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汉之间不仅"文攻"，而且"武斗"。汪精卫集团以唐生智为总司令东征讨蒋，向江西省增兵。蒋介石急调李宗仁在安徽布防，于长江中下游秣马厉兵，严阵以待。冯玉祥出面调停，同时给宁、汉双方发电，力言"内讧妨害对外"，主张在开封举行"停止征调，共国和平"的会议。冯玉祥要求各方领袖在会议上解决争端，对于双方公认应当负疚之人，要自动下野。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文攻"中列举出对方大量的危害党国，反对革命的罪名，其中不乏诸多事实。这样，蒋、汪就都成了"应当负疚之人"，而要"自动下野"了。此会若在开封召开，冯玉祥成了东道主，蒋、汪既然应同时下野，冯玉祥自然就成了国民党的中心人物。宁、汉双方岂能接受这样的建议？而各帝国主义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坚持不同的主张。日本帝国主义希望蒋介石集团联合阎锡山、张作霖，以进攻汪精卫和冯玉祥；英美帝国主义希望宁汉联合以进攻张作霖。
第九部分 2.树虽倒但猢狲不散（2）
但蒋介石坚决反对宁、汉联合，他认为汪精卫是他争夺国民党最高统治权的强敌。7月29日，蒋介石派何成浚为代表到北京，与奉系军阀代表杨宇霆谈判，谋求与张作霖休战，以便集中兵力对付武汉。杨宇霆提出的条件是奉、蒋、阎联合攻打汪精卫和冯玉祥，张作霖不可能傻等着蒋介石消灭了汪精卫之后，再联合冯玉祥来打他。蒋介石对奉张的条件犹豫不决。因为蒋如果联奉，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却违背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意愿，从而危害江浙财团的利益。若与武汉合作，他又绝对不情愿把权力分一半给汪精卫集团。蒋介石也害怕冯玉祥倒向武汉方面来打他，因此，他除了每月给冯部二百万元厚饷，还派孔祥熙在冯玉祥处当联络代表，以密切蒋、冯关系。蒋又邀请冯的亲信张之江、鹿钟麟来南京当军事委员会委员。冯玉祥从宁方得到高官厚禄，又见蒋介石没与奉张结成联盟来对付他，冯对蒋产生好感，当然替蒋出力。于是冯玉祥派孙连仲屯兵武胜关，以扼制汉方唐生智、张发奎的军队。冯玉祥还明确电告汪精卫和唐生智，如武汉继续东进讨蒋，他的部队将向武汉进军。
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也不甘示弱，他们也认为妥协没有出路，只有拼出一条血路，于是他们反蒋排共双管齐下，并且以反共升级，来当作反蒋的政治资本。7月29日，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在庐山举行会议，密谋消灭武汉政府中一切共产党人和倾向革命的军队。可以想象，革命武装力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然而，正当敌人准备下毒手时，在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叶挺、陈毅等人的领导下，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于8月1日发动了南昌起义，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使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握的军队。
8月2日，听到南昌起义消息的汪精卫从庐山跑回武汉，他一面"心摧发指"地大骂"一个共产党徒和一条毒蛇、一只猛兽一样，决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的"。一面和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程潜、朱培德联名于8月3日给冯玉祥打电报，表白他们已经彻底反共了，蒋介石若再指责他们"赤化"，那就是蒋介石的不是了。并表示如有和平统一方法，战争可不必有，迁都南京也是可以的。汪精卫算得很精明，这样做既可以与蒋避免武装冲突，又可以扬己之长克蒋之短，和中求胜。
应当说，冯玉祥在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冯玉祥看到宁、汉有了接近的趋势，立即给双方打电报，建议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争端，结束党争。8月6日10时，冯玉祥又致电蒋介石，谓："宁、汉双方一致反共，既已志同道合，请速进行合作。"8月10日，汉方汪精卫、谭延闿、陈公博、孙科等又表示了愿开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态度。这就使坚决反对宁、汉合流，怕汪精卫与自己平分秋色的蒋介石处于了被动的地位。然而，正当宁、汉妥协酝酿之时，蒋介石与新桂系的矛盾又爆发了，使局势有了变化。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帮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反动政权，但新桂系不甘心对蒋称臣。新桂系尤以在平定广西和北伐诸役中屡建战功而自傲，不大听命于蒋介石。所以，蒋、桂间已非一日的矛盾又有了新的凸显。
第九部分 3.树虽倒但猢狲不散（3）
