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两派穆斯林的矛盾纷争由来已久。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可追溯到公元632年，伊斯兰教刨始人穆罕默德逝世，围绕继承权问题，教徒们发生了争执。多数人赞成阿拉伯的选举传统，挑选了巴克尔、奥马尔、奥斯曼和阿里四位哈里发为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以《古兰经》和六大《圣训集》为自己的学说，并以此作为立法根据，这一派被称为逊尼派，也叫正统派。逊尼派由于得到历代哈里发或政府的大力支持，流传甚广，世界穆斯林的85％属于逊尼派。
另一派则坚持穆罕默德的领袖地位应由其后裔继承，认为穆罕默德的女婿和堂弟阿里才是合法继承人，其余三人是非法篡位者。支持阿里的这一派被称做什叶派（什叶，即追随之意）。什叶派代表了两河流域的阿拉伯人和波斯贵族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主流阶层的愿望。就这样，逊尼派和什叶派正式分裂为两大教派，两大教派的斗争贯穿了以后整个伊斯兰教的历史。
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中，伊拉克是仅有的几个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之一，什叶派占全国穆斯林总数的60％，聚居在伊拉克南部地区。虽然什叶派人数多于逊尼派，可后者却地位优越，在伊拉克政府机关及军队里占有重要位置，历史的结怨加上现实的矛盾，如两派因社会地位悬殊，造成了尖锐的利益矛盾与权力之争，使得伊拉克两派穆斯林难以调和。
70年代初，伊朗宗教领袖、什叶派的霍梅尼曾流亡到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对伊拉克什叶派造成很大影响。这使伊拉克当局十分气恼，其间将四万什叶派教徒驱逐出伊拉克。而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在伊朗取得成功后，伊朗成了海湾国家惟一的什叶派穆斯林掌权的国家，这对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是极大的鼓舞。伊拉克当局为此又清洗镇压了上万名反政府活动分子。在两伊战争中，伊拉克反政府组织曾策动过什叶派反对萨达姆活动，但都遭镇压。现在，一度被压下去的伊拉克什叶派反政府势力在海湾战争后又冒头了，它趁伊政府军溃退之机迅速在南部活动起来，并一度控制了南部重镇巴士拉。伊拉克当局不得不抽调军队来对付这股反政府势力。
在夺回的阿马拉市政府门口，一门23毫米四联高炮横在路中央，几位头戴乳白色钢盔穿作战服的伊政府士兵虎视着过往行人。他们身后有一辆架着无后座力炮的美式吉普。市政府楼顶一面伊拉克国旗在烈日下懒洋洋地飘舞着。楼前小广场的四角则布满了82毫米迫击炮，不知是战利品还是防守武器。
在一位戴黑色贝蕾帽的陆军少校陪同下，我走进这座两层楼的建筑物。一进楼门，迎面高悬着一个一尺见方的崭新玻璃镜框，里面是一幅萨达姆的黑白照片，在四壁满目疮痍中分外显眼。阿卜杜拉指着满地的灰烬让我拍，我一通猛拍以示合作，可光线太暗，我的sunpak—3000领时就是二手货，此时怎么也不肯“赏光”亮一下。
出得楼来，陪我们的陆军少校指着二楼一个被火箭弹击穿的大洞让我“索拉”（照相），我朝那边望去，几个伊拉克士兵正持枪站在洞口，摆出姿势等我照。我得先请示阿卜杜拉，他把眼睛一眯：“我已经警告过你。”其严厉的表情和斩钉截铁的手势使我知难而退。陆军少校一缩脖子，再也没敢吭声。
门外广场上，乘另外两辆皇冠到此的伊拉克新闻官、司机及四位为外国新闻单位雇用的伊拉克人，让我走慢点。朝日新闻电视台的候赛因•马根和visnews的小瘦猴争着拍我，还让我亮出左胸上的五星红旗及后背上的中、英、阿文“人民中国新华社”字样。侯赛因•马根说：“唐才是彻头彻尾的外国记者，红衣服也很漂亮。”
1点30分，我们奉命离开阿马拉返回。3点30分，途经库特停车参观一座被烧毁的建筑物。门口一巨幅萨达姆像，双手平端一个大簸箕，一幅劳动人民的模样，高达五六米，居然完好。一位一瘸一拐头缠阿拉伯头巾的老头儿，技着拐杖领我们进去拍照。老头手脚乱抖，义愤填膺地大骂穆斯林什叶派。
再往前是库特的商业街，许多士兵正在喝加香料的土耳其咖啡，旁边居然还有烤羊肉串的，腥膻之气刺鼻，这在食品短缺的巴格达是看不到的。满街都是兵，可陪同的新闻官只让我们拍对面被烧毁的超级市场，但我和侯赛因•马根对此不感兴趣。我们的陪同阿卜杜拉买了一大塑料袋食品带上车，准备带回巴格达，显然这里的食品比巴格达充裕。
阿卜杜拉示意开车，向左伸出的大毛手勾住司机的椅背，左腕上一块金光闪闪的大金表赫然在我眼前，上面印着：“cnninternational”。我故作崇拜地问：“阿卜杜拉，你陪过cnn？”他吐了口烟：“当然。皮特•阿内特。”他左腕动了动：“在中国也能看到cnn吗？”
沿6号公路返回巴格达，路旁仍是装甲兵阵地，大约每一公里就有一辆装甲车在路旁警戒。士兵们在夕阳中生火做饭，炊烟袅袅，金乌西坠，令我产生一种“断肠人在天涯”的思乡惆怅。
29 去北部——库尔德难民逃难记
一盎司的成功，需付一加仑的鲜血。
