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很深了，我们还没散场。最后，我的阴谋终于得逞了，葛兰丁宁成了我惟一的对手。我们玩的是我最喜欢的埃卡特！（埃卡特，纸牌的一种玩法。可供两个人玩。每人各发五张牌，第十一张为王牌，满五分成一局。——译者注）其他人对我们一掷千金的气势大感兴趣，都扔掉自己手里的牌，站在我们旁边当了看客。这暴发户上半夜在我的诱骗下，喝了很多酒。眼下，他洗牌、发牌、打牌都紧张得要死，我想，他确实喝多了，不过也不是绝对如此。一会儿工夫，他就输给了我一大笔钱。我沉着到等着，果不其然，他灌了一大口葡萄酒后，提出将赌注再加一倍，其实原先的赌注已是个很大的数字了！我装出很勉强的样子假意推脱。我再三拒绝，把他惹恼了，对我破口大骂起来。如此，我才假装是出于怄气答应的他。当然，结果不过证明，这个猎物完全落进了我的圈套中。不到一个钟头，他的债就翻了四倍。一段时间里，他那原本喝得通红的脸上，一丝红润都不见了。让我惊讶的是，他居然面如死灰，可怕极了。我说过了，我很惊讶。我仔细调查过了，据说葛兰丁宁富得流油，他输的这笔钱在别人眼里固然不小，可是我想也不至于苦恼成这样啊，更不该反应这么激烈。一个念头闪现了：酒刚一落肚，他就醉了。我正要坚决主要不赌了——这倒不说出于无私的动机，而是为了在同伙面前保持自己的人格——忽然注意到周围人的表情，听到了葛兰丁宁万分绝望的叹息。我明白了，我已害他倾家荡产。这般境况下，大伙都同情起他来，即便是恶魔，也不会忍心对他下手。
我当时成了怎么一副模样？可真是不好说。受我愚弄的人的可怜情形，使所有的人都面带愁容，窘迫不安。一时间，周遭寂然无声。这伙人里面，那些不那么浪荡的，向我投来轻蔑、责备的目光，烧得我的脸火辣辣的。我甚至愿意承认，有一瞬间，我焦虑得快撑不住了。不过，随之而起的意外事件，倒使我心里暂时松了口气。又宽又重的折门咣地一声大开了，冲力又猛又急，房间里的烛火犹如受到巫术操纵，全都熄灭了。将熄未熄时的一线亮光，刚好让我们看到进来了一个陌生人。那人身高与我不相上下，身上紧紧裹着件披风。房间里一片漆黑。我们感觉得到，他就站在我们中间。他这么粗蛮地闯进来，我们不由大惊失色，还没恢复镇静，就听得这入侵者说话了。
“各位，”他说，嘶嘶的声音低沉、清晰，那让人毕生难忘，吓得我连骨头缝里都渗入了凉意，“各位，我不想为自己的行为道歉，我这么做，是为了尽我的责任。今晚这个人玩纸牌赢了葛兰丁宁爵爷一大笔钱，不用说，对他的本性，你们并不了解。所以，我给大家提一个迅捷有效的办法，以便认清真相。你们要是有空，请检查一下他左袖口的衬里，那件绣花晨衣的大口袋里，或许就藏着几小包东西。”
他说话的时候，四下里静得出奇，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到。说完，他马上离开了。来无影去无踪。我的心情，可以描述么？要描述么？难道得说我被这该死的家伙吓坏了？确信无疑的是，我已经没时间思量了。大伙七手八脚把我当场揪住。烛火霎时间又亮了。搜身开始了。玩埃卡特时必不可少的花牌从我袖口的衬里中翻出来了。在晨衣的口袋里，也翻出了几副纸牌，跟我们在牌局上用的一模一样，只是，这几副都是术语叫做“鼓肚子”的那种，大牌的上下两边微微凸起，小牌的左右两边微微凸起。如此部署，当受骗者按照惯例竖里砌牌，必然发现，自己发给对手一张大牌；赌棍则是横里砌牌，当然不会发给对手一张计分的大牌。
发现真相后，不管大伙多么义愤填膺，对我都一点影响也没有；沉默不语或者冷冷的讥讽，反而会刺伤我。
“威尔逊先生，”房主普雷斯顿开口了，同时弯下腰，从脚下取出一件毛皮稀有的豪华披风，“威尔逊先生，这是你的东西。”（天冷，离开自己的房间时，我在晨衣外披了件披风，到了牌场才脱下）“我看，还得搜一搜这件披风，（他脸上挂着抹冷笑看着披风的褶皱）再给你那套把戏找出些证据。说真的，证据已经够了。希望你明白，你必须离开牛津大学——无论如何，必须马上离开我的宿舍。”
当时，我虽然很卑微、很卑微，都低到尘埃中了，可要不是思绪被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攫住了，听到这番难堪的话，我肯定马上大动肝火。我穿的披风是用稀有的皮子缝的，稀有到无从描述，具体值多少钱，我也不敢说。它的式样也是我本人别出心裁的发明。我酷爱打扮，虚浮轻狂，在衣饰上挑剔到可笑的田地。所以，当普雷斯顿先生从折门附近的地板上拾起一件披风，交到我手上时，我吃惊到近乎恐惧了，我发现自己的披风已经搭在了手臂上。我自然是无意间搭上的。递给我的那件，与我手臂上的这件完全相仿，连最细微的地方，都如出一辙。我记得，那无情地揭露我的怪人身上，是裹了件披风的。而我们这伙人中，除了我谁都没穿披风。我没露声色，取了普雷斯顿给我的那件披风，悄悄放在自己的那一件上面，怒容满面，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里。次日，天还没亮，我就离开了牛津，匆匆踏上奔赴欧洲大陆的旅途。心里又是恐惧，又是羞耻，苦恼得难以言喻。
