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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领事馆得知，签证困难。 1950年8月21日，钱学森飞抵华盛顿，造访 美国海军军部次长金希尔，当金希尔问他为什么回大陆时，他非常坦率地说： “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不愿意制造武器杀害我的同胞，这是这么回事。”钱 学森刚离开五角大楼海军次长的办公室，金希尔就跳了起来： “我宁可把这 家伙枪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他无论如何能抵得上3师至5师兵力。” 然而，钱学森没有屈服，几经周折，终于在 1955年 10月 8日上午 1 时 25分，钱学森一家乘火车离开尖沙嘴经罗湖踏上祖国的大陆。 回国后，他倾心于祖国的国防事业，著有 《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 讲义》、 《星际航行概论》等近200万字的学术专著，发表航空科技论文20 余篇，为开创和发展我国国防现代化技术，培养研究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 受到国家表彰。 钱伟长是一位在力学方面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早在加拿大留学期间， 他提出薄壳理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在国际上称为 “钱伟长方程”。通俗 点讲，在 “钱伟长方程”问世以前，世界力学界在处理有关椭圆形壳体、圆 形壳体、锥形壳体、球形壳体、简形壳体等物体时，一种壳体就要用一个方 程。而后，处理这些物体壳体时，用 “钱伟长方程”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一年，他才28岁。此后，他又研究出簿板大挠度问题的摄动法方法，在世 界上第一次成功地用系统摄动法处理非线性方程，被称为 “钱伟长法”。此 外，还由奇异的摄动法提出边界层理论，受到了国际同行的极大重视。在广 义变分原理方面，取得的成果也较多。另外，还编著了 《傅氏级数之和》大 表，包括一万个三角级数。 1935年，钱伟长大学毕业，1940年考取了用中英“庚子赔款”招收的留 学生，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继续深造。于 194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美 国，投在世界著名力学家、航空工程学家冯·卡门的门下。被聘为由冯·卡 门出任所长的喷射推进研究所研究员。接连获得了重大成果，成了冯·卡门 的得力助手，薪金也一增再增。 在海外的成功不会改变钱伟长报国的一颗赤子之心，他在 1946年向 冯·卡门提出回国要求，对方以为他嫌薪金少，许诺再给他增加。 钱伟长在冯·卡门心目中有重要地位，但钱伟长想的是报效祖国。冯·卡 门善意地告诉钱伟长： “中国还很穷，科学事业非常落后，没有资料，没有 设备。回国后对研究工作、对前途是很不利的。”而钱伟长却说： “国家很 穷，科学也不发达，正因为这样它才需要人才。”但冯·卡门怎么也不放他 回国。后来钱伟长不得不以回国探望亲人的名义提出回国要求，冯·卡门只 好同意，并让他把夫人和孩子一块都带来。 为了不引起冯·卡门等人的怀疑，钱伟长离开美国时什么东西都没带， 只随身携带了一些重要资料，便悄悄登上了一条驶向中国上海的货轮。 不是他不愿意享受美国富裕的生活，也不是他执意要欺骗他的老师，而 是他对祖国母亲爱得太深了！ 钱伟长一回到祖国，就来到母校——清华大学。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北 平，他这个教授几乎要靠借债来维持生活，可他还是几次拒绝了美国方面要 他重新回去的聘请。 全国解放后，钱伟长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 究所副所长等职务。他是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及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力 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中文信息研究会理事长；并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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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还是波兰科学院院士，美国数学学会及美国航 空工程学学会员。 钱三强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 1937年，24岁的钱三强怀着振兴祖国的愿望，前往法国留学，踏上了研 究核物理的征途。 来到法国，进了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做了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学生。 两位老师对深受压迫的中国人民十分同情，不仅交给他知识宝库的金钥匙， 同时还教给他做人的道理。钱三强身在异国他乡，一方面努力进行学习和研 究工作，另一方面热情关心和积极支持国内人民的正义事业。 国外有优越的研究条件，加上钱三强超凡的才华，个人事业的成功指日 可待，但随着中国解放战争的连连胜利，钱三强越来越思念自己的祖国，越 来越强烈地感到应该为未来光明中国的原子能科学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 量。在旅法党支部的支持下，钱三强准备及早回国。