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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步洲在东京期间，因他好帮助人，结交了许多朋友。尽管国难期间天各一方，相互之间不通音问，但是风云际会，一个个都在他最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
一、竹林山馆，安顿家小
抗战结束，池步洲先生因反对内战，不愿继续为蒋介石效劳，于一九四六秋携带全家回到福建闽清县乡下种田，侍奉老母。
种田半年，事为章振乾先生所悉。当时他在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所长，一定要池步洲到他那里去，安排了一个副研究员的职务，从事华侨经济的研究工作。
池步洲决定把老母迎至福州供养。这时候他自己已经有了二子二女，加上老母，一家七口，不说日食度用，单是住房，就需要三四间。东找西找，看了好几个地方，不是房子太小，就是房租太贵，总找不着合适的。一天，偶然碰见留日时代东中野“闽租界”中的人物刘子崧，他听说池步洲还没有找到房子，立刻主动出借仓前山竹林山馆内一座二层楼房楼上的一半，而且免收租金，一住就是两年。
一九四八年六月，池步洲经同乡同学俞鸿光的介绍，带着妻儿老小到了上海，在中央合作金库上海分库担任总库专员，做的实际上是有关金融汇兑方面的密码通信工作。分库经理骆美中，也是东京旧友，本就相识。赴沪之前，正好他五哥步云和五嫂林怡从四川回到福州，就让五哥和老母在竹林山馆继续住下去，一直到解放。
刘子崧也是闽清县人，一九二八年池步洲因准备赴日留学，曾入福建法政专门学校学日语，即与刘子崧同学。但他却一直耽搁到一九三五年前后才到日本，读的是农业经济系。一切入学手续，都是池步洲代办的，住房也在东中野一带。他不大与人来往，但每逢过年过节，一定到池步洲家与众人聚会。池步洲长子的满月酒，他也参加了，并与大家一起照了相。
此外，他到日本以后，经济拮据，池步洲曾为此专门写信给当时任福建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的许显时请求接济。许是池步洲大姑妈的儿子，是池步洲的表兄。池步洲总算还有面子，许显时前后寄了好几次钱来，刘子崧方才得以在日本完成学业。
刘子崧免费出借竹林山馆的时候，任福建农学院教授，山馆的房子，楼下住着一家工人，就在家里纺纱，噪音很大，楼上另一半住的是一家基督教徒，每逢礼拜日，就带着夫人子女，手拿圣经，到教堂去做礼拜，行前总不忘跟池步洲打个招呼。看样子，这座房子似乎是刘子崧自己的产业，慷慨出借，纯粹是为了友谊，为了报答池步洲当年对他的帮助。
直到解放以后，刘子崧出任福建农学院院长，方才说了实话：原来他早就是中共地下党员，竹林山馆的房子，就是他们地下党机关的所在地，那家基督教徒和工人，都是共产党员。刘子崧当时之所以肯把房子免费借给池步洲，一方面固然有留学期间的友谊基础，另一方面，也有借重池步洲的“少将”身份以为掩护之意。当然，他对池步洲的为人极其了解，知道池步洲是个好好先生，不会害人，才敢在他的上级面前拍胸脯作担保。不然，池步洲就是再困难，他也不可能牺牲党的利益来照顾私人感情的。
二、中野旧友，沪上相逢
池步洲一九四八年到上海后不久，就从友人处听说当年东中野“沙龙”的中坚分子梁孝志也在上海，住在乌鲁木齐中路，就到他的寓所拜访。阔别十年，猝然相见，诉不完的离情别绪。
梁孝志比池步洲大两三岁，为人和气稳重，光明磊落，素养良好，宅心宽厚，斯文从容，善与人处，能言善辩，有说有笑，为当时“沙龙”中深受大家欢迎而无争议的人物，任何聚会，他都参加，而且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前文提到的章振乾用福州方言俚曲编写的新年山歌，就是由他领唱大家合唱的。《中野春秋》第九章所记“酒渴太无端，志也畅谈吃尿事”，说的就是他的一段趣事：有一次他到一位朋友家里去，意在喝酒，那朋友不在家，他到处找酒不获，忽然发现床下有一酒瓶，约有大半瓶光景，不问三七二十一，拿起来就喝，进口之后，才发觉不对，因为只有尿味儿，绝无酒香！
