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特殊使命 （1） 第二章赋号“大炮” （19） 第三章“亡命之徒” （38） 第四章讲稿风波 （70） 第五章异域历险 （93） 第六章萌生去意 （126） 第七章忍痛离别 （144） 第八章后院起火 （171） 第九章刚柔相济 （186） 第十章迂回斡旋 （237） 第十一章生死诀别 （264）.5
但是，今天宋庆龄令他作为她的代表，他可不敢接受，肩头担负着周总理与罗部长的重托，尽管现在已回到祖国，但他心明如镜，自己肩头的重任一点也没减少，他必须在任一天尽职二十四小时，确保老太太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高高兴兴地过好每一天。
所以，对宋庆龄的命令，靳山旺后来趁单独与宋庆龄在一起时，向宋庆龄提出自己的质疑：“副委员长，侬让我代表侬讲几句答谢的话，没问题；但侬要我代表侬喝酒，这可不行。因为侬清楚，我还要保卫侬呢。如果我喝醉了，我还能保卫侬吗？”
这一点，宋庆龄当时倒没想到，她笑了：“看我，忘记侬的职责了。”
“勿要紧，侬可以马上换代表。”
“换隋干事？”
“对。只有隋干事最合适，他酒量大，口才也好，应该换他上去的。要勿要我现在去把他请来？”
“勿来事格。”宋庆龄刚想同意靳山旺的建议，转念一想，又不同意了，面露难色地反问靳山旺，“因为刚才我已当着大家的面下了命令了，现在再换隋干事，只怕伊不开心。”
“这有啥不高兴的？我马上去请他来。”
宋庆龄左思右想总觉得不合适，“这样，就算隋干事没意见，人家也要说我朝令夕改的。朝令夕改侬懂吗？”
靳山旺不懂“朝令夕改”是什么意思，估计是与军中无戏言的意思差不多。眼看自己今晚醉酒一场的结果避免不了了，他不由得急了：“那，我真要喝醉了怎么办呀？”
“侬勿会少喝点，控制一点吗？”
“我的委员长，侬又不是不晓得我的脾气性格，面皮薄，脾气爽，怎架得住人家省级领导的劝酒呀，如果他们等一会儿知道我是侬的代表的话，会更加热情地劝酒敬酒的！我又怎么能在这种场合丢了侬的面子呢？”
“这个我就不管了。反正，外事访问已结束了，在外国这四五十天里，你也够辛苦了，喝得高兴一点也是应该的。”说完，宋庆龄忙着戴上老花眼镜，审阅一份刚才廖承志送来的文件，不再理靳山旺了。
“委员长侬……”靳山旺了解宋庆龄的脾气，见她已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了，知道再泡下去也没有用，所以，只好又急又怨地一跺脚，退了出去。
靳山旺的判断没有错，这晚，云南省的党政军三方领导都出席了晚宴，大餐厅里几张圆桌上，早已摆上了几瓶高度数茅台酒。靳山旺一见，头都大了。
宴会开始前，是云南省政府主持的欢迎仪式，云南省领导讲过话后，靳山旺便上了主席台。好在靳山旺事先已遵从宋庆龄之命作了一番准备，写了份发言稿，还请廖承志过了目，所以，这次他没再像上次在印度那样心慌意乱。
欢迎仪式过后，酒宴就正式开始了。
偏偏那个坐在同一桌的服务班长梁慰慈，酒宴一开席，他居然先把满满一瓶茅台酒放到了他的面前，气得靳山旺朝他干瞪眼说不出话。这时，云南省的省长、副省长一行已挨桌开始轮番敬酒来了。靳山旺一咬牙，一横心：得！今晚自己可算是豁出去了，来个舍命陪君子吧。但愿不要喝醉，留得一半清醒的头脑，做好在临睡前的安全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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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生去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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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慰慈今晚似乎存心要出靳山旺的洋相，一侧手，就给靳山旺的高脚酒杯里倒了满满一杯子，气得靳山旺在桌底下用脚直踢他。
“辛苦了，同志们，先喝一杯我们云南省的接风酒。”省领导们端着满满的酒杯笑呵呵地走来了，其中一位首长还一眼认出了靳山旺，笑着说道：“这不是小靳吗？你刚才代表宋副委员长的讲话不错嘛，很有水平，很有水平。来来来，就冲这一点，我就得好好地敬你三杯酒。”
三杯！靳山旺的手都在颤抖了，照这样你三杯我也三杯地敬下来，今晚不烂醉如泥才怪呢！
然而，当靳山旺横下心、闭上眼，一仰脖子把第一杯白酒喝下去的时候，他的两眼直了：白开水？原来自己酒杯里倒的是淡而无味的凉白开！不知什么时候，梁慰慈这家伙竟来了个调包计，把一瓶装满凉白开的所谓茅台酒专门放到了自己的面前！
好慰慈呀好慰慈，这叫我靳山旺怎么感谢你呀？靳山旺被这意外的惊喜搞得心花怒放，不由向一边的梁慰慈投去感激的一瞥。
等首长们敬完这桌转到别桌去的时候，靳山旺不无感激地在梁慰慈的耳边轻声说道：“慰慈，我真心地佩服你，什么时候练得像魔术师一样的本事了？”
梁慰慈惊讶地瞪着靳山旺：“什么佩服不佩服的，你应该说感谢才对呀，要不是我帮你换了这瓶白开水，你今晚可就牺牲啦！”
