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华民族》
作者：张开城/胡安宇【完结】
导 言
任何一个民族要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生存和发展，都必须 “反思”自 己、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优势和劣势，了解自己的历史和现 实，并预见自己的未来。事实上，世界上哪一个民族不在津津有味地谈论自 己的历史和业绩呢，这无疑具有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提高向 心力、凝聚力的意义。当然，通过审视的目光，在一定的参照系内完成自我 价值观照，有时也会有阴影掠过，甚至于这种反思有时是 “苦涩”的。这或 许会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调动民族振兴、自强自立的热情；焕发历史责任 感、使命感等等。一个民族对自我的反思不仅有一个立场、方法问题，评价 的客观性问题，还有一个自觉程度问题，现实地说，个体自我意识和民族意 识处于蒙昧状态的 “自在的生存者”是大有人在的。从前者而言，人们有时 要借助于 “他山石”，问询于“旁观者”；从后者来说，人们感觉到宣传和 教育的必要。其实这两个问题并不是孤立的，人们能够找到一条一箭双雕的 途径。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的伟大民族，而且有着众 多的人口，广阔的生活疆域，这客观上已经决定了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 位。但一个民族的强弱兴衰不是亘古不变的，其在民族之林中的地位也主要 不是由人口多少、地域广狭所决定。人类文明的发展，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 一幅波澜壮阔、跌宕回旋的场景。各民族都在斗争中前进，在曲折中求发展。 我们注意到，古代欧洲文化尽管大大落后于中国文化，可是到了近现代他们 却追上来了；以四大发明著称的文明古国，在近现代却落伍了。从某种意义 上说，落伍并不可怕，关键是落伍后有没有勇气追上去；而且，是否意识到 自己已经落伍，也许是更重要的。人们不会忘记，在中国近代史上，那些曾 在京城皇宫里统治着事实上已经落后了、但仍以东方大国自居的国家的统治 者。利玛窦曾不无讽刺地说：他们 “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 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 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如果他们偶尔 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作好象不容置疑地 1 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1793年，大清乾隆皇帝给英王乔治三世的 一封信中这样说道：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 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天朝抚有四海， 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 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 ② 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 然而，诚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在 这封信交出以后的100年里，乾隆那里的人民的骄傲就受到了一系列失败的 ③ 挫折。” 与此相反的另一种极端化的表现是：当代有的人习惯于割断历史来 看世界，好象中国什么都不好，连月亮也不如外国的圆，甚至觉得中国人天 生就不行，当一个炎黄子孙都觉得丢人，比外国人矮半截。即如在80年代中 期我国兴起的 “文化热”中，即有以“四大发明”、“历史悠久”自矜的传 1 ① 《利玛窦中国札纪》第1 卷，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94 页。 ② 王先谦， 《九朝东华录》卷47 ，第15—16 页。 ③ 汤因比： 《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 （上）第47 页。
统式颂歌；亦有对传统文化，国民性之消极面的审视与批判。多数论者是从 弘扬传统文化、振兴中华民族的动机出发的，可是，也有妄自菲薄、危言耸 听者。如此看来，一个民族，能否正确地估计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 识，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人们的自我反思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片面性。 积近代以来的经验，人们注意到了 “开眼看世界”的重要性。一方面，以对 方为参照系来反观自身；另一方面，需要听听来自域外关于中华文明、中华 民族的声音。 古老的中华帝国，有着悠久历史而又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早就是世界 各国注意的目标了。许多世纪以来，人们以各自不同的目光，出于不同的动 机和目的，审视这个颇具神秘色彩的国度，继之以七嘴八舌、评头论足。