——乔治•巴顿
4月1日，凌晨4点，巴格达首席老朱把我叫醒，没电，我们摸黑用凉水擦了一下脸，然后扛起铁鍬去拉屎，由于水电无保障，楼内的冲水马桶根本没法用。夜漆黑如墨，我们打着手电仔细挑选地面，因为附近已被我们“拉遍”。
5点整，我们赶到拉希德饭店。记者们正在楼下静立，等候伊拉克新闻部官员到来。除约旦记者自己开一辆“尼桑巡逻兵”外，所有西方记者俱财大气粗，掏出整打的美元，雇伊拉克新闻部的汽车。战时伊拉克规定，所有外国记者外出，必须乘新闻部的车，不许随便自己雇车，连狂得不行的cnn也得服从。我们则受到优待，获准开自己的奔驰—260，但必须让一个新闻官员“全陪”，服从他的一切命令。今天分给我们的“全陪”是穆罕默德，上周他曾陪我拍过挨炸的儿童奶粉厂。穆罕默德检查了我们后备箱里的150升备用汽油后下令上车待命。
直耗到6点钟，我们才接到出发的命令。所有汽车全编了号，必须依次行驶，不得超越。约旦记者被编在我们前面，大胡子摄影记者朝我挥了一下特大号烟斗：“但愿路上别出事。”我朝他回敬了一句刚学的法语：“bonvoyage（一路平安）。”
由于通往基尔库克的2号公路正在运兵，我们不得不向右绕行走另一条低等级公路。
驶过小扎卜河大桥，左侧丛林中有几十辆烧毁的ifa牌军用卡车。路边开始出现烧毁的建筑物。持ak—m步枪的爱国民防团站在路中央不停地检查过往车辆的证件。
天气仍很阴晦，像雨后的湘西张家界，雾气述蒙，令人怀旧、忧怨、伤感。公路两侧被火烧毁的ifa军车连绵不断，公路沿线的制高点都筑有碉堡，上插红、绿、白、黑四色伊拉克国旗。向阳的山坡上架满了双人帐篷和班用帐篷，洼地中有t—62坦克和法制gcti20毫米自行加榴炮。路边所有的萨达姆画像全被毁坏，上面布满ak式步枪7．62毫米的弹洞。枪炮声不绝于耳，我们的车队在军车中蜿蜒穿行。
中午时分，跟在我们后面的皇冠车直闪大灯，示意停车。原来我们滞洒的大奔驰右后轮被弹片扎穿了，正“吃吃”地跑气。趁老朱换备用车胎之机，我又给我们的“大奔”加了60升油。
经过六个多小时的飞驰，我们抵达巴格达以北400公里的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这里是前天刚收复的。街头不时可见被击毙的库尔德人尸体。衣衫槛楼面黄肌瘦的库尔德农民，诚惶诚恐像惊了枪的兔子一样四处乱跑。由于天气转暖，有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招得成团的苍蝇乱舞，绦紫色的污血在柏油路上龟裂，臭气冲天。
一向被视为伊拉克骚乱根源的库尔德问题再次引起了国际关注。很多中东问题专家认为，库尔德问题不但关系到萨达姆政权存亡，而且正在成为关系到伊土、两伊和叙伊关系的地区性棘手难题。
库尔德人是生活在西南亚库尔德斯坦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库尔德斯坦地区包括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东北部、叙利亚东北部、伊朗西部和苏联的亚美尼亚。库尔德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绝大多数库尔德人是伊斯兰教逊尼派教徒。
库尔德人在历史上主要以游牧为生，受居住国或居住地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影响，库尔德人各部落各分支的经济、文化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态势，谋生手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山区居民一般定点放牧或继续游牧，平原居民则从事农业，而居住在伊拉克基尔库克油田地区的库尔德人则多为石油工人。
目前，全世界约有2500万库尔德人，他们的大体分布是：士耳其约1200万，伊朗约550万，伊拉克约500万，叙利亚约50万，其余的则分布在苏联、黎巴嫩、约旦、阿富汗等国。库尔德人居住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主体民族与库尔德人之间的矛盾，因此说这是个地区性问题。而历史上殖民主义统治遗留的种种因素，使这种矛盾在伊拉克表现得最为强烈。
据同行的西方记者介绍，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大部分居住在北部的苏莱曼尼亚和埃尔比勒省，其余的则居住在基尔库克、摩苏尔和迪亚拉三省。第一、二次大战期间，排外情绪极强的库尔德人与英国占领军发生过武装冲突，规模不等的多次反英起义虽屡被镇压，但产生了库尔德人的民族英雄巴尔扎尼。二次大战后，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巴尔扎尼领导其追随者屡屡向伊拉克政府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的请求，遭拒绝后又几次揭竿而起，几次签订停火和平协议。两伊战争中，各派库尔德反政府势力再次发起独立运动。萨达姆不顾战况吃紧，冒险从前线抽调重兵对库尔德人进行大规模驱赶，从1983年至1988年，约有25个库尔德镇及4000个村寨被毁，50万库尔德人被驱逐境外，150万人过着流浪生活。面对库尔德人的反抗，伊政府军甚至不惜动用化学武器。海湾战争使萨达姆的战争潜力和军事机器遭到严重削弱，趁共和国卫队和伊军主力东调之机，北部苏莱曼尼亚、基尔库克和埃尔比勒三省的库尔德人再次举行武装起义，攻克了苏莱曼尼亚和埃尔比勒省省会并对基尔库克油田形成了包围，伊政府被迫紧急调用精锐部队平息暴乱。
