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四·二七”大逮捕，池步洲锒铛入狱。他自认“抗战期间有功，解放以后无罪”，与审判员据理力争。但是当时形而上学猖獗，真理被歪曲，功臣被审判。法律制度不健全，没有辩护律师，一切都从“想当然”出发。不认罪就不释放、不给吃饱、不许洗澡、不许写信、不许与亲人见面。不是刑罚，胜似刑罚。
一条铁铮铮的汉子，一个有功无罪的英雄，竟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一、粉墨登场，经理演戏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三月廿二日丁酉，是池步洲终生难忘的日子。
谷雨刚刚过去一个星期，江南的气候已经相当温暖，姑娘们的花裙子早就招摇过市了。这一天虽然是星期五，全上海的职工们，并不迷信，都像往日一样照常去上班，池步洲当然也不例外。
由于五一节即将来临，储蓄部的职工，凡是手头事情不多的，都去协助工会宣教干事布置环境，做庆祝五一节的准备。池步洲已经好几天没有什么任务了，就到工会办公室去剪剪贴贴，从上午一直忙到下午四点，方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就在这个时候，张经理走了进来，笑嘻嘻地说：“老池，下了班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有个小会，大家谈谈。”
池步洲满口答应。以前每次开“反动党团分子登记”会，都是在“登记处”召开，这次的会既然在经理办公室开，当然是业务上的会议无疑。
下班铃响，同事们互道再见，陆续走了。池步洲请住在福禄街的同事给家里带一句话：有个小会，要晚点儿回家。
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气候宜人。从窗口下望外滩马路上，行人熙来攘往，好一派升平景象。周围的气氛，看不出有任何异样。
过了一会儿，池步洲就往四楼经理办公室走去。张经理看见，起身招呼让座，十分亲切，说是开会的人还没来，再等等。过了十几分钟，保卫科长来了。因为都是熟人，池步洲也不怀疑有什么变故。保卫科长一到，就打电话，催开会的人快来。对方回答，手头有些事情放不下，还要过一会儿才能到。张经理就说：看样子要耽误吃饭了，不如先叫几碗面来吃了再说。那时候，上海街头每到上下班时间，到处都是“普罗食摊”，中西餐俱备，什么肉丝面、鸡汤面、牛肉面应有尽有。于是保卫科长就下楼去叫来了三碗面，大家一边吃着，一边聊着。
池步洲怕家里人等他吃饭，给福禄街宿舍打了个电话。电话并不是装在他家里，就没让白须宾来接，只请街坊传一句话就算了。
张经理往常说话不多，这天却一反常态，谈锋特健，说完了山南说海北，把许多陈芝麻烂谷子都翻了出来。三个人吃完了面，“开会的人”还不来，张经理频频让保卫科长打电话催，每次回答都是“快了，请再等等”。
如果换了别人，根据现场情况，谁都会猜出今天的“会议”绝非一般。碰上这个池步洲，本来就是书呆子一个，既不会察言观色，更不懂动问请教，傻呵呵地人家说什么他听什么。张经理急得火焦火燎，坐立不安，他还劝人家不要着急，多等一会儿不要紧的。
池步洲这人一生俭朴，不但不抽烟，连茶也不喝。经理和保卫科长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却只喝白开水。三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一等等到九点来钟，“开会的人”终于来了，而且来得非常突然：经理室的门猛地被撞开，闪进来两个三十多岁的彪形大汉，穿一身黑布便服，目光灼灼，气势汹汹，进门以后，就大踏步并排向池步洲冲来，只问了一声：“你就是池步洲吗？”既不出示逮捕证，也不出示身份证，更不由分说辩解，池步洲刚答应一个“是”字，其中一个就拿出手铐，另一人则扑了过来，用力地把他的双手拧向背后，同时喊了一声：“你被捕了。”与此同时，“咔咔”两声，铐上了手铐。所有这一切，从他们进门到铐上铐子，一共不过半分钟时间。行动之敏捷，堪称“神速”，可证训练有素。
池步洲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搞得晕头转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情，只听得那两人对张经理说：“我们还有任务，你们好好儿地看住他。”说着，就转身匆匆地走了。
从他们进门到离开，总共不过一两分钟。如果以这个速度计算，在这以前和以后，这一晚上，他们两个足足能够逮捕上百号人的。
两个便衣儿走了以后，池步洲心慌意乱，声音发颤地质问张经理：“这是怎么回事儿？我犯什么罪了，要逮捕我？”
