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饭TXT > 军事历史 > 《我从战场归来》作者:唐师曾【完结】 > 我从战场归来_唐师曾.txt

文章简介

作者:唐师曾 当前章节:15635 字 更新时间:2026-6-20 10:44



《我从战场归来》

作者:唐师曾【完结】

再版前言

作为战时唯一反复往返交战国双方的记者,在海湾战争远去多年之后还津津乐道自己年轻时亲历的世纪之战,不觉汗颜。之所以厚着老脸重拾自己牙慧,怀着极大痛苦回忆逝去的青春,主要是受了一拨又一拔年轻朋友的怂恿,他们在读了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我钻进了金字塔》后,更想知道我在中东的前一半生活。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的确遇到了百年罕见的天赐——本世纪仅次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湾战争。从部队正规化、装备、训练、实战经验看,伊拉克军队的钢铁含量远远高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时的中朝、越南部队。伊拉克飞机、坦克在数量质量上的相当优势,使其可动用空军和上千辆坦克进行以师为单位的坦克战。

我总觉得把四年前的一本小书原样再版太有负于喜欢我的读者。除更正原书的错误外,我补充了一些鲜为人知又被我忽略了的细节,共约三万多字,同时增加了50幅照片——她不仅变厚,也更为丰富,从而成为《我钻进了金字塔》的姐妹篇。

再次感谢每一位朋友。

唐师曾

1998年6月

五十年代,每当学习会上听到有人振振有词地批判个人奋斗时,我心里就嘀咕:难道这社会只容得下“叫干啥就干啥”的听话干部吗?七十年代初在咸宁干校有位专攻古典文学的五七战士在床铺底下藏了几本线装书。于是,早晨“天天读”时就有积极分子十分激动地指责起他的“白专道路”。在“斗私批修”时,甚至任何个人兴趣都在贬斥之列。

那时我常想,社会有如一辆大篷车,个人的追求也是轮子的转动。倘若轮子都成方形的了,这社会还如何前进!

命运(或者说组织上的安排)原是要“唐老鸭”——师曾站在黑板旁执教鞭的。偏偏这不尽合乎他的理想。他嫌那天地太窄,变化太少。他的志向在于背上一台摄影机去闯四方。

照过去,这可是上好的批判对象。喝,分配你教书,你不安心工作,竟敢胡思乱想,岂不又是一位正好揪出来示众以做效尤的反面教员。

可是当他闯进新华社摄影部的大门时,徐佑珠主任不但没硬赶他走,更没通知原单位叫他上大批判栏,反而对他表示热情欢迎,为他创造最好的条件,重用他,放手让他去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事实证明,他个人的理想与集体事业非但不矛盾,而且是大篷车与轮子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

理想只是个目标。实现理想则还有赖于毫无保留地拿出个人的才智、天赋和血汗。这也正是有所追求与好高骛远的不同之处。

“唐老鸭”进入新岗位之后,可以说是豁出命来干的。山西地震,淮河水灾,尤其是比高技术的海湾战争,他都背了相机,站在第一线上。他不但摄影技术好,笔头快,能吃苦,有胆识,而且善于同人(包括洋人)打交道。谁不喜欢这个高大结实、亲切、爽快的小伙子!

如今,他要我为他这个集子写个序。

我向来最怕为人写序了,总是千方百计地推辞。然而这位非凡的年轻同行一定要我为他写个序,实在不容推托。

世界在前进,祖国在前进。他还有几十年可闯荡,我这名新闻阵线上的老兵祝他路子越闯越宽,同时,越写越有深度。希望继“唐老鸭”之后,还将出现“张老鸭”,“李老鸭”。让中国的新闻事业真正走向世界。

萧乾

自序

我是摄影记者,按传统不该写文章。海湾战争中,由于战时法规对摄影采访的诸多限制,逼得一人独居虎穴的我不得不另辟蹊径,在拍照、冲洗、放大、传真之余操起钢笔,想不到因此受到新华社总编室通报表扬、万千读者的欢迎而势成骑虎。其实我写得很臭,只不过代表12亿中国人在恰当的时间到了一个恰当的地点,偶作蛩鸣而惊天下。如果没有新华社摄影部不停地踢我的屁股,我绝不可能趴在吉普丰的引擎上,蹲在长途采访的旅途中以膝代案,一篇一篇地炮制战地飞鸿。

由于斯巴达式的身体健康、生活简单和心情上的海阔天空,海湾战争爆发前,我被选作新华社越境作战的“伞兵”单枪匹马派往巴格达,从此成为战时涉足国家最多的中国人。只可惜我资质愚钝,不得不倾全力于战事而无暇他顾。我到过伊拉克没游览空中花园,到过以色列没拜谒伯利恒,到过约旦没游死海,到过埃及却不知金字塔为何物……聊以自慰的是,作为最后一批撒离伊拉克的中国人,我坚持用“新华社巴格达”电头发稿到最后一刻,使我的国家及时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

