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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文人独立创作的短篇和长篇小说都已十分成熟。一些优秀作家认识生活 和概括生活的能力较前代有所提高，表现形式和手法更加多样化，如 《聊斋 志异》、 《儒林外史》。章回小说《红楼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 现实主义的高峰。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婚姻悲剧为中 心，写出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由盛而衰，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 的历史趋势。 （二）中国古代文学在国外的传播 东西方文化通过互相交流来加深了解，取长补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 西方，都应该说是无可争辩的共识了。文化的交流有种种的渠道和方式：物 质文明的自然碰撞，思想精神的相互汲取，哲人式的融会贯通，老百姓的兼 收并蓄，媒体的道听途说，专家的介绍研究等等。其中专门家对异国文化和 历史的介绍与研究，尤其具有重要性，中国古代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大部分 是通过专门家的介绍和研究来实现的。中国古典的诗歌，从周代到 “五四” 运动，绵延发展了3000年。构成她全幅生命史的许多重要大段落，如《诗经》、 《楚辞》、唐诗、宋词、元曲都产生了极其辉煌而又互不重复的成就。正因 为如此，中国传统诗歌在国外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选》是我国文学史上继汉开唐的转化时期——六朝编选的最早的文 学总集，人们从中可以读到各家作品，因此受到封建知识分子的重视。值得 一提的是 《文选》在日本奈良、平安时代也曾产生过巨大影响。《文选》的 作用，首先当然在于帮助日本知识分子学习汉文学知识，培养文学意识，作 为学习写作的范本。日本学者梁川星岩在一首题为 《论诗示王香》的诗中， 曾说：“一部杜诗君试阅，尽从《文选》理中来。”在日本的史籍之中，也 不止一次地可以看到当时某人通 《文选》之音，某人抄写《文选》之类的记 载。《续日本纪》卷三十五龟九年十二月一条中还记载了天平七年（公元735 年）随遣唐使来日的袁晋卿因通 《尔雅》、《文选》之音而被授予大学音博 士的佳话，这足以说明当时日本朝廷对 《文选》尊崇的程度。在这一时期， 日本诞生了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我们从这部书的汉文序言中， 可以找到不少袭用 《文选》的诗句，模仿《文选》中辞赋写法的例证。象《万 叶集》卷十七 （3974）大伴池主所作 《七言晚春三日游览一首并序》序文中 “若不叩寂含章，何以逍遥之趣”，出自陆机 《文赋》“叩寂寞而求音”。 进入平安朝以后， 《文选》和“文选学”的地位更加显盛，后来著名的儒官 林春斋 （江户前期京都人）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曾说：“《文选》行于本朝 久矣，嵯峨帝御宇， 《白氏文集》全部始传来本朝，诗人无不仿效《文选》、 《白氏》者。” 杜甫以其辉煌的文学成就赢得了 “诗圣”的声誉，在中国文学发展中做 出巨大的贡献，在世界文学的发展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杜诗在日本的传播， 更是它在世界文学中地位的缩影。被称为“五山文学”著称于世的作家群体， 对杜诗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中岩园月 （13001375）不仅熟读杜 诗而且从杜诗中汲取力量，写下 《偶看杜诗有感而作》一诗，抒发了懒惰为 耻、发愤自励的心情。中岩的弟子义堂周信 （13251388）极力推崇杜甫的人 格与道义精神，盛赞杜甫 “方安史丧乱之际，不失君臣忠义节”，并为弟子 们讲解杜诗。义堂的弟子心华之棣继承乃师之志，在讲解的基础上撰成 《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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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心集臆断》一书，此书深为学界所重。杜诗在日本的流传不仅限于禅林， 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也表现出同样倾向。当时，杜诗的影响除了表现为一部 分诗人对杜诗、杜甫的赞美推崇之外，还表现为对杜诗的讲授与研究，其著 作为《杜律五言赵注句解》、《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杜律七言抄》、 《杜律分类》、《杜律抄》、《杜律虞注》、《杜律大全》等数十种相继问 世。到了现代，日本的杜诗研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铃木虎雄的 《杜少陵 诗集》、 《吉川幸次郎的《杜甫》、目加田诚的《杜甫》等，都是具有代表 性的著作。由此可见，杜诗绝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失去光辉。 