张经理过去把房门关上，就在靠门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把住了出路，脸色却红一阵青一阵，尴尬极了。但他还是强装笑脸，好言劝慰说：“老池，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放心好了。你有才学，这我们都知道的。领导的目的，不过是要你提高一下认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你放心去学习吧，过一段时间，会让你回来工作的，那时候，还要让你担任更加重要的工作，咱们又能在一起了。”
保卫科长已经在靠窗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守住了窗口，也同声附和地说：“你不用担心，不过是学习学习，很快就会回来的。”
接着两人一唱一和，又说了许多宽慰的话。池步洲将信将疑，听听他们的话，说得倒真动听，而且态度和蔼，始终是笑嘻嘻的；看看眼前的事，却与他们说的大相径庭：天下哪有反铐着双手送人去学习的？这不分明是骗人的谎言么？
这时候，说什么宽慰的话都没有用了。关键是“且看下回分解”。但是那两个彪形大汉匆匆离去以后，就再也不回头，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池步洲要求给家里打个电话，经理又不答应，说是到底上哪儿去，他也不知道，要等这事儿搞清楚了以后，明天由他去通知。
池步洲只好颓然地在沙发上坐着。从九点等到半夜十二点整，刚才吃的一碗汤面和喝的白开水，经过血液循环进入了膀胱，憋得池步洲脸都红了，手也瑟瑟发抖，万不得已，只好要求上厕所。保卫科长犹豫再三，还是不敢放他一个人到盥洗室去，连“随后保卫”也不敢，宁可屈尊把墙角的一个痰盂端来，要他就在办公室里小解。但是背铐着双手，怎么解扣子呢？事情既然到了不能“自理”的地步，也真难为了这位保卫科长，只好完全彻底地“代理”了。──幸亏他只是要求小便，如果要求大便，保卫科长不仅要解裤带，只怕还要给人家擦屁股哩！
其实，逮捕像池步洲这样的文弱书生，不比逮捕江洋大盗，完全没有必要上背铐，甚至连正铐都不必，只要“划地为牢”，他就会乖乖儿地坐等起解的。
十二点钟以后，窗户外面不时响起警车的呼啸声。到了这时候，池步洲方才明白过来：今夜的逮捕，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而是许多人，也许还是一大批。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警车一辆辆地呼啸而过，间隔很短，可见今夜所逮捕的人，数目一定不小。
经理和保卫科长职责有关，不敢离开“雷池”一步。好听的话说得太多了，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何况面前这个囚犯根本就没有反抗和逃跑的迹象，似乎也用不着在他身上花费太多的精力，于是两人的嘴全都紧闭起来，只是睁大了四只眼睛，瞪着池步洲，以防他突然站起来夺门而逃或从窗户跳下楼去自寻短见。
凌晨三点钟光景，池步洲十分不好意思地又要求小便了一次。这时候天色渐渐开始泛白，门上忽然响起了剥啄声，经理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两名解放军和一名便衣儿，但不是早先来过的那两人中的一个。他跟保卫科长打了个招呼，即示意那两名解放军把池步洲押走。
经过一夜的疲劳战，张经理总算平安地完成了任务，眼看即将撤出“战斗”，他不无解脱轻松地向池步洲招招手：“老池，你安心地去吧，再见！”
池步洲在带枪的“卫士”前后护卫之下，步履蹒跚地走出了银行大楼。街上路灯昏黄，沿路都有解放军站岗，看样子是戒严令还没有解除。一行人来到南京东路外摊，只见这里有一大批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包围着好几百名全都反铐着双手的被捕者，大家都神色黯然，或低头沉默，或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说话。池步洲被推进了人群，押解的便衣儿和解放军就走开了。他四面看看，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只得也和众人一样默默无语地站着，心里在琢磨下一步将会如何。这时候恰好有一个便衣儿迎面走来，他没头没脑地冲人家一点头，问了声：“同志，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呀？”
那人眼睛一瞪，声色俱厉地回答：“谁跟你是同志！”
那年月，留用人员之间，互相以“先生”称呼；对有职务的干部，以“经理”、“科长”称之；对于不认识的人，除年老者外，一律以“同志”称之，解放近两年来，在社会上早就已经习惯了。就这一声当头棒喝，池步洲终于明白过来：自己已经不再是“人民”的一分子，而是阶下之囚了。