在记者丛中一位身背三台尼康f4、一台莱卡m6的老外特引人注目，他前胸上绣着“afp”，我俩对视了一下对方身上的招牌，伸出了右手，“你好新华”，“你好法新”。
80万人口的埃尔比勒几乎已成一座空城。士兵拦住逃难的车辆检查，竟从一辆丰田的行李箱中搜出六个孩子。人们似匆匆过客，面无表情，四处全是持枪的士兵，把守路口的伞兵戴着巨大的白框架风镜，身后军车上的识别符号用黄泥涂抹盖住。市内主要路口均有平置的双联23毫米高炮，当做战防武器使用，遍地是弹头弹夹扎鞋硌脚，全无立足之地。
没有任何商店营业，几位政府军士兵在橱窗前张贴萨达姆画像。民房则门窗紧闭，毫无生息。埃尔比勒购物中心门前的巨幅萨达姆像被挖去双眼，商店被抢劫后付之一炬。“全陪”禁止我们拍摄被破坏的萨达姆像。
当地警察局长穆罕默德•诺瑞向我们控诉暴徒的罪行：“3月11日，暴徒占领了警察局，烧毁了文件。”萨拉丁大学管理系主任阿戴尔称：“埃尔比勒已回到政府手中，战斗即将停止，一切都将结束。”他声称至少有10万伊朗歹徒越过边界到伊拉克来为非作歹。
站在警察局门口放眼望去，炸弹炸起的黄尘平地而起，炮声隆隆，用肉眼也能看清郊外的坦克和加农炮阵地。坦克拖着冲天的黄色烟生冲向库尔德人阵地。
市政府左方的十字街头，五位着黑衣的库尔德人匍匐在地，背上的弹孔还在冒血。各国记者蜂拥而上，立即被新闻官员制止。带队的伊政府新闻部官员萨东先生大喊，当他数到“五”时，所有记者必须回到车上去，言罢开始数数。各国记者听到“三”，就纷纷跑回车上。我因动作稍慢，又遭警告：“新华！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4月5日。我们迎着灰雾中冉冉升起的太阳向伊拉克东北部的苏莱曼尼亚奔驰。基尔库克的蓝天、绿草、小河在我们身旁掠过。石油工人居住的点点英国式小屋，单门独户，内带花园，温暖恬静。丰富的石油资源、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条大河横穿大沙漠中的这片沃土，孕育了悠久的巴比伦文明。
随车队入山，这里的景色颇似巴格达的宿敌以色列那路撒冷。路旁班用帐篷连绵不断，与公路平行的高压电线全被炸毁，公路上全是军车，行人都是军人。一个至少由50辆军车组成的车队，正在路旁休息。车门上的军徽被黄泥涂抹遮盖住，偶有剥落，则露出红三角上的黄色降落伞标志，这支戴红色贝蕾帽的部队，显然是共和国卫队的一个伞兵师。
沿途的士兵正搭乘各种交通工具向前推进，40吨集装箱拖车上挤了上百名士兵，从齐肩高的车帮向外探着脑袋，像运往莱市场的竹篓里的一群鹅。这些士兵还穿着橄揽绿的冬装，戴着大风镜和毛线风帽，令人想起阿拉曼的隆美尔。没有风镜的士兵用阿拉伯大围巾裹住头，仅露双眼，浑身上下全是黄土。车身上捆缚了许多白塑料桶，装的是备用汽油和水。一些挤在军车顶上的士兵为防止打盹时摔下来，用帐篷绳将自己身体捆绑在车顶上。
二十几辆军车组成的小型车队四处可见，兰德罗孚吉普上平架着12．7毫米高射机枪，车上的士兵肩扛火箭榴弹发射器，头戴苏式钢盔。路边向阳的山坡上，t—72坦克的滑膛炮塔上晾晒着军毯，士兵躺在草绿色的帆布炮衣上打盹。加榴炮阵地旁是苏制40管车载火箭炮。空中有编队飞行的四架米—24雌鹿武装直升机，沿公路呼啸而过。右侧是一个简易前进机场，一架法制sa—3小羚羊直升机正在降落，吹得黄沙蔽日，像vcd盘上的越战。
行至苏莱曼尼亚市阿德纳斯广场，“全陪”命令所有记者下车照相，我惊喜若狂。此处的军车与难民挤作一处，乱成一团，以致我连车门都打不开。我的80毫米～200毫米镜头偏又停止工作，光圈环怎么也拧不动。
由此到山口几十公里被军车与难民挤得水泄不通。水牛、阿拉伯马和毛驴拖曳着满载被褥、缝纫机、大闹钟等的木板车在军车间缓慢挪动。恶息扑鼻，哭喊之声震天。由山里逃出来的难民目光呆滞，疲惫不堪，肩扛各种破烂行李，一个满脸鼻涕泪水、天真可爱的小孩竟怀抱一只死去的老鹰。突然身旁响了几枪，可人头攒动，并不见有人倒下。我和bbc的吉姆双手一撑，爬上一堵矮墙，这时枪声不断，人群大乱，可就是看不明白。回到北京才知道，“新闻联播”还播了我站在军车上的一个镜头，妈妈因为没看清楚，直等到“晚间新闻”又看了一遍。
在阿德纳斯广场被击毁的萨达姆像下，一个至少有1．90米高的共和国卫队上校拄着拐杖指挥士兵往前走。在他旁边有一个怀抱婴儿的小丫头，还没有我的腿高，瑟瑟发抖。我把摄影背心里能吃的东西全掏给了她。
在通往choarta的立交桥下，t—72主战坦克和装甲车封锁了桥面，逃难的人似潮涌，军队犹如防波堤。士兵们仔细检叠每个人的身份证后方许通过。空中的sa—3小羚羊直升机用库尔德语大喊：“一切安全，马上回自己家去。”
我和bbc的摄影师吉姆爬上立交桥顶，从这里俯瞰前进的军队和逃难的难民相对而行，似滚滚蚁群，所不同之处仅是兵蚁与工蚁之别。我不由得想起《悲惨世界》中的一段话：“士兵和市民的尸体并排静卧，因为他们同属于人民。”