其 间褒贬不一，良莠杂陈，并留下了许多文章书藉。看看外国人是如何认识和 评价中华民族的，难道不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吗？尤其是那些不同时代不 同民族的知名人士，他们以其渊博的知识、敏锐的目光、独特的视角，在对 我们中华民族及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作出的评价对我们 尤为珍贵。而一些对中国、对中华民族持敌对态度的人，对中华民族竭尽侮 蔑之能事的人，在客观的事实面前，也不得不讲一两句真话，这些 “不得己 而言之”的评价，也是我们不应忽视的。至于物化文化的外传，实用技艺流 入异国他乡，思想理论、文艺作品在海外出版发行，与异质性文化发生直接 的撞击，则更具有比较的意义，反响也尤为强烈。还有远足外洋的华人知识 分子、亦有令人拍案叫绝的表现。凡此种种，为我们提供了洋洋大观的 “兼 听”之材。由于人们立场不同，看问题的方法各异，以及对中国和中华民族 了解程度的不同，因此，有些外国人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评价是存在偏执、 枉断、失之偏颇之处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些具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 溯远追昔，我们为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而骄傲；放眼全球，我们为坐失 良机造成的现实的差距而痛心。我们不会忘记，“东亚病夫”的贬称，“华 人与狗不能入内”的牌子，还有倒在南京血泊中的30万同胞；我们更应看到， 40年来，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已经缩短了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但由 于旧中国底子太薄、基础太差、人口太多，再加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耽误了 时间，我们今天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相当大，尤其是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严酷的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华民族尤应提 高自信心，坚定自立自强的信念。抓住机遇，迎头赶上。 我们相信，一个伟大的、冷静的、成熟的民族不会被来自异域的那些充 满友谊和热情的话语所陶醉，而会对那些关切、同情、期望的话语加以必要 的重视；不会被近现代的耻辱和落伍所压倒，而会振奋精神，图强自立，再 展东方巨龙的雄姿！
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华民族[1]
一、威名远扬的东方帝国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有4千余年有文字可考的悠久历史。距 今170万年前，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就初露了人类黎明的曙光。中国最早的人 类——元谋猿人的西南边睡留下了原始社会最初的踪迹。公元前两千多年， 中国已跨进了文明社会，开始形成国家。夏朝的建立，使中国成为世界四大 文明古国之一。到了公元前1世纪，中国已成为东方大国。黄河、长江流域 的各族人民，经过夏、商、周三朝的不断发展，逐渐融合成汉族的前身华夏 族。其后，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和其他民族结合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 勤劳勇敢的中国各族人民，用自己的汗水，发展了祖国的经济和文化， 创造了著称于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和距今 1千多年以前的唐朝，被称为 “汉唐盛 世”，是世界著名的大国、强国。在汉武帝时，张骞两次通西域，从此开辟 了通往西域各国和欧洲的 “丝绸之路”。明成祖时，郑和七下西洋，使中国 以高度的文明和繁荣富强闻名于世界。 被誉为开辟欧洲文化的动力之一的中国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 纸术和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结晶。被马克思称为 “英国唯物主 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弗兰西斯·培根，曾赞扬中国古代的 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 第一种在文字上，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产生无数的变化。 这种变化是这样的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 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① （一）强汉通西域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封建王朝。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7年灭秦。 公元前202年称帝，建立汉朝。在整个汉朝统治时期，社会相对安定，文化 经济发达。 西汉的司马迁是一位划时代的历史学家。