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陈果夫把这所学校看得很重，所以，中央政治学校成立后不久，陈果夫为了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便将陈立夫也拉入校内，担任了校务委员，这样，兄弟俩联手治校，权倾一时，中央政治学校实际上成了陈氏学校，正如当年在此校工作过的人所指出的那样："到'中央政治学校'时一切实权都抓到了陈果夫、陈立夫的手中了。故人称这个学校是属于CC派的。"
正如江河中的水一样，每个人都有高潮的时候，也有低潮的时候。陈果夫、陈立夫此时可算是处在高潮时期，他们都很年轻，而且在众人眼里，他们又都很有作为，虽然他们有时也按捺不住内心的那种傲气，但他们还算是冷静的。他们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恒定的法则，这就是绝不能功高震主。这样，陈果夫、陈立夫虽然在中央政治学校大权在握，在国民党其他要人面前可以趾高气扬，可在蒋介石面前，却处处表现出谦恭谨慎、温驯贤良，而且时时都在揣摩蒋介石的心态，以便讨蒋介石的欢心。他们深知蒋介石办中央政治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蒋氏势力和反共人才，因此，他们一切唯蒋介石命令是从，而且经常把蒋介石请到学校来，对学生发表演讲，给予指示，蒋介石则从不推辞，每逢学校重大集会和校庆、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时刻，他都必来学校，或者对学生训话，或者对教职工指示，每次总是大同小异，老生常谈，他强调："政治的现状不好，力量不够，乃因政治人才缺乏，政校即为造成党的政治人才而设。"因此，中央政治学校"一定要有严格的训练，像黄埔一样的学校，训练出一批干部人才"。蒋介石的这些话在其他人眼里，也许都是耳旁风，但在陈果夫、陈立夫那里，却是圣旨。
第七部分 8.一切为了蒋家的江山社稷（4）
陈果夫、陈立夫除了请蒋介石来校作指示外，他们还经常去晋见蒋介石，向蒋介石报告中央政治学校的工作，请求指示。蒋介石也多次向二陈面谕，或者写信给二陈，指示政校工作。1932年，蒋介石给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写信，强调"中央军校与中央政校，为本党教育干部之基本工作，课程虽有不同，而精神则无二致"，因此，必须使"二校切实联络，打成一片，而二校间之学生精神与情感，更须团结无间，是二校教职员之责任，尤为重大。"
陈果夫、陈立夫尽管也认为蒋介石有时讲的是废话，但他们却很明确，这就是不管对错，只要是蒋介石讲的，都必须当作绝对真理。他们是这样想的，也确实都是这样做的。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蒋介石放心。所以，不管是蒋介石的训示也好，面谕也好，或者是函电也好，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都唯命是从，坚决照办，绝不走样。他们遵照蒋介石的旨意，为了使中央政治学校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培养国民党干部的基地，劳心费神，想了很多办法，出了很多主意，大到学校的培养目标、招生原则，小到科系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都作了硬性规定。表面看起来，中央政治学校科系分明，章程井然，实际上却是一个包罗万象，五花八门，不伦不类的大杂烩。与其说是个学校，倒不如说是个臃肿的机关。比如，中央政治学校设置了许多大学少有的机构，如公务员训练部、专修科、附属学院、学校及研究部，科系中还设置了行政系、外交系等。
学校对师生的管理也十分严格，层层控制。在教育长以下，分教育处、训导处、总务处、公务员训练部、研究部、毕业生指导部、军训总队部等。而且，各处都设有主任和副主任，处以下再设科，科有科长和副科长。各执其事，各负其责。由此可见，这完全是一个行政衙门的官僚组织，将一切权力都集中于教育长一人之手。这也就是说，陈果夫把一切大权都统统揽在手中，除了蒋介石之外，其他人都靠边站，这就是陈果夫，一个权欲熏心的陈果夫。
陈果夫虽然后来对蒋介石的独裁十分不满，但他陈果夫本人也是一个独裁者。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学校的家长，教师是佣人，学生是奴隶。在他的层层控制之下，学生像奴隶似的集中在学校，实行军事管制，一切言论行动都要听从学校指挥，稍有越轨，即行处置；如有某种进步言行，则坚决开除。有一次，学校内有三名学生在闲谈时，对国民党"围剿"红军、压迫民众的政策进行了"过激"的评论，很快被学生中的奸细告发，校方二话没说，即以"共产党"罪名宣布予以开除。有位具有正义感的教师觉得处理太重，便找到陈果夫，向他说情，希望校方能宽恕这三名学生。陈果夫满脸冰霜，对此毫不通融，他眉头紧锁，一字一顿地说："学生好比一筐广柑，这三个学生好比是三个烂广柑。烂广柑一定得拿掉，否则就会影响别的。"这位教师再三恳求也无济于事。
第七部分 9.一切为了蒋家的江山社稷（5）
陈果夫对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很重视，对一些违反纪律的学生，不问青红皂白，予以重罚。陈果夫常对学生讲："学生在中央政校即是学生，也是士兵，谁要不守纪律，即按军法处置。"学生若是稍有不慎，就会糊里糊涂地受到学校"军训总队部"的惩罚。有一年夏天，天气十分炎热，校方要求中午睡午觉，一名学生在宿舍里难以入睡，便出来走走，他信步进入大礼堂，觉得里面十分凉爽，便在礼堂的长条凳上睡着了，结果被校方发现，将这个学生叫到军训总队部，予以严厉斥责，说他在礼堂睡觉是违反纪律，有伤风化。这个学生不服气，认为仅在礼堂躺了一下，无伤大雅，便与该部负责人发生争论。陈果夫知道后，大发雷霆，指示校方，以"目无长官"的罪名将这名学生开除。陈果夫就是这样，为了蒋介石的大业，为了党国的未来，他不给任何人面子，当然，除了蒋介石。