蒋介石独裁专制、排斥异己的行为，引起多方不满，这使桂系与蒋介石发生纠纷时，能够得到各个方面的同情与帮助。1927年春，蒋曾施计逮捕第六军军长程潜，程侥幸逃往武汉。但蒋并不罢休，设下圈套把程潜的第六军强行缴械改编。蒋介石这种毒辣手段，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不仅桂系各头面人物切齿痛恨，其他与蒋稍有芥蒂的人物也不能兔死狐悲，大感心寒。许多人不得不拥兵自重，经营好自己的势力范围，防备老蒋下手。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密令何应钦执行剿灭桂系的计划，何应钦没有执行，原因之一是当时蒋、桂力量不相上下，无成功的把握；二是何应钦与白崇禧私人关系不错，何不想无故翻脸。何应钦为此曾专程面见蒋介石，说明执行训令的困难。蒋介石虽不好强迫何执行此项计划，却认为何应钦"已经软化"，对何产生怀疑。蒋与何的关系也日趋恶化。李宗仁、白崇禧知道蒋介石的阴谋之后，立即加紧勾结各方反蒋势力，准备把蒋赶下台。李宗仁借西讨武汉之名，将第七军部署在南京以西地区，又联络浙江周凤岐的二十六军将部队开到南京周围，对南京形成包围。
蒋介石为了抵抗武汉方面的东征，将主力部队全部调来防御，造成徐州空虚，直鲁军趁机进攻，7月24日徐州失守。蒋介石无端指责何应钦指挥无能，他亲自到徐州前线指挥，并扬言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结果惨败。8月8日，蒋介石慌忙逃回南京，张宗昌和孙传芳的大军直逼长江。前线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从前线到南京向蒋报告战况，请示机宜，蒋不问情由、又不经审判、不宣布罪名，处决了王天培。徐州战败，完全出自蒋介石的估计错误，他这种诿过于人，功归自己的作风，引起各部将领的极大恐慌。王天培是黔军将领、何应钦的同乡，何对此颇有兔死狐悲之感。李宗仁、白崇禧也受到极大震动，都担心做王天培第二。于是何应钦与李、白串通一气，寻机对蒋发难。当程潜的部队到达芜湖以西时，李宗仁与程潜取得联系，相约互不敌视。
蒋介石从徐州败退回到南京后，还大耍两面派手段，他一面致电冯玉祥表示赞成宁汉合作，一面又要白崇禧部署军队与武汉作战。但桂系的军队已控制了南京四周，李宗仁、白崇禧决定向蒋介石摊牌。白崇禧公开顶撞蒋介石，拒绝执行对武汉作战的命令。其他一些对蒋介石不满的分子，表示愿意与武汉妥协，甚至有人说："不管长衫佬（指胡汉民、吴稚晖等文官、党棍）赞成与否，我们主张合作。"
蒋介石意识到桂系在"逼宫"，就以辞职相威胁。"长衫佬"急忙出面为蒋介石捧场，吴稚晖马上召集宁方要员开会。会上吴稚晖等人力主蒋介石留任。但是，白崇禧、何应钦一言不发。当蒋介石表示他需要"休息一下"时，白崇禧马上表示赞成。接着，何应钦支持白崇禧的意见，李烈钧也同意蒋介石可以暂时"休息"。李宗仁表示"请总司令自决出处"。蒋介石看到局面已难挽回，只好决定下野。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吴稚晖、李石鲁、张人杰、蔡元培等也宣布辞职。
第九部分 4.树虽倒但猢狲不散（4）
8月13日，蒋介石携卫队二百人离开南京赴上海，白崇禧，杨虎同行。14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了"辞职宣言"。同日，回到他的老家奉化溪口。随同蒋介石住在溪口的，除卫队和他的秘书长邵力子以外，还带陈果夫、张群、刘文岛等一批亲信幕僚。这一帮人马是为蒋介石策划幕后活动的。蒋介石在政治舞台上惨淡经营近二十年，用尽纵横捭阖之手段，并已登上了国民党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他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甘心下野，遁迹乡里？其实，蒋介石下野乃是一策，玩弄的仍是"以退为进"的政治赌博。
当蒋介石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时，国内外的反动派无不为之拍手称快，对蒋介石抱有殷切的希望。但是，仅仅四个月的光景，蒋介石把事情弄得很糟。反共之后取消了军队的政治部，战斗力大为削弱，收罗军阀旧部队太多，军纪很坏又加剧了内部派系矛盾。蒋的某些做法也使帝国主义不悦。内、外都反对他。蒋介石看到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利，只好决定下野。他若恋栈不出走，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宁、汉两方合与不合，他至多能有半个国民党领袖好当，终不能实现他掌握国民党全部大权的欲望。蒋介石一走，可避开攻击锋芒，局外观战，让宁、汉两派去互相争吵，以便伺机而起，坐收渔利。
宁、汉相争，冯玉祥一直处于超然地位。蒋介石如不退让，冯玉祥就会在宁、汉调停中得到实利，甚至问鼎党军。蒋介石认为不如"急流勇退"，反可使自己处于超然地位。于是蒋介石下野时电请冯玉祥主持津浦路战事。胡汉民也打电报称冯"一柱擎天"。把冯玉祥推进斗争的漩涡。待各派系闹得不可开交之时，蒋再以公正者的姿态出面，收拾残局。这样，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宣告下野，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蒋介石回到老家浙江奉化，徜徉于山水之间，旁观于政治漩涡之外，却表现出一副淡泊宁静的模样，说什么："中正故无时无刻或忘归隐者也"，实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然而，"树虽倒但猢狲不散"。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并没有因蒋的下野而改变初衷，于8月15日退居上海，并以上海为据点，为蒋介石的重新上台积极活动。应当说，蒋介石的下野，对陈果夫、陈立夫在心理上的打击是很大的。因为，他们来广州是奔着蒋介石来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蒋介石是一棵参天大树，只要大树在，就有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现在，蒋介石下野了，他们心里虽不好受，斗志却不敢稍减，他们决意要有所作为，等待时机，拥蒋上台，东山再起。
