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特殊使命 （1） 第二章赋号“大炮” （19） 第三章“亡命之徒” （38） 第四章讲稿风波 （70） 第五章异域历险 （93） 第六章萌生去意 （126） 第七章忍痛离别 （144） 第八章后院起火 （171） 第九章刚柔相济 （186） 第十章迂回斡旋 （237） 第十一章生死诀别 （264）.6
“原来是这样。”宋庆龄信以为真，笑着对沈钧儒介绍道，“沈老，小靳同志是个非常好的同志，当时放他走，我还真不舍得呢。”
“是的，是的。”沈钧儒一边捋着他那把美须，一边满意地点头笑道。
1958年10月10日，靳山旺与爱人薛莲花终成眷属，举行了婚礼。他因不想惊扰宋庆龄，所以没有把这事告诉一直关心着他的老太太。事后，宋庆龄很快知道了，并在又一次见面中，不客气地责备靳山旺：“大炮，侬怎么结婚也不通知我呀？”
“我不想麻烦侬呀，宋副委员长。”
“侬这个人呀！结婚是人一辈子的一件大事，怎么能不告诉我呢？”
“嘿嘿！”靳山旺被老太太责备得哑口无言，只会搔头摸耳地傻笑。
就在这年，因刘伯承元帅的原副官汪耀华有病不能工作，靳山旺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被组织上调配到刘伯承元帅的身边任副官。当时，刘伯承住在南京玄武湖畔的鸡鸣寺，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
这下，靳山旺可算找到了弥补漏洞的机会，一到南京，他就给宋庆龄去了一封信，并在信中不无“狡猾”地写上了“我现在在刘伯承元帅的身边任副官”的文字。
信是南京寄出的，刘伯承元帅又时任军事学院的院长，靳山旺现在在南京读书深造的假象更逼真了。宋庆龄见信后，再一次信以为真，从心里为“大炮”的进步而高兴。
从此，靳山旺上南京军校深造的概念，就永远地留在了宋庆龄的印象中，直到她过世，也仍这么认为。
这时，步入花甲之年的宋庆龄的身体每况愈下，多种疾病纠缠着她，她不得不请了一位技术很高的男按摩师，每天为她按摩两小时治疗，同时采用冷敷和热敷的方法，治疗右眼上总不消退的麦粒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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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痛离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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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着宋庆龄日常安全保卫工作的隋学芳，这时重任在肩。工作更充实了，他的工作获得了宋庆龄的肯定。好几次，宋庆龄在她给一些友人的信中，都提到这位忠诚的警卫秘书。如她在1957年5月30日致王光美的信中就这么写道：
“亲爱的王光美同志：
兹送上我于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东京和孙中山先生结婚时的照相一帧。还有二张照片是隋学芳同志在上海飞机场所摄的，一并送上，请洽收为荷。”
在给王安娜的信中也多次提到了隋学芳。
这时，隋学芳已生养了三个女儿，大的名为隋永清，老二名为隋永洁。就是永清、永洁这两个天真活泼的女儿，后来不但给宋庆龄的生活带来了快乐与幸福，还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宋庆龄对因病长期瘫痪在床的隋学芳的喜爱之情，引发了一些值得回忆的故事。当年，宋庆龄还分别给两个孩子起了Yolando（约兰达）与Jeannette（詹尼特）两个英文名字呢。
“他（指王安娜的儿子黎明。笔者注）喜欢与隋的五岁的女儿在一起（隋已有三个女儿。原信所注）。去年冬天她和我住在一起，叫我妈妈太太。她的音乐天赋很高，酷爱民间舞蹈，富于创新，能走出自己的舞步来；她翩翩起舞时，宛若天仙，还很像我。你收到我寄给你的圣诞卡没有？见到里面附有一张穿朝鲜服的小女孩的照片吗？这就是那个小女孩，名叫永清。她六月一日在北京参加了儿童节庆祝会，穿了朝鲜服表演，出足了风头，凡随身有照相机的人，都竞相对着她喀嚓喀嚓不停地拍照。我没有去，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位可爱的小明星的。”
（摘自宋庆龄1962年2月26日于上海寄给王安娜的信文。）
原来，由于隋学芳在短短几年中一下子添了三个孩子，拮据的家庭经济状况不时引发他们夫妻之间的矛盾。这事使一向慈母般关怀着手下工作人员的宋庆龄知道了，所以，她主动承担了帮助隋学芳夫妇抚养两个孩子的义务，而且一抚养就是十几年。
其实，宋庆龄不但关爱着身边的孩子们，还关爱着所有的孩子们。例如刘少奇、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她身边的秘书李云的女儿徐平梅，还有靳山旺的儿子靳利平等。
1963年年底，刘平平把自己在学习上遇到的一些困惑等写信告诉宋庆龄后，宋庆龄就以奶奶的身份，在收信的当天就亲笔给平平写了一封回信：
“亲爱的平平：
收到你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来信，知道你参加了支援古巴的示威游行，得到了感性知识。又获悉你和哥哥、姐姐、妹妹们在学习上的情况，甚为高兴。你们寄给我的贺年片也已收到，谢谢。
