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特殊使命 （1） 第二章赋号“大炮” （19） 第三章“亡命之徒” （38） 第四章讲稿风波 （70） 第五章异域历险 （93） 第六章萌生去意 （126） 第七章忍痛离别 （144） 第八章后院起火 （171） 第九章刚柔相济 （186） 第十章迂回斡旋 （237） 第十一章生死诀别 （264）.7
面对邓颖超苦口婆心的开导与劝阻，Ｓ警秘当时唯唯诺诺，一口答应了下来，而且果真能在回到后海的一段时间里，做到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但是，谁又能料到在后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竟会把邓颖超的诚恳谈话与周恩来总理向他发出的警告都抛在脑后了呢？
一年不到，Ｓ警秘不但故态复萌，反而还变本加厉，闹得更凶了。
有关宋庆龄家中后院起火的消息，传到了所有关心她的人的耳朵里。1967年5月3日，宋庆龄在得知罗叔章大姐不慎跌了一跤后，特意派钟兴宝代表她前去探望。在探望中，病床上的罗叔章从兴宝嘴中得知了宋庆龄的近况后，十分担忧，当场托钟兴宝带了一些她抄录的大字报与一封亲笔信，让钟兴宝带回后海，交给宋庆龄。这时，聪明的罗叔章已看出后海宋家所发生的一系列后院起火的奥秘所在，她请宋庆龄从这些大字报与江青近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发现与寻找隐藏在Ｓ警秘身后的阴谋。
罗叔章的危难之处见真情，使宋庆龄很感激。因为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庆龄遇到罗叔章，曾要求她，“你要是拿到什么红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收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展。”同时，她又对这场刚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持有怀疑，并坦诚地对罗叔章说，“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有问题，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
第三天，宋庆龄在脚痛略有好转的情况下，就提笔给罗叔章亲笔回了一信：
“罗大姐：
你好！
谢谢你给我看的大字报。特别有兴趣的是江青同志一篇讲话。我应当向她学习。
前天听说你跌了一跤，我十分挂念。自己因脚痛不能去看你，就派钟同志来代我向你问候。我不知道她怎么样和你讲到家事，使你不能正确了解这里复杂的情况。并且从信上看起来，你一定误会些真情。就是×××那人不好，挑拨是非，鼓动服务员起来造反，不肯好好工作等！等你来这里时，我讲详情吧。暂时请不要再去为我麻烦邓大姐了，因为昨天她已叫ＸＸＸ（即Ｓ警秘，笔者注）去谈过话的。这次她费了许多精神来帮我解决一些麻烦事，我真对她不住，因她自己要管许多事，并身体不太好。
祝你身体好！
致
革命的敬礼！
林泰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
在宋庆龄回信罗叔章后至多半年的时间里，Ｓ警秘确实收敛了些许自己出轨的行为，没在家中闹事造反，只是仍机械地组织着家中的工作人员学习政治，学习毛泽东思想。但时间一长，尤其是当他得知宋庆龄当年一手创办的设在上海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中，有人明目张胆地悬挂出了“打倒宋庆龄”的标语、并把“宋庆龄”三字倒挂起来的消息后，他竟完全彻底地把邓颖超当时的忠告和周总理的警告抛到了脑后，居然再次指示那几个臂缠红袖章的工作人员掀掉楼梯上的地毯，“取消宋庆龄的一切资产阶级的特权”，迫使她与全体工作人员与警卫人员一样，在楼下排队买饭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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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相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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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居然令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排队就餐！
在Ｓ警秘的胁迫下，这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宋庆龄已够迁就他了，为了息事宁人，她不顾张钰的劝阻，已把自己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等都一律视为“四旧”的生活物品，交给Ｓ警秘，送进厨房中的火炉里了，但没想到这个Ｓ警秘还不满意，居然还要翻脸，继续没完没了地胁迫她、折磨她，闹得家中鸡犬不宁。