梁的夫人陈秀惠，后来也到东京。真是“有其夫必有其妇”，且如其名：秀而且惠，忠厚和善，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和英子小姐一见如故，相处得特别融洽。
这次上海相见，两家人家走动得特勤，自在意料之中。
陈秀惠有一胞弟，自幼出家，后来在上海延安西路由福州人圆瑛法师当主持的圆明讲堂修行，法号明旸. 圆瑛法师圆寂以后，就由明旸主持，在上海也是一位宗教界的知名人物。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临解放之前，大小官员们纷纷逃往台湾。池步洲自问一生历史不但清白，而且光荣，拒绝随军撤退台湾。这一时期，上海局势混乱，市面萧条，人心惶惶。梁孝志倒很积极，马路上经常看到“梁孝志先生定于×月×日在×地演讲”之类的海报。他不是共产党员，在留学的时候，基本上也属于不问政治的一派，他的演讲，估计不外乎是呼吁民主、要求自由这一类内容。
三、日月改换，人心思定
五月二十五日上海解放，即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接收原上海的各机关单位。池步洲所在的合作金库，属于金融系统，尽管大头目们已经逃往台湾，但是中下层的员工也还不少。解放军来了，如何接收，旧有员工是否继续留用，谁也不知道，一时间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那时候，池步洲一家住在北四川路底馀庆坊26号合作金库的员工宿舍内。这是一座一楼一底的住宅，楼上住着的锺先生一家，楼下住着的刘先生、朱先生和池步洲共三家，都是合作金库的同事。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特别是四家的太太们，都是家庭主妇，先生们上班去了，四位主妇在家里操持完家务，免不了要互相走动，因此来往得更加密切。白须宾来中国已经十几年，汉语学得相当不错，不但会讲四川话、上海话，讲起“国语”来，比池步洲那带有福建腔的“蓝青官话”还要强上几分。在这几位太太中间，他跟刘太太的关系最好。这一者因为池、刘两家是紧邻，见面的机会多，二者刘太太不但长得漂亮可爱，性格也温和敦厚，善于言辞，跟白须宾最合得来，所以两人亲如姐妹，无话不谈。
解放军进入上海，睡马路，吃干粮，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但不住民房，连喝水都不打搅老百姓的。这在那个兵就是匪的年代，老百姓看惯了竖眉立目、蛮不讲理的中央军，突然见到这样规矩的子弟兵，简直都愣了。于是“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谎言不攻自破，解放军的威信很快建立起来。军管会通过广播电台号召各行各业各安生计，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工人照常上工，各机关单位的职员，要保护好文书档案，等待军管会派人来接管。在这样的前提下，池步洲他们邻居几个也都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就一起到金库去上班。
中央合作金库是个大单位，军管会派来军代表接管之前，由驻军派兵暂时看守，一切业务全部停顿，所有仓库全部贴上封条，全体人员上班，除了听一个干部说几句“要提高警惕，防火防盗，保护好国家财产；要遵守法令，等待军管会接管”之类安定人心的话头之外，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而大家最最关心的是否继续留用的问题，则要等军代表到来之后才能决定。