我身旁就是一辆t—72坦克，巨大的滑膛炮直指进山的路口。我身上的“人民中国新华社”引起士兵的好奇，我干脆摘下昨天摔坏的那台尼康相机递给他们，任其乱按一气，我用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几句阿拉伯语，得寸进尺地上了t—72坦克。可刚按了两张，跑过来一个少尉，大声命令我下来，两手比划着戴手铐的样子。我磨磨蹭蹭地往下爬：“雅嘿（兄弟），西尼夏比（人民中国）。”我被带到一位上尉跟前，主动交出相机，任其制裁。
上尉上下打量了我好半天，笑了。“你不知道上面是军事机密吗？”
“不知道。我是想和上面的‘雅嘿’合个影。”
“是人民中国吗？”
“百分之二百的人民中国。”说着我转了一个圈，让他看清我前胸后背上的字。
“下次别往上爬。”
“知道了。你没听昨天的新闻，人民中国正提议取消制裁，援助伊拉克人民药品粮食呢。”
上尉连连点头：“知道，知道。”我真不知道他知道什么，因为这条新闻是我刚从bbc吉姆那儿听说又添油加醋发挥的，我趁机收起相机，朝他连挥了三遍“v”手势，就像我拍反美游行一样。
30 撞车、撞车、再撞车
“战地记者的命运赌注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可以把它押在这匹马或那匹马上，也可以在最后一刻抽回来。”
——罗伯特•卡帕
临行前，北大一位气功师哥们石松给我占了一卦，说我海湾之行无大凶，但车祸不断。这一算可吓坏了我的朋友中文系的小师妹、日本留学生平岛由美，她特地让弟弟从日本找了个小蛤蟆要我挂在身上，因为日语蛤蟆念“凯露”，与“回家”发音相同。
我头一次撞车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灾情不重，仅撞瘪了出租车的右门。我一看卦算得挺灵，从此坐车只坐后排，而且总是系紧安全带。
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的小陆是北大75级的，为人特仗义，开车技术也高，四年来从未出过事，眼看一笔数目可观的行车安全奖就要到手。我在塞浦路斯转飞机、办签证，他没少义务帮忙。
由帕福斯到尼科西亚的高速公路好得不能再好，小陆开的是使馆的沃尔沃—740gl，据说是世界上最抗撞的好车。小陆轻车熟路，可我总是习惯不了靠左行的英式公路。远处海面上三块巨石，就是司爱与美的女神阿佛罗狄忒诞生处。可由于滂沦大雨，什么也看不清。眼看离尼科西亚还有20英里，我们就要到家，不料斜刺里钻出一辆粉红色的小福特，没亮转向灯就上了快行线。当时我们的时速至少有95英里，一下子就顶在了小福特的屁股上。
接下来的情景一连有好几年我怎么也挥洒不去：眼前仿佛是在演慢镜头，小红车在大雨中向右前方旋转着滑去，扫断12根中心隔离桩，车内杂物飞得满天都是，小陆一脚刹车停在路中。
我弄不清我是怎么从后排座位上飞起来，撞断前排枕头的靠垫，又打在小陆脖子上的。碰巧路过这里的塞浦路斯交通部长目睹了全过程，立即用他车上的无线电话通知了中国大使馆。警方当即裁决，责任全在小红车一方。可我的左臂和小陆的脖子全不能行动自如了。
第三次撞车是在伊拉克。当时听说美军到了扎胡，正在修建难民营，我们就开始摩拳擦掌，由于路途太远，得几个人轮着开。首席老朱技术最精，从凌晨5点开到上午9点30分，跑的全是没有灯光的夜路，险情丛生。我照例坐在后排，将自己紧紧捆在座位上，估计我们的新式奔驰—260不会撞不过别人，除非有人撞我们屁股，那我可就惨了。因为行李箱里装了200升备用汽油，一着火我先得变烤鸭。
天亮了，路也好了，老朱把方向盘交给了英文记者江亚平，江是新华社驻开罗文字记者，自称有两年开车经验，老朱关照他先把速度摇起来，再上快车道。当时老朱误以为所有年轻人都拥有和我一样的车技，其实战后我到开罗供职才发现，当时全分社14辆车仅有6人有驾照，而有驾照者开得比走路快不了多少。这是因为在国外的中国人惟一有危险的营生就是开车，所以分社领导不开放学车的“车禁”，以免出了事承担责任。在我开辟大吉普天马行空以前，从没有人敢单人驾车开过长途。我也由此犯了封建社会大到可以杀头的罪名——“违制”。
前方视野很好，自动换档的大奔驰眨眼速度就上了130，速度表电子音响发出动听的鸣叫声，我双目微合，尽量保存体力以待恶战。就在这眨眼之际，只听一声“咩”，几团黑乎乎的东西就越过奔驰的风挡，从我们头顶呼啸过去。车身猛然一抖，安全带勒得我心脏狂跳不止。
停下一看，傻了！原来傲视群车的奔驰，前脸五官全挪了位，仅剩左前角还残留一只转向灯。冷却系统彻底撞坏，挤在引擎中。车身上满是腥膻的羊血和碎肉。百米开外，两只死羊倒卧路中，几只伤羊正落荒而逃，气得老朱大骂开罗派来个废物。
老朱老跟我说，伊拉克大沙漠中夏季最高气温可达八十多度。我说这不可能，并要与他打赌。今天我全信了。
一望无际的大沙海在烈日下蒸气腾腾，金光万丈，仿佛有10万个太阳从360个角度围着我转，弄不清哪边是地，哪边是天。柏油路在烈日下像一条晒干了的死带鱼，泛着死光。刚才开着空调不觉热，可现在一切全来了。
烈日下无处躲无处藏，眼看着奔驰—260内的液晶温度计已经跳到了60℃，可还在稳步上升。连截了几辆小车，都说拖不动这个大个儿的奔驰。昨天我还为我们车有六个缸得意，今天却恨它为什么不是辆“飞鸽”，骑上就可以走。
终于来了一辆大拖车，我穿上摄影背心，模仿标准的交通警察姿势，左手向上直伸，右臂轻微向左挥动。这辆大车还居然停下了。老朱夸我挺有眼力，我忍不住又来了劲：“是魅力。”
拖车司机一听我们是中国人，很愿意帮忙。但翻遍全车仅找到一根丈把长的绳子，好歹算把我们的奔驰—260与他的庞然大物连在了一起。