宋庆龄1980年3月19日写给廖梦醒的信中有两句话可为佐证：
“很抱歉，我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毁掉了所有的东西，我把它们都送进火炉了！”
一向喜爱清静安宁的宋庆龄，并且已经在家中摔了几跤并把骨头都摔断了的垂垂老矣的宋庆龄，怎么能眼看着Ｓ警秘撤去给了她人身安全保障的地毯呢？他这样做，与直接公开谋杀宋庆龄又有何异？
在工作人员掀地毯的时候，张钰动了怒，一向温文尔雅的她，平生第一次愤怒地冲Ｓ警秘发了火，这才暂时制止了这种荒唐的行为。遗憾的是，此时的Ｓ警秘已被那股“誓死保卫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激情”怂恿得不能控制自己了，恼羞成怒之下，他竟纠集着那几个工作人员，酝酿着在家中正式点火造反，张贴宋庆龄的大字报，“揭发批判”宋庆龄是“美蒋特务”的“反动本质”了。
对Ｓ警秘已是仁至义尽的宋庆龄，不得不再次把家中出现的危机密报给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总理决定实施一年前暂时搁下的第二方案：对Ｓ警秘采取非常的措施！
1968年4月，初夏的北京，已闷热逼人，宋庆龄北京家中的气氛似乎凝固了。由于部分工作人员的罢工，宋庆龄已不得不把二楼卧室隔壁的那间储藏室，改为临时小厨房，她与钟兴宝和张钰三人的一天三餐都在这里自理。
她没有了生活的乐趣，没有了行动的自由，白天，她只能整天与那三份她自费订阅的《解放日报》、《文汇报》与《参考消息》为伍，只好整天翻阅那几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与《毛泽东选集》；入夜，她只能与钟兴宝和张钰三人一起呆在卧室里看看电视、说说闲话。偌大的家中，冷冷清清、凄凄凉凉，只有她们三个人面面相觑。
她对Ｓ警秘的讨厌已到了忍无可忍、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次，宋庆龄含蓄地把那句成语“无法无天”交给张钰，请她帮助翻译成英文。1976年9月底，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宋庆龄敏感地觉察到江青集团的日子不会太久了，就特意亲笔画了一幅“报晓的雄鸡”送给张钰为礼物。事实上确也如此，在那段动乱不安的日子里，张钰始终是她最亲密的战友与高级参谋长。
自从周恩来亲自出面阻止了红卫兵冲击后海宋宅后，心存不甘的红卫兵把明枪换成了暗箭，继续向宋宅进行变相的冲击。他们在后海那堵长达20多米的围墙上，大刷特刷革命造反的标语，含沙射影地直指宋庆龄。然而，这里是外国友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它代表着国家的形象，面对红卫兵无休无止的无理取闹，宋庆龄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就是这个善解人意且聪明过人的张钰，在觉察到了宋庆龄心中的苦闷与烦恼后，略一思索，便有了一条妙计，她亲自用电话通知了北京与上海两地的警卫班，令他们先发制人，先派人把两地的宋宅围墙粉刷一新，然后抓紧时间抢在红卫兵与造反派的前面，刷写上鲜红美观的革命口号。于是，一夜间，在张钰的指挥下，北京与上海的宋宅围墙上，出现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与“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等标语。此计甚妙，有了这两幅“挡箭牌”，红卫兵与造反派们果然再也不敢胡作非为、在北京与上海两地的宋宅围墙上乱涂乱写了。
且说这天下午，Ｓ警秘结束全体工作人员的政治学习，一个人哼着语录歌走向自己的办公室。刚穿过花园拐进走廊，忽然，一位警卫战士走上前向他敬了个礼，说是有要事要向他汇报。Ｓ警秘信以为真，连忙领着那警卫战士走进他的办公室。岂料，他刚踏进办公室，就从两边跃出两个人，不等Ｓ警秘反应过来，那两人已一左一右紧紧地挽住了他的两条胳膊，同时，迅速地拔掉了他腰间的小手枪。
“你们想干什么？”当Ｓ警秘看清身边两个人竟是门口的警卫战士后，不由惊慌失措地吼了起来。
“对不起，我们只是奉上级命令，在对你采取非常措施的同时，向你宣布以下两件事。”
“什么事？”
“一是从现在起，你在这里的警卫秘书的职务被解除了；二是请你立即离开这里，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报到。”警卫战士不慌不忙地答道。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Ｓ警秘的脸色苍白如纸，愤怒与惊恐使他情不自禁地轻轻颤抖了起来。
“你去了那里就知道了。”
事到如今，Ｓ警秘这才感到大事不妙：看来自己在这里的日子已到头了，那两个战士是有的放矢而来的。无奈之下，他只好乖乖地低下了头，灰溜溜地骑上自行车，有气无力地离开了后海北河沿46号。这时候，他好像感到身后的人们都在注视着他，以致他感到了从脊背到脸上都热烘烘地烧起来了。
Ｓ警秘被驱逐出后海北河沿46号后，宋庆龄又趁热打铁，撤换了那几个紧跟Ｓ警秘造反的工作人员，并公布了一系列她与张钰早就重新制定的内部管理规定与纪律，并把这事通知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军代表。
