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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的地方政府各部门，除了军队转业干部和新进干部之外，还有一种“留用人员”。
他们在业务上往往是骨干，但在政治上因为和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有过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往往被认为“不可靠”，至少不是“自己人”。
其中不少人则从“友人”逐渐转化为“敌人”。
解放后的一年半时间中，池步洲究竟是怎样完成从友人到敌人这种转化的呢？
一、高级职员，变办事员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池步洲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储蓄科上班，职务是起草有关储蓄的文件和宣传品，职别是办事员，比科员还低，工资却仍是二百五十个折实单位，比科长还高些。这也许是罗俊他们为了摘去池步洲“高级职员”桂冠而采取的相应措施。但是考虑到他家庭人口众多，又保留了他高级职员的工薪。储蓄科内，一共有十几个人，连科股长在内大都是留用人员，其中有一个还是合作金库的老同事。因此同事之间，倒还好相处。
罗俊见池步洲家住郊区，每天上下班不但要倒好几次车，还要步行很长一段路，十分不便，就把杨树浦福禄街五十六号二楼的一套住房分配给他。
这是一座相当讲究的二层洋房，房间敞亮，走廊宽阔，煤气、电话、卫生设备一应俱全，一家七口住三间房间，还不算太挤，门口就有电车直达银行储蓄部，可谓方便之极。更巧的是：楼上楼下住的几乎全是原合作金库的老同事，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
当年介绍池步洲到上海合作金库工作的俞鸿光，有一个堂房兄弟叫俞鸿谟，本籍福建福清，是印尼华侨，三十年代初与另一堂房兄弟俞鸿猷同时到东京留学，因同乡关系与池步洲相识，交往颇为密切。池步洲之所以认识俞鸿光，就是通过俞鸿谟介绍的。余鸿谟忠厚诚实，寡言少语，但爱好文学，留学期间即与国内外进步文化界人士广泛接触，并搜集各种文学书刊，认真研究。抗战期间，他滞留上海，在租界区开设书店。胜利后倾向革命文化事业，与文化界进步人士如夏衍等合作，继续开办书店。上海解放后，正式出任海燕书店经理。解放初期，共产党对出版事业不像后期那样控制得十分严格，私营书店也允许出版一些书籍。海燕书店除出售外版书之外，也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一些文学书籍。
池步洲恢复工作以后，偶然得知俞鸿谟的近况，到海燕书店去看望他。谈起前一时期“几乎失业”的经过，俞鸿谟说：他书店里正要用人，如果当时去找他，也许就不用到军管会去求姚耐了。接着又说他书店里正在编辑出版一部世界文学家传记，依旧需要翻译方面的人手，问池步洲能否在业余时间帮他翻译点儿资料。池步洲满口答应。俞鸿谟就抱出十几本日文版的精装书来，里面有世界著名的文学家传，请池步洲用业余时间进行翻译，按译文字数计酬。
从此，池步洲几乎每隔一个星期就要到海燕书店去一次，送去译稿，取回稿费。累计起来，每月大约也能收入七八十个折实单位。这在解放初期，就已经超过“不无小补”的范畴了。有时候家里来了客人，恰逢月底，无钱办招待，去向俞鸿谟预支若干稿费，他也从来不加驳回。有这一笔“额外收入”，池步洲一家七口，生活还算过得下去。
俞鸿谟待人诚恳，事业心强，办书店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可惜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也因与夏衍关系密切频频被批斗无法忍受愤而自杀了。
二、粉墨登场，新事新办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设在外滩的一座大楼内。经理张茂成，是解放军干部，年纪还不到三十岁，穿一身布军装，讲话和气，待人亲切。两个副经理都是留用人员，一个叫王惟中，本是个大学教授；另一个不久就被捕，当时并没有公开被捕原因，所以谁也不知道底细。此外还有正副两位党委书记：正书记姓马，资格老，年纪大，文化低，不善言辞，什么时候都是满脸含笑，平易近人。副书记姓陆，与马书记恰恰相反：资格浅，年纪轻，文化高，善于言辞，是个白面书生。经理、书记下面，设有人事、保卫、储蓄等若干个科股，科股长有的是解放军干部，有的是留用人员。储蓄科科长姓陈，副科长姓潘，科内还有一个股长姓汪，就都是留用人员。要论原来的地位，池步洲比他们都高。通过一遣散一召还，高级职员变成了低级职员，地位反而在科员之下了。
池步洲这个办事员，实际上是个文字秘书，不仅科内有关储蓄方面的章程及宣传品要他来草拟，就是部内开会，首长的讲话，也由他来记录。有一次开会，马书记讲话，讲得结结巴巴，缺乏条理。会后整理成文，发在人民银行的内部通报上。马书记看了，十分赞赏，对张经理说：“这是谁记录的？比我讲的好得多了。”
