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行人很少。特拉维夫的王府井——阿兰布大街也没有什么人。到处是“请随身携带防毒面具”的提示。在ramategan，一群身背防毒面具的市民正围着一处前一天被“飞毛腿”导弹炸毁的民宅发呆。出租车司机说：“到目前为止，已有14人死亡，192人受伤。”废墟上插了一面六角形的“大卫星旗”，旁边竖立起一块高4米、长10余米的蓝色巨型木牌，上用白油漆书写着该区区长的一句话：ramateganstandsfirmlybehinditsciti-zens（“拉马特冈在公民们的支持下坚强挺立”）。废墟旁，一台推土机正在平整土地，计划重建一座新屋。
豪华的希尔顿饭店的第六层修建了防毒室。住在这里的宾客被告知，一旦有空袭警报，应立即进入六楼防毒室。我的好朋友、日本《新闻周刊》摄影记者村田信一由于忘带防毒面具而不许回希尔顿饭店。
犹太出租车司机haime的车里也放了防毒面具。望着明亮的蓝天，他自言自语道：“但愿今夜平安无事。”
当晚，我和加拿大记者乔正漫步德里希沙龙大街，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鬼哭似的警报声在四周呜咽，犹如魔鬼耶利哥的喇叭。抬头仰望，只有高楼丛中一线青天，家住该街99—6—9号的小伙子嘉迪连拉带拽地把我俩弄上他家的二楼。这是一间大约只有10平方米的空屋，门窗缝上贴满了塑料密封胶条。小伙子最后一个进屋，手忙脚乱地用胶带纸封死身后的大木门。接着他命令我们戴上防毒面具，见我没有，就大声训斥：“如果让警察碰上，非罚你200谢克（合120美元）不可。”小伙子嘉迪是拐角上意大利餐馆的小老板，受过民防训练，是名志愿人员。
其实并非我有意以暴力试探以色列法令的稳固性，因为，如果我戴上防毒面具，就非得摘下眼镜不可，而这样整个世界就“月朦胧，鸟朦胧”了。况且单凭一个防毒面具，对萨达姆的两元化学武器真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心里清楚，防毒面具只不过是稳定民心的镇静剂而已。
与此同时，17层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工作人员正将所有旅客赶入设在六层的防毒室，就像驱赶一群步入传送带待宰的呆猪。然后用黑塑料布和棕色胶条封闭进入六层的所有通道。
可对干记者这行的，警报声就好比兴奋剂。每逢警报一响，各国记者各执采访器械冲出房间，聚集在希尔顿门外仰望星空，屏气凝神静候“飞毛腿”划破夜空。记者们赛着炫耀各自的军用品，“台视”朱增有左腿绑着一只防雨军包，上面用黑漆喷着：“t3—75式防护面具”，原是准备防备“共军”的，不想竟与海峡这边的我挤在一起拍“飞毛腿”。他自称这种面具要比以色列的好。我从巴格达地摊上买来的一条共和国卫队腰带也颇使他们羡慕。美国cbs的约翰•海古德更是全副武装，好似一个陆战队员，头戴蓝色美军防毒面具，绿毛线软帽，紧裹防雨夹克，手戴黑皮手套，肩扛摄像机，腰缠电池块，憋得他接连在原地做蹲下站起，还向我招手：“唐，来一张，让我妈妈看看我有多威风。”
一个名为“israel—lifebehindthemask”（《以色列——生活在面具背后》）的影展2月8日中午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开幕，40幅黑白、彩色照片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海湾战争以来的以色列人民的生活，几乎每张照片上都有防毒面具。
《耶路撒冷邮报》曾刊登过一张漫画：坚守前线的士兵给自己家中头戴防毒面具的老母打电话，询问战况如何。这是一场全新的不分前方与后方的战争，连特拉维夫海滩上缠绵春宵的情侣也片刻不离防毒面具。
据该影展组织者说，他们试图通过图片展示：“以色列如何一夜之间被拖入了一场战争，老人、妇女、儿童全成了士兵，这些士兵全部用防毒面具武装自己。……这是一个不是战场的前线。”
2月8日是伊拉克“六三革命节”，也恰逢犹太教安息日，由于巴格达宣称它拥有比飞毛腿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ss—12地对地导弹（ss：地对地导弹简称。原文为surfacetosurface），使参加影展开幕式的来宾更加胆战心惊，人人屁股后面挂着一包防毒面具，撅着屁股挤在展厅里发呆。
在耶路撒冷犹太教圣殿内和哭墙下，成千上万的犹太教徒身背防毒面具，冒雨祈祷。人们担心夜里会有“飞毛腿”来访，因为巴格达一定会以此纪念自己的“六三革命节”。
16．“飞毛腿”袭来之际
如果你是好样儿的，出了倒霉事就该怪你自己。
——海明威