汽笛一声长鸣，我们总算颤颤巍巍上了路。可由于绳子太短，前面大车尾灯一亮，我们就得手忙脚乱踩刹车，生怕给已经无颜见人的前脸再锦上添花。就这样，还是险象环生，三拖两拽丈把长的绳子上又打了两个结。
车速只敢维持在60公里上下，车内的空气总算又流通了。可扑面而来的全是热风，液晶温度计降到55℃就停滞不前了，体内再也排不出汗。我粗壮的汗毛有如干柴根根直立。这种感觉不知算蒸还是算烤。似睡非睡，从曼苏尔到巴格达两小时的路程却足足花了五个半小时，我们几乎也全似涅槃了的乌鸦，肉体干瘪，只剩下一丝游魂。等见到巴格达郑大使，我只剩下说“水”的劲。
31 海湾战争中的北大人
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海明威
1979年，我是稀里糊涂进北大国际政治系的，这全为我那九十多岁的爷爷。我爷爷的哥哥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我爷爷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国文学门。当时，他老人家硬说凡是上过这所学校的人都会变得勇敢诚实，民主科学，乐于助人。其实当时我更想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像所有多梦的中学男孩一样，幻想当个古德里安式的好军官（海因茨•冯•古德里安，普鲁士贵族，第三帝国装甲兵创始人，德国装甲兵总监，闪击战刨始人，由于在奥地利、波兰、法国、苏联等战役中以快速楔人敌后而著名，有“飞毛腿海因茨”之称。著有《闪击英雄》、《坦克进攻》等著作）。为了能和我爷爷历数的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们成为校友，我狠心放弃了当装甲师长的念头，咬着牙进了北大。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因为我爷爷一句话，竞会引出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
开学后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宿舍全体到校园里拍纪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传统，60年前刘半农就在此建立过“光社”。在未名湖南岸，我们与长眠于此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斯诺早年在这里教过新闻，用相机记录过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大37楼学生宿舍，我冲了我平生第一个黑白胶卷。
在北大图书馆，一个叫罗伯特•卡帕的战地摄影记者闯进了我的生活。这位18岁考入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学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他背着相机只身逃往西欧，与海明威一起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由于玩命而闻名于世。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海明威，无所不包。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踩响地雷，他还不忘按下快门，终于含笑死去。我被这家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利策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为他写的悼词抄在了日记中：“他不仅留给我们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给我们一种精神。”我幻想自己是卡帕转世。
我儿时皈依的师父、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正果法师告诉我，人类的私欲不外为“名、利、色”。可像卡帕这样早已闻名于世可仍奋斗不息，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私利呢？
1983年我从北大毕业。久居美国加州的二伯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毫不犹豫地说：“给我买台好相机。”以后，我背着这台相机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四年书。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将我推荐给新华社摄影部。