他的 《史记》有130篇，用纪 传体写成，书中记述了上古到西汉前期的历史。司马迁写 《史记》意在“究 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东汉班固撰写 《汉书》100篇，书 中详细地描写了西汉历史的具体过程，保留了当时一些重要的原始材料。秦 汉时候的雕塑和绘画艺术相当发达，西汉的墓葬中，地面部分一般有雕刻得 十分精致的石兽；地下部分有竹木器雕刻，陶涌千姿百态，四壁绘着巨幅壁 画，一座汉代王公贵族的墓葬简直可以说是一座绘画和雕塑艺术的博物馆。 西汉初期中国就出现了用大麻和溦麻纤维造的纸，后由东汉的蔡伦经过 长期的试验改进，制成了薄薄的便于书写用的纸，他制造的纸被后人称为蔡 伦纸。东汉末年的著名医学家有张仲景和华佗。张仲景一生花了很大功夫钻 研医学，并根据自己长期的临床经验，写出了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 部重要著作。华佗对外科最为擅长，被称为外科鼻祖，他用一种叫做 “麻沸 散”的药物，把病人麻醉以后施行剖腹的外科手术，是世界上第一个应用全 身麻醉做手术的外科医生。 ① 〈英〉培根：《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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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巩固统治，汉高祖采取了一些重要的发展经济的措施，促进了社会经 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铁农具和牛耕普及使用，大规模修筑灌溉工程。钢铁 技术发展到较为成熟阶段，表现为采冶程序及工艺的完善化，以及炼炉、鼓 风技术的进步。纺织是以丝织最为进步。长安和临淄 （今山东淄博）是全国 丝织业中心，所织的花纹已十分精美。 汉朝还派使节远足异域，加强联系与合作。 公元前2世纪初，张骞通西域，当时冒顿单于征服西域，设僮仆都尉， 对西域各国进行奴役和剥削。 汉武帝得知大月氏部遭匈奴攻击，被迫西迁，郭煌、祁连之间旧地尽失。 为打击匈奴，加强汉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派汉中 （陕西城固）人张骞出使大 月氏，约它两面夹击匈奴，这是公元前138年的事。张骞出使陇西，为匈奴 所俘；匈奴以女嫁张骞，迫使他变节投降。张骞坚贞不屈，被拘禁10余年。 后乘机脱身继续西行，经大宛 （今苏联费尔干贫地）、康居（今苏联锡尔河 中游），抵达大月氏。但大月氏已定居妫水 （今阿姆河）安居乐业，无意共 击匈奴。张骞携匈奴妻逃回长安。张骞出使西域13年，历尽千辛万苦，出使 时率100余人，回来时只剩下他和匈奴侍从堂邑父。张骞出使的任务虽未完 成，但他沿途了解了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物产、风俗，为第二次 出使西域打下了基础。 公元前119年 （元狩四年），张骞建议联络乌孙，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 出使西域。乌孙原居于敦煌、祁连之间，与大月氏为邻。汉初，为大月氏攻 破，西徙伊利水 （新疆伊犁河流域）。张骞率持节副使和随从人员300余， 携金币丝帛巨万，西使乌孙。乌孙王无意东归。张骞派副使分访大宛、康居、 大月氏、大夏、安息 （今伊朗）等国。张骞与副使相继返回长安，乌孙派使 臣带良马随张骞到长安致谢，张骞升任大行今后第二年死去。张骞通西域之 后，中外文化的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纪元。当时的汉文化较西域文化先进，所 以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在张骞通西域后大量传播到天山南北，以及更遥远的地 方。 公元73年，汉使班超带着36人首先到了鄯善，鄯善王很热情，但后来 态度突变。班超得知是北匈奴使者到达，使鄯善不知如何应付。于是以 “不 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袭杀北匈奴使者100多人，鄯善震服。以后， 他又到于阗，于阗也杀了北匈奴使者而归汉。第二年春天，班超又废掉北匈 奴所立的龟兹人疏勒王，按其人民所望，改立疏勒为王。经过班超的坚决斗 争，北匈奴的势力在南道诸国逐一被肃清，南道诸国从此摆脱了北匈奴奴隶 主贵族的残暴统治。班超与北匈奴的斗争符合西域人民的利益。 公元75年，汉明帝死，北匈奴胁迫车师叛汉，班超处境十分困难，又加 中原饥馑，社会不安。为全力对内，东汉政府令班超撤退。可是疏勒人民不 愿班超离去，于阗诸国也坚决挽留，于阗王侯抱着班超的马腿哭道： “依汉 使如父母，诚不可去。”班超依靠心向东汉的诸国，再进行艰苦经营，才又 重新稳定了南道的形势。班超在于阗等国的支持下，先后击败了莎车、龟兹、 焉耆等国的叛乱势力，又击退了大月氏、贵霜王国的入侵，西域50余国摆脱 匈奴的奴役。东汉恢复了对西域的统治。 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行至今伊拉克、伊朗，未过海而还。 班超在西域30余年，公元102年回洛阳时已是71岁老人，当年病故。 自殷至战国时期，我国丝绸锦绣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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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国丝绸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散运到中亚和印度。