池步洲的三位邻居回到家里， 一个个面孔全都拉得老长，惹得太太们也满腹狐疑，见丈夫心情不好，又不敢问，只好互相打听消息，焦急不安。刘太太到白须宾房里来串门，见池步洲依旧有说有笑，就问解放军接管了合作金库，对原有人员，究竟作何处置。池步洲自以为是地侃侃而谈：“古往今来，改朝换代，对做官的来说，当然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上自宰相阁辅，下至府州县官，统统都要撤换。但是对于凭本事吃饭的知识分子们来说，不管谁坐天下，总还是要雇佣一批办事的人来替他们干活儿的。何况共产党内大老粗多，缺的就是知识分子，如今打下了大半个中国，人心又都向着共产党，全国解放，只是早晚间事，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多，一旦全国解放，百废待兴，各项建设，纷纷上马，只怕现有的几个知识分子还不够用呢？咱们一不是反动派，二不是贪官污吏，三不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家都是出卖劳动力的工薪阶级，即便合作金库没有了，别的单位也要用人的，何愁会失业饿饭？”一席话，说得刘太太也开朗起来，高兴而去。
池步洲心里还有一句话没跟刘太太说：我是留日学生，身有一技之长，抗战期间又是毁家回国共赴国难的爱国知识分子，而且在抗日战争中破译日本密电码成功，对抗战胜利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共产党既然志在救国救民，解放全人类，必然都是爱国人士无疑，对我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团结唯恐太晚，怎么可能排斥我、不用我呢？
六月十九日，军管会派到合作金库的军代表终于到任。谁都没有想到，来的是一位中年女同志，穿一身布军装，态度和蔼，语言亲切，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官架子，大家全都心悦诚服。她召集大家讲话，首先宣布：根据政策，凡是金融系统的原有人员，除有不法行为者外，原则上一律留用，要大家安心工作，努力学习，赶上形势，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等等。大家听了，十分欣慰，提心吊胆、忐忑不安的心情为之一扫。纷纷议论，共产党到底是中国人民的精英组成，站得高，看得远，从国家需要出发，不像国民党，用人唯亲，没有亲友关系的，换一个头头就要担心卷铺盖。既然共产党这样看得起我们，我们唯有听从党的安排，努力工作，以报答党的“知遇之恩”。
池步洲心情愉快地回到家里，得知妻子已经临产，由刘太太送进了医院。急忙赶到医院，第五个孩子已经出世，是一个白胖小子。真是双喜临门，皆大欢喜。
中央合作金库上海分库的机构撤销了，对外业务完全停顿，系统划规中国人民银行管辖，目前主要工作是理财产，人员则等待重新分配。池步洲原来经管汇兑方面的密码通信事宜，现在这一业务停顿，把密码本子往上一交，就等待分配工作了。每天上班，除了跟大家一起学习《人民日报》社论之外，根本没有事情可做。但是每月却可以领到二百五十个“折实工资单位”，一家大小，生活基本安定。
解放前夕，国民党的金融已经全面崩溃，物价飞涨，中央银行玩弄“币制改革”的把戏，废除法币，推出号称“金本位”的金元券。但是曾几何时，金元券的贬值比法币还快，物价继续上涨，金元券完全失去了信用，在市场上已经不再流通，大宗交易，一般都以黄金、白银结算，小宗买卖，则用大米结算，几乎回到了“以物易物”的上古时代。解放以后，虽然也用人民币作为流通货币，但为了稳定人们对纸币的不信任情绪，发放工资，不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而推出一种以实物为基础、以货币折算的单位，叫做“折实单位”，也叫“工资分”。
“折实单位”于一九四九年春首先在天津推出，一个折实单位等于一定种类、一定数量实物的总和。折实牌价由人民银行每天挂牌公布。天津的每个折实单位，包含一斤面粉、一斤玉米面、一尺布的前五天平均价格。后来推广到京沪宁汉苏杭等地，实物内容有些因地制宜的变化。例如上海的实物内容，就改为一斤标准米、一斤标准面、一尺龙头细布、一斤煤，价值比天津的要高一些，平均值大约六千五百元左右，相当于新币六角五分。
当时的工资制度，解放军及随军进城的人员一般按供给制或包干制供应；本地旧员工或新招人员按折实工资单位发给。上海地区，一般科员、办事员的工资，大约在一百个工资分左右。池步洲每月拿二百五十个工资分，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高的。解放以后，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很快就控制住了物价，市场供应充足，人民生活基本稳定。大家从物价飞涨的市面一下子过渡到物价稳定的市面，无不欢欣鼓舞，额手相庆，从心里拥护共产党，歌颂她的英明伟大。池步洲身在福中，自不例外。
