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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奸雄汪精卫，究竟是怎么死的？“正史”说他病死在日本，其实那是一场假戏，汪精卫的死因，固然起于“旧创复发”，但真正送他上西天的，还是由于密电被破译，让蒋介石知道他保卫力量薄弱，乘虚而入，命令戴笠下手暗杀。
汪精卫（1883-1944 ），又名兆铭，字季新，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出生于广东番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曾担任《民报》主编，一九一○年因参加暗杀清摄政王载沣被捕。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收买，参加组织“国事共济会”，拥护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窃国失败，又投奔孙中山。一九二五年，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以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部长等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一贯主张对日妥协。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逃离重庆，在河内发表“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公开投降日本。一九三九年底秘密与日本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卖国条约。一九四○年三月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等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出任主席。提出“和平反共建国”的口号，破坏抗战，并组织伪军配合日军侵略，残酷镇压沦陷区人民。
有关汪精卫的卖国故事，可以写厚厚一本书。这里别的都不说，只说他的死因。
一般的历史记载，都说他是一九四四年病死于日本的，其实却是死于上海，而且是因为密电被破译，遭到了蒋介石特务人员的暗杀。
事情还要从他遇刺说起。
一、汪逆遇刺，留弹后脊
汪精卫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时间较早，又因谋刺摄政王被捕入狱，几乎丧生，名声远播国内外。他一直看不起上台较晚蒋介石，曾成立“国民党改组派”反蒋。直到一九三一年底汪蒋合流，蒋主军，汪主政，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但两人始终面和心不和。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清晨，中央委员们先集体到中山陵“谒陵”，九时，返回中央党部开会，由汪精卫担任大会主席。
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那一天，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节目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唱完国歌以后，就请汪精卫致开幕词。汪精卫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动搞糊涂了，走上台去，平时口若悬河的舌头竟不怎么好使起来，说话结结巴巴，台下秩序登时大乱。
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汪精卫亲自去请，他不知出于什么先兆，竟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
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出来入座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用隐藏在照相机中的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柱骨。
现场登时大乱，中央委员们或纷纷就地趴下，或纷纷钻到门口的汽车底下去，丑态百出。张学良眼明脚快，飞起一腿，踢掉了刺客的手枪，汪精卫的保镖上前将他抓住。
蒋、汪不和，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那一天偏偏蒋介石又不在场，因此人们包括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内，都以为是蒋介石派的特务搞暗杀。
