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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特殊使命 (1)  第二章赋号“大炮” (19)  第三章“亡命之徒” (38)  第四章讲稿风波 (70)  第五章异域历险 (93)  第六章萌生去意 (126)  第七章忍痛离别 (144)  第八章后院起火 (171)  第九章刚柔相济 (186)  第十章迂回斡旋 (237)  第十一章生死诀别 (264).8

1979年3月14日,宋庆龄致靳利平的亲笔复信

但时年只有四十五岁的靳山旺从没放弃过他心底那种尽力为宋庆龄工作的愿望,哪怕是到了远离政坛的基层。所以,他一到新华印刷厂工作,就及时地写信向宋庆龄作了汇报,并寄去了当时厂里正印刷着的一些政治书籍。他知道,宋庆龄对这些信息最关注。

因为这次从江西调回北京、又从北京返回家乡陕西,一切都是上级安排的,所以,行程紧迫、行色匆匆。回到家乡后,他对宋庆龄的思念与日俱增,他多么想把自己的一切情况再次向老太太一吐为快呀!

此时此刻,靳山旺越发怀念自己当年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日子了,那五年不到的时间里的每一天,都是那么的幸福与高兴,遗憾的是,他再也没有这种幸运了。为此,他甚至有点羡慕那个现在工作在宋庆龄身边的杜述周了。

那么,杜述周在宋庆龄身边又工作得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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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回斡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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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述周无暇浏览这座“人间天堂”,而是一路颠簸,踩着崎岖的乡间小道,与几位身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一起,来到了位于太湖边的顾金凤家中,假作一群偶尔路过的驻军战士,

对正在绷子上飞针走线绣花的顾金凤进行暗中考察

杜述周受命顶替了S警秘的职务,调任宋庆龄身边担任警卫秘书时,正是江青集团登峰造极的时候,极左思潮严重干扰着人们的正常工作秩序与生活轨迹。在这种特殊的非常时期,究竟是迎合江青集团之流落井下石、向江青集团邀功讨好、飞黄腾达呢,还是顶住邪恶逆流,凭着自己的善良与正义感忠实地执行自己的使命、有效地保卫宋庆龄、维护宋庆龄家中的安宁与平静?对于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杜述周根本没有多想,当即以自己做人的基本准则作出了决定。

但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既要不得罪江青集团,又要巧妙地实现自己的初衷,难哪!在那个全国一面倒的狂热的形势面前,自己左一点、右一点都不行,都可能得罪江青集团,自己由此遭到打击报复、打回山西老家还是小事,不能有效保卫宋庆龄才是大事呢!万一自己真的因此而离开宋庆龄、人家卷土重来的话,宋庆龄岂不要再吃二遍苦?

已年逾不惑的杜述周,竟然在这个问题上被难住了,陷入了苦苦思索之中。就在这时,邓颖超一个直接打给他的电话,使他豁然开朗:邓颖超在电话线那端明白无误地阐明了他此行肩头所担负的特别重任,还帮助他分析了当时他所处的大环境与特殊地位,解释了S警秘之所以被强行撤离宋庆龄身边的原因,接着,邓颖超对他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与重托,

宋庆龄为马海德祝寿于北京家中,后站立者为杜述周

她相信杜述周这个心地善良、人品高尚的国家干部,自会很好团结家中的所有同志,圆满地完成周总理交办的这个任务,准确而又巧妙地对付一切外来的不正常的干扰。最后,邓颖超给杜述周交了底,她希望杜述周有事多向宋副委员长汇报,碰到问题多与周边的同志们沟通,在遇到实在难以解决的困难时,可以通过宋庆龄直接找她与周总理。

邓颖超的这个及时打来的电话,顿时使杜述周一颗悬在半空的心落回了原处,胸中有了主心骨,紧皱了多天的眉心舒展了。他只是保留了S警秘当时的政治学习制度,除了每天组织全体人员学习毛泽东思想与政治时事外,其他的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概予以摈弃。同时,他不管大会小会,都一再强调“团结”二字,强调“三要三不要”(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弦外有音地督促与警示全体人员心无旁骛地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一如既往地尊重宋庆龄,服从警卫办公室的命令与指挥,不得有任何越轨的言行。

