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阳光很强烈，像熟透了似的，从机场的落地窗里射进来，照出一片金灿灿。可这座城市依旧在腐败，不思进取，藏污纳垢。幸好，我也不必久留，过了今天，就能离开。
我站在机场柜台Check in，漂亮的地勤将登机牌递给我，然后说：“先生，您的行李超重，需要去超大件行李那边托运。”
我愣了一下，望着她，一副迷茫的模样。
她笑眯眯地看我，像戴了层假面，最后终于绷不住，礼貌地问：“需要我的同事带您过去吗？”
我连忙点头。
穿着深蓝制服的男地勤走过来，作了个手势，如出一辙的礼貌，“先生，这边。”
我亦步亦趋，拖着行李，跟着他穿过熙熙囔囔的大厅，国际航班的起飞处入口聚集着不少人，空气里有疲惫的兴奋，还有时远时近的交谈声。很快，我就看见托运处的指示牌。地勤帮我将行李放上传输带，我刚想对他道谢，他的电台忽然响了，里面传来一串紧急的呼叫，与此同时，机场广播也响彻候机楼。
我竖起耳朵听，听出一片混乱。地勤已经握着对讲机急匆匆地跑远。我又抬眼去找行李托运处的工作人员，他们直接中止了手头工作，一脸焦急地进了办公间。
有不少旅客也开始吵吵，人声鼎沸，像是往油锅里滴了水，哗啦啦炸起。
我在原地滞了大约有好几分钟，才转去大厅看最大的那枚电子屏幕，不少准备起飞或降落的航班，从国内到国际都变成了红色的“delay”。
广播还在头顶盘旋，因为空间太高，回音也尤其明显。我又认真听了一遍，打开手机，查找实时新闻。
谁能想到呢，百年难得一遇的飞机自燃，也能在今天被我碰见了。
难道是老天爷要存心留我？我在心里苦笑一下，未免也太抬举自己。
这时，手机忽然震起来，是王叔，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我在哪儿。
我忘了通知他，独自来这边办托运，他从厕所回来，发现我不在原处一定很焦急。
我看了一下附近最明显的标志物，告诉他大概方位。他在电话里嘱咐我，不要再乱走，待在原地。我回他好。
我身边不时有人经过，行色仓皇的情侣，风尘仆仆以家人为单位的团体，还有那么些伶仃的旅客，像我一样带着冗重的行李，或许是奔赴远方，或许是刚刚降落。猝不及防的紧急事故让我在此停留，让我们擦肩而过。
说来奇怪，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观察人类。在一个从未想到，以及不合时宜的时刻，我静静伫立，自发隔离在惊惶之外。
我不怕世界末日，我一直以为，我们的终点都是毁灭。掠过我的每一个人，都比我更有活下去的欲望。我在他们的脸上找到的都是生机，甚至连无措的表情都比我生动。
只有我吗？
是这世上唯一觉得，在很多时候，死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这么想着，脚边忽然滚来什么东西，定睛一看，是一个屏幕被倒过来的Ipad。我想了想，弯腰捡起，还未等我消去疑窦，一个尖细幼稚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
我对上那双明亮的眼睛，太亮了，也太幼了，让我自行惭愧。
她扬着圆圆的脸庞，问我，大哥哥，那是我的，你能还给我吗？
我一声不吭地将Ipad递给她，她接过去，注意力都在屏幕上，似乎在检查有无伤痕。我盯着她看，忍不住告诉她，没事，很......好字还没说完，就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我回头，看见麦宝珈。
他脸部的五官本来都在紧绷着，但好似在看见我的那一瞬间，倏地松弛了。我的视线往下移，看见他穿着校服衬衣的腋下洇出暗痕。他一定没想到，我更关注的，竟然是腋窝下的可笑污迹。大概大堂内的暖气很足，他像是跑着过来，所以流了一身汗。
因为安保和视野的双重顾虑，候机楼的玻璃都以巨大的阵势排列，那些阳光几乎没有阻挡，争先恐后地涌进来，充斥在整个空间，亮得接近爆炸。
他站在阳光的那一头，粗粗的喘息。
我感到眼睛僵硬，用手遮挡住阳光。
我的心开始发紧，以至于连思考他为什么会在这里的余地都没有。大概过去了五分钟，也许是十分钟，时间灌了铅，根本不往前走。
那个失物归得的小女孩不知何时跑开了，只剩我，成了唯一尴尬，突然变成另一件没人要的失物。
麦宝珈恢复平静，走过来，攥住我的手肘，我呆呆地望着他，看他嘴唇翕动。
他说，我以为你在那架飞机上。
他说，我是来送你，只想远远看着那种，你不要误会。
他说，潭攀，你这样我好怕啊，你说句话啊。
我没想到，这种情况，让我显得很愚蠢。
但我脱口而出的，还是那么俗套。
“为什么？”
我浸在冬日阳光中，在闹哄哄像被龙卷风过境的候机大堂里这样问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