你说对中学生生活还不习惯，成绩不太理想。但是你有信心，必然会逐渐习惯并取得优良成绩。因此，我祝你年终考试成绩优良，学习上不断进步，并祝你的哥哥、姐妹们也这样。祝你和你的哥哥、姐妹们身体好，新年快乐。
宋庆龄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又如她在1965年1月18日寄给李云的女儿徐平梅的信中，也袒露了这种慈母般的情怀：
“亲爱的平梅：
你的信及漂亮的手工艺品都收到了。十分谢谢你和姐姐的精致礼物。我患感冒，等好些请你们来玩玩。
这是一本照相簿，请代送给你的妈妈。另外一些糖果等，你和姐姐、哥哥、弟弟等分用吧。
祝你们好！
宋妈妈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八日”
这年的一月，发生了一件使隋学芳深感愧疚与失职的事：宋庆龄在家中跌了一跤，摔断了右腕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活动，一连几个星期生活不能自理。身为一个全面负责时年已是七十一岁的老太太日常安全的警卫秘书，隋学芳深感不安与失职。可是，宋庆龄不但没有半点责怪他的意思，反而劝慰他。由于钟兴宝与李燕娥两位贴身女佣不懂医术，所以，宋庆龄不得不同意让一位护士照料她。这次宋庆龄的骨折复位很糟，不但使她吃了很多苦，而且还带来了诸多不便。朋友们都力劝她做重接手术，但她没有接受劝告，因为她“不愿再吃一次苦，再受一次罪。未接好的骨头像颗胡桃，怪难看的”。这使宋庆龄又发出了“我们缺少优秀的骨折复位医生”的感叹。
这时，靳山旺已于1960年离开了中央警卫团干部大队，受命来到了河北省石家庄步兵学校学习。从1959年至1960年，靳山旺以卫队长的身份，先后负责过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陈云副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靳山旺那丰富的工作经验与泼辣果断的工作作风，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表扬。而这段时间里的靳山旺，虽说不用直接工作在中央首长的身边，但他肩头的担子更重了，他没日没夜地工作着，转悠在警卫战士们的工作岗位上，检查督促与指导，惟恐稍有不慎发生什么安全事故。
1960年至1961年，靳山旺奉命来到河北省石家庄步兵学校学习之前，周总理委托邓颖超在西花厅宴请了靳山旺。席间，邓大姐代表周总理敬了酒，并祝他好好学习，取得优异的成绩。靳山旺不负周总理与邓大姐的厚望，从学校毕业后，被组织上任命为中央警卫团二中队政治指导员，继续负责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宋庆龄受到冲击的事，靳山旺也有所闻，并为此暗暗担忧，他多么希望老太太能平安无事地躲过这一劫呀！
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宋庆龄把在北京的家搬到了后海北河沿46号。
风景秀丽的后海北河沿，原是清康熙朝重臣、大学士明珠宅邸的一部分，后为乾隆朝重臣和的别墅。清光绪十五年，为醇亲王新府邸的花园—鉴园。1962年改建后，宋庆龄在七十寿辰前住进此宅，从1963年直到1981年5月29日逝世，宋庆龄在此工作、生活了十八年。
后海北河沿宋庆龄住宅园内湖水环绕，花木成阴。园中原有建筑包括前厅“濠梁乐趣”、后厅“畅襟斋”、侧厅“听鹂轩”、东厅“观花室”，园东曲廊间有一“恩波亭”，曲廊衔接“南楼”，隔着南湖，有原醇亲王花园的“南楼”，楼西边假山上有“听雨屋”、东边假山上有“扇亭”。园内湖称“南湖”，湖畔有鸽子房。园中主楼为二层中西式小楼，1962年新建，宋庆龄一直居住在这里。一楼是小客厅，东墙正中悬挂着孙中山遗像；二楼是宋庆龄的卧室兼起居室和书房，卧室办公桌上放着她日常用的书籍、文件、钢笔和老花镜；西边墙上挂着一幅她与钟兴宝合绣的象征吉祥幸福的“安多利恒”花刺绣，两边柜上，一边嵌着孙中山手书“共进大同”墨宝，一边摆着她1927年访问苏联时与加里宁夫人的合影；卧室东面为宋庆龄书房，陈列着一架黑色的“施特劳斯”牌钢琴。
然而，使隋学芳感到极大内疚和羞愧的，倒不是宋庆龄手腕跌断骨折的事，而是来自一起他的私人家事。
这天下午，隋学芳正在上海家中的办公室里忙碌着，忽然，他的妻子冲到了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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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痛离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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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隋学芳夫妇已有了第三个女孩子，家庭经济情况更加捉襟见肘了。他们虽住在宋庆龄无偿提供的房子里，永清与永洁两个孩子还得到老太太无微不至的关照，但他们还经常要为一些家庭琐事唇枪舌剑、摔盆砸碗。这毕竟是在地位与身份与众不同的宋庆龄家中呀，而且还是在向来喜欢宁静祥和的宋庆龄身边。夫妻俩的争吵声越来越大。李燕娥首先坐不住了，瞪着眼睛踱到他俩的面前，试图制止他们的争吵，但毫无效果。尽管隋学芳东躲西藏避免交锋，但他的妻子仍盯着他不放，以致夫妇俩争吵得差点动手了。
当下，宋庆龄迅速作出了让隋学芳一家搬出上海家中的决定。
宋庆龄亲自指示周和康，联系了距淮海中路1843号最近的与吴新路口交界处的武康公寓大楼，把隋学芳一家安排了进去。