在与伊拉克共和国卫队行完吻腮礼之后,我又戴起纸叠的犹太帽与以色列国防军并肩缩在“爱国者”阵地后等“飞毛腿”,从而幸运地成为往来交战双方并与这时宿敌同食共饮的唯一者,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使用以色列特拉维夫电头发稿的中国人。

回到北京,我国唯一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战地采访的新闻界老前辈萧乾先生鼓励我将战时激情扩写成一本小书。可我生来有个坐不住的尖屁股,没干三天就泄了气。关键是我已失去了战时的激情。我深知,一个人只有面对死亡时,才能表现出超凡脱俗的品质和能力。呆坐灯前,昔日的记忆无比奇妙:血汗、梦想、死亡、荣誉……夜静更深,我日复一日徒劳地等候再赴前线的军令。

多亏一帮朋友软硬兼施地逼我,几经增删,这算做完了这份比打仗还折磨人的功课,从而使我这个世纪之战的见证人得以将个人的所见、所闻、所触、所感看似慷慨地拿出来与更多的人分享。我不要求本书成为一部既有注释、又有索引的鸿篇巨著,我只想把我那点儿不掺假的玩艺,老老实实地奉献给大家,以对得起我所经历过的历史,并以此感谢帮助过我的同学、同事和朋友。

1.从雪山到火海

只有先会飞,才能拥有一副翱翔的翅膀。

——以色列伞兵

1990年的整个春季夏季,我都在海拔5000米~6000米的世界屋脊探险。与北大师兄、《民族画报》的摄影记者米老鼠凌风同住双人尼龙帐篷,吃军用罐头,喝冰山融水。当时我健壮得像头大牲口,心比珠穆朗玛峰还高。

我之所以到青藏高原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完全是听了北大一位女学生的煽动,她是我初恋的女孩,我一直对她言听计从,因为她学的是科学,我又迷信北大的民主、科学传统。我的朋友、美籍华人作家赵浩生教授教导我,人的一生有两件事可以很壮烈,一是谈恋爱,一是干革命,最壮烈的是两者同时进行。我猜我当时五迷三道就是这样。果然,我的老板、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对我当时的乌托邦思想大为不满,而我又是个有恋母情结的乖孩子。既然老板认为我的居京生活到1989年底已至尽头,我便义无反顾地在1990年初离京去了西藏。社摄影部招聘考试,被当做“大街上捡回来的”孩子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我崇拜富于冒险精神的悲剧式英雄,恺撒、隆美尔、巴顿和踩上地雷还要再按一下快门的卡帕。我生性执著地追求亲身体会,为了获得某种体验而不惜冒险,以此显示自己的勇气。

18岁时,我读到以色列伞兵202旅的一句格言,这句话印在绿身红翅的飞蛇军徽上:“只有先会飞,才能拥有翱翔的翅膀。”(beforeyoucanearnyourwings,youmustlearnhowtof1y!)人生就是如此,直到我30岁海湾归来,受聘装甲兵学院上校研究员时,才有资格成为一名货真价实的装甲兵。

几天前,派我来世界屋脊玩命的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林川,托补充给养的油罐车给我带来一箱胶卷,想不到中间还夹带着个松下rf—10短波收音机。8月3日,我和《民族画报》摄影记者凌风正缩在帐篷里听新闻,“美国之音”干瘪的声音播送了一条令我灵魂出壳的消息:1990年8月2日中东时间凌晨1时,伊拉克共和国卫队3个师越过边境,仅有2.03万人的科威特军队稍作抵抗即全军崩溃,仅有5000名散兵撤至沙特,全军覆没。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我屏气凝神生怕漏掉半个字,直到转播时事经纬,我才一个猫跳钻出帐篷,在雪地上连打三个滚,面对雪山长跪不起……

新华社社长穆老头把“摄影”比做新华社的一个翅膀,我做梦都想当翅膀上的硬羽毛。缩在鸭绒睡袋中,我打着手电起草去海湾的申请。

尊敬的部领导社领导:

新华社正在步入世界性通讯社的行列,中东是最好的突破口。中东位于三洲文汇五海包围之地,集地理、历史、宗教、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矛盾于一身。古老的大河文明、金字塔、巴比伦与石油命脉纠缠一处。帝国主义殖民经济不得人心,白面孔的美联、路透在阿拉伯世界不如中国受欢迎。

我八三年毕业于北大国际政治系,曾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大战史近四年并获讲师职称;八八年毕业于新华社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九零年毕业子警察学院驾驶学校。身体健康曾达北大锻炼标准。盛夏走过长城,严冬爬过雪山抓熊猫,世界屋脊探过险,在摄影部新闻中心从事突发事件报道三年半,有丰富的“闪击”经验。无妻儿恋人拖累,最适合飞往中东采访战争。我决心为新华社争先,报答人民哺育之恩。

就是这篇用军用“小八一”电台发出的明码电报,日后竟被嗜血的人传为血书。其实我这个人最怕见血,更何况在海拔六千多米的青藏高原腹地、6860米的布喀达坂峰脚下,连氧气淡水都不够,哪挤得出多余的鲜血。