四、政策忽变，突然失业
但是好景不长，共产党的政策，说变就变：接管初期军代表当众宣布“一律留用”言犹在耳，忽然打了折扣，金融界的“高级职员”，一批批地相继被遣散了。池步洲原任合作金库上海分库的“总库专员”，地位相当于银行的襄理，很可能也在遣散之列。
八月底的一天，军代表忽然召集分库的全体员工开会，一改她平日和蔼可亲的面容，绷着个脸，先宣布了被遣散人员的名单，接着以十分严厉的口气说：你们这些高级职员，一贯为国民党做帮凶，完全是人民的敌人，本应严加惩处，考虑到你们解放以来基本上奉公守法，没有继续作恶，现在我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宽大处理，特发给三个月工资，予以遣散，从九月份起不再留用。今后只许老老实实，安份守己，自谋生路。如果不思悔改，乱说乱动，一经发现，定予严惩，绝不宽容……等等。
这一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震得在座的高级职员们晕头转向，一个个呆若木鸡，面面相觑，低头无语。军代表接着宣布：被遣散人员，从九月份开始就不再是银行系统职工了，凡是原住单位宿舍的，限一个月之内迁出。
这可真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上海的住房，租赁十分困难，一向都要用黄金去“顶”，也就是购买不出房租的居住权，顶一所房子的价格，有时候比房价本身还高，动辄几根或十几根“条子”。这对收入微薄而子女众多的池步洲来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但是身为五尺男儿，既然已经被遣散，决没有赖着不走的道理，于是先把三个月遣散费领来，下面的路怎么走，只好听天由命，走一步算一步了。
这件事情，池步洲本不想立即告诉妻子，因为白须宾在六月十九日生下第五个孩子后，身体一直不太好，怕她经受不住这种打击。没有想到他刚刚回到宿舍，刘先生和刘太太出于关心，过来安慰，于是一切全都暴露无遗，想暂时保密也不可能了。
刘家夫妇走后，白须宾面露忧色，忽然提起四年前内江那个看相的老者所说的“四十四岁将有大难”的话头来。池步洲急忙强打精神假装乐观地一半劝导，一半自我解嘲：想我池某人，出身贫农，从小放牛割草，本无奢望，蒙五哥培育，得以东渡求学，后来回国参加抗战，几经波折，总算有所成就，胜利后以迄解放，虽无高官厚禄，尚称一帆风顺，温饱有余。如今因我系“高级职员”而遭解雇，并非我真有什么罪恶，无非因我工资比别人高些而已。天生我才，必有其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凭我早稻田大学电气工程本科毕业的学历，找一个二百五工资分的饭碗，想来还不是太难的事情。天无绝人之路，总不至于冻馁于沟壑之中。至于说四十四岁有大难，一者我今年才四十三岁，二者解雇、就业，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也不能算是什么大难吧？……
五、寄人篱下，开荒自救
离馀庆坊不远，住着一位王忻堂大律师。三十年代初，他曾经到东京求学，由池步洲介绍到东京专修大学学法律，毕业后回国挂牌当律师，颇负盛名。抗战期间，他留在上海继续当律师。尽管法律属于政治体系，但当时把律师划为自由职业者，居然游离于政治之外，而汪伪政权也标榜法治，要求顺民守法，故此未曾受到冲击。抗战胜利之后，上海的汉奸案、敌产案堆积如山，当律师的忙都忙不过来，几乎每个律师都发了一笔大财。
一九四八年六月，池步洲到上海合作金库工作，一天偶然在报上看见王忻堂大律师受聘担任某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的启事，就按址找上门去。老友久别重逢，倍感亲切。特别是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前夕池步洲兄弟仓促离沪时暂时存在他家的几箱书籍和杂物，虽然他在战乱中也曾经数次辗转搬迁，但都保存完好，可见其为人之忠厚。自此两家经常过从，交谊弥笃。