其实，池步洲生平最怕的就是做记录，因为他手耳不能并用，不能边听边记。科长让他做记录，他又不能不答应。结果是马书记的话讲完了，他的记录本上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好在他的记忆力极强，马书记讲话，也是认真地听了的，根据记忆，“笔述”出来，好像根据首长的授意做文章一般，行文布局，可就简洁流畅而有条理了。从此池步洲不但落下了个“储蓄部一支笔”的雅号，每次部里开会，记录一席，也非他莫属。至于他的记录都是怎么记下来的，则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了。
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刚刚公开，各机关单位都有团组织，与党、政、工会共为四大支柱之一。青年们在团组织的领导下，不但响应上级号召，带头做好本职工作，还积极学习马列主义，自觉改造世界观，满口新名词，一脸进步相。年轻人思想简单，接受新事物快，要求积极进步，当然无可厚非。那时候的青年积极分子，主要在工作、学习方面表现自己，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一切业余活动如文娱、宣传、体育、卫生包括大扫除、刷墙壁等等，都积极带头，走在前面，还没有出现专门整人的“打小报告专业户”，党团组织也经常教育他们要与留用人员搞好团结，因此他们在部内都是受人尊敬的。
有一个叫吴天敏的山东姑娘，就是青年积极分子中的佼佼者。她不但工作积极，学习努力，而且漂亮文静，态度和蔼，不论大会小会，她都带头发言，口齿清晰，有条有理，是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也是部内未婚男士的追求对象。
解放初期的上海机关里，单凭穿着服装，就能够判断每个人的身份：穿布军装的，当然是解放军干部；西装笔挺的，不用问都是留用人员；而穿人民装、列宁装的，则一定是新进人员，或者是留用人员中自愿改造自己的的积极分子。风气所及，人民装的势力越来越大，西服终于逐渐退出潮流。
在储蓄部里，有一项并无明文规定的例会，多则几个星期、少则一两个星期，必定召开一次。开会的时候，部里的领导干部轮流到会，只带耳朵和纸笔，不带嘴巴，虚心听取并记录群众的意见，不许当场反驳或解释。这种会议，开头几次留用人员是不敢发言的，一般都由解放军中来的小干部发难，新进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响应，最后才有胆大的留用人员提几条不关痛痒的意见凑凑热闹。正是这种“领导干部听取群众意见会”，把池步洲这个从旧中国来的知识分子给感动得热泪盈眶又佩服得五体投地。共产党领导干部这种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作风，比起封建时代的从谏如流来，无论周公的三吐哺还是唐太宗容忍魏徵的直言，都无法比拟。再联系到银行系统印发的内部通报，用的都是前中央银行废旧印刷品的背面，按照古人所云“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败由奢”之句，确认古往今来再也没有一个政党像共产党这样想人民之所想，因此相信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复兴中国，振兴中华。
解放初期，提倡“一面倒”，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幸福的明天”，把“苏联老大哥”的地位捧得很高，把“苏联专家”奉若神明。为援助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苏联顾问”成批而来。他们趾高气扬，“不学有术”，待遇特高，脾气极大，对待中国专家，往往暴跳如雷，蛮不讲理。中苏专家之间意见分歧，发生争吵，按照“一面倒”的处理原则，大板总是打在中国专家的屁股上，因此后来中国专家干脆不再出面争执，任凭苏联专家独断独行，以致闹出许多笑话。
上海人民银行储蓄部倒是没有苏联专家，仅为业务需要而从苏联进口一批财会办公器械，如手摇计算机、电动计算机、英文打字机、俄文打字机等等，而且一律用美元结算。苏联机器有两个特点，一是粗糙笨重，二是价格昂贵。同样的机器，如果买美国货或者日本货，不但机器精巧，价格大约能便宜一半儿左右。此事在留用人员中早就有人议论，只是不敢公开提出来而已。
池步洲是个头脑简单的书呆子，出于对共产党的一片热忱，发扬“主人翁”的积极精神，把这个大家都有意见的问题，拿到每月召开一两次的“领导干部听取群众意见会”上当众向领导提出，认为买苏联机器不合算，浪费了外汇，建议改从香港进口质优价廉的美国货或日本货，以节省宝贵的外汇，用于更需要外汇的建设项目。