临行，居里夫妇交给钱 三强一份双双签名的鉴定书，其中写道： “……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近 十年来，在我们领导下的这一代的科学人员中，钱三强是最优秀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三强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学部 及我国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的组建，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 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中国科学 院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 等。 钱三强热爱祖国，艰辛开拓，毕生致力于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特别是 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和 “两弹”的研制，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科学 院学部的建立和发展，为培养、吸引人才，为国际学术交流，做出了卓越贡 献。 （二）登上诺贝尔领奖台 登上诺贝尔奖领奖台，是世界各国科学家广泛关注并梦寐以求的夙愿。 海外华侨能赢得此项殊荣，表明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为中华民族争了光。 如杨振宁、李政道、丁肇等，就是这样一些举世闻名的科学家。 杨振宁和李政道一起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从而使基本粒子的 研究获得了重大突破，共同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奖金。 费米 （E·Fermi）曾经说道：“杨振宁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 他跟中国古代著名学者不求闻达的态度一样。能够结识他，深引以为荣。若 说他是我的学生，诚愧不敢当。当我们一块儿共同研究学术时，我经常意识 到他是一位悟性极高、确能举一反三的科学家。在普林斯顿近代物理研究院 的许多专家中，我最赏识杨振宁博士那种不怕难，在解决问题时那样坚定持 重和沉静的态度。这乃是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人应该学习的。” 1937年～1945年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从 霸占东北三省开始，吞并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中国大半国土相继 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西迁，在云南省昆明市组成西南联合 大学。杨振宁在西南联合大学就学，并结识了李政道。两人志同道合，都喜 爱理论物理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于 1946年两人都考取了公费出国留 学生，一起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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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已取得美国国籍，正担任芝加哥大学核子研 究所所长。费米曾经在193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个 原子反应堆的设计人。杨振宁一心想跟随费米从事研究，曾在1945年底抵纽 约时，直接去哥伦比亚大学求见费米，但费米正从事绝密研究，已不在那里。 由于他不断的追求，终于在1946年1月听到了费米的讲课。但费米因从事“高 度保密的研究”而不能指导杨振宁写学位论文，杨振宁从他不擅长的实验物 理学转向他擅长的理论物理学，后来于1948年获博士学位，并在芝加哥大学 任讲师。1949年他又去普林斯顿大学，1955年开始担任该校教授。 杨振宁在理论物理学的研究领域很广，他主要的兴趣则集中在两个方 面：统计力学和对称原理。这可以从他的3篇学位论文的题目中看出来。学 士论文是 《群论和分子光谱》，硕士论文是《有序——无序变换对统计理论 的贡献》，博士论文是 《关于核反应和相符测量中的角分布》。他是一个多 产理论家，在美国 《物理评论》、《近代物理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 文。 1956年6月 22日，美国杂志《物理评论》的编辑接到一份稿件，是一 篇很短的论文，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是否是守恒的？ 还提出了几种实验方法，以便从实验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作者是普林斯顿高 级学术研究院的杨振宁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 当时，宇称守恒原理似乎已经彻底的证实，理论工作者历来毫无怀疑地 把这条原理应用于基本粒子的研究。人们熟悉，左手和右手是对称的；物体 经过平面镜成像后，右变为左，左变为右，也是左右对称的，这是空间的左 右对称性。不仅如此，力学现象、电磁现象也都具有左右对称性。量子力学 的定律也是左右对称的。总之，凡是现实世界上的一种运动，只要它的镜像 中的运动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实现，那么，这种运动就称为宇称守恒的（或“左 右对称”的），这是和空间左右对称性相对应的守恒定律。为了表达它，较 方便的方法是空间变换。其中，把物体或物体过程用一组新的坐标来表述， 这组坐标正好方向相反。这种坐标变换叫宇称变换，这种变换相当于在平面 镜反射后再平行于平面镜作 180°角的旋转。如果将坐标系反置后，物理过 程的进行完全与未反置的坐标中的相同。那么就称宇称是守恒的。