的确，陈果夫、陈立夫为了讨得蒋介石的赏识，他们办中央政治学校付出了很多。他们唯恐学生不能成为他们所希望的"人才"，除了加强对学生控制外，还经常向学生发表演讲、训话，并将学生找到家中或办公室里，进行个别训示、引导，以笼络学生。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开学时，陈果夫正患胃病，但他还是忍着疼痛向学生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特别强调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对学校十分重视，声称："中央对于这个学校，期望甚殷，希望诸位受到三民主义的高等教育，将来负担实践主义的责任。"这里，陈果夫所说的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蒋介石的新专制主义，负担实践主义的责任，就是要将学生培养成实施蒋介石新专制主义的骨干。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果夫、陈立夫多年的辛苦总没白费，每当送走一批学生，他的内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因为，他毕竟打着蒋介石的旗号，为蒋介石培养了人才，也为自己培植了亲信，可算是名利双收。随着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一届届毕业，走向了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各级行政部门，成为蒋介石统治各地的基本力量，陈果夫、陈立夫也通过这些学生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国民党各级党部和政府机关。开始，他们以控制各级党部为重点，后来，在把持党务的同时，也向政府渗透。1932年，陈果夫、陈立夫曾向他们的亲信训示："我们要设法转到各级政府民政部门，因为民政厅管辖各县，既可以保荐县长，又可以直接指挥各县，使民政部门党化，把党融化于民政部门内。民政部门党化后，党部就可在背后发号施令，勿需正面出现。"
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他们首先在浙江控制了民政厅，然后将120多名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派往那里，以佐治员的身份参加各县县政工作，实际上控制了浙江所有县的党政大权。在其他一些省，他们也采取了类似办法，达到控制这些省党政大权的目的。中央政治学校的历届毕业生，很快成了二陈在各地的基本力量。所以，当时社会上有一个普遍的说法："中央政治学校出来的学生，脑门上都刻着CC两个字。"如果说，当年蒋介石通过办黄埔军校控制了国民党军队，那么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则通过办中央政治学校而控制了国民党，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势力越来越大，以至于到后来，蒋介石真的大吃一惊，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陈家的势力竟发展得那么快，选举中陈立夫的支持者竟比他自己的还要多。
第七部分 10.陈果夫、陈立夫尽全力替蒋介石出…
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立刻就四分五裂了。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立中央，在广州的国民党也分成了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丁惟汾等派别。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在党内崛起，形成了一个新右派，势力在逐渐扩大。在这几个派别中，西山会议派、汪派、胡派无论是在资格上还是在威望上都远远超过蒋介石。但蒋介石善于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军权对这些派别逐一加以打击。廖仲恺一案之后，胡汉民被迫离开广州，这样，胡汉民的势力被赶出中央。"中山舰事件"之后，汪精卫下野出国，汪派骤失重心。剩下的孙科也仅仅由于是孙中山唯一的儿子才能自成一派，政治上没有多大野心，对蒋介石构不成威胁。丁惟汾原是国民党二大中央执行委员、青年部长，在陈果夫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时，丁惟汾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名义一手包揽了各省党部，势力猛然大增。这种局势的形成，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好事，蒋介石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因为，蒋介石不怕乱，越乱越好，正可以乱中取胜。
