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二陈，特别是陈立夫在建立特务组织中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和责任感，蒋介石是非常满意的。为了嘉奖陈立夫的耿耿忠心和卓有成效的工作，1931年12月，蒋介石提拔陈立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5年，再次提升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样，一直到1949年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崩溃，在这2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国民党各级组织、人事大权及党务、经费的管理权与支配权，多半操纵在陈果夫、陈立夫手中。
第九部分 12.为了让蒋介石高兴，陈果夫、陈立…
陈果夫、陈立夫是最了解蒋介石的，他们知道蒋介石头等大事是消灭共产党。要让蒋介石高兴，就必须在这件事上做出成绩，否则，蒋介石是不会买账的。所以，他们竭尽全力去绞杀共产党，一点也不敢大意。但是，尽管二陈使出了全身的解术，他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一批共产党人倒下，千百万共产党人从血泊之中站了起来，他们埋葬了战友的尸体，拭干净身上的血迹，又投入到革命之中。他们从血的教训中学会了怎样更好地隐蔽自己、打击敌人。他们变得更聪明、更坚强。相反，蒋介石却有些恐惧了，怎么共产党越杀反而越来越多了？而且蒋介石发觉他的对手越来越难以捕捉痕迹，他真担心有一天共产党会轻而易举地把自己除掉，而自己却一无所知。
蒋介石的这种恐惧在他的下级面前又化为愤怒。他骂二陈手下的特务尽是"酒囊饭袋"，天天高喊要"杀绝共党分子"却连"共党分子"在哪儿都不清楚。蒋介石的愤怒让陈果夫、陈立夫很难堪。面对前仆后继坚强不屈的共产党人，他们深切感到，必须拿出新的招法来消灭共产党这个可怕的对手，才好向老蒋交差。于是，特务骨干们躲进密室，绞尽脑汁地开始了罪恶筹划。
1930年5月，南京道署街1362号瞻园。
瞻园在南京市区南部秦河河畔。堂宇深邃，园林秀丽。它原是明朝开国元勋中山武宁王徐达府内的花园，清代改为江宁布政使衙署，太平天国时为杨秀清的东王府，辛亥革命又为江苏省长公署所在地，如今则为二陈的特务所占据。平时瞻园大门紧闭，很少有人在这滞留，园内园外静得出奇。可这一段时间，陈立夫、徐恩曾、叶秀峰、张冲等却频繁出入，他们正在秘密商议反共的新对策。经过多次的秘密讨论，陈立夫等终于有了办法。
陈立夫说："我们前一时期清共是颇有成效的，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我们大家也看到共党似乎是越捉越多，越杀越多，也不知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是我们不能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结果。用杀戮的办法来根除共产党，并不是最好的办法。相反，我们杀戮得越多，他们的反抗就会越烈，隐蔽也会越巧妙，我们无法斩尽杀绝共产党人。所以我建议我们在用硬的一手中同时，还必须使用'软'的办法，那就是要用政治手段，引诱他们中一些意志不坚定者自首过来，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共产党内部的更多的机密，然后再用武力一举歼灭他们。这样做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清除'共党的目的。"
陈立夫的话得到了徐、叶、张等人的赞同。陈立夫等人于是制定了"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策略。想出了这样一个策略，陈立夫感觉轻松了不少，这样，总可以在蒋介石面前有一个交代。于是，陈立夫去面见蒋介石，把自己的想法、打算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显然不像从前那么乐观了，但还是同意了他的建议。
这样，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国民党公布了《共产党人自首法》，其中规定：共产党员主动向国民党自首者，视不同情况，可予免刑或减刑。这一办法果然奏效，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特务通过劝降审讯、政治软化等手段，确实收买了极少数意志薄弱、贪生怕死的中共党员。这些人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的引诱下自首投敌，成为可耻的叛徒。通过这些叛徒，特务们又发展了一些叛徒。这样，特务利用叛徒，扩大了对共产党组织的破坏。特别是1931年的顾顺章案，使陈立夫的策略颇受蒋介石及各方面的重视。
1930年，陈立夫、徐恩曾派出特务蔡孟坚为武汉特派员，专门从事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1931年3月，蔡孟坚劝降叛徒黄佑南，并在黄佑南指引下，在武昌破坏了中共湖北省委，省委一些领导人被杀害。接着，蔡孟坚又带人在汉口法租界会同租界捕房逮捕了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尤崇新在特务的威胁利诱之下，说出了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些情况。随后蔡孟坚又安排他化装外出，同时派出特务打手数名暗中跟随，四处寻找指认共产党员。