否则，宇 称在那个物理过程中不守恒。 1954～1956年间，在研究K介子衰变时，出现了所谓 “O—τ之谜”。 杨振宁和李政道就是因此而烦恼的首批人员之一，他们开始怀疑，是否被科 学界久已承认且深信不疑的宇称守恒原理有问题？ 1956年春天，他们查阅 了大量关于基本粒子的实验材料，并进行了分析，想严格地寻找支持宇称守 恒的资料。他们发现，有许多资料是支持宇称在许多不同物理过程中守恒的， 但在所谓的 “弱相互作用”的那些过程中，却没有任何迹象能证明宇称是守 恒的。于是他们在1956年夏天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实验室物理学家来确定这 个问题。 他们提出了几种实验的方法，最后采用的方案是用放性钻60涂敷在冷却 盐晶体的表面上，与晶体表面平等且离这表面约一英寸远处，有一层涂敷在 玻璃真空室内壁上的有机化合物蒽。当钴核发射电子时，每个电子打到蒽上 会发现微小的闪光，固定在低温设备顶部的光电探测器便进行计数。为了要 使钴核自旋方向取得一致，在完成去磁致冷后，有一螺线管套到低温瓶上， 在螺线管中通几安培电流，产生竖直方向的磁场，在这个外加磁场中，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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钴原子有很强的内部磁场，因此取得在外磁场方向中的一致取向。取向磁场 与原来的致冷磁场互相垂直，前者对致冷晶体无加热作用。 这个实验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吴健雄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标准局 做的。实验结果表明，放射性钴60放出的β粒子大多朝一个方向发射。这证 实了一直被物理学界推崇为金科玉律的 “宇称守恒定律”不是一个自然界的 普遍基本定律。在弱相互作用中，它并不成立。由于这一高难度实验获得成 功，不仅使吴健雄在1957年晋升为教授，也使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人共同获得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同年早些时间他们还共同获得爱因斯坦物理学 奖。 后来，在π介子衰变、μ子衰变和 A°超子衰变中，再次证实了宇称不 守恒。 从1965年起，杨振宁担任州立纽约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 所长。 李政道由于和杨振宁一起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从而使基本粒 子研究获得重大突破，共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李政道曾经说过： “一个人做研究工作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不必用太多 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别人已做过的工作，只要了解他在干什么，他的弱点是什 么就够了。而需要知道的是目前已有的先进科学方法，重要的是要了解哪些 是科学的重点。这些重点中又有哪些是他人还不清楚的，还有严重问题的。 要下决心走自己的路，向还没有开辟的领域进军，这才能做出开创性的工 作。”李政道和杨振宁所做出的关于现代物理学基本观念的修正，是卓越的 开创性的成果。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曾赞扬他说： “这位青年学者的辉煌成 就，证明人类高度的智慧阶层中，东方人和西方人具有完全相同的创造能 力。” 1950年，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 《白 矮星含氢量》。1950年～1951年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讲 师。1951年～1953年间，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执教。当李政道在1953年 离开普林斯顿时，院长奥本海默说道： “……看到他离开，我们十分不舍。 他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有才华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在统计力学、核物理学 和基本粒子物理学中的成就使他成为世界知名人物，他的研究呈现出一种鲜 明、灵活的独特风格。” 奥本海默对年仅27岁的李政道的评价并非是一种过奖之词。李政道自从 来到普林斯顿之后，立即与杨振宁合作，在统计力学和核物理学家方面解决 了一些较为突出和十分复杂的问题，因而迅速成为一个相当有名望的理论物 理学家。 1953年，哥伦比亚大学聘请李政道为助理教授，不久晋升为副教授，随 即担任教授，当时他年仅29岁，是这所大学中最年轻的教授。他到哥伦比亚 大学后，通过互访和电话联系，与杨振宁保持合作。1953年，物理学家为“O —τ之谜”苦恼的时候，他们两人决定为解开这个谜而努力。在分析了大量 实验材料之后，于1956年夏提出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假设。 在当时，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李政道在诺贝尔获奖演讲中说道： “科学的发展总是在我们的旧宇宙观念和我们对新事物的观察之间的交互影 响有时或许会在我们已经熟视无睹的现象中发现完全出乎意料的事物。” 假设被提出来了。验证这个假说的几种方法也被他们提出来了。要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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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上验证这个假设，却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而完成这个重任的是一位实验 物理学界的女杰——中国血统的吴健雄 （实验情况前面已经介绍过）。 