池步洲遭到遣散，有三个月的遣散费，生活暂时还能维持，但是限期迁出宿舍，无处可去，实为燃眉之急。走投无路中，想起王忻堂家就在北四川路底，相距不远，即就近拜访，共商对策。
两人见面，池步洲一提即将无家可归的窘况，王忻堂即慷慨地表示：他在郊区置有一别墅，名叫“忻忻花园”，只有他母亲一人独居，有四五间房间空着，如果不嫌荒僻，欢迎搬过去住，不收分文。仔细一问地点，虽说是郊区，其实离北四川路底并不太远。池步洲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哪还计较离市中心的远近？当即再三称谢。住房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池步洲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第一次得到了证明。
忻忻花园是一座郊区别墅式的花园洋房，除屋前的花圃之外，房后还有相当开阔的空地。王老太太是个勤俭慈祥的老人，种了许多蔬菜，黄瓜、茄子、丝瓜、豆角、西红柿之类，应有尽有。老太太一个人吃既吃不完，又不拿去卖，就让池步洲一家只管任意取食。菜蔬问题，也这样部分解决了。
离忻忻花园不远，就有一所中学，而且可以住读。池步洲的长子哲雄，一九三五年出生于日本，已经十四周岁，就送到这所中学去住读。
忻忻花园有相当高的围墙。时届九月，上海的天气，还相当炎热，每天吃过晚饭，不是全家大小都坐在围墙里面纳凉，就是池步洲带领几个孩子到围墙外面去散步。围墙外面，好大一片都是无人耕耘的荒地，估计是已经被房地产公司收购却还没有开发建造的房基。池步洲心想：眼下住房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家里食指繁多，有出无进，尽管已经相当节省，蔬菜也可以从王老太太的菜地上免费取食，粮食却不能不买。工作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报上没有招聘的广告，即便有用人单位，也难以自荐。看起来，虽然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也不是有本事就有饭吃，缺乏强有力的亲友引见，依旧不得其门而入。等到三个月的遣散费全都吃光用光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反复琢磨，觉得别的困难都容易克服，独有这一日三餐是无法减省的。为免一家饿饭，池步洲再一次发了书呆子气：共产党不是最喜欢劳动人民、不喜欢高级知识分子么？我从今之后不当高级知识分子了，决心当农民，即便不能脱胎换骨，至少也可以来一个生产自救，自耕自食。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说不上身强力壮，但自小受苦出身，也种过田，比起别人来，还不算太外行。
忻忻花园里各种农具齐全，倒不用购买。于是每天早起，就到围墙外面去除草、翻地，种上白薯，挑水浇灌，尽管隔墙就是家，却也像煞有介事地连中午饭都叫妻子送到“地头”来吃，饭后继续劳作。他自己从小就是吃白薯长大的，如今要老婆孩子们都来继承这一光荣传统了。
六、不速之客，突然光临
上海解放初期，国民党逃往广州、台湾，欺负共产党没有空军，地面防空力量也十分薄弱，因此经常派飞机到上海市区来低空盘旋，狂轰滥炸之外，还散发传单，内容无非宣扬“国军不日发起反攻，即将卷土重来”，要求居民不听共产党的话，不与共产党合作等等。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借此大做文章，蛊惑人心，一时间谣言四起，什么“国民党要回上海过中秋”啦，“蒋介石要回南京过国庆（指十月十日）”啦，说得有鼻子有眼儿，闹得上海人人心惶惶，信以为真者有之，将信将疑者也有之。