第九部分 13.为了让蒋介石高兴，陈果夫、陈立…
5月的一天，这个叛徒行径汉口距江汉关不远的轮渡码头附近，无意中发现了中共中央保卫小组负责人顾顺章，便大呼："就是他！就是他！"顾顺章逃避不及，被尾追的特务逮捕。蔡孟坚为了对顾进行软化诱叛，亲自出马接待，敬烟敬茶，但顾顺章却是一言不发。蔡孟坚不愧为老牌特务，并不生气，他笑着对顾顺章说："我们虽没见过面，但我知道你，你也一定知道我。"顾仍是一言不发。蔡有些恼怒了，但他不表露出来，只是又提醒一句："你我为人都知道，一切用不着多说。要生，便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否则，只有死。"顾毫无表示。蔡见此状，知道现在多说也无益，不如让顾放松放松，好好考虑，一切等回南京请示二陈之后，再做办法。于是他又对顾说："我决定送你去南京，你自己好好地考虑，选择自己的前途。"
随后，蔡孟坚急电南京，向二陈、徐恩曾等汇报了情况。陈果夫、徐恩曾指示蔡从水路押送顾去南京。接到陈、徐指示之后，蔡立即率三名特务，将顾押上了江轮，送往南京。抓获顾顺章这样的中共中央要员，二陈极为高兴，他俩知道顾一定掌握不少中共机密，如能劝降顾顺章，破坏中共中央组织，少不了又要升官发财。为了确保顾的"安全"，当江轮开到南京后，陈立夫、徐恩曾、张冲等亲自乘坐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艇来到江中心接顾，然后将顾送往南京中山东路的"正元实业社"，这是调查科特务组织的秘密所在地。在去"正元实业社"的途中，陈立夫、徐恩曾等人又与顾"谈话"，希望能从顾口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材料。果然陈、徐得到了重要情报。前几天一直毫无表示的顾顺章忽然说出了"你们身边的钱壮飞便是受我们领导的地下工作人员"。
钱壮飞，中共地下党员，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生。毕业之后，受党派遣打入调查科的特务组织——"正元实业社"。由于钱壮飞平时为人和蔼可亲，笔头又快，办法又多，徐恩曾认为是干才，让他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钱利用职务之便，向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这次顾顺章的被捕，在顾顺章到达南京数十小时前，钱壮飞已从武汉蔡孟坚来的急电中获悉，便及时通知了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随后不辞而别了。陈、徐从顾的口中获悉钱壮飞身份后，大为震惊，更感觉到劝降顾顺章的重要，第二天便把顾顺章送到国民党司令部监狱，安置在所谓的优待室内。这样，既能保证顾的安全，又能满足顾的生活要求。
顾顺章在关押中，陈立夫、徐恩曾等多次到狱中对顾进行利诱，许以高官厚禄，促其彻底叛变革命。为照顾顾的生活，陈、徐也还多次派人送钱、送物给顾。如当时任调查科助理干事的张文，曾三次受徐指派，购买一些食品、水果、扑克牌以及扇子、蚊香等日用品送给顾顺章。
在陈、徐的劝说利诱下，顾顺章完全叛变了共产党。他首先供出了当时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恽代英的真实身份。恽代英是中央委员，1931年春天在上海以共产党嫌疑被捕。顾顺章对恽代英所用的化名以及被关押监号等知道甚详。在顾顺章供出恽代英的真实身份后，徐恩曾派顾建中、李熙光、王思诚三人携带一本刊有恽代英相片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录（因恽代英是黄埔第四期政治教官），到狱中加以对证。在查对证实以后，徐恩曾极为高兴，当即面报陈果夫、陈立夫，转报蒋介石。同时又将恽代英押解南京，并派顾建中、李熙元、王思诚三人对恽代英进行一系列的威胁利诱，企图迫其叛变革命，从而获得有关中央更多的活动情况和组织情况。但是恽代英始终忠贞不渝，除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外，无其他任何供词。不久，恽代英便由蒋介石下令杀害了。
第九部分 14.为了让蒋介石高兴，陈果夫、陈立…
顾顺章还供出了几处中共在上海来不及转移的地下秘密机关。中共在上海的直属单位所在地，多数是在顾顺章领导的保卫组的保卫之下。中共中央从钱壮飞那里获知顾为国民党逮捕之后，当即作出紧急决定，首先是迁移各个地下机关。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个地下机关的安全转移是很不容易的。当调查科从顾口中得悉情报后，立即赶往上海，中共中央的大多数机关已经转移，但也有少数一时来不及转移的机关，如红旗报社、保卫组办公处、北四川路接头处等。这些机关全都遭到了特务的破坏。其中周恩来原来常到的办公处所，也遭到破坏，周恩来幸而在特务们来以前的一刻钟离去，否则难免不遭毒手。由于顾的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被迫全部重新安排处所和人事。另外，顾顺章还供出了中共保卫组的一些地下工作人员，其中绝大多数因被捕后拒绝自首叛党，被特务们杀害了，少数人在顾顺章的影响下叛变。