1972年,紧张的政治气氛有了较大的缓和,这也与中央大多数老干部被打倒、很少有合适的人选担任外事接待工作有关,所以,宋庆龄开始接待更多的外国来访者,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主编索尔兹伯里。这时,索尔兹伯里发现宋庆龄虽年近八旬,但仍“像我们想像中那样漂亮,充满活力……光彩照人,非常机敏,脸上几乎没有皱纹,看起来气色很好,难得那样健康”。

这应该与杜述周替换了那个S警秘之后的宽松和谐的环境大有关系。

但是,富有斗争经验的宋庆龄,从没有为此盲目乐观,她在1975年11月7日致廖梦醒的信中就直率地表达了她对江青的认识:

“至于××,她是个自私的人,只是想利用我,但又企图不断地用谎言来使我相信她是我‘真正的朋友’。”

果不出宋庆龄与邓颖超所料,当时,江青集团阴损宋庆龄之心依然阴魂未散,1972年冬与1973年春,因患肠粘连与高血压长期卧床不起的保姆钟兴宝,终于成为了上海的江青党羽“排除异己”的借口。本来与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革命委员会毫无关系的钟兴宝,成为了他们第一个驱赶的对象,他们竟多次派人来到淮海中路1843号,指令杜述周驱赶钟兴宝,接收他们另外派来的女佣。为息事宁人,也为了更好地保护宋庆龄,杜述周无奈接受了他们的指令,并经与宋庆龄私下密商,采取将计就计之策,暂时请兴宝回老家苏州木渎休养一段时间,同时,试用新女佣。

望着卧床不起的钟兴宝,为了能让她回到老家后,在木渎医院当医生的儿子尤顺孚的直接医治与照顾下尽快康复,宋庆龄只好忍痛割爱,接受了杜述周的建议。

1979年,杜述周与李燕娥合影于上海宋宅楼下

1973年3月8日,钟兴宝在从木渎专程赶来的儿子顺孚的陪同下,掩面辞别了宋庆龄。临行前,宋庆龄塞给她一千元钱,说道:“兴宝,侬回苏州去住一程吧,这点钱,给侬看病用。唉,伊拉要侬走,我也没办法呀。”说到这里,宋庆龄的声音哽咽了。

钟兴宝前脚刚走,由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派来的那个新保姆就上班了。因她毕竟是上级机关派来的,再加上她的主要工作就是接替钟兴宝照顾宋庆龄,所以,杜述周尽管心里不踏实,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他完全陌生的文盲大嫂上了二楼。

然而,真应了那句有比较才有鉴别的话,这个文盲大嫂与钟兴宝阿姨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了。她破例一下子就来到宋庆龄身边后,干起活来毛毛糙糙、粗手粗脚,不是昨天刚打碎了宋庆龄专门托安娜从国外带来的小镜子,就是今天“哗”的一声把一盆水全打翻在卧室中,硬是把地毯浸了个透湿。幸亏当时李燕娥因患了静脉曲张症,走路很困难,不在眼前,要不,她不被李燕娥骂个狗血喷头才怪呢!

使宋庆龄忍无可忍的事终于发生了。

那一阵,宋庆龄忍着病痛忙碌了几天刚写好一篇文章,就放在书房里。当晚临睡前,她提醒那新保姆:不要整理书桌。然而,第二天当她因病晚起了一个钟头、来到书房准备继续她昨天没完成的那篇文稿时,却发现其中最后一页怎么也找不到了。书桌就那么大,文稿也就放在那里,怎么会不翼而飞呢?肯定是那个新保姆不知把它弄哪里去了!因为能上她二楼的除了张钰外,只有这惟一的一个女性了。然而,昨晚临睡前,宋庆龄还再次关照新保姆不要整理书桌的呢!