自从靳山旺离开方巾巷后，宋庆龄始终惦念着他。她何尝不想向周总理求援，把这个“亡命之徒”重新调回自己的身边来？然而，当有一次她在会议前遇到了靳山旺，并听说他已担任了周恩来总理的卫队长、调到敬爱的周总理身边工作的消息后，她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因为她不愿意因一己私心而耽误了青年人的政治前程。她高兴地连声笑着对靳山旺说“好好好”，并鼓励靳山旺好好干，少发小孩子脾气，争取在政治上与业务上都得到更大的进步。
1966年春季，那场曾给全国人民留下伤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蓄势待发之中，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这时候的北京街头，已出现了大字报，并在中央高级干部中传阅开了江青的一些讲话稿。但心地善良的宋庆龄当时并没意识到一场浩劫即将开始，只是对这位早在延安时就给她留下了不错印象的毛泽东夫人的讲话表示了一定的兴趣。
这时候，靳山旺正奉命在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石溪公社搞“四清”，被任命为青洲大队副组长。开始，他们对上饶方言一点都听不懂，例如本地人把自己的妻子叫做“老蜜桃”等。由于方言的隔阂，工作一度进展缓慢，靳山旺他们就把学习方言作为他们的第一课。然而，除了方言外，对于他这个北方人来说，插秧也是一桩困难事，到田里劳动时，要把裤腿挽到膝盖以上，而且田里的蚂蟥特别多。所以下田以前，要先在脚上和腿上涂上一层肥皂，这样，蚂蟥就不叮咬了。
8月份，在江西的“四清”工作基本结束了，在回北京路过上海的时候，靳山旺特意在上海下了火车，专程前往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看望了宋庆龄。当靳山旺把在铅山县的所见所闻一一向宋庆龄汇报后，老太太听了哈哈大笑，中午请靳山旺吃了饭，还给靳山旺的两个孩子各送了一套毛衣和数条小手绢。
然而，日历刚翻过去没几页，那场“文化大革命”的真面目已初露端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原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刘少奇排到常委的第八位，林彪从原来的第六位，一下子排到了常委的第二位，陈伯达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到常委的第五位，康生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排到了刘少奇的前面，朱德排到了第九位，李富春排在第十位，陈云排在最后。靳山旺原来听说，毛主席和蒙哥马利谈话后，刘少奇同志是接班人的地位就等于确定了，如此一变，接班人的问题又悬而不决了。当时，靳山旺就感到问题一下子复杂起来了。果然，那把狂热的烈火迅速地在全国蔓延开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迅猛发展，社会上的夺权运动高潮迭起，这对中央办公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些年轻人聚集到国务院的西门，要求周总理接见，解决他们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宋庆龄的家中。
七十三岁的宋庆龄，遭受到了痛苦的精神折磨与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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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院起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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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包围冲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当天，周总理立即派来了一个加强连，分为三班，日夜守卫与巡逻在宋庆龄家的内外就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1967年元旦的第二天，隋学芳出大事了。这天，隋学芳刚从北京回上海，上海警卫处的一位久未见面的领导热情地宴请了他。老友小别重逢，格外亲切，领导拿出了他泡了多年的人参酒，与隋学芳促膝对酌。席间，他俩谈了好多的话，说了好多事，在谈到这场使人不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时，两人都动了肝火。
1966年夏天，先有一些受人挑唆的小学生，以红小兵的名义，纷纷给宋庆龄寄去了建议信。在信中，孩子们要求宋庆龄剪掉她平时常梳理的、带有横Ｓ形的“芭芭头”（即中国妇女的传统发式、在脑后挽成一团的发髻），换掉宋庆龄爱穿的中式旗袍与大襟衣衫，还少年老成地把这些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接着，北京的红卫兵与造反派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大标语，贴到了后海北河沿宋宅那与卫生部紧邻的围墙上，墨汁淋漓的红底黑字，破坏了人大副委员长家的和谐与安逸。与此同时，又有人传进话来，扬言要对宋庆龄进行“破四旧、立四新（抄家）”，砸碎里面的一切“封资修的残渣余孽”。