第九部分 5.陈果夫、陈立夫积极活动拥蒋上台…
应该说，陈果夫、陈立夫开展特务活动，拥蒋上台，是很有能量，也是有一定基础的。除了他们的自身素质之外，他们有心网罗了一部分势力。早在北伐刚开始时，陈果夫、陈立夫为扩大蒋介石的势力，网罗培养了不少"人才"。如陈果夫为蒋介石招揽了军医、军官及无线电等专门人才百余人，还有曾任中统局第二任科长的曾养甫，有曾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代理组织部长的吴倚沦，当时任上海《商报》主笔、后成为蒋介石的代表人、素有"文胆"之名的国民党首席御用文人陈布雷等。陈果夫还利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地位培养"人才"。早在广州时，便创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政训练所，1927年5月20日创办了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培养了不少党务"人才"。曾在陈果夫手下工作过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员因陈果夫和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密切，往往是由普通科员一跃而成为某省党务督导员甚至有党部主任委员。这一类人除了上述的曾养甫、吴倚沦之外，早期的还有段锡朋、叶秀峰、童冠贤、郑异、张厉生、吴铸人、洪兰友、张道藩、萧铮等人。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组织，他们专门从事拥蒋反共活动，成为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重要力量。
这些人与陈果夫、陈立夫关系很不一般。一方面，陈果夫、陈立夫大都对他们有过知遇之恩，培养、提携过他们，他们也从内心里感激陈果夫、陈立夫。另一方面，陈果夫、陈立夫与蒋介石不是一般关系，这也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所以，在他们的心中，陈果夫、陈立夫是一片能为他们遮阳避雨的树林。所以，得到陈果夫命令他们迅速来上海的指令后，蜂拥而至。陈氏兄弟本来在蒋介石下野后多少有些心灰意懒，但却从这批人身上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希望，坚信目前只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于是，他们跃跃欲试，不辞劳苦，加紧串联。不久，就将这些散兵游勇集结起来，成为拥蒋复出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这期间，陈果夫与陈立夫虽在上海，但与在奉化的蒋介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随时将上海的情况密报蒋介石，听候蒋介石的指示。蒋介石在出访日本之前在上海召见了陈氏兄弟，对他们在上海的做法大加赞赏，并将组织、领导这批人的重任正式全权交给了陈氏兄弟。蒋的赞赏和信任，令二陈兴奋不已。兄弟俩信誓旦旦地向蒋表示，将全力以赴，使蒋先生早日出山。陈果夫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表现出特别欣慰、特别留恋的情感。他说：那时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积极工作，没有猜疑，只有团结，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蒋先生早日出山。
再说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三人控制了南京政府，但李、白、何三人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却不高。1927年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开会，随后宣布宁、沪、汉三方联合的特委会成立。南京的特委会实际上是桂系联合西山会议派，由何应钦、谭延闿、孙科和程潜所包办。西山会议派掌握了特委会的党权。宁、沪、汉三方虽然在形式上获得了统一，骨子里自然是同床异梦，内部仍然充满了矛盾和斗争。陈果夫与陈立夫获悉消息后，立即举起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旗帜。陈果夫等人把上海的蒋系党政人物纠集起来，结成一个组织，从事拥护蒋介石，反对特别委员会的活动。经过周密而精细的筹备策划后，于1927年11月初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取名为中央俱乐部，因其英文为CENTRALCLUB，为了称呼方便，人们都习惯称这俱乐部为"CC"。这个"CC"主要有两个含义：其一，它代表一个特务组织，而且代表为蒋介石独裁服务的特定的政治组织。其二，有时，人们也常把"CC"理解为陈果夫、陈立夫，因为，这个组织是二陈发起的，两个人的姓氏英文字头正好是"CC"。其实，人们一提起"CC"，这两个方面的含义都有。
第九部分 6.陈果夫、陈立夫积极活动拥蒋上台…