“阿妈,阿妈!”宋庆龄又气又急,用上海话招呼那个同样是上海人的新保姆。

连叫了几声没人应,宋庆龄不得不蹒跚地走向书房门,打算再把声音放大些,然而,她还没走几步,书房门口就无声地出现了那个新保姆,硬是把宋庆龄吓了一大跳!这个不懂规矩的新保姆,竟连应都没有应一声,就踩着地毯无声地上了楼。

“啥事体?”她居然还如此没有礼貌,连“首长”两字也省略了。

“我放在书桌上的一页纸头到哪里去了?”宋庆龄压住心头的不快,皱着眉头问道。

“啥纸头?勿是都放在那里吗?”新保姆指了指书桌以反问作回答。

“可是,我找了半天了,也没找到我要的那张纸头,就是写了字的压在最底下的那张纸头。你把它弄到哪里去了?”宋庆龄还是忍着气,尽量平心静气地询问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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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回斡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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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我理了理台子的,顺手拿这点纸头放一放好的。我可一张也没弄掉呀。怎么会没有的呢?”新保姆可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才开始上前弯腰俯身地寻找了起来。可是,她找了一会儿也没从桌底下找到一点纸屑。

“昨天,我叫侬不要动我的书桌的,可是侬……”眼见最后一页文稿当真不翼而飞,被那新保姆弄丢了,宋庆龄气得连话都说不囫囵了。

“我是好心,见侬的台子上堆得一塌糊涂,所以就整理了一下……”新保姆明知错了,还犟嘴。

这样的人还能用?幸亏是一页并不十分重要的文稿,如果是国家机密呢?这还不闯了大祸吗?宋庆龄又气又急,当天就通知杜述周,请那位新保姆走了人。

这时,多种疾病缠身、年逾八旬的宋庆龄,日常生活已很难自理,身边已几乎一天都不能没人了。张钰再勤奋,她毕竟有自己的工作,不可能顶替兴宝的家庭杂务。于是,杜述周连忙向上海市机关管理局重新要人。

没几天,又一个新保姆来报到了。竟是一个满口鲁中方言、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慢慢吞吞如蜗牛似的、长着一双粽子样的小脚(想必是小时候缠过小脚的)山东大娘!这种连自己恐怕也难以伺候的人,还能为宋庆龄服务吗?

宋庆龄哭笑不得,所有见到她的人也都忍不住掩嘴窃笑。

可是,杜述周却一脸难色,悄声地向宋庆龄汇报说:“首长,管理局说了,她是一个警卫员的妻子,政治上可靠,家务活干得不错的。我想,既然这样,我们也就再试试吧。”

为不得罪管理局革委会的领导,宋庆龄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那位小脚山东大娘。但愿她当真能干好家务活,接过兴宝留下的那摊子工作。

管理局革委会领导的介绍倒没有假,这位小脚山东大娘虽说行动不便,但干起家务活来却不含糊,洗衣扫地都能胜任,尽管她不会烫衣做饭干细活,但为宋庆龄梳头更衣也在行—因为她自己也从小到大就梳“芭芭头”的。

在这个极左的年代里,宋庆龄只好将就一些了,决不敢让自己的“小资情调”太浓了。

然而,没过两个月,那小脚山东大娘就开始不安分了,她先是偷懒使乖少干活,宋庆龄吩咐她干的活,她不是磨磨蹭蹭干上老半天,就是推三托四、不分轻重缓急,到了晚上,她更是赖在宋庆龄的卧室里,盯着那台黑白电视的屏幕不挪窝。更使宋庆龄啼笑皆非的是,这位小脚山东大娘还特嘴馋,宋庆龄搁在那里的一些话梅、牛肉干什么的,她趁宋庆龄不在眼前,就毫不客气地拿着往嘴里塞……

这段时间里,杜述周与宋庆龄一样提心吊胆,惟恐这个小脚山东大娘接下来再闹出什么笑话,也怕她自己不慎从楼梯上滚下来。

使杜述周比宋庆龄还要着急的是,当时宋庆龄身上的荨麻疹严重发作,身上长满了无数樱桃那么大的红疱,头顶上也因此而大量脱发,尤其是当他知道这位小脚山东大娘的种种不规矩后,他还不能随时往楼上去,不能对她进行突击检查与教育,因为宋庆龄早有规定在先,任何男性不经她同意均不得擅自上二楼,除非警卫室里那代表着宋庆龄的专用紧急电铃骤然响起来。

当然,面对这窘迫境地,宋庆龄自也不会听之任之,她在日益思念钟兴宝的情况下,与张钰多次商量,保持着与远在苏州的钟兴宝的联系,她们期望着兴宝尽快养好身体,早日归来呢!