天色蒙蒙亮，开来十几辆公共汽车──上海市各公安分局的警车数量不多，平时抓人，还能应付，像这样的全市大逮捕，根本不够用，所以临时租的公共汽车，用来转运已经抓到的犯人──在持枪解放军和便衣儿的呼喝推搡下，一一被塞进车厢。车少人多，不但一律不许坐下，全部站着，都已经肩碰肩、脚碰脚了，还要往里塞，一直塞到再也塞不进去为止。每辆汽车，都像一个装满了沙丁鱼的罐头。由于每人都被背铐着双手，无法攀扶，因此每逢汽车突然刹车，人们就会东倒西歪，哇哇直叫。好在车内本来就塞得满满的，人们不过互相挤压一下，倒是不会摔倒的。
全市戒严，时间也还早，路上绝无行人，所以车子开得很快。没过多久，就到达终点：一处有高墙围绕的楼群。
所有汽车都直接从大门开进去，在广场上停下。然后大门咣当关上，上闩加锁，接着车门一辆辆打开，命令沙丁鱼们自己走下车来。
押解的解放军和被押解的犯人们全都松了一口气。一方是平安完成了任务，没出什么问题；一方是可以活动活动身子，不再当沙丁鱼了。最令被捕者感激涕零的，是上来一批便衣儿，把所有被捕者的铐子一一打开。池步洲从昨夜九点钟上了背铐，到现在足有六七个小时了，两臂酸痛麻木得几乎失去了知觉，打开与不打开，也差不多了。
池步洲还在幻想：这里大概是什么集训的地方吧？张经理不是说：好好儿学习，不久还要回去工作吗？
一个干部模样的独臂人，健步走到众囚犯面前。开始训话：“……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终究逃不脱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最后还是被送到监狱里来了。……你们都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出路只有一条：端正态度，交待罪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旁边有两个人小声嘀咕：
“这回完了，送进提篮桥监狱里来了。”
“进提篮桥监狱，算是咱们有福气，祖上多少积过一点儿德的。要是把你送进分局拘留所去，不说别的折磨，单是那每天一稀一干两顿填不饱肚子的饭，就能把你饿死了。”
……
一切都明白了，原来这里就是监狱！
池步洲突然想到：啊，五年前内江的那个看相先生说我四十四岁有大难，原来是牢狱之灾呀！？既然这是我命中注定的一关，我又不肯听从他的劝告在家乡安心务农，致有此劫，如今是自作自受，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一切听天由命了。
二、自作自受，锒铛入狱
提篮桥监狱，正名儿叫做“上海市监狱”，当地人称之为“西牢”，因为建在杨树浦提篮桥街，所以习惯上都称之为“提篮桥监狱”。
这个监狱，本是上海租界时代“大英帝国”对中国人民的恩赐，也是西方文明在东方古国的具体体现。根据所谓的“领事裁判权”，租界内的中国百姓，概由英帝国主义者逮捕、审判、关押，中国方面无权过问。因此，这座监狱也是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标志。当时的上海，是东南亚最大的都市，提篮桥监狱，则是东南亚最大的监狱：大墙里面，一共设有八座男牢、一座女牢、一座专门关押洋人的真正的“西牢”、一座监狱医院。每座楼房，能关一千人左右，十座楼房加上一座医院，一共能关押一万多犯人。对于上海这个犯罪率极高的“冒险家的乐园”来说，设立这样巨大的监狱，是十分必要的。正因为它的吞吐量大，从租界时代到解放以前，这里还从来没有“满员”过。
在晨光下，依稀能看见一座座的楼房上有许多带铁条的门窗，这就是牢房。独臂监狱长训完了话，被捕的犯人分几拨由全副武装的民警押解着，送进监房。池步洲被押解着进了二号楼，又爬了近一百级楼梯，到了第四层的“中厅”，已经气喘吁吁。这里有一个年轻的值班看守，坐在一张桌子面前监视着左右通道里的动静。武装民警把名单和犯人一起点交给他。他逐一在名单上编了号码，拿钥匙先开开通道的铁门，把犯人们都轰了进去，然后依次打开一扇扇牢房门，把犯人们按编号一个个塞进监房里。
天色虽然已经亮了，但还没有到起床的时间，原来呼呼大睡的犯人被开启铁门声吵醒，有的嘟囔了几句，翻个身接着再睡，有的就用粗话骂娘。遇见骂得十分难听的，看守就大声训斥，然后吩咐监房里的“号头”安排铺位，让新来的犯人睡下。
池步洲被关的监房，进身大约有二米五， 宽约二米，属于“一步楼”式结构：一进门有一块进身约半米的水泥地面，左边靠墙放着一个马桶；剩下的全部面积，是半尺高、两米见方的木板“统铺”，大小跟一张老式的双人床差不多。按照原设计，一间牢房只关一个人，最多不过关两人，现在铺上已经有四个人头朝铁门睡着。看守叫醒了“号头”，让他给“2444号”也就是池步洲安排铺位，铁门就在身后“咣啷”一声关上了。
这里的犯人编号，第一位数是牢房编号，后三位数才是犯人的编号。池步洲的编号是2444，表示二号监、第四百四十四号犯人。第一二号监，关的大都是政治犯或重刑犯，流氓小偷儿之类，大都关在七八号监。池步洲乍一听见这个号码，心里一悸愣：我今年四十四岁，怎么我的号码也是四十四？难道“四”与“死”同音，真的不吉利么？