张骞通西域 后，丝绸之路益加畅通，大量丝帛锦绣沿此路不断西运。 这条丝绸之路，大致说东起长安，通过河西走廊，至玉门关、阳关，南 路从楼兰，傍昆仑山北麓西行，经且末、精绝、渠勒、于阗、莎车等地，越 葱岭，或西南至身毒 （今印度、巴基斯坦）一带，或西行至大月氏、安息（今 伊朗）、再往西可至条支 （今伊拉克）、及今地中海东岸；北路，由玉门关 至楼兰，然后北向绕道车师前王国（吐鲁番西雅尔湖），沿西南取道北山（天 山）南麓西行，经危须、焉耆、尉犁、乌垒、龟兹、姑墨 （今阿克苏）、至 疏勒 （今喀什），越葱岭，可到大宛、康居，再西南行亦可至安息，及今地 中海东岸。 王莽当政时和后汉时期，西域虽几度因政局波动暂与汉政府短时中断关 系，但商业往来并未受很大影响。通过这条丝绸之路，汉与欧、亚、非各国 经济文化交流达300年。 汉代处于中国封建经济的上升阶段，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有了很大发展， 在当时世界上颇负盛名，故有大量丝织品、漆器、铁器、釉陶等西传。据 《史 记》记载，当时汉西北诸国使者成批到来，络绎不绝。中亚细亚和安息国人 “善市贾、争分铢”。据记载，马其顿商人曾由巴克特里亚经石塔进入中国 经商。当时中国丝绸最大的主顾是罗马帝国。据说，罗马贵族看到精美的丝 绸后惊呆了，他们不能理解世界上有这么高级的布料，竟是由一种吃树叶的 虫子吐出来的东西做成的。罗马共和国末期，凯撒曾穿着绸袍出现在剧场， 当时被认为奢侈至极，以后，男女贵族竟相效仿。帝国初期禁而不止，锦衣 绣服成为富室风尚。2世纪时在伦敦风行的程度据称“不下于中国的洛阳”。 汉时，铁兵器和穿井开渠技术传入中亚。罗伯特·坦普尔指出： ‘中国 是世界上第一个生产生铁的国家，也是世界上首先用生铁炼钢的国家。至迟 ① 在公元前2世纪他们就这样做了。” 铁制武器在战国时已得到广泛使用，汉 时出现了低硅灰口铁、球墨铸铁。战国时的延展性铸铁在汉代得到广泛使用， 并由块炼铁渗碳钢进一步发明了由铸铁脱碳的百炼钢，开始用生铁炒钢的新 工艺。公元前2世纪，现在乌兹别克境内的费尔干纳人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 铸铁技术，后来再西传俄国。安息王朝也从中国输入钢铁兵器，然后由安息 流入罗马。② （二）盛唐之都聚远客 唐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间，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 唐朝前期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几，著 《史通》二十卷，是中国史学史上第 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唐时，是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李白、杜甫是两位伟大 的诗人，李白的诗歌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他的著名代表作有 《蜀道难》、 《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是现实主义的诗人，他的名作有“三吏”、“三 别”。 唐代的雕塑艺术，大大超过前代。唐代书法对后代有重大影响，著名书 法家有张旭、颜真卿、柳公权等。唐时有10部数学名著，最有名的为王孝通 ① 罗铁特·坦普尔： 《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 ② 沈福伟著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64—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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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缉古算经》。孙思邈精于医药，撰有《千金翼方》三十卷，被后人尊为 “药王”。 国家的统一和强盛，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交通的发展。长安是当时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 唐代中国，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内部统一，国力强盛，当时在世界上 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节、商人、留学生、艺术家川 流不息地涌向中国。唐朝派往国外的使臣、僧侣和到外国贸易的商人，也不 绝于途。长安是当时的国际都会，可以看到新罗人、日本人、波斯人、大食 人、高丽人，着不同服装、操不同语言，忙于经济、文化活动。据说长安城 100万人口中各国侨民和外籍居民大约占2％，加上突厥后裔约为5％。 日本大规模吸收汉文化就是在唐朝。据记载，从630年到894年 （乾宁 元年），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和迎送唐使的使团即有19次。来者多达五、六百 人。少亦不下一、二百人。他们广泛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和生产 技术。而鉴真东渡，则把中国的建筑，雕塑、医药等技艺传入日本。 唐时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统称 “天竺”，分东、西、南、北、中五 部，史称“五天竺”。唐初，中天竺五广罗逸多统一各部，并遣使与唐通好， 唐也派人出使报聘。