逃也是瞎逃。厄命仿佛一直得意洋洋得追随着我，真的，这证明了，厄运如此神秘得摆弄我，只不过是个开头。我还没在巴黎站住脚，就看出了新的迹象，这个威尔逊又管起我的闲事了。真是可恶。年复一年，我心里的弦一直绷着。坏蛋！——在罗马，他对我的雄心横加干涉，闲事管得多么不合时宜、鬼鬼祟祟！在维也纳也是，在柏林，在莫斯科，都是如此！说实话，我在哪里不对他怨声载道，不在心里咒他不休？他匪夷所思的苛刻管束，总是让我最后仓皇出逃，像是逃避瘟疫。可纵然是逃到天涯海角，终归也是瞎逃一场。
我一次又一次地暗自寻思，冲着自己这么发问：“他是谁？——他来自何方？——他到底想干什么？”可就是想不出答案。接着，我万分仔细地观察起无故监督我的形式、方法、主要特征来，但从这里也看不出个究竟来。确实，他最近常常跟我作对，每一次，都想着要阻碍我的计划、扰乱我的行动。如果我的计划得以实施，结果难免造成的痛苦的灾祸——对于神气活现的大亨来说，这个理由真的很苍白；对于独断专行的天性来说，就算碰到无礼而执拗的横加干涉，这理由也保障不了什么。
我不由看到，那长久折磨我的人，一直有个怪念头，就是小心谨慎、灵敏机巧地穿着和我一样的衣服，每当想干涉我的意愿，总是竭力不让我看到他的脸。不管他是不是威尔逊，这样做都氏族做作，十足愚蠢。在伊顿公学忠告我的，在牛津大学毁我名誉的，在罗马不让我如愿，在巴黎妨碍我复仇，在那不乐斯阻挠我热恋，在埃及不让我满足欲望——他诬称之为贪婪，难道一时之间，他以为我认不出这个心腹大患、邪恶的天才就是我小学时代的同学威廉。威尔逊？难道我认不出他就是那个与我同名同姓的人，我的伙伴、冤家多头——那个勃兰斯比博士的学校里可恨又可怕的冤家对头？不可能！让我赶紧把这出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场唱完吧。
至今我还被威尔逊控制在掌心中。我一贯认为他人格高贵，智慧不凡，这让我深深敬畏，他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是本事，让我深深敬畏；他的某些天生和假装的特性，又让我害怕。由此可知，我是多么软弱，多么无助；我也由此明白了，尽管不想痛苦地勉强屈服于他的专断意志，但还是盲从为好。可最近，我彻底彻底沉湎于酒乡，酒精使人发疯，它刺激了我祖传的脾性，害得我越来越焦躁，难以控制。我开始低声抱怨——踌躇——反抗。促使我相信自己一天比一天坚定，折磨我的人一天比一天疏离的，难道只是纯粹的想象？即便如此，我也渐渐开始感觉到炽热的希望汩汩喷涌，最后，那不顾一切的决定终于孕育而成。我不愿再受别人的奴役。
罗马。18X X年。狂欢节。我去参加那不勒斯公爵德。布罗利奥府的化装舞会。我比平日里还要纵饮无度。房间里人潮滚滚，空气窒息，这让我恼火得不行。我我穿过闹哄哄的人群，费劲极了，我的火气一点都没退，因为我在寻找年老昏聩的德。布罗利奥那青春、放荡、美丽的妻子。别让我说出自己那卑鄙的动机吧。她先前就恬不知耻地私下里跟我说过，她会化装什么样子。现在，我看到她了。我马上急匆匆地朝她走去。这当口，我感到一只手轻轻搭上肩头，那难忘的、该死的低语在耳边响起。
我怒不可遏。一个急转身，狠狠揪住与我作梗的人的领子。果然不出所料，他打扮得跟我一模一样：西班牙式蓝天鹅绒披风，猩红的腰带，腰带上挂一把长剑，脸上蒙着黑色的丝绸面具。
“恶棍！”我叫道，愤怒得声音都哑了。每吐出一个字，怒火都要旺盛几分，“恶棍！骗子！可恶的大坏蛋！你不该——你不该这样把我缠个死！跟我来，不然我一剑刺穿你！” 我拽着他就走，我们穿过人群，离开舞场，来到隔壁的小会客厅。
一进屋，我就猛地把他搡了出去。他跌跌撞撞退到墙边。我骂了一句，关上了门。我让他拔出剑来。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幽幽地叹息一声，默默拔出剑，拉开了防御的架势。
决斗的时间实际上很短。我受了各种刺激，狂怒不已，只觉自己的一条胳膊力大无穷。几秒钟之内，我使出全部力气，把他逼到墙壁跟前。他陷入了可怜的境地。我残忍地一剑刺中他的胸口，一剑，又一剑，捅了很多下。