每当防空警报响起之际，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工作人员都将所有旅客赶到设在第六层的防毒室，用黑塑料胶条将旅客密封在避弹室里。住在这里的一帮各国记者据理力争，终于有幸享受“豁免权”，他们首推cnn（有线电视）、abc（美国广播公司）、nbc（全国广播公司）的一帮摄影师，cbs的约翰•海古德、加拿大的自由摄影师乔、日本《新闻周刊》的村田信一和我，总是呆在一起，脚边堆放着玉体横陈的防毒面具，就像一堆骷髅头。我从未穿新华社给我的防化服，这倒不是我勇敢。早在撤离巴格达之前，首席老朱和我就将全套防化服连同面具送给了房东。路过安曼时，试穿补充的新式防毒面具险些把我憋死。一到以色列，又得到了我的第三套防毒面具，可我从未用过。现有的防毒面具也只能对付警用催泪弹，连一次世界大战糜烂皮肤的芥子气也挡不住。钢盔我却从不离身，从北京出发的前一天，《解放军报》摄影记者乔天富特别关照我，80％的战伤是被弹片击中头部，要想多活就别怕沉。
两天前，我站在阳台上首次拍到了迎击“飞毛腿”的爱国者导弹腾空而起的英姿，由于用的1。”4秒，弹道轨迹极短，在10寸传真片上不足两寸，但这也引起了村田和乔的大力称赞，乔为了表彰我的勇敢，还送了我一个名牌摄影包，村田在一旁羡慕地说这种多姆克专业包在东京卖200美元。
这里的摄影记者55％用尼康，30％用佳能，15％用其他相机，如莱卡。主要型号有尼康f—4s、尼康f—3p、佳能新f—1、佳能t—90和莱卡m—6。他们都随身挂有外接高压电瓶，清一色地被村田说的那种在东京卖200美元的美国多姆克牌摄影包。这种包可装两台加md—4尼康f—3，四个中等体积的（如尼康80—200f4）镜头，两只闪光灯，此外还有两个大口袋可供装其他物品，开关简单，具有防水夹层。在国内我只见《中国青年报》贺延光背过这个牌子的包。
每天早上，当我背着美联图片传真机到一楼新闻中心传照片时，都引来一大堆外国同行围观，这使我很难堪，根本不敢把那些臭照片装上机器，生怕给中国人丢脸。澳大利亚newslimited摄影记者raystrange笑称我用的是上个世纪的机器，他问我为什么不用美联底片传真机apleafax呢？
这里的美联、路透、法新、共同、时事、读卖新闻一色地用美联底片传真机ap—leafax。我在巴格达就曾向共同社摄影记者大河源利男借用过这种机器。其体积只有一台电动打字机大小，在东京卖1．5万美元。可用英文打说明，传一张黑白底片（亦可用彩色底片）只需六分半钟，而我用的图片传真机传一张照片则需10分钟，据东京新闻摄影记者吉冈逸夫讲，尼康公司正在试造一种比美联ap—leafax更小巧的机器，估计打完仗时会投放市场。
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说过：“让一个摄影师拍两种以上胶卷简直不可思议。”英国自由摄影师尼尔•钱德勒说：“只拍彩色负片再好不过。第一，可以专心致志。第二，既可传真，又可给画报提供。第三，快，省事。一小时快冲店四处可见，而d—76显影液在一些地方早已绝迹。可以这么说，凡是有电话机的地方全有快冲店。”
日本摄影记者村田说：“红色中国也应该给你装备这种机器。”不想，这话惹恼了站在一旁的希尔顿饭店保安人员yossy：“什么红色中国，只有一个中国。中国一个，懂吗？”
言归正传，一连几夜，乔、村田和我都站在阳台上迎着地中海的寒风，仰望夜空，静候“飞毛腿”的光临。由于白天跑新闻，晚上眼睛都睁不开，可在强烈的竞争心理驱使下，谁都不肯认输。村田说最好的办法是我和乔支好相机打开b门，他用烟头给我们画一个“爱国者”撞击“飞毛腿”，我们三个一块领普利策奖。乔则气得大骂萨达姆不配合。
等到2月8日午夜，村田和乔终于熬不住丁，回到各自的房间去睡觉。可我坚信今夜“飞毛腿”必定光临，因为今天碰巧是穆斯林主麻日的结束、犹太教安息日的开始。（作者注，希伯来文shabbath，意为第七。犹太教每周一次的圣日。根据《圣经•创世纪》，上帝在六日内创造天地万物，第七日完工休息，故尊第七日为圣日，名安息日。犹太教规定在该日停止工作，礼拜上帝，名曰守安息，基督教承袭这一说法称礼拜日），正好与巴格达的“六三革命”节联在了一起，为此，我还与村田打了赌，可连响两回警报，却一无所有。
大约凌晨2点30分，我第三次被凄厉的警报声吵醒。我将头钻到枕头底下，认为这次还是“狼来了”，电话铃又响起来，听筒中一个男人用英语命令我闭灯、关水，迅速隐蔽。我摸黑爬上阳台，可特拉维夫全城仍是灯光灿烂。我返回房内拉上落地式大窗帘，这样可以避免炸碎的玻璃横飞。我抄起莱卡、戴上钢盔重新返回阳台上，俯瞰沉睡的城市。
城市中的灯光一片一片地熄灭，我感到肾上腺素直往上涌，心脏狂跳不止，我正面临我职业记者生涯中最富于挑战的几分钟。我不知道我能否坚持下去，不知道能拍到什么东西，我只是尽量地深呼吸，极力稳定自己的情绪。正北方一条火龙腾空而起，直冲夜空，待升到一定高度突然消失。几秒钟后，再度出现。继而传来两声沉闷的巨响，楼板跟着一抖，“飞毛腿”真来了！强忍住袭来的恐惧，我哆哩哆哆嗦接下了莱卡相机的Β门。
我从防火梯跑下一楼大厅，已经没有丝毫的恐惧，往日经历过的兴奋与刺激再度回归到我的全身。这里空无一人。门口竟没有出租车。两位背尼康的白人拒绝我的搭车请求，绝尘而去。我只好重新跑回大厅。这时迎面跑出一个法国人，先用法语，后用英语问我看到了什么。我说，开上你的车，我知道在哪儿。
出饭店北行，迎面撞上一队消防车，我们紧随其后，更多的消防车救护车闪着红黄蓝色的警灯汇入我们的队伍。