其实，如果真是蒋介石派特务暗杀，他自己倒没有必要不出席照相了。好在凶手已经逮住，经过调查审讯，供认不讳：刺客叫孙凤鸣，原来是十九路军的一名排长，只因不满蒋、汪步步退让的卖国投降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暗杀大王”王亚樵的领导下，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组织了一个暗杀团。他们原来的计划，是想刺杀蒋介石，怪的是蒋介石那天居然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要出事，不肯参加照相，结果就由汪精卫替他挨了这三枪。──也许是蒋介石“命不该绝”吧。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另一颗因为深埋在后肋骨与脊椎之间，一者因为汪精卫当时身体衰弱，经不起大手术，二者当时的医术不高明，一时间无法取出。医生认为：只要注意保养，这颗子弹即便长期留在体内，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也就是提醒他不要卖国求荣，可惜他不听，最终还是死在这颗子弹上。
二、心力交瘁，旧创复发
一九四三年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美、英盟军取得了北欧和意大利作战的胜利，墨索里尼独裁政府垮台，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瓦解，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
汪精卫心知大事已去，败局已定，心力交瘁，坐卧不宁。
一九四三年八月，侵华日军限令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调集大米一百万担、壮丁二十万名，用以支持东南亚战争。这期间，敌占区内反汪呼声甚高，大部分地区离城十里就是游击队或地方武装的势力范围，汪伪政府的命令根本没人听。汪精卫左右为难，一筹莫展。
十一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两人在颐和路官邸楼上商量这件事情，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粮催丁，汪精卫急忙下楼来迎接。心中烦恼，脚步也就慌乱，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
从此汪精卫旧创复发，从后背疼痛逐渐发展到前胸、两肋，呼吸、咳嗽皆痛。十二月十九日，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术后住进北极阁一所精致的小公馆内休养。这所公馆本来是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的，南京沦陷后被日军侵占，汪精卫投降后，日本人又赏给他作为官邸之外的小公馆，似乎早就预测到汪精卫会有外遇似的。
这期间，陈璧君因为广东有急事，离开了南京，汪精卫小公馆的病床面前，一概都由他的情人施旦料理。
这个施旦是何许人也？话还得从很早以前陈璧君怎么会嫁汪精卫说起。
一九○七年，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到马来亚槟榔屿活动。汪精卫是有名的美男子，有“南国梅兰芳”之称。陈璧君是当地富商的女儿，当时只有十六岁。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汪精卫，被他那英俊潇洒的美貌和口若悬河的谈吐所动，一见倾心，追随左右。第二年，陈璧君曾写信向汪精卫求婚，一者当时汪精卫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生死不知，再者他还有个从小定亲的未婚妻没有解除婚约，所以无法答应她。第三年，陈璧君为了追求汪精卫，也到日本去留学。这时候，汪精卫正在组织暗杀团，陈璧君出于追求汪精卫的目的，一定要参加，终于成了暗杀团七个成员之一。当年即与汪精卫化装成夫妻，潜回北京，在前门外琉璃厂马神庙胡同开一家“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积极策划暗杀宣统生父醇亲王。事机败露后，汪精卫被捕入狱，陈璧君四处奔走，为了筹款，甚至化装成男人到澳门赌场上去孤注一掷。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汪精卫被释放，考虑到以上诸多因素，特别是已经伪装过夫妻，同居过一些日子，不能再加推托，这才勉强和陈璧君成婚。
实际上，汪精卫并不爱陈璧君，而爱的是同在日本留学的方君瑛。