一番鸿雁传书后,1973年5月5日,宋庆龄终于向钟兴宝发出了召唤令:“有可能来上海一个礼拜吗?”于是,钟兴宝不待病体痊愈,在接到宋庆龄的这封来信后,一人来到了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然而,钟兴宝“上当”了,她这一回来了,就不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事了,而是宋庆龄的命令“再也不要离开我了”。

杜述周见到钟兴宝,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才落回了原处。

从此,钟兴宝便真的再也没有离开过宋庆龄,直到她1981年与世长辞。

然而,兴宝的病体始终没痊愈,她经常要卧床不起,不能工作。于是,兴宝把家乡的那位外甥媳妇介绍到了宋庆龄身边,这就是后来被宋庆龄与邓颖超亲昵地唤做“阿金”的顾金凤。

不过,顾金凤毕竟不是政府指派的人员,尤其是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杜述周更是轻易不敢启用。为此,事先他曾亲自出马,两下苏州,来到吴县农村光福公社舟山大队顾金凤家中,对这位兴宝阿姨亲自介绍与大力推荐的农村妇女进行了现场考察。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是一座有着两千五百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它以其旖旎的自然风光、丰饶的物产资源、众多的文物古迹、精湛的园林胜景及传统的水城风貌与纯朴的民情风俗而驰名海内外。然而,公务在身,总是有着强烈的事业心的杜述周无暇浏览这座“人间天堂”,而是一路颠簸,踩着崎岖的乡间小道,与几位身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一起,来到了位于太湖边的顾金凤家中,假作一群偶尔路过的驻军战士,坐在顾金凤的客堂中,围看正在绷子上飞针走线绣着花的顾金凤。

时年三十七岁、膝下有着五个阶梯高的孩子、不幸中年丧夫的顾金凤,以她的纯朴和善和心灵手巧,很快通过了杜述周的暗中考察。杜述周回上海后,把考察所得如实向宋庆龄作了汇报。宋庆龄一听,当即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苏州人,我就喜欢苏州绣娘。粹缜的娘娘(姑母)沈寿就是苏州的一个有名的绣娘,当年她绣的花还被当做礼品,送给慈禧太后,还在世界博览会上得过金奖呢!”

所以,当杜述周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考察时,公文包里已带上了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马天水写给吴县革委会头头的亲笔信,与当地公社、大队办理调动手续了。

杜述周的考察果然准确,顾金凤来到宋庆龄身边后,很快以她出色的工作获得了宋庆龄的首肯,并比介绍她进门的舅婆还要先吃上“皇粮”,成为了由机关事务局发放工资的正式职工,而且一直到宋庆龄逝世后还留在孙中山故居继续工作。

其实,顾金凤吃上“皇粮”,也是有违宋庆龄本意的,因为宋庆龄当时的500多元工资,实在是不够李燕娥、钟兴宝两人的工资及一些日常生活开销的,她只得给国家“增加些负担了”。

家中的生活总算稳定了,但江青集团对宋庆龄的干扰却始终没有停止过。1976年1月,于1967年被迫停刊的《中国妇女》杂志总算在宋庆龄的强烈抗议下复刊了,但是,试刊第一期,就又受到了江青集团的无理干涉,使得宋庆龄义愤填膺,并第一个为他们下了“可怕的四人帮”的定义。

这恐怕是全国发出的第一句对“四人帮”的怒吼声,因为这时候距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还有九个月的时间。

《中国妇女》是宋庆龄长期以来一直予以密切关注的一份全国性妇女杂志,它创刊于1949年10月,当时,毛泽东曾先后为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题了词,号召全国妇女“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奋斗”、“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从那时起,中国妇女杂志社就一直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蔡畅、邓颖超和康克清三位大姐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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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回斡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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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江青集团的干扰与破坏,被迫停刊。直到1976年1月才复刊。当时,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中国妇女杂志社编辑部的同志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特赶制了周总理的遗像和邓小平同志致的悼词作为插页,以表哀思,却被江青集团强令抽掉了。这怎不使宋庆龄义愤填膺,继而感到与江青集团的斗争还在继续?