“号头”是狱方指定的“小组长”，也叫“学习号”，一般都是进来时间较长、认罪态度较好、肯于靠拢政府帮助政府做工作的犯人。按照惯例，他睡的是右边靠墙的铺位，而睡左面靠墙铺位的犯人，脑袋正好冲着马桶。──睡觉头朝外，是监狱里的规矩之一，大概是便于狱警查监吧。
号头吆喝了几声，让其余几个犯人往右靠靠，对装睡不理的犯人，还动手拨拉推搡，在嘟囔叫骂声中，终于在左面墙脚腾出一尺来宽的地位来。号头让池步洲和衣躺下，还多少也匀给他一角薄被，没再说任何话，就各睡各的了。
最后一个进来的犯人，睡最后一个铺位，脑袋冲着马桶，是监狱里不成文的规矩。
池步洲突然从尚称宽敞舒适的家庭中被投入这样拥挤狭窄的监房，闻着马桶的尿骚味、犯人的汗腥味、屁臭气和口臭气，听着同监房甚至隔壁监房犯人发出的“呼呼”鼾声，想想自己出于一片爱国热忱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却被当作反革命分子看待，再想想妻子儿女们现在一定在撕心裂肺地呼喊哭叫，哪里还有一丝儿睡意？眼睁睁地看着鸽子笼似的监房和通道上射进来的昏黄电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根本无法合眼。
好在过不了半个小时，起床的哨声就响了，号头督促大家起床，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最后全都靠墙盘腿坐下，等待看守来开门带出去洗脸、刷牙、倒马桶。
池步洲刚刚被捕，家里还没送来洗漱用具，只好暂时将就，在牢房里的习惯说法，就叫“克服克服”。人一进了这个门，不管你有罪没罪，是上等人还是下等人，就一律在前面加上一个“犯”字，而“犯”字是带“反犬”旁的，至少有一半儿已经不是“人”了，还能讲究什么？
监狱里每天开两顿饭：上午九点开一顿，下午四点开一顿。按规定，未决犯每人每顿一饭盒饭，份量大约是三两，由大伙房的刑事犯炊事员按人头份儿送到各监房门口，各自取食。菜当然是素的，就浇在饭上面。监规规定：每顿饭，饭菜都必须吃完，不许剩下，更不许浪费，要是发现谁糟蹋粮食，下一顿饭就要停止供应了。
九点过后，早饭送到。犯人们等急了似的慌忙抢到手里，有滋有味地吃着，像是美味珍馐。号头把剩下的一个饭盒放到了池步洲面前，糙米饭上面浇着一勺雪里蕻豆腐。这时候池步洲心中好像烧着了一团火，一点儿食欲也没有，连看都懒得看。号头说：凡是新来的犯人，开头一两天都是这样。别说是糙米囚粮了，就是鸡鸭鱼肉，也难以下咽的。三天一过，这样的糙米囚粮，就会变成山珍海味。他问明了池步洲确实不想吃以后，就把饭平分给了大家。
吃过饭，把空饭盒送出门外，犯人们就坐在铺位上，听号头给新来的犯人读《监规》。这是例行公事，也是当号头的职责所在。按《监规》规定，犯人之间，是不许说出各自的姓名，更不许谈论案情的。但是规定是规定，只要查监巡视的看守不在门外，低声地互相交谈几句，号头并不禁止。
号里的四个犯人，虽然都是“四·二七”大逮捕以前抓进来的，但无疑都是政治犯。因为这里的犯人，基本上都是按犯罪性质划分楼房的。坐在池步洲旁边的2433号犯人先悄悄儿地问他：昨天夜里警车啸叫了一夜，抓进来那么多人，是不是有什么特别行动，又问他犯的是什么案子。池步洲本不想说话，但是想到新来乍到，对这里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能从老号那里多知道些东西，也许对自己有用；再说，自己一肚子烦恼，说说话儿，也许能稍解心宽，就也低声地告诉他：看样子是进行全市大逮捕，各区同时出动，抓人的确很多；至于自己为什么被抓进来，无非因为自己以前在国民党部队里干过，被算作历史反革命了。
2433号犯人自我介绍说：“解放前，我在黄浦分局当警察，是个一道杠的警士级小巡长，还不算警官，管的是几条街道的治安巡查。解放以后解放军接管了警察局，宣布警官以下一律作为”依靠力量“留用，解放前的历史问题，只要说清楚，一概既往不咎，要大家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我‘放下包袱’以后，将近两年来，做了许多户籍核实、整顿治安、清查逃犯等等工作。如今局里各项工作刚刚有了些头绪，却以历史问题没有交待清楚为名把我给抓起来了。每次提审，总追问我解放前抓过几个地下共产党员。我在旧社会当了十几年警察，因违犯治安管理而抓的人，少说也有好几百个了，谁知道哪一个是共产党？即便真有共产党，能告诉我么？看样子，一进了这个门，是一辈子都出不去了。”
这时候号头插了一句话：如今上海还没有法院，凡是偷鸡摸狗的小案子，在公安分局就解决了；凡是与政治有关的案子、杀人放火的大案子，或者牵扯到婚姻、房屋、债务之类民事案子，才关提篮桥监狱，由军管会政法领导小组审问宣判。他开导池步洲说：“把你关进这里来，绝不会是解放前你在国民党部队里干过。估计可能还有什么大问题没说清楚。你一定要争取主动坦白，争取早日结案，早日到劳改大队去劳动，生活比在监狱里要好得多。要不然，长期关在这里，永远结不了案子，也永远见不到家属。”