顾顺章叛变之后，加入了二陈的特务组织。他整理编撰了各种训练特务的教材，整理出一套六册的特工丛书，分别为《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查工作》、《组织工作》，共约50万字。除此之外，顾还为二陈出谋划策，培养特工。顾曾向陈果夫、陈立夫建议：要彻底动摇共产党在上海的基础，就应该设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同时，对于"自首政策"必须切实贯彻，以瓦解和最后消灭共产党。他还提出开办"特工人员训练班"的建议，训练一批有特务工作能力的人员，充实各级特务机构。为了打击共产党，顾还建议在上海设立一个以行动工作为重心的上海行动区，以组织对组织，给共产党以不断打击。这些建议后来都被二陈、徐恩曾采纳。陈果夫、陈立夫对于取得的每一项成果都及时上报蒋介石，蒋介石在对他们成绩充分肯定的同时，还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确保这项工作毫不松懈。
顾顺章的叛变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重大损失。二陈也从中看到政治软化的"威力"，"软"刀子更舍不得放下了。由于中共基层组织里的党员的大部分都是参加生产的在业工人，他们与脱产干部不同，有家庭的拖累，有失业的危险。特务们对这些人采取"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政策，是尽量不予逮捕，通过谈话"说服"他们秘密自首，充当特务耳目——内线"细胞"。这种方式，特务们自称为"细胞"政策。而"细胞"政策多运用于产业工人集中的上海地区。
二陈在上海的特务头子马绍武，于1932年来到上海，首先在沪西地区开展"细胞"工作。马绍武根据自首人提供的线索，查证确实后，即采用突击说服的办法，把对象吸收为共产党基层的内线关系，使之成为细胞。
在突击说服时，特务常把说服对象带到茶馆或清静的马路边，或到对象的家里，先和他谈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然后和他谈对共产党的看法和态度。一般的对象是不会轻易表露自己的态度的，谈话特务就对他显露身份，对他进行威胁和反动宣传，说什么共产党对人民危害极大，破坏了人民的安定生活，扰乱了国家体制完整，共产党已成了违犯民国法律的主要犯罪分子，应受到军法的惩治等等。然后说："你有妻儿老小，全家靠你养活，你参加反动组织，扰乱社会治安，万一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牵连吗？我们为了挽救你，希望你早点向政府自首，这样可以保证你的前途和家庭安全。何去何从，你要三思……今天的谈话不要和其他人谈起，否则，对你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第九部分 15.为了让蒋介石高兴，陈果夫、陈立…
特务的这种"细胞"政策极为毒辣。马绍武在沪西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几乎掌握了中共沪西地区整个基层组织活动的情况。马绍武后被中共"特科"行动队除去，继任的徐兆麟承继和发展了"细胞"政策。他不仅注意发展内线细胞，更重视对内线细胞的培训和利用。在培训利用中，凡发现不利于内线细胞提升的障碍，便设法予以清除，为他们进一步打入高一级组织扫清道路。这些内线细胞一旦被提拔上去，对特务进行破坏活动十分有利。为拉拢内线细胞，特务机关对内线细胞每月分别给予5到15元的活动津贴费，对有"重要表现"的给予一定的奖励，对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的也酌量发给生活补助费等。
为了更有效地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欺骗，诱其叛变，根据二陈的建议，国民党还专门成立了从事此项工作的机构——反省院。同时公布了《反省院条例》，将反省院纳入政府机构。特务们常常将抓来的共产党人关进反省院中进行所谓反省，"反省合格"后予以释放，并从中挑选出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破坏中共组织的活动。按组织系统，反省院隶属法院。由于原有的司法人员对革命人士所进行的欺骗诱叛的办法不如CC特务的阴险毒辣。为了使反省院成为更得力的破坏革命的工具，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二陈极力想控制这一机关。
二陈与徐恩曾几经商议之后，提出了一整套对反省院加强管理和实施诱叛的办法，然后由组织部出面和司法院院长居正、司法部部长谢冠生等接洽，要求加强反省院组织，订立更为完整的制度，更有效地实现其欺骗诱叛，瓦解革命阵线的政治目的；要求反省院除接受高等法院送来的"反省人"外，还要接受调查科派来的"反省人"；并要求司法部门同意接受中央组织部推荐的CC分子担任反省院院长。陈果夫、陈立夫有蒋介石作靠山，谁也得罪不起，又由于陈家的势力摆在那里，陈果夫、陈立夫想办的事差不多都能办到。于是，1932年，各反省院院长陆续改由CC分子担任，如首都反省院院长廖家楠、苏州反省院院长刘云、安徽反省院院长仲建辉、湖北反省院院长郭良牧等。自这些CC分子担任反省院院长之后，反省院形式上仍属高等法院，但实际上真正的管理权已归特工总部。对于反省院原有人员，除少数被吸收进入中统外，大部分都被赶走。这样，反省院完全成了"CC"特务的天下。