这一实验的成功，使李政道和杨振宁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1958年3人同获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物理学博士称号。 李政道和杨振宁推翻宇称守恒定律之后，拉比在1957年评论道：“就某 种意义来说，在这个基础上，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结构被砸碎了；而我们根 本不知道，再怎样把这些碎片凑在一起，拼出原来的图案。”但是，随着宇 称守恒的取消，李政道和杨振宁的理论导致爱因斯坦所没有达到的概括物 质、能量和宇宙全部规律的统一场论的研究。 李政道多次来华讲学、探亲，介绍科学研究新成果，为中国的现代化建 设贡献力量。 丁肇中也是海外华人中的知名人士，他由于和伯顿·里希特各自独立发 现一种新型的J/ψ粒子，而共同获得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国外科学技术界评论说，丁肇中是最有实验能力、最善于观察现象的第 一流实验物理学家。美国 《自然》杂志还评论说，丁肇中所从事的工作是沟 通中美两国科技交流的一座桥梁。 丁肇中在1959年获得物理学和数学两个学士学位，1960年获得硕士学 位。接着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物理研究所当研究生，1962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 位。 1963年，丁肇中以博士和福特基金会会员的身份前往设在瑞士日内瓦的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工作，在柯可尼的指导下用质子同步加速器进行研究。柯 可尼对实验工作的严格与耐心对丁肇中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这段日子以及 后来再到日内瓦工作期间，丁肇中的典型生活情况是，一早起来在自取食堂 里吃饭，然后一整天留在实验室里，直到夜里离开实验室，驱车10分钟回到 他的公寓房间睡觉。 1971年，丁肇中带领他的研究小组回到美国，开始在布鲁克海汶国家实 验室进行实验，他们用了一台33吉电子伏特的同步加速器来寻找长寿命的、 质量相当于1.5～5.5吉电子伏特能量的中性粒子。当时认为，如果这种粒子 存在，那么它会衰变为电子——正电子对，它们的能量会在母粒子的质能上 6 8 达最大值。为了做到这一点，探测设备的灵敏度必须达到能在10～10个相 类似而又无意义的事件中选出一个有意义的事件来。为了减少不需要的背景 粒子，整个仪器用一万吨水泥和一万磅硼砂皂制成的廉价中子遮体屏蔽起 来。经过将近3年的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在1974年8月第一次觉察到这种 新粒子存在的迹象，他们在分析： - + P+B→e+e+X e 过程中的电子对体系的质量分布时，发现在 3.1吉电子伏特附近有峰 值，说明发现了一种新的粒子，其质量约为质子的3倍。由于丁肇中的小心 谨慎，他们当时没有公布这一发现。1974年11月10日，丁肇中到美国西海 岸出席斯坦福大学的的一次会议时，得到该校加速器实验室里希特小组也刚 好独立地发现了同一现象，并已将新粒子名为ψ粒子，于是丁肇中立即通知 他的助手发表他们的发现，并将新粒子命名为J粒子。其实在7月份，斯坦 福大学也已得到有关数据，只是因检修机器而推迟了重新核对的工作。因此 J/ψ粒子几乎是同时被发现的。 J/ψ粒子的发现，很快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这一发现在物理学上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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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存在着第 4种夸克，即 “粲” 夸克。从夸克模型看，J/ψ粒子是由粲夸克和反粲夸克组成的强子。以前， 人们认为所有已知强子都可有3种夸克：上夸克、下夸克、奇异克以及它们 的反粒子以各种形式组成。 丁肇中和里希特发现了 J/ψ粒子的卓越成就支持了当今的弱相互作用 理论，他们两人分获197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这一年度的诺贝尔奖又一 次挑起了如 1974年给赖尔和休伊授奖的同样问题。对于强调个人授奖的规 定，引起了曾经共同参与这项研究的许多人员的报怨。美国 《科学新闻》评 论说： “参加实验工作的有好几十人，却只有两个头头分获了奖金。这会使 大实验组织的领导人员受到越来越棘手的来自下属的挑战。” 1979年，在德国汉堡，丁肇中领导他的小组又找到胶子，这是量子色动 理论的一种重要证明，为统一强相互作用奠定了基础。 丁肇中已成为当代第一流的实验物理学家。他主持的德国汉堡电子回旋 加速器研究小组，首先接纳了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学家 到西方工作。他每次到中国讲课，听众都是数以千计。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汉 堡工作，同时又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教授。他说： “在汉堡，我 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对于我的小组，我尽量挑选那些也喜欢刻 苦工作的人。” （三）在世界上赢得赞誉的新一代知识分子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科学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科技成 果近乎爆炸式增长。