池步洲正奇怪这个号头既然什么都知道，怎么自己不争取把问题都说清楚了？2433号犯人似乎猜到了他的心思，代号头解释说：“解放以前，他也是黄浦分局的，不过他是个‘三道头’警长，是我的上司，解放以后没有留用他，也没有逮捕他。他自己到反动党团分子登记处登记，坦白自己参加过军统组织，从此公安局三天两头找他写材料，今天要他检举这个，明天要他证明那个。到了今年年初，干脆把他抓了起来，关在这里，拿他当活字典用，还说这是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可以毫无顾虑地检举他所知道的特务分子。这一关，已经在这里关了三个多月，到今天还没有结案呢。”
池步洲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解放前，是无法无天的社会，除非是秘密逮捕，凡是公开逮捕的，第一允许有律师辩护，第二也允许家属探监；如今是新中国了，在这一点上，怎么还不如旧社会？
正沉思间，又有几辆警车啸叫着先后从外面开了进来，好久之后，才听见开铁门、关铁门的声音从远而近，终于池步洲的监房里也被塞进两个犯人来。
按照监狱的原设计，牢房有大小之分，以适应不同身份的犯人。最大的牢房，能关二三十人，最小的牢房，只关一个人。从这间牢房的大小看，原设计也许只关一个犯人，最多也不过关两三个犯人。即便按三个人算，每人还有半米多的铺位，如今一下子关了七个人，每人只有二十厘米的铺位了，晚上怎么睡觉？
新来的犯人全部送进监房，又把昨夜抓来的犯人一个个提出，押送到楼下一间大房间里核对登记表格和按捺指纹卡片。先由一名警员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事先填好的登记表来，按姓名、年龄、籍贯、住址、案由……等等逐项询问核对。轮到池步洲核对了，他看见表格的“案由”一栏上，写的是“反革命”三个字，犟脾气发作起来，不但坚决否认，还振振有词地声明自己抗战期间有功，解放以后无罪。核对表格的警员也不理他，问过以后，就把表格交给另一警员，让池步洲捺印指纹：用油印机的滚筒蘸上油墨，在一块玻璃上来回推滚，等油墨涂匀以后，先每个手指头蘸上油墨，在一张大卡片上摁出十个展宽了的指纹，再整只手掌蘸上油墨在另一张卡片上摁两个全手掌掌印。
池步洲对这种做法十分反感：从道理上说，没有判刑的未决犯，既可能是有罪的，也可能是无罪的，从身份上说，还是公民。提取指纹留存档案，只能对已决犯进行，或对与指纹有关的嫌疑犯进行，怎么可以稀里糊涂地胡搅一锅粥，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是否有罪，一加逮捕，就先提取指纹留档呢？这种做法，简直是无视人的尊严，是违反“人权”的。
他当然不懂得，在那个年代，“人权”这个概念，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对无产阶级来说，第一根本就不承认有“人权”的普遍存在，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统治者的权力，根本没有被统治者的权力；第二即便真有“人权”这种东西，也要服从革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祖国的需要。共产党代表革命，代表人民，代表祖国，因此也就是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需要。解放初期，大陆推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没有舆论监督，虚设监察机关，以致后来流毒泛滥，造成下面以权代法，上面“金口玉言”，一个人说了算，归根结底，推行“人治”而不推行“法治”，是一切错误的总原因，是一切腐败现象的总根源。
解放初期，我就在上海的政法部门工作，对当时的办案情况可以说是比较了解的。从道理上说，法制机关本来应该是最讲理的地方，但是解放初期的法制机关，往往是最不讲理的地方，或者是“讲一面理”的地方。因为“法”属于上层建筑，“理”是有阶级性的；不同阶级的人从不同的阶级偏见出发，各说各的理，那自然永远也“说不到一块儿去”。
一个人被捕，有两种可能，一是有罪，一是无罪。作为司法人员，首先必须甄别抓来的人有罪或无罪。但是解放初期的司法人员出于阶级偏见，往往在“共产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你是共产党抓来的，所以绝不会错”的错误论证法指导下，对抓进来的人，不是先去甄别其罪错的有无，而是一概肯定其有罪。于是，任何人被捕，哪怕你原来是共产党员，现在也依旧对党忠心耿耿，却一进门就要你认罪。不认罪的，就是态度恶劣。世界各国的法律，量刑的标准主要是罪行的大小，认罪不认罪是次要的。罪犯不认罪，只要铁证如山，也可以根据其罪行判刑，但并不加刑。中国的解放初期，对于罪犯“态度的好坏”看得很重：重刑犯因为态度好可以减刑，轻刑犯因为态度不好可以加刑。当时执法机关中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不管你有罪没罪，凭你这恶劣态度，就可以判你的刑。”于是，量刑没了标准，法治就变成人治了。