我又连夜起草了两封电报。一封请新华社军分社王建民帮我准备防弹背心;另一封让技术局传真员袁满到北大国际政治系预借有关海湾危机的书籍。

熬过一个不眠的寒夜,我仿佛已飞过寒光闪烁的布喀达坂雪山,来到炽热的中东沙漠。

西方国家在历史上以欧洲为中心,把由近而远的东方各地称为“近东”、“中东”和“远东”,这一政治地理概念一直沿用至今。中东范围没有明确的界限,一般指以西亚为主,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广大地区,包括伊朗、阿富汗、埃及、巴勒斯坦、以色列、叙利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也门、沙特、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土耳其、塞浦路斯。

这一片辽阔富饶的土地约74o万平方公里,是东西方交通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石油资源,其出口量约占世界石油出口总量的2/3,故有:“石油海洋”之称。

美国总统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直言不讳地宣称,“仅仅从地理学上讲,整个世界战略没有比中东更重要的地区”。而海湾又是中东的核心。

海湾位于西亚南部,是印度洋伸入阿拉伯半岛与伊朗高原之间的陆间海。伊朗称之为波斯湾,阿拉伯国家称它为阿拉伯湾,统称海湾。海湾地区有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卡塔尔八个国家,通称海湾国家,总面积480万平方公里,人口9159.6万。

海湾地区处中东中部,北扼高加索山、黑海,南濒阿拉伯海,东临南亚次大陆,西接红海,是连接亚非欧三洲要道。此外,拥有世界上最丰富、最优质的石油,埋藏浅、产量高、油质好、储量大。已探明储量6517亿桶,占全球储量65%。中东五大产油国沙特、科威特、伊拉克、伊朗、阿联酋均在海湾。

中东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石油资源使其一直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局部战争和规模较大的武装冲突将近50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从1948年5月到1982年6月的五次中东战争(即巴勒斯坦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六五”战争、十月战争、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争)以及历时八年的两伊战争。阿以争端是中东动荡的重要根源,其中的关键是巴勒斯坦问题。另外,塞浦路斯问题、黎巴嫩内战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风云多变、冲突迭起的中东,一直是举世瞩目的动乱地区,也是国际新闻界追踪的热点。尽管当时国内大多数人不认为海湾要打一场大战,可根据我的知识和直觉,一场大战非打不可。我祈祷茫茫宇宙,促成我的海湾之行。

2.上下同欲

上下同欲者胜。

—《孙武•谋攻》

从冰冷的世界屋脊撤到热火朝天的亚运会,我冷一阵热一阵地处在焦虑的等待中。“去海湾玩命非我莫属。”我心里一遍遍地嘀咕,“至少我的光棍身份具有压倒性优势。”

鉴于多年打打杀杀,我和北京市公安局交情深远,新华社让我负责“突发事件”,意思是一旦炸个什么东西,我应立即出现在现场。可见当时我无孔不入的天才已为官方所认可,可整个亚运会并没有出现“敌对势力”期望的响动。唯一凸现我天才的是偷拍毛主席的外孙王效芝。

我强耐野性坐在亚运会主新闻中心新华社摄影部大工作间,向美联、路透、法新、共同社的同行兜售新华社照片。自从拍完亚运会开幕式,我就宣告失业,因为我分管“团结、友谊、进步”和突发事件。可挂在脖子上的四个胸卡却无助于我在亚运村内的任何活动。两天前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萨马兰奇,趁张百发向陈希同、伍绍祖介绍我1989年6月3日在六部口的胆大包天之机,我就参了一本,昨天中午又给他发了四页文传申诉我在亚运村内寸步难行。今天上午亚运会新闻发言人吴重远通知我张百发己给予我这样的“驻村记者”特权,可刚才的经验告诉我:就连丁维峻指着鼻子说列为第一照顾的“新华社唐老鸭”也休想跨越警戒线一步。我的“特权”与所采访亚运会的中外记者别无二致。

“鸭子,买卖来了!”这天,万伯摇晃着一页文传,坏笑着朝我咧嘴,示意让我过去。万伯是摄影部亚运报道组的“总协调人”,我以为他又在逗我,我将信将疑地接过文传一看,竟是巴黎分社急需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当服务员的照片。“没戏”,我脱口而出,可万伯却恶狠狠地命令道:“你给我想招儿。”黑亮的眼睛狡猾万分。

我翻遍所有能查到的线索,终于弄清毛主席女儿李讷有个18岁的儿子叫王效芝,是北京外事职业高中二年级学生,现在亚运村内当服务员。可面对处处禁地庞大复杂的亚运村,我简直无从下手。我规规矩矩地先到村长办公室提出申请,工作人员开门见山:“王效芝不许采访。”任我拿出苏秦张仪的本事解释王效芝最能体现“团结、友谊、进步”,就是毫无效果。足足在村里游荡了一整天,我才打听到“王效芝好像在10号楼”。可亚运村内全是按abcd排列的,根本就没有10号楼。