更使宋庆龄震惊的是，一夜之间，北京全城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与大字报。这种骤变，使宋庆龄百思不得其解，同时意识到自己终也难逃一劫。
被宋庆龄不幸而猜中的是，“打倒宋庆龄”的口号声，终于隐隐约约地传进了后海北河沿46号，令人惊恐地传到了宋庆龄的耳朵里。1966年8月25日的凌晨，一群狂热的红卫兵与造反派，终于光临了后海北河沿46号，一时间，围墙外人头攒动，红旗飘扬，口号声震天动地。幸亏东西两扇大门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守卫着，红卫兵与造反派们才一时难以冲进来。
但是，情况仍十分紧急，到了上午10时左右，红卫兵与造反派更是如潮涌至，近千人团团包围了后海北河沿46号，还在围墙上架起了高音喇叭。高分贝的吼叫声与毛主席语录歌声，像一股无形洪流，无情地冲碎了宋庆龄家中的宁静，间或，大喇叭里还传来了“把宋庆龄揪出来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打倒资产阶级的阔太太宋庆龄”的口号声。
当时，红卫兵与造反派那种来势汹汹、杀气腾腾的样子，着实把钟兴宝等几位工作人员吓坏了。
十八岁就跟随宋庆龄的李燕娥毫无惧色，她始终挽袖捋臂地逡巡在家中花园里，徘徊在两扇大门后，站立在宋庆龄左右，本来就长得浓眉大眼、五大三粗的李燕娥，此时此刻更威风凛凛。她整天横眉竖目、面若冷霜，大有与任何胆敢侵入家中的来犯者决一死战的势头。她大大咧咧地拍着钟兴宝瘦削的肩膀，高喉大嗓地安慰道：“勿吓，兴宝，勿要吓！当年老蒋的刺刀子弹我都见过了，还怕这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谁敢冲进来，老娘不把他的脑袋掐下来才怪呢！”
每当这时，宋庆龄就格外冷静，她甚至面带微笑地宽慰大家：“你们别紧张，别冲动，这些年轻人还不懂事，你们别当一回事。”
宋庆龄家被红卫兵与造反派包围冲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当天，周总理立即派来了一个加强连（原只有一个警卫排），分为三班，日夜守卫与巡逻在宋庆龄家的内外。
为防不测，宋庆龄还令隋学芳关闭了两扇大门，只在紧邻卫生部的那扇东大门上开了一个观察小门。
但是，家中依然难以获得片刻的安宁：警卫连只挡得住狂热的人们，却挡不住嘈杂的高音喇叭声，挡不住红小兵们天真幼稚的革命造反的心情。每天，仍有不少孩子的来信送到宋庆龄手中，翻来覆去仍是那么一个意思，那就是“强烈要求宋奶奶不要再留那种资产阶级的发型与穿那些资产阶级的服饰了”。
每每看着这些笔画稚嫩的来信，宋庆龄只会苦笑着摇摇头，长长地叹着气说：“唉，孩子们不懂事呀，他们可别害了我们的孩子呀！”
一声“他们”，确有所指。
那年，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和孩子们来到宋庆龄家中做客，王光美出于对宋庆龄的敬重，说了一句：“宋副委员长，你是我们国家地位最高的妇女代表。”当时，宋庆龄就连忙摇着头阻止道：“快别那么说，要让她知道了，她会不高兴的。”
王光美与宋庆龄谁都没点名道姓指明那个“她”是谁，但她俩心中都明白如镜。
这天，后海北河沿的家中来了一位大家熟悉而又陌生的女客人—江青。
江青穿一身草绿色的解放军军装，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面带微笑，显得仪表雍容，很有风度。当时，宋庆龄很有礼貌地接待了这位权势在手、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
“听说宋副委员长近来身体欠佳？主席很挂念，特意让我来看看你。同时，我受主席的委托，来向你宣传解释这场由他老人家亲自发动与组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江青一落座，便把大腿架在了二腿上，拉开了官腔十足的调子，“希望你能正确理解与对待。”
宋庆龄平静地望着面前这位“共和国的第一夫人”，端庄的脸上甚至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17年前，宋庆龄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参加开国大典回上海时，当时，毛泽东让江青代表他到前门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两人在一起交谈了不到20分钟。江青当时给宋庆龄留下的是衣着朴素、善解人意的好印象。为此，宋庆龄后来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场合对别人夸奖江青，说她“有礼貌，讨人喜欢”。宋庆龄第二次见到江青，是在50年代。那次，她在上海家中宴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及其夫人。江青曾应邀出席作陪。那天，宋庆龄对江青的举止优雅、态度谦和、服饰得体再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今天的江青却给了她一种可近不可亲的陌生感觉，已经正式登堂入室步入政治舞台的江青，不管是服饰还是神态，都使宋庆龄分明觉察到了从她身上流露出来的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慢骄狂之气。