作为一个搞政治的老手，蒋介石很快找到了驾驭这种局势的办法。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采取拉拢一派，打倒另一派的手法。他先看中了丁惟汾，丁惟汾势力虽然处于上升阶段，但仍无法与汪精卫、胡汉民抗衡，丁惟汾只有另找靠山来与汪、胡对抗。因此蒋介石略施手腕刚一拉拢，丁惟汾马上移船就岸。这样，在汪、蒋相斗的宁汉之争中，丁惟汾站到了蒋介石这一方，他在国民党内建立了一个"三民主义大同盟"，吸收了一批右派青年，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因此，1927年4月，当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时，丁惟汾毫不犹豫地投入蒋介石的怀抱，在蒋介石的中央里当上了青年部长。由此，蒋介石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宣告达成。于是，大踏步地向第二个战略目标前进，对其他各派，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蒋介石和丁惟汾在党务问题上合作得最好时间是在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在此之前的预备会议上，蒋介石利用党内各派矛盾，拉拢丁惟汾，进退自如，先后挤垮了西山会议派、胡派和汪派。为酬谢丁惟汾的合作之功，丁惟汾当上了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常委。但丁惟汾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毕竟是国民党内的大人物，他也有自己的野心，不愿意在党内长期屈居蒋介石之下。这样，在二届四中全会上，丁利用蒋的拉拢，趁机发展自己势力，把大批亲信塞到大会中，以致有人惊呼"蒋家天下丁家党"。蒋介石对于这样一种形势当然不满意，但蒋介石表面上不露声色，一方面，丁惟汾目前对他有用，可以分散其他派别对蒋介石的注意力。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希望看看丁惟汾究竟是怎样的人物，他究竟有多大本事。
然而，蒋介石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可能一让再让，更不可能让丁惟汾成什么气候。在蒋介石夺取党政大权后，对于丁惟汾的做法就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下决心要置丁惟汾于死地。
1928年，随着第二次北伐占领天津后，蒋介石力图北上，想借机收揽北方各地方党部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以总司令名义召见当时的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负责人周某。由于天津市党部是丁惟汾的势力范围，周某也是丁的亲信，他不愿意叛丁投蒋，于是声称："我非总司令属下，不能应召。"蒋介石闻言大怒，又以中央组织部长的名义召见，不料周某再次毫不客气地加以拒绝。应当说，蒋介石参加革命那么多年，还从没遇到这种事情，在国民党内就是再高的身份也得给他蒋介石面子，连国父孙中山也得让他三分，所以，蒋介石当时的气愤程度是可以想见的。
第七部分 11.陈果夫、陈立夫尽全力替蒋介石出…
两次丢了面子，蒋介石又气又恼。因为，在蒋介石眼里，面子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说蒋介石并不把军事上的失利看得过重的话，那么，党派斗争的失利蒋介石是绝对不能忍受的。于是，蒋介石痛下决心，通过"清党"来肃清反对自己的党内势力。
在"清党"中，陈果夫向各地派出了大批的党务指导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陈果夫一人决定向各地派出的人选，丁惟汾不得过问。而陈果夫所确定的人大都是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这批人到地方后，随即改组地方党部，许多丁惟汾的人被改组掉。这样，在地方失去了支持的丁惟汾犹如无根之草，飘摇不定。那位让蒋介石难堪的天津市党部负责人周某不久也被陈果夫撤换，天津市党部也被解散。陈果夫选派傅作义、苗培成、崔廷献、陈石泉、刘不同、鲁荡平、焦廷献为天津市党部整理委员。面对蒋、陈暗地里的攻击，丁惟汾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改变了以往的态度。
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乘第二次北伐战胜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之余威，开始把矛头对准国民党内的其他派别。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的目标主要是三个：面对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这些把握重兵的新军阀，他倡议裁兵；对素有独立王国之称的各地政治分会，他主张取消；对国民党党权，他要求独揽。为了对付汪精卫、丁惟汾，蒋介石、陈果夫又拉拢刚从国外回来的胡汉民。蒋、胡经过秘密协商，达成了联合执政的协议。由胡汉民出任南京政府的立法院院长。