那会子，有人想把插销弄开。我慌忙堵在门上，不让任何人闯进来。然后马上回身走向对手。他快死了。可看到呈现在眼前的景象，心中的惊讶，恐惧，人类的哪种语言能够贴切地描绘出来？我的视线不过转移了短短的一瞬，就在那一瞬，房间上首或者说远处的布景就起了明显的变化：房间里居然立了面大镜子，原先可没有。开始我还以为是看花眼了。我恐惧极了，一步一步朝镜子走去，自己的影像迎面走来，面色苍白，血迹斑斑，步态凌乱，虚弱地摇晃着。
那是我的影像，我刚才说，其实不是。那是我的对手——是威尔逊！他奄奄一息，痛苦地站在我面前。面具和披风扔在地上，如今还在地上摊着。他衣服上的每一个针脚都像我的——他脸部触目而奇特的面部特征，哪一点都像我的，甚至与我绝对相同！
那是威尔逊，但他不再用耳语般的声音说话，他开口了，我还真以为是自己在说：
“你赢了，我败了。不过，从今以后，你也死了——对人间、对天堂、对希望来说，都死掉了。我活着，你才存在；我死了，看看这影像，这正是你自己，看你把自己谋杀得多彻底。”
长方形盒子（1850年）
康华 译好几年前，我订了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到纽约的船票。那是艘叫做“独立号”的豪华邮轮。船长叫哈代。如果天气许可，我们将于当月（六月）十五日出发，所以在十四日那天，我就上船整理了一下自己订的包间。
我发现乘客很多，女客更是多得超乎平常。乘客名单上有我的一些熟人，我欣喜地发现，其中有科尼利厄斯。怀亚特先生的名字。他是位年轻的艺术家，我们之间有过温暖的友谊。他曾是我在卡罗来纳大学时的同学。我们总是形影不离。他具有天才身上所具有的一切禀赋，孤傲、敏感而狂热。此外，他的胸腔里，还有一颗世上最温暖、最真诚心在跳荡。
我注意到有三个特别客舱的门卡上写着他的名字；再对照旅客名单，我发现那是他为本人、妻子和他的两个妹妹订的。特等客舱相当宽敞，每间有两个铺位，是上下铺。当然，铺位很窄，只能容下一个人，即便如此，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这四个人要订三个特等客舱。彼时彼刻，我的心灵恰好处于不可理喻的状态，对琐细小事异乎寻常的好奇。尽管心怀羞愧，我还是承认，当时，我确实对那间多余的客舱做了种种荒唐拙劣的推测。当然，这不关我的事，可我依然一门心思想去解开这个谜团。最终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奇怪为什么自己没有早些想到它。“当然是个仆人，”我说，“我真傻，这么显而易见的答案，怎么早没想到！”然而当我再次回去对照旅客名单，我清楚地看到这一家子没带仆人，尽管原本打算带一个的——因为名单上“及仆人”的字样起初写在那里，之后又被划掉了。“哦，一定是额外的行李，”我自言自语道，“那是他不想放在货舱，而想摆在眼皮底下的东西——哈，我明白了——八成是油画之类的东西——就是他一直和那意大利的犹太人尼可雷诺讨价还价的那幅画。”这想法令我挺满意。我暂时打消了好奇心。
我对怀亚特先生的两个姐姐很熟悉，她们是非常亲切聪明的女孩。而他新近迎娶的妻子我还未有幸得见。他曾多次带着他惯常的狂热在我面前谈及她。他描述她那非凡的美丽、她的不同一般的聪慧和成就。而我因此极为渴望能够与她结识。
在我上船的那天（十四号），怀亚特一家也要来——因此船长通知了我——但是我在船上多逗留了个把小时，期望能见到新娘，结果盼来的却是一份歉意。“怀亚特夫人有点儿不舒服，他明天起航时才会上船。”
次日，我从旅馆去码头，路上，碰到了哈迪船长，他说，因为“一些情况”（一个愚蠢却方便的托辞），他认为‘独立号’在一两天内都不会起航，当一切准备就绪时，他会派人通知。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当时正刮着强劲的南风；不过既然他不肯透露那“一些情况”是什么，我再固执不已地追问下去也没意义，无奈中，只得回家百无聊赖地消磨时光。
差不多一个星期过去了，船长还没送信来。不过，最后总算等来了，我立即赶上了船。船上挤满了乘客，四处是出发前的纷乱嘈杂。怀亚特一家比我晚到十来分钟。两姐妹，新娘和画家都到了——画家还是一贯孤高的样子。我对此再熟悉不过了，也就没放在心上。他甚至没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这一礼节自然就落在了他的妹妹玛利安身上——她是个可爱聪明的女孩，只三言两语，我和新娘就彼此相识了。
怀亚特夫人严严实实地裹着面纱，当她揭开面纱对我鞠躬还礼时，我承认，我感到了深深的震撼。多年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不能完全相信画家朋友对女性的热烈赞扬，否则我会更加震惊。话题一旦牵涉到“美”，我很清楚，他总是很轻易地就进入纯粹完美的理想胜境。