嗅着运动员餐厅的菜香,当了一天马路天使的我拖着疲惫的双腿往回走。猛听到有人在身后齐声大喊“唐老鸭”,循声望去,竟是乒乓球队的马文革和乔红。西德40届世乒赛时我和他们混了三个多月,情谊颇深。这帮家伙连拖带拽地要我去中国队驻地j楼,可我佩着的四枚胸卡无一能让我进入村内任何建筑物。望着我面前的武警,我猛然悟到,作为英文第十个字母的j楼莫非就是10号楼。

次日,我和文字记者梁金雄趁采访王震送给中国队礼品之机再次来到j楼门口,陪同我们的亚运村礼宾官员王大波是我北大国政系的校友,尽管他已安排好中国队的官员在楼口迎接,可硬是不许我们进楼。我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掏出无线电话找村长,警卫见状说他再请示一下。又过了五分钟,我们终于进了j楼,可楼内根本没有王效芝。结果令人失望,我摸出我的“广告”(印有我随身电话号码及中国青年报、香港明报、西德鲁尔报等采访我的复印件)分发给保安人员,这才悻悻离去。

刚回到办公室,电话就响了,听筒中一个恶狠狠的声音点名找我:“刚才你在亚运村散发非法印刷品,马上给我到j楼指挥部来。”我觉得声音挺熟就问:“你是谁呀?”“我是你大哥!”我一听就乐了,这位“大哥”是我北大四年同寝室的好友,毕业后当了警察,可做梦也想不到他居然在亚运村安保指挥部。从大哥那里得知,王效芝在k楼。

天刚亮,我就跑到k楼门口拍楼长为日本体操队送行,之后又拍了在此服务的职业高中学生。次日,我拿着登了我照片的亚运快报找到k楼楼长,希望再拍些更生动的画面,但楼长表示必须有警方发的进楼证。

当天中午,我设法弄到村办同意我到i、j、k楼采访“团结友谊进步”的介绍信,拿着它找到安保指挥部申请进楼。事也凑巧,我还未能坐稳,指挥部就进来了几位高级警官,为首的一见我就大喊:“唐老鸭怎么又钻到这儿来了。你们可得注意,这家伙能干好事,也爱捅娄子。”来人正是警察学院院长刘尚煜。此时,我北大四年同屋的那位大哥也趁机历数我的“劣迹”,众人跟着起哄,弄得皆大欢喜。这么一折腾险些冲了我的大事,我连忙大喊:“刘主任(刘原是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今天我可是奉了上边命令来拍团结友谊的,手续齐备,不是炸长城(两年前,一对婚外恋者在八达岭用炸药自杀,我发的独家照片令公安局耿耿于怀),您要不放心,让我大哥看着我。”说着拉起大哥就走,大哥看我背包挺沉:“慢着,我找俩弟兄给你背机器。”就这样,我得意洋洋地进了k楼。

我们乘电梯直上k楼顶层,这里设有安保人员的工作室。没想到在这儿又碰上西城刑警队的熟人,一再让我“稍崩”(呆一会儿),足足聊半个多钟头才开始干活。我先从13层干起,煞有介事地见人就拍,其实这只相机根本没胶卷。我发现,这里每层有四个服务生,等拍到第10层时,跟着我的兄弟早已失去兴趣。此时,我才进入临战状态,大哥刚刚暗示我,王效芝就在第九层,可到现在我还不知王效芝长得什么样。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九楼,四个正在打扫卫生的服务生一见我就匆匆向楼的另一头走去。我故意慢腾腾地往前走,可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楼那头了。待等我追到另一端时,四个服务生只剩下了一个。这小伙子紧靠着一扇门,警惕地看着我。“这活儿真没法干,”我先朝他开了口:“我是新华社的,上边让我反映‘团结友谊进步’,我哪找去。多亏这几位警察哥们儿帮我扛机器,要不早累坍了。”小伙子朝我礼貌地一笑:“是挺沉的。”我从摄影背心中掏出一张《亚运快报》,指着上面的一张照片说:“昨天多亏碰上你们孟璟,小哥们儿挺帮忙,好歹交了差。可今天还没米下锅呢。”小伙子接过我手中的报纸:“还真是孟璟。”我们就这样聊在一起。看到他羡慕地盯着我脖子上的尼康f3,我索性摘下来让他按几下。快门声引逗得他身后的门开了一条缝,三个服务生鱼贯而出,像所有好奇心重的男孩子一样围上我的相机。其中一位一米八的小伙子对相机所知颇多,自称家里有架潘太克斯,其纯真聪明的样子令每个人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我已经注意到他的胸前没有身份卡,而其他三位的胸卡都规规矩矩地别在上衣口袋上。我们从相机聊到海湾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我发现这位无胸卡者有着丰富的课外知识,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最后我问他们,能否像孟璟那样配合我一下,小伙子们异口同声:“没问题!”