空中弥漫着焦糊的气味，自来水管爆裂，水流四射，大卫—本古里安街路中央有一个直径七八米的弹坑，几辆汽车已烧作一团乌铁。数名消防队员正用水龙灭火。四周的房子已被炸塌。我身后一辆崭新的oldsmobil牌车被炸坏的水泥预制板砸破了车顶。牵着德国黑背军犬的工兵救护队在废墟中寻找受难者。
附近没有灯，只有消防车顶上的探照灯和乱成一片的手电光，红黄蓝各色警灯闪烁不停。士兵的军车首尾相连形成路障，上百名身背Μ—16步枪的志愿者手拉手配合军警将所有记者赶离现场。救护队员将五名轻伤员抬上救护车，我冲过去，消防水龙喷出的水弄了我一身，一个士兵几次用手挡住我的闪光灯，气得我破口大骂。一位呼呼大喘的大白胖子指手画脚地指挥灭火，满头白发在夜风中飞舞，竟是以色列住房部长阿里尔•沙隆。
路边一对可怜巴巴的老人用防毒面具遮住脸，求我别照了。一条壮汉朝电视记者大吼：“告诉萨达姆！我们要扔原子弹，炸得他屁滚尿流！我们自己打，我们不用美国人！”
这是一周来伊拉克导弹首次攻击拉马特冈，也是弹头第三次落入该城。共有5座住宅被毁，150座受损，26人受伤，无人死亡。被毁的建筑物包括缅甸使馆。这是犹太安息日凌晨首次遭受的攻击。
对于以色列的反应，外界一直颇为注意。上周公布的民意测验表明超过70％的市民主张克制。以色列总理沙米尔今晨亦在收音机里发表讲话，表示以色列对此次袭击仍将克制。可如果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后果可就难料了。他指出，过去五次“飞毛腿”袭击每次都仅发射一枚导弹，说明伊拉克的发射能力已大为减弱。到目前为止，“飞毛腿”导弹已使⒋名以色列人死亡，270人受伤。
一位住房被毁、名叫rondi的男子说，警报响后约一分钟他看到四面墙壁都向内压来，玻璃碎片向四面横飞，他以为自己死定了，但是尽管房子塌了，可自己仅仅是手臂受伤，还算幸运。在现场协助救护韵一名女军人说，这次袭击十分万幸，因为该区不少居民已离家出走，大多是空屋，故只有26人受伤。
我找了辆出租车赶回希尔顿饭店，甩掉鞋赶紧冲胶卷。趁显影之机，写了篇《飞毛腿袭来之际》的短文，送到新闻检查处。再跑回房间，用湿淋淋的底片放传真照片。摄影部值班室听说此时我仅剩一张涂塑传真相纸，命令我留到最需要的时候再用。
我拎着传真机和水淋淋的10寸传真照片跑到新闻检查处，要回审定的《飞毛腿袭来之际》文字稿，传往新华社巴黎分社，等到穿军装的以色列新闻检查官在我的送审照片上盖完审查章，北京新华社摄影部的林川、袁满已要通了我。我装上图片，只听袁满大喊一声：“调幅120转，开发。”湿淋淋的图片甩出的小水珠在桌上画出一条线。我抓起另一台电话向林川口授了图片说明。林川指示：战争已拍得差不多了，要注意巴勒斯坦人居住的被占领土。
发完照片，已是早上5点钟。我收起传真机，将两卷彩色负片交给新闻中心的小姐，请她帮我冲一下。我得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天一亮好去被占领土。爬上楼才发现，刚才放完照片忘了关放大机，湿淋淋的底片已烤得打了卷。
早晨，据官方说，昨夜发射的“爱国者”拦劫“飞毛腿”导弹没有成功。
17．戒严中的加沙
夜幕降临的时候，泊在岸边的渔船上
灯火在空中摇曳，主宰了夜，隔开了海。
——史帝文斯
加沙（gaza）位于以色列南部，靠近埃及边境，濒临地中海，是以色列重要的海上门户。“加沙”一词为迦南语，意为“强有力者”。18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曾由此攻打巴勒斯坦北部的战略要地阿克。加沙城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由迦南人建造而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希腊文化鼎盛时，这里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之一。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里，这里的学校被认为是讲授哲学、修辞学和讲演学最好的学校，甚至希腊学生也来这里留学。加沙土地肥沃，淡水充足，四周果园环抱，产葡萄、香蕉、野无花果、柑桔和橄榄等。加沙城附近长约40公里、宽６公里～８公里，面积约300平方公里的地区，称“加沙地带”。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即“巴勒斯坦战争”后由埃及管辖，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日战争”后被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的居民以巴勒斯坦人为主，还有少量以游牧为生的贝都因人（bedouins，阿拉伯地区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贝都因”阿拉伯语意为“住帐篷的游牧者”）。1978年，萨达特与贝京达成埃以停火，以色列宣布加沙自治，但至今未履行诺言。
