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是个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其新闻检查更侧重于军事意义。记者采写的所有稿件不许涉及与军事有关的地名、数字等，例如对所有“飞毛腿”导弹命中的目标都只许说“击中以色列中部某地”，以防止伊拉克根据新闻报道提供的信息，校正“飞毛腿”弹道导弹的发射轨迹。据我的以色列朋友奥丽特小姐介绍，大名鼎鼎的美国广播公司就因报道了“飞毛腿”导弹命中特拉维夫某地而被勒令停止采访，直到在电视节目中“向全体以色列人民公开道歉”后才获准恢复正常工作。
战争爆发后，美制“爱国者”式反弹道导弹出尽了风头。我一直想拍特拉维夫城外的美军爱国者导弹阵地，可又不敢贸然行事。我找到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的以色列国防军新闻发言人，请求拍摄“爱国者”，可新闻发言人声称这类军事目标严禁拍照，任我力陈“爱国者”导弹神奇的新闻性就是毫无效果。最后我说：“我的朋友、台湾电视台的朱增有就拍过‘爱国者’。我之所以不能拍是不是因为我来自北京。”这个军官听罢，像被蝎子蜇了一下连连摇手：“我绝不是这个意思，台湾人可能是偷拍的。”这位发言人竟建议我也去偷拍，不过千万别把周围的环境拍进去，如果暴露“爱国者”导弹部署的位置，那麻烦就大了。
我和法国lestrepublican的charleslaprevoto驱车到城外，可还没等靠近“爱国者”阵地外围的铁丝网，就被巡逻兵发现，偷拍计划流产。当日下午，我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再度前往。成群的“爱国者”导弹四枚一组装在巨型发射车上，昂首而立，每十余台发射车排成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方阵。这次我们学乖了，村田用佳能新f—1机身十fn马达十300f4，我用尼康fm2机身十md12马达十80～200f4，隔着出租车的玻璃一通扫射，反正老鲍勃教导我们“新闻价值决定照片质量”。
急急忙忙跑回住处，我用肩膀撞开门，甩掉鞋，冲胶卷时紧张得直哆嗦。草草定影水洗，可胶卷上的“爱国者”导弹结像太小，任我把放大机机头提到顶，偌大的“爱国者”发射架在照片上还不够指甲盖大。我只好把提到头的放大机搬到洗脸池上，再摞上一把椅子，掉过头来趴在地板上铺平相纸，总算放了张只有“爱国者”导弹、没有任何环境的10寸传真照片。
待我兴冲冲捧着这张10寸传真照片、赶到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新闻检查办公室时，只见村田信一正站在那里发呆。原来村因那卷用300mm镜头拍的反转片因“暴露导弹阵地的环境”而没能通过新闻检查。村田说我那用200mm镜头拍的则更不在话下。可当他看到我用放大机顶天立地放出的照片时，竟气得大哭起来，我坏笑着劝村田，拍负片有拍负片的好处。我的照片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当天传到了北京，《解放军报》立即刊登了这张照片，这是首张出自中国人之手的“爱国者”照片。
在特拉维夫“飞毛腿”导弹的袭击下，我结识了许多勇敢风趣的西方记者。他们大多智力超群，雄心勃勃，经验丰富，不仅爱钱更爱荣誉，有强烈的职业自豪感。对他们来说，仅千把块的普利策奖远比六位数的年薪更重要。这些人对付新闻检查有着丰富的经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约翰•海古德说：“在危险袭来之际，自始至终的镇定是绝对必要的，这种镇定建立在经历了多次九死一生的基础上。有人说我勇敢，那是瞎说。临危不惧不是胆量问题，而是经验问题。好记者每战胜一次危险，就对自己的能力增强一份信心。这又刺激他去投入到下一场危险之中。”
2月11日夜，我第二次拍到“爱国者”导弹划破夜空迎击“飞毛腿”，前一次我用莱卡m—4十35mm镜头f1.4、1/2秒，拍到的“爱国者”导弹划破长空的弹道轨迹由于太短，被新华社摄影部值班室的老欧枪毙。在电话里，老欧说若用b门会更好些，但叮嘱我千万别再站在楼顶上拍导弹了。可我贼心不死，这次还用莱卡m—4十35mm镜头f1．4，b门，总算拍到了这一恐怖的夜景。