北京的家中，在历经两年多的混乱后，总算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安逸。
这段秘闻，在李云那篇《随宋庆龄走过三十年》一文中有所披露：
“幸亏警卫局知道后，很快解除了那个警卫员的工作。据说警卫局考虑到这个警卫员随身带枪，如铤而走险，危险性很大。为不出意外，他们通知警卫员去汇报工作，一到办公室，左右两旁出来两人，将他手臂抓住，把他随身带的手枪摘下来，同时宣布撤销他的警卫员职务，另派一名接替他的工作。宋家里的公务员也陆续换去，这样家中就平安了。”
Ｓ警秘被驱逐出后海北河沿46号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立即派了一位年轻力壮、身材魁梧的汉子，他就是宋庆龄身边的最后一任警卫秘书、时年四十一岁的杜述周。
杜述周，中共党员，1927年3月出生，山西晋城市城区人，他1946年参加工作，曾任晋城县三区副区长，是一个工作踏实、思想先进、作风正派的人。他自1968年4月来到宋庆龄身边工作后，长达十三年。1989年，他从北京宋庆龄故居离休。
这时，那个使宋庆龄每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油然想到的“大炮”靳山旺，在政治前途上和家庭生活中都取得了进步：1968年夏天，他奉命调任中央办公厅政治部党委书记，与此同时，膝下已有了两个可爱的小宝宝—一儿一女：大的叫靳利平，小的叫靳茹萍。
说起这个出生于1960年的大儿子利平，当时他还只有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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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相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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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他从家对面那个半瞎老爷爷那里讨来了一对小鸽子，欢喜得整天捧在手里不肯放，连晚上睡觉也搂在被窝里。然而，他心爱的鸽子被爸爸看见了，没想到靳山旺看到鸽子就一下子想到了宋庆龄，想到了前年差点让那个Ｓ警秘赶尽杀绝的鸽子。于是，他不顾那对小鸽子已是儿子的最爱，好说歹说、软哄硬骗地居然从儿子手中要过了那对小鸽子，然后第二天就亲自赶到后海北河沿，把这对鸽子送给了宋庆龄。
靳山旺始终关注着宋庆龄的情况，想念着这位可当他母亲的老太太。为了报答宋庆龄一向对他的关心与爱护，这天，靳山旺又把一张两个孩子的近照寄给了宋庆龄。
照片寄去不久，宋庆龄的回信就到了：
“山旺同志：
你好！
首先请你愿（原）谅我不能早些谢谢你送给我两个可爱、聪明、活泼的孩子的照片。我收到了极高兴！大的像你，小的像妈妈？我一定好好保存起来，时常用放大镜看，更加像你！
今年我身体不太好，已快有四个月没下楼！时常关节痛，发荨麻疹。近来发高烧，血压高。兴宝有胃肠病，不能工作。
现在找一个洗衣服的女同志，可以省许多麻烦了。
这里的服务员同志，特别是小张（指张友）忙得很，差不多天天要去参加管理局的会、游行等。这里的警卫同志也调换了。老钟（指钟松年）已退休，他的大儿子下放到青海去了。
老刘（指司机刘凤山）有病，快要住医院去动手术。
今天就写到这里。
祝你和你的全家身体健康！
林泰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从宋庆龄的信中不难看出，当时，她确实已成功地把家中那个警卫人员撤换掉了。
这也正是靳山旺想知道与核实的，这样，他也就更加放心了。
1969年4月中旬，靳山旺被抽到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会务组工作。
在整理材料时，他惊异地发现大会主席团乃至所有代表的名单中，都没有宋庆龄的名字。
靳山旺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里却为老太太着想，但他更担心的是老太太因此而生气不高兴。
5月25日傍晚，靳山旺利用工作的便利，把一大包装有“九大”的政治报告、党章、相关文件及十几枚发给会议代表的毛主席像章带出了会务组，同时还写了一封汇报自己近阶段工作情况的信，一并交给了他最信得过的张友，托他捎给宋庆龄。
也被靳山旺猜了个正着，宋庆龄正为自己受到江青之流的排挤、没有列席“九大”的资格而暗暗生气，为不能及时了解大会精神而着急呢，现在蓦地见这一堆珍贵的会议材料从天而降，不由高兴得笑逐颜开，心里充满了对靳山旺的感激之情：还是这门大炮对我最忠诚，对我最了解。
她连夜仔细阅读了这批材料。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她就伏在案头，给靳山旺写了一封短信：
大炮同志：
昨晚你托张友捎来的政治报告、党章和学习文件、像章等收到了。十分谢谢你！
见信你为“九大”的准备工作忙了一个星期，一定很辛苦了。