从此使臣、僧侣来往不绝，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 印度的胡椒、沙糖、棉花等不断输入中国，中国的丝、茶、瓷等土特产也大 量运往印度，印度与中国的科学文化不断被相互吸收。 唐朝高僧玄奘，627年为求佛经精义，决心西行天竺。他历尽艰险，终 于在628年到达天竺。在印度，他讲授的佛教理论，深为各界所折服，赢得 了极高的声誉。 从5世纪后半期起，唐与波斯 （今伊朗）的关系就很密切，7世纪有一 位波斯国王和他的王子先后居住在长安，许多波斯人也到中国长安及广州、 扬州居留、经商。使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源源不绝地运往波斯，并转销 西方。历史上有名的波斯侨民有李舜兄妹，以及安附国、阿罗撼、李元谅、 石处温等。李舜 （女）兄妹久居蜀中，竟有诗作入《全唐诗》。 643年，拜占廷派使者来长安谒见唐太宗李世民，到 742年，前后派有7 次来华使节。 《旧唐书》中有关于拜占廷及其使者来华的记述。 唐称阿拉伯为大食，651年大食遣使与唐通好，此后 100多年里有使节 来唐30余次。大食的商人来中国的也很多，有一些人在中国定居。晚唐时， 阿拉伯人、波斯人侨居中国的，常参加科举，中榜者不乏其人。如大食国李 彦升曾中进士。大食人把中国的造纸、纺织等手工业技术带回本国，并传到 非洲和欧洲许多国家。在阿拉伯半岛上，发掘出大批中国陶瓷器皿，其中还 有唐三彩。 （三）广交四方、往来日繁的宋元王朝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是宋朝至元朝时期，这时科学技术最为繁 荣发展。火药、指南针的应用，活字印刷的发明，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走在 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 火药发明最迟在唐代，广泛应用于军事则是从北宋开始的。970年冯断 升、岳义方进献火箭制造。曾公亮的 《武经总要》载有“火包火药法”、“毒 药烟球火药法”和 “蒺藜火球火药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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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的记载。北宋开封有专门制火药的工场。火药的制造方法南宋时从海上 传到阿拉伯，蒙古军西征时，又由中亚传到欧洲各国。 利用磁石指南的现象制造指南的仪器早在战国时代就开始了，指南针用 之于航海则不过是“其应用历史上较晚的阶段罢了，大概年代约为公元850～ ① 1050年” 1117年，北宋人朱或在 《萍州可谈》一书中，明确记载了指南针 在航海上的应用。他在广州亲眼看到 “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 阴晦观指南针”。这是世界航海史上使用指南针的最早记录。后来指南针传 到西亚和欧洲。这对于克服远洋航海的困难，对于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 展起了重大作用。 活字印刷术是平民毕团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 （1041—1042年）发明的。 其办法：用胶泥刻字，用火烧硬，印刷时用胶把活字粘在铁板上，印毕，再 将字膜拆下。活字印刷术在印刷事业上是个划时代的革新，后来先后传到朝 鲜、日本、欧洲等地，促进了世界文化发展。 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是中国的近邻，元朝时期中国和这些国家关系 十分密切。当时有许多朝鲜 （元朝称为高丽）人长期定居在中国，有的朝鲜 人对汉文化有很深的造诣。中国的海船经常到朝鲜港口进行贸易。元期中期 以后，日本有许多僧人到中国来学习佛学和儒学、文学、日本商船也定期来 中国贸易。 中亚和小亚细亚的波斯、阿拉伯各国，在元朝时期与中国来往也十分密 切。在蒙古征服西亚过程中，大批中国工匠、医生来这里，火药及其使用法 也传到这里。忽必烈派孛罗和爱薛到甲儿汗国，将中国地钞法等制度传到波 斯。阿拉伯和波斯来中国的也非常多。阿拉伯建筑师亦黑迭几丁曾参加过大 都的建设；阿拉伯的医药知识也传到了中国。阿拉伯、波斯商人在中国各地 经商、中国的船舶经常停泊在波斯湾。 元朝间，中国与欧洲来往频繁，是前代所未有过的。13世纪40年代， 罗马教皇和法国先后遣使东来，许多欧洲传教士和商人也随之而来。法国人 卢布鲁克来中国后，曾写了一本 《卢布鲁克游记》。1271年，意大利威尼斯 人马可·波罗跟随他的父亲、叔父，从地中海东岸的阿迦城出发，穿过叙利 亚、伊朗，翻越帕米尔，进入新疆的喀什、于阗、甘肃的敦煌，到达上都， 受到了忽必烈的接见。马可·波罗在中国一直居住到1292年。中国人到欧洲 的也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烈边骚马，他在欧洲几乎走遍了各国首都。 （四）郑和下西洋，大明播声威 明朝时期，强化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 管辖，并扩大了同海外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出现 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明朝主要的文学成就是小说。著名的有罗贯中的 《三国演义》、施耐奄 的 《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著名的戏剧家有徐渭和汤显祖，作品 有 《特丹亭》、《南柯记》等。