几句客套之后，江青便话题一转，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她的声音又尖又细，听上去有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感觉，特别是每句话后面的一个字的尾音，拖得格外长，还不住微微颤抖，让人感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神经质。
宋庆龄依然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听着，虽说她脸上不动声色，但她意识到自己过去对江青实在是太不了解了。就连一边侍立着的钟兴宝，也感到这个女人官架子好大，是她所见到的中央高级首长夫人中最傲慢的一个。
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江青的发挥，微微笑着提醒对方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使用武力，更不应伤害无辜。”
江青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态度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据当时在场的黎沛华秘书回忆：江青当时似乎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红卫兵与她关系重大，她简直不能想像有人会认为整个运动是错误的。而宋庆龄和其他人一样，不喜欢介入政治的江青，当她发现江青热中于权力之争时，她便开始讨厌江青了。
江青走后，宋庆龄一连几天不高兴，沉着脸，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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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院起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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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在这个时候，从上海还传来了使宋庆龄如雷击顶、五内俱焚的噩耗：上海万国公墓被上海红卫兵视为埋葬旧社会资产阶级的坟墓，砸了个稀巴烂，而宋庆龄的父母因是蒋介石的岳父母，所以，其坟墓更是没有逃过厄运，不但被红卫兵连棺木都翻捣了出来，还来了个扬尸抛骨。
这天，当沈粹缜冒着风险，把偷偷拍下的被捣毁的宋氏墓地的照片寄送到北京、摊放到宋庆龄的面前时，宋庆龄悲痛欲绝、泪流满面。她悲愤地拉着兴宝的手，呜咽道：“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的，父母生了子女，到了子女这一辈，却眼睁睁看着他们父母的棺材与尸骨被人挖掉了，扔掉了，这叫当子女的心都痛碎了！”
宋庆龄怀着悲愤，连夜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翌日（8月30日）天一亮，就差隋学芳把信送到了中南海的西花厅，向周总理倾吐心中的悲愤与忧虑，请求党中央对她亲人的坟墓予以保护。
周恩来总理获信后，震惊与愤怒使他拍案而起，他一边当即给上海民政局打去加急电话，命令当时的市民政局领导务必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好宋副委员长祖墓的恢复与安置工作，一边亲自起草，列出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在京民主人士的名单。
在这份长长的应予保护的人员名单上，宋庆龄的名字排在了第一位。
总理发话了，虽说当时上海民政局已直接控制在张春桥与姚文元、王洪文之流的手中，但慑于总理的威信，上海方面不得不根据总理的特别指示，重新修缮了宋氏墓地。但原先墓碑上的宋美龄等兄弟姐妹的名字被删掉了，在重新竖立的墓碑上面只简单地剩下了宋庆龄一个人的名字。但此时此刻，宋庆龄也不好再有过多的要求了，不好意思再去惊扰日理万机、为这个国家操碎了心的周总理。
半个月后，沈粹缜从上海专程送来了修复后的宋氏墓地的照片，宋庆龄久久地凝视着今非昔比的祖宗坟墓，如释重负地长长叹着气说道：“祖宗好坏有个地方蹲蹲了。”凄婉之情，溢于言表。
隋学芳他们两人边喝边说，越说越气，气愤与费解使他俩都情不自禁地喝了不少酒。结果，隋学芳因饮酒过量、脑中的毛细血管破裂，当晚倒下，神志不清。
年仅三十八岁的隋学芳居然中风了，被送进医院抢救。数天后，他的一条命算是保住了，但人却爬不起来了：中风后遗症使他半身瘫痪，卧床不起。
消息传来，震惊与惋惜之余，宋庆龄只好向国务院机关事务局紧急报告，请管理局另外派人接替隋学芳的工作。
没几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宋庆龄调派来一位四十岁出头的警卫秘书。本文姑且把他叫做Ｓ警秘。
这时，“文化大革命”的热浪日甚一日地灼热与疯狂了，红卫兵与造反派们，每天都要簇拥在后海北河沿46号前，一遍遍地把“打倒”与“万岁”的口号声与像吼叫一般的毛主席语录歌声，没日没夜地往里面灌，冲着宋庆龄居住的那幢主楼咆哮。
本来就有失眠症的宋庆龄，这下更加难以入睡了，她彻夜难眠、坐卧不安。
无奈，宋庆龄只好亲自下楼坐到了警卫秘书的办公室，派人请来Ｓ警秘。
身穿一套当时最时髦的草绿色军装的Ｓ警秘，面无表情地来到了贴满了毛泽东与林彪图片的警卫秘书办公室，一屁股大大咧咧地就坐在宋庆龄面前，使老太太的眉头不为人注意地皱了皱。