“哼，要谢也得谢老太太，如果不是她命令你，你敢这样帮着我糊弄人家省领导吗？”如果不是老太太的特别关照，梁慰慈说什么也不敢在这种场合弄虚作假的。事实确实如此，刚才靳山旺离开后，宋庆龄就马上把梁慰慈叫了过去，如此这般地作了吩咐。她命令梁慰慈务必做到既不能让靳山旺喝醉酒，又不能让在场的人们认为他没喝酒。这可是个难题，好在梁慰慈聪明脑子活，所以，他急中生智，想出了这么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然而，这晚隋学芳的日子就没靳山旺那么好过了，由于他喝的全是货真价实的茅台，再加上他这晚心中不高兴，所以，只顾一个劲地低头喝闷酒。岂料真应了那句借酒浇愁愁更愁的老话，酒刚过三巡，他已喝了个面红耳赤、头晕脑涨……
这晚，待席散人尽回到住地，已是月挂树梢了。等靳山旺按例检查完各房间的安全情况，已是夜深人静了。
靳山旺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与隋学芳住的卧室时，隋学芳已钻进被窝休息了，床头柜上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一曲东北二人转。靳山旺近前低头一看，隋学芳已经闭着双眼睡着了。于是，他轻轻地旋动按钮，关掉了收音机。岂料，隋学芳故意假寐不理他，还在欣赏他那最中意的家乡戏呢，根本没睡着，蓦然听得音乐声戛然而止，睁眼一看，收音机居然被靳山旺关掉了，于是隋学芳有点不痛快。接着两人就言来语去地争吵起来。
他们的争吵声惊动了一墙之隔的宋庆龄，他们的粗鲁无礼使宋庆龄生气不已，于是，宋庆龄拉开房门，走到了走廊里，第一次高声大嗓地嚷开了。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你看你们两人还像革命同志吗？还像吗？”
宋庆龄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也从来没发出过这样的怒喝声，当下，两个小伙子被吓坏了。隋学芳连忙跳下床拉开房门，欲向震怒中的宋庆龄解释：“委员长，你听我解释……”但是，宋庆龄气愤地连连挥手：“不要听，我不要听。”靳山旺像尊铁塔似的站在房间中央无所适从，宋庆龄隔着房门瞪着靳山旺，也没给他好脸色看：“大炮呀大炮，你还是共产党员、战斗英雄呢，看看你自己都做了什么啦！”
愤怒中的宋庆龄不顾自己年迈身体有病，居然只披着一件睡衣，就站在走廊里，靳山旺既紧张又担心，连忙息事宁人不再吱声……
连老太太都被惊动了，自知理亏的两个小伙子才没再继续打他们的口水仗。
第二天，靳山旺因忙于公务，所以，没有时间向宋庆龄提起此事，而宋庆龄也没有问他，只是在当天的公务活动全部结束后，宋庆龄才对靳山旺说：“大炮，昨天夜里的事体我都晓得了，是隋干事不对，他不该在半夜三更还听收音机。但是，侬也不对，拉起了大嗓门放大炮，像什么样子？要晓得这不是在家里，就算是在家里，侬也不能这样一点修养也没有的。”
靳山旺知道自己错了，当时真不该去接已醉了的隋学芳的话茬儿，所以，他没有再吭声。
1956年也许是宋庆龄国事活动最繁忙的一年，出访回来后没多久，又携全家飞往了上海。自从与隋学芳争吵后，靳山旺一直在心里告诫自己，再不能与隋学芳发生冲突了，人家毕竟比自己先到老太太身边多年呢，纵然我靳山旺再有道理，到时候宋庆龄首先要批评的仍是我。
然而，遗憾的是，靳山旺再努力，但仍无法改变自己那种有事一跳八丈高的大炮脾气。到后来，他居然直接把“炮口”对准了宋庆龄，当着宋庆龄的面绝食摔车门呢！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人们的有些不良嗜好之形成，很可能与平时的无奈不无关系。例如隋学芳的酒瘾，还有当时靳山旺无意中染上的烟瘾。打从出访回国后，靳山旺就有了烟瘾，一俟闲暇无事时，就想抽一支烟解解闷了。这天，靳山旺的烟瘾上来了，他就来到楼下的花园里点上一支过过瘾，没想到偏偏被宋庆龄发现了。
于是，他被老太太叫到了楼上的房间里。
“大炮，侬勿是不会抽烟的吗？”宋庆龄诧异地望着靳山旺，脸上却笑嘻嘻的。
“我没有哇。”靳山旺还想抵赖。
“侬哪能勿老实呢？刚才我在阳台上，亲眼看到侬把烟头扔掉的。”
“我……我其实是偶尔抽一支，是好白相随便抽抽的。”靳山旺见谎言一下子被戳穿，只好尴尬地搔头摸耳作干笑状，因为之前宋庆龄曾给过他烟，但他都推说不会抽谢绝了。
“我又没批评侬，侬慌什么？会抽烟也不是原则性错误，侬没看见我平时经常要抽烟的吗？”宋庆龄望着尴尬的靳山旺忍不住笑了，从桌上的那听“中华”牌烟罐里拔出一支，递向靳山旺，“来，大炮，陪我抽一支。”
“谢谢。”恭敬不如从命，靳山旺在接过香烟的同时，顺便点燃了火柴，先给宋庆龄点上。
“还说随便抽抽呢，一看侬这夹烟的动作，就知道侬已快成一根老枪了。”宋庆龄一针见血，戳穿了靳山旺的谎言。她一边抽着烟，一边告诉靳山旺，“我原来也勿会抽烟的，只是伊（指孙中山）过世后，我一个人心里闷，就学着抽起了香烟。当时，我还听人家说抽烟能降低血压，其实，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现在我有烟瘾了，也就不想戒掉了。只是自己节制些，少抽些，抽好些。”