开始时，中央俱乐部"门前冷落车马稀"，参加人员只有三四十人，"以浙江、江苏、山东、山西、江西、南京、上海等省市的党部执行委员张强、洪陆东、许结棣、潘公展、苗培成、马元放、郑异、萧铮、程天放等为主干……并拥护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等为领导人，负指挥责任。"戴季陶、丁惟汾是徒有虚名，二陈只不过是借助他们的名望在国民党中起号召作用而已。在中央俱乐部中，实际大权在握的还是陈果夫与陈立夫。
中央俱乐部的成立，直接成为蒋的御用工具，结党为蒋是"CC"的宗旨，所以二陈为其制定了两大基本任务：一是把蒋介石捧上国民党领袖的宝座，对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如汪精卫派、胡汉民派、西山会议派、阎锡山派、冯玉祥派、李宗仁白崇禧派等极尽诽谤、排挤之能事，将其打下去，为蒋介石上台扫清障碍。二是彻底消灭共产党和人民的民主权利，造成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局面。开始的时候，拥蒋上台是"CC"的主要使命，因为这个使命是前提，这个任务完成不了，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从现实来看，陈果夫、陈立夫的第一个使命完成的非常好。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后一方面的任务越来越突出，甚至逐渐地成了唯一的任务。CC派为了完成这两项任务，一方面结合清党等活动极力摧残革命力量，破坏革命组织，进行排斥异己的勾当，窃踞各地各级的国民党组织，通过掌握国家机器，直接间接地插手迫害、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置人民于白色恐怖之中；另一方面，它努力把持文教、宣传系统。二陈指挥其成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国民党中进行串联，开展多种宣传活动，为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拥蒋上台而制造舆论。与此同时，陈果夫与戴季陶、陈布雷等人在上海创办《新生命》杂志，作为其反共拥蒋的喉舌。
在二陈的努力下，中央俱乐部的组织不断壮大，不久发展到100多人。随着"CC"势力的扩大，他们在国内的活动范围也日渐扩大，而且工作卓有成效，蒋介石自然心里感动得不得了。当然，蒋介石也不会自甘寂寞，有了这支忠于自己的势力，更是信心百倍地奔走于各帝国主义之间，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终于，机会来了。正当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在各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介石于11月10日回到上海，12月，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垮台。为对蒋介石表示安慰，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专门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让他负责筹备二届四中全会。为了恢复对党权的控制，蒋介石首先布置从南京赶走他所厌恶的西山会议派。
1927年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蒋介石的喽啰就在会场捣乱，发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演说。会后，组织示威游行，高呼"打倒西山会议派"、"改组国民政府"的口号。游行的学生公开要求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李烈钧下台。李烈钧恼羞成怒，令警察对游行示威群众开枪，当场死4人，伤20余人，这便是"一一·二二血案"。血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叶楚伧急派国民党江苏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葛健时到场劝说，结果葛成了替罪羊。陈果夫的喽啰们在各地发起声讨"一一·二二血案"的运动，指控此次惨案为葛健时一手策划。葛健时为西山会议派干将，于是陈果夫的党羽借题发挥，将矛头指向西山会议派。在这种状况下，李烈钧被迫下台。把持特委会大权的谢持也无奈辞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国民党中央占有一席之地的西山会议派，官座尚未坐热，就被蒋介石利用陈果夫制造的这次血案弄得狼狈不堪。
第九部分 7.陈果夫、陈立夫积极活动拥蒋上台…
谢持的辞职，是陈果夫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谢持的辞职，无疑意味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权力要落到陈果夫的身上。陈果夫和丁惟汾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整理党务，其目标在于"把以往就人来划订组织，改为以事来划订组织，将共党遗留作风一扫而空"和"重新举行党员总登记"。由于这项工作需向各地派大批的党务指导员，作为一种姿态，陈果夫请全体中央委员会公开推荐人选，而由他和张道藩，余井塘三人审核。蒋介石决心要把各地党权牢握自己手中，故在决定派出人选问题上，连当时的合作者丁惟汾都不能过问，而由陈果夫一手把持。可见，在当时蒋介石与陈果夫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俗话说，患难方能成知己，蒋介石在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之后，他更加了解了陈果夫、陈立夫的忠诚，从而，也就更加珍惜他们通过患难而结成的友谊。这样，很多国民党中央大员知晓其奥秘，对推荐一事大部分缄口不言，而且对陈、张确定的人选，只能一味随声附和。只有谢持不识时务，给陈果夫推荐去了大量人选。于是陈果夫认为谢持"对中央用人有干涉迹象"。为了让谢持知难而退，而又堵住别人口舌，自然对谢持介绍的人严加审查，终于"发现他最恳切介绍的两个人也是共产党。经过详密侦查，且得有证据，我就告诉谢先生。"