明朝编有一部空前规模的类书《永乐大典》， 参编者先后有2，169人，共编了22，927卷。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和宋应星， 相继完成了 《农政全书》、《天工开物》两部重要著作。 ① 罗伯特·坦普尔： 《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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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前期，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富强的国家。许多外国使臣、商人来华访 问、交流文化科学，进行贸易，为进一步加强同海外的联系，明成祖命郑和 下西洋。 1405年 （永乐三年），郑和出使西洋，到1433年，他先后7次下西洋， 经历了亚、非30多个国家，传为明朝盛事。 郑和初下西洋，统率水手，将士、工匠等2.78万余人，分乘宝船63艘。 宝船最长的有四十四丈 （约147米），宽十八丈 （约60米），载重约1000 吨。船上除载有礼品和商品外，还备有充足的粮食、淡水、盐、酱、茶、酒、 油、烛、柴、炭等生活用品。 郑和下西洋，奉行和平贸易、互利互惠的原则，给各国人民留下良好印 象。所到之处受到盛情款待。如在占城，国王亲自出迎，人们 “舞皮牌、捶 善鼓、吹椰笛克筒”，十分隆重。为纪念郑和，现在一些国家仍保留有关的 文物古迹，如印尼的三宝洞，爪哇的三宝垄，泰国的三宝寺，马来的三宝城、 三定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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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文化对日本文明的影晌 （一）中国文化向日本的传播 根据考古学的研究，有关海流的调查和日本的神话传说，认为早在远古 时代，日本和朝鲜之间就有了海环流路，往来频繁，大陆上的诸民族的人们 经由这些自然航路三三两两地移到了日本，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也很早就 传到了日本。 据 《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四中说：“倭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 而来。” “至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这是联系中日的交通路线，同时也 是汉文化输入日本的渠道。在筑前国筑紫郡春日村大字须玖以及丝岛郡怡土 村大字三云等地从弥生式系统的瓮棺内发现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古镜、璧、玉 之类，以及在丝岛郡小富士村的海边遗址中所发现的王莽时代的物品，可能 都是从这条交通路线传入的。 近年考古学家说：日本备后国三原町附近出土的明刀钱，与战国时燕式 货币明刀，为同一种青铜文化。传说中，秦末徐福率大量男女东渡，种植、 养蚕、医药和百工技艺，均于此时传入三岛，以后汉人东渡者，陆续不绝。 因此向日本输入大陆文化。钦明天皇元年 （540年，梁武帝大同六年）调查， 在日本的秦氏一系之户数，多达9053户，如每户以5人计，当在4.5万人以 上。技艺、富力当时在日本均占领导地位。从东汉到南北朝，中日已有直接 外交，汉光武帝封倭奴国王，魏明帝封倭王卑弥呼，宋顺帝封倭王武，是有 名的史实。倭女王国通过和魏往来而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当显著。魏明帝赠 给卑弥呼的各种珍贵物品，在女王国中形成鼓舞新技术、促进文化的动力。 而亲身来到中国的倭人，目睹统一的国家组织和以数千年文化为背景的壮丽 首都洛阳，带回不少新知识，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殷切希望政治上要有像 中国那样统一的国家组织，经济上精神是要过像汉人那样的生活。到了隋唐， 日本有识人士，由于遣隋使而一度接触到优秀的中国文化并多少吸收了一 些，因此更加赞叹、向往中国优秀文化，热狂地试图吸取、模仿。从舒明天 皇二年 （630年）八月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 （894年）九月为止，前后就任命 19次遣唐使，其间共历26代、264年。遣唐使随行人员，一般是500人左右。 隋唐以后，直到清末以前，就是从推古奈良到德川幕府的末年，大凡中国主 要的政治学术思想、工业艺术，或快或慢，没有不传到日本的。 （二）中国文字对日本文明的影响 据说汉字开始传到日本是在应神天皇时代 （270～310年），先是百济的 阿直岐到日本担任皇子菟道稚郎子的教师，后来王仁到日本献《论语》十卷、 《千字文》一卷。但在倭女王国中，在比这早一些的卑弥呼时代，就有人能 懂汉语，多少能识些汉字了。 《魏志·倭人传》载，“倭王因使上表，答谢 恩诏”，魏使到女王国， “为檄告谕之”，这些词句证明了倭人之中已有懂 得汉语、多少认得汉字的。不过西晋以前就有不少秦汉人移住日本，也必然 会带汉字去。汉字传入日本虽然很早，但日本人能充分运用汉字，到了隋唐 时代才实现。用汉字和汉字作音标所写的日本语互相夹杂， “或一句之中， 交用音训；或一事之内，全以训录”。所以称为 “准汉文”。《日本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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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卷，舍人亲工、太安万侣奉敕撰，成书于元正帝养老四年 （720年，唐开 元八年），记神代到持统帝的事，体裁模仿荀悦 《汉纪》，文章纯用汉文， 日本人以《书纪》比拟我国《书经》。