等警报解除、文字记者朱界飞从掩蔽部跑出来看我是否肢体完好时，我早已冲完胶卷并放好了一张传真照片。放照片时我故意让底片药膜朝上，这样放出的照片就成了一张影像相反的照片，使人无法根据“爱国者”导弹的飞行轨迹推算出爱国者导弹的位置，以免给以色列人民带来灾难。来不及关闭放大机，我和文字记者朱界飞跑到一楼大厅，他去查看外国通讯社如何报道刚才的空袭，我则提着美联传真机冲进新闻检查办公室。令人遗憾的是办公室空无一人，估计躲避空袭的检查官还没从避弹室回来。我拎着水淋淋的照片冲到电话机旁，边装我的美联图片传真机，边拨008613073426（这是当年的新华社传真照片接口）北京新华社，我朝听筒中的袁满怒吼：“袁满，快收！”美联社传真机飞速旋转起来，水珠洒了我一眼镜，我这才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这种老式的美联图片传真机没有监控，滚筒一转谁也看不到滚筒上发的是什么东西。我又做了个局，将几张前一天通过检查已盖章签字的照片摆在一旁，仿佛传真机上传的是它们中的一张，然后提心吊胆地守着我的宝贝照片。可就在这张“爱国者”截击“飞毛腿”的照片即将传完、滚筒行将停下来时，一名新闻检查官突然撞了进来，他走到我面前，随手翻看我扔在桌子上的照片，笑着问我为什么拍了这么多男女士兵接吻、搂抱的照片，我说因为我还没有女朋友，挺羡慕他们的。说话时我的心已提到嗓子眼儿。在这关键时刻，一向沉稳得让我着急的文字记者朱界飞踱着方步摇摇摆摆进来了，我顿时像老羊倌见到了毛主席。我面带微笑不动声色地用北京俚语快速地说：“快他妈让他走，我要河北省‘完’县了。”朱界飞手持稿子，指指点点把眼前的瘟神请了过去。我的图传机也恰在此时戛然而止。待到这位检查官回过身来看我时，我早已换上了另一张照片。
就在我得意忘形跑回住所时，现实残酷得让我流泪。我刚才忙于放照片，把那张水淋淋的底片始终药膜朝上卡在放大机集光箱下，现在已烤得起了泡。可我硬挺着没趴下。我记得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时的罗伯特•卡帕也碰上过这么一回。
34 再见巴格达
玩耍后睡眠，暴风雨中航行后入港，战争后休整，生之后死，这都是最大的快乐。
——斯宾塞《仙后》
1991年5月7日，我终于得到了伊拉克政府签发的离开伊拉克的特许证和路条。在此之前，办理离境申请足足花费了我两个多星期。由于伊拉克的药品试剂严重短缺，单是血样检验就得等10天。而出入境的常驻外国人必须不停地提供血液证明。
而约旦驻巴格达使馆的一位胖乎乎、穿得花里胡哨、似乎进化得不够年头的圆囫囵小姐却拒绝给我办理过境签证，原因仅仅是帮我办手续的老朱对她叫了声“夫人”。幸亏老朱应变能力极强，马上感慨道：“我真没想到至今还没有一位男子有幸娶您这样的美人。”黑胖小姐立刻转怒为喜：“现在就签。”
由巴格达到安曼的公路是伊拉克与外界联系的惟一通道，长约九百多公里，由东向西穿过寸草不生的大沙漠，西方记者称之为“死亡之路”。
老学长郑达庸张开熊臂拥抱了我之后，让他的司机一直把我送出境。沿途被炸毁的公路已被清理，一些弹坑也填上新鲜的沙土，汽车残骸堆在路边锈成团团乌铁。我们崭新的“巡洋舰”虽然轻快，可因为是新车，引擎耗油极厉害，才跑一半路，车顶四大桶备用汽油就已见底，此时离约伊边境还有上百公里。为节油，我们不敢开空调，扑面而来的热风至少50℃。太阳照在沙漠上，朦朦雾气中，远处忽然出现一片碧绿的湖泊，使人弄不清太阳在天上还是地下，其实这全是幻觉。长达五个半月的紧张采访已经使我对危险的感觉变得迟钝。
车到卡迪希亚边防站，我和司机四处找人买油，回答都是“麻库”（没有），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发现一辆接着使团标志的“奔驰”。一打听，是斯里兰卡驻伊拉克大使的车。这位佛国大使双手合十爽快地命令司机立即给我们抽油，并坚决拒绝收款，只收了我们两罐茶叶。他说“互相帮助，友谊第一”，之后是阿弥陀佛之类。我亦虔诚地背诵起“槃若波罗密多”。
驻安曼使馆的小李曾在叙利亚留学，说得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有他送我到安曼阿丽亚机场，办理各种手续格外顺利，直到第三道安检，小李才被挡在了线外，高大魁梧的边防警察对旅客逐一搜身。我规规矩矩地先把传真机递上去，然后是一大摞传真照片。几名安检官员一拥而上，争相传看照片，竟把我晒在一边。这时走过来一位上校，一声断喝，大兵立即毕恭毕敬地将我的照片呈上去。上校走到一张办公桌后坐定，戴上眼镜，一张张仔细翻看。待听得上校一声低吟，我趁机走上前去给上校讲解照片的内容。“七•一六”大桥、饥饿的儿童、被美军炸毁的儿童奶粉厂、被政府军击毙的库尔德武装分子……我抬头朝玻璃门望去，见小李还在紧张地注视着我，我高举右手做了个“ok”手势。上校终于将照片全部还给我：“很好，应该让全世界知道战争的罪恶。”
安曼时间5月12日22点30分，我搭乘的约航班机开始滑跑。一位漂亮的空姐问我：“你是日本人？”“不，中国人，人民中国。”小姐嫣然一笑：“中国饭好吃。”