事实是，我不得不说，怀亚特夫人绝对只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女人。即使不是丑的要命，我想，也差不离了。不过，她身着盛装，品味高雅——于是我确信，她必定是凭着思想和灵魂的持久魅力俘获了我朋友的心。她几乎没说什么话，很快就和怀亚特先生一起进了客舱。
我原先的好奇心又浮上心头。没有仆人——这个确定无疑。于是，我就看有没有额外的行李。过了一会儿，码头上来了一辆马车，载着一只长方形的松木盒子，这似乎就是大家要等的东西。盒子一到，我们就起航了，很快安全穿过沙洲，驶向大海。
如我所言，那只盒子是长方形的，大约有六英尺长、二英尺半宽；我打量着它，尽可能做到精确仔细。盒子的形状很特别，我一看见它就为我的准确猜测自得不已。您可能还记得，我说过我那位画家朋友的额外行李应该是画，起码是一幅画。我知道，他已经和尼可雷诺会谈了几个星期——这只盒子的外观看，里面装的只能是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复制品。据我所知，这幅 《最后的晚餐》是由小鲁比尼于佛罗伦萨仿绘的，一度为尼可雷诺所有。我认为，关于盒子的疑问解决了。想到自己如此敏锐聪明，我窃笑不已。怀亚特对我隐瞒他的艺术秘密，这还是头一回。他显然是想出其不意，从我的眼皮子底下偷运一幅好画去纽约，还指望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决定好好挖苦他一番，好让他从此以后长点记性。
不过，有一件事让我很心烦。这盒子没送到多余的包房里，而是放在了怀亚特自己的房间里。它几乎把整个地面都占满了——这无疑让艺术家和他的妻子很不舒服，尤其是盒子上还用柏油或者油漆龙飞凤舞地涂上了大写字母，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在我的感觉中特别令人恶心的气味。盖子上漆着如下字句——“阿德莱得。柯蒂斯夫人，阿尔巴尼，纽约。科尼利厄斯。怀亚特先生托运。此面向上，小心轻放。”
我明白，这位阿尔巴尼的阿德来得。柯蒂斯夫人是画家的岳母——不过我把这个地址看作是画家向我瞒天过海而故意制造的玄虚。当然，我断定，盒子和里面的东西抵达我那孤傲的朋友在纽约钱伯斯街的工作室后，绝不会再向北行。
起初的三四天里，天气相当不错，只是顶着风，因为海岸刚从视线里消失，我们就转向正北方行驶了。由于天气很好，旅客们兴致都很高，乐于彼此交往。不过我得把怀亚特和他的妹妹们排除在外。他们举止僵硬，我不由觉得，他们对同船乘客很粗鲁。对怀亚特的行为我不以为然。他甚至比往常还要阴郁——实际上他孤僻得更厉害了——不过我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可他的两个妹妹也这样，实在让我琢磨不透。旅途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们都把自己关在包房里，尽管我一再力劝，她们仍坚决拒绝同船上的任何人打交道。
怀亚特夫人则随和得多。我是说，她挺爱闲聊的；在海上，爱闲聊可是值得大力推荐的。她同大多数女士打成一片；而且让我大跌眼镜的是，她还毫不含糊地向男士们卖弄风情。她总是‘逗乐’我们。我说‘逗乐’——不知道该怎样说清我的意思。实际情况是，我很快发现，怀亚特夫人被讥笑的次数远比大家同她一起欢笑的次数多。男士们对她几乎不置一词，而女士们很快就断言她是“好心肠的家伙，但相貌平庸，极其无知，粗鲁不堪”。最让人费解的是，怀亚特先生怎么会同她配了对儿，简直是落入圈套。一般来说都是因为钱财——可我知道，压根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怀亚特跟我说起过，她没带给他一个子儿，也指望不了能从其他渠道得到任何好处。他说，他是为了爱情结的婚，只为了爱情，他的新娘非常值得他爱。当我想到朋友的这些表白，我坦率承认，我感到了无法言喻的困惑。他会不会是丧失了感觉？我还能怎么想呢？他，如此优雅、聪明，如此挑剔，对缺陷异常敏感，对美无比狂热！固然，这女士看起来很喜欢他——尤其是当他不在场的时候——她一再引用她那“心爱的丈夫，怀亚特先生”的话。这使她显得特别可笑。 “丈夫”这个词似乎永远——套用一句她本人的妙语——永远“停泊在她的舌尖上”。同时，全船的人都看得出，他以最明显的方式回避着她，多数时候把自己独自关在船舱里。事实上，可以说他整天都把自己关在里面，一任妻子自由自在，尽情尽兴地在主舱的乘客中间肆意取乐。