我国的科技工作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如捆绑 式运载火箭的发射成功、人造卫星的发射与回收、电子对撞机的研制和使用 等等。相当一部分科技成果已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不仅如此，一些在 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大学生、知识分子留学海外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为 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修瑞娟、倪以信、侯义斌就是这样一些有作 为的新一代知识分子。 修瑞娟是世界著名的女科学家， “海涛式灌注修式理论”的女主人，其 科技成果在1983年就震惊了欧美发达国家。她现在任国际微循环联盟第一副 主席，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医学科学院 微循环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际文化 交流中心理事等职。 微循环是指人体血液循环中，继大、中、小血管之后微血管的血液循环。 微血管是纵横交错，结成网络的生命的长河，是一个奇妙的人体微观世界。 也正是这个世界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过去称人死亡，皆因大脑坏死或心脏 停止跳动所致，而其原因连世界上微循环研究的权威也提不出更令人信服的 科学的见解。在这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正是我国的中年女科学家修瑞娟。 她开始接触这个世界，探索其奥秘的时候还是一个不满30岁的普通科研 人员。 1965年，一次罕见的暴发型流脑袭击北京。即时，修瑞娟刚从莫斯科第 二医学院以 “特优”成绩毕业，她随中国科学院一个神经介质组踏进了北京 友谊医学院的儿科病房，每天坚持24小时对患儿甲皱微循环进行观察。不知 过去了多少不眠之夜，她终于发现了一个从前医学界从未注意到的问题：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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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病情危重时，显微镜下竟找不到一支微血管绊，她断定儿童死亡的主要 原因，是脑部微循环障碍导致的中枢缺血缺氧，在世界上首先找到了流脑患 者微血管自律运动的类型和规律。不久，一种治疗流脑可以扩张血管和抑制 血管痉挛的特效药物 “山莨菪碱”问世了。它可以使微血管管绊中的血流由 静止变流动，流速由慢变快，大大改善治疗效果，使脑流患者病死率由原来 的66.9％下降到12.4％。 1981年，修瑞娟被邀请到美国进修，在密苏里大学微循环研究所工作， 她每天都要紧张地工作 9个小时以上，在两年间，完成了 20项研究，其中 12项创立新项目。她在研究中发现，人体微循环不像大循环那样只是简单地 灌溉式灌注，它有自身的节律运动，这种节律运动就像大海里的波涛一样， 一波接着一波。而对组织和器官的最后一波，才是最有力的。就像海涛翻起 的白沫一样。这一发现极有临床意义，一个人如果发生急性脑缺血或心脏缺 血，一旦注入能改善这些障碍的血管活性物质。血液就会像海涛一样，被突 发性冲击而激活。在研究中，她把微循环实验中获得的微循环理论上升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用大量确凿的数据，证明了这一假设，假设的证实无异于投 下了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国际医学界。她打开了人类生命的“绿色之门”。 由于修瑞娟艰苦的努力，成果不断出现，声望也日益增高。 1982年3月，修瑞娟领导撰写的论文 《山莨菪碱抑制栓素合成，抑制粒 细胞聚集，抑制血小板聚集》，在美国最权威的医学杂志 《JAMA》上公布了。 同年4月，美国的第28届微循环年会在南方城市奥尔良举行。修瑞娟作为微 循环新星被邀出度，并作了题为 《大脑定位横切后微循环对血中氧分压增高 的反应性》的学术报告，受到赞许。 1983年 4月，修瑞娟又在第 29 届微循环年会上宣读了 《关于微血管自律运动的长期检测》的论文。 1983年，在前西德举行的一次国际微循环专题讨论中，她的发现，即海 涛式灌注理论被命名为 “修氏理论”。这标志着中国微循环的研究走在了世 界的前列。 1983年初夏，各国微循环研究的大师们聚集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城，准备 成立国际微循环研究所。发给各国的备忘录上这样写道：研究所的5位发起 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享有最高权威。他们是： 一、修瑞娟教授 （中国） 二、格罗斯教授 （美国） 三、阿尔福斯博士 （瑞典） 四、梅斯梅尔教授 （联邦德国） 五、英泰格里里亚特教授 （美国） 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在乌普萨拉上空，修瑞娟被一致推选为研究所的领 导人之一。 1984～1985年间，在英国、法国、前西德、美国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 修瑞娟陆续提交14篇论文，她的微循环研究的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科学家 们由此预言，微循环的研究将对今后医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些现在难 以治愈的心绞痛、心肌梗塞、脑血栓、脉管炎、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糖尿 病以及癌症等，也极有可能在微循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由于她的成功，在美期间，美国许多公司以高薪聘请她留美工作。