我跟在他们身后,打扫房间、叠被子、送冰块……我手中的尼康f3嘎嘎咆哮,激动得我双手颤抖。可能是我在九层逗留时间太长,一位老师模样的人叫走了没戴胸卡的小伙子,其诡秘的神情吓得我心惊肉跳。我故作镇定地感谢服务生们的合作,表示要给他们送报纸和照片,为此我一一记下他们胸卡上的名字:“苏燕君、买小雷、李梁。”接着漫不经心地问:“刚才走的那哥们儿叫什么来着?”此时,我的心已跳到嗓子眼,屏气凝神像等候宣判的死囚。“王效芝。”他们中的一个爽快地回答我,一下子把我送上飘浮的云端里。

我慢吞吞地走下八楼,一头扎进电梯里,先向上到了12层,又匆匆地钻进楼另一头的电梯。在电梯中,我打开md—4马达的快速倒片开关,迅速拆出刚照的胶卷,塞进南极裤的夹层里。之后,又将一个新胶卷装进相机“啪排排”过了三张。走出k楼让冷风一吹,我才发现自己的衬衣早已湿透,可两条腿却格外地轻快。我平端着相机在k楼楼下又拍了一阵友好场面,这才悄然离去。路上,我用无线电话叫通了总部,接电话的又是万伯:“万伯,我得手了,可你得拿出点慰劳品。”“行!小子。”万伯格登一下挂了电话,可以想象他的得意样。我敢打赌,我们又镇了美联、路透一次。事后我才知道,这张“王效芝”是亚运期间卖价最高的照片。

不知不觉中北京市公安局拨给我的防弹背心已经到了。我一边在闲暇之余心猿意马地跟北大东语系的一帮丫头学阿拉伯语,一边加紧和北大国政系帮我推荐的几位阿拉伯留学生发展友好关系,事实上,他们友好得简直让人受不了。

终于,社长穆青一声令下,“逐项落实”,把我送进五彩云端里,摄影部同事柯林渭找来五星红旗缝在我的摄影背心上,用阿文大写“人民中国•新华社”;国际部一位叫李英的小姐儿,从301医院她老公那儿弄来了急救包,预备我“不测”时用。我坚持不懈一天两次地跑伊拉克大使馆。

在伊拉克驻北京大使馆大门口,伊拉克外交官草木皆兵,隔着铁门质问我为什么要申请三个月的签证。我说估计我的采访用不了三个月。没料他竟把眼一瞪:“申请两年可以,至少一年!”吓得我连称“一年、一年”。这位外交官随后猫瞧耗子般紧盯了我半天,才从牙缝里迸出:“搞情报是不行的。””我上下打量了自己好半天,怎么看也不像个“搞情报的”。

新华社一位曾在巴格达遇险的记者拍着我肩膀,神态黯然:“鸭子,已格达可不是按规矩打牌的地方。”仿佛为我下地狱送行。因采访柬埔寨和贩毒金三角而闻名的老记者杨木整整教诲了我三个半小时——如何对付现代战争。国际部主任杨起教了我五大绝招。我把他们的话全记在本上。外事局长阐述外事纪律的根本是“维护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建设世界性的新华社”,我心里盘算着这句言简意赅的最高纪律在实战中的权威性和灵活程度。

我找到新华社人事局长,硬逼着这位束埔寨战火中的老记者告诉我:“一旦采访与纪律冲突,何为第一?”直逼得他翻了半天大眼珠:“你自己知道何为第一。”我得到了我最想得到的一句话。

我脑海中浮现的全是1982年马岛战争伍德沃德向战时内阁要求“委托指挥法”的形象。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复阐述,“战争是武装集团间无限制地使用暴力”。麦克阿瑟在西点当校长时发挥成:“战争只有胜利。打得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即使在当时,我也深知,执中国新闻牛耳的新华社的庞大机构和光荣传统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下的战争。1990年8月,我的大多数同事并不认为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而到1998年初海湾局势再度紧张时,许多人却认为一场大战已经降临,以至于在新华社摄影部为晓果赴海湾的壮行宴上,对我“打不起来”的狂言嗤之以鼻。

当时对我一再坚持此次危机仅是危机(crisis),不是战争(war),甚至不是战斗(battle)的推断表示信服的,只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来采访我的小姑娘。战争是门科学,不是摸个脑袋就能算数的起哄架秧子。直到两个月后,同在上海菜馆为晓果干杯送行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政府津贴享有者官天一才不无钦佩地说:“鸭子说过打不起来!”但精力、经费已付之东流,逗得全国的纳税人也跟着花钱买心跳,劳民伤财。幸亏中央英明,没被弄晕了跟着跑。说来令人心寒,1990年我声称海湾将有一场战争(war)时,除新华社社长穆青、郭超人等高层对我的痴人说梦表示支持外,各种官僚体制对我十分不利,我最后得到批准的参战申请,是通过《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转呈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才获批准的。由于我的理论在1990年8月的确可疑,以至最终只同意我单人匹马飞往海湾,当时我只领到300美元的经费。以后若不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给我一万美金,我屁也干不成。和平环境中的人总以爱好和平自诩,可托洛茨基尝言:“也许,你对战争毫无兴趣,但是,战争对你却兴趣甚浓。”列宁称托洛茨基是惟一能在三个月内建立一支红军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新华社的托洛茨基。