送给我的小鸽子已经当了妈妈，过些日子，等我关节痛好些，请你带孩子来看那只鸽子，并且现在的园子有些桃花，树木都有叶子，好看些了。
祝你和一家都身体健康！
林泰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见宋庆龄为能及时看到这些文件而高兴，靳山旺心里也乐开了花，之后，他又接连几次把“九大”的文件悄悄地弄出来，然后自己忙里偷闲地匆匆送到后海宋庆龄手中。
这时候，自隋学芳瘫痪后，从小就放在宋庆龄身边由她抚养的隋永清、隋永洁两个小女孩，已悄悄长大了。1970年，回上海家中住了一段又回到宋庆龄身边的隋永清，硬是让宋庆龄吓了一跳：半年没见，刚年满十四岁的隋永清已长得比宋庆龄还要高了，尤其是她的两条腿特别长，脚长得特别快，已能穿男人尺码的鞋子了。那天，隋永清下身穿的是她母亲的裤子，鞋子刚够脚，但裤子却因为太短而不能穿了，只好穿一条她爸爸的旧裤子。这一切让宋庆龄看着好心酸，并由此知道了隋学芳现在家中的经济状况实在太糟糕了。
就从那天起，宋庆龄拿定了主意，由她从每月的工资中再扣出一部分，正式开始抚养两个孩子，并直到她们完成学业、踏上工作岗位。
这时，瘫痪在床的刚满四十岁的隋学芳，已凭着他年轻的生命活力，顽强地从床上站起来了，并能拄着拐杖蹒跚走路了。他同样时常在心中思念着宋庆龄，思念着曾贡献出了自己全部青春的工作岗位，在听说宋庆龄回上海家中时，他曾有几次拄着拐杖，艰难地前往淮海中路1843号，想与宋庆龄见上一面，和宋庆龄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可是，不知为什么，他明知宋庆龄在楼上，但就是不肯接见他，使他心中好伤感。
这个谜底，当时，廖梦醒与沈粹缜等几位宋庆龄的挚友最清楚。因为宋庆龄在1970年1月25日写给廖梦醒的信中，明白无误地袒露了她不肯接见隋学芳的心事：
“我从没见到过隋学芳，虽然他来过几次，因为我不能忍受目睹一个年轻人成了离不开双拐的残疾者。但我见到了他的孩子们，她们长得好快。永清已经比我高了，穿着男人尺码的鞋子。她的脚真见长，吓了我一跳！她说，她穿的是她的母亲的鞋，但她母亲的裤子她不能穿了，太短，要不她也会穿上的！”
外人还以为宋庆龄不肯接见隋学芳，是因为她讨厌隋学芳，实际上，她把对隋学芳的关怀，都转移到了他两个女儿的身上了。她之所以不愿意接见隋学芳，实在是不忍看一个才四十出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就此成了一个残疾人。
从此，隋家两姐妹就成了宋庆龄家中特殊的常客，到后来，她们干脆定居在宋庆龄的身边、接受老太太的抚养了。也是真的有缘，宋庆龄对隋家两姐妹也非常喜欢，这不仅仅是隋永清从小就长得与她相像的缘故，还有永清能歌善舞、美丽可爱，而永洁聪明好学、乖巧懂事的缘故。
有关隋家两姐妹长期住在宋庆龄身边的故事，凡和宋庆龄过从甚密的好朋友，都能从平时与宋庆龄的接触与交往中略见一斑，甚至还能从宋庆龄给他们的信中得知一二。可见，宋庆龄对隋家两姐妹的喜爱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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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相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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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一个才四岁、一个才两岁的隋家两姐妹，就已经依偎在宋庆龄身边，给老太太单调孤寂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有时，家里来了客人，宋庆龄就请永清为客人唱歌、跳舞、弹钢琴。好几次，周恩来来后海做客时，还高兴地用左右手牵着两姐妹的小手，带她们去花园散步，希望她们长大后成为有用之才。周恩来的随行摄影师用手中的相机，留下了这永恒的瞬间。
宋庆龄在1960年4月26日写给李丽莲、张淑义两位的信中也写道：“另附上隋学芳同志的小女隋永洁（五个月时拍的）照片一张。我认为这张照片很好，谁看了都会喜欢的。因此，我建议这张照片是否能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时，作为《中国妇女》的封面或插图刊登。请你们和《中国妇女》杂志社商量一下。”字里行间，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了宋庆龄对这两个小女孩的喜爱之情。
十年动乱开始了，隋家两姐妹不能正常上学读书了，隋永洁甚至连上中学的机会也没有。宋庆龄就在家中，利用她娴熟的英文，亲自教授永洁学习英语，学习最基础的文化课。两个孩子偶感风寒，宋庆龄还冒着被人认出来围观的风险，亲自带着她们到国际和平妇幼医院去看病、取药。
靳山旺从江西归来看望宋庆龄时，形势已有所好转，永清与永洁已恢复了正常上学读书的生活，而且宋庆龄已根据她们的特长，安排她们学习将来可以立足谋生的专业技术。宋庆龄1974年8月26日给王安娜的信中，就已提到了这事：
“……站在我后面的两个女孩叫永清和永洁，正在学医和芭蕾舞。两个姑娘很有趣，父母在上海。我喜欢与她们在一起度周末。”