其中， 一家公司聘她一周工作3天，年薪8万美元；一家公司聘她一周工作两天， 年薪6万美元；一家公司聘她一周工作半天，年薪 4万美元，合计一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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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但她却没有贪图美国漂亮舒适的洋房，也没被18万元美金所诱惑， 也不为美国的工作环境所动心，而毅然决然地拒聘，回到了祖国。她说：“科 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祖国养育了我，为祖国服务是我的天职。我的 事业在我的祖国，金钱不是我的追求，我要回到我的祖国去，我要让我的科 研成果出在自己的国土上，把中国的微循环机构完善起来，使它永远超出美 国水平。” 现在，成名以后的修瑞娟并没有居功自傲，而是以更加旺盛的斗志，百 倍的努力，继续为人类的幸福，为祖国的医学科学事业，在奋斗在拼搏。 工学女博士倪以信也是海内外享有盛名的人物，她 1988年被提升为教 授，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1年1月，她获得了 国家教委 “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学位获得者”奖状，并在授奖仪式上发言，向 国家汇报了她自己的成长过程和体会。1991年，在“三八”妇女节参加了“巾 帼演讲团”，并获全国 “三八”红旗手的称号。 1985年 8月，倪以信被国家教委选派去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电机系进 修。刚去不久，指导教师福阿德教授便安排她在专题讲座上介绍她在国内的 博士论文及研究工作，倪以信讲了一个多小时，并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 受到了教授们的好评。他们很快就让她开始了研究工作并采纳了她提出的方 案，还委托她带一名硕士生，并为研究生举办 “直流输电”系列讲座。一年 后，倪以信被学校聘为访问副教授，继续工作一年。这一年她参加的科研项 目是由美国电力研究院资助的项目，总投资约为100万美元。这个项目中的 一个重要课题是在用直接法对电力系统作动态安全分析中计算发电机励磁系 统的作用。这个课题在70年代末，美国能源部曾支持一家公司进行过，但最 后的研究报告认为：目前还不能解决此问题。1986年 10月，倪以信接受这 一课题时心里很紧张，一是课题难度大，许多 “权威”解决不了的问题她能 解决吗？二是时间紧，她1987年7月底要回国，总共只有9个来月的时间； 三是工作量惊人，要从物理概念、数学模型、计算机编程、调试直到用实际 民网检验，由她一个人独完成；四是压力大，如果完不成，别人会对中国培 养的博士生的能力、水平产生看法。而且在美国不像在中国，除了她的那位 教授外几乎无人可一起讨论。 倪以信接受这个课题后，花了很大精力。详细地阅读和分析了已有的文 献资料及科研报告，特别是原始数据，反复比较、思考，并逐一地核实他人 的一些初步结论，看看是否真有道理。当她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教授，并提出 初步解决方案时，教授充分地肯定 “路子对头”。但方案的实施却不顺利， 虽然物理概念清楚了，但过程中须作一个假定来简化计算，试了五、六种方 案都不理想。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以及荣誉感给了她用之不竭的力量。在一个 时期里倪以信每天工作11到12个小时，吃饭、走路甚至晚上上了床都在思 考。通过不断的尝试、分析、比较，终于得到了一个较好的方案，试验了一 批新数据都得到了较满意的结果。教授高兴逢人便讲他有两个 “明星”，并 请倪以信去吃饭。但倪以信并没有满足当时的结果，一是误差值还不十分理 想；二是数值计算的可靠性还较差；三是软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所以她要求带一名硕士生，把数值方法加以改进，一面改善方案，并同时实 现软件系统化。当时倪以信还要用英语教一门每周4学时的本科生课程，还 担任衣阿华州立大学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联谊会负责人。1987年5月倪以信 把该课题试验阶段的软件全部移交给加拿大方面的科研人员。从 1986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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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1987年5月，前后8个月把这个课题完成了。在加拿大美国电力研究院 主持召开了这个项目的研究交流会，会上倪以信作了1个小时的报告，受到 各方面的好评。当会上加拿大专家们得知她7月底就要回国时，开玩笑地对 她的教授说：“这下你的兵马少了50％。”因为他们可以从倪以信的汇报中 知道她挑了多重的担子。 在美国的两年中，倪以信不仅教了两学期本科生课程，还带了两名硕士 研究生，完成了7篇论文 （或研究报告），应邀作了 “直流输电”系列讲座 和三个专题讲座。由于在美国工作期间较好地完成了教学和科研任务，在对 方为倪以信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副校长代表学校向她颁发了 “名誉学者和顾 问”的奖状，他说这是衣阿华州立大学成立100多年第一次给国外学者以这 样的荣誉。宴会上，电机系主任幽默地说： “自从倪以信博士来到我们系， 我感到我们系的教职员都变得勤快了。”福阿德教授则含着眼泪说： “倪博 士说她到美国是来向我们学习的，但我们却从她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倪以信在美国时，有一次去加拿大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对方的一个科研 组负责人暗示可以提供工作；另一次她的教授助手希望倪以信留在美国，工 作由他联系；最后一次是教授试探性地问她是否再延长在美国工作1年，报 酬优惠。