当地时间5月14日11时30分，我飞抵曼谷。我的土黄色的沙漠迷彩裤和笨重的伞兵靴令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惊异。我看着泰国人的面孔，与中国人非常相近。面对无数张“中国脸”的海洋，我无法辨认谁是新华社曼谷分社来接我的同胞。我担心自己身上的“新华”标志还不够醒目，就拿出几张10寸传真照片，在其背后用“诗德楼”记号笔写了一尺见方的三个字“新华社”，把它竖在行李堆上。好奇的旅客总想翻看方块字背后的画面，我可没心思在这里办影展。正当我急不可耐、准备叫出租车的时候，新华社曼谷分社来接我的小邵在人群中发现了我。
中午，我们在乍都扎公园门口吃了顿海鲜火锅，这是我参加海湾报道五个多月以来吃得最美的一顿。曼谷分社要留我住两天，可我们摄影部老板命令我立刻返京，否则就要扒我的“鸭皮”。当年腐败还不盛行，摄影部不许记者利用采访之便游山玩水。在我撤离巴格达时就已接到老板要我“保持晚节”的指示。
就要回到祖国、回到亲人身边了，心情却比在战火下的海湾时更不平静。战争锻炼了我异于常人测知哪里将要发生重要事件的能力，只有受过严格训练的眼睛，才能观察到细致入微的东西，得出令人信服的正确结果。泰戈尔老人诗云：“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可我骄傲，我飞翔过。”
回首战时的五个半月，我想念曾与我一起日夜奋战在海湾的各国同行：共同社的河野澈、大河源利男，cbs的约翰•海古德，美联社的多米尼克，东京新闻的草间俊介，法新社的阿德利，自由撰稿人村田信一……就在我们采访基尔库克前几天的3月29日，美国《新闻周刊》摄影记者加德•格罗斯永远长眠在那里，他只有27岁。我曾在约旦河谷贝卡难民营与他有过一面之交。
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曾对我说：“摄影记者应该是最勇敢、最忠诚的人。新华社摄影记者更应该如此。”我不过是想当新华社“摄影翅膀”上硬羽毛的多梦青年，历史成全了我，让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好的集体。并不富足的人民使我得到了一流的教育和培训。我干得并不很好，只是尽了力而已。
飞机将我和祖国的距离不断拉近，我就要见到日夜指挥我采访的老板们、帮我保障传真线畅通的传真员袁满和新闻中心的哥儿们了。
走出机场，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的老板，我迈开伞兵靴冲上去，把我脏兮兮的阿拉伯包头蒙在她的头上。我心里默念：缅怀战争中丧生的无名英雄，献给他们的母亲。
战争结束了，我们休息了，
但大炮和坦克没有休息。
战争结束了，我们回家了，
可我们的兄弟没能回来。
战争结束了，我们还活着，
……
附录一 鸭子这家伙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刘忆分
鸭子这家伙，有时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真累。一米八三的大个儿，坐不住，老在你面前晃悠。盯着你，滔滔不绝，高兴处，不仅眉开眼笑，还舞之，蹈之，手脚恨不能全比划上，简直能把人侃晕乎。这时，你会惊讶，这傻鸭子会有这思路、这学问、这口才。
京城摄影圈里有句极精辟的话，叫做：唐老鸭是写的比拍的好，说的比写的好，干的比说的好。作为一个摄影记者，此话不知是夸是贬，反正他听了挺乐乎。这人，就喜欢听好听的。要是满脸乌云，准是谁说到了要害，也不管周围人多人少，高兴与否，一屁股坐一旁发呆。可有一点，这家伙干起活来，真是不要命。1987年他刚进新华社，就和法国记者一起徒步走长城，照片居然被西帕、西格玛们买了去。1988年他为美国一家公司拍野生熊猫的照片，进入人迹罕至、冰天雪地的秦岭。人们印象中的国宝都是一副温驯可爱的模样，坐在地上啃着竹叶，悠哉悠哉，偶尔还能表演个节目什么的。可在高山大林中，熊猫却野性十足，灵敏轻捷，奔跑跳跃在锋利的竹丛与冰硬的雪石之中。给它拍照片，你得在茫茫雪岭中细心寻觅，双腿不时要泡在刺骨的雪水中，而且一蹲就是几十分钟。一有动静，恨不能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追着那野物跑上几里地，可累得你都喘不上气来时，熊猫又已无影无踪。当他的老板专程去美国捧回那精美的大画册时，他又像个孩子似的只知道嘿嘿傻乐。只是在夜深人静时，他会躺在床上不停地揉着贴着虎骨膏的双脚。
1990年他又从海拔50米的北京移师到海拔五六千米的青藏高原，加入了可可西里无人区科学考察队。可可西里，被称为世界第三极，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也以严酷的自然条件闻名于世。刚去的一段日子里，他每早穿衣服都得十几分钟。一个大小伙子，愣是气喘吁吁抬不起胳膊套不上衣服。三个多月，没有新鲜蔬菜。回到北京，多了个习惯，吃个水果，恨不得把籽儿也全嚼了咽下去。可是新华社有了一套完整的关于这地区的照片资料。