这一建议，如果在一九五七年提出，在“破坏中苏关系”的大帽子底下，划为极右分子是跑不了的；如果再晚一年，在“大跃进”中提出，那么“勾结美帝国主义，里通外国”的罪名成立，“反革命”的帽子立刻就带上了。解放初期，对待留用人员的政策比较“宽松”，倒是没有立刻就扣上帽子。按照“领导干部听取群众意见会”的立会原则，任何意见都是只许听不许解释的。但是这一意见不是对哪一位领导干部而发，而是对“一面倒”政策而发，因此“流毒”必须肃清，“恶劣影响”必须消除。所采取的办法，则是召开大会，由党组织出面“说清楚”。
大会上，先由不善辞令的马书记简单致词，说明召开这个大会的原因和目的，然后由能言善辩的陆副书记登台讲话。他首先泛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劣及前者必然取代后者的客观规律，接着描述苏联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作为对比，又比较具体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劳动人民身受残酷剥削过着非人生活、资产阶级用剥削所得穷极奢侈地过着腐化的生活，特别联系到美帝国主义对北朝鲜的穷兵黩武，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克服的经济危机所必然导致的对外扩张侵略，等等。说得慷慨激昂，人人为之动容。
讲完了国内外形势，接着谈银行内部某些人的“糊涂思想”，也就是进口苏联机器不进口美国机器的问题：
“你们知道吗？苏联机器之所以贵于美国机器，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工厂是国家的，工人是主人翁，不受剥削，劳动创造的价值，全部归劳动者所有，所以工资高，造出来的机器成本高，卖出来的价格当然也高。这个道理，大家难道还不理解吗？美国的工厂，是资本家的，工人是奴隶，身受残酷剥削，剩余价值主要归资本家所有，工人的工资低得很，生产出来的机器，卖价当然就低了……
“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的工人是阶级弟兄。买苏联的机器，让苏联多赚点儿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买美国机器，等于让资本家多赚钱。助纣为虐的行径，中国共产党是绝不会干的。多花点儿钱买苏联机器，这钱好歹落在自己兄弟国家手里，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难道真不懂吗？这点儿国际主义精神，你们难道就没有吗？”
大家听了这一篇妙不可言的高论，方才恍然大悟，连说：“原来如此！”“有理，有理！”大有“聆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死脑筋们”也开了窍，豁然开朗了。从此关于购买苏联货不合算的话头，再也没人提起了。
解放军进城，突然接收无数机关、团体、企业，要养活许多留用人员和自己的大小干部，实非易事。解放军这一次进上海，与当年进延安或进驻广大农村不一样，绝不是依靠开荒、收税图一个军民有饭吃有衣穿就算尽了财政之责。上海这个地方，由帝国主义、国民党、黑社会共同经营了几十年，是东南亚最大的商业都市，一向被称为是“冒险家的乐园”，真是经纬万端，头绪纷繁。如何闯过经济这一关，实在是共产党能不能久占上海的关键所在。
解放初期，共产党的大小干部确实艰苦朴素，清廉无比，深得人心。老百姓刚从国民党贪官污吏的统治底下解放出来，两相对比，无不衷心拥护。但是经济问题自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并不以人心的向背为转移。解放前的物价飞涨，纸币贬值，老百姓深受其害，心有余悸，对纸币不信任，是可以理解的；共产党来了，用折实单位发放工资，可免物价涨落生活无着之苦，使物价趋于稳定，解除了老百姓深恶痛绝的通货膨胀，对纸币的不信任感也逐渐消失。这是共产党在经济战线上的一大胜利。但是财政之道，必须使货币回笼，方能保持收支平衡、保证币值稳定；而货币回笼之道，除税收及国营企业利润上交之外，鼓励人民储蓄，也是重要手段之一。
人民银行设储蓄部，顾名思义，如何增加人民储蓄，当是其职责所在。池步洲进入储蓄部以后，这个问题就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经留用人员中富有经验的高级职员研究讨论后，建议发行有奖储蓄，分整存定期和零存定期两种，既有比活期存款较高的利息，又有中奖获得巨款的希望，颇具吸引力。这一建议经报请上级批准以后，终于付诸实行。
池步洲既然是储蓄部的“一支笔”，则所有实施办法与宣传材料当然都由他执笔起草，自不待言。有奖储蓄券发行之后，储蓄部人员全体出动，或作街头宣传，或摆摊销售，收效颇高，不久全国各大城市即相继仿效，成为主要储蓄品种之一。
但是不久之后，有奖储蓄又取消了。理由呢，主要是说抽签中奖的做法，近似于赌博，与社会主义经济不合拍、不协调，更不能鼓励、培养人民群众产生不劳而获的思想云云。