宋庆龄望着面前的Ｓ警秘，目光依然是那么坚定：“Ｓ同志，外面的吵闹声越来越大了，已经影响了我的工作与生活，你是不是履行一下你的职责，出去管一管，请他们收敛一些，至少，把嘈杂声减低一些。”
“这是外面的事，我又有什么办法？”没想到Ｓ警秘竟然两手一摊，说出了这样的话。他似乎发现自己这样的回答毕竟太生硬了些，所以，他旋即话锋一转补充道，“宋副委员长，这可是一场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与组织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呀！”言下之意，他是不敢做出有违“文化大革命”宗旨的事情来的。
“你可以试着劝阻一下的，或是好好地向他们解释一下。因为整个家中的正常秩序都被这些没完没了的嘈杂声打乱了。”宋庆龄尽量和颜悦色地向Ｓ警秘这么说，心里却难过得快要哭出来了。
“那，我就试试去吧。”Ｓ警秘见宋庆龄脸色不好看，只好模棱两可地答应了一句，站了起来。
更使宋庆龄痛心的是，一些原先对她尊敬有加的工作人员，有人露出了势利眼，明争暗斗、开始背叛，更有甚者竟趁火打劫，冲着宋庆龄横眉冷对、白眼相加。
宋庆龄家中后院起火了！
1966年初秋。北京的天依然闷热，不少人似乎都被这异样的高温烤得头脑发昏了。
先是Ｓ警秘“以身作则”，一马当先，以紧跟革命大好形势为由，在家中组织与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并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政治学习制度，开展了“向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汇报”的活动。
这可是全民性的政治学习活动，谁也不能也不敢缺席。
Ｓ警秘很想把宋庆龄也拉下二楼，让她一起参加这些政治活动。
但他终于没敢这么做。
于是，他把目光盯在李燕娥与钟兴宝这两个宋庆龄的贴身女佣身上。他认为只有先从她们俩身上寻到突破口，才能敲山震虎，迫使宋庆龄乖乖屈从。
他先找到了李燕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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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院起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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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受到了李燕娥一番狠狠的抢白：“学个什么学？我可是夫人，不，首长私人掏钱聘用的，可不是你们公家的人，你管得着吗？发我工资吗？”当Ｓ警秘以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体现一个人革命不革命的态度问题时，李燕娥勃然大怒，把对方骂了个狗血喷头，“革命？我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里呢！轮得到你来提醒我？”
Ｓ警秘在李燕娥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后，仍不死心，又找到钟兴宝。
然而，钟兴宝早有准备，她根据宋庆龄事先的关照，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不做主的，只听首长的。”
Ｓ警秘只好甩出王牌，引诱道：“兴宝阿姨，只要你肯答应我参加这里的政治学习，我可以马上向上面打申请，把你转正为国家干部。”
但是，钟兴宝依然不为所动，并及时向宋庆龄作了汇报。
钟兴宝的及时汇报，终于使宋庆龄发现家中后院起火的幕后指使者原来是新来不久的Ｓ警秘。
也许是Ｓ警秘受惟恐落后、积极革命、争取“进步”的心态驱使，与宋庆龄毫无感情的Ｓ警秘始终是后院起火的幕后策划与指使者。
在Ｓ警秘明暗交替的胁迫下，宋庆龄只好睁一眼、闭一眼，忍受Ｓ警秘带着几个受他蛊惑的工作人员在家中捕风捉影。
家中的“濠梁乐趣”、“观花室”、“听鹂轩”等匾额、楹联被视作“封建色彩的东西”取了下来，砸碎后送到了厨房间；宋庆龄挂在居室里的几幅西洋人体油画，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残余”，扔进了火堆中，换上了毛主席语录；就连铺在楼梯上与楼上居室里的全毛地毯，要不是宋庆龄及时加以阻止的话，也差点被Ｓ警秘等人掀起来卷走。这时，宋庆龄最喜欢的小动物—鸽子，也受到了严重威胁，“如果宋庆龄自己不处理”，Ｓ警秘就准备动手宰杀了。
这段时间里，家里再也听不到宋庆龄弹奏钢琴的音乐声，看不到她在花园里闲庭信步的身影，放在她卧室唱片盒里的那摞她最喜欢的《可怜的蝴蝶》、《晚安》、《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与《风流寡妇圆舞曲》等一批唱片，也都被她自己塞到了床底下。她的卧室里与床头上，出现了大红塑料封面包装的《毛泽东选集》与《毛主席语录》。
更使宋庆龄伤心失望的，是那几位曾对她俯首帖耳、百依百顺的工作人员的翻脸“叛变”。