从常情分析，一个没有罪的人，被铐上了手铐，关进了牢房，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了摧残与折磨，心情的“不愉快”，当然可想而知。如果这个人道德、修养、认识、情操都很高，懂得任何政法机关都有抓错人的时候，因此耐下心来，与政法机关合作，把自己的冤情剖析明白，从而最后达到无罪释放的目的。这就叫“有错抓没有错判”。但是具有如此高尚情操的嫌疑犯和审判员并不是很多，多数人无罪被捕，总是火气极大，呼喊顶撞，也在所难免；而司法人员则更不冷静，虽然那时候上海地区的司法人员还不敢公开地用刑，拍桌子、瞪眼睛之外，采取“疲劳轰炸”“限制饮食”等等变相体罚来迫使犯人认罪的事，却是屡见不鲜的。
作为执法人员，在定案之前，头脑中绝不能先认定被审问的人有罪，不然就是先入为主，不可能客观地、公正地办案了。一个审判员，要设身处地地为人家想一想：如果你也无罪被捕，你的心情如何？但是解放初期的办案人员，没几个会这样想，多数人的逻辑是：你是共产党把你抓来的，一定不会错。你不认罪，申明自己无罪，他就会反问你一句：“难道共产党错了吗？”如果你真的回答说“正是共产党错了”，那可就不是态度恶劣的问题，而是“污蔑共产党”、“攻击共产党”的问题了。那年月，谁说一句共产党不好尚且是大逆不道，为当局所不容，敢说共产党有错，简直就是十恶不赦，不严惩你，严惩谁去？
池步洲长期在国民党政权下工作，一向以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固有道德和人性良知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对共产党的认识方法和行为准则一无所知，难怪他解放以后对共产党的某些政策法令格格不入，最后终于被当作反革命抓进监狱里来了。
有道是“识事务者为俊杰”，池步洲从半夜被捕直到关进了牢房，并没有大吵大闹，而是逆来顺受，考虑的是如何洗刷罪名，还我清白。
但是对于当局未经判决就认定是反革命、就强迫提取指纹手印一事，他却实在无法接受。手印一摁，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了吗？按照他的性格和“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认识，真想拼一个鱼死网破，也不能接受这种“非法”的对待。可是想到妻子儿女，想到只有活着才能最后澄清自己的问题，只好一忍再忍，也和其余犯人一样，任凭人家怎样摆布。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当他搓着一双无法洗静的“黑手”、满噙着热泪回到监房来的时候，当天新来的犯人问他：“过堂了？”他还没回答，老犯人以“行家”的口吻反驳他说：“他只比你早来几个钟头，怎么会提审？你没见他两手墨黑，和你一样？他是昨天下半夜抓进来的，这是补上‘弹钢琴’这一课去了。告诉你吧，这里的规矩，不关你三天五天，是绝不会提审的。你要问他，他说是案子多，没排上队，其实是杀杀你的火气，把你的火气杀下去了，他再来慢慢儿地消遣你。反正他不着急你着急。”
池步洲没有说话，从这个“行家”的口中，他知道自己既然不幸而进了这个门，只好继续忍耐，只有听任别人摆布的份儿了。
三、虾兵蟹将，作威作福
下午时分，一个看守抱着一个铺盖卷儿和一个网兜，里面有脸盆、毛巾、牙刷、牙膏之类，走到监房门口，喊了一声：“2444号犯人，家里有东西送来，你点收一下。”
池步洲一听是家里送东西来，忘记了号头说的在这里不允许见家属的话，还以为妻子没走，急忙凑到铁门前面问：“她在哪里，能让我跟她说句话儿么？”
这个看守年纪稍大，瘦高个儿，经常坐在过厅里值班，有时候也到各监房门前走走，伙房送饭来，就由他领着各房分送。这个人说话和气，从来不瞪眼睛。听池步洲要和家属见面，正想回答他，突然从过厅走过来一人，年纪不过二十多岁，面目黧黑，眼睛里冒出一股仇视的凶光，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腔声势汹汹地说：“这里不许犯人和家属说话！”
池步洲心里正没好气，就顶他一句说：“现在我是跟这位警官说话，不是跟家属说话，你这么凶干什么？”
年轻的看守被池步洲噎了一句，翻了两下白眼，忽然想出一个主意，就对那个年长的看守喊：“不要理他，给他纸笔，叫他写交代。”
年长看守开开门，把被褥卷儿和网兜递给池步洲，还有一张印有监狱收发室字样由家属自己填写的“送物清单”，要池步洲照单核对以后签字。单从这一点来看，监狱的办事人员，倒还想得挺周到的。
年长看守拿走了签收的单子，一会儿又走了回来，手里拿着一支圆珠笔和几张纸。没走几步，那个黑脸年轻看守从后面追了上来，手里还端着一把宜兴紫砂小茶壶，高声喊：“你拿了几张纸？给他几张，收回几张！”