三、抗美援朝，长子参军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 美帝国主义唆使南朝鲜李承晚集团进攻北朝鲜；九月十五日，又纠集十五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在北朝鲜仁川登陆，把战火引向中国边境。中国人民响应共产党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日开赴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成立了抗美援朝总会，在全国范围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学生报名参加志愿军，大批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工作者志愿到前线参加运输和救护。于是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就在全国普遍掀起了。
由抗美援朝运动引发的参军、参干宣传活动，在上海市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的青年积极分子们当然也不例外。他们敲锣打鼓地上街游行，喊口号，贴标语，不但自己积极报名，而且进行本单位职工在学子女的调查，动员家长们鼓励适龄子女也去报名参军、参干。参军，当然是参加志愿军，立即开赴朝鲜前线作战；参干，则是参加国内的军干校，是志愿军干部的预备梯队。至于报名以后是参军还是参干，则由组织分配，个人没有选择权。
池步洲的长子哲雄，一九三五年生于日本，当时还不满十六周岁，正在忻忻花园附近的一所中学里上高中。他是住校的，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一早上到校。学校是青年集中的地方，参军、参干运动当然进行得更加热火朝天。限于年龄，只有高中学生才有资格报名。哲雄当时正上高一，刚刚“够格”。孩子回家的时候，也曾问过父母：学校里动员学生参军上前线，自己是否报名。池步洲则认为：第一，孩子年龄还太小，当兵打仗，至少应该年满十八周岁；第二，把一批从来没有打过仗的青年工人、农民、学生不经训练就送到前线去，用小米加步枪与武装到牙齿的最现代化军队作战，是欠考虑的；共产党有一支打败了蒋介石六百万现代化装备军队的解放军，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抗美援朝固然义不容辞，但为了保证胜利、减少伤亡，应该派这支久经考验的军队去，不应该让这些没有作战经验的青年去。因此，他坚决反对孩子报名。银行里的积极分子们问起他孩子是否报名的时候，他也以孩子年龄还小为辞。
有一天，池步洲下班回家，刚刚吃过晚饭，天还不黑，忽然门口敲锣打鼓，一支报喜队涌了进来。当时这种报喜队满街都是，池步洲也不以为意。没想到锣鼓一直敲到了楼上来，一张大红喜报，贴到了池家的房门上。池步洲出去一看，原来是银行储蓄部的积极分子们组织的报喜队，当即由一名代表大声宣读喜报的内容：原来是哲雄在学校里报名参军了。
这一下，池步洲立刻沉下脸来，大声说：儿子报名，没有得到家长的同意，不作数，不作数！并撇下报喜队不顾，当即赶到学校去质问班主任老师：我儿子不满十八岁，还没有自主权，一切行动都要征得家长同意之后方才生效。他报名参军，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报了名也是无效的。班主任被质问得哑口无言，迟疑了许久，方才答应把哲雄的名字从报名册上划掉。
池步洲盛气而去，满意而归。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凡是自己认定了的事情，就不管不顾，一条道儿走到黑，九头牛也拉他不回来。
他这一招儿，可把儿子给害苦了。他前脚刚到家，儿子跟脚就到，噘着个嘴，诉开了委屈：学校里大会小会动员，凡是爱国青年，都应该响应祖国号召，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斗争的最前线去。尽管谁也没有说不报名的就不爱国，可又人人都这样认为。如果报了名再反悔，那可就要被人人所不齿了。在那个年代，一个中学生，要是被多数人认定是个不爱国的落后分子，必定被老师、同学所看不起，他在学校里还呆得下去吗？这样做的最后结局，必定是受到师生们的轻视与唾弃，除非从今以后不再上学读书了。
为此，小哲雄苦苦哀求爸爸：要么明天一起到学校去以家长的身份再次为儿子报名，要么办理休学手续，从此不去上学。
池步洲虽然有五个子女，最爱的却是这个长子。听了孩子诉的委屈，想想自己所为，也确实过于孟浪。在当时那个人人追求进步的社会里，要他承认自己不爱国，不是等于要他的命吗？池步洲自己当然是爱国的。不爱国他能在一九三七年毁家赴国难？他之不同意儿子报名参军，只是认为国家还不到需要十六岁的孩子上前线的时候。
