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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旅顺 “谈判”交还奉天问题。失去自由的增祺，只得让已革道员周冕前 往。岂料周冕一到旅顺，放在他面前的竟是沙俄早已拟就的这份章程。在沙 俄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周冕被迫签了字。这一切，逃亡中的清政府毫无所知。 当时，奕劻、李鸿章正与占领京津地区的八国联军谈判 《辛丑条约》杨儒远 离祖国，身处群魔环伺的龙潭虎穴，处境极为艰难。要收回东三省，无异虎 口索食，挽狂澜于既倒。杨儒感到，这是为了捍卫中国的主权，义不容辞。 他抱定宗旨：新订条约必须无损中国的兵权、利权、行政权，而且一定要措 辞得体，行文严密，使别国无法从此效尤。 不畏胁迫 中俄交涉首先围绕《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展开。第一次正式谈判一开始， 沙俄代表维特和拉姆斯多夫凭强凌弱，在谈判桌上气势逼人，他们坚持要杨 儒首先承认 “暂且章程”，然后再议正约。杨儒当即严正指出：“章程不但 夺我兵权，而且干涉内政，侵犯主权，此事断难允准！”维特说： “章程已 经中国官员签字。”杨儒驳斥说： “这是已革道员擅自画押，并未请示，政 府更不知情。章程没有法律效力，必须罢废。”此时，帝国主义分赃谈判正 在北京举行，俄国急于在各国与清朝签订条约之前，先行与清朝订约，造成 既成事实，使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无法干涉。因而俄担心由于 “暂且章程”的 争论影响正约的谈判，经过6次交涉辩驳，只得于1月23日允废暂约。 沙俄一计未成，又施一计。在谈判 “暂且章程”时，维特曾口头提出过 “十三条款”。转入正约谈判后，又先后抛出两个约稿，即2月16日的“十 二条款”和3月12日的“十二条款”，并声称“细节可商，大旨难改！”这 3个约稿大同小异，主要内容是： （一）东三省中国只准设巡捕兵，名额须 与俄协商； （二）东三省简放将军，须先与俄商明；（三）满洲、蒙古暨中 国北省，未经俄允许，无论何项利益不得让于他国； （四）满洲、蒙古等地 中国不得建造铁路； （五）金州城归于俄国租借地；（六）满洲税关由俄人 代理； （七）山海关至营口铁路俄愿出资购买。观其要点，则东西省名虽存 而实已亡，把中国北部诸省均纳入沙俄的势力范围。 杨儒一针见血的指出：俄国是欲将东北像俄之待布哈拉、英之待印度一 样，所谓 “交地”有名无实，道破了沙俄要把东北变成殖民地的要害。维特 大为不满，认为杨儒视俄国未免如疯子愚人一般。杨儒对约稿提出 “三驳三 改”的意见，对其中关于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金州划归租借地、 驻军及蒙古、满洲路矿利益等问题一一予以驳斥，实际上是对约稿基本否定。 闯入邻人家室肆意抢劫，还说自己吃了亏，这是十足的强盗逻辑。维特 大讲俄在东北损失巨大，什么铁路被毁，兵士伤亡，耗费巨款，等等。杨儒 针锋相对：若当时铁路不造在满洲境内，何至如此！有力的反驳，使得维特 恼羞成怒，大发肝火。 3月12日，沙俄把原先的十二条款作了一番删削，提出最后改稿十一条。 这个修改稿，只是削去一些刺眼的字句，妄图独占东北的实质并未改变。拉 姆斯多夫声言： “此经我君核准，即为定稿。限十五天画押，逾期则交收作 罢！”3月15日，沙俄外交部威胁说：“约稿不能再易一字，亦不能展限， 或允或决，一言而决！”3月18日，又加逼迫：“限期已迫，如逾期不画， 勿再议交收，勿再言友好”以决裂之势胁迫杨儒立即签字画押。
沙俄侵略者在谈判中耍尽了手腕，首先是欺骗、贿赂。维特和拉姆斯多 夫以和杨儒交情甚密进行笼络。杨儒说：公事与私交是截然两事。我不顾中 国利益便是不忠，诸位大臣可无须看重此友。 “我为中国办事，中国利益我 自应多争一分是一分，方为无愧我心，方为不负使职。”杨儒以国家利益为 重，为祖国和民族分利必争，寸步不让。俄提出最后约稿后，又一次对杨儒 利诱收买，如杨儒答应画押，俄国可在 “青泥洼或彼得堡为公置田若干、庐 若干。公择一而处之，足以徜徉，终其天年”。杨儒嗤之以鼻，不为所动。 俄方另一卑鄙伎俩是威逼恫吓，企图迫使杨儒就范。维特恫吓说：中国 刻下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赶速画押，得俄国之帮助；或与俄决裂，听俄国之 自便。拉姆斯多夫蛮横多称，对“十一条款”约稿一字不得再易，倘15天清 政府不肯画押，则我等不便见面。杨儒毫不示弱，愿 “束装以待”，宁肯与 俄决裂，被清廷治罪，也不出卖祖国权益。 沙俄紧逼，清廷推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均欲逞一己之私，立待效尤。 当时清政府主持外交的是奕劻和李鸿章，他们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下早已屈服 了。这时，他们见最后约稿已把刺目的字句删去，五天内三次电示杨儒：“势 处万难，不能不允”，令他 “即酌量画押，勿误！”逃亡西安的清政府则无 定见，军机处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也于3月23日电告杨儒“惟有请全权定 计，朝廷实不能遥断也”，把所有责任推给了杨儒，至此，杨儒受到内外压 力，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朝廷把签字画押的权力交给自己，该签而不签， 那将负多大的罪责呵；而如此丧权辱国的条款，又怎么可以答应呢！ 