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我下了这样的结论，由于某种难以解释的无常命运，抑或是突发奇想，在狂热而古怪的激情的支配下，艺术家被蛊惑了，娶了个丝毫配不上他的人。随之出现的结果自然是，迅速产生厌恶，而且很彻底。我从心底里同情他——但却做不到因此而完全原谅他对《最后的晚餐》那桩事的隐瞒。我打定主意要进行报复。
一天，他来到了甲板上，我像往常那样挽着他的胳膊，来来回回地溜达。他的忧郁看起来一点都未消退（我觉得处在他的情况下，这很自然）。他的话很少，即便挤出几句来，也抑郁得要命。我斗胆说了一两个笑话，他试图微笑一下，可是比哭还难看。可怜的家伙！——想到他的妻子，我怀疑他怎么有心情强装笑颜。我决定针对那长方盒子展开一连串的冷嘲热讽，旁敲侧击，好让他慢慢明白，我可不上他那点玄虚把戏的当。第一步是揭开伪装，露出冰山一角。我说了一些诸如“那盒子的特殊形状……”之类的话，脸上挂着心照不宣的微笑，眨着眼，用手指轻轻捅了捅他的肋骨。
怀亚特对我那无伤大雅的玩笑的反应，让我立刻确信，他疯了。起初他瞪着我，好像听不懂我的俏皮话；然后，话里的含义像是慢慢钻进了他的脑子，他的眼睛渐渐地越睁越大，简直突出了眼眶。他满面通红——紧接着又苍白得吓人——再接下来，他像是被我暗示的东西给逗乐了，令我吃惊地放声狂笑起来，越笑越凶，一直持续了十多分钟。最后，他“咣”地一下直挺挺地摔倒在甲板上。我奔过去扶起他时，发现他已经和死人毫无二致。
我赶紧呼救，大家好不容易把他弄醒过来。苏醒后，有一段时间他一直语无伦次地说着什么。最后，我们给他放了血，把他放到了床上。第二天他就完全恢复了，这只是说他的身体而言，对他的精神我当然无话可说。我听从了船长的建议，在剩下的旅途中避免与他见面。船长同我一样认为他精神错乱了，不过他警告我不要对船上的其他人说起这事。
这事过后，紧接着又发生了几件事，加深了我本来就有的好奇。其中一件是这样的：我神经紧张——喝了太多浓茶，晚上睡得很糟糕——实际上，有两个晚上，我简直就是彻夜难眠。现在，同船上其他单身男子的房间一样，我的房门也是正对着主舱，即是餐厅。怀亚特的三个房间在后舱，与主舱隔着一道小滑门，这门即便在晚上也不上锁。因为总是刮着风，而且还不小，船向下风方向倾斜得厉害。每当右舷倾向下风时，两个船舱之间的滑门就会自动滑开。然后它也就这么开着，没人会费劲爬起来把它关上。可我的铺位很巧合，当我的舱门和滑门同时敞开（因为天热，我自己的房门总是开着），我能清楚地看到后舱，而且看到的部分，恰恰是怀亚特先生的几个舱房。在我醒着的两夜里（不是连着的），我分明看到，怀亚特夫人每晚十一点都偷偷溜出怀亚特先生的房间，走进那个空着的特别包房，一直呆到黎明，等他丈夫来叫她的时候才回去。显然，他们实际上是分居的。他们有各自的房间——毫无疑问计划着离婚，永远井水不犯河水；我一直对那间多余的舱房感到好奇，它的秘密原来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情况让我很感兴趣。在那两个不眠之夜，怀亚特夫人一消失在那间特别包房里，她丈夫的房间就传出一阵异常小心、压得很低的声响。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仔细聆听一会儿，我终于成功地领悟了那声音的含义。画家在用凿子或者木槌之类的工具摸索着打开长方盒子——木槌的响声闷闷的，显然是用棉毛类的软东西蒙住了槌头。
这样倾听着，我想我能准确地判断出他何时把盖子撬开——也能听出他何时把盖子移开，何时把它放在下面的铺位上。这后面一点，是从听到盒盖碰到木头床沿发出的轻微“啪嗒”声得知的——他放得非常小心，地板上没处可放。这之后是一片死寂，直到黎明我再也没听到任何动静。除非我可以说我听到了低声的啜泣或喃喃的细语，但声音很压抑，几乎听不见——当然，或许这只是我的想象。我说它像啜泣或是叹息——不过，当然了，它也可能哪一样都不是。我宁愿认为那是我的耳鸣。毫无疑问，怀亚特先生只是在依照老习惯纵情于自己的嗜好——也就是突然沉溺于对艺术的热情中了。他打开长方盒子，是为了饱览里面那幅珍贵的画作。然而里面没有任何可让他啜泣的东西。因此，我再次说明，那一定只是我自个儿的幻觉，是好心的哈迪船长的绿茶让我不对劲了。在我提到的这两个夜晚，就在破晓前，我清楚地听到怀亚特先生重新盖好盒盖，用蒙住布的木槌把钉子照原样钉好。做完这些，他就穿戴整齐地走出房间，去怀亚特夫人的房间里把她叫出来。
我们在海上航行七天了，离开哈特拉斯角时，刮起了一场猛烈的西南风。不过我们对此有过一番准备，因为天气威胁我们已经有一阵子了。船只上上下下每样东西都弄妥当了，不会受到风寒侵袭。由于风越刮越猛，我们最终无法继续前行，后桅纵帆和前桅帆都折叠了起来。