胡汉民要去南京当立法院长的消息传出后，一时舆论哗然。胡汉民的许多老朋友都提醒胡：蒋介石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能合作，千万不要去南京就职。据说胡汉民回国途中，路经香港，他的老朋友邓泽如，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件礼物，即竹笼内装一小黄雀，赠送给胡汉民，暗示胡，如果去南京就职，下场就会同笼中的黄雀一样。但胡汉民却有自己的打算，他企图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采取先分权再逐步夺权的办法，在国民党中争雄。他的武器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思想及据此炮制的五权分立的政府组织和五权宪法草案。他坚信武人只能得天下，不能治天下，希望蒋介石能像土耳其的凯末尔一样把政权交给中国的伊斯默——胡汉民。
胡汉民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梦想，趾高气扬地坐上了南京立法院长的宝座。胡汉民就职后，提出了一系列议案来压蒋，蒋不甘示弱，也提出一系列议案来反对胡。丁惟汾一反以前拥蒋反胡的做法，坐山观虎斗，既不反蒋，也不反胡。凡是对他有利的议案，他都支持；对他不利的议案，他都反对。丁惟汾的做法，激怒了蒋、胡。蒋既不满丁模棱两可的态度，更不满他在蒋家王朝中"丁家党"的势力；而胡也想报往年丁惟汾拥蒋反胡的一箭之仇。这样，在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大前夕，蒋介石指使陈果夫联合胡汉民与丁惟汾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党权大战。
在国民党三大召开之前，蒋介石、陈果夫一个是组织部部长，一个是副部长，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加紧活动，陈果夫为了蒋介石，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而且，他们很快发现，形势越来越对他们有利。按照国民党第187次常委会通过的国民党三大代表产生办法，采取了圈定与指派国民党三大代表的办法。所谓圈定就是由中央事先规定某一地方党部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当地党部按规定人数的一倍向中央上报代表名单，再由中央组织部圈定其中的一半作为代表。所谓指派适用于那些尚未成立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地区，由于这些地方没有党部，不能提供圈定名单，所以干脆由国民党中央指派某人为某地代表。这两种办法无疑有利于蒋介石和胡汉民。因为在整理党务中，陈果夫已经派自己的亲信去各地改组各地党部，由此他们上报的人选自然不会是外人了。而且，此时陈果夫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由蒋介石兼任），有权指派与圈定。蒋、陈为拉拢胡，在指派、圈定代表时，对胡汉民自有照顾，这样，胡汉民也不反对圈定、指派办法。这就苦了党内其他的反蒋派了。但是，各种反蒋势力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开始联合起来一起反蒋，这就使形势越发紧张起来，预示着一场党权争夺战不可避免。
第七部分 12.陈果夫、陈立夫尽全力替蒋介石出…
要说最恼火、最不服气的，还是丁惟汾。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历来以北平、天津为基地，势力遍及华北各省市及南京，可由于陈果夫操纵圈定、指派大权，不仅南京大同盟人员不可能当选，即使是大同盟势力控制的北平、天津也是一败涂地。改组派的情况也比大同盟好不了多少，大批干将不要说升迁，连代表也没选上。共同的利害所在，使大同盟和改组派联合了起来。这样。1928年10月25日，国民党中常会第179次会议通过了国民党中央指派、圈定代表的决议之后，改组派和大同盟便站了出来，一起抨击蒋介石。首先是改组派与大同盟策动丁惟汾所属的南京特别市常务指导委员会全体委员发表辞职呈文，抨击蒋介石剥夺党员民主权利，违背孙中山遗教，和北洋政府的官僚串通一气。之后，南京市各区党部代表30多人赴中央党部递交抗议书，抗议中央剥夺党员的合法权利，并推选谷正纲（中央政治学校训育处副处长）、吴健（中央大学学生）、刘行峨等三人为代表，列席国民党常委会，要求对抗议书立即给予答复。胡汉民在中常会上将这几位代表痛骂一顿。谷正纲、吴健等人不甘屈服，退出中常会酝酿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使得局势越来越紧张、复杂。这下可难坏了陈果夫，也愁坏了蒋介石，他们绞尽脑汁地开始筹划如何才能闯过这一关。
在这个抗议行动中，丁惟汾的行动颇引人注目。当南京大同盟联合改组派发动反蒋时，丁惟汾仿效蒋介石，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职，并决定离开南京去北平。临走之前，他嘱咐在南京的大同盟分子发动反蒋运动，他本人在北方行动响应。到了北京后，丁惟汾首先指使大同盟分子发动学生起来闹学潮。利用阎锡山、白崇禧解散北平、天津工会的事件，以平、津市党部的名义猛烈攻击国民党中央党部，并要求将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三人赶出国民党中央。北平、天津两市的工会也声言反对国民党中央。随后，受改组派和大同盟影响较大的国民党云南、浙江、山西、江西、绥远、河南、江苏等省市的党部也都闹了起来。而且，大同盟、改组派的活动得到了国民党内不少人的支持，声势越来越大，使南京国民党中央不得不思考妥善的处理办法。此时的蒋介石、陈果夫也感到形势不妙，这样拖下去不是办法，必须马上做出选择。