1986年底，我被新华社摄影部录用后，我才知道，对我进行考试并决定收留我的摄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当时我向她表自我决心当中国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说：“现在我一台相机也没有，可我知道怎么培养使用人。”如果没摄影部老板们的知遇，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经伊斯坦布尔、安曼辗转进入巴格达。在金色屋顶的中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神态凝重的郑达庸大使对我的贸然前来似乎并不欢迎。我能理解这位北大毕业生的心情，郑大使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一个中国人负责。自海湾危机以来，巴格达使馆已组织成千上万的驻科威特、伊拉克劳务人员经约旦撤回祖国。郑大使钻进高悬五星红旗的奔驰—300匆匆而去，他正在为最后一批劳工的安全奔波。
巴格达使馆屋顶已用红油漆画了一面巨幅的五星红旗，赤日当空，一丝风也没有。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陈我的四条理由：一、我是奉总社之命来采访战争的，为任务理应坚守巴格达。二、我是摄影记者，其工作特点是亲临一线。三、在国内我搞了四年突发事件采访，有应付危险的经验。四、有老学长的帮助。我保证服从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这种北大精神的魅力，大使终于开了口：“你马上去领一套防化服。”
1991年1月14日，我正式接到开罗中东分社社长撤出巴格达的命令。在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我被伊拉克海关扣留，理由是我没到移民局办理合法离境手续，在我们最后撤出的七个人当中。我是惟一没办此手续的，因为我一直想寻机脱离组织，在巴格达潜伏下去，由于在战争期间违犯伊拉克法律，我被共和国卫队看管起来。我猜自己大概也会被押往曼苏尔饭店当做人质充当人肉炸弹。就在这时，郑大使的大手紧紧攥住了我：“我是中国大使，现在我担保这个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747的头等舱，紧贴着他坐下，直到飞机起飞才松了手。在这个世界上坏人每天都在增多的同时，好人并没有减少。这是我平生头一回坐头等舱，坐在我右边的是数夜不眠两眼通红的中国大使。我深切地感受到鲁迅自豪的“北大精神”，我们今天缺少的正是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在巴格达追踪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和平做最后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难度最大的采访。摄影记者最大的挑战是在恰当的时候抵达最恰当的地点，这全凭一流的通讯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bp机、无线电话和一张到处是朋友的老脸，可在这里我仅有两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无援之际，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记者河野澈。河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又到北大中文系进修。想不到在黑云压城的巴格达，我俩再次相遇，并肩合作，结下兄弟般的友谊。
以后，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边境，还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浦路斯，全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1月29日，我奉命由安曼飞尼科西亚，设法进入以色列。鼎力帮我的除新华社尼科西亚分社老陈夫妇外，还有一位素昧平生、毕业于北大经济系的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二秘小陆。小陆具有诚实、勇敢、乐于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特点，他一直开车把我送上飞往以色列的小飞机，临别时又告诉我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中国驻塞浦路斯林大使也是咱们校友。”
3月1日，在开罗中国驻埃及使馆的院子，我与久别的巴格达郑达庸大使再度相聚，郑大使搂住我连转了三个圈，朝中国驻埃及大使詹世亮大喊：“嘿！快来，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报》的小校友。可就是头发太长了，没《人民日报》上的鸭子精神。”
更不可思议的是，3月15日重返巴格达一行六人，领头的郑达庸大使、武官曹彭龄、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部是北大校友。