1989年山西地震，他听到广播就从家里冲到社里，钻进他老板备好的汽车，成为震后首位进入震中的记者，连续工作了38个小时。“新华”的照片不仅占领《人民日报》等国内大报，就连美联、法新、路透用的也全是“新华”的。
外交部招待所大火，被警方严密封锁的“长城情死”，不愿见中国记者的阿兰•德隆到京，蒲黄榆火车相撞，故宫宋墙倒塌，芦沟桥狮子被雷击劈，采拍押送回国的劫机犯……他要么风风火火赶到现场，要么能在机场上守一夜。追踪轰动一时的京石公路事件，追捕杀害北大学生凶犯案件，他能星夜驱车赶到外地。
在可可西里雪山上，他听到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消息，立即给社领导打了请战报告，并迫不及待地拍电报让好友准备资料。下山后，他就颠儿档档地部里、社里、外事局、北大东语系、公安局、使馆……一关又一关到处说好话、表决心。累极时，撩起裤腿发愁：“这两条腿越发的一条细，一条更细，怎么办哟。”于是每天用那条细腿练蹲下站起。明知道该上医院治疗，可就是不敢，怕耽误时间，上不了前线。就这样，他迈着粗细不一的双腿，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这回从雪山到火海，他身着缝有五星红旗、涂写着“中国新华社”字样的摄影背心，只身转战于伊拉克、约旦、塞浦路斯、以色列、埃及。五个多月，凭着几句现炒现卖的阿文，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居然跑遍了大半个中东。
朋友们说，他那股风风火火的劲儿来源于办公桌上挂的那张卡帕照片。他常说，这位踩着地雷还不忘按下快门的罗伯特•卡帕，似乎在天天催促他：鸭子，别闲着，快，出去干活去。
几年新闻跑下来，不仅京城的新闻圈熟悉了他，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同行们也渐渐知道了这个为“新华”、为抢新闻玩儿命的唐老鸭。为拍片，为给中国争脸，对老外他照样不买账。第一次领教这种厉害的可能是法新社的凯瑟琳。那次他们为一个最佳拍摄位置互不相让，鸭子一急，差点连北京痞话都出口了。结果赢了，法新、西帕、西格玛买下了“新华”的片子。活儿完了，凯瑟琳也成了他的朋友。鸭子去中东后，这位金发女郎还打听他的情况，为他的安全担忧呢。
因报道艾滋病而获世界新闻大奖的瑞宁格、英国汤姆森国际培训中心的老鲍勃……这些资深的名记者都不知为什么被这个中国的年轻人迷住了，他们乐于与他神侃，教授他一些用皮肉之苦甚至是生命危险换来的拍照“绝招”。在海湾时，各国各大通讯社都纷纷派出自己的最佳阵容加入到这场世纪之战也是新闻大战的角逐中。在巴格达，在以色列，日本共同社的老朋友河野几次提供了无私的援助；关键时刻，美国的斯迪夫把他当做“救命的稻草”，加拿大的乔与他患难与共；印尼的、法国的、英国的、巴基斯坦的记者们在共同的采访中也不得不对中国记者刮目相看了。河野说：“新华发的德奎利亚尔为和平斡旋来到巴格达机场的照片，是各大通讯社中最漂亮的，日本用的也是‘新华’的。”他对各类武器、装备型号、性能的熟悉，对世界军事战况的把握，使得他成了这帮外国同行的“军事顾问”。遇到个什么坦克、导弹，不时有人要拉住他问个长短。
可是，为了这一切，他准备了十几年。上高中时，他从家传的一台老“禄来”开始接触摄影，看着一本30年代柯达公司的英文小册子《如何拍好照片》，他依样画葫芦给自己钉个印像箱，天天盼着日落西山好关门印照片。五外公邵力子的好友黄翔成了他的启蒙老师。这位大摄影家告诫他，摄影功夫在摄影技术之外，可他当时似懂非懂。
1979年他进入北大国政系学习，耳目顿觉一新。喜好读书的鸭子在北大国书馆熟知了斯诺的好友、那位曾拍过“台儿庄大捷”、“宋庆龄和周恩来在武汉”的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卡帕的足迹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几乎拍遍所有的现代战争。鸭子为卡帕的经历、卡帕的精神深深感动。他认为，卡帕精神就是一种为人类进步拼命工作的献身精神。从此，他迷上了卡帕。
1983年毕业后他被分往中国政法大学任教。讲台成了释放、施展他才能的起点，努力勤奋的敬业精神、活泼生动的授课方式、广博深厚的学识，使他成为受欢迎的教师。正课之余，他还开设了二次大战史选修课，读了三年在职研究生。这是段自在轻松的日子，至今他常怀念政法大学那宽松的学术环境，小小课堂给他起飞前的自信与预演。但教课的同时，他始终不忘他的相机、他的卡帕。他仍在积累着、准备着——从理论到实践。