靳山旺听了连连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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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生去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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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烟龄不短了，解放后，她一直抽的是上海卷烟厂生产的“中华”牌香烟，“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她就换抽该厂的新产品“熊猫”牌了，偶尔也抽抽“三五”牌外烟。后来，靳山旺专程前去探望宋庆龄，老太太还把香烟作为礼物送给他呢。
且说北京方巾巷的家中，厨房后面有一个小锅炉，负责后勤工作的张友，兼任锅炉工。一天，宋庆龄向靳山旺抱怨说昨晚没睡好，靳山旺问她什么原因，她就直言相告：“这几天夜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只野猫，一夜哇哇地叫个不停，害得我整夜难以安睡。”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为了让时已六十四岁的老太太能睡上安稳觉，靳山旺当夜注意了一下，果然，在楼下的院子里，不知从哪跑来了一只大灰猫，一入夜，它就开始喵呜喵呜地叫开了。靳山旺知道，这是猫儿在叫春呢，要不，是不会发出这种像婴儿般啼哭的怪叫声的。
靳山旺决意排除干扰。
但光靠他一个人可不行，这猫儿多机灵，爬树上房就像一道闪电，为此，他特邀服务人员张友配合自己捉猫。第二天夜里，那大灰猫又出来骚扰了，靳山旺与张友两人一个前堵、一个后追，硬是把大灰猫追赶得无路可逃，“噌”的一下爬上了院子里的那棵杨柳树，然后，它借着自己居高临下的优势，示威般地蹲在树枝上，冲着靳山旺他们继续乱叫一通。
这下可把靳山旺他们两人气坏了，张友拿来一根长竹竿，冲着树上就是一阵捅，一竿子正好捅在大灰猫身上。这大灰猫见树上也不是安全之地，便跳下树四处乱窜。也是慌不择路，它竟逃到了锅炉房。这下，它可算是逃进死胡同了，靳山旺他们连忙关上锅炉房的门，来了个瓮中捉鳖。
为斩草除根、杜绝后患，张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这只大灰猫扔进了火焰熊熊的锅炉中……
当夜，家中恢复了以往的宁静。
第二天，靳山旺见到宋庆龄，问她昨晚睡得可安稳？宋庆龄满意地回答说很安逸，一觉睡到大天亮。靳山旺见老太太满意了，他也满意了，并不无得意地把昨晚上他与张友齐心追捕大灰猫的故事告诉了宋庆龄。
谁知老太太一听，竟皱起了双眉叹开了气，她不无埋怨地批评靳山旺：“把它赶走就可以了，何必又把它扔进锅炉里呢？要知道，它也是一条生命呀！”
1956年7月或者是8月的一天，宋庆龄因公入住上海人民大厦。这天傍晚，钟兴宝阿姨找到靳山旺，对他说：“靳同志，主子（指宋庆龄）刚才说了，隋同志今晚吃了药（指安眠药），有事就别再叫他了，一切（指安全保卫工作方面的事）由你做主就是。”
靳山旺知道隋学芳已不知什么时候患上了失眠症，常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以致翌日头昏脑涨，不能好好工作。所以，他当时二话没说点头答应了。
当时，靳山旺与隋学芳各住一个房间，所以，那天靳山旺安排好一切事务回到房间后，就一个人美美地睡了个安稳觉。岂料第二天一早，他刚起床，床头的电铃骤响，老太太在那边召唤了。靳山旺连衣服也没换，就穿着睡衣直奔宋庆龄的房间。
宋庆龄已起床了，钟兴宝在为她梳理头发，见到靳山旺，她就一脸愠怒地劈头就问：“大炮，昨晚上侬上哪里去了？”
靳山旺一愣：“昨晚上我哪也没去，就在房间休息。”
“那么，昨天傍晚兴宝又对侬说什么了？”宋庆龄继续板着脸追问道。
靳山旺还是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想了想，如实回答道：“昨天傍晚，兴宝阿姨对我说，隋干事吃药了，一切由我做主，还说这是侬叫她转告我的。就这些。”
“那为什么昨天半夜里汪济普（上海市警卫处处长）还打电话给他，害得他一夜没睡着，今天一早还感到头昏脑涨没精神？”
这一下，总算使靳山旺明白老太太的火气从何而来了，说到底，老太太是批评他没有执行她让兴宝阿姨转告的命令，失职了。
当下，靳山旺心底的冤枉气与无名火，就交织在一起燃烧了起来。
这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呀！
想到这里，靳山旺再也忍不住，感到胸口那股冤枉气与无名火已把自己给点燃了，于是，他的脸色变了，嗓门也不由又大了：“汪处长打电话关我什么事？他隋学芳晚上睡不好又关我什么事？总不见得是我让汪处长半夜里打电话给他的吧？”言毕，他竟拂袖而去了，宋庆龄在身后连着叫他几声“大炮站住”，委屈至极的他只当没听见。
当天的餐厅里，宋庆龄没见到靳山旺来吃早餐，她的心里就不踏实了。于是，她忙令钟兴宝去找靳山旺来吃早饭。可是，钟兴宝回来禀报说，靳同志说什么也不肯吃早饭，还说气都气饱了呢。
吃过早饭，宋庆龄一行准备驱车去虹桥宾馆接待客人。
这时候，身为卫士长的靳山旺才突然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板着脸出现在那辆苏联产的“吉斯”轿车的前座上。
宋庆龄知道靳山旺的小孩子气又上来了，所以当时没理他。