陈璧君身子肥胖（因此小名叫“肥环”），相貌平平，方君瑛身材苗条，相貌出众；陈璧君出身富豪，从小娇生惯养，性格孤傲任性，感情外露，骄狂不拘，热得烫手，是个标准的权欲狂，方君瑛文静温柔，性格内向，所有感情，都深藏不露，是个典型的贤内助。但是多种原因，让陈璧君先下手为强，方君瑛虽然也深深爱着汪精卫，可是晚了一步，只好失志不嫁，做汪精卫“精神上的妻子”。
为此，辛亥革命后汪精卫与陈璧君双双去法国留学，方君瑛也和他们同行，并给他们照看孩子，陈方之间的关系，也还可以。
回国以后，陈璧君逐渐发觉汪方之间有感情，打翻了醋罐子，时常和汪精卫吵闹不休。大革命时期，他们三人都在广州，有一次陈璧君居然当众羞辱了方君瑛。方君瑛觉得无法再活下去，竟以一死而明志。留给汪精卫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话：“无形的精神之爱，亦不能维持，与其寂寞于他年，何如死亡于此日。”留给陈璧君的遗书中，则说：“妹不辞一死，所以明其志也。”汪精卫十分伤心，亲写挽联悼念：
红颜知己，旷代难逢，
可怜魔劫重重，万古和流新血泪；
白日盟心，他年有约，
太息恩情渺渺，三年永系旧精魂。
方君瑛一死，汪精卫对陈璧君的感情更加冷淡。陈璧君虽然也有悔意，可已经太晚了。
蒋汪合作以后，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有一天，他在日本留学时代的老同学曾醒家遇见一位长得和方君瑛十分相似的女士，此人姓施名旦，已经结婚，丈夫是他手下最忠实的走狗曾仲鸣的随员。汪精卫对她一见钟情，施旦也久慕汪精卫的风流潇洒，两人一拍即合，暗渡陈仓，非止一日。陈璧君似乎也略有所闻。不久抗战事起，施旦随丈夫去了内地，从此劳燕分飞，陈璧君也就不多追究。
汪精卫投敌以后，施旦从内地来到南京，告诉汪精卫：她已经和丈夫离婚，从此没有法律上和道德上的障碍了。这时候陈璧君不在南京，汪精卫即任命施旦做自己的秘书，从此可以公开出入公私官邸。不久陈璧君得到情报，从广州赶回来和汪精卫大吵大闹。汪精卫是个怕老婆出名的人，这一回不知从哪儿借来的三分胆子，居然发了一次小小的脾气，敢跟河东狮对抗了几句，说她已经逼死了一个，如今又要来逼死第二个。
施旦的形象虽然和方君瑛十分相似，性格却很不相同。她主动跑到陈璧君那儿，直截了当对她说：“汪先生爱我，是因为我长得像方君瑛，把我当作她来爱。这是一种心理变态，对你们夫妇之爱，并无妨碍。他对我说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被刺之后，医生判定他最多只能再活十年。这话报纸上也登过。如今只剩下五年了。我跟着汪先生，为肉欲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只是爱惜他、仰慕他。我这样做对我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我和他相处，起码能安定他的心情，让他觉得生气勃勃。你如果为此和他翻脸吵嘴，结果对你未必有利。我只是个仆人，祸福利害，在你一念之间。只要你决定让我走，我立刻离开此地、离开他。”
她的话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却有刚有柔，攻守并用，居然使这个一向精明能干、从不饶人的母老虎败下阵来。她答应让施旦留下，自己则经常住在广州。从那以后，汪精卫的一切起居饮食，就都由施旦照顾，而且也确实比陈璧君要温柔体贴得多。
一九四四年元旦以后，汪精卫病情转重：体温增高、四肢麻木、大小便失禁，终于卧床不起，从北极阁迁回颐和路官邸。到了一月中旬，汪精卫下肢麻木，失去知觉，已经不能站立，和瘫痪也差不多了。他的私人医生德国人诺尔表示目前的医学已经无能为力。他预感到自己末日将到，写了一份遗嘱，题名《最后之心愿》，万一等不到陈璧君回来，要施旦转交陈璧君，并再三叮嘱：此遗嘱只能在他死后二十年才能公诸于众。以阴历计算，那一年他正好六十周岁，又写了一首《六十自述》诗：
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
尚存一息人间在，种种还如今日生。
汪精卫的文采在国民党内算是颇有名气的，当年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就是由他起草写成。到了晚年，江郎才尽，才气枯竭，写出来的诗，简直有如蒙童刚刚开笔，想想既可笑亦复可叹！
到了二月中旬，日本派了骨科专家黑川利雄专程赶来南京给汪精卫诊断，判定为骨肿病，已经进入危险期，考虑到南京医疗调教差，无法进行大手术，建议到日本去治疗。陈公博认为治愈的希望不大，主张不去的好。陈璧君从广东赶回来，主张尽一切可能极力挽救。陈公博不便过份反对，于是决定让汪精卫转日本治疗。日本的东条内阁经过讨论，决定把汪精卫送到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治疗，因为那里的骨科是日本全国最好的。
汪精卫决定去日本治疗以后，就提出希望施旦作为护理人员一起赴日，但是日本方面认为施旦名不正言不顺，不同意施旦随行。汪精卫是个傀儡，在日本主子面前只有唯命是从的份儿。他在行前给了施旦一笔款子，含着眼泪对她说：“只有你最了解我，也只有你对我最好最尽心。我这一去，如果能够治愈回来，你我当然依旧团聚；万一不治，你要赶紧离开南京，从此隐姓埋名，不要再出头露面。”