白居易的 《长恨歌》传入日本的时间约在公元9世纪30年代 （公元838 年）之前。 《长恨歌》传入日本后不仅被收载到《千载佳句》、《和汉朗咏 集》等名籍之中，在日本知识界广为传诵，而且受到日本上自天皇下到平民 百姓的普遍欢迎。平安时代的宇多天皇曾命画师将 《长恨歌》的人物、故事 画在屏风上，又让著名诗人纪贯之和著名女诗人伊势作成和歌来吟诵， 《伊 势集》中就有以 《长恨歌》为题材所作的和歌。伊势根据《长恨歌》的内容， 模拟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心境、口吻，作成 “皇帝之诗”和“皇后之诗”各5 首，以相互唱和的形式，再现了 《长恨歌》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大正时代的 小说家、戏剧家近藤经一的 《玄宗与杨贵妃》也是有名的著作，甚至被称日 本文坛的 “泰斗”的井上靖，也创作了《杨贵妃传》这样的历史小说。可以 说， 《长恨歌》故事在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历久而不衰的创作题材了。 我国历代诗人的无数瑰丽诗篇流传到国外，成为世界文学宝库里珍贵的 遗产。本世纪以来，欧洲各国文学家翻译中国古典诗歌蔚然成风，其中有许 多被谱成歌曲和交响音乐，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人春风满济城，此夜曲中 闻 《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首李白的名诗被德国作家贝特该收在名 为 《中国之笛》的中国古诗集中。1905年这本诗集一出，马上受到了许多作 曲家的注意，先后由瑞典作曲家斯约格伦和奥地利作曲家威伯恩谱成歌曲， 李白的 《春日醉起言志》和《静夜思》也被许多欧洲作曲家谱成歌曲。外国 作曲家的作品中，采用李白的诗谱成的歌曲和声乐套曲的多至不可胜数，德 国指挥家和作家冯·弗兰肯施泰因甚至把李白的故事写成了歌剧 《皇帝诗 人》，王维的 《送别》被马勒用作《大地之歌》末乐章的歌词；捷克作家科 豪特已在一部声乐中用了王维的 《杂诗》、白居易的《问刘十九》。张籍的 《节妇吟》的最后两句“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打动了法国作 曲家罗泰尔的心，他把它谱成了一首出色的歌曲。 中国古代神话和小说一直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1946年，瑞典学者高本 汉写了 《古代中国的传说和信仰》一文，高氏认为，古代神话中的主要人物 乃是商周时代中国境内各个宗族所记的祖先，是具有某些超人能力、多所发 明创造的文化英雄，他们的故事具有神圣的意义，其重要情节是不能轻易改 动的。日本筑摩书房于1983年出版一套世界神话选，其中第七册《中国的神 话：划分天地的巨人》是由曾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访问调查的君岛久子编著 的。该书分列 “天地创造神话”、“民族的创世纪”等四栏共收录神话20 则；而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口传神话占了17篇。白川静在《中国的神话》（1975 年版）里将中国神话同日本神话、西洋神话作了比较。伊藤清司在 《系谱型 神话的诸相》中，谈到中国神话的特点时指出，中国神话决不是没有体系的， 而只是在组织体系上具有自己的、可称为“系谱型”的特点。法国学者雷米·马 蒂乌在中国神话研究上做了不少工作，于 1978年和 1983年先后将 《穆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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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和 《山海经》全部法译详注出版。在《山海经》译本长序的第三节《古 代中国神话的来源和其形成》中他就中国神话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作了如下分 析：（1）中外文化交往促进了中国神话的发达，同外来文化接触最多的地区 一般也是神话最丰富的地区；（2）战国时期前后中国神话最发达的地区是齐、 楚、秦，这表明中国古代神话主要发生在东北方向和西南方向；（3）从神话 的主题和类型来看，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神话都同中国的神话有密切的联系。 中国古典小说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极具特色的部分。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外学者开始从中国古典小说中寻找材料，以深化对中 国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把它们作为了望中国文化的窗口，溶受中国文化的媒 介。中国古典小说像 《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 《红楼梦》等在国外的交流与传播，就起到了使他们认识和了解中国文明的 作用。 最早把中国小说介绍到法国的是昂特尔科尔神父 （662－1741》，他从 《今古奇观》中选取了《庄子作鼓盆成大道》、《吕大郎还金骨肉》和《怀 私怨恨仆告主》3个故事，以概述故事情节的形式，编译成法文，发表于杜 哈德主编的 《中国通志》第3卷 （1735年），这也是第一次介绍到欧洲的中 国小说。