正在此时，他收到了国内督抚和各地绅商的电报，纷纷要他拒签条约。 沙俄逼迫签约的消息传到国内，舆论哗然。上海绅商近千人两次在味莼园（张 园）集会抗议，数十人慷慨演说。3月17日致电杨儒：俄约激动全局，大祸 立起，士民公愤，乞力挽。”并且通电各省： “东三省者中国人之东三省， 非俄人之东三省。俄欲夺之，我必复之！”还致电朝廷，乞 “力拒俄约，以 保危局”。香港、澳门、新加坡、檀香山的爱国华人，纷纷致电清政府，要 求拒签俄约。一些爱国官员和驻外使节，也劝杨儒“统筹全局，格外慎重”， 不要轻率签约。读着一封封义正辞严的电文，杨儒心中踏实了，他感到自己 并不孤立。他在给朝廷的电报中说： “何敢惜一己之声名”，“断不受俄人 之逼迫”，表示除非奉朝颁发确旨，否则决不签约。 不辱使命 连续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使得这个年已古稀的老人身心交瘁；强敌的 凶横，国内妥协势力的破坏，使他忧愤交加。3月22日，他回使馆时不幸雪 滑坠地，跌伤了左臂和右腿。 沙俄得知清廷已让杨儒 “全权定计”，能否签约，在于杨儒一人，便于 3月24日约见杨儒。杨儒形容憔悴，步履艰难，在别人的搀扶下带疾前往。 维特欺哄杨儒如3岁孩提，说： “贵国军机处既有全权定计酌量画押之令， 贵大臣为何不肯画押？”杨儒答道： “非明奉朝旨，何能自行画押？且画押 后政府必不承认，必不批准。”维特马上接口： “如贵大臣能画押，他日政 府不能批准，再行作废！”杨儒冷笑一声，回答： “私自画押，该罹何罪？ 我惜只有一颗头颅耳！”维特又摆出俄国 “国际警察”姿态，口出大言：中 国政府如欲加罪于俄订约之人、俄必出场保护。杨儒听此收买之言，顿感莫
大耻辱，怒不可遏，他正颜厉声痛斥： “贵大臣何出此言？我系中国官员， 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我在中国无立足之地矣。……此言甚 为贵大臣所不取也！”义正辞严，铮铮有声，显示出一位爱国者的高风亮节。 3月25日，签约限期只剩最后两天了。杨儒再一次强忍伤痛去沙俄外交 部，要求展缓时日，继续谈判。拉姆斯多夫威胁说： “不愿画押，只有从此 不提此事了！”并限次日早晨9点20分之前作答。一日之限，弹指即过。该 怎么办？杨儒忧心如焚地转回公使馆。这时，刀削似的寒风夹着雨雪漫天飞 舞，他再次滑跌坠地，不省人事了，从此一病不起。 3月26日是限期的最后一天。午刻，刚刚苏醒过来的杨儒，忽然接到朝 廷的谕旨： “不遽行画押！”原来，沙俄迫订条约引起了列强的密切注视， 英、日、美、德等国都不愿沙俄独吞奉天，纷纷警告清政府不得订约。清政 府感觉到，“不遽画押，仅只激怒于俄；画押则群起效尤分据，其祸尤速”。 在国内爱国官员和各界人民催促下，清政府才电令杨儒不在沙俄约稿上签 字。杨儒当即派译员将电文送往俄国外交部。拉姆斯多夫知大势已去，但又 拿出无赖的腔调恐吓： “现在无话可说，中国自看以后情形可也！”4月 6 日，沙俄政府发表宣言，声明这次谈判暂作罢论。至此，中俄交收东三省的 谈判宣告破裂。 3个月的谈判中，杨儒据理力争，拒绝在卖国条约上签字。翻开一部中 国近代外交史，这次谈判，是中国外交官第一次没有在屈辱条约上签字的谈 判。这次胜利，为东三省留下一线生机，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杨儒 “大义当 前，威武有所不屈”，不避艰难，力顾大局， “实大有功于国家”，不愧是 一位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外交家。 心系祖国 杨儒登上外交舞台，是从1892出任清政府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 使开始的。一个贫穷落后、闭关自守的封建大国的官员，一旦走向世界，看 到美国这样国家的先进经济文化，他是不会无动于衷的。杨儒忧国忧民的思 想从此日益强烈。 1894年，中美在华盛顿谈判有关华工待遇问题，杨儒为改善华工社会地 位全力争辩，使所订条约的一些条款多少反映了华人的利益和要求。 1896年，杨儒调任出使俄、奥、荷三国大臣。 1899年4月，杨儒代表中国赴荷兰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公 会”。后来，他认识到 “保和公会”并不能保卫世界和平，不过是俄国利用 它来欺世盗名罢了。 杨儒身在国外心向祖国，关心祖国人民的疾苦。他热心于红十字会慈善 事业，表示如能回国，深愿力任此事，并捐俸银5000两，寄予忧患中的祖国 人民一片深情。 1901年1月，西太后在西安颁布上谕，准备实行 “新政”。杨儒本年4 至7月间正在德国就医，听到 “变法”消息，便离开病榻，秉笔直书，写成 达万言的变法奏折，提出了 “固封圉，求贤才，裕财用，整内治，重使务， 集众长”的 “六策”。其宗旨是，“舍富强难图立国，舍变法莫致富强”。 要通过变法改革弊政，补救时艰。 紧张繁重的外交活动，使他积劳成疾，与俄谈判，他几乎耗尽心血。到