反省院一般设院长一人。在院长领导下，下面分设训育、管理、总务三个科。三科之中，以训育科为重心，直接对"反省人"进行欺骗诱叛。反省院在押的人员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被认为叛变共产党不彻底分子；第二类是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人；第三类是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和思想"左"倾人士；第四类是一些原属中统，后被认为对组织不忠，违反特务纪律的人。反省院所谓的政治训练内容有三：一是以全民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二是以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三是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
第九部分 16.为了让蒋介石高兴，陈果夫、陈立…
反省院按"反省人"的文化程度将其编为四组进行"训练"。甲组为大学程度，乙组为中学程度；丙组为小学程度；丁组为文盲。如果丁组人数不多，丙丁两个组便合为一个组。甲组只是"学习"，不参加劳役。"学习"以听课为主，自学为辅。乙组"学习"、劳役各半。丙丁两组以劳役为主，间或参加听课。"学习"内容中最主要的是戴季陶的《孙文主义哲学基础》、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的连环性》、陈立夫的《唯生论》。上课由训育员担任讲课。此外，还有一种该院认为最重要的课程，即所谓精神讲话。精神讲话，多由该院聘请一些反动报刊的主笔编辑、社会名流学者以及一些省党部委员担任，所讲内容不外是说国民党好，共产党坏，只有叛变革命，才有出路等等之类。对于此项讲话，四个组都要参加听，甲、乙两组还须作各种笔记，如听讲笔记、读书日记、反省笔记等等，并须逐日送交训育员审阅，训育员还要经常进行个别谈话。
反省院规定所有"反省人"的"反省"以六个月为一期，每六个月举行一次考试。甲、乙两组去笔试，其试题多为"对苏联的认识如何"、"中苏关系是怎样"、"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比较"之类。对于丙、丁两组是口试。考试不及格者便留级，继续"反省"半年。那些训育员常用威胁的口吻对在押的"反省人"说："如果三期不及格，便要枪毙！"所以在押的人精神上经常受到折磨和摧残。考试及格者发给一张"准予自新"的证明书，释放出去。即使是这些被释放出去的"自新人"，仍必须接受当地特务室的管制3年，定期汇报思想和言行。如果"自新人"被认为有共产党活动嫌疑的，随时可以被重新关押监禁。
可以说，以上这些都是陈果夫、陈立夫的"杰作"。他们自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能从根本上搞跨共产党，然而，他们错了。他们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这就是他们的对手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陈果夫、陈立夫利用劝降审讯和反省院训练等多种办法，虽有革命不坚定分子叛变，但更多的共产党员在敌人威胁利诱面前，却永葆革命者的本色。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即是一例。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瞿秋白留在江西根据地，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中央办事处教育部部长。1935年2月，在突围转移途中于福建武平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被俘。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十分兴奋。他想，瞿秋白曾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有名的大知识分子，如果劝降成功，会震惊中外，至少也可以得到共产党内若干机密情报。于是，他亲自挑了一名专门从事劝降工作的高级特务、特工总部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前往福建，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福建党务视察员的身份，去作瞿秋白的劝降工作。王杰夫到福建后，会同所属福建省特务室主任钱永建一道对瞿秋白进行劝降。他们多次商谈对策，采取种种办法，与瞿秋白进行多次谈话，企图让瞿自首。但瞿秋白一身正气，威武不屈，丝毫不为所劝，誓死不投降，直至最后英勇牺牲。
的确，陈果夫、陈立夫为了让蒋介石高兴，让蒋介石放心，他们俩付出了很多，但蒋介石是个有数的人，当他看到陈果夫、陈立夫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共产党，而共产党的势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越来越大，自然十分恼火。这样，陈果夫、陈立夫用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所换来的只有蒋介石怨气和训斥。陈果夫、陈立夫自然心里不太服气，但还必须装出一副奴才相。