法国文豪伏尔泰创作哲理小说 《查第格》的时候，就采用了《庄子 作鼓盆成大道》的故事作为第二章的依据。伏尔泰对庄子的故事进行了改造， 改造后的故事与 “庄周鼓盆而歌”比较，除了细节上的不同，如转河、割鼻 等等，大致的人物关系是相同的。 《查第格》袭用这个文学素材，并非是看 重庄周 “人心莫测”的遁世哲理，而是运用中国先哲的这一古训影射当时法 国社会的人情险恶。抨击时弊、张扬理性。 《查第格》从《今古奇观》撷取 素材，实际上架起了中法文化在小说交流上的第一座桥梁。它与伏尔泰的《中 国孤儿》一起，开启了法国作家从中国古典小说这类通俗文学中溶受中国文 化的先例和范例，这一尝试的成功极大地启发、推动更多的作家、汉学家把 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小说的介绍和研究上。19世纪法国人对中国小说的介绍表 现了较多的自觉性，一些著名的汉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投身这一工作，并把他 们的成果带到大学课堂，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形成了一代传一代的研究中国 小说的良好风气。这种风气是由法国第一位汉学教授阿贝尔·雷弥萨开创的。 他于1826年译完了 《玉娇梨》并在巴黎正式出版。他为《玉娇梨》的法译本 写了长达数万言的序言，对中国小说作了详细的介绍，是我们见到的有关中 国小说研究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次年，雷弥萨又编纂出版了三卷 《中国短篇 小说》作为他执教法兰西学院的中文教材。他的弟子——19世纪杰出的汉学 家斯坦尼斯拉斯·于连安也热心从事这项介绍工作，他译出了 《白蛇精记》 和《平山冷燕》分别于1834年和1860年在巴黎科塞兰和迪迪埃出版社出版。 于连安的两个弟子安托尼·巴赞和埃尔韦·圣·德尼侯爵步老师后尘，前者 除大量译介戏剧外，还于1857年发一篇有关中国文学的总论。后者则从《今 古奇观》中选了12篇译成法文，分别发表于1885年、1889年和 1892年， 译文优美，成就大大超过了前人。1851年出版了泰奥多尔·巴维译的 《三国 志演义》 （只译至第三十五回）；1880年出版了泰奥菲尔译的 《二度梅》等 等。足见19世纪法国研究中国小说，虽以传奇、才子佳人为中心，可也表明 进一步的译介工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20世纪法国介绍研究中国小说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研究者以小说作为 观照中国文明、探究中国整体文化不可缺少的方面，表现了更多的自觉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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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首先对此作出有益尝试的是路易·阿苇诺莱 法译本 《西游记》 （1957年门槛出版社出版），而后形成评价中国小说高潮 并为这一领域注进新的活力的是70年代法译本 《水浒传》等著作的问世。为 了使西方全面了解东方文化，195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一项决议，选 译东方国家的文化名著 （包括文学名著），编一套“东方知识丛书”，由巴 黎最著名的葛利玛出版社出版。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是法兰西院士、作家罗 歇·卡约和著名比较文学教授、东方学者、作家艾琼伯，他们决定把 《水浒 传》、 《金瓶梅》、《红楼梦》、《唐人传奇》、《儒林外史》、《聊斋志 异》等列入丛书，约请专家翻译，这是加速介绍中国文化，从而在西方形成 一股中国古典文学热的重大举动。在以艾琼伯为首的法国汉学家的努力下， 中国的这些名著先后被译成法文，付梓面世。 从1957年法译《西游记》出版以来，法国翻译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就有： 吴德明等编译的《聊斋选译》，内选26篇小说（1969年葛利维出版新出版）； 雷威安编译 《中国白话小说选》、从凌蒙初的初刻、二刻中选择了12篇短篇 （1970年葛利玛出版社出版）；张复蕊译 《儒林外史》（1976年葛利玛出版 社出版）；雅克·勒克吕等译的 《卖油郎独占花魁》（1976年巴黎七大东亚 出版社出版》；谭霞克的《水浒》（全译书，1978年葛利玛七星文库出版）； 雅克·勒克吕等译的 《九命奇冤》（1979巴黎发亚尔出版社出版）；李治华 和雅歌的 《红楼梦》（全译书，1981年葛利玛七星文库出版）；里科·路易 等译 《三国志演义》（1963年巴黎弗拉马里用出版社出版）；盛成译 《老残 游记》 （1984年葛利玛出版社出版）；谭霞克的 《明代短篇小说选》（1987 年葛利玛出版社出版）；以及潘莫诺译的 《镜花缘》等等，近20年来，就有 这么多的中国古典小说与法国乃至欧洲读者见面，成就是惊人的。这些译著 的质量也大大超过以前任何时期，每部译著一般都附有译者本人或专家写的 作品、作家介绍，有助于读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理解，同时也助于汉学界对 这一领域的深入探究。 