在宋庆龄1975年3月30日致沈粹缜的信中也写道：
“……永清及永洁每星期来，住在我处。前晚和永清去看《万水千山》话剧，永清在那剧中表演。”
如果说宋庆龄对隋家姐妹的爱是从隋学芳的不幸上转移而来的话，那么，她对靳山旺这门“大炮”的感情，却是直接而又特别亲切的，这可以从靳山旺1973年无辜受牵连被“打倒在地”、“发配江西”时得到证明。
1973年春天，正值事业巅峰的靳山旺突然遭到闷头一棍，使他一下子从一个中央办公厅政治部党委书记跌落为被监督劳动的对象，这场泼天大祸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场莫名降临到靳山旺头上的飞来横祸，要从1970年的庐山会议说起。
中国共产党的九届二中会议是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召开的，原在开幕式上没有安排林彪讲话，但林彪突然抢先发言，为设国家主席大造声势。陈伯达打印和分发马克思、列宁论天才的语录。林彪、陈伯达在会议上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汪东兴在华北组有个发言，也同意陈伯达设国家主席的报告；而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的少将王良恩，也在东北组作了个同意设国家主席的讲话。
这份著名的六号简报很快让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立即把汪东兴叫过去，神情严肃地劈头就问：“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看到了。”当时，汪东兴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毛泽东接着说道：“他们讲六号简报影响很大。”并严厉批评了汪东兴，责令他在大会上作检讨。汪东兴为此向党中央作了检讨，毛泽东还把那份六号简报定性为“反革命的六号简报”。
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的政治斗争，在中央办公厅内部引起了震动，特别是在“九·一三”林彪出逃坠机事件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王良恩的自杀，是发生在中央办公厅内部的一件大事，也是“文革”中一件不寻常的事。
1973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时，责令王良恩就庐山会议上同意设立国家主席的发言与六号简报作检查。因为王良恩在庐山会议期间主持着会议记录和简报的编辑工作。
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党委书记的靳山旺，也参加了此会。会议一共开了五天，有人揭发王良恩反对江青、康生。汪东兴就此作了检讨，但他始终说这个六号简报登了他的发言，却没有在印发前经他本人看过，而且把一些不是他说的话拉在他的头上。于是，一手遮天的江青大笔一挥，在批判王良恩的简报上作出了“他危害党中央，危害毛主席，在中央办公厅落井下石，陷害汪东兴，企图篡夺党的机要大权”的批示。江青的批示使王良恩不再属于“受蒙蔽上当”的角色，而是“荣升”为“林彪的死党”。
在江青作出批示的第二天，王良恩便在住宅里的卫生间上吊自杀了，可怜他才年仅五十四岁！
在批判和揭发王良恩的时候，由于靳山旺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所以，他始终没有发言。于是，专案组一伙人就认为靳山旺是为王良恩出谋划策、篡党夺权大做舆论准备的狗头军师，对王良恩设国家主席的建议“百依百顺”，对靳山旺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揭发批判”。就这样，靳山旺无辜受牵连，被打发到江西去劳动改造了。当时，靳山旺痔疮严重发作，连大肠都露出来了。他向办案人员提出要求，能否推迟发配江西的行程，容他治愈后再走，可恨的那一伙人冷酷无情，根本不予理睬。
1973年那个寒气逼人的春季里，靳山旺忍痛挥别了妻子儿女，离开了北京魏家胡同15号，单身一人去了江西。
1973年到1978年，靳山旺在江西省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了整六年！典型的“打倒”与“落难”了。
然而，就在靳山旺处于风雨飘摇的关键时刻，宋庆龄根本不怕受牵连，一如既往地写信给他呢！
“大炮”同志：
谢谢你的信，昨天才收到的。因会（为）我去年11月回上海来试打血管针，在1971年我发高烧，一个女大夫就给我服了24粒的过敏性药片，使我两年痒得不能好好工作，每天要擦油膏，吃药都不能彻底治好这病，虽然看了许多医生。我吃尽了痒痒的痛苦！后来我决定回上海打血管针，让体内的余毒都排出。这种针每天要打2小时半，现在刚打了一个疗程。皮肤虽然有些好转，但须（需）要休息。针都打在两只手背上，所以筋都肿了，不能多写字。
请愿（原）谅。
希望你一家都健康，新年快乐！
等我好些再给你信。
林泰
1973年1月1日