第九部分 17.打是亲骂是爱（1）
在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的交往中，陈果夫特别是陈立夫没少挨蒋介石的骂，但是这种骂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大多不是恶意和敌意的，这也应了老百姓的一句俗话，打是亲，骂是爱。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整个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和3000万同胞遭到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在这样一种民族危难面前，蒋介石不顾民族大局，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立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由于民族危机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动摇、分化和分裂。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在九一八之前，在广东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实行武力对峙，他们利用全国的形势，极力逼蒋下野。在全国抗日运动的冲击下，在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的咄咄进逼下，蒋介石的统治陷入了危机之中，他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和前途。经过再三考虑，蒋介石认为，对于这样一种形势，进只能使自己跌进深渊，唯有退才能绝处逢生。这样，蒋介石故伎重演，决心下野，1931年12月15日，蒋向国民党中常会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务。但实际上，蒋介石仍躲在浙江奉化幕后操纵政局。
由于国民党内部明争暗斗，各路军阀也都打着各自的算盘，国民党统治的危机越发加重。蒋介石开始觉得一身轻松，以很大的耐心坐山观虎斗，但当他看到国民党大厦将倾的景象时，便再也耐不住性子，开始着急起来。1933年元旦，蒋介石通知陈果夫、陈立夫等人迅速前来，有紧急事情商谈。二陈惴惴不安地急奔蒋介石身边，只见蒋介石铁青着脸，一言不发，端坐上首沙发上。在座的还有张厉生、余井塘、张道藩、叶秀峰、刘健群、戴笠等人，都肃然危坐，默无声息。一看这个气势，兄弟俩便知道今天的召见非同寻常，于是很知趣地找个位子坐下。
蒋介石见人数到齐后，便开始训话。他先讲了当时国内形势，但越讲越激动，先是训斥众人，到后来便气势汹汹地骂起来，骂特务组织无能不中用，无法对付共产党，连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无法解除，是一群笨蛋，一堆废物。众人被骂得哑口无言，胆战心惊，直冒冷汗，整个房子里充满了紧张、压抑的空气。蒋介石整整骂了一个小时，自己也感觉有些疲劳，觉得刚才自己有些失态，话说得有些过火，于是，马上换上了笑颜，语气也缓和多了，摆出十分诚恳的样子，要求大家消除误会，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互相配合，有效地对待国民党中各派系以及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以渡过目前的危机。并让大家献计献策，集思广益。众人被蒋介石骂得晕头转向，哪里还能猜到蒋介石的用意，当然就谈不上出主意想办法了，一个个只是目瞪口呆，不敢讲一句话。
蒋介石看到众人没反应，知道他们没有明白自己的旨意，于是便暗示他们，为了加强团结，统一指挥，可以分别成立两个秘密组织，以这两个小组为基础，形成国民党的中坚力量。他向众人表示，小组织成立后，他将在人力、物力、财务等各方面予以全力支持。蒋介石这么一解释，众人才恍然大悟，如梦初醒，真正领会了蒋介石今天召集他们开会的旨意。于是，众人唯唯诺诺，表示尽心竭力，立即成立小组织。
第九部分 18.打是亲骂是爱（2）
陈果夫、陈立夫从蒋介石那儿回来后，心情很不平静，蒋介石骂他们特务组织无能的声音总是响在他们的耳边，刺激着陈果夫、陈立夫寝食不安。于是，召集其亲信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等日夜开会，进行密谋，商讨如何准确无误地执行蒋介石的旨意，迅速成立小组织，而且，下决心要把这个组织建设好，使之成为国民党的支柱。众人一再表示，要坚决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领袖，使之成为中国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实现"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专制统治。陈立夫还派人到德国、意大利进行考察，研究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建党模式。可见，这时的陈果夫、陈立夫对蒋介石是绝对忠诚的，没有二心。陈果夫、陈立夫心中清楚，蒋介石不出山，也就没有他们二陈的出头之日，所以，二陈这时对蒋介石的东山再起可以说是竭尽全力。