作为一部富有魅力的伟大作品， 《三国演义》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早在 1689年 （康熙二十八年），日本人湖南文山就把《三国演义》译成了日文， 这是 《三国演义》最早的外文译本，3百年来， 《三国演义》已经被亚、欧、 美诸国译成多种文字，全译本、节译本、共达60多种。各国学者都把《三国 演义》看作中国文学史上的灿烂的明珠，给予高度评价。日本著名作家泷泽 马琴的代表作 《南总理见八犬传》，汲取了《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朝鲜 18世纪 “军谈小说”的形式，也深受《三国演义》的影响，西方不少汉学家 选择 《三国演义》作为撰写论文的题目，日本人民不只一次地组织《三国演 义》之翼访华团，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探讨三国遗址，凭吊三国人物。 《三国演义》这部古典名著传入越南首见于阮莲铎的《三国志演义》， 这个译本初版于1907年，地点是西贡。其后，阮安居的译本于1909年在河 内出版，继有阮水咏、丁嘉欣、武甲、严春林、贤良、武熙苏、湖海浪人的 译本分别在西贡、河内、海妨、巴黎等地出版。 《三国演义》在泰国，同样是泰国文学作品中的名著。1914年泰国前皇 家研究院委任一个委员会负责挑选泰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结果选出7部作 品， 《三国演义》是其中的一部。泰国文坛历来把《三国演义》推崇为泰国 散文作品的佳作，翻译作品的典范，被改编成各种形式，广为流传。 《三国 演义》是由泰国曼谷王朝拉玛一世王 （17821809）御令当时的诗人、兼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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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昭帕耶帕康 （宏）主持和赞助翻译的。120回的 《三国演义》被编译成 87回的 《三国》。约完稿于1806年。18931915年的泰国，各种戏剧十分流 行，《三国》中的故事情节被改编成歌舞剧广为流传，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如 《献帝出游》、《貂婵诱董卓》、《吕布除董卓》、《周瑜决策取荆州》、 《周瑜吐血》等，都是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三国》中的成语、警句如 “有眼不识泰山”、“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等常被泰国作家 和人们用于写作或言谈中。尤其在社交场合，这类语句能使谈话别开生面， 妙趣横生。由于 《三国》是泰国当时的名作家昭帕耶帕康（宏）执笔、定稿 的，所以致使 《三国》的部分章节被选作中学语言的范本，《三国》自首次 在泰国印刷以来，至1972年，已重版了15次。 《西游记》这部中国古典文学的名著，早在越南“字喃时期”（大约公 元 13—14世纪）已有了改写本。而后，1914年就有了陈丰稿的译本。1961 年由瑞定翻译的本子，由普通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小有删节的全译本，译 本中除根据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画册拍照的 《西游记》插图外，还附有四 篇研究论文。 《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是广泛的。经美籍华人学者、芝加哥大学 教授余国藩锲而不舍的努力，完整的 《西游记》被译成英文，一共分四卷， 自1977年以来，陆续问世。1983年2月全部出齐，使整个英语世界的读者 第一次得以欣赏 《西游记》全貌的风采。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许多有影 响的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赞誉这部 《西游记》英文译本以其格外忠实于原 著的传神之笔，令人读来不忍释手。早在本世纪初的第一个年头，英国剑桥 大学教授 H·贾尔斯在其所著的英文《中国文学史》一书中，专辟一章，评 价了 《西游记》及其作者。1912年，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节译了 《西 游记》全书100回中的约30回，改编并取书名为《猴》，行文流畅生动，很 快在西方流行起来。余国藩身兼芝加哥大学东西方文化语言系文学教授和神 学院宗教学教授，学贯中西，长期从事国际文学研究，以其深厚的中国文化 根底，广博的宗教历史知识和良好的英语文学素养使 《西游记》全译本获得 成功，使之跻身于当代优秀的译作之林。 《水浒》这部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学著作，洋洋百万言，塑造的人物在古 今小说中，可谓首屈一指。据统计， 《三国演义》写了477个人物， 《红楼 梦》写了448个人物，而 《水浒》除丫环、士兵等“龙套”外，有名有姓的 就有577个，有姓无名的人物99个，有名无姓的人物9个，无名元姓，但对 故事情节发展有一定作用的人物 （如鲁智深棒打郑屠中的店小二、戴宗寻找 公孙胜在饭店遇到吃面老人及为时迁指路的老和尚等）40个，一共725个。 此外，书中提到但未出场的人物还有102人，总共1827人。 