在这种形势的压力下，蒋介石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很快从徐州致电中央，要求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对中央决策的攻击。当时，在南京中央党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是戴季陶，他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以后，也觉得再不出面不行了。于是，由他出面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训话，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抗议中央决议"，"绝对服从中央"。国民党中央也召开常务会议，通过《申明党纪令》，对各地党部指责国民党中央的行为，"明令申诫，嗣后若再有此种违反纪律之言行，一经查悉，即予移付监察委员会从严惩戒，以维党纪。"随后，会议宣布撤销响应闹事的浙江、河北、山西、江西、绥远、北平等地的党务指导员，另行选派可靠的人员。果然，蒋介石的这一招还真灵，国民党中央的这种强硬态度还真的镇住了一大批闹事者，他们很快平静下来，变得温和起来，虽然心里不服气，但在言行上比从前注意了许多。但还有一个人没有被镇住，他毕竟老道，这个人就是丁惟汾。
第七部分 13.陈果夫、陈立夫尽全力替蒋介石出…
的确，丁惟汾可不是善者，更不是弱者，他没有被蒋介石吓倒，他要做最后的抗击。1928年12月22日，在丁惟汾的指挥下，北平市的党务指导委员会策动北平市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五个团体，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中央党部撤销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决定。在北平的影响下，其他各省市也继续反抗。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先拿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开刀。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决定，陈果夫极力拥护。本来，蒋、陈是一个鼻孔出气的，蒋介石把党务之事交给陈果夫办理，双方心里都挺满意，不料中途杀出个丁惟汾，挡住了陈果夫的官路，陈果夫眼看着蒋介石那么重用丁惟汾，心里相当不好受，但陈果夫也不好同蒋介石明说，这样，陈果夫心里始终憋着一股火。现在机会送到了门前，陈果夫岂能放过。正是在这样一种复仇心理的作用下，陈果夫对丁惟汾当然不客气，不留任何余地。一方面，他搬倒丁惟汾也是为蒋介石出气，蒋介石自然要感激他。另一方面，他陈果夫可以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用陈家党取代他丁家党。
本来北平、天津一带党务是丁惟汾的势力。但国民党二次北伐后，阎锡山、白崇禧分得了北平、天津地盘。阎、白手握平、津军权，早就对把持平、津党务的丁惟汾看不顺眼。但当时蒋、丁尚在"蜜月"，丁据有国民党中常委的地位，阎、白也就对他无可奈何。这次丁惟汾和蒋介石闹翻了脸，阎、白便利用维护国民党权威的名义，对丁惟汾在平、津的支持者开刀，以武力镇压了北平市工会和北平学生联合会，又强行解散了天津市党务指导委员会。
丁惟汾遭阎、白一阵痛击之后，陈果夫指挥自己的人马，趁机打入北平、天津党部，对大同盟成员大打出手。随后又逐一收拾丁惟汾在别地的势力。在强大的压力下，丁惟汾进退无路，被迫向蒋介石、陈果夫屈服。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也就此瓦解了，他的青年党徒或投靠陈，或投靠汪，或投靠阎，各自寻门路去了。从此，国民党内的丁惟汾派不再存在。陈果夫、陈立夫也乘机用自己的人马填补丁惟汾派的空缺，基本上控制了丁惟汾在各地的党部。
在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果夫、陈立夫可以说是最风光的时候，他们经过一场恶战，似乎刚刚开始品尝胜利的果实，体验到胜利者的滋味。这样，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定要把握好三大，一举把"丁家党"扳倒。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陈果夫、陈立夫很快把各地的亲信圈定，指派为大会代表。在这次大会上，陈果夫、陈立夫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果夫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二陈完全把持了国民党党权。"蒋家天下丁家党"变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丁惟汾会后曾无限感叹"我现在晓得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意义与滋味！"
第七部分 14.陈果夫帮助蒋介石铲除羁绊（1）