终于，1987年初他叩开了新华社摄影部的大门。从此他如鱼得水，天天奔走于北京的大街小巷，而什刹海边的那个家，就简直像个旅馆了。他白天黑夜不着家，家人理解：为新华社干活去了。他要是有一天在家闲着，家里人倒不习惯了，还得提防着躲着点儿，一没活儿干，他就难受，瞧着谁都要横眼运气。可他妈妈乐意：不管咋的，看着儿子在身边就安心。可以让他喝上碗热粥，吃上几张娘亲手烙的馅饼。要不这几年跑新闻跑出来的胃病怎么好得了呢。
可要一听见腰间的bp机嘀嘀作响——准是又有新闻了。他顿时像只候食多日的老虎，浑身一抖，精神大振，冲将出去。
他喜欢红色，因为“骑自行车撞不着”，于是不管走到哪里，一袭红衫成了他的标志。那个红色的身影一出现，人们就知道又有麻烦了。“红色在行动”——1988年《中国青年报》上刊登的关于他的一篇特写表明了圈内人对他的认可、国外人对他的了解。
他人缘不错，那满脸的灿烂，赢得了上至部长下至平民男女老少的信任和友情，可是他那憨憨的眼神中不时闪过的一丝狡黠告诉你：这小子不傻。为达到目的，他会使尽浑身解数。那年，他就是夹着一卷登有他拍的头版照片的破报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服，一副极诚恳的青年样儿，来到我的办公室，得到了一张记者采访证。就连北京市公安局长苏仲祥、副市长张百发也成了搭肩搂腰站在一起合影的朋友。翻开他那破破烂烂、贴了又贴的通信录。看看那分门别类排列的上千个地址与电话，就知道这家伙几年下的功夫。
不知底细的会以为他有多大背景，同龄人则羡慕他的好运气，其实，他就想当个好记者，是中国的好记者。在这个金钱与权势被相当一些人信奉至上的社会里，记者，尤其是国家级通讯社的摄影记者，本是个很不错、相当有油水可捞的职业。凭他的相机、他的名气，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大把的“大团结”、美元港钞。他信奉的是：我要忠于我的“新华”。他能放弃参赛得奖的机会，听命于“老板”的调遣；为了“新华”，他能扔下发大财、得大件、出国旅游、休假的好事，就知道忙于那不来钱的拍照、冲卷。有时晚上一个活动结束了，别人都回家睡觉了，他还是回社里冲卷发稿。因为“新华的稿是新闻稿，要当天的”。当今，大批年轻人都往美利坚、法兰西、英格兰涌去，他却主动申请去那整天不得消停的中东。海湾打起来时，他迎着炮火去那儿玩了一趟命，回来后，没立功没受奖，没长工资没分房，可他也没吭声。照样背起相机，从前线到了洪水灾区。他那股要献身理想的真诚，那股认真得近乎学究的憨劲，使我在第一次见到他时竟惊讶：在这20世纪90年代的京城，从事着这时髦、现代的行当，居然还有这么书卷气的记者。如果说，不凡的家世、良好的家教，熏陶了这位年轻人比同龄人更深厚的文化功底，四年的北大教育培养了一种信仰与精神，四年的执教生涯训练了他的思维与表达能力并且给予了一种理论的修养与准备，那么，四年“新华”的经历与环境对他的成长与成功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念念不忘“新华”对他的“恩情”：“新华”老总们对他的关怀、老小记者们对他的帮助教诲，“新华”为他提供了bp机、手携式移动电话，送他进汤姆森国际新闻中心培训，送他学开车……要是“新华”有谁夸他一句，他能乐得屁颠屁颠的，恨不能记一辈子。
生活中，有时人显得很有些迂，有些不合时宜。他能把应得的礼品全送给随车司机，因为“他比我更辛苦”；他能在刺骨的冰水中背着老人与女孩过河，一声不吭；他能为大奖赛中弄虚作假、欺负百姓的罪恶“惯常”行为痛苦得辗转难寐；他能为一篇小说感动得涕泪交加，在火车上出尽洋相；他能倾尽身上所有给饥饿的孩子；他能为与一只小狗的分离而珠泪潸然。他还会踩缝纫机，家里的缝纫机还是买来后他自己装配成的；他会弹吉他，他会下国际象棋，兴起时还愿教你一两手。他闲暇时会给你吹上一段不成调的口哨、唱上一曲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侃上一段令人捧腹的民间故事……
是的，他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更爱他的祖国、他的人民。去年他申请赴海湾前线的报告批准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摄影背心的前胸后背分别缝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海湾的一百多个日日夜夜里，不管多苦多累多难，他牢记的是：决不给中国人丢脸，要为“新华”争光。