她就是在那个时候为江青集团下了“四人帮”这个定义,并准确地预测江青集团终将多行不义必自毙:

“是的,我真为邓大姐感到骄傲!她看上去比以前年轻了,好看了。也许现在她认识到生命是不能永恒的。

每个人都在分担她的损失,除了‘可怕的四人帮’以外。

只要时机一到,他们必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杜同志,我又要去上海了,因为那里有急事要我处理。北京家里的事就都交给你了。有事,仍按原来的方式联系吧。”宋庆龄受不了北京江青集团的飞扬跋扈,也“迫切地需要从我们最近遭受的震惊和痛苦中解脱出来(见宋庆龄1976年2月24日致爱泼斯坦一信)”,一办完公务,就又准备回上海去了。

为保持北京家中的平安,也为了能及时获得北京的政治动态,宋庆龄要求杜述周常住北京家中,让李燕娥常住上海家中,从而好让她安心工作。经过多年的考察与接触,这时候,宋庆龄已从内心里接受了杜述周,并把他视为自己的亲密战友。因为杜述周已用他的忠诚与敬业,消除了宋庆龄心中的疑窦或偏见。

事实确也如此,自从杜述周接任后,北京家中安定团结,人际关系和谐,再没有发生因政治因素造成的令宋庆龄不愉快的事。

1976年是中国发生许多大事的一年,也是使宋庆龄深为悲痛与快乐交集在一起的一年。这一年中,中国失去了三位重要的革命领导人和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1月份是周恩来总理,7月份是朱德总司令,9月份是毛泽东主席。宋庆龄在杜述周的护卫下,参加了这三位巨人的追悼会,这令她很悲伤;但使宋庆龄快乐的是,江青集团终于在这年的10月毁灭了,兑现了当年宋庆龄对他们的预言。

宋庆龄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笑逐颜开了。

她与保姆们围坐在一起,整整吃了一面盆的大闸蟹,还不顾身上的荨麻疹,喝了一杯葡萄酒;她邀请杜述周一起参加她从小就喜欢的藏蛋游戏;她更多地出现在各种国事与外事活动的场合中,以饱满的热情写下了大量的有关妇女儿童事业方面的文章。

爱泼斯坦在撰写《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一书时,曾就此作了一个统计:“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宋庆龄已84岁高龄。在她的生命的最后五年里,尽管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她却非常忙碌,而且做了许多事情。《宋庆龄年谱》中,1976年和1977年各有1页,但从1978年到1980年,每年都有6~8页。1981年5月她就去世了,但这5个月中的记录也有5页。”

于是,年逾五十的警卫秘书杜述周也更忙了,他几乎每次都陪护着宋庆龄出席各种接待活动,精心地安排着老太太的衣食住行,确保已需有人搀扶的宋庆龄安全地完成任务。

宋庆龄已把他看做自己最信赖的人之一。

1979年秋天,宋庆龄在北京家中与全体工作人员合影时,她把杜述周与张钰安排在自己左右手入座;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参加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活动时,杜述周就紧站在宋庆龄的身后,随时准备着护救病危中的宋庆龄。更使杜述周高兴的是,1980年元旦,在新年茶话会上,当邓小平与宋庆龄、罗叔章坐在一桌上亲切交谈时,他就站在邓小平与宋庆龄的后面正中间。当时,杜述周穿着一身风纪扣紧锁的中山装,戴着那副戴了几十年的黑边框近视眼镜,甚至还反背着双手站在那里一个劲地笑着,谁看了这张照片都会被照片中那种欢快的气氛所感染。

这是邓小平自复出后与宋庆龄的第二次见面了。1977年夏末,幽静的后海北河沿46号,长廊和南湖、石榴树和七里香交相辉映,芬芳四溢。宋庆龄家小客厅里,不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与他的夫人卓琳专程前来拜访宋庆龄。

1979年9月29日,宋庆龄致靳山旺的亲笔复信

历尽磨难的邓小平明显消瘦了,但看上去面容刚毅。在交谈中,邓小平向德高望重的宋庆龄畅谈了他的改革蓝图,特别谈到现在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要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宋庆龄对此极为赞同,他们两人都认为: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和巨大影响,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将起着其他任何人都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俩相约为此而奉献余生。