以后日本的历史著作如六国史，均为 汉文，用汉文作历史的流风，一直延长到德川明治时代。 日本史部的最大杰作《大日本史》，由朱舜水的弟子安积觉负责。儒臣 赓续，到明治三十九年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才全部完成。前后费时 250年，为书397卷，完全模仿我国的正史。本纪、列传、表、志，应有尽 有。昆纳研究我国正史的长短得失，模仿而独具别裁，汉文达到了畅达明通 的程度，比六国史时代的文章，进步多了。江户末期赖山阳作《日本外史》， 记日本军阀的历史，文体模仿 《史记》、《汉书》，雅驯诙奇，机趣横溢， 在中国很快就有翻刻本。编 《清史稿》艺文志的人，甚至误会它是华人的著 作。从以上可知，日本明治以前的主要历史，都是用汉文字写的，作史的体 例、记事的方法，修史的精神乃至修史的宗旨，也都是仿效中国。 《万叶集》是日本最古的和歌总集，用整个汉字作注音符号，所谓假名 者是。以后才进而分别片假名与平假名。片假名采自汉字偏旁，平假名采自 汉字草书。中国的汉字数量逐渐增加，从 《说文解字》的9.3万字，到 《康 熙字典》的4.9万多字，几乎全部用于日本。近年诸桥辙次博士作 《大汉和 辞典》收4． 万多字，9 5 2万余语汇。新村出作 《辞苑》，附日本国字 表，就是日本人自造、中国没有的汉字，通共才134个字，占日本所用汉字 的 0.2％，并且这些日本造的汉字，也还是采用中国会意、形声、假借等传 统的六书造法。因日本最初没有文字，从跟中国交通以后，就借用汉字来写 日本语。隋唐时代以后，大量地输入中国语汇，模仿中国文法，用汉字跟假 名夹杂，形成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字。汉字在中国是时有创新，生生不已，不 断影响日本。 （三）中国哲学、思想理论对日本文明的影响 中国精神文明影响日本最深的，除佛教外，就要推儒家哲学了。古帝十 二年 （604年，隋文帝仁寿四年），圣德天子所制定的 《宪法十七条》 是日最古的政治教化指导方针，这17条的内容，融合了佛儒及法家的学说， 取材儒家典籍的尤多。从圣德太子的宪法里，已经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深厚 影响。唐代的教育制度传到日本，同时唐代的教育思想和内容也支配了日本。 经书成为士大夫的必读书。《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 《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为小经。《孝经》、《论语》兼习。 经注除 《左传》用服虔、杜预外，余皆用郑玄。当时名儒如吉备真备，两次 游唐，留学17年，倡兴孔祭典，授 《礼记》、《汉书》于东宫，官至大纳言， 以耆年硕德，领袖群伦。菅原氏自清公、是善至道真，三世皆通经史，为文 章博士，称为儒学世家。所作诗文也都是宣扬忠孝仁爱、纲常名教的精义。 道真卒于延喜三年 （903年），民间祀为天满天神，也被称为圣庙，和孔子 齐名。民间到处为他建庙塑像，普遍的程度有些像我国的关帝庙。他是儒家 思想陶冶成的典型人物。和菅公齐名的是三善清行，也是饱读儒家典籍，曾 经有 《上封事》一篇万言长文，列举意见12条，如主张谨祭祀、复学田、抑 僧侣等，都是儒家思想的表现。文体用排偶，气象浑健，剀切核实，有贾谊、 董仲舒表章的意味，为王朝时代儒臣秦议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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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的理学本来是儒禅的化合物。日本临济宗开祖荣西，于仁安三年 （1168年，宋乾道四年）、文治三年 （1187年，宋淳熙十四年）两次游宋， 研究禅宗。他在宋和窦从周、钟唐杰二人交游，二人为朱熹弟子。荣西大概 从他们得闻理学的绪余。据考在建历元年 （1211年，宋理宗嘉定四年），有 日本来华僧人回归时带儒家书256卷，当有朱子之学。宋末有广东东莞人李 用，字竹隐，治周敦颐二程书，杜门30年，践履甚笃。宋末使其婿熊飞起义 兵勤王，飞败，竹隐流亡日本，乞师为恢复计。事不济，乃寄居九州博多， 以诗书教授。通日语，所传皆濂洛之学。镰仓室町时代 （1186～1573），日 本禅僧，大率兼通儒释。 德川家康绥定日本全国，大兴封建，欲以儒术致太平。文禄二年 （1593 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召见大儒藤原惺窝于江户。惺窝举 《大学》、《贞 观政要》的要义以进，家康大为契重。惺窝讲学以朱子为主，也颇取陆象山 及汉唐儒者的学说。他作有 “四书”、“五经”的训点本，把儒家经典浅易 化。他的弟子有林罗山、松永尺五、那波活所、崛杏庵等，都是江户时代（1603～ 1868年）的文教宗师。获生租徕说：“吾邦有王仁而人读书识字；有吉备真 备而人传经艺；有菅原道真而人诵文史；有惺窝而人称天语圣。”可见他的 重要性了。庆长六年 （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德川家康设学校立孔子庙， 除教授定额学生外，每日午前公开讲解 “四书”，任人去听，称为仰高门日 讲。大小藩主部分别模仿幕府，设学校于藩城。汉来的教科书通行的是 “四 书”、 “五经”、《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鉴 纲目》等。建立江户时代官学基础的是林罗山 （1583～1657），他是笃信朱 子学说的，将军有康召为博士，备顾问。