谢持一直"认为唯他是反共最强烈的人，不应该介绍共产党的"。结果介绍了共产党，而且让人当面质问，因而"十分觉得惭愧"。陈果夫趁机把自己"选择的人，所以取舍之理一一面告，他也认为很公正，所以此后不再干涉组织部用人了"。陈果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奉送西山会议派首领谢持一顶红帽子，让他自讨没趣。
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随后又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等职。蒋介石念念不忘二陈兄弟的赤胆忠心，于是任命陈果夫为组织部副部长，代行部长职权。这样，二陈主持的中央俱乐部便得到了合法的权力保障。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冯阎桂四派军阀取得了暂时的妥协，再度进行"北伐"，展开了同奉系军阀的战争。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拿下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换上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表示服从国民党。至此，南京政府便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为了加强对各地的控制，中央俱乐部的成员也分赴各地。丁惟汾原在广州时已被推任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主席，此时也率领一部分工作人员北上，布置秘密工作。戴季陶则到南京充当蒋的高级幕僚，负责策划政治阴谋活动，后来又当上了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长。这样，"CC"中，实际上只剩下陈果夫和陈立夫了，表面上使中央俱乐部这个组织成了一种摆设而不复存在，但实际上，原来参加这个小组织的成员仍在陈果夫、陈立夫的领导下，更紧密地勾结在一起。他们除了继续拥护蒋介石，排斥其他派系或小组织之外，更重要的是一次又一次发动和掀起了反共活动，主持中央及各地的清党委员会大肆搜捕进步人士，在全国各大城市制造白色恐怖，在政治上起了更大反动作用。
由于蒋介石、陈果夫等把持国民党的组织系统，不仅各地方党部在他们直接操纵之下，各地方政府也多数受到他们的控制和摆布。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陈立夫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蒋介石安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当上了秘书长，使中央组织部更得到最高幕僚长的呼应和协助，中央俱乐部成员的活动范围愈加扩展，所操纵控制的部门也就愈加广泛了。于是，国民党内便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CC"成了陈氏弟兄和他们为代表的势力的代称。
但是，二陈兄弟对"CC"的称谓十分恼火，陈果夫曾气急败坏地否认："我的性格，不会用外国字来组织自己团体的"，并反诬"此为共产党之解释"，是"奸人造谣挑拨之用意"。不论如何，以陈氏兄弟为首的政治势力存在于国民党中，成为控制国民党的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第九部分 8.蒋介石就是喜欢陈立夫的这股忠诚…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陈果夫被推选为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常委，同时依旧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而且将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部。蒋介石虽然是部长，但这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因为他对陈果夫的忠诚丝毫不怀疑，对他的才能也十分赞赏，组织部交给陈果夫，蒋介石这时还是十分的放心。这样，部里的大事小情基本上都由陈果夫一人说了算。
蒋介石对陈果夫的信任和重视，这对陈果夫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动力。可以说，在陈果夫的眼里，再也不会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所以，他一上任，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全国的"清党"运动之中，全心全意地贯彻执行蒋介石的一切指示。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的控制，陈果夫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对组织部进行整顿和改组。他认为组织部原来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更为严重的是众多职员中混杂有共产党及进步分子。陈果夫下定决心对组织部机构进行了大量精减，砍掉原有一些科室，只设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与此同时，陈果夫还借精减机构之机，扩大陈家在组织部的势力。经过一段时期考察之后，陈果夫、陈立夫很快掌握了每个人的背景、来历及政治立场，在此基础上，将原组织部一些属于其他派系的人员全部调出，另将CC派人员调进来，负责各科的工作。为了加强陈家势力，特地将陈立夫也拉进组织部来，充任调查科主任。这样，陈氏兄弟便将国民党的要害部门——组织部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陈家党"。
