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看来，陈立夫不仅忠诚、能做事、有点子，而且还很有管理才能。在陈立夫的领导下，机要科上上下下，从人到物都显得那么井然有序。陈立夫做下属人员的思想工作也非常有成效。他对下属科员要求严格，管束严厉。监印员姜辅成因受不了军事约束，便以女儿要出嫁为由，向陈立夫提出辞职。陈立夫不予同意，并慷慨陈词，要姜辅成献身革命大事，舍其家庭小事，说："我们不久就可以打下南京，到时你请假回去，不耽误你女儿的喜期。"这样，姜辅成再也没提辞职的事。陈立夫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他长期养成了一个习惯，即每到一地，总要召集部下训话，要求机要科人员要精心保管好印章、文件等物品，以免战乱中受到损失。陈立夫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作风，让蒋介石着实感动。不久，蒋介石让他主管整个秘书处的工作，这样一来，陈立夫便成为蒋介石高度信任的心腹而不离其左右了。
就这样，陈立夫一步一步地走近了蒋介石。先是从国外走到国内，从搞矿业转向搞政治，又从上海南下广州来到蒋介石的身边，再从身边最终走进了蒋介石的心里，成为蒋介石离不开的心腹。这一切对陈立夫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转变，意味着他已从实业救国、技术救国的迷梦中醒来，开始了另一场违背道德与良心的政治梦，他原来立下的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彻底改变。从此，他便踏上了蒋介石的"班车"，去竭尽心力地为蒋介石开采"革命之矿"，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主要干将。后来，陈立夫写了《一个学非所用的采矿工程师之自述》的文章，文中，他对放弃工程技术而从事政治有所遗憾，但更多的却是溢于字里行间的得意，但陈立夫心里很清楚，他的遗憾与得意全在于蒋介石，得意的是他赢得了蒋介石，而遗憾的是他最终还是失去了蒋介石。
第六部分 4.陈果夫能当组织部长全靠蒋介石（…
陈立夫与蒋介石在广州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陈果夫也知道一些。他一方面为弟弟感到高兴，他没想到弟弟这么快就进入了角色，而且干得很出色。另一方面，他心里也特别着急，这几年一直在外面给蒋介石做事，既有功劳，更有苦劳，现在，该是收获的时候了。所以，他急切地想到蒋介石的身边，与他们一起大干一场。同时，他也当然认为自己能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有个官做。这样，1926年5月初，陈果夫也与其三叔陈其采及曾养甫一行三人由上海乘船到达广州，同陈立夫一起共同开采蒋介石的"革命之矿"。
陈果夫来到广州以后，他深感形势之复杂。当时，国共合作正处在一个十分严峻的时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十分仇视革命力量，暗中加紧策划，随时准备公开反共，国共两党的合作面临严峻的考验。在这关键时刻，对于陈果夫的到来，蒋介石当然是热切欢迎，满心高兴，因为他又多了一名得力的助手。这样，刚到广州的陈果夫就参加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由蒋介石提出的旨在限制、打击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蒋介石声称"吾人深信整理党务案必能得一切革命党员之承受。"根据此案，选举了蒋介石的盟兄张静江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取代谭平山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并兼任新设的军人部长，邵元冲为青年部长，顾孟馀取代毛泽东任宣传部长，甘乃光取代林伯渠任农民部长，叶楚伧取代刘伯承任中央秘书处书记。这样，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完全排挤了共产党人，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篡夺了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权。由此，革命形势日趋严峻，然而，这样一种形势对陈果夫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所以，陈果夫眼睛紧紧盯着蒋介石，急切地等待着，准备着，看蒋介石究竟能给他一个什么官做。
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越发激烈，为了应付复杂局面，蒋介石急需一个得力的反共人才。为此，谭延闿向蒋介石推荐了陈果夫，他说："果夫有办法。"这正说出了蒋介石的心里话，他对陈果夫是了解的，过去同在上海办交易所的经历，他建黄埔军校时，陈果夫在上海为其网罗人才的尽心尽力，都使蒋介石不能忘怀，他对陈果夫自是深信不疑。很快，便任命陈果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实际上将组织部全权都交给了陈果夫，具体负责"整理党务案"。陈果夫一下子接管了组织部，有一种一步登天之感，因为他从前一直没体会过当官的滋味。所以，一下子开始掌握这么大的一个部门，他真是感到受宠若惊。自然，他心里特别感激蒋介石，并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一番成就来，不辜负蒋介石的一片苦心。