《水浒》已翻译成英、法、德、意大利、俄、匈牙利、捷克、波兰、朝 鲜、越南、日本及拉丁文等12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其中日文译文为最早， 有20余种之多，早在1757年，日本人冈岛冠山根据李卓吾批评本 《忠义水 浒传》译成了 《通俗忠义水浒传》，这是第一个日文译文，也是世界上的第 一对外翻译本， 1850年法国汉学家巴赞翻译题名为 《水浒传摘译》、同年 在巴黎 《亚洲杂志》第57期上发表。 《水浒传》外文译名很多。1883年意 大利出版的 《佛牙记》节译的是鲁智深的故事，后来德国人又把《佛牙记》 翻成德文，改名为 《鲁达上山始末记》。德文本中，节译杨雄和潘巧云的故 事，译名为 《圣洁的奇人》，节译武大郎和潘金莲的故事，译名为《卖炊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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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郎的不忠实的妇人的故事》。另外还有 《黄泥冈的袭击》、《强盗们设 置的圈套》，内容都是劫取生辰纲的故事。英译本有写林冲的故事： 《一个 英雄的故事》。西方最早的七十四回全书译本是德文题名为 《强盗与士兵》 和法文译本 《中国的勇士们》。《水浒》的外译本译得最好的要数1933年美 国出版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了，译者是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 作家布克夫人。她自幼随父来中国，从中国老师读中文经书，精通中国文学， 熟悉中国社会，她还取了个中国名字，叫赛珍珠。她根据金胜叹七十回本翻 译的 《水浒》准确、生动、忠于原著，连鲁迅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都赞誉： “近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好。”可见其译本之成功。 《红楼梦》是18世纪中叶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巨著。它同诗经，楚辞、史 记、杜诗、水浒等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形成了绵延不断的现实主义艺术高 峰。 《红楼梦》书中塑造的贾宝玉、林黛玉等许许多多个个性鲜明、栩栩如 生的艺术形象，不仅至今在中国妇孺皆知，而且在世界文坛上也独放异彩。 《红楼梦》最早是在日本流传，1793年 （日本宽政五年），南京王开泰 的 “寅贰号船”由浙江乍浦驶抵日本长崎港，船上载有图书67种，其中第 61种是 《红楼梦》，九部十八套。这个时期，距离程伟之、高鹗第一次木活 字刊印一百四十二回 《红楼梦》（世称程甲本）刚刚两年，而距程、高第二 次刊行一百二十回本 《红楼梦》（世称程乙本）则仅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其 后，1803年 （日本享和三年），又有“亥七号船”载袖珍本《红楼梦》二部 四套来日本， 《红楼梦》传入日本后，在当时的日本文人学者中引起了强烈 的反响，1829年 （日本文政十年），日本一位名叫田能村竹田的文人，在他 的 《赤屠琐口录》中记述了他借阅《红楼梦》一书的详细情形。在日本外国 语言学校里，将 《红楼梦》作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从20世纪初叶开始 《红 楼梦》的日文节译本、全译书陆续问世。迄今已有十几种之多，随着 《红楼 梦》日译本的大量出版，传播面的扩大，日本的 《红楼梦》研究也有了很大 发展，这方面，伊藤濑平先生编著的 《红楼梦研究日本语文献资料目录》一 书作了较为详细的纪录和介绍，迄今为止，日本汉学界研究 《红楼梦》的资 料书、专著有三四十种，报刊论文多至百余篇。特别有趣的是 《红楼梦》在 日本翻印流行之后，据说也有人写过续书，内容是贾宝玉曾到日本留学，在 东京巧遇林黛玉，二人由日本天皇赞助，得以在东京举行结婚典礼。婚姻后 来还得到了中国皇帝的御准等等。这也足以说明 《红楼梦》在日本的影响多 么广泛。 19世纪是中英两国文化交流迅速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时期，曹雪芹《红 楼梦》流传到了英国。1830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戴维斯翻译了 《红楼梦》 第三回片断，发表在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杂志第2卷上，题为“中国诗歌”， 这段 《红楼梦》译文不仅原小说第三回“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黛玉初见贾 宝玉的场面译了出来，而且还介绍和注释了小说中“讥评”贾宝玉的两首《西 江月》词。继戴维斯之后，英国人汤姆于1842年翻译出版了 《红楼梦》，他 只选了 《红楼梦》中的几段，目的是供外国人学习汉语之用。1892年，前英 国驻澳门副领事裘里，翻译并发行了《中国小说红楼梦》，这个译本共两册， 1892年在香港出版第1册，翌年在澳门出版了第2册。1973年，英国企鹅出 版社出版了前牛津大学讲座教授大卫·霍克恩翻译的80回全译本《红楼梦》。 这是70年代英国文坛上的一件大事，也是 《红楼梦》翻译史上新的一章。