其实，"陈家党"一词，蒋介石已有所闻，而且也认可这一点。蒋介石十分清楚，蒋家要一统天下，必须有一个可靠的党来保证，而且这个党应该姓陈，因为姓陈同姓蒋是一回事。在当时来看，陈果夫、陈立夫毕竟是最忠于蒋介石的。蒋介石把党权交给陈果夫、陈立夫是放心的，所以对二陈自然是百分之百支持的。蒋介石看到，蒋家虽然已经取得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但要建立独裁专制的统治，必须严厉打击和镇压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必须打击国民党内如改组派、再造派等各派系。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建立特务工作，以对付共产党、革命力量及其他反蒋势力。但在国民党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情况下，蒋介石不便单独或公开搞特务组织，为了掩人耳目，便将特务活动的任务转到了党务调查科下。该科名义上进行党务调查，实际上进行特务活动。蒋介石对调查科十分重视，认为调查科成败利钝，关系党国之存亡。尽管他当时的处境还相当困难，但还是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对陈果夫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当陈果夫提出调查科主任由陈立夫担任时，蒋介石欣然应允。蒋介石了解陈立夫，尤其喜爱他的那股忠诚劲儿和办事认真踏实的作风。蒋介石认为，陈立夫主管调查科最为适合。所以，他想都没想，就把陈立夫从机要科调往组织部，出任调查科主任。
陈立夫当调查科主任这一年刚好28岁，可以说是年少得志，春风得意。这时，陈立夫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报答蒋介石信任。所以，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这就是与其兄好好合作，发展"CC"派势力，为蒋家王朝尽忠效力。他主持调查科后，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改变原调查科的性质，将其办成一个纯粹的特务组织。在第一次举行的全科会议上，陈立夫明确提出，调查科的主要任务，一是调查党员的思想及派系隶属，搜集国民党内异己派系的情报；二是收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情报；三是配合国民党军警机关，破坏共产党组织，逮捕共产党人。
第九部分 9.蒋介石就是喜欢陈立夫的这股忠诚…
陈立夫走马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强组织建设，科下只设采访、整理两个股，每股各设总干事1人，下设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总计工作人员只有十七八人，全是陈立夫物色的亲信。早在陈立夫为蒋介石当秘书、机要科长时，就利用其特殊身份招揽了一些思想顽固的国民党右翼人物、共产党的叛徒，将其安插在机要科，从事各种特务活动。陈立夫到组织部后，便把这些人也一并带了过来，成为调查科的骨干分子。如采访股干事杨剑虹原是上海青帮成员，并一度替日本洋行当买办，五卅运动时，曾参与组织黄色海员工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他积极参与屠杀共产党和工人群众，他指挥的黄色工会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本人则在反共中被陈立夫所赏识。后来，陈立夫交给他的任务，他也能很好地完成，因此，深得陈立夫的赏识，陈便将他收罗到门下。整理股总干事吴大钧是浙江人，与二陈是同乡，曾留学美国，学习统计，与陈立夫很早就认识，而且私交很深。因此，陈立夫也将其拉入调查科。
这样，陈立夫将调查科的骨干配齐之后，下一步就是配齐下面的办事人员。但陈立夫看到，按照现有的编制，就是配齐了，也难以适应蒋介石赋予他的使命。因为，要贯彻蒋介石的旨意，全面掌握共产党及其他各派系的活动情况，适时对其实施破坏和打击，仅靠这十七八个人，是无论如何也完不成这项任务的。于是，陈立夫马上与陈果夫商量，要求扩大人员编制，陈果夫当即同意，并报蒋介石批准，决定从陈果夫主持的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中选派10人到调查科。这样，陈果夫、陈立夫便亲自到中央党务学校进行挑选，对毕业生一一细致地调查和了解，以坚决反共为标准，以忠于蒋介石为前提，以忠于二陈为条件，经过精心选拔，反复比较，最后，从第一期274名毕业生中选出10人，充实到调查科。这10人是：张国栋、郑伯豪、张旆、李凤澜、骆美中、王保身、任洪济、谢澄宇、郭良牧、陈玉科。