然而，靳山旺这天的火气特别大，上了车后还顺手用力一摔车门，“砰”一声响，硬把坐在前面的司机刘凤山吓了一个愣怔。
轿车一路前行，很快来到了虹桥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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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生去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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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今天宋庆龄要接待的是时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的王炳南的德籍妻子、一向被她称做“亲爱的王小姐”
的安娜·利泽。
在舞会上，宋庆龄见靳山旺总是绷着脸不高兴，便指名道姓地对靳山旺说：“大炮，去，你陪王小姐跳一曲。”
“我不跳。”靳山旺正在气头上呢，一扭脸，扔给老太太这样三个字。
一曲终了，宋庆龄又笑着向靳山旺建议道：“大炮，你那手钢琴学得不错了，去，显露显露。”
“我不会弹。”靳山旺依然绷着脸，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动弹。尽管宋庆龄的话没有错，靳山旺这两年中确实已在老太太手把手的教导下，会弹几支曲子了，他的手也正痒着呢，但今天他因心里有气，就是不服从命令。
午饭就在虹桥宾馆里用。
但是，宋庆龄在吃饭时，仍没看见靳山旺。
这下，老太太可真急了。
刚放下碗筷，她就直接找到了靳山旺的房间里。
靳山旺正仰面朝天躺在床上生闷气呢，见到老太太进来，连忙坐了起来，但仍撅着嘴，板着脸，不理宋庆龄。
老太太哭笑不得，坐到靳山旺面前，劝慰道：“大炮，你这样就不对了，怎么能不吃饭呢？把身体搞坏了，以后连对象也找不到呢！”
以往宋庆龄和他开这样的玩笑时，他早就乐不可支了，可今天，这样的笑话仍使他笑不起来，只是打闷雷似的一扭脸：“吃不吃无所谓，找不找对象也无所谓，乱批评就不高兴！”
其实，这个粗中有细的靳大炮，还在开饭前，就已暗中偷偷地让饭店服务人员把饭菜送到他房间里去了，所以，此时他早已吃饱了。
“唉！”没想到宋庆龄长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道，“大炮呀大炮，侬哪能勿想想，我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我有火不向侬撒，又能向啥人去撒呢？”
寥寥几句话，不由使靳山旺心里陡然一震：什么，老太太把我靳山旺当成她的亲人了？
顿时，“亲人”两个字，直烙向靳山旺的心坎儿，一股暖流涌了上来，刚才还是满腹的怨怼之气，此刻一下子泄了大半。他抬起饱含愧疚的双眸，不无动情地望着面前的老太太，嘟哝道：“可是，可是我有火，也只会、只会向侬发呀。”
乍一听，靳山旺的这句话似乎还在犟嘴，但实际上却已像自知做错了事的孩子在向宋庆龄认错了。就在那天，宋庆龄与靳山旺又订下了一个合约：就是以后他俩不论是谁冲谁发火，谁都不得当真，都要予以原谅，更不能为此赌气不吃饭与发脾气。
就在这一年，靳山旺在陕北的老母亲右胳膊上长了一个瘤子，宋庆龄知道后，不但多次催促靳山旺回家看看，还托人买来了名为“消块散”的中药丸，送给靳山旺，嘱咐他务必尽快带回老家给母亲服用。
尽管宋庆龄对靳山旺像个母亲似的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但这一切都已挽留不了靳山旺的心，他已萌生的去意，随着与隋学芳的三次矛盾冲突，已渐渐变得坚定了起来。
当然，促使靳山旺作出离开宋庆龄的决定的，还有他当时远大宏伟的抱负，有关这抱负，前面已经说到过，那就是靳山旺一心想到“五大书记”的身边去当卫士长，从而争取在政治上有更快更大的进步。
但是，真动了离开的念头后，他又舍不得了，心里总有种愧疚依恋的情感交织着。
因为通过这两年多来的朝夕相处，他与宋庆龄之间已产生了母子一般的感情，尤其是他不忍心因此而伤了老太太的心。
那怎么办呢？有什么两全其美的、既不伤老太太的心、又能如愿以偿另谋高就的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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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痛离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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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可是这样，我就得、就得暂时、暂时离开侬了。”见宋庆龄信以为真，靳山旺的心中笑开了，继续实施着他“蓄谋已久”的计划