九月底的一天，突然当年的顶头上司李直峰找到了忻忻花园来，颇令池步洲感到意外。自从一九四七年秋池步洲经陈固亭介绍去研究破译日军密电码那一天起，就跟这个李直峰打交道，是他研究破译密电码的启蒙老师，也是他的顶头上司。十几年来，两人虽然也有一些日子不在同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却始终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彼此可谓十分了解。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以后，这个李直峰却忽然间不见了，问谁谁也不知道，当时还真为他的生死命运担心。因为他去过延安，戴笠的亲信魏大铭就怀疑他不是通共就是亲共。抗战结束，转入内战，国共两党的矛盾直线上升，这个与共产党有扯不清关系的嫌疑犯，是不是被军统局抓起来了呢？
今天多年的故交突然来访，尽管池步洲已经失业，处境尴尬，也依旧热情接待。谈话中问起他：这几年都到哪里去了？如今在做什么工作？我僻处荒郊，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他却吞吞吐吐，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他。问他登门造访，有何指教，又说没有什么事情，不过是路过这里，顺道拜访，探听近况。如果换个别人，也许早就看出点儿名堂来了：此人是中统局的骨干，又与共产党有些来往，如今突然出现，不是国民党派来的，就是共产党派来的。但是池步洲是个书呆子，城府不深，只知待人以诚，从不随便怀疑别人，见李直峰不作正面回答，以为人家有难言之隐，也就不再追问，更不会因此提高警惕，慎言慎行。
两人过去未来地聊了一阵，渐渐聊到了时局上来，池步洲说起国民党的飞机常来轰炸，看样子确实想要发起反攻，中国时局，一时间还难以平静。李直峰听了，“嗯嗯”两声，未置可否。略坐了一会儿，就告辞走了。池步洲也只把这次见面看作是偶然的际会，并不在意。
没有想到八年之后，方才揭开了李直峰这次来访之谜。这个人，本来是阎锡山手下的密电码专家，后来当了杨虎城将军的侍从室主任，“西安事变”中负责与延安联络，很得周恩来的赏识，秘密入党后，奉周恩来的命令打入国民党中统局从事高级情报工作。抗战胜利，李直峰怕有暴露身份的危险，在国民党这一面消失了，在共产党那一面出现了，做的依旧是破译密电码工作。这一次到上海来，是负有秘密使命的：要网罗一批对破译密电码有研究的人才，到北京去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网罗人才，特别是这一类“秘密工作”的人才，入选标准是很高的，对共产党离心离德、三心二意的人，当然不能用。池步洲偶然提起蒋介石要发起反攻，不但事实就是如此，也是当时上海一般人的共同看法，并不可怪，但是李直峰凭他过人的嗅觉，却认定池步洲思想落后，对蒋介石还有幻想，不堪付此重任，于是下面的话，就一句也不提起了。他“不得已而求其次”，把当年军技室的破译密电码专门人才丁绪曾和杨肆带走复命，就算完成了任务。
池步洲在失业期间没能被李直峰所网罗，看起来，似乎是一大损失，其实不过是异途同归，即便到了北京，运动一来，依旧要进监狱的。八年之后，池步洲在济南“解放军官管训处”邂逅丁绪曾和杨肆，方才知道李直峰的真正身份，而且得知丁、杨二人就是当年被李直峰物色到北京去从事破译密电工作的“合格人选”。但是运动一来，照样被捕，照样劳改。──这是后话，这里先提一笔，后文再叙。
七、巧上加巧，绝处逢生
李直峰走后没几天，就是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当时还没有电视，大家只能从无线电广播中收听那庄严盛大热烈欢快的场面。接着各大报纸上纷纷刊登各种各类名人表示拥护的讲话、各级地方政府政策性的表态文章，都提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或“妥善安置，新中国绝不允许饿死一个人”这些话，特别是上海市市长陈毅的讲话中，再三强调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千百万知识分子，新中国全都包下来”这句话。池步洲觉得自己大小也算是个知识分子，自应列入“包下来”的范围之内，就动了要到军管会人事处“挂个号”的心思。