1928年是个多事之秋。蒋、冯、阎、桂四个集团军联合北伐成功，但蒋、冯、阎、桂只是暂时联合，北伐一成功，蒋，冯、阎、桂便相互争斗起来。蒋介石在四个集团中，实力最强，力图压制冯、阎、桂，冯、阎、桂三家当然也不服气，于是联合起来倒蒋。蒋介石自然不能坐以待毙，于1930年发动了一场中原大战。就在蒋介石发动中原大战，打击阎、冯、桂三个集团时，在党务领域，蒋介石指使陈果夫也发动了一场"中原大战"。陈果夫则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旺盛的斗志，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打得西山会议派、汪精卫改组派、胡汉民派、丁惟汾派等异己力量落荒而逃。对此，蒋介石对陈果夫大加赞赏。
在蒋介石的这几个反对派中，西山会议派是在国民党内树帜最早的一个派别。1925年10月，林森、邹鲁、谢持、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元老云集北平西山碧云寺，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反对国共合作，公开另立"中央"，形成了西山会议派。
而那时候的蒋介石虽然不满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但他对西山会议派的做法也嗤之以鼻。认为西山会议派从国民党分裂出去，实际上是把国民党中央拱手让给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因此他认为西山会议派"笨得可怜"。
1927年8月，蒋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逼宫"，被迫宣布下野。此时宁、汉双方争夺激烈，共产党成了双方相互攻讦的武器。反共最坚决的西山会议派遂趁此有利时机，东山再起。然而好景不长，同年底蒋介石复出。为恢复对党权的控制，蒋介石首先要把西山会议派赶走。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陈果夫。陈果夫对于蒋介石交给他的这一任务相当重视，他深感到此项任务非比寻常，因为，这件事在蒋介石那里是大事，同时，这项任务也很重，而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元老派，并不是那么好对付。
陈果夫接受任务后，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但他确信，对于他陈果夫来说，没有办不成的事。带着这样一种心情，陈果夫立即回到自己的老巢"中央党务学校"进行布置。1927年11月20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召开了全市党员大会，当讨论到《拥护特别委员会》议案时，与会者发生激烈争执。赞成议案者指责反对者为共产党徒，反对者则指责赞成者为西山会议派的走狗。争论正烈之时，受陈果夫暗中怂恿的中央党务学校学生黄杰竟跳到桌子上，历数特委会为非法的理由，高呼"打倒特别委员会"的口号，结果黄杰等四名闹事学生被大会捕交公安局。第二天，中央党务学校学生又在陈果夫的默许和支持下，用汽车高挂打倒特别委员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标语，由党务学校校旗开路，结队在南京市中心游行，又到南京党部捣毁市党部牌额，并赴国民政府请愿，迫使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
第七部分 15.陈果夫帮助蒋介石铲除羁绊（2）
陈果夫就是这样，他绞尽脑汁抓机会、想办法找西山会议派的麻烦。没过两天，南京各界在公共体育场举行讨伐唐生智胜利庆祝大会。讨伐唐生智是由特委会决定的，按理说这次大会不应有反对特委会的言辞、举动。但大会一开始，陈果夫的喽啰——中央党务学校的师生就在会场捣乱，散发反对特委会的传单、标语，发表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演说，而陈果夫的干将、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处副主任谷正纲尤为卖力。会后，大会组织了示威游行，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走在队伍的最前列，高呼"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特委会"、"改组国民政府"的口号，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在陈果夫默许下，竟然暗藏手枪前往。游行的队伍行至秀山公园门口时，遇军警阻拦。游行的学生遭阻，交涉不成，遂公开要求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李烈钧下台。李烈钧恼羞成怒，命令首都警察厅对游行示威群众格杀勿论。一时间，枪声大作，游行队伍大乱，结果导致大盛布店学徒郑廷贞、新沂园浴室工人范世林当场死亡，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袁大煦重伤，不治而死，轻伤者75人。这就是"一一·二二血案"，血案的发生对民众是一件不幸的事，但在陈果夫的眼里，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因为，他看到。这正是利用公众情绪扳倒西山会议派的大好时机。