经过一段短时间的准备，由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头，以CC派骨干为基础，成立了两个小团体，一个是"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一个是"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这两个组织的章程从文字上虽不尽一致，但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关于这一点从它们的政治纲领便可以看出来。两个组织的政治纲领虽然在一些文字上有所区别，但都跑不出以下几条：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等等。而且名为两个组织，实则是一套人马，因此，组织成立不到半年，"青白团"取消，只剩下"同志会"一个组织。
这两个组织都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在领袖之下设干事长，干事长为陈果夫，副干事长为陈立夫，常务干事则为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领导机构实则有上述七人组成。但这组织讳莫如深，外人知之甚少。他们不仅对外虚伪地多次申明无此组织，且对未加入此组织的CC分子也加以否认。青白团、同志会在秘密中发展，极其严格。入团手续多在南京陈氏兄弟螺丝转弯居所办理。在这个居所里，梁间蛛网纵横，台上烛光惨淡，桌前壁上挂着一幅罩有灰尘的中山先生遗像。陈立夫、张厉生、余井塘、徐恩曾等，就在此阴暗气氛中叫入团者面向孙中山先生遗像和蒋介石像举起右手宣誓：永久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行三民主义，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等等。完成了中世纪封建神秘的仪式后，监誓人向入团者致威胁训词："违犯纪律要遭到严酷的处分，甚或处死；领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为纪律所不容。"
应该说，陈果夫、陈立夫没有考虑其他别的，他们把蒋介石摆在了神的位置上。蒋介石就是他们的信念，他们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希望全都寄托在了蒋介石的身上。陈果夫、陈立夫认为，事到如今，已别无选择。也许正因如此，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十分严格，对"青白团"和"同志会"管束很紧。他们强调该组织严密的纪律性，加入组织的成员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不得暴露身份。这两个组织只有纵的组织关系而无横的联络。所谓"我们自己人"只限于入团者那个地方内，别的地方就不能知，也不得问，问了就是违犯纪律的行为，倘越戒律半步，将受到严厉制裁。而且，所有加入组织的成员都有维护组织，发展新成员的义务，有破坏共产党组织、监视共产党活动的职责，还有监视其他党派甚至国民党员言行，并向上密报的责任，必要时还得接受组织分派的特殊任务。
第九部分 19.打是亲骂是爱（3）
有了这些章程，"青白团"和"同志会"很快发展起来了，虽然人数开始并不多，但有相当的质量。因为，这些大都是"CC"骨干分子，而且都身居要职，分布在全国的各个领域、各个部门。陈果夫、陈立夫为了将其组织发展到全国，先后派出一些骨干分子，渗透到各方面，进行或明或暗的破坏活动。如派张道藩到浙江，派吴醒亚到上海，派叶秀峰到四川，派余井塘到江苏，派陈肇英到福建等。这些人到各地后，也按中央的一套严密系统，秘密建立起地方分会和外围组织。如，张厉生到华北后，秘密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联络了一些CC死硬分子和国民党骨干分子，于1934年秋天正式成立"诚社"。参加该组织的成员达100多人，其纲领强调学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诚"字上下工夫，拥戴蒋介石为领袖，"服从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独裁政治、经济、文化，提倡中国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诚社"总书记为张厉生，副总书记为胡梦华，总干事为李白虹，副总干事为张光涛、赵在田、史国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该组织十分重视，并拨出专门款项，作为组织活动经费。诚社办有《存诚月刊》、《诚报》旬刊，进行舆论宣传。