十月上旬的一天，池步洲为了安排工作的事情，从郊区来到市中心，想到军管会人事处去问问，意外地在外滩碰见了许久未来往的留日同乡同学何孝纯。两人立谈片刻，据他说，军管会人事处处长姚耐，也是当年东京的福州籍留学生，与他关系比较好，所以上海一解放，通过姚耐的帮助，他已经安置了工作。他让池步洲也去找姚耐解决工作问题。不过这个人办事比较小心，他只让池步洲自己去找，尽管当时他们就离军管会不远，他也不说一句“我带你去”这样的话。
何孝纯是福建名士何公敢的侄儿，当年在日本，为人性格爽直，略有傲气，在同乡同学中比较随和，人缘儿不错，思想上同情革命，却没有具体的行动。他跟姚耐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上海一解放，就通过这个关系安置了工作。不过像他这样“倾向革命”的进步人士，命运并不比池步洲好，后来因为“莫须有”的罪名，竟遭了三十几年的冤狱，直到一九八二年方才得到平反。
姚耐到日本留学的时候，池步洲正在留学生监督处负责新生入学事宜。当时姚耐因为证件不全，发生了麻烦，是池步洲帮他解决后方才“顺利入学”的，从此与池步洲经常来往，但他不能算是东中野“闽租界”中的一分子。他既不在东中野居住，也不参加“沙龙”的活动，跟别人也很少来往。甚至连基督教青年会礼堂的各种集会都不参加，当时大家都说他孤僻，实际上可能是负有特殊的使命。“七·七”事变后他何时离开日本，没跟任何人商量，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哪儿，也没人知道。
池步洲听说姚耐就在军管会当人事处处长，想起当年在东京的时候，两人关系也还可以，就听从了何孝纯的劝告，到传达室以“老友”的身份填了一张会客单，指名要见姚耐。
门卫用电话联系以后，就把池步洲带进了人事处，只见姚耐穿一身布军装，满面胡须，瘦高个子，目光炯炯，精神很好，当年留学时期的音容笑貌，依稀犹在。但如果不是登门造访，而是在马路上相遇，单凭相貌，是无论如何也认不出来的了。
这一次意外的相遇，姚耐并没有忘记昔日的情谊。一见池步洲，就站起来紧紧握手，用福州话说：“多年不见，你变多了，几乎认不出你来了。”池步洲说起自己的经历，特别提起已经被银行系统作为“高级职员”遣散，目前寄人篱下，衣食无着的处境。姚耐说：现官不如现管，合作金库既然已经合并到人民银行，这事儿还是要通过人民银行的军代表才能解决。当即就给人民银行军代表罗俊写了一封信，要池步洲直接去联系，如果还有问题，再回来找他解决。池步洲见他很忙，不便多所打搅，就告辞出来。姚耐送他到大门口，握手道别。当时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即将下班，尽管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就在附近，池步洲一者觉得天色太晚了，不便再去打搅人家，二者想到自己已经被遣散，再要重新录用，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估计希望很小，虽然有姚耐写的介绍信，也不过姑妄一试，而且一定颇费口舌。考虑再三，只好暂且回家。
第二天上午，池步洲拿着姚耐的介绍信，到人民银行去找军代表罗俊。
到了银行，通过传达室把姚耐的介绍信送了进去，不久就传出话来：请到办公室说话。罗俊一见池步洲，立刻就站起来，热烈握手，请坐交谈，十分热情。池步洲一生最不善于“见官”，在大官面前说话就拘谨。罗俊既然是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军代表，其为“大官”，当不用怀疑，因此罗俊问一句他答一句，多一个字也不说。罗俊见他如此，满面堆笑地说：“池先生，难道你忘记了？咱们是老朋友哇！”
这话又使池步洲如堕五里雾中，心想：我哪里有当解放军的老朋友哇？姚耐也没说罗俊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呀？正迟疑间，罗俊又提醒说：“一九四零年，陈固亭带我到你观音岩下的‘蔼庐’住所拜访，还叨扰过你一顿丰盛的午餐呢，难道你都忘记了？”
经罗俊这样一点明，池步洲方才想了起来：世界可真小，这个罗俊，果然是池步洲的老相识。