历仕秀忠、家光、家纲四世。德川 幕府的制度法令，多半由他草定。有了大的典礼，重要外交，他也参与。他 的子孙世世作幕府儒臣。官学以朱子为宗；另有以阳明学名世者，为中江藤 树 （1608～1648）。他名原，近江高岛郡人，得到王畿的 《龙溪语录》和王 守仁的 《阳明全集》，服膺其说，遂为日本阳明学的祖师。性情温厚笃实， 重躬行实践，仁伊豫太洲侯，德化行于乡党，被称为近江圣人。他的著作有 《藤树全集》。中国人对于江户时代学风有重大贡献的是余姚朱舜水。舜水 名之瑜，是明朝遗民。明亡后，万治二年 （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到日本， 最初在长崎讲学，后到江户，他的门下出了安积觉、栗山潜峰等学者。安积 觉是江户时代第一个史学家、文章家。舜水的学说，尊王贱霸，排斥异端， 主张清议，重礼仪，尚实用。谓忠教不可分，学问事功不可分，敬神崇儒， 重节义，明廉耻，欲合日本神道与儒学为一体。他们的子弟很多，发展成为 不户学派，影响于日本国俗士习者至大。儒教伦理直接支配日本史的写法， 间接造成明治尊王倒幕的机运。朱舜水的坟墓、遗迹、著作在日本都受到尊 重。1912年还为他开350年纪念会。 综上所述，德川时代，比镰仓、室町时代儒学仅为僧寺副业，自然进步 得多。就是比起王朝时代来，儒学也不仅是少数贵族官僚的学术，而成为武 士商民的普通陶冶。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日明治二十年），黄遵宪著《日 本国志》，第九篇学术志录德川时期日人说经之书，共得400多种。 明治维新，欧美的学术思想风靡日本全国，但是对中国经典古籍的研究 并未中断。东京大学的古典科汉书谭成立于明治十六年 （1883年，清光绪九 年）。教师训练了不少研究中国文化的人。以后发展成为东京大学的中国哲 学文系。教授服部宇之吉、泷川龟太郎等，仍然笃守儒家思想。东京汤岛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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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的释奠礼，自庆应三年 （1863年，清同治六年）八月举行后废止。明治四 十年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又由儒士发起，于每年四月在汤岛举行 孔子祭典会；后由斯文会主持。大正十一年 （ 1922年）十月，曾举行孔子 2400年追远纪念祭。大正十二年九月东京大地震，圣堂被毁，由斯文会主持 复兴，昭和十年 （1935年）四月重建落成，斯文会成立于明治十三年 （1880 年，清光绪六年），由有大臣岩仓具视等发起，以提倡儒教、阐明东亚学术 为宗旨。主持祭礼，讲演，刊行 《斯文》杂志，日译《论语全书》。日本近 年研究儒家学说历史的书很多，如林泰铺的 《论语年谱》，武内义雄的《论 语研究》，高田真治、诸桥辙次、山口察常三博士主编的 《论语讲座》等。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立综合大学，如东京、京都、仙台、九州等 处，都有中国哲学讲座；私立文化机构，如东方文化研究院、大东文化学院、 东洋大学等，都很注意中国古文化的研究。 （四）中国文学艺术对日本文明的影响 汉文被采用为日本文学的一体。我国文学史上不同时代的文风，思想特 征，随时影响到日本。就是日本纯和文系的作品，也直接间接地受到汉文学 的影响。从最古说， 《古事记》、《日本书纪》里的神话传说，就有不少中 国成分。日本最古的汉诗文集，是 《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 《经国集》，都成于唐中叶，深受六朝到唐初骈俪文体的影响。《昭明文选》 在当时为士子必读书。汉诗在近江奈良朝时模仿选体。到平安朝初期，渐学 唐代诗体。空海作 《文镜秘府论》六卷，详论诗文修辞法，八病说本于沈约 而更加推阐，精研平仄及对偶，与作律诗者以法则。 《经国集》载有嵯峨帝 杂言渔歌，乃仿张志和 《渔父》辞。小说则张文成作的《游仙窟》，天平时 代已传入日本，影响颇大。 《浦岛子传》乃由我国神仙故事蜕化而出，作者 似见过 《列子》、《续齐谐记》、《十洲记》等书。最古的和歌《百叶集》， 日人以仿我国《诗经》的形式；五七调确立，系仿我国五七言诗；长歌系仿 乐府古诗，题材上或模刘伶 《酒德颂》，或模李白《月下独酌》，或仿李峤 咏物诗。此外如游宴、赠答、和歌、题咏、送别等，大概袭取唐诗人意匠。 所以 《万叶集》也是有浓厚的中国诗气味的。 镰仓、室町时代，学艺从朝绅转到五山和尚手里。韩柳古文，代替了骈 俪文体；苏东坡、黄山谷的诗，代替了白香山。初学必读的书是宋黄坚编的 《古文真宝》前后集，和周粥编的《三体诗》。汉诗文代表作家义堂是僧人， 最推重杜甫，一般僧人特别喜欢苏轼，讲授作注的人很多。在和文学方面， 这时大量采用中国故事，意译改编中国小说的也有。源隆国作的《今昔物语》， 收中国故事80多条，有的根据小说，有的属幽怪谈。元久元年源光行著《蒙 求和歌》14卷，收250个故事，咏以和歌，大体可以看作宋朝徐子光 《蒙求 补注》的翻译。另有 《唐物语》，是用和文写中国37条故事，有6条出自白 香山诗。藤原茂范作 《唐镜》10卷，用和文记伏羲到宋太祖历史。小说 《李 娃物语》，是改编唐白行简的小说 《李娃传》。这时期大量出现的战争小说， 都喜欢插入中国故事。在歌谣方面，镰仓时代的宴曲，室町时代的谣曲，受 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很明显。宴曲文体多用对句，罗列成语，文脉不一贯，忽 视内容，修饰词句，都象汉魏六朝的赋。 江户初期儒学勃兴，而汉诗文则无足观。明人诗文集渐引起注意。获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