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上午，汪精卫在病榻前召见陈公博和周佛海，眼泪汪汪地说：“我这次到日本去治疗，凶多吉少。南京这个烂摊子，就交给二位了。我知道二位之间，有点儿小小的隔阂，希望你们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苦撑苦熬，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吧！”
上午十一时左右，汪精卫半倚病床，潦潦草草地写了一张最后的“手谕”，交给陈、周二位。这实际上就是汪精卫的“遗诏”。内容如下：
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痊。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年念。
兆铭
下午一时，汪精卫乘专机“海鹣”号飞赴日本。同行的有陈璧君，子女文惺、文彬、文悌，女婿何文杰，翻译周隆痒，南京中央医院院长黎福，以及侍卫、仆从等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专机命名为“海鹣”号，不论用北京话读还是用上海读，都与“汉奸”二字的发音十分相近。当时东南亚沿海的制空权已经完全掌握在美军手中，为保安全，日本人还特地派了四架“零式”战斗机护航。──这件事情，当时也是“绝密”的，可惜来往密电，没有被重庆方面破译，不然，只要通知美军，汪精卫一家，也就像山本五十六一样“天女散花”，葬身与“东洋大海”了。
汪精卫的专机到了日本以后，在名古屋军用机场降落。名古屋军区师团的救护车和警备车早已经等在那里，立即送往名古屋帝大医院。
为迎接汪精卫的到来，帝大医院整个四楼特设了一套宽大明亮的病房，对外绝对保密，四周有军警特务巡逻戒严，对内只称四楼病房为“梅号”。整座医院，除参加治疗的医生之外，谁也不知道四楼住的是什么人物。
名古屋是日本仅次于大阪的工业城市，而且大都是军事工业，因此也是美军轰炸的重点地区。当时日本的海空军作战失利，海上大门早已经被美军打开，美国的航空母舰就停泊在日本海上，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一批批地飞临日本的本土上空，进行波浪式、地毯式轰炸。仅仅因为名古屋帝大医院是一座国际知名的大医院，屋顶上又涂有一个很大的红十字，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协定，美机没有对它轰炸。但是日本人还不放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日夜开工，在汪精卫病房的楼下建造了一座相当坚固的防空地下室，有电梯上下直接相通。
汪精卫到达名古屋的当天晚上，日本政府就集中了第一流的骨科、神经外科和麻醉专家进行会诊，做出手术方案，于三月四日夜间，在美机轰炸声中，由青年医师龟田良红主刀，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削骨去毒手术，切除了四块有病变的骨头和三根肋骨。手术之后，麻醉药性刚刚退去，汪精卫用手摸摸，已经有了知觉，第二天两脚就能活动。四天以后下肢逐渐正常。汪精卫感到病愈有望，十分高兴，对老婆孩子们说：“看来我命不该绝，还有希望回到南京。”
三、声东击西，下毒谋杀
根据医生建议，汪精卫手术以后，当以静养为主。这期间，他的生活主要由陈璧君照料。陈璧君自小娇生惯养，自己都要别人照料，怎么会照料别人？特别是进入夏季以后，名古屋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温，由于电力不足，医院的冷气开动不起来，加上经常停电，连电风扇也变成了摆设。陈璧君身体肥胖，特别怕热，一把芭蕉扇不离手。进入汪精卫的病房，也不顾丈夫病中怕风，经常门窗大开。汪精卫病榻寂寞，日夜想念施旦。
这期间，广东出了一件大案子，需要陈璧君亲自回去料理。什么事情呢？这又得从头说起。
汪伪政权成立，陈璧君的官衔儿，是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而她的实际职务，则是“广东省政治指导员”。这是个不伦不类的官儿，而且就此一个，别无分号。但是她手中的权力，却大得惊人。
广州是中国重镇，南方的大门，广东省又是中国最富庶的省份之一。一九四○五月十日，在陈璧君的一手操纵下，成立了伪省政府。她提议由她的胞弟陈耀祖出任省主席，但却受到了周佛海等人的坚决反对。汪精卫无可奈何，只好任命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兼任广东省省长。陈公博是个老奸巨滑，明知道广东是陈璧君的地盘，不愿染指更不敢为此得罪陈璧君，就以公务繁忙无法分身为由，迟迟不去上任，一切政务，都委托陈耀祖代理。第二年，经过陈璧君的活动，陈耀祖就从代理省长变成了正式的省长。汪精卫怕陈耀祖年轻办事毛燥，就封陈璧君为“广东省政治指导员”，代表“中央”，坐镇广东，像垂帘听政一般，大小事务，都要经过陈璧君点头，方才算数。