几年中,摄影部新闻中心在总编室指挥下,打了数不清的漂亮仗,只是由于该中心未列入新华社干部序列不得不鸡鸣狗盗。副社长郭超人给我装备了无线电话,我是全中国最早使用bp机、大哥大的新闻记者,北京地区的重大突发事件基本上全抓在我的手中。北京市公安局前常务副局长刘镇山在六国饭店火场说:“一见唐老鸭,非有大麻烦不可。”我估计和我共同奋斗的几位老总,会放开手让我往前打,“打到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说到此,容我先介绍一下快速反应理论。那是1987年,摄影部主任号召“一人一文”,我写《对现有器材的评论》得了奖,1988年我又写了一篇《建立我们的闪击部队》,不料再次得奖,并得到社长、副社长们多次召见。郭超人下令我可以在任何必要时候使用奔驰汽车,“司机可以到你家里去接你”。其实,“闪击思想”全部来源于一帮职业军人,我只不过将其移植到新闻采访上。

本世纪初,杜黑的“空中制胜论”和马汉的“海权”理论随飞机等运载工具的发明而诞生。拿破仑的“巨炮理论”、马木留克的“骑兵突进”已成历史。英国剑桥的利德—哈特上尉、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戴高乐、美国西点的巴顿和当时正在哈佛留学的山本五十六,都在研究一种全新的军事学说。这集中体现在戴高乐20年代写的《职业军人》一书中,即少数素质优秀的军人,掌握广博的文化技术知识,拥有丰富实战经验、健康心理和装备,快速反应,可以起到千军万马起不到的作用。

德国装甲兵总监、“闪击战”创始人古德里安将取胜法则归纳为“通讯+机动性+火力”。他组建的装甲军在吞并奥地利、捷克,占领波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进攻苏联诸战役中将突破理论完善地运用于进攻之中。古德里安在他的名著《闪击英雄》一书中,坚决反对把坦克与步兵混编。他认为只有单纯的坦克冲锋才能将“通讯、机动性、火力”充分发挥。坦克的任务是在敌人防线上撕开一道口子,迅速楔人敌人后方。至于处理溃乱之敌、对阵地实行占领则是后续步兵的事。他毕生追求的只有速度,以“冒险的飞毛腿海因茨”著名。

抛开山本五十六等海空军不谈,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快速反应战例不胜枚举。诺曼底马修•李奇微的82空降师、巴斯托尼泰勒的101空中突击师和巴顿集团军艾布拉姆斯装甲搜索营都是快速反应、“闪击”理论的产物。越南战争期间,美军首创以uh—1“休伊”武装直升机为机动手段的“骑兵师”;第二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的沙隆组建了“202”特种部队,这些全是“闪击”理论的绝好实践。

摄影部新闻中心成立三年来已积累了国内的突发事件快速反应经验,大火、撞车、地震、劫机等突发事件我都能第一个赶到现场,1988年9月8日,《中国青年报》以《红色在行动》为题用一大版介绍了我和我的闪击行动。海湾危机发生后,根据北大国际政治系四年、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教研室四年前后八年的国际问题训练,我坚信战争非打不可。在我建议下,摄影部决定推迟已有四年中东采访经验的张郇回国,并向中东增派摄影记者,我有幸成为进入“风眼”巴格达的头号人选。在我“海湾必定有一场大战”的蛊惑下,摄影部认为“海湾战争非打不可,为此应在开罗、巴格达和利雅得三个方向各有一个棋子”。为了将这三个棋子联成一张网,摄影部趁机从技术局接管了图片传真室,我的徒儿传真员袁满成了提纲挈领的人物。

三年来的携手奋战,同志情感是打赢这一仗的基础。我想起《孙武•谋攻》中的一句话:“上下同欲者胜。”

当时还有一件颇令我得意的事,就是秋季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恩到巴格达调停,萨达姆•侯赛因竟很给他面子,答应释放曼苏尔饭店的人质。新华社摄影部又吹起了一阵和平之风,新闻中心图片编辑刘东山与我打赌,说:“唐老鸭,除非你能与希恩合张影,否则我就不信海湾能打起来。”我当即以一顿大餐为赌注慨然允诺。半个月后,我怀揣1987年在人民大会堂为希恩拍的一张照片,通过《新观察》摄影部主任李晓斌进了钓鱼台,与希恩双双合影。当然,战争也终于打了起来,现在刘东山东山再起平步青云,不过欠我的大餐至今也没兑现。