当我们四个人聚在曼苏尔附近一个大弹坑旁时，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话：“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上帝啊！请赐予我
不为金钱所动的人
不为权力所害的人
讲真话爱思考的人
担责任珍视荣誉的人
勇敢的人。
32 罗伯特•卡帕！
一个有趣的、穿大兵服装的拍照片的人。
——英格丽•褒曼
在北大国际政治系当学生时，我就不是一个专心致志的学生。各种火炮的口径、射速和发射方式远比种种拗口的政治词汇更令我神往。为了应付以苛刻闻名的北大考试，我不得不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的屈股后面往图书馆跑。然则“其东走者同，其所以东走者异也”。英国的《简氏武器系统年鉴》、《简氏舰船年鉴》、《简氏战机年鉴》成了我的宠物。那套“时代—生活”版的14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尤令我终生难忘。我被历史照片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所震撼，由此对我们课本中种种令人费解的阐述产生了怀疑，身不由己地被这批用相机记录历史的传人所折服。
很快地，我发现在种种版本的历史书中，众多惊心动魄的战争照片的右下角，经常标有一行细小的黑字：robertcapa（罗伯特•卡帕）。显然，这是照片的作者。我不由得产生了二十分的好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好莱坞影后英格丽•褒曼的自传中又看到了这个名字。褒曼把这位与她有过一段浪漫故事的卡帕先生描写成“一个有趣的、穿大兵服装的拍照片的人”。
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我终于在书堆中找到了卡帕的身世。这位游侠老哥本是匈牙利人，真名为安德烈，18岁考入柏林大学政治系，可毕业那年正赶上纳粹党上台，匈牙利霍尔蒂亦效法德国实行法西斯主义，迫害进步青年，逼得他远走巴黎。由于穷困潦倒、一文不名，安德烈不得不靠一架破相机卖照片为生。但时运不济，尽管拼死工作，收入仅勉强糊口。
就在这尴尬时分，一位名叫塔罗的小妞儿从半空中掉了下来，心甘情愿地给流浪汉做搭档。塔罗人小鬼大，自称是子虚乌有的“美国摄影大师罗伯特•卡帕”的图片经纪人，而她那穷困潦倒的男朋友自然成了神秘的摄影大师罗伯特•卡帕的暗房工。少年伉俪狼狈为好，照片却以以往五倍的价格成批地抛售出去，法郎美金滚滚而来，而凭空杜撰出来的“罗伯特•卡帕”成了从未露面的神秘人物。
1936年，苏联肃反成功，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中与列宁并肩站在铁甲列车上向苏俄红军挥手致意并被列宁称为“惟一可以在三个月内组织起一支攻无不克的红军”的托洛茨基，此时却成了“革命的敌人”，被驱逐出境。他的形象被斯大林从列宁身旁抹去。社会主义苏联开辟了用暗房技术随意更动历史照片的先河。
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小亚细亚，辗转到北欧，沿途孜孜不倦地宣扬自己的“不断革命论“。从革命副统帅到流亡政客，托洛茨基自然成为国际传媒追逐的热点。可托洛茨基像讨厌拔牙一样憎恨摄影，每逢公开演说，必先将所有持相机者逐出国外方才开讲。全欧洲的摄影记者都无法拍到托氏尊容。欧洲当时最著名的《vu》杂志的总编辑重金悬赏天下勇夫，井亲自徒手前往哥本哈根大学现场聆听托兄侃山。
讲演即将结束，被缴了械的摄影记者们，徒恨杀龙有技，拍照无门，《vu》总编大失所望，而在这时，身着管子工破夹克、肩扛工具箱的安德烈钻了进来，当众装模作样地拆开了一段水管，又笨手笨脚往回装。
当夜，小妞儿塔罗一个电话打到《vu》总编辑的卧室：“老总，卡帕先生已经独家拍得托洛茨基…”席梦思上的总编辑一跃而起：“晦，小妞儿，别再罗嗦了！快让你那个脏兮兮的小伙子来我这儿上班！”
脏兮兮的小伙子从此干脆公开改名为罗伯特•卡帕，挽着小鬼塔罗的胳膊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以一幅《士兵之死》开始职业战地记者生涯。直到今天，人们也弄不清这幅力作到底出自这一对儿情人中的哪一位之手。小妞儿塔罗死于战火后，卡帕出版了《西班牙内战》，靡页赫然一行黑字：“献给塔罗，她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永远留在了那里。”
这以后，罗伯特•卡帕流着眼泪告别了西班牙。辗转来到中国，采访了台儿庄大战。在诺曼底登陆中，卡帕是300万盟军中最先在诺曼底犹他滩登陆的先头部队的一员。
随着科技的发展，卡帕敏锐地预见未来战争愈来愈不适合摄影采访：“战争就像女人，已经愈来愈老，失去魁力。”尽管如此，对当代的每场战争，他都要御驾亲征。卡帕说如果未能参加进攻，“就犹如在美国星星监狱关了五年的囚徒，连艳星莲娜端娜的幽会都没有兴趣”。