当时，在宋庆龄身边有两个女秘书，一是英文秘书黎沛华，一是中文秘书刘一庸。黎沛华是宋庆龄从上海带出来的，已跟了宋庆龄好几年；刘一庸是中国福利基金会派来的，也已跟随宋庆龄好几年。宋庆龄视她们为亲姐妹，平时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就是一天三餐，宋庆龄都请她们一起在楼上用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Ｓ警秘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她们俩。他借口她俩“家庭出身有问题”、有“阶级异己分子嫌疑”，先是阻止了她俩与宋庆龄的密切接近，后是以组织学习批判为名，在内部会议上点名批判了她们俩，要她俩“老实交代历史问题”。最后，他才开口见喉咙，吐出了他蓄谋已久的目的，命令她俩必须与宋庆龄划清界线，展开坚决的阶级斗争。
面对这种软硬兼施的政治高压态势，刘一庸害怕了，退却了，动摇了，当有一天宋庆龄要她为她执笔写一篇文章时，这位主要处理中文信件的秘书拒绝了宋庆龄的要求。
这事，可从原中国福利会秘书李云在2002年第3期《炎黄春秋》上那篇题为《跟随宋庆龄三十年》一文中得到证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宋主席对此很不理解。1966年9月或10月间接到她的来信，她告诉我：本来我要刘某某（中福会派给她的一位秘书，主要处理中文信件，英文信件由宋庆龄自己处理）写信，不料她拒绝，我不得不自己写信了。没多久，宋庆龄的原来的秘书黎沛华打电话给我（当时我的电话尚未被拆除）说：夫人（指宋庆龄）非常挂念你，要我转告你，你快快检查工作，只要检查工作中的错误或缺点，就没事了……”
可是，宋庆龄的想法太天真了，当时的李云正在承受着造反派的冲击，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境地中，怎能随心所欲地来去呢？所以，眼见黎沛华与刘一庸相继被迫离开了宋庆龄，而李云又失去自由，在百般无奈中，宋庆龄只好亲笔写信给远在杭州的张钰，召唤张钰尽快回到她身边，继续担任她的秘书。
张钰，1914年出生于杭州，是张宗祥的长女。早在1949年7月，她就接替郑安娜（作家冯亦代的夫人），来到宋庆龄身边担任秘书工作，参加了宋庆龄在上海创办和领导的福利会的工作。1964年，张宗祥因病把女儿唤回到自己身边。于是，宋庆龄另请了黎沛华并接受了中福会派来的刘一庸，接替张钰的工作。
在宋庆龄的紧急召唤下，1967年5月，张钰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宋庆龄的身边。宋庆龄见到张钰的第一句话就是：“1964年，如果不是你父亲提出调你，我是不会让你去浙江的。”
这位忠诚能干、精通中英文的一代才女张钰一来到，就发现了家中发生的混乱局面：当时，正是那位Ｓ警秘在发难，要求宋庆龄跟大家一起吃大伙房的饭菜之时。这么多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七十多岁的宋庆龄一直单独吃小灶，已经习惯了。所以，面对Ｓ警秘的无理要求，她没有理睬。但是，Ｓ警秘的带头发难，影响了部分工作人员。有一天，厨师给宋庆龄做了一条鱼。宋庆龄觉得太大，吃不掉会造成浪费，所以按照原来的习惯，在未动筷之前，把其中的一半令钟兴宝送给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吃。岂料，当钟兴宝兴冲冲地遵命把那半条美味鱼端着走下楼，送到那位工作人员面前时，那位工作人员竟勃然变色，居然拂袖而去，并大声嚷道：“我才不吃她那资产阶级的东西呢！”这嚷嚷声，刚好被楼上的宋庆龄听见了，气得她脸色都变了，中饭也没好好吃。一下午，她躺在沙发上，久久没吱声。兴宝问她身上哪里不舒服，宋庆龄说她的胃痛了半天了。
最使宋庆龄生气的是，在Ｓ警秘的一再胁迫下，她不得不违心地点头同意了他宰杀鸽子的要求。
张钰刚回到宋家的第二天上午，当她偶然经过楼下的鸽棚时，忽然发现几个工作人员正兴高采烈地在捕捉与宰杀鸽子，鲜血与羽毛飞洒了一地。张钰见状大惊，急上前阻止，责问道：“谁让你们这样做的？”那几个工作人员竟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是宋庆龄同意他们这样做的。张钰不相信，急忙上楼向宋庆龄证实。宋庆龄神情黯然地点点头，一声长叹，Ｓ警秘要她宰杀鸽子，还说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需要批判。无奈，她只好一赌气，同意了Ｓ警秘的要求。
“唉，连这可爱的小动物也遭难了，真是在劫难逃呀！”说到这里，宋庆龄的眼圈红了。
“不行，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张钰一听就急了，她知道鸽子是宋庆龄最喜欢的小动物，几十年来，她几乎每天都要前往鸽子棚看望它们，亲自喂它们食，和它们一起说着只有它们才听得懂的悄悄话。所以，一向温文尔雅的张钰，这回却因忠诚与公正而变得执拗倔犟了起来，她一边劝阻着宋庆龄，一边急忙奔下楼，不惜向那几个工作人员“假传圣旨”，制止了那几个工作人员的胡作非为。
就在宋庆龄与李燕娥、钟兴宝这三人势单力薄、难敌四手的时候，张钰侠肝义胆、大义凛然地横空出世，当场震怒了Ｓ警秘。他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寻思着良策，彻底摧垮宋庆龄的阵营。
就在这危急的时刻，张钰再次挺身而出，果断地与李燕娥进行了密谋，为制止那个Ｓ警秘的胡作非为，保护宋庆龄的人身安全与家中的安宁，她们决定事不宜迟，采取非常措施。