这以后,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设想和通过了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中国统一的新政策;宋庆龄则充分利用自己在台湾、香港及美国的各种关系,不遗余力地为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而奔走呼吁。

这时候,靳山旺已结束了在江西省进贤县“五七”干校的劳动,回到陕西任西安新华印刷厂党委副书记与副厂长,并正利用手中的“职权”,一次次地把厂里刚印成的各类政治书籍往北京后海北河沿46号里寄,送给宋庆龄参考阅读。

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始终保持着书信的联系。

1979年9月里的一天,正是西安临潼石榴收获的季节,这一天,靳山旺终于能公费出差北京了。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时,第一个跳入他脑海的念头,那就是可以趁机探望敬爱的宋庆龄了。那时候,虽说靳山旺担任着一家工厂的副职,但由于政策迟迟没落实,他依然每月只有120多元的工资,因家中要供三个孩子求学读书,还要赡养没有分文收入的父母亲的生活,所以,经济上总是那么的拮据,以致他一直想去北京看望老太太的想法成为泡影。现在好了,中央办公厅终于来信了,催他赴京参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的会议,久藏在靳山旺心底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靳山旺来到北京,下了火车第一件事,就是提着装有不少临潼石榴与新书的提包,不顾火车上没好好休息带来的疲劳,直奔向后海北河沿46号。

令靳山旺感到高兴的是,四年多不见,宋庆龄却不像1975年见到她时那么憔悴,而且思维与谈吐举止也比那时敏捷得多,想必是她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后,身心宽松了的缘故。一见到久别重逢的靳山旺,她连忙放下手中的笔,站了起来。

“大炮,这次请侬来京开什么会呀?”宋庆龄让顾金凤给靳山旺端上了一杯来自江南的碧螺春绿茶后,笑吟吟地问道。

“开会。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行机构改革。”这时,靳山旺还不知道这次把他召去北京开会的真正用意。后来他才明白,原来,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仅是一个方面的内容,而传达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揭批“两个凡是”才是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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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回斡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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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眼热(羡慕)侬,大炮。”在听到靳山旺来北京开会的事后,宋庆龄不由触景生情,感叹道,“侬十八九岁就入了党,可我八九十岁了,还在党的大门外,一些党内的重大活动与机密,都不能及时了解,心里总有点那个。”

“话可不能这么说,宋副委员长。这可是周总理、刘少奇他们当年的远见,是中国革命的需要。”这几年,靳山旺学习了一些有关宋庆龄的文章讲话后,思想认识更深刻了,“我看过侬好多著作,侬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引导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其实,侬在思想上早就入了党。我在这里再次向侬表个态,我一定不辜负侬长期以来对我的谆谆教诲,不管到了哪里,我都会沿着侬当年给我指引的方向,为党为国家作出贡献,不给侬丢脸。”

“谢谢侬,谢谢侬。大炮。”宋庆龄脸上浮现出了欣慰的笑容,连声致谢,还表扬靳山旺变得“会说话了”,“觉悟也提高了”。

他俩正谈得高兴,钟兴宝端着饭菜走进了书房,一老一少再次像1975年那样促膝相对,共进午餐。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宋庆龄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喝酒,而是非要给靳山旺倒了一杯葡萄酒。

席间,他俩继续边吃边谈。

这时,宋庆龄见只有他们两人,所以,再次向靳山旺吐出了她心中的话。

“大炮,这一阵来,我感到有点苦闷,心里有种孤独感。”

靳山旺一怔,心想:这几年来,老太太的身心都获得了解放,国事活动相当频繁,她何来这种感觉呢?他不由得停止了进食,静静地聆听老太太的下文。

“一是我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越来越虚弱。侬勿晓得我现在身体里有多少种毛病,它们纠缠得我吃不好,睡不香,这边痛,那边酸,我真担心哪一天我会倒下去后再也爬不起来呢。”

“看侬,又要瞎想了。侬勿会的,勿会的,侬至少要活一百岁。”