一九三九年三月，池步洲单枪匹马破译了日本的外交密电码以后，名噪一时，也曾经写信给在西安的陈固亭报捷，比较详细地谈了破译经过。他也回信热烈祝贺。一九四零春季，陈固亭因公从西安到重庆，在一个星期天，带了一个叫罗俊的朋友到池步洲家里来，据说是重庆农民银行副经理。池步洲虽然与他素不相识，因是陈固亭带来的人，也就备了酒席，热情招待。席间欢声笑语，无话不谈。罗俊似乎对池步洲破译日文密电码一事很感兴趣，频频发问，池步洲既然视他们两个为“自己人”，也就毫不保留地和盘托出，连破译的关键所在也不保留。后来罗俊自己找上门来，还在池步洲家住过几天。看样子，当时陈固亭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他们两个，都在客观上起了提供情报和掩护的作用。
人的大脑，结构十分奇特。有的人记忆力强得出奇，古代能把四书五经全文背下来的人，数量众多；有的人记忆力只在某一方面显示特强，而在另一方面却特弱。池步洲就属于后一种人：他在记忆公式、数字方面能力特强，一般人很难记住的数字，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对于记人的面孔、姓名，却属于“特弱”者一类。许多原本很熟悉的人，几年不见，不是把人家的姓名忘了，就是连面孔也忘了。罗俊与他不过一面之交，况又事隔九年，连姓名带面孔全都忘得干干净净，对他来说，倒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罗俊笑眯眯地继续说：“我是来接管中央银行的，后来原合作金库系统也划归人民银行管辖，我从遣散人员名单上看见了你的名字，就想过要把你找回来。我对你的历史不说了如指掌，也基本了解，知道你是个纯技术人员，从不参加政治活动，抗战中为国家立过大功，胜利以后反对内战，退出了军政系统，回家务农，后来在金融界工作。你没有跟蒋介石到台湾去，就证明你是个爱国人士，属于统战的对象。根据中央‘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政策，共产党一定会用你的。不过你已经被遣散，要回到本系统工作，必须经过党委讨论以后才能决定。估计问题不会太大的，即便因为遣散政策的关系本系统不便于安插，我也会把你介绍到别的系统去妥善安置。你尽管放下顾虑和一切不必要的思想包袱，耐心等待我的通知。”
一席话，说得池步洲心花怒放，频频点头，连连道谢。
池步洲回到家里，因为忘了抄来姚耐的电话，立刻写了一封信给他，详细汇报与罗俊谈话的经过，并且告知与罗俊在重庆的那一段交往。
一等等了两个多星期，罗俊那边还没有任何消息。池步洲不便于去催，又写了一封信给姚耐，请姚耐从侧面再催一下。
没过几天，人民银行人事部门的通知终于到了，通知池步洲于十一月一日到人民银行储蓄部报到上班。
得到这一消息，阖家欢乐，不可名状。
池步洲被遣散又被召还，出于三“巧”：一巧在外滩与何孝纯相遇，二巧在军管会与姚耐相遇，三巧在人民银行与罗俊相遇。多年不见的老友，相继出现，巧上加巧，这就是池步洲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的第二次体现。
事后姚耐告诉池步洲说：军管会遣散一大批银行界的高级职员，有经验、有能力的人大都走了，业务上不免捉襟见肘，难以开展，不得已，领导班子中有人提出不妨选择一批比较忠诚可靠的遣散人员回来工作，但还在酝酿阶段，并未形成决议。恰巧这时候池步洲找上门去，姚、罗二人就把池步洲作为第一个召还人员往上报。上级党委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意见不一，经姚、罗二人力争，方才通过。所以池步洲是最早获准召还的遣散人员。后来虽然还有人陆续被召还，但大都先经过一年半载的学习，才分配工作的。
如此说来，三巧之上，还应该再加一巧！
工资有继，用不着节衣缩食了。白须宾给池步洲定了一磅牛奶，用来补养身子。她总念念不忘内江那个看相先生说的话：四十四岁有大难。如今国泰民安，生活有着，还会有什么大难？最多不过是生场大病罢了。如果身体补养好了，到了明年，就可以什么病也不生，这场大难，不就可以脱过去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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