应当说，陈果夫之所以能那么快进入组织部掌权，除了蒋介石对陈果夫的信任和重用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于蒋介石反共的"整理党务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国民党右派分子纷纷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陈果夫也十分顺利地接收了组织部。二是当时陈果夫的伪装还没有撕破，右派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后来，陈果夫自己也说："我能顺利接收，要追溯到过去两年的情形。当十三年本党改组以后，已呈分裂现象，那时我对党务，未加闻问。后来奉蒋先生之命，在沪担任招募及黄埔后方勤务工作，因为职务需要与各方面接触，纯粹本党同志与跨党分子，双方均来问我对于党务的意见。我除了答复'党内不能有党'的主张外，其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同时双方面都要我登记，我都没有参加，因此，对双方面均无恶感而能达成在上海的重要任务。等到发表组织部秘书以后，多数共产党以为我没有直接办过党务，所以不甚注意。其知我者，也认为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共组织，是比较超然的人物。所以到中央党部接收组织部秘书职务，毫无阻碍。"
第六部分 5.陈果夫能当组织部长全靠蒋介石（…
陈果夫接管组织部以后，虽然心里激动不已，但表面上却显得很平静，并没有过分张扬，而是一门心思地搞起了调查。应当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从国共第一次合作以来，一直由共产党员谭平山担任部长，杨匏安担任秘书，在他们的辛勤工作下，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充满一片生机，组织工作曾有过相当大的发展。而陈果夫进入组织部后，蒋介石交给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从组织部机关中把共产党人排挤出去。他对部机关的29人，从工作态度、思想作风、举止言谈等方面进行了缜密的考核、调查，结果，认为只有三位是真正的国民党人，其他都是共产党人或受共产党影响的"左"派分子。于是，陈果夫开始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将这些人清除掉。蒋介石真没选错人，陈果夫确实动了脑筋，下了工夫，想出了办法。陈果夫认为，对共产党不能手软，不能留余地，否则，时间长了就可能节外生枝。这样，他摆出了一副强硬面孔，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不与任何人商议，在部机关会议宣布，将部分共产党员强行调出，而且不由分辩，当即生效。同时，将国民党员段锡朋、王乐平两人拉入组织部，顶替他们的工作。这一明目张胆的反共行为，当即遭到国民党左派人士何香凝的反对。何香凝直接找到陈果夫，严辞质问，陈果夫无言以对，但他仍是一意孤行，坚持他的强硬立场。
然而，尽管陈果夫的强硬立场十分坚定，但他也不得不考虑反对派的影响。这样，他开始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来打击排挤共产党。对有些共产党员开始采取拉拢的办法，希望这些人放弃共产党的立场，跟着他走，但这一手并不奏效，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决不愿跟着他干损害人民和革命的事。于是，陈果夫又换了另一手法，寻找各种借口对这些共产党人进行批评和惩罚，同时对一些毫无成绩的国民党员则无休止地进行表扬与奖励，企图以此形成强烈反差，挤走共产党人。陈果夫这种恶劣的行为，当即受到共产党人杨匏安的强烈反对，杨匏安严正地质问陈果夫："你怎么随便破坏部里制订的章则，罚功赏罪呢？"陈果夫则摆出一副顽固到底的面孔，不认错，也不解释，依然我行我素。果然，在事务组工作的两名共产党员被气走。杨匏安也不示弱，采取措施进行反击，将陈果夫经常表扬的一位姓莫的国民党员调出组织部，一时双方斗争十分激烈。但陈果夫来者不惧，因为，陈果夫心里有底，这个底就是蒋介石。所以，他谁也不怕，更不怕把事情闹大，他心里始终装着一杆秤，这就是只要对蒋介石有利，再大的祸他也敢闯。
为了尽快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任务，同时，也是为了尽快把组织部长一职稳抓在手，陈果夫可以说是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想尽一切招数来打击排挤共产党。如，陈果夫对一些有能力又颇有影响的共产党员，采取了更为阴险的手段，就是不分配他们的工作，不让他们开会，使他们无所事事，最后自动辞职。当时有位姓谭的共产党员，他工作十分负责，成绩也十分突出，在组织部内很有影响，陈果夫几次开会都不通知他，而将他的工作另外分配给别人，结果，这位共产党员只好辞职。陈果夫正求之不得，马上安排其亲信曾养甫接任。就这样，陈果夫一面不择手段地打击排挤共产党的势力，一面将右派国民党员大量安插到组织部中来，如曾养甫、郑异、萧铮等，都委以重用，甚至连反孙中山的陈炯明的亲信吴倚沧，也被陈果夫拉到组织部担任秘书职务，负责秘密工作，并称赞他是个人才。这样，一批国民党右派人物集结在一起，陈果夫完全控制了组织部。他曾得意地说："经过这样的几次事件，章则已有改动，用人也自然比以前自由。迁到南昌之时，部中仅留有共党三人，其余都是纯正的本党同志了。"当然，陈果夫的政绩蒋介石是看在眼里的，他的确很高兴，也暗暗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们陈家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好样的。他认为，有这样一些人为自己做事，哪有不成功之道理？