德国治疗一个时期后，又回到俄国。1902年2月17日在彼得堡逝世，以身 殉职。他留下的著作有 《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 《俄事纪闻》、 《杨儒变法条议》等。 从他在任驻外公使期间的活动，可以看出他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克尽 职守。他热爱祖国，忧国忧民，特别是在中俄谈判中，甘冒风险，力挽狂澜， 为维护祖国的权益作出巨大努力。 沙皇俄国变我国东北为殖民地的梦想破灭了。但是，杨儒要 “预防强邻 之凭陵”的告诫，却是值得注意的。 革命军中马前卒——邹 容 1901年冬天，一艘从四川重庆东下的客轮，穿行在三峡江面。汽笛一声 长鸣，四处的山谷立即响起了悠扬的回声。这时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挺立在 船头，壮丽的山峡景色激荡着他的心胸，而他的心却被谋求祖国出路的宏愿 引向了远方。这个青年的名字叫邹容。 邹容 （1885～1905年）字蔚丹，又叫威丹，四川巴县人，出生在中法战 争失败的那一年。这年代，中国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12岁那年，邹容 曾跟着哥哥参加巴县的科举考试。在考场上，他对词意晦涩的试题不甚了然， 要求主考官解释，竟遭到拒绝。邹容当场和主考官顶撞起来，愤而退出考场。 这是他和封建制度所发生的第一次冲突。当时的维新运动已在北京、上海、 广东、湖南等地展开，许多宣传维新的书刊，渐渐传入万山重叠的四川，邹 容接触到其中严复翻译的 《天演论》、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思想受 到了启发。他决心抛弃 “臭八股”，另选新的道路。 出国留学的风气这时开始盛行。因为日本自从明治维新后，向西方国家 学习很快地强盛起来。日本成功的经验，吸引着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他们 都想到日本看个究竟，去寻求些救国救民的真理，日本离中国近，到日本去 容易，因此留学日本的人特别多。1901年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一二 百人，5年后便猛增到8000多人，出国留学逐渐形成了热潮。邹容就是在这 种风气的影响下，下定东渡日本的决心的。 1902年春天，邹容到达上海，为了减少留学日本语言的障碍，他先在上 海逗留，补习日语。十里洋场的上海，当时已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基 地，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侵略的严重性，在这里集中表现出来。 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给邹容的心灵烙下了沉痛的创伤，激起他对清政府卖 国罪行的愤恨。不久，他就继续踏上征途，从上海动身去日本东京。 那时，凡是留学生一到日本，都急于寻求新的知识，除了学习日文，准 备进专门学校外，就是去留日学生会馆，跑书店，参加集会，听演讲，互相 讨论问题，交流思想。当时，革命和改良两种思想，在留学生中正展开激烈 的斗争。大批留学日本的风华正茂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 他们在国内已受到人民群众斗争的影响，到国外又接触到资产阶级民主思 想，认识很快地提高，纷纷走上革命的道路。在火热的生活中，邹容的思想 也很快地跨进了一步。 1903年春节，一千多名留学生在东京留学生会馆举 行新年团拜，这实际上是一次宣传革命的大会。邹容登台演说，言词激愤， 激发了到会人的斗志。从此，他每会必到，成为留学生中鼓吹革命、反对清 朝统治最年轻的一名激进分子。
这年4月，留学生中展开了 “拒俄运动”，事情是这样的：八国联军侵 犯中国时，沙俄趁机强占中国的东北。 《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的侵略军 陆续撤走，沙俄军队却继续赖着不走，因此激起了全国拒俄运动的浪潮。留 日学生也闻风而动，如开拒俄大会，组织拒俄义勇队。邹容是大会的发起人 之一，也是义勇队的队员。 邹容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参加火热的爱国斗争外，还阅读大量的 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革命的烈火在他的胸中 越烧越旺。他决心写一本宣传革命的书，揭露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 义的残暴侵略，唤起更多的人投入战斗。他把书名题为 《革命军》。 清朝驻日公使蔡钧，对邹容的反清活动深为不满，逼迫他中止留学，回 到上海。 这时候，从日本回国的蔡元培、章太炎已在上海设立了一所爱国学社， 吸收爱国青年入学。邹容一到上海，就进入爱国学社，和章太炎相识，章太 炎比邹容大18岁，已是个有学问而且闻名的革命家。他们很快地成为战友。 康有为、梁启超等自从戊戌变法失败逃往日本后，还幻想清朝统治者有 朝一日会变得开明，实行 “君主立宪”，他们利用过去的理想，大肆宣扬保 皇、立宪，想拉拢青年，抵制革命。这些在戊戌变法时起过进步作用的人， 已被时代所淘汰，不再是进步分子，而是抵制革命的顽固分子了。邹容很快 就看到了这伙人的为虎为伥的真面目，和章太炎一起，对立宪派的反革命言 论猛烈地开火。 邹容以他酣畅淋漓的笔墨，写完了在东京时就已经着手的 《革命军》一 书。 “革命军”三个字，具有极大的战斗意义，它的矛头不只是指向清朝统 治者，也给了立宪派当头棒喝，否定了他们所谓“中国只能改良，不能革命” 的谬论。 《革命军》猛烈地抨击清朝政府，指出这是个卖国的政府，指出革命是 “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 它高举革命的旗帜，反复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大声疾呼建立资产阶级 的共和国，书的末尾，还满怀激情地高呼： “中华共和国万岁！革命独立万 岁！” 《革命军》是辛亥革命时期第一本系统地讲述资产阶级革命，号召人民 起来革命的书。 《革命军》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但它热情奔放，豪 气纵横，具有无穷的精神力量。它一问世，就像给清朝封建专制制度掷出了 一颗重型的炸弹，立刻震动全国，得到了革命者的热烈欢迎。有的人书一到 手， “三读不厌”；有的人买不到书，借来连夜抄写。孙中山先生曾出钱刊 印1万册，分发各处去用来宣传革命。因此，短短的几年时间， 《革命军》 发行了100万册以上。 革命派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发动凌厉的攻势后，立刻遭到清政府的高压。 1903年，上海发动了轰动全国的 “苏报案”。 这年5月，上海 《苏报》刊登了《革命军》的“自序”，发表了两篇介 绍 《革命军》的文章，接着又发表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篇 文章，不仅驳斥了康有为的保皇谬论，还把他们捧为 “圣上”的光绪皇帝称 作 “载碞小丑”，说他 “五谷不分”。这一下，可把清朝统治者气得暴跳如 雷。 清朝政府立即勾结帝国主义租界当局查封 《苏报》，逮捕了章太炎、邹
容和报馆的有关人员，把他们判处徒刑。 章太炎和邹容在狱中被罚做苦工，吃不饱饭，还受狱卒的欺压，邹容心 不能平，十分愤激，到 1905年2月终于病倒，4月初就死去了。这时他才21 岁。 邹容不屈不挠，最后牺牲在狱中的事迹，激起了人们更大的愤慨，也赋 予 《革命军》以更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它“风行海内”，教育了整整一代 的革命党人，对掀起资产阶级的革命高潮起了巨大的作用。 清朝政府绞杀革命言论的手段，是徒劳的，就在邹容发表 《革命军》前 后，在日本留学的陈天华写成了 《警世钟》和《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用浅 显通俗的文字，热情歌颂伟大的中华民族；愤怒控拆清朝政府卖国和帝国主 义蹂躏中国人民的罪行，起了同样的作用。 革命思想正逐步转化为行动。早在 l904年，爱国文学社的蔡元培等， 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在湖南成立了华兴会。湖北革 命党人吕大森、张难也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这些革命的团体都把推翻清 政府作为目标，积极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民主革命的思潮，已逐渐汇成全国革命的洪流。 山阴徐君 生肖其辰——徐锡麟 1907年7月6日晚，安徽督叔练所内，清朝官吏藩司冯煦、臬司毓朗正 在用酷刑审讯安徽警察处会办、巡警学堂监督。只见审者神气活现；受刑者 则傲然挺立，坦然自若，他的豪然正气，使那些清廷的高级官吏惊魂失魄。 这位受审的年轻的巡警教官，便是第一次安庆起义的领导者徐锡麟。他用自 己捐肝献胆为革命的爱国实践，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壮丽的一页。 练兵习武 徐锡麟，字伯荪，号光汉子，浙江山阴 （今绍兴）人，1873年 12月出 生在一个有田百亩的富商家庭。父亲徐凤鸣思想保守顽固，对儿子的管束全 用封建礼教那一套。徐锡麟12岁那年，因不满父亲的经常责打，独自负气跑 到钱塘当了和尚，后经家人找回，才上学读书。他从小学习用功，尤爱算术、 天文、地理。每当更深人静万籁俱寂时，他便厓立室外，仰首太空，观察星 位，细心画出许多天象图；他还自己动手制作浑天仪，绘制绍兴地图。21岁 那年，他考中秀才。父亲以为他会青云直上，但他藐视功名，胸怀自己的抱 负。 1900年北方义和团运动蓬勃高涨，帝国主义联军入侵，更使他认识到清 政府的腐败，感到非武力不足以解救民族的危亡。徐锡麟主张速创团练自卫， 抵拒侵略。他爱憎分明，沉毅果敢。当时绍兴天主教会为非作歹，谋霸大善 寺，纠集地痞流氓胁迫寺僧出租转让。徐锡麟气愤已极，虽正患疟疾，却立 即身裹被絮，赶到现场，凛然登坛抗议，坚决反对，当众烧毁 “借券”，挫 败了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 1901年，徐锡麟到绍兴府学堂任教，被举为算术讲师，“任教不到数月， 声誉鹊起”。后提升为这所学校的副监督。“在校四年，弟子益亲如家人”。 在这期间，他向学校倡导科学，特别强调体育训练，想以此改变中国军事、