今天他又踏上赴中东的行程，背负着中国新华社的使命：他成为新华社中东分社常驻记者。他又开始活跃在开罗的街头巷尾、古迹遗址，用自己的镜头去捕捉、去反映埃及人民的古今生活。他往往是一上班就驾车出去“野”，直到日落西山才回分社冲卷做片子。从国内各大报纸不断亮相的照片、文字，朋友们又好像见到了他。这小子还是闲不住。半年来，鸭子不仅在埃及境内转悠，从开罗到南部的阿斯旺到北部的阿拉曼，还和他的同事在利比亚被联合国制裁的当间冒险进入利比亚。两周内，他们克服重重障碍，抢拍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还意外地受邀采访了卡扎菲，参观了利比亚女子军事学院。前不久，他又千里单骑穿越埃及的大沙漠赴以色列采访，收获又是大大的。当朋友们羡慕他能亲临目睹吉萨金字塔及狮身人面像、惊呼“这小子居然和大名鼎鼎的卡扎菲坐在一起照相”时，人们可曾想过，这段日子他碰到了多少困难：语言不通，像个“聋子”、“瞎子”似的与阿拉伯人比比划划，连蒙带猜，彼此才似懂非懂；生活习惯相异，在京城他最怕牛羊肉的膻味，可如今只能天天凑合，愁得他妈老想给儿子包顿猪肉馅的饺子送去；还有，遇上中东这么块动荡之地，人的神经总是紧张兮兮，“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格外紧，略有不顺眼，相机就要遭殃，胶卷被强行拉出曝光，人也得挨刺儿受辱。碰上个非常事件、是非之地，还老得后脑勺上长只眼，以提防那不长眼的枪弹。可鸭子不愿提这些，整日还是“嘻皮笑脸”的。就是一点他认真，让他“深情”：“我好想好想我的祖国。真的，我不想家，但想我的祖国。”跟真的似的，可这时他的确乐不起来了，好像有许多许多往事在回忆、在追忆……
瞧，忘了介绍大名了，鸭子人称“唐老鸭”，中国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也。
（本文原载《大学生》杂志1992年第5期）
附录二 中国记者在海湾
《北京青年报》副总编辑孙伟
海湾战争中，本来在中国新闻界就已小有名气的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一下子成了新闻人物。从去年12月底到战争停火的两个来月时间里，他从战区发回一百余幅传真照片，其中五十多幅发表，全国各大报纸几乎天天都有他拍摄的照片，登来载去，尤其是那张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机场的照片，人物表情、摄影角度都绝了！据说当时香港12家报纸全部采用了这张照片。
特殊时期，在巴格达拍照可太困难了。如果没有伊拉克新闻官员的带领，背相机上街都是违法的。士兵、警察，甚至老百姓都可以没收你的相机，揪出胶卷曝光。唐师曾便将五星红旗缝在摄影背心上，前后还都用中、英、阿三种文字写上了“中国新华社”。他特意学了一句阿拉伯语：“西尼夏比撤狄克！”意思是：“中国记者好朋友！”逢人便讲，讲完就笑。这一招儿还真灵。人家看他挺和气，就不太和他“较真儿”。借机，他抢到了不少珍贵的镜头。
1月12日夜唐师曾接到北京的命令：设法拍到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的照片。然而，要找到这位秘书长谈何容易！13日他和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朱记者整整奔波了一天，直到晚上8点才追到萨达姆国际机场贵宾楼。
大厅里聚集着二百多名各国记者，都在等待着秘书长的出现。
德奎利亚尔终于在官员们簇拥下来到机场。一时间记者挤作一团，相机、三脚架互相碰撞，叫声响成一片。在这种情况下，铝梯、三脚架根本支不住。唐师曾顺手将早已物色好的一把椅子抢过来，一步跨了上去。本来他就一米八多的大个儿，再站到椅子上，角度太有利了，馋得美国记者翘着脚直问：“怎么样？”他边拍边得意地说：“绝啦！”
德奎利亚尔进了一个专门的小厅，记者们被拦在门口的铁栏杆外，唐师曾挤在前排，他显出规规矩矩的样子，还不时冲警卫微笑。于是，警卫们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几个西方记者身上。就趁他们稍不留意的机会，唐师曾猛然抬腿跨过栏杆，三步两步追上了德奎利亚尔一行。他听到了身后警卫的怒骂和追赶的脚步声，但他头也不回，紧贴着官员们往里去，终于抓到了最好拍摄机遇。事后，外国同行问他：“你就不怕他们开枪？”唐师曾乐呵呵地答：“不会的，我离阿齐兹那么近！”
开战后，唐师曾随最后一批记者离开了巴格达，后经安曼飞抵塞浦路斯，从这里办了进入以色列的签证。
此时，飞往以色列的班机全停了。但唐师曾一分钟也不想等，因为每一分钟以色列都可能爆发新闻。他冒险搭乘一架小型私人飞机。2月1日，天下着雨，这架螺旋桨飞机在风雨中颠簸，窗下一片漆黑，只能看见窗户上疾下的雨滴。突然，飞机猛一下沉，唐师曾心里也一沉，不由自主地把“尼康”紧紧抱在怀中。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考验，好不容易到了特拉维夫。在以色列政府新闻部办公室里，一位官员惊奇地盯着他胸前的五星红旗感慨道：“我第一次见到北京来的人，您打算呆多久？我马上给您办证件！”