２月４日，以色列政府同意允许部分记者进入戒严的加沙地带。我和《东京新闻》的松川贵、吉冈逸夫、印尼tempo杂志的塔安菲特及香港《亚洲新闻》的袁国强合租一车前往加沙。
出特拉维夫南行，沿途可以看见成群的“爱国者”导弹群，挖土机正在构筑新的发射阵地，天空不时有uh—1h休伊武装直升机掠过。公路上偶尔可以碰到运送轻型坦克的轮式运输车。右前方一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正向加沙方向飞去。
在加沙地带入口，已经有二三十位各国记者聚在岗亭旁等候办理进入加沙的手续。这里有一家设在面包车上的快餐店，价格贵得惊人。我买了一块类似三明治的饼和一听可口可乐，竟要了我40个谢克，合2o多美元。等得无聊，台湾《中国时报》的王丽美小姐索性与端m—16步枪的以军合影。一位名叫阿米尔的以色列兵缠着王丽美要通讯地址，“因为这是头一回与姑娘合影”。看到我对步枪很好奇，阿米尔干脆摘下自己的“加里尔”让我过过瘾。这种仿制美国m—16的新式步枪具有极好的防风沙性能，口径与m—16一样，也是5．56毫米，而美式m—16自动步枪是60年代后开始装备美军的一种小口径步枪，它集中了许多步枪在结构方面的优点，口径小、初速高、零件少、重量轻、杀伤力强。目前，小口径步枪已成为步兵武器的发展趋向。以色列军队装备的步枪主要是m—16和以色列自产的加里尔。我国通用的“56”、“63”步枪是苏联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改进型，与华约集团一样，口径为7．62毫米，其中以ak—47、ak—m式最为著名。
在数辆装有四米多长鞭状天线的军用吉普的护卫下，记者车队进入神秘的加沙地带。路边是一望无际的桔子林，三个穿黑袍的巴勒斯坦妇女坐在一辆驴车上，车上装满了成筐的桔子。路中央，两个贝都因儿童赶着一群脏兮兮看不出毛色的瘦羊。几乎看不到行人，四处全是开着近光灯疾驶的军车，汽车风挡上装了铁丝编的防护网。左前方有一座清真寺，孤零零隐没在桔林里，旁边是一群骆驼，还有一人多高的仙人掌。
我们的车队始终以100公里的时速飞驰，听任两侧景色转瞬即逝。《东京新闻》的松川贵请求司机开慢点，好饱览秀色。司机说不行，我们必须紧随车队，否则会有危险。再向前，成群的骆驼越来越多，司机说这都是贝都因人的，每峰骆驼可以卖1．6万美元。我当时的感觉犹如鬼子进村，而我又是鬼子中的一员。
下午1点，我们抵达nosserat小镇，这里的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只有头戴包了迷彩布的盂形钢盔、平端m—16步枪的以军士兵。保护我们的几辆吉普封锁了路口，士兵跳下车，平端加里尔步枪，叉开双腿，随时准备格斗。这里的墙壁上涂满了五颜六色的反以标语，临街二层小楼楼顶的一个小窗户里，闪烁着几十双愤怒得冒火的眼睛，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全被关在家中。同行的香港记者告诉我，自海湾危机以来，加沙实行戒严，巴勒斯坦人由于不能离家外出做工，食品来源基本断绝，每天三五小时的外出时间无法谋生。
为了更好地工作，我离开记者车，找到我刚认识的那位叫阿米尔的士兵，请求使用他的军用吉普。阿米尔很高兴，爽快地让我挤进吉普随他们巡逻。吉普车内装有一部破旧得看不出牌号的军用电台，叽里哇啦乱叫。阿米尔的紫色贝蕾帽塞在左肩章下，右手紧握横在膝盖上的加里尔步枪，左手握着麦克风守护着车队。在我脚旁扔着一支加了榴弹发射器的步枪和几听百事可乐。吉普车风挡和车顶架着铁丝护网，以防“恐怖分子”的石头。可以想象得出，当恐怖分子的石块雨点般飞来的时候，阿米尔犹如是坐在一面擂得山响的鼓里。我和阿米尔聊起创建以色列202突击队的前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隆，他问我是否仇恨沙隆，我说我讨厌他的残暴，但喜欢他的性格：诚实、勇敢、狂热地爱着自己的国家，还有他走险棋的军事天才。以色列政府规定，18岁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必须服兵役，男子4年，女子3年。否则无法找到律师、医生、工程师等好职业。阿米尔对自己的军旅生活很满意，他让我多拍些照片，送给他在耶路撒冷的妈妈。
在埃尔伯利格，我亲眼看见一个黑衣人倒剪双臂被以军拳打脚踢地押进一间小屋。这里的气氛更紧张。街头站满了端m—16步枪、持大木棒、身背无线通讯装置的以军士兵。这些士兵除了头顶钢盔外，还穿了“凯福拉式”防弹背心，背靠背站立，在记者身旁环绕一周，虎视眈眈地警戒着四周。我们脚下遍地是杂乱的石块和弹壳，可以想象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恶战。街上看不到行人踪影。