政治落后的状态。 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猖狂侵略中国，满清政府腐朽无能，而有志于解 救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则忧国优民。他们倾向革命。追求新学，已成为浩浩 荡荡的时代潮流。1903年，徐锡麟以参观日本大阪博览会的名义东渡日本， 到东京游览。当他在东京博览馆里看到陈列在那里的两座中国古钟时，尤为 感慨，愤然作诗道： 瞥眼顿心惊，分明故物存。 摩挲应有泪，寂寞竟无声。 在昔醒尖梦，而今听品评。 偶然一扪试，隐作不平鸣。 当时在日本东京留学的浙江学生正积极设法营救被中外反动派逮捕的爱 国学者章太炎先生，并组织了 “拒俄义勇队”抵抗沙皇俄国侵占中国东北。 热血沸腾的徐锡麟深为留学生炽烈爱国激情所感动，他当即参加了这些爱国 活动，捐款资助，并结识了陶成章、龚宝铨等革命者。和许多年轻的知识分 子一样，在一次次的爱国救亡运动和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徐锡麟的思想不断 进步，他忧虑民族的前途，关心国家的命运、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国回后，徐锡麟在绍兴办学校、设书局，积极提倡军训，宣传反清思想， 传播革命知识，自己更是经常练习射击。这时沙俄侵略中国，妄想把我国东 北变为 “黄俄罗斯”的消息不断传来，徐锡麟对此怒火万丈，他特意将自己 射击的靶子绘制成一个沙俄侵略者的凶丑木偶，每天朝它练习射击，以倾泻 满腔的民族义愤。一次打靶，不慎肩部受伤，殷红的鲜血渗透了衣裳，他毫 不在意，反而更加勤奋地坚持射击练习。 1904年底，徐锡麟到上海慕名去爱国女校访问了蔡元培和陶成章，欣然 参加了蔡、陶组织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和他们一起讨论了推翻满清封建 王朝的革命宗旨和策略。听了陶成章介绍的联络浙江会党的情况后，徐锡麟 很受启发，不久便带领几名学生到诸暨、嵊县、东阳、义乌等县积极从事联 络会党的活动。他们常常白天步行百里，夜宿丛林。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活 动，徐锡麟结交了一些被称为 “奇才力士”的会党成员，看到了会党中蕴藏 着巨大的反清革命力量，很受鼓舞。他充满信心地说： “涉历四县，得俊民 数十，知中国可为也。”结识了绍兴、金华一带会党头领的同时，徐锡麟感 到，革命迫切需要一批体格健壮、谙熟军事的勇士。因此必须对这些会党头 领进行军事训练。1905年，他便在绍兴创办体育会，招集数百名青年学生组 织训练，学习军事技术，练习射击。女革命家秋瑾也参加过学习。是年4月， 徐锡麟以体育会的合法名义，公开从上海购置了后膛九响枪 50支，子弹 2 万发。9月他又和陶成章等人借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之机创办绍兴大通师 范学堂 （后设体育专修科），以办学名义掩护光复会的革命活动。“于普通 科目外，尤重兵式体操，六阅月而课毕”，把大通学堂作为革命的军事学校 和联络机关。大通学堂招集金华、处州 （今丽水）、绍兴三府所属的会党骨 干前来进行军事训练，并且规定：凡入校学生必须是光复会员，毕业后必须 接受学校领导人的统辖和节制。徐锡麟不仅常开演说会宣讲民权之说，而且 身先士卒，亲自组织操练军事，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大通师范学校不仅成 为一个播种革命的园地，而且“光复会本部之事权亦已由上海而移于绍兴”。 这年冬，同盟会会员、女革命家秋瑾在徐锡麟的介绍下，加入了光复会，更 加强了浙江革命组织的领导力量。
徐锡麟认为 “非握兵柄，不足举大事”，因而在创办学校的同时，他接 受了陶成章的建议，准备花钱捐官学陆军，打进清政府军队内部， “谋握军 权，出清政府不意，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以为捣穴覆巢之计”。不 久他动员富商许仲卿出钱、表叔原湖南巡抚俞廉三推荐，花了3000两银子， 捐得道员；又贿赂署浙江巡抚寿山，获准去日本学习陆军。1905年冬到1906 年初，徐锡麟先后两次去日本，准备进陆军联队、振武学校、陆军经理学校 和警政学校，都因近视等原因被拒绝。但徐锡麟仍抱定宗旨，毫不灰心。1906 年春，他从日本回国，北上京师，出山海关，周游东北辽宁、吉林一带，察 看形势，广交朋友，宣传革命道理，联络革命力量，井运动 “马贼”，准备 为革命所用。这期间，在东北徐锡麟面对沙俄与日本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东 北土地上的角逐，无限感慨，他在 《出塞》诗中写道：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这期间，他仍以谋取军职为目的，往来奔走于清廷权贵大吏之间。是年 冬天，徐锡麟被准以道员身份分发到安庆试用。他将大通师范学堂委托秋瑾 主持，并约定今后浙江、安徽两地发动起义，互相呼应。1906年 11月徐锡 麟到杭州候补，他赠言秋瑾等人说： “法国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间不知流过 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级，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 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请君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 表示了自己随时准备为革命而献身的决心。 