年长看守隔着门把纸笔递给池步洲：“让你用这个写罪行交代，一共四张纸，不够问我要，多了还给我！”
池步洲问：“我想给家里写封信，行不行？”
年长看守用手指指过厅外面，放低了嗓音小声地回答：“这你要去问他，他是班长，我是听喝的，不敢自作主张。”
从他的话里，听得出三分牢骚。池步洲本想让他把那个班长请来的，灵机一动，又改了口：“劳您驾，请您跟那位警官说一声，我有个情况，要向他反映。”
年长看守点点头走了。2433号犯人过来，悄悄儿地说：“他姓王，和我一样，也是个留用人员，我们本来就认识的。不过他连我这样的小官儿也没当过，所以暂时还让他在这里值班。要是他犯一点儿错误，这碗饭也就吃不成了。”
正说着，年轻看守一步三晃地走了过来，在铁门外面一站：“谁要反映情况？”
“是我！”池步洲已经站在铁门里面等着他。
“你有什么情况？可以向我说。”
“报告警官，我想给家里写封信。”
那黑脸年轻看守站在铁门外面运了半天气，两眼斜睨着池步洲，好久没有说话，过了足有一两分钟，突然冒出一句：“现在是大白天吧？”
“是啊。”池步洲不知道他问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只好应着。
“你没睡着吧？”
“没有哇。”
“没睡着你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你不知道监狱里不许跟家属通信？”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进这种地方，没有经验，请您多多指教。第一，政府把我抓来，我得知道为什么。第二，我抗战期间对国家有功，解放后规规矩矩做人，兢兢业业工作，没有犯过任何错误，我得告诉家里，不要为我担心。第三，我被关在这里，太无聊了，要让家里给我送几本书来看看。有这三个原因，所以我必须给家里写信。信件经过你们检查，难道还不放心？”
池步洲已经意识到写信的希望是没有了，只为这个看守班长说话太刁，故意气气他。年轻看守果然生起气来，瞪大了眼睛：“什么？你 ‘必须’给家里写信？越说你越来劲儿了！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现在是把你关起来要你交代罪行，不是把你养起来让你在这里看书！你们这些人，书读得越多越反动。当年要是少读些书，恐怕今天还不会蹲监狱呢！别废话，到了这里，是龙给我盘着，是虎给我卧着，老老实实地写材料交代你的罪恶！”说着，再也不理池步洲，又一步三摇地走了。
池步洲当然没听他的话真的坐下来写什么交代材料。尽管他没到过这种鬼地方，可也知道看守跟审讯是两拨人马，作为看守，根本无权让犯人写什么交代材料，因此只是苦笑了一声，来了个你不理我我也不睬你，坐在铺位上闭目养神，继续想心思。
2433号犯人捅捅池步洲，小声地说：“这个李班长是山东老区来的，贫农出身，没念过几年书，翻身以后参军，给首长当过几年通信员，进城以后分配到黄浦分局，可又什么都不会干。跟他一起来的人，都当了科长、股长了，他什么也不是，只帮着收发室送送信件、报纸，闹开了情绪，这才把他调到这里来当看守班班长，大小也是个官儿，他还不满意呢。要是他文化稍微高一些，给他个拘留所所长当当，大概是没问题的。”
池步洲微微一笑：“幸亏他没读几年书，只当个班长，要是多读了几年书，当上了监狱长，读书越多越反动，咱们可就都别活了。”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苦笑起来。
下午四点，伙房送来了晚饭。池步洲和新来的两个犯人都没有食欲，就由那四个人分了这三盒子饭。久蹲监狱的人，天天吃素，肚子里的油水少，一顿饭不过三两，尽管不干活儿，也总是觉得饿。吃起饭来，一个个都是狼吞虎咽，惟恐其少，尽管每人加了一两多，也是风卷残云似的，转眼就都吃光了。
入夜以后，七个人平分这两米见方的地铺，每人的宽度不到二十厘米，怎么睡？号头不愧为“老号儿”，自然有办法：他把一床被子铺在铺板上，让大家把衣服裤子都脱了，堆在脚后，只剩一条短裤，然后按号数依次，人人都朝一个方向面朝左侧身而卧，依旧头朝铁门，由号头拿另一床被子给大家盖上，最后他自己也“嵌”进预留的空档中，七个人居然都躺下了。
这一夜，池步洲虽然离马桶远了一些，但是鼻子尖儿碰着别人的后脑勺，翻身必须统一行动，有人起来解手，必须喊号头帮忙掀开被子，解完手，原来的地位已经没有了，又必须“打楔子”挤进去，再请号头把被子盖上，比头一夜更难过。池步洲处于“内忧外患”的夹攻之下，尽管闭着眼睛，依旧一夜未睡。
第三天上午，大伙房送来早饭，这时候池步洲已经饿得饥肠辘辘，眼前金星乱迸，可是嘴里发苦，依旧没有什么食欲，勉强吃了十几口，还剩下大半饭盒饭。他已经反复学过两次监规，知道剩下饭菜是要吃批评还要受处罚的，只好悄悄儿地问2433号犯人还要不要。人到了这里，饿急了，既不要脸皮，也不再怕脏，2433号犯人听池步洲说要把剩饭给他一个人，连声道谢，急忙把饭盒子抢了过去。再要晚一步，号头要是发了“大家平分”的话，可就不能由他“独吞”了。