正当大家四处张望之际，突然背后飞来几块石头，我们纷纷四散隐蔽。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正砸在《东京新闻》记者松川贵右背上，疼得他“嗷”的一声怪叫。四名以军兵士扑向飞出石块的树丛，我和加拿大记者乔紧随其后。翻过一堵矮墙，眼前是一大片静悄悄的桔子林。一位以军士兵用枪点着我大吼，命令我退回到小镇中的保护圈里去，见我就是不动，摘下自己的钢盔扔给我。以军不敢贸然进入桔林，我和乔在士兵保护下，退回到埃尔伯利格小镇中心。以军的吉普车围着我们组成一堵车墙，车头向外，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突然，离我不远的一扇小门猛地打开，一名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阿拉伯人高举着一只活老鼠，冲上街头，边跑边用英语大喊：“我们的生活不如老鼠，老鼠还能上街。”记者见状蜂拥而上，但被以军驱回。我爬上一辆被炸毁的吉普车顶，用80～200镜头连按两张，3名以色列士兵按住这个暴怒的巴勒斯坦人，将其推回到院门里，可他仍在屋里跺脚大喊：“我们不如老鼠。”我紧张地倒回胶卷，藏在汽车的座位底下，生怕被以军没收。但以军并没有找我们的麻烦，只是命令我们立即回到车上。我像个在刑场上突然被刽子手私放了的死囚，一边奔向自由，一边提心吊胆等着背后致命的一枪，可枪就是没响，因为采访已经结束。
18．西岸——没有摄影的摄影采访
巴勒斯坦……这是一个没有希望、没有欢乐、令人心碎的地方。
_——马克•吐温
应以色列政府安排与众多的外国记者参观罢约旦河西岸的小镇杰里科（jericho）后，我深信西岸的宵禁已经解除。可同行的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却怎么也不同意。这家伙已经在中东跑了许多年，一年前曾与日本名记者浅井久仁臣一起在西岸遇险。那次浅井被以色列士兵抓住，以擅入军事区名义被捕。可浅井面不改色，掏出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指着上面的日文说：“我是日本援助第三世界协会的，我来这里是考察地形，准备建一所医院。”以军被呆头呆脑的浅井弄得晕头转向，结果浅井获释。
村田说我身上的新华社记者证和以色列政府颁发的记者证全不管用，在西岸得有真正阿拉伯记者证。从耶路撒冷老城大马士革门以东到整个约旦河西岸，大胡子的村田无人不知，甚至没人知道他是日本人“shinichi”（村田）而称他为“mohanmed”（穆罕默德）。村田自称如此玩命地拍照不是勇敢而是为钱，因为他爱上了巴勒斯坦女人，“巴勒斯但女人一是眼睛大，二是腿长”。可聘礼需要挺大一笔黄金首饰，再有两个月他就能赚够买黄金的美元。可直到1993年我第四次去以色列，看见村田还赖在大马士革门前，拥抱、喝酒之后，我问他“美目长腿”怎么样了，他苦叹道“一言难尽”就没了下文。
在耶路撒冷老城大马士革门东北角一座僻静的小楼，我领到了一张印有阿拉伯文和英文的记者证。我的标准像被压上紫色的飞鹰图案，上写：“外国记者，请予帮助。”
2月18日清晨，村田把我带到耶路撒冷“美国殖民饭店”附近的一座小楼。一位三十几岁的巴勒斯坦妇女接待了我们。她命令我将相机装进包里，然后带我们钻进一辆烧柴油的加长奔驰—240d轿车，驶出耶路撤冷，向东北方向开去。
1967年“六日战争”中，以总参谋长拉宾指挥的以色列空军一天摧毁了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等所有敌对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号称以色列长臂的以空军控制了中东的制空权。其后，以陆军向西打过苏伊士运河占领整个西奈半岛，向北占领戈兰高地及黎巴嫩南部部分领土，向东占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人称西岸为judea。由于位于约旦河西岸而被称为“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简称西岸，这里也包括泛指的约旦河谷地。西岸被占领土有5878平方公里，主要城市有拉姆拉、纳布卢斯、伯利恒和希伯伦。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告诉我：“今天我们去拉姆拉。”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拉姆拉，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将我和村田交给一个身穿橄榄绿防寒服的男青年。据说男青年叫阿里，长着一对斗鸡眼。阿里说这里戒严仍在进行，照相是绝对不许的，被以军抓住就麻烦了！他眯起有些斜视的双眼，凝视着我身后无穷远的天际：“你会看到真正的战斗。”让我猛然想起儿时看到过的阿尔巴尼亚电影，恐怖血腥而心惊肉跳，令人兴奋。