安庆起义 徐锡麟到安庆任职，由于他本人办事干练，再加上表叔俞廉三的关系， 深得安徽巡抚恩铭的信任，屡被提升。他先任武备学校副办，继任警察处会 办，次年，又任巡警学堂堂长。在巡警学堂，徐锡麟白天身着戎装，督练操 课，晚上置酒设菜，饮宴将士。他工作认真，关系融洽，声望极高。同时他 还以合法身份，广泛交流，在敌人营垒内部开展了初见成效的分化瓦解工作。 在校内他利用职务之便，积极开展秘密工作，对思想进步的学员开展革命宣 传，讲解国内外形势、国家民族的危机和前途等问题；在校外又与兵备处提 调胡维栋，马营排长常恒芳、督练公所学员龚振鹏等关系密切；对在安庆的 新军 （六十一、六十二标）积极开展争取工作，为发动武装起义积极积聚力 量，徐锡麟还派同志陈伯平、马宗汉在浙江、安徽两地往来联系，互通声气。 两省革命形势出现新的局面。 革命党人的活动，清政府已有所觉察。6月，秋瑾通知徐锡麟，浙江方 面的革命活动已为敌人注意，决定先法制人，要求安徽、浙江两省会党于 7 月19日同时起事，约定徐锡麟响应。徐锡麟也发现安徽革命党人随时有暴露 的危险。7月1日，光复会员叶仰高在上海被捕叛变，供出了他所知道的革 命党人名单，他还特别供出了 “有个混入安庆官场的浙江人是革命党人”的 重要情报。但叶仰高知道的只是这些革命党人的暗号或别名，并不知道其真 实姓名。两江总督端方将这个重要情报电告安徽巡抚恩铭，要他严密查拿。 恩铭接电，立即召见徐锡麟商议，却没有想到名单上第一个赫然是徐锡麟的 化名。恩铭要徐锡麟执行。徐锡麟当即机智地敷衍过去，但由此推知意外事 变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决定赶快动手，提前在7月8日趁巡警学堂毕业典礼
时起义，并通知秋瑾，请浙江会党派兵予以援助。为料，恩铭那天另有他事， 命巡警学堂提前两天举行毕业典礼。情况突变，徐锡麟唯恐夜长梦多，机密 泄露，于是当机立断，不待浙江援后汇合，也没联系安庆军界其他革命党人， 仓促决定于7月6日的毕业典礼刺杀恩铭举旗起义。他与陈伯平、马宗汉3 人在7月5日连夜草拟印制《光复军告示》，整理武器，匆忙进行了起义前 的临战准备。 1907年7月6日凌晨，徐锡麟等人潜入花厅，埋下了炸药。清晨，徐锡 麟召来巡警学堂学员开会。他精神抖擞、情绪激昂地发表了演说，反复强调： “我此来安庆，专为救国，并非为功名富贵到此，诸位也总不要忘记 ‘救国’ 二字，行止坐卧，咸不可忘，如忘 ‘救国’二字，便不成人格。”徐锡麟铿 锵的言辞，听者无不为之振奋。 早饭后，巡警学堂上下气氛十分热烈。8时左右，恩铭和其他官员乘坐 的50多乘轿子，显显赫赫地来到这里。恩铭安排到巡警学堂原是先酒宴，后 检阅。不知怎地，恩铭中途变卦，改为先检阅，后设宴。 徐锡麟接到恩铭改变计划的通知，心中疑虑俱增，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 如不及早行动，势必造成被动。于是，他迅速决定：先下手为强。他立即与 陈伯平、马宗汉使了个眼色，并下达命令：先检阅，后酒宴；人人遵守，不 得贻误，误者处罚。 上午9时，典礼开始，恩铭率一班高极官吏来到巡警学堂的第三礼堂。 按照规定，先由守卫在礼堂旁的官生班向恩铭等人行鞠躬礼，再由兵生班行 礼。在这时刻，徐锡麟突然举手行礼，呈上学员名册，发出暴动暗号，大声 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事出突然，恩铭一听，犹如晴天霹雳， 惊恐万状。说时迟，那时快，陈伯平迅速上前向恩铭投出一枚炸弹，炸弹在 地上滚动，却没有爆炸。恩铭吓得魂不附体，其它官员也都目瞪口样。马宗 汉眼明手快，拔出手枪，一枪打中了恩铭的右手。正要打第二枪，可是怎么 也打不响了。未等恩铭清醒过来，采取进一步行动，徐锡麟马上说： “大帅 勿惊，卑职终当为大帅拿到！”边说边迅速从靴筒内拔出两支手枪，拿在左 右手上，左右开弓，射向恩铭。恩铭身中7弹，立即倒地，被部下背走，不 久毙命。礼堂内顿时枪声大作，其它官员纷纷抱头鼠窜。只有奸吏顾松被马 宗汉活捉，由徐锡麟处死在台阶下。徐锡麟转身回到礼堂，抽出快刀，拍案 高呼：“抚台已被刺，我们去捉奸细！快从我革命！”随即率领30多名学员 冲出大门，占领军械所，从库中取出枪炮弹药，不料有的口径不合，有的缺 少零件，大多不能用。这时清军已关闭城门，包围了军械所，还悬赏 7000 金捉拿徐锡麟。在军械所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清兵死伤100多人，陈伯平 不幸牺牲，徐锡麟、马宗汉受伤被捕。 捐肝献胆 安庆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大大撼动了清王朝。从巡警学堂侥幸逃出的 清廷高级官吏冯煦、毓朗、联裕等人当天便对徐锡麟进行了酷刑审讯。毓朗 狂叫着令徐锡麟下跪，徐锡麟昂然不跪，轻蔑地说： “尔还在洋洋得意，若 慢走一刻，即被余杀。”有人问： “平时恩抚台待尔不薄，汝何忘之？”徐 锡麟严正地回答： “恩铭待我甚厚，乃属个人私惠，我杀恩铭，因是排满公 理！私交何得胜过公理！”徐还反问： “恩铭如何？”反动派诡称：恩铭只