为 了帮助广大英语读者阅读 《红楼梦》，堆克恩还在第1卷书前加上汉语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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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和长篇评价性的序言，书后附录 “金陵十二钗”和“红楼梦曲”，以及 第1卷的人物表，曹雪芹家谱、封底附小说内容简介。第2卷书后附录是关 于中国律诗、牌九、若干灯谜等习俗性词语的注释，这些附录无疑是受读者 欢迎的。 《红楼梦》在美国的流传，据在美国执教的那宗训教授所撰 《美国国会 图书馆所藏红楼梦善本简记》、《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红楼梦善本简记》 两文介绍，在程甲本，程乙本之后， “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新评绣像 红楼梦全传”以及 “绣像批点红楼梦”美国国会图书馆里都有收藏。1929年 王际真英译本 《红楼梦》在美国问世，它虽然仍是一个仅有原书一半回数的 节译书，但直到全译本出现之前，这个节译本在西方读者中是颇受推重的。 后来译者对译文作了增订再度出版，至今在欧美读者中仍然受到热烈欢迎和 好评。因此， “红学”研究者在评价各种文字译本 《红楼梦》时，高度评价 王际真译本在推动《红楼梦》在西方英语读者中传播方面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美国作家马克·范·多伦把贾宝玉、林黛玉比作莎士比亚笔下的罗米欧与朱 丽叶。他这样写道： “《红楼梦》在中国以外的读者中，不会感到生疏和奇 特，因为它的人物传达了人类心灵和思想，它的故事内容真实生动，不会由 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改变其价值。”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颗明珠，它在外国的传播与影响是巨大 的。据不完全统计，《红楼梦》各种不同的外文译书有20种左右，至于论述 著作，更是不胜枚举。在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中， 《红楼梦》的外文译本和论 著是首屈一指的。 （三）外国名人谈中国古代文学 今天所谓中西文化交流，只能是相互渗透，共同提高。中国文学的精华， 决不会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衰退，恰恰相反，它随着研究和发掘工作的深入 日益显示其特有的意义和价值。 中华民族的文明源远流长，在文学产生以前，先民已有了原始的文学艺 术意识，这从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中得以反映出来，其中包含着先民对自 身历史的记忆。在文学出现以后，先民的这种原始文学艺术、历史意识逐渐 具有了自觉的形式，这从卜辞、金文、官文书和史官记事中得以反映出来， 如 《尚书》、《诗经》、《四书》、《史记》等，中国文学与史学原始结合 的这个特点，不仅中国古代学人有许多论述，而且为近代以来西方学人所推 重。李约瑟博士在评价中国伟大的文学家司马迁和他的 《史记》时指出：一 般认为，司马迁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一千多年以前史料来写历史。可是当人们 从无可争辩的真迹——安阳甲骨文——中清楚地找到商代30个帝王中的 23 个帝王的名字时……大家可以想象，许多人该是何等的惊异，由此可见，司 马迁一定拥有相当可靠的史料。这一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 ① 识，也说明商代是完全应该承认的。” 他们是从世界各民族的比较和“中国 人”这个整体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因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寓言故事、神怪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一个重要品类，外国学者从文化 视角加以审视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作品的发展并不表示民族的幼稚，而是一 ① 《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上海书出版社1990 年版，第1 卷， 《导论》第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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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民族深邃的表现。他们认为寓言故事和神怪小说是中国人的心理和梦幻的 反映。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因为 “一个民族作为一种存在要想认识它，似乎 不应当仅仅知道它的所作所为，还必须探索它所幻想的内容”。从文化心理 ① 来看，“中国人是一个对神圣的事物极其敏感的民族”， “在欣赏神怪故事 的能力方面，向来被认为如此富有理智，如此质朴、实在和实际的中国，都 ② 可以与任何民族的人相媲美”。 外国学者对蒲松龄及其 《聊斋志异》给予高 度评价，称蒲是中国的夏尔·贝洛， 《聊斋》是“世界上最美的民间寓言”， 其价值在于使人从中了解到 “一个令人大为惊叹的民族的深奥的梦幻”，而 这种梦幻 “也同研究劳动和文化技术、饮食制度、建筑和社会结构一样，都 是对人类自身存在的一种揭示”。