宋庆龄听了,凄然一笑,接着压低声音说道:“二是身边的人员跟我的话语明显少了,是认为我身体不行了呢?还是我哪里做得不对了?我想不明白;三是年纪太老了,行动不方便,一天不如一天了,连到院子里走走、看看我的鸽子也办不到。”说到这里,宋庆龄蓄在眼眶里的泪水,终于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靳山旺见老太太掉泪了,不由慌了手脚,连忙安慰说道:“主席侬又要瞎想了。老话说,有种事情是不能瞎想的,越想越像。再说,侬也勿要急,以后有时间,我会经常来看侬、和侬一起说说话的。”

“经常来是不可能的,侬处得那么远,不会方便经常来看我的。”

宋庆龄掏出一方她亲手绣着几朵白玉兰的真丝手帕,一边轻轻拭着眼泪,一边实话实说。

有关宋庆龄心中的这种孤独感,事后靳山旺才知道,她原来是和当时她最喜爱的、从小到大一直在她身边成长起来的隋永洁去纽约求学、隋永清结婚成家大有关系的。人老了,都到了近九十岁的年纪了,这种想法情有可原。

2004年2月,靳山旺与隋永清合影于北京宋庆龄故居

为不影响宋庆龄下午的休息,靳山旺吃完中饭就起身告辞了,宋庆龄非要站起来送他,拉着他的手,从卧室一直送到楼梯口,靳山旺生怕她摔倒,执意要扶她回卧室,但犟不过宋庆龄。

“大炮,侬有辰光就来看看我,如果没辰光就勿要来了。”老太太站在那里絮絮叨叨地说着,这时候,靳山旺分明看见老太太哭了,泪水顺着她浮肿的面庞无声地流淌着。

这时,靳山旺心里泛起一阵酸楚,离别的惆怅使他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他生怕让宋庆龄看见了更伤感,所以急忙转过脸,松开手,走下楼梯。

都转弯走到楼下了,回头望去,宋庆龄还站在楼梯口,朝着他频频挥手呢,那手中的白手绢,挥动得像面迎风飘扬的旗帜;而她那臃肿的身躯,却似一座巍峨的大山,让靳山旺一看见心里就有种踏实感。

靳山旺的泪水终于不可阻挡地流了下来。

但他怎么会知道,他与宋庆龄的这次会见,竟会是他与老太太的最后一面、会是他们今生今世的永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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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诀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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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10日,北京后海北河沿举行了宋庆龄最后一任警卫秘书杜述周的追思会,在会上,展出了杜述周捐献出的700多件孙中山、宋庆龄的文物,其中大到一顶孙中山先生1924年冬为国事北上时在天津购买的盛锡福出品的皮帽子,小到宋庆龄平时委托他采购物品的便条与布片样式,还有他晚年手书的10万字的《宋庆龄大事记》。之前几年中,杜述周已先后两批向北京宋庆龄研究会捐献了400多件宋庆龄与孙中山的遗物。2004年2月28日,杜述周因病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七岁。在他担任宋庆龄警卫秘书的十三年间,他精心收集与珍藏的这批珍贵文物,对后人研究宋庆龄有着一定的意义。

这其中就包括宋庆龄生前亲笔写给他的两封信。

其一是关于退还1975年1月18日中央负责同志批示给宋庆龄的3万元生活补助的亲笔信:

杜同志:

你的信已收到了,请代向中央负责同志谢谢他们的好意。

但我是绝不接受的,我的工资579元已超过别人的工资多倍了,从文化大革命时起我就有些感觉,因此退还些了。

这次有几个人需要帮助付医院的账,因此超过了我的预算,否则是完全够用的,请不要代收补助费了。

谢谢。

1975.1.19

当时,宋庆龄正回上海准备过春节,上级考虑到宋庆龄并不宽裕的经济,准备向宋庆龄拨款3万元。时在北京的杜述周知道后,立即写信把这事向宋庆龄作了汇报,但是,宋庆龄很快回信并拒绝了这笔钱。

其二是1981年3月,跟随了宋庆龄五十三年的李燕娥的骨灰盒运往上海下葬之前。

当时悲痛万分的宋庆龄支撑着病体,亲笔给已在楼下等候发车命令的警卫秘书杜述周,写下了她对李燕娥后事安排的指示:“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在最后两句话的下面,宋庆龄还专门画上横线以示强调。