是的，还有谁比宋庆龄更了解靳山旺的呢？出身贫农、对革命赤胆忠心、对毛泽东与共产党无限忠诚的靳山旺，是决不会做出什么反党的大逆不道的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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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相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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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绝对相信这门正直无邪的“大炮”，她只为靳山旺发配江西后，他的一家老小怎么办而发愁。当时，靳山旺的两个孩子还都齐桌沿高呢，他的第三个小儿子靳卫平还在襁褓之中呢！
宋庆龄为靳山旺一家的处境深深担忧着。
好在靳山旺的儿子靳利平已是十五岁的少年了，他已初识文墨，能应宋庆龄的要求，不时把北京家中的情况写信告诉宋奶奶了。
宋庆龄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帮助着靳山旺一家，她不但亲自写信给靳利平，鼓励与安慰他们母子，有时还硬从自己有限的工资中扣出几十元寄去，给予靳山旺经济上的援助。
有时，宋庆龄公务缠身或身体欠佳，来不及回信靳利平，就委托张钰代表她回信：
小靳同志：
你二月六日写的信和附来你弟弟的照片都已收到。
首长近来气管炎发作，健康没有复原，让我们给你写回信。等复原后再自己写信。她知道你爸爸和妈妈的健康情况，表示关心并希望他们早日恢复。
祝你一家春节快乐！
一九七五年二月七日
信尾盖着一枚鲜红的公章，上面是“宋庆龄副委员长住宅秘书室”的字样。
这时，靳山旺正在江西省进贤县中央办公厅的“五七”干校埋头劳动着，接受着这种特殊的肉体惩罚，接受着命运对他的人生所进行的又一次灵魂的洗礼。进贤县离南昌40公里，气温比南昌还高，中午时分，水稻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烫脚板，温度计放在阳光底下，马上就升到了极限，人们开玩笑说，把玉米饼子贴到墙上都能烤熟了。进贤县的天气还特别怪，一过中午，风就好像被老天爷收起来似的，连轻柔的柳条都纹丝不动。人在无风的闷热中就像在蒸笼中一样，
靳山旺在江西农村“劳动改造”时的留影即使是躺在床上不动，汗水仍然浸湿了竹凉席，浸湿了床板，滴淌到地下。哪怕你再困再乏也会把你一次次热醒。在烈日下干活，汗水更是不断地从全身每一个毛孔里往外涌，水刚喝下去，马上就从汗毛孔里淌了出来，湿透了衣裳，贴在身上非常不舒服。所以，干活时大家都不穿上衣，而是将白色的布尿素袋拆开，像披风似的披在肩上，并戏称为“五七战袍”。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靳山旺在“五七”干校劳动了整五年。靳山旺百思不解、痛苦彷徨，他实在不理解自己何以一下子变成了革命冲击的对象，他始终不明白自己错在了哪里。但他从来没有提出抗诉，为自己叫过一声冤、喊过一声苦，因为此时此刻的他已从心里看清了江青一伙的真实嘴脸，明白了他们要借“文化大革命”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尤其一想起含冤九泉的王良恩等一大批领导与战友，他的心绪更平静了，他相信总有一天会云开日出，让历史与事实洗刷掉蒙在自己身上的不白之冤。
后来的事实证实了靳山旺当时的分析与判断：尽管王良恩在1973年被江青集团定性为“反党分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很快就为他平反昭雪了；靳山旺也终于在1981年获得平反，回到家乡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
在进贤县劳动改造的时候，当时干校有规定：凡是劳动改造，两年才能回家探一次亲。所以，靳山旺在1975年，才获准回北京探亲。这一天，被阳光晒得黝黑的靳山旺带着自己劳动的成果，终于踏上了回北京的路程，但是，心中装着宋庆龄的他在中途路过上海时，特意下了火车，专程前往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这两年中，他几乎每天都在思念着宋庆龄，怀念着当年他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那五年幸福的日子，并同时为自己当时少不更事冲撞宋庆龄的往事深深地愧疚着，为老太太的健康担忧着，被她的政治命运牵挂着。
身材魁梧高大的杜述周以前见过靳山旺，所以，二话没说就把他迎进了主楼，示意他可以上楼去见宋庆龄。
宋庆龄刚起床，端坐在卧室的沙发上。她穿着一身睡衣、趿着一双拖鞋，甚至银白的头发还有些凌乱。八十二岁的高龄与多种疾病的困扰纠缠，使她显得有些老态、身体臃肿，甚至连面部也有些浮肿了。
“宋副委员长。”望着行动举止已有些迟钝的宋庆龄，站在门口的靳山旺刚喊出这么一声，便喉头哽咽、视线模糊了。多年不见，老太太竟变成这样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哪！靳山旺一阵心酸，挎着大包小裹站在那里怔住了。
