他向光绪皇帝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深得光绪皇帝的赏识。光绪 皇帝的信赖和变法的决心，使谭嗣同十分感动，觉得实现自己的抱负的机会 来临，为了报答 “知遇之思”，完成变法大业，他悉心尽力，成为新政的主 要决策者。但是谭嗣同参与新政，坚持变法，招致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的 刻骨仇恨。正当谭嗣同以满腔的爱国热情，为了祖国的昌盛而不辞辛劳，夜 以继日地工作时，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却挥起屠刀，向改良派猛扑过来。 9月初，慈禧和直隶总督荣禄密谋，准备乘光绪帝10月到天津阅兵之机，发 动兵变，废黜光绪皇帝，推翻新政。至9月中旬，北京城已是乌云密布。手 无寸权的光绪帝只好然密令康有为、谭嗣同等： “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 及同志速法筹救。” （《谭嗣同传》）在万分危机的关头，维新派因手无寸 权而惊慌失措，谭嗣同自告奋勇求助于表面上赞同变法、当时统率新建陆军 的袁世凯，要他在阅兵时杀死荣禄，带兵入京， “保护圣主”，保护新政。 袁世凯当即满口应允，表示： “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为 防袁世凯有变，谭嗣同临走时又告诫他说：这次报皇帝的恩，救皇帝的难， 立奇功大业，在于你；如果贪图富贵、向太后告密，杀了我，你可以升大官。 阴险狡诈的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表示：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我是决不会丧心 病狂地把事情弄坏的。”袁世凯假意应承，却暗中密报荣禄。9月21日凌晨， 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宣布 “垂帘听政”，取消一切新政，并下令 搜捕改良派。 “戊戌变法”中途夭折，维新志士处境险恶。康有为匆匆逃出 京城，梁启超避难于外国使馆。谭嗣同虽然面临绝境，却不顾随时可能入狱
的危险，筹谋营救光绪皇帝。但事起仓猝，计划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却 劝梁启超东渡日本，以免罹难；朋友纷纷劝他出走，免遭横祸，连他少年时 代的武术老师 “大刀小王五”以性命相许保他出城，都被他拒绝了。他说： “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 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5日，清廷提骑突然闯进了谭嗣同的住 处—一浏阳会馆，谭嗣同大义凛然，从容被捕。他虽身陷囹圄，却没有丝毫 的悲凄和恐惧，而是镇定自若地静候那壮烈时刻的到来。他在狱壁慨然题诗 道：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仓。 梁启超： 《谭嗣同传》） 谭嗣同在给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绝命信中写道： “这次政变，是天翻地覆 的大祸，我今被捕，自料必死，我死不足惜，可怕的是瓜分的大祸就在眼前， 我担心的是民族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因此，我写这封血书，希望大家同心 杀贼，挽救危亡。我相信中国之大，民众之多，一定会有做到这一点，嗣同 虽生不能救国，死也愿为厉鬼，帮助完成这番事业。” 被捕后的第三天 （1898年9月28日），年仅33岁的谭嗣同和康广仁、 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等6位爱国人士，终于在宣武门外菜市口惨遭 清朝反动政府杀害，慷慨就义，时人呼冤，称他们为 “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就义后，由谭家老管家刘凤池偷偷为他收尸埋葬。次年，他的遗 骸运回湖南家乡，安葬于浏阳城外石山下 （今牛石），墓前华表上镌刻着这 样一幅对联： 亘古不灭，片石苍茫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维新志士谭嗣同壮烈牺牲了，他的著述，后人集为 《谭嗣同全集》。他 为了祖国的昌盛而殉身变法的精神，至今还激励着千千万万有志于振兴中华 的人们。 昌西学 主变法——严复 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处于危亡之秋，有志之士群起奔走呼号，其中 有一位与康有为、梁启超齐名的思想家——严复。严复用他特有的武器—— 译笔，通过大量地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来启发人们的思想。 他翻译的 《天演论》一书，被人们称为“警钟”。这口警钟在当时的中国大 地上，确曾起过震聋发聩的作用，警醒了许多的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知识 分子，促使他们投身于斗争之中。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称誉他是 “在中 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 严复 （1854～1921年）原名宗光，字几道，福建候官人，出生在一个乡 村儒医的家庭。14岁时，他因父死家贫，没有走上科举仕途，而进了当时洋 务派办的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3月，又由清朝政府派到英国去留学。他在 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两年，学的是兵船驾驶，清政府指望他成为日后海军 的 “良将”。可是，这个海军大学的学生，并没有以此自限，他在当时为救 亡图存而努力探讨现实政治、经济问题的风气影响下，如饥似渴地从西方资 产阶级的学术著作中汲取营养。他利用课余时间，依次读完了亚当·斯密、