这10名毕业生到调查科报到后，陈立夫立即对他们进行了特殊训练。一开始他没有将他们安排到哪一股工作，因为，陈立夫认为这些毕业生尽管思想上是坚决反共的，也是忠于蒋介石的，但他们并不明白调查科的特务性质，也没有干特务工作的思想准备，必须有一个适应环境、适应工作的过程。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没有在内心树立忠于陈立夫的信念，所以，要经过培养，逐步让这些人树立起这个信念。至于怎么培养，陈立夫着实动了一番脑筋，下了一番工夫。
首先，让这些人了解工作性质，熟悉工作环境。陈立夫将他们召集起来，进行训话，并向他们介绍调查科的性质、机构设置、工作范围等情况。随后，召开全科大会，介绍他们与原来的人员相识，让其互相谈话，增加了解。在此基础上，再让他们参与调查，熟悉工作。陈立夫首先将这10名毕业生派往上海作调查工作。临行时，陈立夫明确规定，他们调查的范围是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国民党内派系活动情况，工人运动的情况。这些人到上海后，采取各种手段打入工厂和一些民众团体，还进入国民党军队和一些基层党部搞所谓的调查，实际上是特务工作。调查完毕回到南京，他们便根据自己调查的情况写出工作报告。陈立夫将这些报告收来加以审查考核，初步定出优劣。这项工作完成以后，陈立夫决定对他们进行最后的考核分配。陈立夫安排他们到江浙两省进行第二次调查。这次调查，除了以前的内容外，还增加农民运动情况一项，返回后再次写出工作报告。陈立夫收回工作报告后，进一步审查考核，最后确定优劣。然后，根据考核的结果，将这10名毕业生分配到科内具体工作部门。陈立夫十分欣赏自己这套用人办法，认为这样做不但对这些人的工作能力进行了考查，做到心中有数，而且经过实际锻炼，还培养了他们对自己的忠心，在陈立夫看来，这第二点是最为重要的。
第九部分 10.蒋介石就是喜欢陈立夫的这股忠诚…
当然，陈立夫同陈果夫一样，他们扩大自己势力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陈立夫认为，只有质量而没有规模也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所以，他决心乘调查科组织建立之机，尽可能地扩大规模，扩大编制。这样，经过与陈果夫反复研究，决定再增加一批人。1930年，陈立夫将他的想法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指示，此事不要过于声张，要秘密进行。这样，在征得蒋介石的批准之后，他们又从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中挑选了20人参加调查科工作。这批人来后，陈立夫怕引人注目，干脆使之处于秘密状态，既不将他们算在正式编制内，也不让他们在中央党部内办公。陈立夫亲自在南京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旁选择了一栋半中半西的两层楼房，将这20名经过特工训练的特殊人员安排在此办公。平时，陈立夫不让其他人到这里来，只有他和一些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有资格到此视察。楼房的大门总是关着，黑色的窗帘也不太启开，而门外赫然挂着的却是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这更增添了这座楼房的神秘性和恐怖性。
在这个基础上，陈立夫决定改组机构，在原来采访、整理两个股的基础上，又增设了特务组、言文组、文书组等，还向一些重要地区派遣了特派员，如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开封特派员黄凯。其中，特务组最为重要，是调查科的核心组织，其成员都是经过陈氏兄弟精心挑选的、极善玩弄阴谋、极端冷酷无情、极端反共的顽固分子。特务组的成立，标志着整个调查科完成特务化过程，而陈立夫则是这一转化过程的直接导演。为了加强对特务们的思想控制，让其死心塌地为他们服务。陈立夫经常召集特务训话，大讲特务工作的所谓重要性，说什么调查科是国民党最核心的组织，是党的耳目，宣扬特务活动是保卫党的安全、国家的安全、领袖的安全并与党国命运息息相关的事业，只有优秀的党员才能从事这一光荣的工作等。正是在二陈的悉心培育下，调查科的特务被豢养成一帮阴险、狡猾、残忍、冷酷的极端恐怖分子。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共产党是他最大的一块"心病"，他认为，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他蒋介石就没有安稳日子过。所以，他在这一时期，把全部的赌注都压到在了两个方面上。一是军队，蒋介石认为，军队是消灭共产党的最终决定性力量。但蒋介石还认为，仅有军队还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起一支忠于自己而且坚决反共的特务力量。两个方面相配合，才能更有效地从明处和暗处全面绞杀共产党。所以，蒋介石对陈立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多次召见陈立夫，询问调查科的建设情况，对陈立夫的工作给予全力支持。1928年12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剿共"会议，电召陈立夫参加，陈立夫匆匆赶往庐山。在会上，陈立夫积极为蒋出谋划策，最后制定了湘鄂赣三省"剿匪"行动方案，决定对这一地区实施军事"围剿"。同时，陈立夫为了在蒋介石面前展示一下自己，当即自告奋勇，声称要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率领他的特务配合军事行动，加紧进行反共活动。蒋介石表示赞许，并命令他抓紧进行。