就这样，我们安全地漂行了四十八个小时——这船在许多方面都证明了自己确实是艘出色的海船，始终没灌进海水。但是后来，微风已演变成飓风，我们的后帆被撕得一条一条的，使得我们的船置身浪尖风口，连遭几个大浪袭击。这场事故里，有三个人和小厨房一起被卷入大海，差不多整个左舷的舷墙都不见了。还没等我们醒过神来，前桅帆又裂成了碎片。我们撑起了抑制风暴的支索帆，船儿在海面上劈波斩浪，顺利航行几个小时，比以前行驶得稳当了些。
然而风还是一直刮着，看不出任何减弱的迹象。我们发现，船上的索具不太适宜，绷得太紧了；起大风的第三天，大约下午五点钟，船的后桅迎风倾斜得很厉害，都越过船舷了。因为船身摇晃得剧烈，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想把它清除掉，也只是白费了劲儿。这边还没弄停当，船匠奔到了船尾来，嚷着说船舱里积了四英尺深的水。雪上加霜的是，水泵阻塞了，几乎没法再用。
眼下，一切都混乱不堪、让人绝望——我们设法减轻船的重量，摸到什么货物就把它往海里扔，把剩下来的两根桅杆也砍掉了。后来我们终于干完了这些——但还是修不好水泵；而且与此同时，漏进来的水正以极快的速度逼近我们。
日落时分，肆虐的狂风明显减弱，海面上也平静了下来，我们还抱着用救生艇自救的微弱希望。到了晚上八点，云层随风散去，现出一轮满月——这真是个好兆头，我们萎靡的精神为之大振。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终于顺利地把大救生艇放了下去，所有船员和大部分乘客都挤了进去。这批人立刻出发，经过许多磨难，终于在失事的第三天安全抵达了奥克拉科克港。
船长和十四名乘客留在大船上，决心把命运系诸于船尾的小艇。我们没花什么力气就把它降了下来，不过下水时没覆没在海里实在算是个奇迹。船里坐的是船长夫妇、怀亚特先生一行、一个墨西哥官员、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我和一个黑人男仆。
当然，除了一些绝对必需的装备、食物和身上的衣服，小船上再没多余的地方可以放东西了。没人想到去抢救别的什么。刚划出几英寻远，最最让人吃惊不已的事情发生了，怀亚特先生从船尾的座位上站起来，冷冷地要求哈迪船长把船划回去，他要取他的长方盒子！
“坐下，怀亚特先生，”船长带着几分严厉地说，“你要是不老老实实坐着会把船弄翻的。这会儿船舷差不多已经在水里了。”
“那盒子！”怀亚特先生站在那儿大喊道，“那盒子，我说！哈迪上尉，您不能，您不会拒绝我的。它的分量微不足道——没一点儿分量——根本没分量。看在生您的母亲的份上——为了上帝的爱——看在您的灵魂得救的份上，我恳求您，把小艇开回去取那只盒子！”
有那么一会儿，船长似乎被画家恳切的祈求打动了，可他恢复了严厉而镇定的态度，只是说：“怀亚特先生，你疯了。我不能听你的。坐下，听见了吧，否则你会弄翻船的。别动——抱住他——抓住他！——他要跳海！瞧——我就知道——他跳下去了！”
船长说话的当儿，怀亚特先生实际上已经投身入海。因为我们还处在失事船只的避风一侧，他以超人的力量抓住从前索条上垂下的一根绳子。一会儿功夫，他已经爬上了甲板，发疯般地冲下了船舱。
那一刻，我们已被刮到了船尾，远远出了避风区，只能听凭波涛汹涌的大海的摆布。我们竭力想要划回去，奈何小船像是暴风中的一片羽毛。我们一眼就看得出，不幸的画家厄运已到。
很块，我们就离失事船只越来越远了。那个疯子（我们只能这么想他）出现在升降梯上，一个人把那长方盒子拖上来，力气大得惊人。震惊之下，我们死盯着他，看他飞快地用一根三英寸粗的绳子在盒子上绕几圈，然后在自己身上绕几圈。转瞬之间，他和盒子都在海里了——立刻就消失了，再没有出现。
我们悲哀地停止划桨，久久注视着他沉没的地方。最后，我们离开了。沉默持续了一个小时，到后来我忍不住提起话头。
“船长，你注意到了他们一下子就沉下去了么？那不是很不同寻常么？坦白地讲，当我看到他把自己和盒子捆在一起跳进海里时，我还以为他有一丝脱险的希望呢。”
“他们当然会沉下去，”船长回答道，“而且会立刻沉下去。他们很快会再浮上来——不过要到盐融化了以后。”
“盐！”我喊了出来。
“安静！”船长说，一边指指死者的妻子和妹妹。“等有了适当的时间，我们再谈这些事。”
我们历尽艰险，九死一生，不过老天庇佑了我们，像庇佑大救生艇上的同伴一样。经过四天的痛苦挣扎，我们最终半死不活的在罗阿诺克岛对面的海滩登陆了。我们呆了一个星期。打捞沉船的人待我们不坏。后来我们搭船去了纽约。
“独立号”失事后大约一个月，我在百老汇邂逅了哈迪船长。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地转到了那场海难，特别谈到了可怜的怀亚特的悲惨命运。我因此得知了以下详情。