第六部分 6.陈果夫能当组织部长全靠蒋介石（…
陈果夫由一个无党派人士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的死对头，这一步全在蒋介石。因为，反共就其实质来说，就是蒋介石所谓的开采"革命之矿"，而陈果夫南下广州就是来开这个"矿"的。所以，陈果夫只要踏上蒋介石这"班车"，其反共的立场也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应当说，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机关中清党，是国民党新右派向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一次重要进攻，也是陈果夫反共的第一步，这一步进行得十分顺利，从中，陈果夫也尝到了甜头。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陈独秀的软弱投降立场，以至于使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受到严重打击。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右派的蒋介石占了极大的优势。他把张静江捧出来做中央执委会的主席，实际上这人是陈果夫的傀儡。蒋介石亲自做了组织部长，新设军人部长也是由他兼任。组织部实际上由陈果夫代理。原来我们好几个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等）的位置都让出来了。……陈果夫、陈立夫便利用他们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右派。"
蒋介石认为，这样一个局面的形成对他十分有利，心里当然也是十分愉快。而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陈果夫功不可没，所以，他开始考虑起陈果夫的任用来了。陈果夫不仅做生意精明有道，而且搞政治更有一套，特别是对付共产党他确实有办法。这样，蒋介石权衡再三，终于在1926年7月13日，由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作出决议，委任陈果夫为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这次任命确实使陈果夫受到鼓舞，使陈果夫激动了好一阵子。因为，在陈果夫看来，主管组织部，是国民党内多少人企望而不可得的肥缺，想不到蒋介石将如此大的权力授予他，他当然要感激蒋介石，当然要更加卖力地为蒋介石工作。
陈果夫出任组织部长后，他的精神头更足了，派头也更大了。由于他现在是自己说了算，于是决定将清党这一战略从中央推向各省，即办理党员重新登记，整顿国民党各级党部，对各级党部负责人进行更换，逐步将所有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人统统清除出去。在对各级党部进行整顿时，陈果夫一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向对广东省党部进行改组，因为广东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陈果夫表面上搞所谓民主选举，实际上在暗中操纵，将3倍于执监委员的候选名单"推荐"给大会，并私下收买选票。结果，新选出来的广东省党部仅保留了刘尔崧、彭湃、杨匏安三名共产党员，其他的都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而对其他地方，陈果夫将一些极端反共的国民党右派人物陆续派到各地担任指导工作，整理党务。如将段锡朋、郑异派往江西，萧铮、王宇春等人派往浙江，陈希豪派往上海。有些地方如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当时没有派人去，但陈果夫都分别电令这些地方的党部派人到广州来听候指示，然后回去照指示行事。
还有些省市，陈果夫认为共产党力量太大，怕派人指导无济于事，便干脆将这些地方的党部强行改组，换上忠于蒋、陈的国民党员。如贵州省党部改组后，即派张道藩前去主持；北京执行部改组后，即派吴铸人、童冠贤等人前往主持；绥远省党部改组后，即派纪亮等人前去主持；福建省党部改组后，即派丁超五前去主持等。每当这些人员出发上任时，陈果夫都要亲自接见，进行训话，要他们到任后，尽快将共产党人从各级党部驱除，切实负起挽救党国之责任。这些人到地方后，与当地反动军官、民团、地主勾结起来，压迫民众，解散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对各级党部人员进行考核，排挤共产党人，逐步改变地方国民党的领导成分。这样，陈果夫不仅在中央打击排挤了共产党的势力，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在各个层次上全面推行他的反共政策，也就是说，陈果夫为蒋介石，也为他自己的确是费尽心机竭尽全力了。
第六部分 7.陈果夫能当组织部长全靠蒋介石（…