受轻伤。徐锡麟有点泄气，低头不语。毓朗问： “余党共有若干？”徐答： “凡属汉人……欲救国而不为外人奴隶者，皆是余党。”联裕自我暴露道： “尔知罪否，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徐锡麟顿时领悟，仰天大笑，声震屋宇： “然则恩铭死矣！恩铭死，我志尝！我志既偿，即碎我身千万片，亦所不惜。 区区心肝，何屑顾及！”徐锡麟指着毓朗，厉声喝道：“便宜尔，被尔逃脱。” 毓朗大惊失色，几乎当场晕倒。接着徐锡麟挥笔写道： “蓄意排满已十年余 矣，念日始达目的。本拟杀恩铭后，再杀端方、铁良、良弼，……”还写道： “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足断 了，全身碎了，不可冤杀学生。” 7月6日晚，威武不屈的徐锡麟被押上安庆抚院前的刑场。他在敌人面 前谈笑自若，视死如归。他神色自如地说： “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 此，死且不恨！”年仅34岁的徐锡麟无所畏惧地倒在敌人的屠刀下。他的心 被清朝官吏挖了出来，祭礼恩铭；他的肝，被恩铭卫队掏去炒食，革命与反 正，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如此尖锐地并列在人们的眼前。暮色苍茫， 晚风如泣，徐锡麟的一腔热血洒在哺育他的祖国的土地上，滋润着拯救中华 的革命之花。柳亚子先生曾对徐锡麟的殉难作诗哀悼： 慷慨告天下，灭虏志无渝。 长啸赴东市，剖心奚足辞！ 爱国学者章太炎为悼念徐锡麟，谱写过这样一首壮歌： 山阴徐君，生当其辰。 能执大义，以身救民。 手歼虏酋，名声远闻。 女界先驱——秋 瑾 秋瑾 （1877～1907），字璇卿，乳名玉姑，号竞雄，后自称“鉴湖女侠”。 祖籍浙江绍兴，因祖父和父亲在福建厦门一带做地方官，曾将全家迁居厦门， 1877年秋瑾就出生在那里。 死生一事付鸿毛 人生到此方英杰 秋瑾从小聪明伶俐，酷爱读书，十一、二岁就能写诗填词。随着年龄的 增长，她又读了不少经书、史书，所作诗词刚劲高亢，令人感奋，在当地颇 有一些名气。她还特别爱读古代侠义小说，常以汉代游侠朱家、郭鲜自比， 希望自己也能有一身好武艺，将来像那些男儿英雄那样，为国家干一番事业。 15岁那年的初夏，秋瑾随同母亲一起来到萧山外祖母家，当得知舅父和表兄 都有一身好武艺时，便拜他们为师。她学艺心切，加上心灵手巧，很快便学 会了骑马击剑，使棒舞枪等各种武艺。她练武勤奋，闻鸡起舞，从不间断。 不但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而且还养成了一副豪爽不羁的性格。她曾在一首《满 江红》里写道：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发出无限的慨叹和 豪情。但是，当时妇女身上套着许多封建枷锁，限制了妇女的自由。特别像 秋瑾这样的封建地主出身的官宦人家，封建意识更加浓厚，像秋瑾这样文武 双全的女中豪侠，只能在家做闺阁小姐，这与她豪放直爽的性格格格不入。 对封建家庭的束缚，她很不满意，经常和她一起往来的姐妹们。每当谈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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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中生活和读书感想时，无不痛苦怨恨。特别当秋瑾看到那些 “洋人”耀 武扬威、蛮不讲理、趾高气扬的样子，从心底里激起一阵强烈的恶感，更加 认识到社会的黑暗。她首先认识到的是男女地位太不平等，妇女的社会地位 太低贱，她的诗曾描写了妇女所处的 “日月无光天地昏，沉沉女界有谁援” 的悲惨情景。她认为 “人权天赋原无别”，并表示要用自己的“热血”唤醒 千百万妇女的灵魂，冲破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封 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争取妇女和整个社会的解放。 秋瑾16岁那年，因父亲调往湖南湘潭县厘金局任职而入湘。由于她文武 双全，才貌出众，来说媒的人纷至沓来。18岁时，她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嫁给了湖南湘潭的一个不学无术、庸俗不堪的纨绔子弟王廷钧。王廷钧虽然 胸无点墨，却官瘾十足，依仗老子的财势，捐了个户部主事的小京官。秋瑾 也勉强随夫去了北京，住在匠绳胡同，寓所恰好与著名的 “桐城派”学者吴 汝纶的侄女吴芝瑛为邻。吴芝瑛是当时的革命新派人物，思想比较进步，颇 负文名，在书法、诗词方面，造诣较深，她比秋瑾长十几岁，两人一见如故， 彼此志同道合，次年结为盟姊妹。当时，吴芝瑛的丈夫康泉开设“开明书局”， 并与报界有往来，家中藏有许多宣传维新思想的书刊。秋瑾如饥似渴地阅读 了这些书籍报刊，视野大开，思想境界也不断升华。她写下的 《宝刀歌》、 《宝剑歌》，已充分显示出激昂的爱国热情： 宝剑歌 炎帝世系伤中绝，茫茫国恨何时雪？ 世无平权只强权，话到兴亡眦欲裂。 千金市得宝剑来，公理不恃恎赤铁。 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 这首诗铿锵有声地表达了一位气宇轩昂。英姿飒爽的爱国者的心声。1903 年春，秋瑾在《改琴文书》中第一次使用了具有特别浓重侠客气息的别号“鉴 湖女侠”。此后，她着西装革履，头戴蓝色鸭舌帽，俨然一副 “男子”形貌。 她经常全副男装会客或出席宴会。