对于蒋介石的认可，陈立夫十分兴奋，他认为该是自己露脸的时候了。这样，陈立夫匆匆返回南京，把蒋介石的指示和庐山会议的基本精神与陈果夫研究再三，决定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进行一次大破坏。很快，特务组织便活动起来，在陈果夫、陈立夫的指挥下，对共产党展开了大规模的侦查、检举、密报、跟踪、绑架、逮捕、屠杀，从而使这一时期的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调查科在从事这些罪恶活动时，常常是直接指挥警宪机关协助进行。当时，南京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陈独真曾任过陈果夫的保镖，他能独当一面，负责首都警察厅的工作，也是由于陈果夫的提携，因此，对陈氏兄弟是百依百顺。调查科发现情况后，总是利用警察厅的名义，借故检查户口，深夜闯入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的进步人士的私宅搜查，如发现进步书刊，便于没收，甚至当场抓人。
第九部分 11.蒋介石就是喜欢陈立夫的这股忠诚…
应当说蒋介石对调查科的行动十分关注，经常给予指示，有时指示得十分具体。如，蒋介石多次指示调查科要和宪兵司令部密切协作，而陈立夫与宪兵司令谷正伦的关系更是不一般。陈立夫被称为特务魁首，谷正伦则被誉为宪兵之父；陈立夫主张特务工作要依靠宪兵，谷正伦则强调"宪兵常务、特务一元化"。谷、陈气味相投，关系十分密切。有一次，陈立夫应邀到南京宪兵学校对特务教育班第二期学员讲《唯生论》，他在台上高谈阔论，而谷正伦则在台下"洗耳恭听"，陈立夫一讲就是两个小时，谷正伦也立正"恭听"了两小时。这种恭顺态度使陈立夫深受感动，二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后来，陈立夫还派其亲信徐恩曾为谷正伦担任宪兵司令部的顾问，这样一来，调查科与宪兵司令部可以不分彼此，宪兵、特务实际上是一家人了。所以，调查科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抓人，抓来的人大都送往宪兵司令部监狱关押，而宪兵司令部对这些随意抓来的人往往不加审理，便以"反革命"论处。
陈立夫主持调查裂期间，指使他的特务组织滥杀无辜，致使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了巨大破坏，也为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对于这一点，历史是不会忘记的。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陈立夫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主持调查科不久，便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兼国民复兴委员会秘书长。调查科成了陈立夫仕途发达的重要起点，难怪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谈起这段经历，他总是那么一往情深，充满着留恋之情。陈立夫对调查科的一往情深和特别重视，这从以后遴选科长人选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后来，随着事业的发展，陈立夫不得不交出科长宝座时，他经过权衡思虑，并征得陈果夫同意，才将这个举足轻重的职位交给了自己最得意的亲信——张道藩。
张道藩之所以第一个被陈果夫、陈立夫选中，自然是因为张道藩与二陈关系最密切，最听二陈的话。早在天津读南开中学时，张道藩便与就读于北洋大学的陈立夫相识。张1919年赴欧，考入英国克来佛穆学院，后又考入伦敦大学斯来德艺术学院学美术，并于1923年加入国民党，毕业后又赴法入巴黎艺术学院深造。1926年6月回国后出任广东省政府农工厅秘书，从此便与陈果夫、陈立夫搞到了一起。由于他机警善辩，顽固反共，深得二陈信任，成为CC派中的核心骨干。张道藩担任调查科长的时间也不长，很快便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兼蒋介石侍从室秘书。于是，二陈又安排其亲信吴大钧继任其职，但二陈对吴大钧的工作能力不够满意，这样，1929年8月，陈立夫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后，便将吴大钧调出，担任秘书处所属的中央统计处处长，然后再调另一亲信叶秀峰担任调查科长。叶秀峰与陈立夫是北洋大学同班同学，后来又一同赴美国留学，二人称兄道弟，私交极深。陈立夫让他主持调查科，本以为他能忠于职守，孝忠于陈家，但不久，陈立夫便发觉叶秀峰并不能俯首帖耳事事恭顺，不几个月便将他撤下，干脆派他的表弟徐恩曾取而代之，出任调查科第五任科长。从苦心孤诣地物色和安排科长人选上，可以看出，陈立夫对调查科是何等重视，用人标准又是何等明确，那就是调查科是陈氏的禁脔，科长位置无能者不用，非亲信不用。拿徐恩曾来说，他与二陈既是同乡，又是亲戚，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后入交通大学电机系，并与陈立夫一同赴美留学，在美国加入国民党，1927年回国后即参加CC特务集团，所以深得二陈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徐恩曾对二陈唯命是从。所以，陈立夫将调查科长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最后选定徐恩曾，放心地将科长大权交他掌管。实际上，张道藩也好、吴大钧也好、还是叶秀峰、徐恩曾，二陈只是要他们一心一意而不是三心二意地执行他们的命令，按他们的旨意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