那么，宋庆龄要采取的是什么非常措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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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相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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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把对隋学芳的爱护之情，都转移到了他两个女儿的身上了。她之所以不愿意接见隋学芳，是实在不忍看一个才四十出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就此成了一个长年瘫痪在床的残疾人
Ｓ警秘在北京家中的所作所为，终于使宋庆龄忍无可忍了，但在她作出对Ｓ警秘采取非常措施的决定之前，还是亲自修书一封，把近来发生在家中的一系列令人不快的、有涉全家人安全的事情，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为确保此信送到西花厅，她特派勇敢的李燕娥巧妙地冲破了大门口红卫兵的封锁，只身携信来到了西花厅。
面对宋庆龄的危险境地，周恩来当即作出了两条决定：一是指示对宋庆龄后海住宅加强警卫，除了由部队担任执勤任务以外，还要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当地派出所三方密切配合，确保宋庆龄免受外来的冲击；二是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决定先礼后兵，先找S警秘好好地谈一次，为他洗洗脑子，使之明白是非好坏，从而使Ｓ警秘主动醒悟过来。
但是，那个非常时期的特别国事，忙得周恩来马不停蹄、没日没夜，以致他一天至多只能睡上几个小时，他实在没精力来亲自处理宋庆龄的这件棘手事，于是，他把此事交给邓颖超全权处理，请她代表他们俩，与那Ｓ警秘好好谈一谈，务必请他悬崖勒马：“小超，你顺便打个电话给宋副委员长，是否请她考虑一下，干脆搬离后海北河沿，搬到中南海里来住。这里毕竟比那里安全得多，也便于管理。此外，你提醒宋副委员长一下，请她千万不要随便离开北京去上海……”
邓颖超对周恩来的指示心领神会，她清楚，现在的上海已完全控制在江青集团的手中，一旦宋庆龄回到上海，肯定会受到更大的安全威胁，到时候只怕党中央也鞭长莫及、爱莫能助了。前不久从上海传来消息，宋庆龄在上海的几位亲戚已面临着江青集团的严重威胁：倪吉士、倪吉贞是宋庆龄嫡亲的表弟和表妹，而且关系密切，感情很好。她为了保护她们，曾写过很多信给他们，有时一天写两封，主要是关照他们要注意的问题。他们之间的通信主要用英文，但有时宋庆龄故意用中文写信给他们，目的是为了让红卫兵看到这是宋庆龄写来的信。但对时任国家副委员长宋庆龄的信，红卫兵也不买账，在对倪吉士兄妹俩抄家时也一并抄走了。依宋庆龄的脾气性格，她对上海江青集团的爪牙是不屑一顾的，但为了保护表弟妹的安全，她被迫向他们打招呼：我在上海有两个表弟妹，希望关照一下。
岂料，宋庆龄不招呼也罢，一打招呼，反而提醒了江青集团在上海的爪牙们，第二天，他们就抄了他们的家。显然，江青集团及其在上海的爪牙的矛头是指向宋庆龄的。对此心明如镜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次向宋庆龄发出警示。
当天（1967年5月4日），邓颖超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后海北河沿46号连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是打给宋庆龄的，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周恩来对宋庆龄的关怀与提醒；第二个电话是直接打到警卫秘书办公室的，她用简短的一句话，就把Ｓ警秘召去了西花厅。
因为邓颖超亲自接见谈话，所以，当时Ｓ警秘的心中除了震惊外，还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他静静地聆听着邓颖超的教诲与开导，不时点着头。邓颖超首先声明了她这次是代表周总理与对方谈话的，接着肯定了Ｓ警秘忠于毛主席、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然后，邓颖超话锋一转，直言不讳地指出了Ｓ警秘这样做是错误的，有把运动扩大化与敌我不分、是非不明的嫌疑。最后，她要求Ｓ警秘立即停止一切非职责权限内的做法，痛改前非，切实履行起他应该履行的职责与义务，绝对保护好宋庆龄的日常安全，确保宋庆龄能顺利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尽快恢复宋庆龄家中的安详与宁静。同时，她还要求Ｓ警秘不但要做好周边工作人员的解释工作，团结大多数同志，恪尽职守，做好本职工作，还要及时制止其他人的一切不利于宋庆龄工作与生活的言行举止，对党中央负责，对毛主席负责，也对他Ｓ警秘自己负责。
“宋副委员长是‘文革’开始时我党第一个要保护的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与民主人士，她曾经为我党和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做好她的一切安全保卫工作。这也是周恩来与毛主席的愿望。我相信你Ｓ警秘会立即停止这种错误的做法，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最后，邓颖超语重心长地结束了与Ｓ警秘的一席深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