1956年在繁忙的国事活动中过去了。这一年中，有七十多个国家的客人访问了中国，其中包括政府代表团、贸易和文化代表团，以及私人身份来访的朋友。而宋庆龄除了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出访了印度、缅甸与巴基斯坦外，还于当年的8月15日，访问了素有“千岛之国”之称的印度尼西亚，并在首都雅加达，在苏加诺总统举行的国宴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而靳山旺也因他忠诚地保卫了宋庆龄，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罗瑞卿亲授的任务，被中央警卫师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荣立三等功一次。
在出访印度尼西亚的十几天时间里，宋庆龄在印度尼西亚华侨欢迎会、雅加达民众欢迎会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电台等场合，共发表了五场演说，累得她的荨麻疹又发作了。同样，也使靳山旺忙得团团转：因为但凡涉及到宋庆龄一切安全问题的大小事，他都得事无巨细地考虑与安排周到，就连宋庆龄在出访途中走路的节奏快慢、饮食数量与时间，她都会情不自禁地随着靳山旺的眼色行事。在三年多的生死与共的共同生活中，她已与这门忠诚勇敢而又聪敏机灵的“大炮”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心领神会的默契。
出访印度尼西亚归来，已是赤日炎炎似火烧的8月了。按常规，宋庆龄带着工作人员回到了上海，在空气湿润、早晚凉快的江南度过夏季。新中国成立之后，宋庆龄总是根据北京与上海两地的季节变换，巧妙地调节着自己的居住地。正常情况下，秋冬季她会居住在上海，春夏两季居住在北京。这也正好和她的工作特点吻合，因为每年10月1日国庆前，她的国事工作就开始进入了高峰时期。然而，“文革”以前，她却始终以上海为家。她曾经先后对李燕娥与周和康说过：“到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是下班。”“我喜欢上海，上海是我的家。”事实确也如此：每次宋庆龄离开上海到北京，周和康送行李到机场、在飞机舷梯旁和她握别时，宋庆龄总会轻声细语地嘱咐周和康说：“周同志，我要去北京开会，家里的事都交给你了，你要谨慎小心，团结大家，齐心协力，做好家里的管理工作。”
宋庆龄把上海作为她真正的家的原因还有：凡是于她有纪念意义的文物，她都要一件件收集起来，珍藏在寓所。但如果需要，她就会一件件地再从寓所搬出去，送到孙中山故居陈列与供人瞻仰。1958年8月26日，她把珍藏在寓所的玉石雕刻摆件“赤壁赋”一件，亲自交给周和康，嘱他交到孙中山故居展出，而且关照务必要小心谨慎地放在客厅壁炉架的正中位置，切勿损坏。过后不久，宋庆龄又把孙中山1922年北伐任大元帅时用过的指挥刀，连木盒一起，令周和康送到孙中山故居，放在餐厅壁炉架左首的琴桌正中位置。
事后，她还专门在李燕娥的陪同下，前往香山路孙中山故居进行检查与核实。
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墨绿色的大门，银灰色的围墙，四周绿树成阴，三面围绕着40余株高大挺拔、郁郁葱葱的香樟树。宋庆龄十分喜爱这些香樟树，任凭它们自由自在地生长，甚至不太允许绿化工小王修剪枝叶。这批香樟树枝干挺直，树叶婆娑，一片翠绿，每天早晚，会漾溢出幽幽的清香。据李燕娥介绍，宋庆龄喜爱这批香樟树，是从她年幼时就开始的。那时，在宋庆龄父母所居住的上海市陕西北路369号的寓所花园里，有一株香樟树是为纪念她的生日而栽下的，而且是她当时自己种下的，她把照料这株香樟树作为她幼年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之一。
宋庆龄寓所的主楼，是一幢两层楼房，朝南坐北，冬暖夏凉。前面是一大片草坪，绿草如茵，中间两边放着四只花鼓形釉瓷圆凳，既可落座休息，又起装点作用。每当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的日子，宋庆龄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庭院赏花，悠闲散步，常坐在这瓷凳上休息片刻，然后徜徉在软绵绵的大草坪上。这几乎成为了她每天在此活动筋骨、锻炼身体的一个经常性的活动。寓所后面是花园，前后有两个较大的花圃，里面种着她最喜爱的五彩的香水月季花。绿化工小王每天早晨会剪来一捧各色的月季花，交给李燕娥，然后由李姐分别插在楼下客厅和楼上宋庆龄卧室的花瓶里。
站在屋前的大草坪上，人们可以发现这是一幢像一艘乘风破浪的大船样的房子，房子的每扇窗户都是舷窗式的，木制的墨绿色百叶窗上都雕刻着一艘帆船图案。房屋的外墙被粉刷成一片洁白的颜色，干净整洁，使这幢两层楼房笼罩在一片幽雅静谧的氛围中。
在二楼卧室，有四件柚木大家具，一张素色的藤木结构的双人床，大衣橱、五斗橱、梳妆台，是宋庆龄的父母从广东老家给她定做的嫁妆。卧室正中挂着1915年10月她和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结婚后的合影，室内的单人沙发、条几、八音钟等都是孙中山曾经使用过的遗物，是从孙中山故居搬过来的。