血案发生后，反对情绪日益膨胀起来，西山会议派马上意识到形势有些不妙，肯定这里边有阴谋，但已经晚了。为了挽回败局。西山会议派干将、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急派国民党江苏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葛健时到场劝说，结果葛成了替罪羊。陈果夫指示手下喽啰在南京四处张贴传单、标语，指控西山会议派的谢持、邹鲁、居正、覃振、傅汝霖等10人为血案幕后主使者，而葛健时为一手策划者，要求国民政府严惩凶手。西山会议派至此才明白掉进了蒋介石、陈果夫所设的陷阱里。尽管他们先后发表声明，召开谈话会，进行辩解，并要求国民党政府查明事实真相，但都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李烈钧只好下台，把持特委会大权的谢持也被迫辞职。而陈果夫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鸣锣收兵，去蒋介石那里领赏去了。
要说最得意的还是蒋介石，他的确没想到陈果夫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置西山会议派于死地。所以，惊喜之余，自然也就对陈果夫的这一"杰作"，赞赏有加。事后，桂系潘宜之代表李宗仁、白崇禧到南京见蒋介石，诉说受"血案"牵连之苦，蒋介石轻松地回答："那个惨案是我当时政治上一个运用，现在时过境迁，不必介意。"陈果夫所策划的这些事，狠狠打击了西山会议派。在此之后西山会议派虽然还存在，并在冯、阎、桂的反蒋斗争中穿插往来，但已是日薄西山，不成气候了。到1931年底，西山会议派作为一个派别已经消失，从此，他们再也打不起精神与蒋介石抗衡了。
第七部分 16.陈果夫帮助蒋介石铲除羁绊（3）
陈果夫为蒋介石扳倒西山会议派，算是立了头功，但高兴之余，陈果夫马上意识到，还有更艰巨的任务在等待着他。比起西山会议派，汪精卫的改组派就难对付多了。虽然汪精卫多次遭蒋介石的排挤、打击，但汪精卫还有后劲，他毕竟在政治漩涡里混了那么多年，可算是个政治老手，所以，人们眼中的汪精卫总是垂而不死。在国民党三大前后，汪精卫的改组派又倾巢而出，与蒋介石、陈果夫在党内一决雌雄。三大前夕，为保证蒋介石对党权的绝对控制，陈果夫用圈定、指派大会代表的方法，把大批忠于蒋、忠于陈的人拉进了大会。此举遭到丁惟汾、汪精卫的坚决反对。但在三大召开的前一个月，丁惟汾已被蒋、陈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只剩下汪精卫的改组派在孤军奋战了。尽管如此，蒋介石、陈果夫也并不感到轻松，蒋介石指示陈果夫要精心准备，认真对待，务求必胜。
的确，改组派来者不善。他们主动出击，一方面指使所控制的地方党部抗议蒋、陈圈定、指派代表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动员了所有的喉舌，如《护党》、《青年呼声》、《民意周刊》、《光明周刊》等，高喊"要求党内民主"、"反对一手包办三大"，全力攻击蒋介石、陈果夫，可谓声势浩大。在国民党三大召开的前四天，改组派的头面人物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14人在上海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指责："北伐胜利之后，党中腐化分子及投机分子，以为地盘已得，权力在手，遂避难就易，抛弃本党主义，违反民众要求，吸引党外之反动势力，以朋分自北洋军阀手中夺来之政权。至人民之权利，则一无所获，生命、财产及自由，毫无保障，一与北洋军阀时代无异"。指责蒋、陈指派、圈定三大代表"完全违反本党民主之原则"。表示"对此种大会誓不承认"，"决不畏惧强御，始终与本党忠实同志共同奋斗"。其矛头直指蒋介石、陈果夫，气势汹汹，锐不可当。
汪精卫毕竟是有影响的人物，而且煽动力极强，这则号召力极大的政治宣言一出台，各地改组派及国民党各级党部便群起响应。1932年3月12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举行代表大会，选举各区党部代表。陈果夫本以为，南京市党部为自己亲信段锡朋把持，不会出什么问题，不料，选举结果竟使陈果夫大吃一惊，在当选的60多位代表中，改组派竟占有了30多个，改组派真可说是大获全胜。获胜之后的改组派颇为欢欣鼓舞，更加坚定了反对圈定和指派代表的决心。
到了3月14日，也就是三大召开的前一天，以改组派分子、国民党中央大学学生吴健为代表的国民党员发动全市党员，到南京市党部请愿，要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出席三大的代表问题。随后，在改组派的组织与策划下，南京全市11个区党部，除第三区党部外，全部参加了这次活动。请愿开始前，南京市党部并未得到消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同意在旧夫子庙贡院内大礼堂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大会由吴健主持，大会的第一项议程，由谷正纲致开幕词。谷正纲是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副主任，本是陈果夫的手下。在反对西山会议派时，为陈果夫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原认为凭此当上三大代表毫无疑问，不料竟未选上。失望之余，便又投靠了改组派。
谷正纲在开幕词中，极力指责国民党三大的代表产生办法，高喊"反对独裁"、"反对圈定代表"，并鼓动说："这样搞下去，国民党就要亡。"他的开幕词博得了与会者的阵阵掌声。午后3时，参加会议的改组派分子忽然提出了一个《抗议中央指派圈定三代会代表案》。陈果夫的喽啰们本以为第二天三大就要召开，这群人只是吃饱了没事干，发泄怨气而已，不料竟有此风波。震惊之余，他们在会场上大骂起来，大骂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共党"，并乱扔石块，打碎了主席台上悬挂的廖仲恺遗像，打得主席台的改组派分子东躲西藏，足足闹了十几分钟后，才呼啸而走，去向陈果夫请求指示去了。