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以及斯宾塞等大思想家的著 作。等到1879年6月学成回国时，他又不仅是一名海军大学的优等生，而且 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也有了很深的造诣。 回国后，他先在福州的船政学堂充当教习 （教师），随后，长期在天津 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 （教务长）、总办（校长）。这期间，中国先后发生 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接着又发生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的危 机迫在眉睫，人人都为这种形势焦急。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维新的 呼声已响彻全国，并逐步从思想酝酿发展成为爱国行动。这种现实情况，也 激起了严复的爱国热情。 严复的思想同康有为、梁启超有许多共同的地方，都认为要救国只有维 新，要维新只有效法西方国家。1895年，他在天津 《直报》上连续发表了4 篇政治论文： 《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 《原强》、《辟韩》，尖锐 地抨击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政治，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倡新学，实行改良。 他认为救国的根本办法， “一日鼓民力，二日开民智，三日新民德。”所谓 的鼓民力，就是提高人民的体力，具体地说就是禁止鸦片和缠足。开民智， 就是提高人民的智慧，主要是废除科举的八股文，提倡 “西学”。新民德， 就是提高人民的道德，革新政治制度，因此要设立法院，废除专制政治。这 4篇文章发表后，严复成了举国注目的人物。 严复和当时的维新派人物相比，还有个不同之外，就是他曾亲自到英国， 接受第一流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学说，对 “西学”有直接的和相当深刻的了解。 当时，全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如康梁等，都急于学习西方国家，实行变法，改 革政治。在这气氛之下，严复很自然地想到，应当把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方面的学说介绍到中国来，作为借鉴。这是形势的迫切需要。于是从1895 年到1898年，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 《天演论》，亚丹·斯密的《原富》， 斯宾塞的 《群学肄言》。其中以《天演论》的影响最大。 赫胥黎是英国的生物学家。他的 《天演论》（原名《进化与伦理》）是 把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原理，用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们相互之间的 关系。而达尔文是英国杰出的科学家，他曾创立 “进化论”的学说，说明自 然界中的生物是怎样在竞争中进化发展的。 赫胥黎认为，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原理，也同样可以用来解释社会中 的现象。在人类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也同生物一样相互竞争，只有最适宜 生存的，才能生存下去。在世界上，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的竞争， 也是最适宜生存的，才能生存下去。 严复把 《天演论》翻译出来以后，先在大津《国闻报》上陆续发表，1898 年又正式出书，没想到，竟象口宏钟那样发出震天的巨响，震动了全国。不 上几年， 《天演论》便成了一般救国人士的理论根据，而 “物以天择，适者 生存”竟成了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头语。 《天演论》为什么会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震动呢？ 这主要是严复的政治形势造成的。对外战争，一次次地失败，已使人们 感到中国的前途危机重重。 《天演论》正式出版的那年，又是瓜分危机最严 重的一年，德俄英法日，一齐动手，抢着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眼看就 瓜分豆剖。每个爱国的中国人，心里都在盘问：中国真的要亡国了吗？还仍 可奋发图强吗？ 《天演论》及时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告诉人们：中国的确是危险。侵
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无论哪一方面都比中国强，根据达尔文的 “优胜劣败” 的规律，中国是会灭亡的，但是 《天演论》又告诉人们：人的努力可以与天 竟争，而且最后可以取胜，只要努力革新社会的政治，国家是可以复兴的， 民族也能永存。严复在翻译 《天演论》时自己还加上了许多的按语，向人们 大声疾呼，只要发愤努力，变法图强，中国是可以得救的；生死存亡全在于 自己的努力！ 赫胥黎的 《天演论》，把生物界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规律， 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现象。这叫 “社会达尔文主义”。由于社会的发展有他特 有的规律，和自然界发展的规律并不一样，因此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帝国主 义就曾经利用这种理论，宣扬他们屠杀殖民地人民符合“优胜劣败”的规律， 这更是反动。然而严复向中国人介绍这种思想，则是警告中国人民要发愤图 强，如不发愤图强，就会遵循 “优胜劣败”的规律，落得亡国灭种，因此具 有积极的作用，正因为这样， 《天演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给中国人民敲 响了警钟，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促进人们的觉醒。 《天演论》也因此风行 海内。 严复在维新运动时期，起了传播新思想的作用。正因为这样，严复成了 一位出色的维新派思想家。他还参与过一些实际行动。1896年，他曾在北京 协助别人创办 “通艺学堂”，用来提倡“西学”，培养维新人才。严复多次 在这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使许多前来听讲的人大开眼界，提高 思想认识。