楼下客厅的廊檐下，有个狭长的12多平方米大阳台，一溜排放着藤椅、藤摇椅、藤茶几、藤圆台、铁结构的四方台和木制花架等，几盆绿色花草、盆景点缀其间，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几盆兰花，是朱德委员长送给宋庆龄的礼品，被放在大阳台中间。在大阳台东首客厅门口，放有两盆高大的白兰花，每当绽放时，花香扑鼻。每天早餐后，宋庆龄就会走下楼来到该树旁，采摘两朵白兰花，放在上衣口袋里，闻闻白兰花发出的沁人心脾的芳香；每天午餐后，只要是晴天，她一般会在李燕娥的陪同下，在大阳台上散步、晒太阳。
转眼已到了1957年。靳山旺欲离开宋庆龄之意已定，但望着宋庆龄那和蔼可亲的笑容，想着老太太一向待他如母亲一般的慈祥与关爱，他却说什么也开不了这个口。而他自己心中那份对宋庆龄的忠诚与热爱，却与日俱增。
这年的10月1日，隋学芳结婚了，爱人是上海市黄浦区的一名工人。当时，由于隋学芳没有新房，宋庆龄特意腾出上海家中的一间房屋，借给隋学芳夫妇做新房。
深为身边的年轻人终于成家而高兴的宋庆龄，这次又自掏腰包，于10月2日在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家中摆了两桌席，以这对新人的名义，招待了家中所有工作人员与保卫人员。这天，宋庆龄虽公事缠身，但她仍忙里偷闲地出席了隋学芳这对新人的婚礼，并在敬酒时专门问了靳山旺：“大炮，你也二十五岁了吧？什么时候能请我吃喜酒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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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痛离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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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山旺当时一口答应：“快了快了，我很快会请侬吃到我的喜糖的。”但聪明人一听就知，靳山旺在回答时，已不为人注意地把一个“酒”字换成了“糖”字，因为这时他去意已决，估计不可能有请老太太喝喜酒的机会了。
但他对宋庆龄的一片忠心却丝毫未减。
一天，上海警卫处一位干部前往北京后海宋宅家中公干，住了两天，与宋庆龄同桌就餐。可是，这位干部吃饭有个连他自己都不觉得的习惯：进食时喜欢咂吧嘴，而且咂的声音还不小。这让一向注重规矩礼仪的老太太十分不习惯。那天他们共进午餐后，宋庆龄皱着眉头对靳山旺说：“这个人吃饭时咂嘴，而且咂得那么响。”
靳山旺听了，当时没吱声。但在当天晚餐前，他却轻轻地对那位上海来的客人建议道：“×处长，我们不要和老太太一起吃饭了，太拘束。我们另外到厨房间去吃，好吗？”那上海干部不明就里，自是不假思索地答应了。那顿晚餐上，靳山旺为避免客人生疑心，还特意陪着那位上海干部喝了二两白酒。
宋庆龄发现当晚那位上海客人忽然不和自己共进晚餐了，敏感的她立即意识到里面有文章，便趁靳山旺一人时，悄悄向他打探：“大炮，怎么昨晚晚餐侬和×同志都不和我一起吃了呀？”
靳山旺一笑，实话实说：“我不想让侬再听到他吃饭时咂嘴的声音。”
“侬这个大炮呀！真是粗中有细，鬼点子还真不少呢。”宋庆龄满意地笑了，旋即又担心地提醒靳山旺，“不过，大炮你可不敢因此而给客人留下任何不好的印象呀。”
“侬就放心吧，我让他和我另外吃饭的理由，是要和他畅畅快快地喝两盅。他也觉得和侬一起吃饭太拘束了呢。”
宋庆龄一向非常注重她在社会上的形象与影响，她不愿意给人们一种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不良印象。这从在她身边工作了多年的周和康的一篇回忆录中可见一斑。
周和康是1956年初经上海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调派到宋庆龄身边担任管理员工作的，长达26年之久。他初到宋庆龄身边担任管理员工作时，仅局限于采购物品与料理家中杂务等事宜，随着时间的考验，周和康渐渐得到了宋庆龄的信任与倚重，开始兼任宋庆龄外事活动的保卫工作。
1960年3月17日和18日，宋庆龄在曹荻秋、沈粹缜的陪同下，视察了上海闵行工业区和吴淞工业区、上海电机厂，并访问工人家庭，还视察了马桥人民公社和张庙一条街。在吴淞她视察了海军舰艇，亲切地询问海军战士的生活、学习情况。在这次视察中，她轻车简从，平易近人，深入群众，深入田间，还有大队幼儿园、托儿所、妇产院等，处处体现出普通人的一面。在社员座谈会上，她欣然接过社员递上的一杯茶，饮用起来。当周和康根据警卫秘书隋学芳的指示，立即取出随身带来的热水瓶，欲急忙替她调换一杯水时，却被她谢绝。回到家里，她郑重地对周和康说：“周同志，以后不论到哪里，请你不要再带任何东西，这种做法影响不好。”
1956年9月下旬，宋庆龄又接到了党中央的特别邀请，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并以一个非党员与副委员长的身份在9月26日的会议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词。在这篇只有两千多字的致词中，她还引用了这两年她踏遍祖国山山水水深入调查研究所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就当时正在继续发展中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与企业公私合营化等问题，提出了她的合理化建议，认为“我们应当在这些方面不断加紧努力”。