蒲松龄的神怪故事为人类提供了 “了解中 国的一把钥匙”，是 “生活中的不足所作的一种想象性的弥补”，“非但没 有把我们带进另一个世界，反而把我们置身于人世间”。③ 白蛇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作为文学价值它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 份遗产。法国汉学家雷威安经过研究后说： ‘白蛇的重要性可与浮士德和唐 璜在欧洲的重要性相提并论。”人们不仅在日本可以找到她的 “姐妹”，而 且在西方也能找到类似的主题。④ 中国古典小说在国外流传，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法国汉学家阿贝 尔·雷弥萨在选译 《玉娇梨》后说：中国的古典小说是“真正的风俗小说”。 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中国文化。他认为，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小说可以反映 不同民族的风俗，而 “真正的风俗小说”具有“真正的价值”。他还说，由 于中国的小说所描写的常见主题是 “人与人的关系，人的弱点、爱好、道德 和习俗”，“小说中的人物又具有一切可能的真实性”和“与现实的贴切性”， 由于小说家“力图描绘的理想模式和接受它的那个民族精神存在着必然的联 系”，因此，它能让人们看到中国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了解“难 于深入了解的东西”，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国人和中国文明，这是旅行家的游 记、传教士的著述无法替代的。他的结论是，如果要深入考察中国文化，中 国小说、特别是描写民风世俗的小说 “是必须参阅的最好的回忆录”。法国 汉学家于连安也认为，对一个真正的东方学者来说， “仅仅研究中国人在社 会关系中的表现是不够的”，还必须 “熟悉他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风俗 小说。① 中国的白话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白话小说的兴盛主要是 适应了17世纪中国长江流域迅速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和都市社会的需要，适应 了不断发展壮大的市民阶层的需要。据此，国外汉学家认为，中国的小说家 在自己的作品中着力描写普通百姓和地方事情，描写他们时代的技术、饮食、 服装、制度、习俗和心理等，他们笔下的人物，或是真实的血肉之躯、或是 表达人的渴望，而非礼教所要求的圣贤典型。他们对当时的社会提供了坦率 而亲切的写照， “使人不经过抽象的讨论，便能明了某一时代各种自觉或不 自觉的观念及成见……他们并指出宗教和道德理想大众化、平淡化后的演 ① 克洛德·罗阿： 《卓越的文学家蒲松龄》，见艾莱纳《聊斋选择·序》。 ② 吴德明： 《聊斋选择·序》，巴黎葛利玛出版社1996 年版。 ③ 克洛德·罗阿： 《卓越的文学家蒲松龄》，见艾莱纳《聊斋选择·序》。 ④ 雷威安： 《< 白蛇>在日本和中国》，载巴黎 《中国小说、故事研究》。 ① 斯坦坭斯拉斯·于连安： 《年山冷燕·序》，1860 年巴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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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或小说家个人对这些理想的态度，他们也显露社会制度在爱昧难断的种 种人类境界中实行时的缺陷。小说因此是连接社会史和人类心灵的交会点”， 受到各种不同文化层次读者欢迎，同时受到各种官府的管制利用。① 法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歌德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关键人物。据说 他在求学时就读过中国 《四书》的拉丁文译本，他在1812至1815年，1827 至1829年这两个时期曾认真研究过中国。他称孔子为“道德哲学家”，认为 中国人举止适度，行事中庸，这方面比欧洲人优越，认为正是中国人在一切 方面节制保持才使中国维持几千年之久。1827年 1月31日在谈到中国小说 时，他说中国小说“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小说所表现的“中 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 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 道德”。在谈到“中国传奇”时，他认为“中国传奇”有一个特点，就是“人 和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像中国小说 “中国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 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中国小说这样的 “故事 里穿插着无数的典故，援用起来，很像格言”， “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 和礼仪。