在整顿各级党部的同时，陈果夫的确动了不少脑筋，下了不少工夫，对于整顿的方针、策略、标准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而且，陈果夫还亲自领导制定了党员登记细则，即全部党员应在中央指定之党部重新登记；登记机关指定省党部，特别市党部、县党部、市党部；登记时间为三个月，但海外登记时间由海外党部另行规定之；登记表格除原有之各项外，须特别声明愿遵守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曾经加入本党所否认之政治团体，登记时须特别声明与该政治团体脱离关系。从字面看来，这些规定堂而皇之，无可指责，但实际上，陈果夫是要求所有国民党员须拥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遵守他们制定的一系列旨在维护蒋介石的独裁，控制党员的所谓纪律。其实质和核心是要求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排斥共产党、宣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
1926年9月，经陈果夫提议，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国民党中央还公布了《国民政府党员违背誓言罪条例》，规定"党员图谋反革命内乱者，不分既遂、未遂，一律处死刑"，"在职党员违背党义而犯罪者，永远除名党籍"，"知党员犯罪而不举发者，常人依违警法处罚，党员以从犯论"。陈果夫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不但使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受到限制，而且逐步孤立、打击了共产党，使共产党处于完全被动甚至非法的地位。然而，陈果夫的日子也并不是太好过，关注他的人越来越多，反对他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对陈果夫的反共行为，多数共产党员坚决反对，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十分反感，甚至陈果夫派到各地的一些心腹大员也有人表示不满，如派到浙江的王宇春就参加了共产党，派到西北的郭春涛也随冯玉祥一去不返。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还自下而上地发出了"打倒新军阀、提高党权"的号召。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形成了普遍提高党权，反对独裁的运动。尽管如此，陈果夫最后还是成功了。主要是由于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再次妥协，完全接受了这些限制，屈从国民党新右派的意志，使陈果夫的反共计划一步步得以实现。
在蒋介石看来，陈果夫是个相当有政治头脑和政治远见的人。陈果夫多次在蒋介石面前提出，把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职的共产党人驱走以后，国民党本身腐败、无能、缺乏人才等弊病就会充分显露出来。经过认真考虑后，郑重提出"必须培养若干新的人才，以充实党的力量"。然而，怎样培养新人才来充实党的力量呢？在这一点上陈果夫自己没办法，却不得不佩服共产党人有办法。他从毛泽东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受到启发，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之所以搞得声势浩大，在于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运干部。由此，他联想到，要培养国民党的干部，必须办一个类似共产党农讲所的训练所。于是，陈果夫决定办"党政训练所"，并亲自拟定了《党政训练所设置办法》，提请国民党中央批准。国民党中央很快批准了他的呈文，任命他为党政训练所所长，并从各方面予以支持。尤其是当蒋介石看到陈果夫的这个提案之后，他更是感到由衷的欣慰，他夸奖陈果夫能从党国的大局出发，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党的建设问题，这一点非常之重要。其实，蒋介石所说的党国不过是蒋家天下的代名词，陈果夫为他蒋家的兴亡负责，他蒋介石当然要领这个情。
第六部分 8.陈果夫能当组织部长全靠蒋介石（…
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评价，陈果夫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因为，在陈果夫的价值观念里，唯一的价值标准就是蒋介石的评价，没有什么再比这一点更重要的了。所以，陈果夫夜以继日，加紧筹备，很快，党政训练所开学了。该所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精心办理，经陈果夫严格审查，招收学生100多人，陈果夫为训练所制定了纪律、规章制度，并规定了所学的全部课程，基本课程主要是蒋介石的讲话、国民党史、国民党章程等。由此可见，陈果夫是下了决心要将这100多人都培养成忠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右派骨干。
正当陈果夫满怀信心地去构想他的未来的时候，他又突然发现，现实毕竟是现实，而不是想象。由于工农革命运动的影响，再加上共产党人细致的工作，不到一个月，训练所内100多学生就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学生趋向革命，趋向进步。他们在课堂上学习国民党的东西，课下却学习共产党文件和马克思主义小册子，少数学生甚至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些，对陈果夫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恼羞成怒，将其中特别突出的12名学生以思想行为不检为理由公布开除。但开除并不能阻止学生思想的发展，相反，更加促成了学生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陈果夫的仇恨。