陈璧君一方面让弟弟当省长，一方面又让汪精卫的两个侄子分别掌管警务和财政，实际上，一切大权都操纵在她一个人手里。
汪精卫一家都去日本的消息，当时是尽人皆知的。重庆方面，想趁机结束汪精卫的生命，但是日方防范严密，无法下手。在戴笠的策划下，搞了一个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趁陈耀祖在广州文得路古玩店看货的时候，把他给暗杀了。
这一招果然奏效。陈耀祖不过是个傀儡，杀不杀作用都不大，但对陈璧君来说，却是“性命交关”的大事。她必须重新树立一个傀儡供她驱使，因此急冲冲地秘密返回广东去，经过选择，任命了她的侄子陈春圃当傀儡省长。
日本这边，汪精卫见河东狮去，心情大好，因此更加思念起施旦来。他坚持也要返回南京，但是日方坚决不同意。他无可奈何，只好急电召见周佛海。八月四日，周佛海应召到了日本，与汪精卫密商之后，出面与日方交涉，最后终于达成了让汪精卫返回上海的协议。
达成协议的前提，是西欧战场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战局变化：六月六日，美英联军集中舰船五千艘，空降部队两万人，进攻部队十八万人，在艾森毫威尔将军的指挥下，用近万架飞机掩护，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成功，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长驱直入，与苏联红军配合，直捣希特勒的老巢柏林。在此战况下，日本已经彻底孤立，眼看就要成为全世界的敌人。东条内阁自顾不暇，也没有余力再来过问汪精卫的生死了。
在周佛海的安排下，汪精卫终于秘密返回上海，并且把施旦弄来专门护理。为掩护汪精卫“仍在日本治疗”，他的子女们，暂时仍住日本，并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
汪精卫为什么要返回上海，却不到南京呢？这是他在上海当伪市长期间，得知上海虹桥医院有一块“镭锭”。镭是放射性元素，对恶性肿瘤有疗效，还能进行腔内及组织间治疗。如果用镭锭作为配合治疗，对汪精卫的恢复健康，或许有一定帮助。
当时陈璧君还在广州，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用中文密电打到广州德政北路陈璧君的寓所，告知他已经返回上海。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接受镭锭治疗，一切等待她到沪以后再作安排。
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军技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送交蒋介石。蒋介石觉得汪精卫既然已经中计秘密返沪，又是住在医院里，防卫一定不如以前严密，机会难得，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
说起蒋介石杀汪精卫来，这可不是第一次了。他早就命令戴笠伺机暗杀汪精卫，戴笠也曾经五次策划了暗杀方案，但都被汪精卫逃脱。这一次机会难得，戴笠立即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到了同年十月，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
一代奸雄，机关算尽，落一个千古骂名，遗臭万年，可怜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四、空棺空运，一场闹剧
这一突然的变化，也使日本方面措手不及。经过斟酌，直到选定陈公博继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之後，又把“移尸”的细节作了妥当的安排，通知陈璧君急速赶到日本充当演员，这才在十一月十二日由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一个“丧典委员会”，并发出讣告：“国民政府汪主席，痛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时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逝世。倨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九年五月四日巳时，享寿六十有二。谨于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遗体回国成殓，择期举行国葬。”
这样的讣告，明眼人自然不难看出其中漏洞百出：怎么死亡的当天，没有任何电讯消息？怎么在日本不举行任何悼念活动？怎么国民政府不派专人到日本去迎接？等等疑问，不一而足。