由于是在自己国家首都参加活动，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与场合下，靳山旺轻松多了，他不但无需像出访外国时那样紧张与忙碌，还可以高兴地在怀仁堂会场外那宽大的走廊里，尽情地品尝美味的食品。“八大”会议期间，会场外的走廊里摆了水果与糖饼香烟，靳山旺只要肚皮装得下，他可以在那里大快朵颐，一煞馋虫。
这时，靳山旺去意更坚定了。在不忍主动向老太太开口的情况下，他甚至希望自己能使宋庆龄讨厌他、主动请他走。所以，好几次，他明知老太太不喜欢身边有人食用带有臭味的大蒜之类的食物，而他却偏偏食用了。
好几次，史良、李德全（冯玉祥夫人）、沈粹缜（邹韬奋夫人）等朋友来看望宋庆龄时，见到了开口一股蒜臭的靳山旺，她们都感到十分惊讶，认为这个卫士长真够胆大，居然在宋庆龄身边吃大蒜，也不怕老太太因此讨厌而驱赶他。李德全甚至就此向宋庆龄“告状”，说您怎么就允许这个警卫员在您面前吃大蒜呢？
宋庆龄听了，只是淡淡一笑，答道：“只要对身体有好处，他要吃就让他吃吧。他可是我身边的一门大炮呀。”当时，众夫人都感到了老太太对身边这位卫士长的那种偏爱有加的情愫。
既然老太太不会主动辞退自己，那么，就只得自己设法离开了。进退两难的靳山旺这么想着，就把自己的心事向两位他最信得过的朋友来了个和盘托出，以求得到他们的帮助与指点。
“现在，我把心事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倒是帮我出出主意，我该怎样既使老太太不伤心，而又能回到警卫师重新安排工作？”靳山旺眼巴巴地望着郝若瑜与刘骥平两位领导兼朋友，皱着眉头不无为难地请教道。
郝若瑜与刘骥平素知靳山旺的秉性，知道他一旦认准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无奈，两人商量了一下，提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建议：“我们想，你只有借口上军校继续深造，宋副委员长才不会因此而伤心，才会同意你离开她。”
对呀！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呀，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一招呢？平时，只要宋庆龄身边的人有进步的机会，她都会一律忍痛割爱、予以放行的，她决不会因为自己的个人私利或好恶，而影响了人家的进步。如果自己以这个理由来遮盖，想必老太太会同意的。但是，上个月军校刚挑去了一批新学员，就是自己现在报名争取，只怕组织上也不会同意。点子有了，但靳山旺很快又陷入了困惑中，因为军校是不会随便在已开学几个月后，中途插进新学员的，就是有这个机会，也得一年半载之后。
但事到如今，去意已决且性子急躁的靳山旺，已顾不得这个问题了，他决定就拿这个借口，以组织上破例招生为由，达到离开宋庆龄、另谋高就的目的。当下，他抓住郝、刘两位为他出谋划策的机会，向两位领导兼朋友提出了几近要挟的要求：“这个主意好，老太太那边，我会自己对她说的。只是需要你们两位的配合，万一老太太问起你们来，你们就得假戏真做，至少不得戳穿我们的骗局。”
这不是联合欺骗宋庆龄、欺骗国家领导人吗？当下，郝与刘两人被靳山旺的这一军给将住了，一时目瞪口呆，不知是该答应还是不该答应。然而，没等他们作出回答，靳山旺的第二军就又将了过来：“两位领导，两位哥们儿，你们就成全了小弟这一回吧。如果你们不帮助我，我再在老太太身边干下去，心情只会更不好，只怕你们两位领导也脱不了干系。”
靳山旺这一番话，使郝与刘两位不由面面相觑，点了点头：是呀，这门大炮，他说的这番话倒并非没有道理，真要他继续捺着性子干下去，说不定会出事哪。到时候，他们还是难逃一个教育不好、严重失职的“罪名”。所以，在靳山旺软中带硬的“要挟”下，这两位领导只好将计就计地点头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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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痛离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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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两位领导的掩护，靳山旺的决心更大了，终于，在1957年年底的一天，他怀着满是愧疚的心情，来到宋庆龄面前，鼓足勇气开了口。
“宋副委员长，最近，组织上，找我谈了，打算把我送到军校去学习……”
“这是好事呀，大炮。”果然，宋庆龄一听就高兴了，“你在我身边提了职，还从我身边送出去读书深造，这也是我宋庆龄的光荣呀！”
“可是，可是这样，我就得、就得暂时、暂时离开侬了。”见老太太信以为真，靳山旺的心中笑开了，继续实施着他“蓄谋已久”的计划。