大约我的“闪击”由理论到实践与传统新闻采集方式格格不入,乃至战后中东总分社竟拒绝我去工作,理由冠冕堂皇又烟蒸霞蔚:小庙养不了大神。偏偏摄影部老板坚决不退让,结果僵持了半年我才到中东报到。两年后,组建有二十多人参加的“国际热点快速反应报道组”,我被摒于20人之外。这次勇于替我请命的是摄影部林老板,不久他被调往亚太总分社任副总编。其继任者王景堂又替我说话,王自我进摄影部传真组伊始,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为人木讷公正,北外毕业澳洲留学,不谙官场之道。一年后被调至《人民画报》社任社长。我始终没能参加1987年新华社老社长让我尝试“闪击”的闪击队。而这支庞大的闪击队闪了几次也没击中要害,远不如cctv们在类似行动中的动静大。这是因为世界变化太快,我将自食恶果归于德国闪击战创始人、坦克总监卡•海•冯•古德里安的痛苦人生经验:“过早地开花、到结实的时候就是苦果了。”

“这是新华社年轻的摄影记者唐师曾,海湾战争爆发前,并非军事记者的他主动申请去海湾地区采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拍摄了数百张反映海湾局势的照片。其中《德奎利亚尔访问伊拉克》为国内外多家报刊采用。他还写了《飞往巴格达》、《临近摊牌的巴格达》等通讯,目前,他正活跃在海湾地区,采访战事。”

新华社记者黄文援

——1991年2月3日《人民日报》

3.飞往巴格达

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

——苏沃洛夫

出发的前两天,我终于有空穿着亚运会发的大红运动衣风风火火跑到北大25楼博士生宿舍,向我的女孩描绘我的军事思想。她低眉顺眼听我白唬了半天,才说:“你怎么总在做梦?”的确,我一直如俄国元帅苏沃洛夫所云:“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

12月20日,1990年。北京,国际机场。

没有比此时飞往巴格达更迷人的了。

我真不懂妈妈干吗抱着我大哭。也许战争中女人比男人失去的更多,我们仅失去生命和肢体,女人失去灵魂和心。对于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我深知,除非你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则就别去冒险。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都准备献出我们的生命,但只有少数人中选,对这些少数被选中献出生命的人,也无需给予殊荣,因为他们是幸运儿。为祖国献身的人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我心中的不怕死有两重含义:一是明知有危险而不怕;二是不受金钱、权力等物欲驱使。我的冒险就属于这一种,心自由嘴也自由,行动起来才有活力。临行前,我把我的财产——从《简式武器年鉴》到各种军装,分送四位同事的儿子们。像去可可西里探险时一样,摄影部副主任林川和梁师傅拉着哥儿们一直送到机场,外事局小金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鸭子,一定回来,三个月后我在这儿等你。”

由于国际封锁,目前进入巴格达的惟一通道只有约且,我得先乘中国民航飞到伊斯坦布尔,至于以后的路只有天知道,8点10分起飞,中国民航ca—943航班蔡机长双手紧抓我的双肩:“小伙子,有什么要求直说,趁还在祖国的飞机上。”他见我一人带了这么多行李,特地给民航伊斯坦布尔孔站长写信:“老同学,设法帮助这位记者,他要去巴格达……”乌鲁木齐边防武警免收我的出境费,并送我一张入境费交讫的凭单:“希望你还从我这儿入境,入境费我先替你交了。”

19点20分途经沙迦,降落前可以看见霍尔木兹海峡外点点油轮游弋于印度洋上。

临近烟波浩森、战云浮动的波斯湾,一股慷慨别燕蓟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海水中总是浮现我老妈随风飘舞的花白头发,出发前一天晚上,她一直背对着我拼命地洗我换下的一大堆脏衣服。

连续飞行了17个小时后,我在伊斯坦布尔着陆。雨夜朦胧,分社的一位同志早已等候在机场,民航伊斯坦布尔办事处帮我寄存了放大机、传真机和装有钢盔、防弹背心的两只大箱子。

土耳其,这个地跨欧亚的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可溯源到公元前700年,曾历经东罗马、拜占庭及奥斯曼等盛极一时的帝国,随着军事采邑制的衰落而沦为英、法、德、俄、奥诸国的纷争之地。

这次我匆匆逗留并在那儿转机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就曾为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这座原名君士坦丁堡的古城,其城市布局与我国的长江重镇武汉有点相似,分隔欧亚两大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将其分为三个部分,呈鼎足之势。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通黑海,南达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势相当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根据1923年和1936年的洛桑和蒙特勒支条约,博斯普鲁斯海峡归土耳其管辖,但外国包括黑海沿岸国家如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商船,均可自由出入。一旦此海峡被封锁,黑海顿成“死海”,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这里比北京时间晚六小时,早晨起床对表,乌黑的煤烟袅袅而来,空气中弥漫着穆斯林的祈祷声,想不到这座土耳其的重要港口城市居然还缺水,所有人家全用容器贮存水,浴池中也是水,饮用水得去买。在伊斯坦布尔大桥旁,停泊着一条30万吨级的伊斯坦布尔自来水公司的大船,它是专门用来运水的油船。