在参加了所有现代战争之后，德高望重的卡帕在印度支那的热带丛林中踏响了地雷。就在他的躯体被自下而上地撕成碎片之际，还本能按下快门，这张照片就是著名的《卡帕眼中的最后世界》。他生来一文不名，死时两袖清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在献给这位好友的挽词中写道：“罗伯特•卡帕不仅留下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下一种精神。”正如卡帕毕生所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靠得不够近。”
罗伯特•卡帕只活了40岁，短短的一生中参加了五次战争。卡帕尝言：“那些在胜利到来之前壮烈牺牲的人们是最杰出的，可活着的人却马上忘了他们。”卡帕一生追求的就是让历史永远记住那些西班牙内战中冲锋陷阵饮弹身亡的普通战士，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在莱比锡阳台上中弹倒地的美军大兵…
两杯黄汤落肚，我总是产生我就是卡帕转世的错觉，仿佛我真的经历过卡帕经历的一切，我满身的臭汗也带着卡帕身上才有的老公山羊特有的刺鼻味。至少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俩都是18岁那年进了名牌大学政洽系。还有，就是我们俩都有着同样狭隘的自负，仿佛只有相机才能记录历史。
33 新闻检查
“谨慎和大胆可以交替表现，但不可同时表现。”
一丘吉尔
1988年，新华社摄影部送我到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学习。笔试之后是口试，该中心主任鲍勃•希区科克亲自主考。老鲍勃问我为什么来这里学习，我回答说，我从未想过到这儿来，全是我老板硬逼着我来的。老鲍勃大惑不解，问我想去哪儿，我从牙缝里迸出“beirut（贝鲁特）”。想不到老鲍勃一听竟跳了起来，用缺了指头的右手指着我：“嘿！小子！我就要把你训练得能去贝鲁特。”
以后我才知道，老鲍勃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年轻时曾是个大出风头的战地记者。几个月后，当我从汤姆森毕业时，老鲍勃竟主动为我写了一封硬得不能再硬的推荐信，声称要推荐中国最好的新闻摄影师到英国舰队街上学。可我由于要到秦岭拍野生熊猫而作罢。
老鲍勃教了我许多皮肉上磨炼出来的绝招，如面对开枪的军警应往人多的地方钻之类，并危言耸听地警告我，好记者不仅要能快速到达现场，还得善于对付新闻检查。果然不出两年，从北京到巴格达，老鲍勃的预言我全碰上了。
1990年12月23日，当我飞抵巴格达之时，由于战争迫近，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电传机已被切断，文传机也因与伊拉克规定的型号不符而停止使用，首席记者老朱急得原地打转，写好的稿子就是发不出去。至于我的图片发稿则更是困难万分，首先我得将放大好的10寸标准传真照片打好英文说明，送到伊拉克政府新闻部，经审查合格后再送至伊拉克通讯社图传室，由伊通社图传室向伊拉克邮电部要国际长途，再传至新华社巴黎分社，经新华社巴黎分社传回北京。
由于巴格达情况特殊，对于所有会引起麻烦的敏感题材，我尽量擦着边走。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迫使每个记者都格外谨慎。对于伊拉克新闻部组织拍照的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游行，作为“雅嘿”（兄弟）我场场必到，以博得好感。面对新闻检查，光凭勇敢和诚实远远不够，见机行事的机敏及对你所在国家政局的了解，对该国实力派发自内心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战争爆发后，伊拉克规定记者发稿只许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因为新闻审查官只会这两种文字。未经伊拉克新闻部审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发。我送审的所有照片都本着同情伊拉克人民的苦难、谴责战争的罪恶、争取国际社会帮助受战祸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绝对遵守伊拉克政府各项政策的立场，固此没惹什么麻烦。我成了地档道档的墨家学派，四处兜售“非攻”。
在与巴格达敌对的特拉维夫，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更加完备。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大厅，专门设有以色列政府新闻部、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和新闻检查官三个彼此独立的办公室。在这里，记者可以用任何文字发稿，但必须将稿件内容用希伯来文或英文扼要汇报给着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待着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审核后，盖上一个长方形的紫色图章并签上姓名才能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