后来，小小训练所竟发生了学生风潮，这是陈果夫所始料不及的。他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农民运动讲习所有那么多人自愿参加，而且热情十分高涨，而他陈立夫办个训练所，那么多人都反对？他百思不得其解。尽管如此，陈果夫并不吸取教训，却采取更加严厉的高压手段，让广州公安局长李章达派军警镇压。李章达过去与陈果夫是同学，辛亥革命时有过一段交往，开始碍于面子，尚能协助解决。到了后来，对陈果夫的专制教育也产生不满，当第二次学潮再起时，李章达也不理睬了。陈果夫十分恼火，到张静江那里告了一状，结果，张静江下令将李章达免职。但即便如此，也无济于事，学潮照样不能平息。陈果夫想不出其他办法，只好无限制地开除学生。经过两次风潮以后，开除的学生竟达半数以上。训练所最后只剩下几十人了。陈果夫还怕学潮再起，便大大缩短学习时间，让学生提前毕业，然后将他们派往甘肃、福建、北平、南京等地工作。这些学生到各地后，依然有很多人同情共产党，积极参加大革命。但也有少数成为顽固的反共分子，这对陈果夫可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自这期学生毕业后，党政训练所无法再开办下去，使陈果夫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此时，陈果夫也隐约感到，他陈果夫也并不是什么事都能做成，蒋介石的事也不是件件都得人心。所以，从这时起，陈果夫才真正感到，搞政治与搞经济是相通的，最难的莫过于为"无米之炊"。
第六部分 9.陈果夫为蒋介石火中取栗（1）
应当说，在蒋介石通往国民党领袖的道路上，陈果夫立下了汗马功劳，有时，甚至豁出自己的一张脸，为蒋介石从容赴难。
北伐战争期间，伪装革命的蒋介石在尚未完全实现个人野心之前，一直是高唱革命的调子，企图通过北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26年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宣布"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市东校场举行了盛大的北伐誓师大会。在共产党、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人民的支持下，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用不到半年的时间陆续攻占了长沙、武汉、南昌、南京，革命势力席卷大半个中国。
北伐战争的胜利，一方面使中国当时的混乱局面得以改观，同时，也使得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如日中天。但军事方面的胜利却掩盖不了蒋介石在党内事务上的危机。1926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各省和海外党部联席会在广州召开。在这次大会之前，国民党左派、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右派为了各自的利益都加紧了活动。在苏联代表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出席会议的各省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多数。海外方面。共产党利用掌握海外部的优势，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却没有捞到预想的名额。对于这样一种格局，蒋介石当然不买账，而陈果夫也对此非常不满，以至于过了很长时间，他还不忘这件事，愤愤不平地说：
"有些地方本来推定在国内的同志为代表，海外部故意把电报译错了几个字，或把电报搁置不发表，使之无法出席。例如，加拿大推曾养甫为代表，海外部的共党分子故意译错了字，幸而审查资格时给我们发觉了。"
蒋介石当时已经预感到了，这次大会显然是冲着他来的，因为，在这次大会上，有人提议迎接汪精卫复职和修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法，以防止总司令权力过大。蒋介石一面发电报给大会，摆出谦顺的姿态，说他远在前方，不能出席大会"躬领教诲"，但此次大会"为本党根本大计之所在，尚祈请诸同志戮力共济，肩兹重任"。另一方面，他又催促张静江、陈果夫务必精心筹划，加紧活动，决不能坐以待毙，而要有所作为。这样，在蒋介石的催促下，陈果夫出来活动了。
10月18日，大会严厉批评国民党的右派人物张静江。张静江既是蒋介石的盟兄弟，又在辛亥革命之后与陈果夫有来往，在陈果夫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以后，张静江也一直是陈的后台老板，张静江被指责，陈果夫非常不满，张静江由于腿部患有重疾，行走不便，不能上台自辩，于是陈果夫便替他上台申辩。
第六部分 10.陈果夫为蒋介石火中取栗（2）