第七部分 17.陈果夫帮助蒋介石铲除羁绊（4）
即使这样，大会仍没散场，在谷正纲主持下，继续讨论提案。经过两小时的激烈争论，提案竟获通过。陈果夫的爪牙方觉慧、施裕寿、李永懋率领打手再次蜂拥而来，冲入会场，围攻大会代表，他们拳打脚踢，改组派不甘示弱，也奋起抵抗，举起桌腿凳脚全力还击。一时间，双方打得头破血流，真是"桌腿与凳脚齐飞，血水共汗水并流"。正当双方酣战之时，蒋介石调来黄埔学生围打代表，龚大风、金亦吾又率卫戍司令部宪兵参战。一场恶战下来，方觉慧、谷正纲都受了伤，尤其是谷正纲，"身受重伤，不省人事"。会议代表抓住了龚大风，要求放出被捕代表，惩办凶手。陈果夫的干将、南京市党部的段锡朋、洪陆东等在恶战之后假惺惺地出面调停。当晚，党员大会的代表在市党部的诱骗与军警的强迫下乘车到了中央党部，蒋介石亲自训话，指责改组派的行为，并宣布撤销谷正纲的职务。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南京"三一四"事件。这个事件，改组派虽闹得气势汹汹，但却招架不住陈果夫手下的大打出手，一番折腾之后，改组派的人马被迫向上海转移。但蒋介石、陈果夫并没有放过改组派，蒋、陈操纵三大决议永远开除了陈公博、甘乃光的党籍，开除顾孟余党籍三年，对汪精卫予以书面警告。在蒋介石、陈果夫的授意下，国民党三大又通过了《党章修正案》，内容增加了对付改组派的条款，规定"党员不得有小组织"、"不得党外攻击党员及党部"，党内问题"一经决议，即须绝对服从"。
即使这样，蒋介石、陈果夫还不罢手，又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名义，发表《检举改组派通令》，说改组派"发亡党亡国之言论，争取政权"，"罪大恶极"，"应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要求各地"严密检举该反动派之行动言论，随时呈报，以凭核办"。这样，在蒋介石、陈果夫的打击下，改组派只好放弃了通过党内斗争来倒蒋的方法，改走拉拢、策动地方实力派军事倒蒋的道路。在中原大战中，改组派游说于各地军阀之间，但改组派手中并无实力，各地大小军阀都看不起他们。因此，中原大战之后，各地大小军阀听命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改组派也就无形消失了。由此，蒋介石、陈果夫又铲除了一个羁绊，在这一仗中，陈果夫表现也还算出色，再次讨得蒋介石满意。
丁惟汾被挤垮了，西山会议派被打散了，改组派被赶走了，党内反蒋的势力只剩下一个胡汉民派了。这自然成了蒋介石的最后一块绊脚石，于是，蒋介石手一挥，陈果夫又行动起来了。
国民党三大前后，蒋介石、陈果夫为了利用胡汉民的威望，让他当上了立法院院长。但胡就职之后，不仅直接控制立法院，对国民党党务、政务方面的事也十分热衷。他自己后来也曾说起过这些事情："我的性情，不大愿意管不当管的事，因而对于当管的事，便不敢放松，凡关于党务……无论大小，总勉力去做。……同志来专门讨论党务的，我不但愿意多谈，而且谈得非常认真，虽一字也不易放过。"本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是由陈果夫掌握，派人到地方党部充当党务指导员也是陈果夫的特权。但胡汉民却组织了"党务审查委员会"，借"审查"之名，对不是其势力范围内的各省市级党务指导员进行撤换，并派自己的人掌管各地党务，以扩大发展自己的势力。
胡汉民还经常严厉训斥官员，连蒋介石的亲信心腹都经常遭到胡汉民的训斥，陈果夫、陈立夫也不能幸免。蒋介石的这些心腹亲信受斥之后常跑到蒋介石那里诉苦，蒋介石想劝胡汉民不要太严厉。有一次，蒋对胡说："胡先生常常严责党务工作人员也太过。这些人都不自安，对于胡先生印象恐怕也不好。"胡汉民毫不客气地回答："我严责这些人，正是我看重他们，任情胡为，擅离职责，国家体统何在？这批人还不该受我的教导吗？"蒋介石则说："胡先生责备他们还不如责备我吧。"胡一听，便暗含讥讽道："他们且不能责备，何况你？我亦又未尝不责备过你，可惜你不能听受转而发生其他感想罢了。"
第七部分 18.陈果夫帮助蒋介石铲除羁绊（5）
蒋介石拉拢胡汉民，只是想利用他，而并不想让他管这么多事。于是指示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加强特务组织，对国民党中央和国府官员进行监视，要这些人全心为蒋服务，否则随时加以杀害，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胡汉民及其手下人的言行。
在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蒋介石也常常让自己的手下干扰胡汉民，使胡汉民主持的政务常常难以执行下去。一次，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会议，议决了一个案子。案定后，陈立夫说："还得问问介石的意见。"而此时，蒋介石尚在前线指挥作战。胡汉民听陈立夫这么说，站起来就准备走，连圆滑的谭延闿也感到难以忍受，说道："既然党部的决议还不能做准，又何必提出来呢？"胡汉民不满意身为军事领袖而常插手党政的蒋介石，便挖苦陈立夫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这样一实行，对于减少目前的财政恐慌，大概不无小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