对此，倪以信都婉言谢绝了。倪以信说： “我的事业在中国，中国 的现代化归根结底要靠一大批脚踏实地在祖国大地上耕耘的人去一步步实 现。党和人民把自己培养成具有博士水平的知识分子，自己理应多承担责任， 多作贡献。如果醉心于个人的成名成家，贪图安逸享受，就辜负了党和人民 的期望和培养。”她还说：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更新是很快的，决不能吃老 本，要不断前进，跟上科学技术的前进步伐。” 侯义斌，作为我国恢复学位制度后第一批研究生，以其全优的成绩获得 西安交通大学的工学硕士学位后，又于 1983年 8月考取了世界银行贷款名 额，来到了荷兰爱因霍芬技术大学电机系攻读博士学位。进校第一天便受到 冷遇。原来，一些科技较发达国家的大学，对于中国的学生质量和水平都是 持怀疑态度的，所以教授要他写一份大学1年级的计算机基础概念的知识报 告。这分明是说：你能达到这个水准，我就承认你中国的硕士学位，承认你 够讲师的水平。所以，这不是一般的测试，它关系到西安交通大学这个中国 重点大学的国际声望，并关系到中国人的荣誉！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侯义 斌想，国家借钱送自己出国深造，我绝不能给祖国丢脸。于是，他仅用了一 个晚上就写出了一份从计算机组成与结构，到当前国际研究的发展趋向，再 到他个人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的报告，洋洋洒洒20多页稿纸，远远超出教授 所要求的水平。第二天一早便交给了教授，教授看后为之震动，连声说：“不 简单，中国人不简单！”侯义斌初战告捷，为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国人争了光！ 随之，教授又给了侯义斌一个研究课题，这便是第二次对他的考验。侯 义斌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充分显示了 他的知识水平和研究能力。因此，教授便顺利地同意了他提出的博士资格申 请。随后便是4个月数次的考核，于 1984年2月荷兰教育部行文批准他为正 式博士生。 在做博士研究课题时，侯义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入手，几乎是每个 月出1篇报告，当他把一份份报告分别递给校内6位教授审阅时，他们无一 不对侯义斌的研究成果感到惊讶。他的导师逢人便夸： “侯义斌研究速度之 快是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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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义斌几乎每天都要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12个小时以上，回到宿舍还要 看书查资料。饭顾不得到食堂去吃，全靠牛奶面包。由于侯义斌的辛勤努力， 仅用了两年9个月的时间就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完成了荷兰学位法规 定的4年制博士论文研究，获得了工学博士学位。这是在爱因霍芬技术大学 没有先例的，就是在荷兰博士生中也是极少见的。因而，荷兰3家报刊先后 4次报道了这一消息，在荷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当地华侨中更是反响非 凡。在授学位那天，他们纷纷赶到学校参加了侯义斌的授学位仪式。其中有 一位老太太是宋太龄主席的朋友，她是坐着轮椅来参加这个仪式的，老太太 在为他献花时激动地说： “你在这里得到博士学位，给我们华侨争了口气， 我们都为你高兴！”侯义斌不仅为中国人争了光，而且以他渊博的学识在国 际上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争得了荣誉。 根据导师的要求及西安交通大学的安排，侯义斌取得博士学位后，继续 在那里做博士后的研究。这时他更加努力了，除了指导一名博士继续从事他 的博士论文课题研究外，他还对专用集成电路、设计自动化以及人工智能等 进行了研究。更令人振奋的是，这期间侯义斌在国际上创立了 “系统全分解 理论”；创建并证明了一个新的代数系统——三方元代数系统；先后出版了 一部英文专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他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同行中引起了强烈 反响，认为他的成果对于工业界有很大的价值，成果被用于“PHILIPS”和荷 兰政府的一些大项目中去，一些西欧教授也因此而建起了相应的课题研究小 组。 侯义斌用他的工作实绩向荷兰人展示了中国培养的硕士生水平。因此， 荷兰教科部和爱因霍芬技术大学决定：凡是西安交通大学派去的硕士毕业 生，一律免去博士资格考试，立即享有荷兰博士生的待遇 （享有工资）。这 个特殊待遇，在荷兰和中国各高等学校中都是唯一的。 侯义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以优 厚的物质条件竞争科技人才，一向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惯用的手段之 一。此时侯义斌已成了他们竞争的对象。 荷兰一位从事设计自动化的人找到侯义斌，邀请侯义斌到他那里去工 作，并许愿：只要侯义斌一到任，马上送他到美国参加一个合作项目。侯义 斌不加任何思索，当场回绝。不久，美国参加一个合作项目。侯义斌不加任 何思索，当场回绝。不久，美国 IBM公司在瑞士研究所的两位博士又找到侯 义斌，请他到他们的研究所去工作，并进一步劝他说：“你们的国家那么穷， 实验条件又差，你如果回国，对你的研究和生活都是不利的。”但是侯义斌 不为所动。 1987年 月，侯义斌圆满地完成了博士后研究，提前返回祖6 国。 1990年4月，侯义斌到美国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并受国家教委委托 在美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在这期间 （4月11日），美国总统布什发布 了一道行政命令：给持有中国护照的所有中国人以合法居留和合法工作等权 利。