大会之所以拿蒋介石的盟兄弟张静江开刀，也是事出有因。原来，中山大学有一姓沈的学生组织了一个专门反共的组织，叫做"司的派"。但不久，沈某的这一组织便被发现了，案件由张静江负责处理，张静江本也反共，自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包庇沈某过了关。而沈某过了关之后，反共活动更为猖狂，因而在广州的共产党人便指责张静江处理沈某"司的派"反对共产党一案过于宽大，行为失当。而张静江则认为沈某以国民党同志地位去反对共产党，案件并不严重。在这一次大会上，共产党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张静江给予明确答复。陈果夫于是上台替张静江代为说明，但陈果夫的说明，共产党方面并不满意。在共产党方面的一再责问下，陈果夫临时想到共产党引以为证据的种种事情，都是在张静江主持的监委会处分沈某以后才发生的，就用轻松的口气答复说："监察委员不是神仙，所以对于沈某以警告处分时，又谁能预料未来之事必将发生呢？"暗示沈某的主要行动是发生在张静江处理沈某之后，不能将处理后发生的事和处理前发生的事混为一谈。这样一来，双方争执不下，大会也就不好在此事上纠缠下去，最后由大会议决，开除沈某党籍，作为此案的终结。
做完这件事之后，陈果夫心里舒坦了一些，因为，他觉得自己毕竟在蒋介石面前立了一功，为右派势力挽回了一个面子。但在蒋介石的眼里，这算不了什么，不过是大败中的小胜，因为，蒋介石看重的是大局，所以，经过深思熟虑，蒋介石决定利用军事上的胜利来挽回党务上的败势。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北伐军连续攻克武昌、南昌，占领了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这样，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中国南端迁到内地中心地区已成为形势发展所必需。1926年11月19日，蒋介石致电代理国民党中执委主席的张静江、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决定迁都事宜。
一开始，蒋介石是赞成迁都武汉的，因为这时他正忙于北伐事务，对于迁都到何处，他考虑的并不是很多，但陈果夫、陈立夫这些人反复提醒蒋介石，迁都到武汉对国民党左派有利，对共产党有利。这样，蒋介石才开始重视起来，以至于到了12月，蒋介石忽然改变了迁都武汉的主张，提议迁都南昌，理由是为"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蒋介石强调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其实，这不过是蒋介石的借口，实际上蒋介石已经看到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日益高涨，如果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政权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掌握，他要搞反革命阴谋就比较困难了。
这样，1926年12月13日，蒋介石一个电报接着一个电报，请张静江、谭延闿及尚在广州的各位中央委员速来南昌。12月31日，蒋介石把张静江、谭延闿接到了南昌，同时他又扣留了途经南昌准备去武汉的几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而在这之前，陈果夫也赶到了南昌。这年除夕，蒋介石设宴款待张静江、谭延闿及各委员。宴会上，蒋介石得意地说："今天各位从广东来到南昌，我们心里的快活，几乎是不能形容的。"
第六部分 11.陈果夫为蒋介石火中取栗（3）
1927年1月3日，蒋介石不管武汉方面怎样，先下手为强，在南昌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这样，蒋介石通过北伐掌握了国民革命军的大多数，又假借中央的名义在南昌成立了政府，造成他在南昌发号施令压制武汉中央政府的局面，实行他以军治政，以军治党的军事独裁政治。
当然，蒋介石自认为这是上策，因为，他的"领袖"梦已经做了多年，他不能按部就班地等下去，他已经迫不及待了。他清楚地看到，当领袖只能靠自己，靠等是等不来的，靠别人施舍，也是白日做梦。所以，蒋介石此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认为自己前面只有一条路，这就去争，去抢，不择手段地去打倒一切对手。
武汉方面也不示弱，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蒋介石这么做意味着什么。所以，摆出一副强硬的态度，誓与蒋介石斗争到底。他们首先对于蒋介石这种出尔反尔，大耍阴谋的行为进行了坚决回击。有一次，武汉方面借苏联顾问鲍罗廷之口，对谭延闿说："汪（精卫）不会回来，国府主席一职，大家的意思，将来还请你代下去。"这样，谭对共产党有了好感。共产党人派谢晋邀谭延闿返回武汉，蒋介石听说后，气得大骂共产党，并派陈果夫前往阻止谭。谭对蒋介石如此大骂颇不以为然，相反，竟为共产党辩解说："他们并没有什么作用，蒋先生看得太严重了。"谭延闿不仅自己要去武汉，还想说服陈果夫跟他一起同去。他知道陈果夫与蒋介石关系非同一般，如能说动陈果夫前去，武汉方面自然更加看重他。
对于谭延闿的一番劝解，陈果夫虽然表面上显得有些犹豫，但这不过是陈果夫在谭延闿面前逢场做戏，以示亲近罢了。因为陈果夫清楚得很，武汉没有他陈果夫的位置，而且武汉方面没有军权，是不会长久的。况且他与蒋介石不是一般的关系，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陈果夫都不可能投靠武汉，也就是说，陈果夫只能在蒋介石这一棵树上吊死。