在特拉维夫14天，天天赶上空袭警报，警报一响，工作人员便将所有客人赶入设在六楼的防毒掩蔽室。唐师曾却没有一次进掩体，而是一听警报便抄起家伙往外跑。有时在大街，有时在阳台上仰望天空，等候“袭击”。2月9日凌晨2点多，警报再响，唐师曾照常爬上阳台等待，这次“飞毛腿”真来了，一条火龙划破夜空，接着两声巨响，楼板都震得颤抖。唐师曾拍下这珍贵镜头后，立即冲下楼，往爆炸点赶去。那里，房屋炸塌，煤气管、水管崩裂。前来抢救的人乱成一团，唐师曾立即举起相机。但一个以色列士兵却上前挡住他的镜头。这下他急了，再也笑不出来，破口大骂……
在电话里，唐师曾这样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决不会给中国人丢脸。我会给新华社玩命干活！”
新华社摄影部的徐佑珠主任对她的这个兵十分满意。她带有几分得意的口吻补充说：“除了拼命的精神以外，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张郇和唐师曾都是‘全天候记者’，会外语，能拍照片，又能写文字稿，还会开车。为此，新华社下了不小的‘本’。但如没有这些条件，他们海湾报道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本文原载《北京青年报》1991年3月8日）
附录三 大街上拣回一个宝
——唐师曾一二
新华社摄影部主任、中国照片档案馆馆长徐佑珠
《人民摄影报》连续发表了唐师曾从海湾发来的文字和图片报道之后，《人民日报》2月3日又在“每周文摘”版“摘”登了唐师曾的戎装照片。一名专事新闻报道的记者一时成了新闻人物，他的像片被几家报纸转来摘去，这本身就极具新闻价值。
“唐师曾是怎么来新华社的？”
因为据《人民摄影报》介绍，唐师曾1983年从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后，分配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所以人们有这样的疑问。
“从大街上拣的。”
这回答不完全是玩笑。1986年冬天，一位在新华社工作的北大毕业生走进我的办公室，引荐一位想当摄影记者的校友。没待我开口，这校友便虔诚地捧过一本贴了他几十张见报照片的大本子，证明自己在新闻摄影方面的建树。我接过来翻了翻，未见佳品，随即就递还给他。也许是我漫不经心的态度伤了他的自尊心，他顿时涨红了脸，急切地介绍自己如何爱好新闻摄影，说如果让他当新华社记者，他一定像卡帕那样玩命地干活，而且什么要求都没有，除了两台莱卡或尼康……
“来了就想当记者？还要两台相机？”
“一台也行。”
“一台也没有，也不能来了就当记者。如果新华社要你，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哦，不给相机，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深思了片刻，“行，只要让我来新华社。”
他从我办公室出去后，走廊上满打招呼。奇怪，摄影部怎么这么多他的熟人？一问，有个把是校友，多数都是大街上采访时认识的。小伙子们说，到哪儿都有他，这人一见背相机的就亲，见面熟，又挺谦虚，所以对他都挺有好感，听说他想来新华社，都帮他说好话。
政法大学也愿意成全他，尽管舍不得放走了一位好教员，但他实在太迷照相，留不住。
几个月后，他如愿以偿。那些在大街上认识他的“老新华”逗他说是拣来的。
只看照片未谋其面的人可能以为唐师曾很魁梧，其实这个形容词对他不合适。他虽说是1米83的个头，但有些罗锅，不着意挺起胸脯，得减去三厘米，身材偏细长。一张清秀白净的脸上架副近视眼镜，摘掉钢盔，一副书生气概。可在我们摄影部，谁要把“书生“这个概念和唐师曾的形象联在一起，一定是他的大脑软件出了毛病。有谁见过唐师曾稳稳当档地走路、按台阶爬楼呢？他什么时候都是急匆匆的，仿佛屁股后面永远跟着追兵。
“下雨啦！”刚来的那年夏天，一个下午，他冲进一间又一间办公室，兴奋地大叫。
下雨谁看不见？下雨有什么可激动的？一位小姑娘被他叫得心烦，骂他“神经病”！
他生气地嘟哝：久旱下雨，就是新闻……转身背起相机冲向大雨滂沦的大街小巷。晚上回来，浑身湿透，却眉飞色舞，捧给编辑一摞千姿百态的雨中人物照片，连骂他神经病的小姑娘也高兴地夸他“唐老鸭真聪明”。一组《雨中曲》专题照片发到香港，大受报纸欢迎。
这以后，他仍然经常犯“神经病”，又经常在挨骂之后得到夸奖。