正是这样，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 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国外学者对 《儒林外史》和《水浒传》从文化角度进行了评价，他们指 出，虽然 《儒林外史》和《水浒传》产生的背景和环境存在很大差异，虽然 对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封建王朝的揭露，前者较后者，“可能更带悲观色彩， 一种与儒家世界观不能分隔的悲观主义”，但这两部小说部 “围绕着国家问 题展开描写”， “都表现了脱离社会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有自己的价值观 念和文化追求； “梁山好汉”热衷武术，这种狂热与迷恋，建立了他们的价 值系统，并显然是他们谈话和活动的内容。而 《儒林外史》中文人的兴趣只 限于文学道德的价值和活动，这在他们纵酒作乐时没完没了地重复谈论，跟 《水浒》不分上下……绿林丛和文人圈，即使不完全相同，也颇相似，它们 ① 都显示了合群性，甚至好客性，很显然这首先是中国人的作风。” 外国学者 指出：他们对朝廷的关系都面临着进退维谷的选择：梁山英雄并非都同意在 适当的时候，结束流寇生活，却效忠宋王朝；《儒林外史》的文人也是这样， 面临着究竟是独善其身，还是参政入世的矛盾选择。 《红楼梦》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顶峰，所以《红楼梦》在国外的研究与评 价是首屈一指的。从文化角度看，国外学者普遍认为 《红楼梦》是人的小说， ② “它所正视的不是自然和人类的状况，而是人类的自身文化”。 小说中所表 现的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三者之间的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实际上是“人 类自身文化”相分裂的产物，宝黛之间的心灵默契，是以其文化观的一致为 前提的，而他们的文化观又 “与周围的环境相对立”。他们“并不拒绝一切 文化”，他们阅读了他们那个时代所能读到的小说和诗歌，从中受到民主、 进步的文化滋养。他们之间的爱是建立在反礼教文化基础上的，这就注定了 他们的相爱方式和内容连同爱的本身，为时代和社会所不容，而以悲剧为结 局。这是十分精到的看法。同时，有些学者还认为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① 《英美学人论中国古典文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① 皮埃乐——艾蒂安·维尔： 《从<水浒传>到<儒林外史> ，载巴黎<批评>杂志第411412 期。 ② 贝纳尔·拉朗德： 《关于一部迟译的伟大的中国小说》，载巴黎《批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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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素养的作家，他 “虽没有读过陀斯斯也夫斯基和弗洛伊 德的著作，却异常娴熟潜意识和 “释梦”之说。他从未发表政治演说，但全 书都充满着中国18世纪的思想色采”。他的书象百科全书那样丰富，象 《人 间喜剧》那样有趣，是一部宏大丰富的文化画卷，犹如“置身18世纪中国人 的生活之中”。可以了解那一时代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 “社会组织与文 艺爱好，娱乐活动；信仰、神学与迷信、美食与医药，家庭生产与政治生活； 行政与商业；家庭关系与性生活”。① 关于鲁迅作品的西方译本，可以说最早出现在法国。早在1926年，侨居 法国的 “创造社”成员敬隐渔译了《阿Q正传》，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将其 推荐给 《欧洲》杂志发表，成为西方最早出版的鲁迅作品。在法国，鲁迅作 品的大量出版这要归功于被誉为 “法国的鲁迅专家”的米歇尔·鲁阿教授以 及她的鲁迅小组。米歇尔·鲁阿是德国的一名女汉学家，她于1971年访华回 国后，在继续介绍中国现代作家的同时，逐渐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鲁迅作品 上。1973年，她与别人合作，出版了法国第一部杂文集 《这样的战士》，她 本人编译的 《匕首和投枪》于1977年问世。据悉，他们将在10年内把 《鲁 迅全集》全部翻译出版。 在日本的现代中国文学界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两位文学家的个人 全集相继出版。一位是鲁迅。 《鲁迅全集》20卷已由学习研究社出版。另一 位是老舍。《老舍小说全集》前10卷，1981年至1983年由学习研究社出版， 继这两位作家之后的是郭沫若、茅盾和巴金。郭沫若的 《历史小品》、《屈 原》和 《创造十年》、《创造五年续编》等都由岩波文库出版，茅盾的《子 夜》、 《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等也被岩波文库相继出版或再版。巴 金的 《随想录》、 《探索集》、《真话集》和《病中集》等由筑摩书房出版。 ① 克洛德·鲁阿： 《来自东方的巨著》，载巴黎《新观察家》1981 年11 月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