的确，陈果夫还是那个追随蒋介石的陈果夫。不论是在迁都南昌还是迁都武汉的问题上，陈果夫是坚决站在蒋介石的这一方的。但陈果夫虽然站在蒋介石这一方，主张却又和蒋介石稍有不同。他认为南昌地理位置虽然较为中心，但经济并不发达，政治上也难以号召国人，将来要发动政变应选在经济发达的上海，而南昌只能是目前反对迁都武汉的一个筹码，迁都南昌也只是权宜之计。陈果夫的想法打动了蒋介石，他让陈果夫与陈立夫将注意力放在上海，为将来在上海发动政变做准备。这样，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便忙开了，而且相当卖力气，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这件事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也就是说，陈果夫在南昌的日子，主要就忙于这件事。他密电上海，要陈布雷、潘公展、虞洽卿一起秘密到南昌会见蒋介石，研究北伐军占领上海后的有关党政和涉外事宜的部署，策划反共清党。随后潘公展、陈布雷又被陈果夫派往上海，为反共制造舆论。这一切陈果夫都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很少有局外人知道这些事。
就这样，为了替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做准备，陈果夫于1927年2月10日辞去了国民党中央代理组织部长一职，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筹备委员、政治会议上海分会委员。恰在此时，谭延闿找到陈果夫劝他一起去武汉。谭延闿是陈果夫投奔蒋介石的推荐人，碍于面子，陈果夫不便拒绝。况且陈果夫对武汉方面的情况也颇为关注，很想去走一走，看一看。但他知道蒋介石疑心颇重，在这个时候去武汉，他怕蒋介石对他不放心。因此在含糊其辞地打发走谭延闿之后，即向蒋介石请示，说明要与武汉方面作对，一定得摸清对方的虚实，掌握对方的情况，而在南昌隔岸观火，是弄不清楚的，应该到武汉去看一看。蒋介石对陈果夫的看法表示同意，并派他随谭延闿等一起去了武汉。
第六部分 12.陈果夫为蒋介石火中取栗（4）
临行前一天，蒋介石特地宴请谭延闿、陈果夫一行。这些人本是蒋介石好不容易"请"来南昌的，如今却又要为他们送行。宴席中，蒋介石想起自己想要干的事屡屡为共产党、苏联顾问所阻，很是气愤地说："鲍罗廷简直是我们的统监，而非顾问了。我们为中国独立而革命，今天遭到这种局面，怎能使人不痛心？"
本来按照原来的计划，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定于3月1日在武汉召开。而蒋介石此时正在气头上，便无理要求将会议延期到3月12日召开，以试探武汉方面对他的态度。他再三和陈果夫强调："他们（指武汉方面）能等我，等到3月12日开全会，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则虚伪可知。"陈果夫明明知道蒋介石是无理取闹，却满口答应一定把蒋介石的话转告武汉方面，并压迫他们延期。与陈果夫、张静江一起同行的还有李烈钧、柏文蔚、丁惟汾等人，他们从南昌出发先到九江，然后乘轮船逆江而上，3月6日抵达武汉。
在到达武汉之前，陈果夫胸有成竹，认为他的到来，武汉方面一定会摆出一个热烈的场面来欢迎他，鲜花和掌声都冲着他来。但陈果夫太看得起自己了，武汉方面却根本没把他当回事，而且让他生气的是，欢迎人员只欢迎谭延闿，对其他人则完全不理。谭延闿到后，国民党中央立刻举行了预备会议，讨论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有关事宜。
对于蒋介石的指示，陈果夫牢记在心，而且是善于克服重重困难创造性地去执行，这是陈果夫多年养成的习惯。因此，在预备会议上，陈果夫将蒋介石不能如期来武汉参加会议的意见转告大会，力主三中全会延期，等蒋介石到武汉后再开会。他威胁说："如蒋总司令不参加二届三中全会，那会议的重要性无疑会大大减弱。"陈果夫的话还没说完，立刻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李烈钧、谭延闿等附和陈果夫的意见，而吴玉章、恽代英、彭泽民等则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日期，是中央早就定下的，不能因个别人不参加会议便更改日期，如再延期，是十分错误的。他们义正词严地质问陈果夫："现在口号打倒独裁，打倒个人专政，因蒋、朱之不能来，而再延期开会，岂不犯了个人独裁之嫌吗？"陈果夫无言以对。李烈钧、谭延闿虽然还想坚持己见，但看到多数人反对，也只好作罢。会议经过表决，一致通过决议，二届三中全会如期在武汉举行，并希望蒋介石能按时参加。这样一个决定对蒋介石来说当然是个坏消息，他虽然一时心里不痛快，但他也早有心理准备，所以，他并没有把此事看得多么重要，只是集中精力去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预备会议的决定虽然在心理上对蒋介石构不成什么打击，但对谭、陈这一行人却是个不小的打击。李烈钧、柏文蔚两人退席。陈果夫和丁惟汾从此时起，也分开住了，丁惟汾住进了日本租界的医院，陈果夫也秘密住进了旅馆。这样，大会如期举行。3月10日下午，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开幕，陈果夫谎称身体有病，拒绝参加。3月12日，是总理纪念会，陈果夫不好不参加，迫不得已，只好没精打采地参加了会议，在会场上，陈果夫心情很是沉重，他好像是第一次在政治上经受挫折似的，一句话也不讲，只是观望着，思考着，思考他与蒋介石的政治前途，但又百思不得其解。会后他又请了病假，拒不参加其他会议，只是摆出一副沉稳的样子，坐观局势之发展。