于是，精心策划的“移尸”闹剧演出了。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九时，名古屋机场上，盛殓汪精卫的“临时棺木”实际上是一具空棺被抬上了专机，机内供奉着裕仁天皇特赐的菊花勋章和颈饰。亲临机场“送行”的高级官员计有：小矶国昭首相、重光葵大东亚相、近卫文 [上麻下吕] 公爵、东条英机大将等一百多人。在哀乐声中， “海鹣”号专机滑过跑道升空而去，接着又飞起了四架护航的战斗机。日本方面，这一场傀儡戏总算降下了帷幕。
南京方面，把“恭迎灵柩”的地点安排在明故宫内的军用机场上。这一天，南京戒备森严，机场四周、城内城外，都布置了防空炮火，一百多架战斗机，也都整装待命，随时准备升空作战。在机场上迎接灵柩的，有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褚民谊等上千名大小汉奸。或许是由于天气奇冷，也许是他们心里更冷，只见大小汉奸们一个个脸皮灰白，嘴唇发黑。全身瑟瑟发抖。
中午，从日本空运“灵柩”的专机“海鹣号”还没有飞临南京上空，空袭警报却拉响了：美机轰炸南京！在机场迎接“灵柩”的大小汉奸们惊恐万状，躲开不是，不躲开危险，万一美机在空中将“海鹣号”击落，事情就更糟。幸亏那天的空袭只是一般的轰炸，美机并没有与“海鹣号”遭遇。下午五点三十分，空运“灵柩”的专机和四架护航机先在紫金山上空盘旋一圈儿，才在明故宫机场顺利降落。
军乐队奏起了哀乐，陈公博等一批大汉奸慢慢迎上前去。机门开处，第一个走下来的就是陈璧君。大家向她慰问，她却面挟重霜，一言不发，怒目而视，挥手叫众人闪开。在这样的时刻，却要她出来充当一个演员的角色，也难怪她不高兴。
陈公博等人登机护棺下机，放进灵车，然后四百多辆大小汽车组成的车队进光华门，经中山路、新街口、中山北路、鼓楼、保泰街，兜了一个大圈子，将近一小时后方才到达伪国民政府。灵柩先在“别室”经过“大殓”，穿上长袍马褂，佩上大绶，别上勋章，覆上青天白日旗，装进一具早就备下的楠木里，这才停灵于大礼堂，接受吊唁。
用不着多说，从日本空运来的，当然是一具空棺。在礼堂接受吊唁时的尸体，才是真的。
按照讣告，原来是打算为汪精卫举行“国葬”的，但是陈璧君坚决反对，主要是怕场面搞得太大了，会招徕美机轰炸。为此事伪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一百四十二次政治会议，会上陈公博问陈璧君：汪精卫可有遗嘱？陈璧君回答说没有。因为根据汪精卫的吩咐，《最后之心愿》是要等二十年后才能公布的。陈公博感到太意外：汪精卫并不是暴病而亡，怎么可能没有遗嘱呢？周佛海却在一旁暗暗窃笑：“这个傻瓜，还被蒙在鼓里呢！”
陈公博提出要为汪精卫举行国葬的建议，立刻遭到了陈璧君的严词拒绝：“不要国葬！汪先生生前就不同意国葬。他关照过：只要在紫金山的梅花岭上择一块风水地，搞一个坚固的坟墓，长眠在中山先生的身旁就可以了。在墓前的石碑旁边，再立一块矮碑，刻上先生最喜欢的《咏梅》诗。墓碑上只刻‘汪精卫之墓’五个字，别的头衔一概不要，就连‘先生’二字也不要。别的你们都不要管了。听明白了吗？”
她拿出汪精卫以前写的《咏梅》诗手稿：
梅花有素心，雪白同一色；
照彻长夜中，遂会天下白。
诗文写得并不好，却是汪精卫自吹自擂的得意之作。陈公博见陈璧君一切自有主张，不便于多说，把《咏梅》诗收进皮包中，第一百四十二次政治会议就结束了。自始至终，只有陈璧君和陈公博两人的对话。会议决定：“汪精卫灵柩葬于梅花山，暂时不举行国葬”。
梅花山在紫金山中山陵西侧，明孝陵的前面，山上遍植梅、柏、桃、樱、枫树，风景秀丽。
陈璧君又坚持要用六十四抬“京杠”把棺木抬到山顶，为此“丧典委员会”只好发急电用专车把京杠从北京送来。一切就绪，择定十一月二十三日出殡。
那一天，天气晴朗，但是特别寒冷。清晨六时，陈公博等就到伪国民政府举行了移灵祭奠仪式，宣读了祭文，七时整起灵，由一名骑兵军官骑着黑马手执开道旗在前面开道，后面是两排手执国旗、党旗的骑兵，接着是军乐队、花圈队，灵车用八匹白马牵引，棺木上覆着伪国民政府的的国旗，后面是送葬的政府官员和军校的学生们，送葬的队伍，一共五万多人，浩浩荡荡，走了三个小时，方才到达梅花山下。
梅花岭从山麓到山顶，扎满了黑白布球，沿路还搭了几座松柏牌楼。墓穴的正中，挂着“汪主席之墓”的黑布幔，四周则是密密麻麻的挽联，日本“大使”谷之正、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等大小官员及汉奸们依次排列成行。棺木用六十四杠抬上山顶以后，十点三十分，举行安葬典礼，由陈公博主祭，把“国旗”、“党旗”覆盖在汪精卫的棺木上。十二时正，举行入葬仪式。
陈公博、周佛海、初民谊、林柏生、陈君慧、陈春圃等人站立在棺材的两边，每人手执一条系在棺材上的黑带子，舁棺入墓。
汪精卫的棺材，是用上等楠木做的，就这几个人，就这几条黑布带子，怎么可能“舁棺入墓”呢？原来这也是一场戏，“舁棺”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棺材的下面，有许多力夫扛着，从上面看起来，只见棺材由几条黑布带拽着，就慢慢儿地放进墓穴里去，而且放得平平稳稳的。