几只棕头鸥在小楼上盘旋、降落,小雨犹未绝。大喇叭传来祷告声,庄严神圣。

土耳其是个穆斯林国家,伊斯坦布尔这个土耳其最大的城市里的清真寺更是数不胜数。我有幸走进了著名的古迹——“蓝色清真寺”和与其隔街口对峙的“圣索菲亚教堂”。建于17世纪的蓝色清真寺高43米,全寺共有260个窗门,屋顶呈圆拱形,名实一致,寺内主要色调是蓝色,它是世界上惟一建有六座宣礼塔的清真寺。与它遥遥相对的是被誉为“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伪的索菲亚大教堂。这座代表东罗马帝国建筑艺术高峰的教堂、外观宏伟,内部装饰精致富丽,为伊斯坦布尔最大的教堂。我对伊斯兰清真寺与基督教教堂在一个广场上和睦相对大为赞叹。

托普卡琅宫则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建筑,距今约有500多年历史。据说,宫内有很多房间,可住4000人以上。与北京故宫一样,托普卡珀富也设有“珍宝馆”,陈列历代皇帝收藏的古玩珍器。在那里,我惊喜地发现还有中国明清两朝送给历代苏丹王的瓷器。

次日,我乘约旦航空公司波音—727飞往安曼。安曼机场的警察将我的六包行李全部打开,直弄得防化服上的滑石粉白烟乱冒才甩手而去。

如果人生的乐趣在于这二秒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我的巴格达之行则饱尝这种提心吊胆的乐趣。在安曼小住一日,我登上了飞往巴格达的伊拉克班机。遇到的安检更加严厉。尽管我已把防化服和传真机都扔在了安曼分社,可我托运的行李还有48公斤重,按规定伊航只许托运20公斤。看到我前面的日本nhk记者大把地从西装上衣口袋中挥洒出成叠的绿票子缴超重托运费,我却分文没有。我耐着性子娓娓动听地给工作人员解释为什么我现在没钱,其窘态不亚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他同情地将48公斤改成了30公斤,在收了我一把清凉油之后,又改成20公斤。

自联合国安理会第660、661号决议,(8月3日,安理会通过第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军;8月6日,通过第661号决议,下令对伊实行贸易禁运及国外资产冻结——作者注)生效以来,安曼成了伊拉克与外界交往的惟一通道。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伊航别出心裁地要求旅客亲手将自己的行李搬上飞机货舱,以免有炸弹混入,这害得我又一通忙乎。坐在身旁的加拿大电器工程师埃尔萨第,是回来清理他在科威特的财产的。听说我要在巴格达呆上三个月,他猛地吹了一声口哨,说1月15日以后巴格达就不存在了。在飞机上,我像其他旅客一样得到一张白色的指令:“根据革命指挥委员会第229号命令,在你抵达巴格达五天之内,必须到指定地点做血液检查。”我这才发现,此时逆着外逃的人流进入巴格达,决不是件轻松事。

一下飞机,我和日本nhk记者榎木丸吾及一名法新社记者就被带到候机室一角填写各种表格,并交了一张标准像。我们被告知,所有记者必须住进指定的拉希德饭店,每天费用180美元。日本人“嘿嘿”地连连点头,可我全身上下仅有300美元。因为接惯例新华社外事局仅给我300美元现金。也许这的确能阻止贪污,可对我这样的战争暴徒则无异于送死。窘极无奈,我挺直胸脯走上前:“我是中国人,我没有那么多美元,我的同事在机场外等我。”一位西装男子转身去请示日本记者榎木趁机对我说:“we

are

controlled

(我们被软禁了)。”我忙朝他挤了一下右眼:“help

each

other

(互相帮助)。”

在中国使馆帮助下,我终于获准暂住新华社巴格达分社,一座英国式的三层洋房。巴格达的冬夜寒冷刺骨,可中国驻巴格达使馆的小客厅却温暖如春。大使郑达庸是北大东语系校友,他热情地表示“欢迎小字辈”,对我这个胆大包天又四处捣蛋的小师弟自然格外照顾。武官曹彭龄亦北大毕业,其父曹靖华当过北大俄语系主任。武官本人一身儒风,怎么看也不像武官,更像个文化参赞。在曹武官宿舍的地毯上。他用茶杯、咖啡罐、腰带摆了态势图,向我介绍一触即发的战争。在最近的140天里,伊拉克已在南方修了2200公里的甲级公路。在北纬31度线集中了它的全部装甲单位,如著名的麦地那光明师、大汉漠拉比师;依赖真主师则进驻库特,摆出决战的架势。北部三省库尔德人居住区仅部署了一个轻装甲师。我不禁对这种面对进攻却分散兵力的防御表示意外,怀疑这种依靠三条纵向公路的战术原则。曹武官点头同意,因为仅从图上作业看,伊拉克将一战即败。

目录
设置
设置
阅读主题
字体风格
雅黑 宋体 楷书 卡通
字体大小
适中 偏大 超大
保存设置
恢复默认
手机
手机阅读
扫码获取链接,使用浏览器打开
书架同步,随时随地,手机阅读
首 页 < 上一章 章节列表 下一章 > 尾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