“大炮？呀，大炮，侬来啦！快进来呀。”宋庆龄缓缓地从沙发上转过脸，并用双手用力撑住沙发扶手，努力地往起站。靳山旺见状，连忙踩着地毯走进卧室，伸手按住了老太太。
“别别，您别站起来，快坐下。”
“哟，还带这么多行李？”
“这些是我亲手种的花生等江西土产，带来一些给您尝尝。这些是我的衣服用品。”
“这么说，侬还没回家？”
“没有。”靳山旺实话实说，“因为我想侬，就先来看侬了。”
“侬这个大炮呀，还是那个脾气。”宋庆龄显然感动了。
“在江西吃苦了吧？”宋庆龄眯着一双老花眼，笑吟吟地端详着对面的靳山旺，“看看，人都黑了、瘦了呢。”
宋庆龄的这句话，一下子说到了靳山旺的心坎上，触动了他的心事。顿时，他鼻腔一酸，两眼竟蓄满了泪水。他好像一个在外受到别人欺侮的孩子刚回到长辈的怀抱里似的，满腹的委屈与冤枉，使他有种想痛哭一场的感觉。但为不使老太太看了见笑，他强忍着偏过脸，不让泪花流下来。
“哟，老坚强的一个人，哪能现在变得这样娘娘腔了？”偏偏宋庆龄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以一种轻松的口气，像以往那样与她的爱将开起了玩笑。
这时，兴宝端着刚沏的一杯绿茶走了进来，老同事相见，自是一番亲热与寒暄，不在话下。
这天上午，靳山旺与宋庆龄说了好多好多的心里话，使他感到这是他自结识宋庆龄以来两人说得最多的一次话，就连后来留下来与宋庆龄共进午餐时，他们还絮絮叨叨地互相叙说着。在这次长谈中，宋庆龄也毫无保留地把这么多年来家中发生的一切乃至她的心里话，都事无巨细地告诉了靳山旺。在提及家中那段不堪回首的折腾时，她甚至叹着气，几次不无嗔怪地埋怨靳山旺说：“大炮，当时侬要不走留在这里就好了，我也不会受那些惊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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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相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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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依然是那么几个家常菜：雪里红烧鲫鱼、炖鸡蛋与一碗罗宋汤，但为欢迎靳山旺的到来，这天，宋庆龄还特意令钟兴宝开了一瓶葡萄酒，他们一老一少两个人，就这样促膝对酌了好半天，直到饭菜都凉了才离席。
这天，靳山旺在辞别时，宋庆龄还送了他两条当时中央内部特供的“熊猫”牌香烟，靳山旺至今还记忆犹新：一条是长包装的，一条是方盒子包装的。靳山旺还要与宋庆龄客气推让，反被老太太笑着嗔怪了几句：“勿要和我假客气了，这么多年，侬这根烟枪呀，早变成老枪了！”
在这次长谈中，靳山旺知道了不幸的隋学芳的近况，还知道了宋庆龄兼任着抚养他两个女儿的事。这不由使他深为老太太的善良与细致而感动，明白了宋庆龄把对隋学芳的欣赏与同情，都转移到永清与永洁身上去了。他知道当时宋庆龄一月虽有500多元的工资，但她还要承担着李燕娥、钟兴宝两位的工资，还要承担着永清姐妹俩在北京求学生活的一切费用，他不由为此而担心。所以，当时宋庆龄要给他30元贴补家用时，他说什么也不肯接受了。
但是，靳山旺没想到宋庆龄在事隔多年后，竟又把它寄给了靳山旺。
靳山旺同志：
接三月六日信，知最近情况，现送三十元备用。
1979年3月10日，宋庆龄致靳山旺的亲笔复信
由于接济一些人，帮助他们读书，经济上不允许我多事帮助。这是所抱歉的。
此祝
近好！
宋庆龄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日
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知不觉中隋永清已长成一个十七岁的大姑娘了，她那亭亭玉立的窈窕身材与漂亮端正的面庞，就像一朵含苞欲放的出水芙蓉一样美丽，这为她后来终于如愿以偿、直到今天还在《洗澡》等影视剧中担任重要角色奠定了基础。
在宋庆龄给隋家姐妹的好朋友致信中，她情不自禁地赞誉永清姐妹俩：
“永清和永洁目前正回来过周末。她们很高兴听到你的消息，还要我向你转达她们对你的礼物（美国的金色八音琴和笔）的谢意。永洁现在在外国语学院念英语，已三个月了。她希望很快就能自己用英文给你写信。她是一个很懂事、很用功的女孩子。永清仍在学舞蹈。她不幸摔了两次，双膝受到重伤，须动手术。但她不认输，仍然坚持把舞蹈作为她终身的职业。不过她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芭蕾舞演员了，她的双腿遭了那么大的罪！我很为她难过，希望她改学别的专业。”
“收到你的来信时，永清和永洁正在我房里，她们很兴奋，就像是收到了你给她们的信似的。她们问道，你为什么不回来度假，同她们一起在我们住宅前的大湖里游泳。”
（以上摘自宋庆龄分别于1977年7月3日、24日致拉维那的信。）
过了没几天，宋庆龄又在这年的8月10日致高醇芳（与宋庆龄有密切关系的重庆企业家高士愚的女儿迪安娜）的信中，也提到了永清和永洁两姐妹：
“去年，我和两个年轻的‘被保护人’（指隋永清与隋永洁—笔者注）住在北京饭店，那里挺舒适，偶然会感到有点摇晃，我能泰然处之……约兰达（隋永清的英文名字）二十岁，正在这里上芭蕾舞学校。詹尼特（隋永洁的英文名字）十八岁，进了外国语学院学英语。她们的父母都在上海。父亲已瘫痪十年了，所以我在照顾她们。你会发现她们很有趣。也许有一天你会回来，教她们绘画。她们会喜欢你的！”