侯义斌的朋友从加拿大给他打电话要他留在美国。美国加州一位教授也 劝他留下，并说：“如果留下来做我的博士后，可以得到4万美元的年薪。” 美国一家公司的经理找到侯义斌以6万美元的年薪相许。然而，侯义斌并没 有为此而动心。考察结束后，按期返回了祖国。 为了祖国经济的发展，为了闯出一条以科研促开发，以开发养科研的新 路，侯义斌义无反顾地拼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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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国人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底召开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 的路子上已走过十多个年头。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无论同自己的历史 纵向比较，还是和同一时期世界上发达国家横向比较都是非常快的。80年代 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成绩越来越受到世界 上的关注。世界进步舆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道路正确，步子稳妥，成绩显 著，前景乐观。泰国听众颂·沃拉篷在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来信中说：“我 曾多次到中国访问，亲眼目睹了中国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发生的翻天 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为全球人民关注的中心。” （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成功的” 中国实行的的改革开放政策，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社会 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会发生僵化，阻碍生产力发展。解决的办法不 是靠剧烈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而是靠社会主义改革。通过改革解放生产 力，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因而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 ① 而是“和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共产党人领 导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逐步积累经验的过程，我们一度受“左”的思想干扰， 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 这种体制与生产力的发展的要求愈来愈不相适应。弊端越来越明显，在社会 主义的实践中，我们认识到，不改革这种僵化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 主义就不能发展，本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就失去活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也就成了空话。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决定进行改革，实施对外开放政策。 实现了一个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对此，罗马尼亚 《晨报》 副总编米哈伊·米尔卡说：“在使中国停滞不前的灾难‘文化大革命’以后， 中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在政治特别是在经济上改变其战略的必要性。”“中 国领导人从自身的错误以及东欧国家 60～70年代改革尝试的失败中吸取了 教训，表现了坚韧不拔和务实的精神。他们逐步抛弃了几十年来，一直禁锢 ② 其政治和经济思想的旧观念。” 10多年来，由于我们贯彻执行了包括改革 开放在内的路线、方针、政策，把经济建设提到了中心位置，中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进入了历史新阶段，短短十多年，综合国力、 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对外贸易关系迅速扩大，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一部分人摆脱贫困走向温饱，更多的人越过温饱线奔向小康；一部分人已经 “先富起来，许多人正在富起来，更多的人则争先恐后地加入致富的行列。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民从实践中切身感受到，改革开放确确实实是一条 富国强民之路，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奥地利商会秘书长施图姆福尔 1992年 1月23日对新华社记者说： “中国的发展和取得的成绩表明，中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 卷，第443 页。 ②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1992 年版第5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