他的考虑是完全合乎逻辑推理的，但却不合乎那个时代的行动准则。
经过一夜的反复考虑，第二天一早，为了孩子能够继续在同学们面前站立起来，他终于违心地带着儿子一起到学校去向班主任老师道了歉，要求恢复报名。
按他的想法，动员报名，是全校性的，真正批准，校方也不会不考虑学生的实际年龄。
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与人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如果池步洲不到学校里去演出这一场，他这个不满十六岁的儿子，也许还真选不上，经他这样一亮相，不批准他的儿子，似乎有点儿对不起他。于是，在高一年级仅有的两三名荣获批准者中，终于有了池哲雄光辉的名字。
不过，新兵集中以后，领导上也觉得把这样小的娃娃送到朝鲜前线去打仗，有点儿近似于玩笑。于是，几经审查，这个十六岁的孩子，最后没有送到朝鲜，而是被送进了军干校，成为第二梯队的预备军官。
四、山雨欲来，请君入瓮
一九五○年下半年，抗美援朝和参军运动的高潮刚刚过去，作为“镇反运动”前奏的《反动党团分子登记条例》公布了。凡是加入过国民党，在党、政、军等部门担任过职务的旧人员，不论是留用人员还是闲居在家，一律要向政府设立的“登记处”进行登记。
“登记处”在各机关、单位、街道普遍设立，人民银行储蓄部当然也不例外：腾出一间大房间来，门口挂着牌子，里面坐着好几个面孔陌生的人在办公，估计是公安系统派下来的。这种登记，因为只限于在旧人员中进行，所以并不召开动员大会，而只是召集“有关人员”开小会。池步洲当然也在被召集之列。
主持这种小会的，除张经理和几位部内的干部之外，还有“登记处”那些不认识的干部参加。张经理在讲话中再三强调：搞这样的登记，目的只是为了对大家的过去情况有所了解，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顾虑，积极主动地踊跃登记，这对大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张经理说话的时候态度和蔼，口气轻松，嘴角挂着微笑；但是外来的人员一个个全都态度严肃，目光炯炯地在与会者的脸上扫过来，扫过去，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给人以一种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感觉。
池步洲虽然也被叫去参加了两次小型的动员会，但是思想上对于“反动党团分子”中的“反动”二字的界定，颇有点儿搞不清楚。按他想，“反动党团分子”，大概是指那些杀人放火、祸国殃民的军阀、土匪、汉奸、卖国贼而言，与一般公务员无关，特别与他这个抗战期间有过巨大贡献的爱国人士“勿搭界”。如果不是这样，怎么可能在那么多遣散人员中最先复职呢？他反复思考：“我有什么反动？我从来没做过坏事，爱国而且有所建树，为人所共知。虽然加入过国民党，但只是一个挂名的党员，在党内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务活动。对于共产党，以前从没有说过一句坏话，现在是衷心拥护；而对于国民党的腐败，特别是‘金元券’的坑害百姓，我人前背后，骂得可凶呢！像我这样清清白白的爱国之士，怎么可能‘反动’呢？”
正因为池步洲认为自己与“反动”二字不沾边儿，所以对这个“登记”漠不关心。让他去听了两次会，也以为领导找错了对象，这样的会，根本就不应该让他去参加。以后部内多次召开这一类小会，张经理都来通知他参加，笑嘻嘻地说：“老池呀，你还是去听听的好！”但他认定“我与反动无关”，一概拒绝。积极分子们似有意似无意地告诉他：某某人已经登记了，什么事儿也没有。底下的“潜台词”，当然是“你也去登记吧”。但是池步洲认定：罗俊都说我是个不问政治的纯技术人员，我又不是反动分子，登记个屁！
不久，“反动党团分子登记”在社会上逐渐公开化、白热化，报纸、广播每天号召反动党团分子从速登记，否则将对自身不利。敏感的人，有过反动身份的人开始惶惶不安起来，有的逃离上海，有的辞职不干，到外地去避风头，有的人怕不去登记要被捕、被杀，赶紧到“登记处”去登记。最紧张的时候，街道上的“登记处”门口居然排起了长龙！
储蓄部有一位留用人员，曾经当过某市的市党部委员，眼看形势越来越紧，自己以前的职务又确实够得上“反动”二字，张经理召开的小型会议又次次有他，知道躲不过去，也不敢再拖，就第一个挺身而出，办了登记手续。这一来，部里到处都在议论这条特大新闻。当局也抓住这一典型事例开展宣传：位居市党部委员要职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尚且不隐瞒自己的反动职务，我们也没有对他怎么样，你们等而下之的小人物，还有什么可以值得顾虑的？何必等待观望？
这一来果然立竿见影，“登记处”不再门庭冷落了，部内留用人员中历史上有过一官半职的人，纷纷去登记；而那位“市党部委员”也颇春风得意，照样“安心工作”，似乎天下从此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