下午开饭之前，李班长一步三摇地走到铁门外面，拖长了声音喊：“2444号犯，你的材料写出来没有？”
池步洲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这个新中国的“牢头”，估计他还不敢像《水浒传》中“远恶军州牢城”中的差拨老爷那样整治犯人，干脆再得罪他一次，就站起来走到铁门后面，没好气地说：“我是国家干部，关于我的历史材料，都在档案袋里装着，请警官先生调来一看就明白了。我的一生，当过许多任大官儿，关系复杂，四十张纸都写不完的，就这四张纸，能写什么？”
李班长一听这话，果然像开了电门似的蹦了起来：“你老实点儿！你摆什么干部臭架子？告诉你，比你官儿大十倍二十倍的干部我见得多了，到了我这儿，都得听我的差遣，让他朝东谁也不敢向西。你是什么玩意儿，敢在我面前摆干部架子？你的档案袋，就在我手里，我早就看过了，知道你是什么变的。现在我不是要看你的臭历史，是要你坦白交代你的罪恶！”
池步洲鼻子里“哼”了一声，干脆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坐下，懒洋洋地回答：“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一生历史清白，抗战期间对国家有功，对共产党无罪，解放后工作认真，没有犯过任何错误，没有任何罪恶需要交代。再说，即便有，我也会在法庭上向审判人员说清楚，大概还没有必要向看守班班长交代吧？”
池步洲的这一席话，可真扎了李班长的肺管子了。他用拳头擂着铁门，愤怒得像一头狮子：“看守人员有动员、教育犯人坦白交代罪行的职责，你写的材料，你在监中是否服从管教，我们都会负责转给审判人员的。你不拿土地爷当神仙，不服从管教，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本班长的厉害。”说完，生怕池步洲又要损他，扭转头气呼呼地大踏步走了。
李班长一走，号头长叹了一口气，发话说：“老弟，你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总应该知道‘光棍儿不吃眼前亏’和‘不怕官只怕管’这两句老话吧。他一个从老区农村来的孩子，从小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也就是阶级斗争的教育，跟你受的‘和为贵’的孔孟教育或者‘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洋教育，完全是两码子事儿。你不是资产阶级就是反动派，是他的敌人，他不跟你斗难道跟他的上级斗？他跟你没有共同语言，你跟他恐怕也没有共同语言，又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老弟，我看你也是条硬汉子，请听我的一句忠告：人到了这里，最好的办法就是‘心字上面一把刀’──忍着，跟看守人员不要发生任何冲突，一切逆来顺受，有问题跟预审员说，争取早日结案，早日离开这里，才是正路。”
2433号犯人也凑过来开导说：“李班长这个人，年轻好胜又没文化，最吃捧了。你只要跟他说上三句好话，就会乐得眉开眼笑，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他最忌讳的，就是说他官儿小，没权力。他当个看守班长，是没有判你十年二十年的权力，解放军的纪律约束着他，除了说两句难听的话之外，也不敢真动手打人。说句公平话，他倒不是坏人。不过你要是把他气急了，他整起你来，也够你受的。又不是他把你抓进来，你跟他生什么气呢？就好像演戏一样，他演他的牢头，你演你的犯人，大家同台演戏，咱们一起把这台戏演好了，一起谢幕，不是很好么？”
池步洲想想这两个“老号儿”讲的虽然不是至理名言，却也是经验之谈，甚至还是肺腑之言，就苦笑着道了谢，低头坐着，不再说话。
到了四点钟，大伙房送饭来了。姓王的看守递进六个饭盒来，说了一句：“班长通知，2444号犯人不服从管教，晚餐免进。”接着又小声地说：“2444号，你快把材料写出来交上去吧，班长一生气，有权把你关进小黑屋里去，那时候你可就后悔也来不及了。”
等送饭的人走远，2433号犯人悄悄儿地说：“你看怎么样，吃眼前亏了不是？不过不要紧的，头两天我吃你的饭，这一顿咱俩分着吃好了。”
号头摆摆手：“不用，你的份儿不要动，咱们瞒上不瞒下，我来安排。”说到这里，他问那两个昨天新来的：“你们两个，今天能吃多少？”
那两个犯人，一个说“完全不想吃”，一个说“吃是一点儿覓不想吃，可又怕身子顶不住，好歹吃几口吧”。于是号头用饭盒子盖儿给他拨出小半盒饭来，再把剩下的一盒半饭分成五份儿，每人得一份儿。号头把一份儿饭菜送到池步洲的面前，叮嘱他快吃，别让看守看见。
池步洲把饭盒子推了回去，摇摇头说：“我不饿，不想吃。”他整整两天没吃东西，肚子其实已经很饿，但是自己的囚粮被扣，要他吃人家的“布施”，他宁可饿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