在阿里陪伴下，我们蒙上阿拉伯花格头巾混入巴勒斯但人中匆匆而行。这里的墙壁像加沙、杰里科和耶路撒冷东城一样用油漆喷雾器涂满了反以口号，还有伊拉克、巴解、苏联的镰刀斧头旗及飞毛腿导弹。我们头顶上是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手持m—16步枪和加里尔式步枪，有的枪口上加了催泪瓦斯发射器。村田说他挨过很多瓦斯弹，有一次还碰上了“声弹”，这种炸弹靠发出巨响震晕敌人。街头三辆加了铁丝防护网的军用吉普缓缓驶过，车门大开，露出七八支黑色的步枪，像豪猪身上的长刺。村田说这里随时都可能开枪，比我经历的“任何危险都危险”。阿里似乎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神秘地贴着墙根一蹿一蹿地急行，接连不断地朝四处点头，他把我们带到一家杂货铺内，命令我们呆着别动。
突然，拐角处冒出三个黑衣人，演恐怖片似的迅速将两个汽车轮胎滚到路中央，变戏法似的浇上汽油和一些黄色的液体，大火立刻熊熊而起，浓烟直冲云霄。凄厉的警苗呼啸而起，以军的吉普飞驰而来，空中石块如雨，打在吉普车的防护网上乒乓作响。士兵们发射了催泪弹。我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机冲出杂货铺，可还没等我按下快门，一辆以军吉普径直朝我冲过来，车上的士兵用枪指着我喝令别动，食指紧压在扳机上，黑洞洞的枪口犹如地狱的大门。我高举双手走向士兵，回头一看阿里和村田已不见踪影。士兵摘走我胸前的记者证，我背靠吉普躲闪着从四面八方不断飞来的石块。突然一声口哨响，石雨戛然而止，把我从前有步枪后有石雨腹背受敌的窘境下解放出来。以军士兵夺走我的记者证，记下我的姓名、证号后问我是否照了相，我指着尼康相机的胶卷计数窗“1”给他看，以示我的无辜，可我了解我的相机，这小子在“0”的时候已经行动了。然后，我毕恭毕敬地告诉以军士兵，我是个旅游者，想去死海，可出租车司机莫名其妙地把我拉到这里，之后不知去向。我想我是碰上恐怖分子了。我很害怕，多亏你们来救我，请您帮我找辆回耶路撒冷的出租车行吗？以军士兵将信将疑地说这里是关闭的，不许人进来，你给我马上离开！别再让我碰上你！
我转身返回，耳边响着不断的哨声。我低着头向右侧的店铺瞥了一眼，一位黑纱蒙面的妇女正趴在窗口吹口哨，与远处的哨声连成一片。转过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紧跟着他们钻进一辆白色轿车。
汽车东拐西拐，来到一条僻静的街道，两个儿童正坐在一扇铁门前咬手指。阿里说这两个儿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2岁半；小的叫塞尔，女孩，1岁半。他们17岁的大哥纳赛尔由于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烧瓶而被捕，为此以军用焊枪封死了他们的家门。
在alamar难民营，一位名叫nafy的巴勒斯坦妇女正在一座废墟旁的帐篷外洗衣服，在她周围是一群脏兮兮的孩子和一只小黄狗。nafy说，她21岁的儿子1990年12月组织了一个刺杀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汉奸”的行动小组，为此被判120年徒刑，她家的房子也被以军炸毁。据她说，3年来以军在这一带已拆毁300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卡杜拉难民营53岁的穆罕默德•优素福，因为他10个孩子中有四个从事反以活动而被捕并被没收了身份证。由于宵禁和没有身份证，他只有呆在家中。他给我们看他一家的午饭只有两盘炒菜花。
在难民营，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们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带领下通过无人知晓的“秘密小路”才得以进入这座村庄。远处制高点上修有以军的工事，由于担心被以军的望远镜发现，我们不能拍照。
下午3点钟，当我们准备返回耶路撒冷时，在整个拉姆拉城竟找不到一辆出租车。因为4点钟宵禁又将开始，而接蓝色牌照的巴勒斯坦出租车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挂以色列黄色牌照的车才能外出。
我们只好出示随身携带的阿拉伯记者证，求助于当地的阿拉伯记者。一位女记者终于找到一辆肯冒险的蓝牌巴勒斯但出租车，但说好只把我们送到alram，在那里可以找到黄牌出租。这位女记者记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她说12小时后若我们还没有返回饭店。她就向外“报告”，她严肃地说，记者“失踪”在这里并不奇怪。沿途，司机命令我打开车内的车灯，摘去头上的阿拉伯大头巾，露出身上大红的运动衣。我问他何故，他说这样可以让车外人一眼看出车内坐的是非战斗人员，而且是外国人。巴勒斯坦人不会朝外国人扔石头，以军也不会向外国人随便开枪，在战争中，并非任何一个出色记者都能当好战地记者，胜任世界各热点地区的采访工作。战地记者需要特殊的技能、洞察力、足够的知识为后盾。初学乍练者在战场上不仅因为无知使采访举步维艰，而且因为没有适当的战地保护经验，沦为战争的牺牲品。据1991年五角大楼公布，当时仅在沙特东部就有1600名各国记者，他们不懂军事、采访技术拙劣。一位来自衣阿华的电视记者竟然问严肃的美军上校：“穿越伊拉克防线的口令是什么？”通常在战争中采访交战双方置身双方火力之下的记者，应该穿最醒目的衣服以表明自己的非战斗身份，可许多记者偏穿上述彩战斗服，而且迷彩的花纹也风马牛不相及。热带丛林迷彩只适用于柬埔寨，在中东沙漠上显然是狙击兵的活靶。