他拍的照片越来越多，他的要求也随之多了起来。两台尼康已经不在话下，他还要bp机，要无线电话，要汽车，车上还要有麦考尔用的那种警灯，遇到紧急情况，能像麦考尔那样，把警灯往车顶上一放，红光闪烁，警笛长鸣，通行无阻。这过程中，又不知多少次挨骂。但他坚持，今天要，明天要，向主任要，向社长要，一遍一遍地向上司宣传，这些东西都是记者必备的。他的要求终于被理解，除了麦考尔的警灯没指望，专用汽车在国内暂时也没条件。bp机和无线电话到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名片上加印四个字：“昼夜工作。”摄影部成立新闻中心的头一年，几乎每天都有他“昼夜工作”的成果。
他的要求没完没了，从要设备，转而要任务。
山西大同、河北阳原间发生地震，电台广播后刚半小时，他已从家里骑车到新华社，连蹦带跳地冲进摄影部值班室，全身颤抖地抓起电话要国家地震局。买10包饼干，乘一辆“大发”，飞车千里，赶在救灾的解放军之前到达震中地区。连续38小时工作，向全国和世界各地发出第一批独家新闻照片。
北大生物学家到秦岭考察野生大熊猫，正是秦岭山区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他穿着普通的羽绒衣跟了去。在海拔2000米～3000米的林海雪原跟踪搜索。人过竹林中的大熊猫通道必须爬行，竹丛上一寸多厚的积雪灌进脖子，两层防寒服都湿淋淋地贴在脊梁上，大头鞋也灌满了雪水。但能拍到完全在自然状态下的野生大熊猫，就足以补偿一切。当大熊猫在雪原上消失，他的眼泪滴在取景器上，融化了上面的积雪。他珍惜这年冬天的经历，说一辈子也忘不了。
为了揭开可可西里神秘的面纱，他随国家科考队去了海拔五千多米的无人区。那里严寒、缺氧、干旱、强辐射，由于从来无人涉足，被称为“神秘的死亡地带”，轻微的感冒就可能导致肺水肿，几小时内丧命。死亡的威胁挡不住他对那“野生动物乐园”的向往。为了追拍云端里的野牦牛，走几步就得扒在岩石上喘粗气，肺像在油里煎，几乎要炸裂。这光景，他竟能生出无限的遐想：从“乞力马扎罗的雪”到“走出非洲”。
海湾战云密布，他一份报告又一份报告，以至直接上书社长，要求派他去拍摄第一手战地照片，和美联、路透们比个高下。40天工夫，他从巴格达到安曼，又从安曼到特拉维夫，单枪匹马，拳打脚踢，已经有近30幅照片和6篇文章见诸报端。
在新华社三年，他去了不少没人去的地方，都是他自己要求的。惟有一次例外，1989年初春去德国多特蒙德采访第40届世乒赛，是组织派遣的。
他整天东跑西颠，看不见他有安分的时候。摄影部办青年记者培训班，请他讲讲采访社会新闻的体会，早就跟他打过招呼，但从不见他坐下来准备，办班的人提醒了几次，果然准时上讲台，带着厚厚的讲稿还有若干张卡片。从中国讲到外国，从鲁迅讲到黑格尔，旁征博引，滔滔不绝，有理论，有实践，令听课的老少同行折服。
讲课的时候，离他去巴格达还有五天，他在课堂上说，要去巴格达，要当卡帕，最好是单身男青年，别结婚。
如果你因此相信了他是预见有巴格达之行，才没谈恋爱，甚至以为他会为事业抱独身主义，那可就上当了。
他刚来新华社那年，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当时两伊战争还没结束，他整天嚷嚷要去贝鲁特。他问介绍人，姑娘有尼康吗？她能去贝鲁特吗？具备这两条，我就同意。态度挺诚恳，气得介绍人骂他傻瓜。他笑嘻嘻的，好像真有点傻。
装傻，是他应付难题的绝招，这招数到巴格达还真用上了。临战的巴格达，不许任何外国记者随便拍照，背相机上街被视为“违法”。老百姓不懂英语，他不会阿语，除了“西尼夏比撒狄克“（中国记者好朋友），说完这句话，就冲人家傻笑。老百姓莫名其妙，看他样子和气，便朝他友好地挥挥手，不再纠缠。
在巴格达机场采访联合国秘书长时，他又一次靠装傻得逞。军警命令所有记者列队进入一间屋子与德奎利亚尔见面。他俯首听命，规规矩矩，趁其不备，一个急转身，迈腿跨过栏杆，几步小跑，追上秘书长一行，紧贴着贵宾往里走。这回真的是后有追兵，他却佯装不知，抢到最好的位置，拍到令美联、共同记者望尘莫及的镜头。
有道是大智若愚。识不透他的狡黠才真是犯傻。
（本文原载《人民摄影》1991年2月13日头版）
附录四 红色在行动
——记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
新华社记者罗更前
影星阿兰•德隆到京，在一个不允许任何记者拍摄的场合，却有一台相机硬是挤了进去，操作这台相机的是个穿红色上衣的青年记者。
京津公路上，一辆“奔驰”牌轿车，以140英里的时速，紧紧尾随着公安局的警车，车上坐的又是这个身着红上衣的青年，在抓获杀害北大研究生的凶犯时，他按下了快门。
外交部招待所起火，迅速到达现场，冲进火场，端起相机的，还是红色上衣……
这个经常身着红色上衣活跃在新闻现场的青年是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他喜欢红色，需要红色，他认为红色有紧迫感，红色热情、好胜，容易给人留下记忆，为下次采访提供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