第2年10月，他还和朋友合作创办天津 《国闻报》（每天出版） 和《国文汇编》（每10天出版）。这些报刊报导国内外的形势，传播“西学”， 宣传维新思想，成了北京变法维新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可是开办一年后， 因为受到顽固派的压迫而停办。就在这时，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也在慈 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镇压下，遭到彻底的失败，维新派人士被杀的被杀， 逃亡的逃亡。严复因为和从事实际变法的康梁联系不密切，才幸免于难，政 变发生后，他并没受害，继续在北洋学堂当他的总办。 在此后的10年里，严复继续从事他的翻译工作。译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 学术专著，第一次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政治学术介绍到中国 来。 严复的晚年，思想趋向保守，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已经不再是一位先进 的人物了。1921年10月27日，他因病逝世。 誓死抵抗 保卫台湾——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1895年4月17日，腐朽的清政府与日本 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其中第二款规定，清政府割让 “台湾全岛 及所有附属岛屿”， “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 永远让与日本”。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惊。各阶层人士纷纷集会演说、作 文写诗、编写唱词，愤怒谴责慈禧太后、李鸿章为代表的投降派，声讨残暴 贪婪的日本侵略者。全国立即掀起了反割地陪款，要求继续抗战的浪潮。在 敌人铁蹄所到之处，中国人民都以自己的丹心碧血坚决捍卫祖国的独立和尊 严，自发地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抵抗。在自发的抗日斗争中，台湾人民的 反割台斗争，尤为壮烈。 台湾，美丽的宝岛，与大陆一水相隔，唇齿相依，自古就是我们伟大祖
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海峡两岸的人民同祖同宗，骨肉相连。当割让台湾 的消息传来，台湾人民愁肠欲断肝胆俱裂。他们奔走相告，义愤填膺，纷纷 表示： “如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在《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 台北人民“鸣锣罢市”，群众涌进巡抚衙门，强烈抗议腐朽政府的卖国罪行， 并宣告银饷不准运出，台湾税收应全部留供抗击日本侵略军之用，并号召大 家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碰到李鸿章等卖国之流“敌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以谢天地祖宗。台湾人民发出了“愿人人战死而守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桑梓之地，义与存亡”的誓言，每天都有数以千百计的人民群众自愿加入 抗日民军。从南到北，抗日的武装义军遍布各地，他们同仇敌忾，众志成城， 准备与日军侵略者决一死战。 在台湾人民积极准备抗战的同时，清政府无视台湾人民的呼声，加紧同 日本侵略者策划割台的肮脏交易，迫不及待地派李鸿章的儿子李径方为割台 大使，如期交割台湾。5月下旬，日本派出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率领的近卫 师团，开始向台湾进犯。 台湾人民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家乡，具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的革命 传统。 “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的呼声，发 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登陆以后，台湾人民不甘坐以待毙， 纷纷组织义军，举起抗战大旗。当时比较著名的有吴汤兴、徐骧、姜绍祖、 林濬冈、简成功父子领导的队伍。在台湾人民爱国热情的感动和鼓舞下，守 卫在台北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毅然担当起领导抗战的重任，立誓死守台湾。 他说： “我已年将六十，但万死不辞，惟望军民团结一致，敌忾同仇。” 5月底，悲壮激烈的台湾保卫战揭开了序幕。 激战新竹 新竹是台中的门户，位于台北与台中之间。1895年6月12日，日军近 卫师团分东西两路向新竹猛扑过来。大敌当前，爱国将领徐骧聚众慷慨陈词： “……吾台，吾民父母之乡也，吾民之田庐在于是，子孙在于是，祖宗丘墓 在于是。台亡，我民将安归呼？”号召 “人自为战，家自为宋”，纵使“骨 肉俱烬”，“是亦亡国之荣也”。说到这里，他声音嘶哑，泪如雨下。大家 听了他的讲话十分感愤，有的痛哭出声，有的握拳击掌， “愿皆投身军籍， 随骧以俱死”，赶跑日寇侵略者。在他的组织和鼓动下，很快组织一支民军 取名为民团，一致推举徐骧为民团团长，于是他迅速和新竹守将杨紫云并肩 作战。 东路日军从山路南下时，早就埋伏在茂盛竹林的一支民军突然发起进 攻，双方展开猛烈的激战，彼此正以难分难解之时，徐骧率领军民从正面呼 喊着冲杀过来，经过一番苦战，全歼日军60人。两路敌军经桃仔园进攻大湖 口，与民军遭遇。激战6天，日军伤亡甚众，进攻受阻，不得不撤退到中场 休整。不久日军又集结大队人马卷土重来，攻势凶猛，民军因械粮不济，被 迫于6月22日撤离新竹。 6月底，民军雄风再鼓，徐骧与友邻民军领袖吴汤兴、姜绍祖议定，各 路军民齐头并进，夺回新竹。7月9日，民军分三路进行反攻，徐骧所率民 军担任攻城先锋。但由于事先走漏消息，日军已有所备，埋伏主力于四郊， 并以重兵据守城东十八尖山。战斗打响了，吴汤兴、杨紫云率军从东南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