不过，在隋永清与隋永洁这对姐妹中，妹妹隋永洁似乎更使宋庆龄感到满意与喜欢。这从她1978年4月7日致高醇芳的信中可以见到：
“上个月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有四千名代表出席。我参加了有的会议，甚至还参加了两次在晚间举行的讨论会。所以我觉得精疲力尽了。走廊很长，走起来很累，所以，年长的代表们都坐轮椅。但我坚决不坐，让一个年轻姑娘詹特尼（我的被保护人）用她有力的手臂搀着我。她很机灵，只要一见到有摄影记者在给我们拍照，她马上很快地抽回她的手臂，这样看起来我好像是自己在走，没有人搀扶！”
然而，鸟儿长大了，总有一天要自己飞翔的。1979年5月中旬，隋永洁要出国深造、前往美国的特尔尼蒂大学求学、离开宋庆龄了，这使年已八十八岁的宋庆龄感到了惆怅与依恋。这在她分别给廖梦醒与沈粹缜两位的信中都有明显流露：
“前些日子我工作非常忙，还要为永洁去纽约做准备。她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预科。她很幸运地得到了奖学金。她想打电话让一个朋友到旧金山去接她，但是在东京机场找不到能打长途的电话……现在她终于抵达纽约，和一个她在这里的同学一起上课。她是个有责任感的女孩。我想她回来后，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翻译，一个能令我自豪的人。”
“永洁拿到了奖学金，已于五月初去纽约读书了。我为了她花了不少钱，用来做衣衫等等。”
至于姐姐隋永清的婚事，宋庆龄似乎并没有像对她妹妹一样。这可以从她1980年7月14日致沈粹缜的信、尤其是同年9月3日致廖梦醒的信中可以明显看出来：
“亲爱的沈大姐：
您的信及送给永清结婚的贵重礼物都收到了。您实在太客气了！这么多样及新式的产品，大家看到都呆了！暂时，杜同志管了礼品。等永清看到了，让她自己给您写信。
这里天气很热，希望八月一日不这样热！永洁天天代她姐姐去找新房的家私。如果没有永洁在大力的帮忙，我要急出病来了。永洁很聪明，也在各方面找过我。
永清的新房要到11月才可搬进去住。现在还不知道那两间的大小，所以买家具还是只好估估。”
“我亲爱的永清于八月一日下午四点钟在我家快速而简朴地结婚了。我不想打扰朋友们，所以事先没有告诉你（指廖梦醒—笔者注）。只是办了一个简单的茶话会，请了几个亲近的朋友。她穿了一件白色的中国旗袍，看上去很漂亮。她在不少求婚人中挑选了一个比她的年龄大得多的男人。我并没有反对她，因为这毕竟是她的生活。他们住在十八层楼的一套两居室里。电梯晚上九点钟就停运了，所以他们发现有很多困难。每天上晚班到凌晨三点钟，在劳累一天之后，还得爬楼梯到十八层！我希望他们十一月份能搬到离我近一点的地方。她的家具也都是二手货，但是两口子用已经足够了。”
相对来说，宋庆龄对她身边工作人员的下一代所注入的热情与爱护，要比一般人浓厚得多。1977年春天，宋庆龄因病回到上海治疗。年轻的靳利平遵照父亲去江西前的关照，不时写信给宋奶奶，代表他们全家表达对宋庆龄的思念之情。这次宋奶奶回上海后的身体情况究竟怎样了？今天已是大年初一了，应该把新年的第一声祝福送给宋奶奶。所以，1977年2月7日一清早，靳利平第一件事就是写了一封信给宋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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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相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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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身体的原因，宋庆龄于3月14日病情稍微好一些后才动笔回信：
靳利平：
二月七日写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一家对我的春节祝贺。
我现在在上海治病。希望回到北京后看到你们。此致好意并祝你们新春好！
林泰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
1978年，刚粉碎了“四人帮”的神州大地，万物复苏、万象更新。
就在这年，靳山旺结束了在江西进贤县农村长达六年之久的劳动改造。但是，极左思潮的阴影，仍笼罩在他的头上。这年5月，当他从中央警卫团转业时，中央办公厅政治部在他的转业证明上明白无误地写上了“不准分配到党政机关，只能分配到工厂”的字样。于是，靳山旺只得怀着一肚子的冤枉与辛酸，携全家告别北京城，回到了家乡陕西。陕西省政府把他安排在西安新华印刷厂，任命为该厂的党委副书记、副厂长。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靳山旺从此已退出了政界，“四人帮”反党集团蒙在他身上的污垢仍没彻底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