这倒是一个棘手的现实。宋庆龄刚才光顾着为靳山旺高兴，一时没想到这个问题，不由顿时陷入了困惑中。但是，很快她就说服了自己，还是违心地答应了：“那又怎么办呢？侬还年轻，前途远大着呢，我总不能因此而成为侬的绊脚石呀。
好在读书只不过两三年的时间，是暂时的。”接着，宋庆龄反过来劝慰开了靳山旺，“大炮呀，侬就安心地去深造吧，安心地读书吧。我这里再不方便，也会自己克服的。只是侬毕业后，就马上回来，我等侬。”
“谢谢宋副委员长。”听到这里，靳山旺感动得眼眶都湿润了。
就这样，他如愿以偿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事后他才知道，当时幸亏他与郝若瑜与刘骥平两位领导串通在先了，因为当天，宋庆龄就打电话给郝若瑜与刘骥平，向他们核实了这个情况。否则，只怕他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从此给老太太留下一个“撒谎作假”的坏印象呢。
老太太内心里十分不舍得这门她喜爱有加的“大炮”离开自己，为此，那天，她特意吩咐厨房的温师傅做了几个拿手菜，在家中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欢送靳山旺上军校深造。当时，隋学芳等几位年轻人，都出席了欢送宴。
在临别的宴席上，好几次，靳山旺与隋学芳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对在一起，但很快都像触电似的弹开了。隋学芳好几次站起来向这位与之同甘共苦、朝夕相处了四年的小阿弟敬酒，而且每次都是满满的一杯子，并一饮而尽。
然而，离别宋庆龄的愁绪最终还是使靳山旺感到了难言的痛苦与依恋，当晚，他也喝了不少酒。
其实，靳山旺对自己调回部队后究竟能不能担任“五大书记”的卫士长一事还是心里没底，而且当时别说他自己了，就连郝若瑜、刘骥平这两位领导也不清楚。那么，靳山旺能否如愿以偿呢？他后来的政治前途与个人命运又是怎么安排的呢？
如果说靳山旺当时离开宋庆龄是一时心血来潮，那肯定不准确，实际上，这恰恰是靳山旺的一种自信的表现。遗憾的是，靳山旺回到中央警卫师时，他一心向往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这五位党的核心领导人的身边，早已配备了卫士长，一时还轮不到他呢。所以，靳山旺只得原地待命。直到一个星期后，他才被组织上安排到沈钧儒身边当卫士长。
沈钧儒是浙江嘉兴人，清光绪进士，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起任民盟中央主席，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是一个个子矮矮、美髯飘飘的老人，当时已八十一岁高龄了。他于1909年参与组织立宪国民社，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和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浙江省教育司司长、国会参议院浙江省候补议员等职，他是1936年和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等六位救国会领导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的著名的“七君子”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是一位德高望重、深得毛泽东等党和政府领导人尊重的革命老人。
撒谎的人总是心虚理亏的，靳山旺更是如此。他借口“上军校读书”，使宋庆龄信以为真，从而如愿地离开了老太太。但是，他毕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地欺骗了如此喜爱自己的宋庆龄。所以，一想到此事，就不踏实，担心什么时候在北京见到宋庆龄。这样，不但他的谎言不攻自破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将使老太太为此感到特别伤心，从而影响他和宋庆龄之间的感情，使老太太不再看得起他。
然而，正应了那句山不转水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话，同在首都中央领导层里转悠，又怎么能不见面呢？那次，国务院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国务会议，靳山旺明知很可能会见到宋庆龄，但作为沈钧儒身边警卫的他，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护送着沈钧儒去了中南海。
果然，就在勤政殿门口，一手搀扶着沈钧儒的靳山旺，与刚走下“吉斯”的宋庆龄撞了个正着。宋庆龄一眼看见他后，更是不无惊奇地当场问道：“呀，大炮，侬勿是上军校去了吗？怎么在沈老身边工作了呀？”
幸亏靳山旺早有心理准备，见状，他一边迎将上前向老太太请安，一边不动声色地答道：“军校暂时不去了，领导让我先在沈老身边帮几天忙后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