吴醒亚到上海后，纠集了一些CC重要成员，于1934年正式成立"干社"。其纲领与章程和"青白团"、"同志会"大同小异，而且有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它的组织形式、领导建制、政治纲领完全以德国法西斯党为蓝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他们公开提出"坚决信奉法西斯主义"、"坚决奉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最高信条"、"誓死保卫、拥护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扑灭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匪徒"等反动的口号。干社的社长为吴醒亚、副社长为潘公展。陈果夫、陈立夫对上海干社十分重视，专派他们的嫡堂弟陈宝骅任该社事务组主任。干社还创办了《社会主义月刊》，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干社成立后，积极参与逮捕、绑架共产党人的活动。同时，在抢占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袭击捣毁经理销售左联出版的书刊杂志和鲁迅著作的书局分店，抢占上海青年中学和民光中学等罪恶活动中，干社充当了主要角色。
陈立夫在极力扩大组织的同时，极力强调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反共要正本清源，要在文化思想上反马列主义，肃清马列思想。当时他曾信心十足地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和陈果夫等，到处发表讲演，宣传法西斯主义。陈立夫在北大、清华讲演中还说，他一年之内要在京沪汉等大城市对10万学生发表讲话。除此之外，他还网罗一些反动文人帮他写了反对唯物论、否定阶级斗争学说的《唯生论》；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所谓建设运动，要一些反动文人办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报刊；还和叶楚伧一起主编吹嘘蒋介石为法西斯领袖人物的《墨索里尼传》；发动王新命、何炳松、黄文山、陶希圣等CC系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等等。
在陈果夫、陈立夫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蒋介石有时虽闭着眼，但每一个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一方面，蒋介石对二陈的耿耿忠心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与此同时，还经常具体指导。蒋介石曾对二陈的培训反动学生计划发出具体指示，即1934年，徐恩曾在南京常府街48号，召集特工总部的卢斌和专管"学运"的项本善，以及南京国民党市党部做"民运"的李永懋等，传达了蒋介石的旨意，组织大中学校学生到江西参观，就是对他们训练，是寓训练于参观之中。要使"学运"的核心分子实地见识一番，看看国民党剿共的"战绩"，了解一番共产党的各种情况，以便研究对付共产党的办法。
第九部分 20.打是亲骂是爱（4）
当时还决定，特工总部的参观团，以卢斌为团长，项本善为秘书，下面分三个小组，第一组为中央大学，第二组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第三组为中学生，共计56人。其中有CC分子，特务分子和部分思想落后的分子。他们从1934年7月21日出发，8月29日返回，历时40天。在参观中，国民党把他们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造成的恶果，诬蔑说是共产党和红军干的。"参观"回来后，在陈立夫的导演下，成立了一个由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洪兰友等五人组成的"学运指导小组"。学运指导小组在9月14日，召集参观团成员和各大中学校的CC骨干167人，在四象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了一个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简称"同盟"）的组织。"同盟"的成立仪式严肃而又神秘。特务头子叶秀峰、张道蕃亲自领大家举手宣誓："绝对服从蒋委员长训示"，"如背誓言，甘愿受最严厉的处分。"监誓人徐恩曾做了长篇讲话，声称"同盟是选择优秀学生组织起来的"，今天是大家走上"光明的政治道路的开端。只有绝对服从蒋委员长才有前途，反对蒋委员长的都是我们的敌人。"仪式后把人们分成八个小组，宣布了五项纪律。
其基本内容是：一切听组织指挥，绝对保守秘密，内部情况不许外泄，接受任务不许推诿，不许擅自脱离组织等。当时还规定，每半日一次例会，地点在临时指定的秘密机关，内容由同盟办公室主任项本善布置，主要有：汇报校内各种团体、组织的活动情况，院会、系会、演说会、辩论会、同乡会等统统在内；讨论如何支配、掌握这些组织和团体；接受"调查"任务等。
要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有亲共反蒋表现的人。如，在中央大学调查过生物系教授欧阳翥先生，原因是有人密报他对社会不满，发过牢骚，历时一年多没抓住他的把柄。再就是西北军阀马家送中央大学学习的一批人，也都被列入过调查对象，还为他们写过"专案报告"。为了有把握完成调查任务，徐恩曾还教给他们一套手段，如要伪装，不要暴露真面目，在左倾同学面前装"左"，在右倾同学面前装右；要千方百计往同学们的团体中钻，钻进去就要争取当领导，等等。为了培养这批同盟成果，还举办过一期"专题讲座"，陈立夫讲的是《唯生论》；戴季陶讲的是如何俯首帖耳供蒋驱使的"青年修养"；缪凤林讲的是"中国历史人物评论"，中心思想是说蒋介石为中国理所当然的最高领袖；徐恩曾的任务是轮流约组长到"餐馆"吃饭、谈话，做具体深入的教育，等等。