傍晚，我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在东城的aseeipressservice，我们获知以政府今天又关闭了两家设在西岸的阿拉伯记者办事处。我真担心今天下午帮我们回耶路撒冷的那位女记者，也许她的办公室将列在明天的名单上。
19 坦克，进攻！
给我一个装甲师，一天就可以拿下阿里什。
——阿里尔•沙隆
从我踏上以色列国土之时起，一位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本—阿巴小姐就无时无处不在关心着我。据介绍，这位阿巴小姐是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中国处的负责人。2月1日，我刚住进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她的电话就追进了我的“战地指挥所”，建议我住到耶路撒冷去，因为特拉维夫“天天都受‘飞毛腿’攻击，太危险了”。我只是礼貌地谢绝，告诉她我是摄影师，来这里的惟一目的是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只要特拉维夫还有一个人，我就会坚持下去。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接到本—阿巴的电话，一直到我在特拉维夫坚持到第十一天，竟接到她要我去耶路撒冷过春节的邀请，可我还是婉言相拒。
我情感上钦佩犹太人的聪明、礼貌、勤劳和民族意识，可诸如奇袭贝鲁特行动、“巴比伦袭击”之类的流血事件，却让我总把以色列同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连在一起。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刻骨铭心的仇恨四处可见。我总是情不自禁地站在手无寸铁挨枪打的弱者一方，因此我绝不想同犹太人太近。
鉴于此时此地仅我孤身一人在这片神秘的国土上，以我一个小记者，最安全的办法是少说多看，奉行大英帝国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一时不慎，我命送黄泉事小，给我的“新华”惹麻烦可是罪不可赦。我的恩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尝言：“外事无小事。”
以色列外交部已几次表示希望安排官方采访，可我始终以“鄙人乃摄影记者，忙于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无暇他顾”而婉拒。
2月7日，我的好朋友、香港《明报》记者袁国强再次找来，转达设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外交部希望接受中国记者采访一事，要我一定同去。我对袁说，我还是不能去，因为我计划去加沙地带等正在戒严的被占领土。袁国强说，你若不去，恐怕我去就没那么大意义了。我说，香港不也是中国吗？你去就行了。你采访完的笔记借我看一下就行。
袁国强真还挺够哥儿们。
次日，我根据他的采访笔记经新华社巴黎分社向北京发报：
新华社特拉维夫2月8日电（记者唐师曾）
以色列副外长莫士耶加昨天在耶路撒冷接受香港《明报》特约记者袁国强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极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不应成为建交障碍。
莫士耶加在耶路撒冷对《明报》说，外交关系及政治见解不应混在一起，纵使政见不同，仍可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外交是沟通工具，双边可保持不同意见，但若将政见和外交混为一谈，实际上剥夺了自己的沟通媒介。法国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问题政见不同，但两国关系良好”。
他说他极希望与中国建交，“但什么时候建立外交关系则视中国而定，我们已准备就绪”。在对台问题上，莫士耶加说以色列在1950年就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以色列仍希望与台湾保持商业往来，“贸易活动增加两三倍，越多越好”。
目前，以色列与台湾亦无外交关系，只保持民间、学术、商业往来。以色列在北京设有学术交流机构。在香港设有领事馆，莫士耶加希望在1997年以后仍能继续保存其在香港的领事馆。
……
回到北京后，我的老朋友、警察学院院长刘尚煜告诉我，战争期间他在大参考上看到过我写的这段消息特别振奋。也许是中国警方一直对高效率高权威性的以色列警察特别关注吧！