入葬的最后一节是“铲土”，按例由死者亲属也就是陈璧君和她的子女们先撒第一锹土，然后由陈公博等大汉奸撒第二锹土，最后由小汉奸们继续铲土，象征性地把墓穴填满。把题有“汪精卫之墓”五个大字的石碑竖在墓前，整个仪式就算完成了。真正的建墓工程，当然还得慢慢儿进行。
按照计划，汪精卫墓的设计大体上仿效中山陵的模式，工程浩大，耗资达五千万元之巨。汪精卫尸体入葬以后，陈璧君生怕将来有人掘墓鞭尸，别出心裁，吩咐在建墓的时候，将五吨碎钢材掺进混凝土里，浇成一个特厚的墓壳。她满以为这样就能让汪精卫的尸骨永存了。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十四个月，抗战胜利了，而汪精卫的《咏梅》诗碑刚刚刻好，还没竖立，整个陵墓则只浇灌了钢筋混凝土的墓壳，地面建筑还没动工。
这时候蒋介石还在重庆没有“还都”。一九四六年一月中旬，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出席的只有陆军总部总参谋长肖毅肃、南京市市长马超俊、陆军总部工兵指挥部马崇六、七十四军军长张灵甫及南京市宪兵司令部负责人等。何应钦宣布开会以后，只说了这样几句话：“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南京。可是汪精卫的坟墓居然还在梅花岭，和中山陵并列，太不像话了。如果不除去，委员长一定要大发雷霆，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商量一个拆除汪逆坟墓的妥善办法。这事情要办得干脆利落，还要绝对保密。汪精卫毕竟是个国民党的元老，如果消息传出去，人家会说委员长容不得一个政敌的尸骨，那就不好了。具体办法，请诸位研究吧。”
何应钦说完这几句话，就走了。一切由与会者便宜行事。七十四军工兵指挥官马崇六说：“我已经去调查过，汪逆的墓是用钢筋混凝土浇灌的，十分坚固，必须用大量的炸药才能炸开。最理想的办法是：先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然后在一个晚上突击完成，这样才能作到人不知鬼不觉，不留一点儿痕迹。”
会议决定立即投入准备工作，爆破炸墓工作定于一月二十一日晚上进行，由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工兵营用一百五十公斤TNT 炸开墓盖， 先在报纸上发布陆军部队要试炮的公告，由宪兵部队负责从一月十八日起对该地区实施戒严，到了一月二十一日夜晚，梅花山四周响起了陆军“试炮”的隆隆响声，工兵们在墓盖底下装进了炸药，点燃引信，一声巨响，墓盖炸开，露出墓室。马崇六命人劈开棺材，发现经过防腐处理的汪精卫尸体穿着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肩披红色绶带，基本上保存完好，只是脸色青中发黑，分明是中毒死亡的征象。在他的马褂口袋里，除了陈璧君用毛笔在一张三寸长的纸上写的“魂兮归来”四个字之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着如下一首诗：
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
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据分析，当是汪精卫在临死之前的“绝笔”。这首诗，从文采上看，倒是比他自鸣得意的《咏梅》诗要高明得多。
马崇六下令用吊车把棺木和尸体一起吊到卡车上，当夜就运到清凉山火葬场火化。火葬场的人员全部调开，由工兵将汪精卫连同名贵的楠木棺材一起送进火化炉焚烧。四十分钟以后，化为灰烬。
梅花山上原来汪精卫的墓穴用推土机推平以后，连夜建造一座事先准备好的翘角亭子，天亮之后，就拼接完毕。从此一代奸佞的坟墓即在梅花山消失，只留下这座亭子，供游人休憩。后来又在亭子的南北两面铺了石子小道，道旁栽种了花草树木。凡是去谒中山陵的人经过此地，如果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杨一桩公案，又有谁会想到，这里就是汪精卫的墓地呢？
最后还要补充一笔：汪精卫死前死后，施旦一直都在他的身边护理、守灵。开吊以后，改由陈璧君守灵。那一段时间，陈璧君知道汪精卫一死，即便伪政权还能存在，也不会有她的好日子过，因此脾气十分暴躁，对守灵的人，动辄发火，连她的妹夫褚民谊都被她骂得狗血喷头。施旦瞅准了时机，趁她离开灵堂的时候，也曾经身着丧服到灵前最后祭奠了一番。为躲避陈璧君的谋害，她没有参加送葬的行列，就带上汪精卫生前的物品以及送给她的财物，更名改姓，逃到香港去了。他在香港定居以后，还将汪精卫的衣物做了一个“衣冠冢”，终生守墓，没再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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