然而，尽管陈果夫、陈立夫苦心经营的这两个组织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国民党内各种组织交错纵横，矛盾四起，蒋介石为了统一组织，停止内耗，下令解散一切小组织。1938年3月武汉珞珈山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吴稚晖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大会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解散国民党内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所有过去小组成员可就地参加国民党或三民主义青年团。全场起立，一致同意。于是，青白团与"复兴社"在汉口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解散。当然，如此结局对于陈果夫、陈立夫，无疑在心理上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一种结局。他们当然是不甘心这样一个结局。
第十部分 1.功高震主（1）
有些时候，蒋介石对陈果夫、陈立夫这帮人还是满赏识的，但有时，蒋介石也真把CC分子看成是一群可用但不可重用的无赖。一方面，蒋介石为了维护蒋家势力，形成唯我独尊的政治局面，不得不用这帮人，因为这帮人为了往上爬，可以不择手段地去做任何事情，有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还必须让他们去做。另一方面，蒋介石又从心眼儿里看不上这帮人，特别是对于陈果夫、陈立夫手下这帮人不顾大局、钩心斗角、唯利是图、有官就抢的作风深恶痛绝。尤其是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势力越来越大，有时甚至要超过他蒋介石，这也是蒋介石未能预料到的，更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蒋介石决定采取措施，遏制"CC"势力。这第一条措施就是要把陈果夫调离中央，去江苏执政，对蒋介石的这一手，开始陈果夫并未察觉，只是四年以后才明白，结果两个人闹得个撕破脸皮，不欢而散。
陈果夫、陈立夫之所以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他们用行动践行着一条至高无上的准则：忠于领袖，结党为蒋。没有这个"忠"字，少了这个"蒋"字，可以说，陈果夫、陈立夫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然而，陈果夫、陈立夫在奉行"忠于领袖"的同时，随着自身地位和身价的抬高，也有意识地确立了另一个标准，即"忠于CC"。忠于领袖与忠于自己在通常情况下是统一一致的，因为陈果夫、陈立夫所做的事大都是蒋介石的事，是奉蒋介石的旨意行事。但在某些时候，二者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陈果夫、陈立夫推行的是双重标准，即表面上奉行"忠于领袖"，而暗地里却推行"忠于自己"的原则。关于这一点，蒋介石看出来了，心里也有数，只不过不去挑明罢了。因为，蒋介石毕竟站的要高一些，他要用人，要去成就一番大业，这个大业少不了陈果夫、陈立夫这样的干才。所以，蒋介石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不动声色，只是偶尔急了也要骂他们几句。
实事求是地说，二陈兄弟为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顺从的党务系统，这对蒋介石来说，功劳确实不小。但是，二陈只是在党务、文化、教育系统活动，而蒋介石要统揽全局，由于站在不同地位，从不同角度上看问题，也就难免有不一致的地方。二陈和蒋关系密切，二陈的部下们有时难免受到蒋介石的呵责。为了让CC分子们更加忠于自己，很多时候，二陈都敢为受了冤枉的手下出面辩护，有时甚至不惜蒙骗蒋介石。
1931年3月2日，南京特别市党部监察委员会委员，接近CC派的黄埔学生田戴龙主办的《文化日报》，忽然接到蒋介石签发的一个手令。手令说："《文化日报》记载不确，造谣惑众，即行停刊为妥。中正"田戴龙见此手令，惶惶然不知所措。他不明白《文化日报》究竟哪儿出错得罪了蒋介石。他很想知道，但下达手令的人声称他只是奉命行事，并不知情。田戴龙位卑职微，又怎敢向蒋介石直接请示呢？
不久，陈立夫知道了这件事，对此事甚表惋惜。陈知道田戴龙虽毕业于黄埔，但对自己确是忠心耿耿，不能让他伤心。思考再三，陈立夫有了主意，《文化日报》一切照旧，只要改名就行。并当即亲笔题写《建设日报》四个字，托人带给田戴龙。正在愁眉苦脸的田戴龙得此消息，欣喜万分，当即决定《建设日报》继承《文化日报》的一切权利。当晚立即出刊，发行照旧。只是为了不让蒋发觉此事，原来每天要呈送《文化日报》的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国民军总部几处地方不再呈送《建设日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