艺术家为他自己、他妻子、两个妹妹和一个仆人订了舱位。他的妻子，正像前面所说过的那样，是个非常可爱、多才多艺的女子。六月十四号的早晨（我第一次上船的那天），那位女士突然得病去世了。年轻的丈夫伤心得快要发疯了——可是情况紧急，他无法推迟去纽约的行程。他必须把心爱的妻子的尸身带给她的母亲，而另一方面，世人的偏见又不允许他公开这么做。十分之九的乘客宁可弃船而去，也不愿意和一具死尸同船而行。
进退两难之际，哈迪船长做了安排，给尸体部分涂上了防腐香油，同大量的盐一起打包放在尺寸合适的盒子里，然后作为货物运上了船。女士的死只字未提。因为大家都知道怀亚特先生已经为妻子订了舱位，就必须有什么人在旅程中假扮她。很容易就说服了已故女士的女仆来做这事。特别包房起初是为这个女孩订的，那是在女主人活着的时候，后来就让它空着了。当然，每天晚上，这假冒的妻子就睡在那间房里。白天，她尽她所能地扮演她的女主人——事先已仔细查明，船上的乘客中没有人见过女主人的庐山真面。
我的错误很自然是由于过于粗心、爱管闲事、脾气冲动。不过最近，我夜里极少能睡得安稳。无论怎样翻来覆去，总有一张面容在我眼前晃动，总有一串歇斯底里的笑声在耳边回荡，经久不息。
《经典爱伦坡悬疑集》结束，以下为作者的其他作品
写在羊皮纸上的遗嘱
阿芒。德。拉法埃特为另外好朋友的一件私事，从巴黎专程赶到美国纽约。他的好朋友是法国炮兵中尉德拉克。上岸后，他首先去了有名的普拉特酒吧，时间是1849年4月12日，傍晚。
闹哄哄的酒吧里烟雾缭绕，人头攒动。阿芒坐上吧柜，有礼貌地哟啊了一份雪莉酒。酒吧招待用很不友好的目光把陌生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半猜半问地说阿芒不象是本地人，是不是刚从意大利来。阿芒笑笑点头承认，继而笑笑摇头否认，最后说明自己是法国人，来自巴黎。那位尖刻的酒吧招待仍然缠着阿芒要他说出自己的名字。
当阿芒很平静很自然地说出自己的全名时，吧柜周围所有能听到他声音的人一下子停止了自己的活动，都侧身转脸看着阿芒，各自脸上呈现出吃惊，崇敬或一副疑惑的样子：眼下这位相貌平平的年轻人难道真是在法国现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德。拉法埃特侯爵的什么亲戚？
阿芒依然很平静很自然地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札文书证件扔在吧柜上。几只毛茸茸的头立刻聚集在一起。所有文书证件上印的都是法文——对这些人来说那是看不懂的外国字。聚在一起的头又分散开来。
这时，一个角落里居然有人用标准的法语声称，他也许能帮个小忙。只见一个个头瘦小皮肤黝黑蜷缩在一件又旧又脏的军大衣里的半老头手持酒瓶，步履有些摇晃地走过来。他目光浑浊，满口白兰地酒的味道，然而举止很有气派。阿芒本能地向他脱帽致意，而陌生人也很得体庄重地还了礼。他自称是撒迪厄斯。珀里。
珀里先生走近阿芒，稍稍翻了翻那些文件，然后举起一封用英语写的信告诉周围的人，那是美国驻巴黎的公使亲笔写给美国总统泰勒的介绍信。
顿时，所有的声音，连煤气灯微弱的嘘嘘声也似乎都停止了。接着，全部的敌意和歧视一眨眼工夫变成了强烈刺激的爱：有人拍拍阿芒的背，有人把他的手捏得发疼，满面羞愧的酒吧招待更是竭力阻挡着那些争着为阿芒买酒买点心的人，生怕他们推倒这位受人尊敬的阿芒先生。他告诉阿芒，可以喝个酩酊大醉而不用付帐。
可是那个瘦小的珀里先生被拥过来的人推倒了。阿芒伸长脖子踮起脚，试图看到他，但没有结果；阿芒挥挥手想阻止这种场面也无济于事。直到一位留着红胡子的大个子吼了几声，人们才平静下来。
阿芒整了整有些凌乱的衣服，将文件放好，然后对大家的友情表示非常感动，但他这次赶到纽约来是有十分要紧的事，所以他想付完账就走，如果有人想帮助他，那他倒想顺便问一下有谁听说过住在托马斯街23号的瑟文奈特夫人，他想和这个老太婆解决一件不公正的事。
当然有人知道：瑟文奈特夫人十分有钱，但也十分吝啬，跟这种老太婆谈什么公正。
阿芒告诉大家：瑟文奈特夫人的女儿克劳黛小姐在巴黎生活极度贫困。而夫人她本人是被一个叫"那西毕"的女人从巴黎的家中诱骗到此地的。夫人和女儿的关系一直不好，可劳黛小姐最近刚和一位炮兵军官订了婚，极需要钱。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想劝说瑟文奈特夫人改变她对女儿的苛刻态度。
话音未落，酒吧招待急切地抓住阿芒的手，让他赶快去托马斯街23号，因为就在今天早上那里传出消息说，那个吝啬的老法国女人中风了，不知还能活多久。