在她身上已找不到半点低眉而行、细声细 语、逆来顺受、万事皆傍男子的所谓妇道。这种鲜明的叛逆性格，使她同丈 夫王廷钧及其家庭格格不入。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同侵略军签订了丧权 辱国的 《辛丑条约》。秋瑾来京时，北京城一片劫后凄凉惨状。面对国破家 亡的悲惨情景，她再也按捺不住压抑已久的爱国激情，决心冲破封建家庭的 牢笼，投身到拯救祖国的大事业中去。1904年4月，秋瑾不顾丈夫的百般阻 挠和反对，变卖了手中所有的金银首饰，与盟姊吴芝瑛挥泪而别，东渡日本， 探寻救世真理。 祖国沉沦感不禁 只身东海 “挟春雷” 黄浦江里，一艘满载乘客的海轮，徐徐向吴淞口驶去，浦江两岸的树木、 村子慢慢地向后退去，江心白帆点点。秋瑾全身男装坐在窗口，贪婪地望着 这即将逝去的一切，思前想后，心潮起伏。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她仿佛看 到当年甲午战争时，中国北洋海军前仆后继，全军覆没的悲壮场面，一股复 仇的烈火在胸中熊熊燃烧起来，当即挥笔写下了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 闻到当年鏖战地，至今犹带泪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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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 领海无权悲索莫，磨刀有日快恩仇。 天风吹面冷然过，十万燕云眼底收。 秋瑾与一起结伴而行的日本友人服部繁子乘坐的轮船，由上海，穿东海， 经长崎、神户，靠岸横滨，二人登陆后改乘火车来到东京。 秋瑾到达日本后，和其他留日中国学生一样，先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 所设的日语讲习所学日语。数月后，秋瑾改入青山实践女校求学。在这期间， 她一面学习，一面广泛结识在日本的爱国志士，进行革命活动。 在日本，秋瑾发起中国第一个妇女团体—— “共爱会”，参加了以“推 翻清朝，恢复中华”为宗旨的秘密反清团体 “三合会”，并在“三合会”中 被封为 “白纸扇”（军师俗称）；还还和刘道一等组成了以反抗清廷为宗旨 的“十人会”。1904年9月，秋瑾与几位同志一起创办《白话报》，并以“鉴 湖女侠秋瑾”的署名，在 《白话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演说的好处》一文。 接着在第二、三期上连续发表 《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敬告我国同胞》 等警世文章，鼓动“推翻满清、恢复中华”，争取男女平权，与保皇党的《新 民丛报》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除积极秘密地参加革命团体外，秋瑾还经常 出席革命派组织的各种集会，登坛讲演。她的演讲言辞悲切，击中时弊，听 者无不为之动容落泪，因而具有很大的鼓动性。但秋瑾清醒地看到革命力量 远远不足。不久，又加入了秘密的反清会党——洪门天地会，并结识了和蔡 元培一起发起发光复会的陶成章，以及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鲁迅。 秋瑾在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还广施侠义之财，她慷慨解囊，资助长沙 起义失败后来到东京的同志，直至经济拮据。 1905年春，为了筹措学费和探亲，秋瑾返回祖国。归国前，她写了一首 题为 《鹧鸪天》的词，以言其志：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 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雄，夜夜龙泉壁上鸣！ 这首词，字里行间充满了崇高的、为国献身的精神，她把自己比作一把 锋利的龙泉宝剑，为了祖国和民族，时刻准备驰骋疆场，浴血奋战。 归国途中，友人向秋瑾索诗。此时正值日俄战争，她想到灾难深重的祖 国，触景生情，吟诗道：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消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回国后，在上海拜访了蔡元培，又在绍兴结识了徐锡麟，由徐锡麟 介绍参加了革命团体 “光复会”。她还通过陶成章熟识了不少浙江地区的会 党首领。 1905年夏天，秋瑾再次东渡。到日本后她更加广泛地接触了新事物、新 思想，结交了更多的革命志士，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她那光明磊落的品格， 嫉恶如仇的个性，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努力奋斗的志向，博得了广大中国留学 生的敬佩。同年8月，经黄兴介绍，秋瑾在日本同孙中山见面畅谈，第一批 加入了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被推选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