2月11日傍晚，我照例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到“我的饭馆”去吃晚饭。这是特拉维夫一家价格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小饭铺。我每天傍晚都在这儿花20个美元吃一顿蔬菜沙拉加一种叫“希希利克”的炸鸡块，喝一罐可口可乐。这顿仅有七八块草莓大小的犹太炸鸡，是我每24小时补充的惟一一次动物蛋白，直到连沾了鸡油的香莱、辣椒也吞下肚去。之后揣起吃剩下的两只“皮塔”饼当做夜宵和次日的早餐，中午则在街上买大饼吃。这样就可以把拨给我用10天的经费用上20天。指挥我的林老板命令我尽量节约每一美分，争取在以色列坚持到最后一天。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欧陆时的巴顿一样：“进攻！进攻！＃＃＃＃＃！直到汽油用尽，再他妈开步走。１以色列的物价实在太贵，我住的饭店仅住宿费一天要180美元。
饭后，我和村田照例到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层的idf（israeldefenceforce，以色列国防军）办事处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闻。一位以军少尉告诉我们，可能要有一次装甲演习。我和村田立即在登记处报了名。
可直到2月12日夜，我要求采访以色列国防军装甲演习的申请还没批下来。这时，新华社文字记者朱界飞也由开罗经陆路进入以色列。经与他协商，他去大学搞专访，我则设法采访装甲兵演习。
以色列从立国之日起就离不开它的装甲兵。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康布雷•亚眠之战以来，坦克部队就因集炮火、机动性、通讯能力于一身而成为地面战场起决定作用的兵种。战争史上，凡是掌握坦克战精髓的军人都获意外的成功：像德国的古德里安、隆美尔；美国的巴顿、苏联的马利诺夫斯基和以色列的沙隆。以色列制造的“梅卡瓦”式坦克据称是与美国m—1艾布拉姆斯、英国奇伏坦、德国豹式—Ⅱ同样优秀而神秘的坦克，能一睹以军的装甲演习令我振奋不已。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古德里安就命令施图卡飞行员坐在冲锋的坦克分队前导车上以达到空地协同作战的目的，德军坦克在冲锋中一旦遇到敌人战防武器的遏制，坐在坦克中的施图卡飞行员就呼叫施图卡飞机空中压制，从而协同突破敌军防线。德国国防军所向披靡。
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国防军把空地协作、步坦配合发挥到尽善尽美、战无不克的程度。直发展到1982年阿里尔•沙隆率以军楔入贝鲁特，将巴解总部驱赶到北非的突尼斯。
为了一睹以军装甲集团的真容，我最后不得不求助于那位只闻其声不见其面的本—阿巴小姐。
2月13日清晨，我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松川贵合租一车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支车队。此次成行，可能有赖于以色列外交部的干预，我成为20名记者中的第18名。
在我们车队前面是一辆雪佛莱大吉普，车尾两根四米多高的鞭状天线被尼龙绳勒向斜后方。紧贴其右后方的是一辆敞篷吉普，车上坐着端加里尔步枪戴盂形钢盔穿凯福拉背心的警卫。
进入内格夫大沙漠后，我们沿着一条用以色列国旗和红白、绿黑、红黑、绿白、黄黑相间的标志旗指引的一条简易公路飞驰。
我们租的桑巴路底盘不断地碰到地面，随着车队，我们爬上一处高地。放眼四望，周围布满了雪佛莱吉普。我们被安排在山坡朝阳的一面，头顶上架好了尼龙防空网。不远处，几辆拖曳式炊事车正准备早餐。我走过去，随手拍了辆炊事车，问做饭的士兵哪儿可以撒尿。一位以军士兵礼貌地带我走进沙漠上一处用白铁修的小屋，这就是野战厕所，令人吃惊的是厕所还准备了绿色的手纸。所有垃圾全部装入黑色塑胶垃圾袋内。只有如此热爱自己所处环境的部队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取。很难想像一支随地吐痰的部队能攻取什么、又能保卫什么。
以军为参观的记者准备了免费早餐，饮料从橙汁、热牛奶到咖啡一应俱全，热气腾腾，全是那台炊事车变出来的。吃罢早餐，有以军士兵将丢弃的垃圾杂物装入黑塑胶垃圾袋运走，高地又恢复了整洁。我只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古德里安的“g”坦克军中看到过如此整洁的部队。小时候看《说岳全传》中宗泽考岳飞的一段台词至今我能背诵：
令行困外摇山岳，队伍端严赏罚明
将在谋猷不在勇，高防困守下防坑
身先士卒常施爱，计重生灵不为名
获献元戎归土地，指日高歌定升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