尽管事先她曾早就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的这个决定分别对沈粹缜、钟兴宝与顾金凤说过,并且写在了遗嘱上。

1981年5月29日晚20时18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与世长辞,终年九十岁。

始终通过报纸电台密切而又紧张地收集着宋庆龄病情消息的靳山旺看到这个消息时,当即忍不住心中的悲痛,伏案呜咽了起来。这个以刚强著称的陕北汉子,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第二天,他就收到了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宋庆龄治丧委员会请他立即前往北京,参加宋庆龄的善后工作。

靳山旺昼夜兼程,赶往北京,直奔后海北河沿46号。

此时,后海北河沿46号里一片混乱:整个楼下都住满了人,钟兴宝与顾金凤已搬到了楼下,与沈粹缜妈妈住在一起。靳山旺环视着这物是人非的故居,不禁又悲从中来,泪眼婆娑。

6月2日上午9时整,在人民大会堂的吊唁厅里,靳山旺凭着治丧委员会发放的吊唁证,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入吊唁厅(北门为中央首长的出入口)。

他向慈母一般敬爱的宋庆龄深深地三鞠躬,向她作最后的诀别。当他抬起头来时,已是泪流满面。

静卧在鲜花翠柏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终于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息,实现了她的毕生追求与夙愿,含笑于九泉之下。

靳山旺参加宋庆龄同志治丧委员会证书

2004年5月,靳山旺留影于北京宋庆龄故居花园中

1987年,瘫痪在病榻上整整二十年的隋学芳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令他九泉下仍能感到欣慰的是,宋庆龄在她晚年的最后几年里,仍记挂着他,把他的病情告诉一些朋友;她人生中最后写给沈粹缜大姐的那封信中(1981年3月8日),还提到了隋学芳,告诉她隋永清从厦门归来后去上海看望她的父亲的事。

1981年,靳山旺获得平反后,任陕西省某饭店党委书记、总经理。1983年至1989年任陕西省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1989年至1993年任陕西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党委书记副主任,并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1994年离休,从事社会活动,任陕西省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陕西省企业信用协会名誉会长。直到如今,他还以充沛的精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的大嗓门的分贝丝毫没有减弱,仍不时出现在家乡的医院、学校和乡村,为党和人民贡献着余热。

2004年2月28日,杜述周因病在北京逝世。弥留之际,鼻子上插着氧气管的他还一字一顿地嘱咐家人,一定要把他几十年收集珍藏的宋庆龄与孙中山的文物无偿地捐献给宋庆龄研究会。可以使他瞑目的是,他这一遗愿实现了。2004年9月22日上午,笔者在专程前往他家对杜师母进行采访时,看见在杜家客厅的茶几上、墙壁上乃至桌子上的玻璃台板下,都供放着宋庆龄与他人合影的照片。可见,宋庆龄的魅力不但影响了他,还将影响他家的几代人。

记得有位诗人曾留下过这样著名的诗句:

有的人活着,但已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

这首诗充满着哲理。

事实确也如此。

现在,笔者想蘸着自己纯真的感情,以历史为纸、取公正为笔,写一首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得知您独自远行的时候

偏偏是在国际儿童节来临的前夜

而且什么也没带

只留下了满园桃李

与一庭忠诚的芬芳

莫非这是上苍的有意安排

想让您永远如童贞一样纯洁与年轻

难道这是您的精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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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诀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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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离去的那天见到更多您的心仪

是的

您用您对共和国的赤子之心

教会了无数人的忠诚

您还用您对芸芸众生的热爱

以致无数人至今还在把你追寻

2004年2月,北京宋庆龄故居办公室副主任何大章探望病危中的杜述周

同时也让那些疚悔与羞愧

渺小到连自己也感到汗颜

在妖魔鬼怪面前

您是女神

在平民百姓眼中

您是人

的确

一个卫士就是一个您的侧身

一个保姆就是一个您的剪影

生命纵然短暂

但凡人的目光会把您的生命延伸

岁月固然无情

但历史的公正会还您一座丰碑

从此

您将与时代凝固在一起

永远镌刻在亿万人的心中

融化进人类长河的年轮

SongQin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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