在这种形势下，池步洲的思想并非死水一潭，不为所动。他虽然没有当过什么市党部委员，在党内没有什么高级职务，但毕竟是国民党少将，而且是军委会的少将，尽管并不反动，至少地位不低，似乎也符合“登记”的资格。然而他自认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爱国者，如果前去登记，岂不是等于承认自己是“反动派”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里面，有一个汉语语法方面的认识问题。按照公布的登记条例，“反动党团分子”，指的是“反动党团”中的一“分子”，“反动党团”是与“民主党派”、“进步团体”向对应的。国民党、三青团等等，属于“反动党团”，自无疑义，因此凡是国民党、三青团中的成员，都应该进行登记。按照池步洲的理解，“反动党团分子”，指的是“反动”的“党团分子”，只有反动的党团分子，才应该登记，我是进步的、爱国的党团分子，当然不在登记之类。
于是乎南辕北辙，牛蹄子两掰着了。
池步洲的性格，属于“拗脾气”，用上海话来说，就叫做“弄堂里扛木头”，只能直来直去，不能拐弯儿。他既然对“反动”二字十分反感，又认定自己绝不反动，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不是反动分子，当然不能去登记，且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这样又过了一阵子，社会上、银行内，凡是与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沾点儿边的人，基本上都去登记了。一天，池步洲偶然与黄咸益相遇。黄咸益是当年池步洲单枪匹马在重庆两路口民居中为军政部破译日本外交密电码时期的两个收报员之一。成立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以后，他也合并过来，还当他的报务员。后来调到军委会机要室毛庆祥手下当科长。蒋介石从大陆撤退，他没有跟着去台湾，而是到了他的原单位上海电信局工作。照他想，他是个凭本事吃饭的技术人员，无所谓政治倾向，反正给国民党抄报发报，给共产党也是抄报发报，至于电文内容，他根本就一无所知。现在既然政府要求登记，他立刻响应，很早就去登记了。当然照常工作。所以碰见了池步洲，谈起了这个热门话题，也是苦口相劝，要池步洲赶紧登记，不要抱无所谓态度：不管怎么说，你毕竟是个来自国民党阵营中的人，不去登记一下，万一共产党以此为由说你不老实，加以治罪，岂不是授人以柄，自己给自己凑条件吗？尽管池步洲当时大不以为然，回家想想，他的话似乎也不无道理。于是又犹豫开了。
那一段时间，说他思想上没有负担，处之坦然，那是假的。患得患失、疑神疑鬼，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池步洲也不例外。他忐忑不安，踌躇彷徨，左思右想，两头为难。
想来想去，终于被他想出了一条“两全其美”的妙计来：正式去填表登记，等于承认自己是反动分子，他当然不干，这是“原则问题”，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让步。但为了说明自己不反动，让主持登记工作的人也知道他不反动，这就需要让人家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历史。办法呢，就是把自己半生的经历详细地写出来，送交登记处参考。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填表，不构成“登记”的事实，一方面又可以让公安部门了解自己半生中的所作所为，并借此表明自己是个既清白又有功于国家民族的人。
主意打定，他用整本练习簿密密麻麻、详详细细、实事求是地写了自己一生的光荣历史。本来事情这样做法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觉得意犹未尽，还应该明白说出自己不属于应该参加登记的反动分子一类，于是笔锋一转，在文末附上了这样几句话：“像我这样对抗战胜利立过大功的人，如果还要作为反动党团分子来登记的话，那么全中国的人都要登记了。”
他把这本练习簿送交“登记处”， 却拒绝“填表”。从此再也不理“登记处”的茬儿。
事后池步洲曾经总结自己及许多人一生中的所作所为，认为：“人之患在于无知，而其犹烈者，莫过于无知又加自负。”解放初期，他对共产党的政策一无所知，而又以有功于国家民族而自负，觉得有恃而无恐，于是才会白纸上落黑字地写出上面这样一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狂妄”的话来，没有他的好果子吃，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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