然而，到了3月15日，患"病"在身的陈果夫却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刻收起了往日的沉默，摆出一副决战的面孔，精神抖擞地参加了会议。原来在陈果夫尚未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时，曾召开江西省国民党代表大会，运用党团方法，办理选举，又用二次全会通过的决议"共党分子最多不得超过全体执行委员三分之一"的规定，亲自圈定了党部名单，后又依此办理，圈定了广东、广州两党部的人选。而这次大会经过讨论，决定取消江西、广东、广州三处党部的选举，已经圈定的名单也被推翻了。这样，陈果夫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认为，既然他搞的那一套现在全被推翻了，也就没有必要再躲着藏着了，所以，陈果夫也顾不得"病"了。在会上，陈果夫极力申辩，圈定的办法不应推翻，他说："圈定的办法是经过常委会决定的，全会不应该否决。"陈果夫巧舌如簧，确实迷惑了不少人，但也有人对陈果夫圈定代表的办法表示坚决反对。如彭泽民就批评陈果夫圈定名单是独裁，大会主席顾孟馀也坚持认为，常委会决议案，全会有否决权。顾孟馀当初在常委会上也是同意圈定办法的，今天忽然变为激烈的反对者，这让陈果夫非常气愤，甚至气得一时讲不出话来，因为，会场上已经有很多人对陈果夫持敌意态度，冷眼看他，使他感到十分尴尬。这样，陈果夫不得不带着满腔的怒火离开会场，愤愤离去。
第六部分 13.陈果夫为蒋介石火中取栗（5）
陈果夫气性很大，以至于他回到旅馆后手还在发抖，他反复思考着当天发生的事情，盘算着明天怎么办。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就是按陈果夫的性格，他决不会就此罢手。果然，过了一天，有人告诉陈果夫说，彭泽民在向大会报告组织部破坏海外党务的进行。陈果夫听了更是生气，急忙给谭延闿写信，指控彭泽民的种种贪污行为，说海外各党部向组织部控告的案件很多，而组织部均不受理等等。第二天，谭延闿在大会上宣读了陈果夫的来信，彭想申辩，大家不许他辩，就此把他赶了下来。
打击了一下彭泽民，这对陈果夫来说算得上出了一口闷气，但陈果夫在武汉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了。二届三中全会闭幕后，武汉方面正式公开批评蒋介石和陈果夫。武汉街头出现了"打倒蒋介石，驱逐陈果夫"的标语。3月18日，武汉市民大游行，喊出了"驱逐陈果夫"的口号。此时的陈果夫犹如过街老鼠，陷入了人人喊打的境地。三·一八游行那天，陈果夫也挤在游行的人群中，可是没有人认识他，但如此的阵势也使他有些惧怕了。从此以后他的行动便格外秘密，几乎每天要换一个旅馆，避免人家注意。陈果夫的处境，蒋介石知道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陈果夫毕竟是为了他遭责难的。所以，蒋介石十分关注陈果夫的处境，不久即派人到汉口，命他赶快离开武汉，并嘱咐他临行之前，与谭延闿接洽一次。
3月23日凌晨，在谭延闿的公馆，陈果夫与谭见了面。谭到了武汉之后，在没有得到他想象中的那种光荣之后，他对武汉方面深感失望。他又想取得蒋介石的谅解了，他假惺惺地挤了几滴眼泪，故作沉痛地向陈果夫说："我的见解不及蒋先生，我初以为此间情形不严重，到此一看，才知道严重性远出我理想之外。现在我之不能和你一样的自由了，要想离去亦不可能。但将来必定回南京追随蒋先生，并且今后一切必能听蒋先生的话。请告蒋先生，不久必定可在南京会面。"会谈不到一小时，陈果夫即向谭延闿告别。紧接着，陈果夫秘密登上了轮船，在茫茫的夜色中，离开了武汉。此时的陈果夫虽然是一个失败者，但他内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坦然与从容，因为，陈果夫自己认为，他的所作所为绝对对得起蒋介石，更无愧于心。
第六部分 14.在蒋介石眼里陈果夫是一个难得的…
由于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占了优势，这样，全会作出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幕后，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常委会不设主席，采取主席团制，由9人组成的常委会，对党务、政务、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这实际上是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常委主席的职务，从蒋介石手中夺回了党权。《对全体党员训令案》"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集中于党"。这对于蒋介石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但大会为了争取蒋介石，仍继续让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蒋介石此时军权在手，根本不理会武汉方面。相反，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蒋介石感到了威胁，按照蒋介石的性格，他不会甘于失败，更不会坐以待毙，他要利用手中总司令的权力，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积极部署清除共产党，预谋反革命政变，开始筹建他的蒋家王朝。在这过程中，有一个人蒋介石是不会忘记的，这个人便是陈果夫。可以说，在蒋家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最尽心的要说是陈果夫，出力最多的也应该说是陈果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