这消息对阿芒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那个红胡子大个子吼了起来：“还不赶快闪开，给拉法埃特的侄子让路！"说着，自己冲在前面，拉住阿芒朝门口走去。人们向阿芒欢呼，把他簇拥着推到门口。阿芒感动地回过头和大家道别，突然看见瘦小的珀里先生，他坐在靠角落的小圆桌旁，擦着自己外衣上的烟渍。在飘忽的煤气灯下，他的脸色显得十分苍白。
阿芒的马车直奔托马斯街23号，一路上他不停地想：万一瑟文奈特夫人一个子儿也没留给她的女儿就一命呜呼了，他怎么回巴黎向好朋友交待呢？
马车总算停在了托马斯街23号门口。阿芒跳下马车，使劲地敲打门环，几分钟后才听到插销抽动的声音。先是露出一只眼睛，盯着阿芒看了好一会儿，两扇门才完全打开。门里站着的正是"那西毕"小姐：她不老，甚至还没到中年，还有一股难以形容的魅力。只是脸色阴沉，两只绿眼珠不住地打转。她认识阿芒，但不让他进门，理由是阿芒不是瑟文奈特夫人的亲戚。
阿芒问瑟文奈特夫人是否还活着，回答是活着，但完全瘫痪了。阿芒提到了夫人的女儿克劳黛，那西毕知道阿芒喜欢克劳黛，这次来无非是想以克劳黛的名义，分得瑟文奈特夫人的一点遗产，便说只可惜他来晚了一步，并小声提醒阿芒：如果他不再喜欢克劳黛小姐而喜欢她的话，也许倒能分得几百万法郎或者更多……
阿芒正告那西毕：克劳黛小姐已经答应嫁给自己的好朋友德拉克中尉了，而他本人也无意为了钱财和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女人结婚。正僵持不下，有人拿着一支蜡烛从黑暗中走了出来，这人颤颤巍巍地也说着法语，他听到了外面的争执。
借着烛光，阿芒认出那个男人是自己哥哥的朋友杜洛克律师。是他写信给阿芒的哥哥，说他已经劝说瑟文奈特夫人改变了对女儿的不公正态度，让阿芒赶来办理具体事宜的。现在阿芒到了，这位律师又后悔起来：就在昨天晚上，一份对在场的每个人都至关重要的文件不翼而飞了。
阿芒提出想见一见瘫痪在床的瑟文奈特夫人。情绪低落的杜洛克把阿芒引进了一个正方形大房间。房间里有一张有四根柱子和一个顶的大床，绿色床帏把大床的三面紧密地遮掩起来，透过床帏，可以看到骨瘦如柴的瑟文奈特夫人，头和肩靠着枕头，僵硬地躺在那里。她睡帽的带子紧扣在下巴上，只有两只可怕的眼珠朝来人转溜着，干枯的嘴唇偶尔微微蠕动，但无法说话。
杜洛克用英语轻声问正弯腰向着床的美国医生哈丁，医生的回答依然令人失望：只能活几个小时，也许更短。如果有谁想从她这里知道更多的事，得抓紧。
阿芒这才注意到壁炉的炉格上堆着没烧过的煤块，边上一张扶手椅上坐着一个当地的警官。警官正用折叠刀剔牙，他听不懂他们交谈的法语，对来人似乎也并不关心。那西毕小姐一言不发，只是在阿芒身边走来走去，半睁半闭的绿眼珠熠熠发光，看不出她的表情是幸灾乐祸还是忐忑不安。
阿芒简直是以冲刺的速度跑出瑟文奈特夫人的房间，然后直奔普拉特酒吧。他要把满脑子的疑惑告诉那些朋友们，特别要找到那个珀里先生。
毕竟夜深了，街上空荡荡的，闹哄哄的普拉特酒吧此刻也变得冷清起来，那些拍阿芒背捏阿芒手的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只有那个红胡子大个醉倒在桌旁，珀里先生仍然坐在那个角落里，正看着酒杯出神发呆。阿芒走到他身边，他这才仿佛从沉思中醒来。
阿芒在他的对面坐下，珀里受宠若惊般的饿站起身来，表示为有阿芒这样的人陪伴感到荣幸。他招呼酒吧招待，但当他将手伸向口袋后，却停住了。
阿芒当然不肯让珀里付帐，白兰地和杯子送来了，珀里先给阿芒倒酒，然后给自己倒，倒得比阿芒杯中的多许多，并一口气咽下三分之一，然后看着阿芒，好象在等他开口。疲惫不堪的阿芒把前两个小时的经历说了一遍。
瑟文奈特夫人虽然病了很久，但直到今天凌晨，她还像往常一样能够起床。当时她情绪很好，因为就在昨天晚上，经杜洛克律师反复劝说，她终于不顾那西毕的阻止签署了一份把钱全部留给女儿的遗嘱。他们避开那西毕，闩上卧室的门，由杜洛克把遗嘱写在三张羊皮纸上。这就取消了以前签过的一份把一切都留给那西毕的遗嘱。然后杜洛克先生奔到托马斯街，找来了两个神智清醒的男人，当着这两个男人的面，瑟文奈特夫人用颤巍巍的手在遗嘱上签了字，再由这两个人签名作证送走他们以后，杜洛克将三张羊皮纸折起，准备放入他的公文包。正在这时，瑟文奈特夫人突然惊叫起来，她抢过那几张支虔诚地压在胸前，说要将这份遗嘱保留一个晚上，她想再读一遍，两遍，甚至一千遍一万遍，她要把遗嘱里的每一个字都牢记在心里。“假如我睡觉，我会把它藏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