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33号犯人不满地说：“你这就不对了。你进来两天半，没吃什么东西。头一两天不想吃，人人如此，到第三天，可就人人都想吃了。号头顶着雷给你分一份儿‘匀饭’，是看在你有骨气的份儿上。你要是连这份儿情也不领，说句在这里不该说的话儿，那可就是看不起大伙儿了。”
池步洲听他这么说，可真有点儿两难。想了想，在牢房里，能够做到同舟共济，患难与共，也不容易。这份儿情，还真不能不领。就学着江湖礼节，抱拳作了个箩圈儿揖，果真三口两口地就把这份儿不足二两的“匀饭”吃光了。──饭是糙米饭，还有沙子，但是吃起来却觉得特别香，不知道是饿急了呢，还是因为“同窗”们的义气感动了他。
吃过饭，“同窗”们苦口婆心地相劝，要池步洲随便写几句，交上去，算是圆了李班长的面子，好让他下台阶，更主要的是以免同监房的人吃挂落，找来另眼相看。池步洲的性格，是吃软不吃硬，如果仅仅为了给看守圆面子，他才不干呢，可是想到如果因为自己的“犟脾气”给同监们带来意外的灾难，这可就“太不够义气”了。反复思考的结果，是生平第一次违心地写了一篇“认罪书”，无非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回国抗战，不该投靠南京政府，为国民党卖力，不该替蒋介石破译密电码，不该在中央军委会当少将，不该受蒋介石的接见和嘉奖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罪恶。关键在于自己对共产党没有认识，所以没有参加共产党却参加了国民党，没有去延安却去了重庆。所有这些，都是罪恶。关键在于自己对共产党没有认识，所以没有参加共产党却参加了国民党，没有去延安却去了重庆，等等。
写完以后，2433号犯人把姓王的看守叫过来，他们是老相识，打了个招呼，让他转交李班长，同时美言几句。李班长反正不识几个字，拿到了池步洲的认罪书，算他的工作有了成绩，有了台阶可下，也就没有再来找麻烦。
四、突击逮捕，监狱爆满
夜里九点，按常规夜班看守应该吹哨子让各监房的犯人就寝，但是今夜过了九点很久了，还听不见吹哨。犯人们当然没有手表。即便进来的时候戴的有，也在进门的时候连现金和贵重物品统统被收走代为保管起来了。但是时间概念总还是有的。到了夜里十点钟光景，忽然街上凄历的警车声又接连响起，从远而近，最后几辆警车先后开进了分局，停在院子里。2433号犯人猛醒似地一拍脑袋：“对了，明天是五一节，按照公安局的惯例，节日之前都要抓一批人的，我把这茬儿给忘了。”
时间还不太晚，看样子这批犯人进门之后先办“入监手续”，即搜身、交出贵重物品和禁违品、核对登记表、提取指纹等等，因此警车到后好久，才听见“咣啷咣啷”的开关牢房声逐渐从远处传到近处。犯人们直念佛：“老天爷，可别再给咱们监房加人了，再来一个都挤不下啦！”可是怕什么偏来什么，终于牢房门被打开，而且一下子推进五个犯人来。号头也忍耐不住了，喊了一声：“报告班长，我们号里已经有七个人了，再加一个都没法儿睡啦！”
夜班看守没好气地回答：“先给你这里分五个，每个号里都一样，全是十二个人。要做好思想准备，再来人的时候，还要加人！”
“那怎么睡觉哇！”号头哭丧着脸说。
夜班班长已经把牢房门关上，临走前扔下一句话：“怎么睡都行，你自己想办法！”
两米见方的铺位，本来最多只能睡三个人，现在要超员三倍睡十二个人，除非有缩身术，否则谁也没有办法让大家一起睡觉。一直等到十一点多，总算吹响了就寝的哨子，表示这一拨犯人已经安插完毕，至于今天夜里是不是还有人来，那是另一回事儿了。
号头在想最妥善的过夜方案。“老号儿”们紧皱着眉头，新来的犯人个个愁眉苦脸，有一个还哭了起来。2433号犯人建议分两拨儿倒班儿睡：一拨儿六个人，统铺上倒是能挤下，可是另六个人呢？难道在一米半宽、半米长的水泥地上站着不成？
两人商量了一下，最后号头拍板：谁也别想躺下睡了，十二个人分两排，一排靠东墙，一排靠西墙，面对面地坐在铺位上，各人的腿可以伸直，也可以拱起，腿上盖一床被子，谁有本事睡着，尽管入睡！
但就是这样的办法，六个人分两米宽的铺位，每人平均不过一市尺宽。谁的屁股只有一市尺宽？尽管把所有的被褥都垫到了铺板上，腾出了所有的面积，也仍然挤坐不下。
2433号犯人究竟是个老警察，经得多见得广，脑子也灵光，善于随机应变。他的铺盖中有一块油布，把这块油布垫在水泥地上，再把自己的褥子铺上。这个地铺，就有半米来宽，一米六长，弯曲着身子，勉强可以躺下了。他抱拳向大家作了个揖：“诸位，兄弟就在这地下睡，哪位要解手，请注意点儿，踩着我还在其次，可别把尿撒在我的被子上！”说着，伸了伸舌头，脚朝马桶管自躺下去了。
要是在往常，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今天，在“怎么睡都行”的许诺下，看守们只要犯人不闹事，也不来管那许多了。
剩下的十一个人，就这样“打通腿”坐了一夜。
池步洲进监狱的第四天，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五一劳动节。按照狱方规定，每月一号和十六号两天是改善伙食的日子：菜中有荤。上午那顿饭，依旧和往常一样，池步洲饿了三天，已经食欲大开，一盒饭不用怎么“努力”就吃光了，似乎还有些意犹未足。新号吃不下的饭，号头仍按人头份儿“匀”，但他却谢绝接受了。下午的饭，不但米的质量好了些，而且饭上面的菜中，还有几块骰子大小的肉钉，当然是肥的。池步洲一向不爱吃肥肉，奇怪的是今天吃的这几块肉钉，味道竟然特别鲜美！
池步洲终于认识到：自己已经从刚进牢房时的“什么都不想吃”发展成“见什么都想吃”了。再过一两天，很可能每顿一盒饭不够吃了。
五一年的五一节，上海市公安局的干警们谁也没有休息。他们倾巢出动，进行“四·二七”以来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突击大搜捕，凡是“四·二七”漏网的，务必在这一天全数逮捕归案。
下午四点钟的“晚饭”以后，新逮捕的犯人一批批地被送进牢房里来。第一批两个，第二批又是两个，第三批三个，加上原来的十二个，一共十九个！这一来，可连蹲着的可能都没有了，大家只能像挤公共汽车似的人挨人站着。几个新进来的人受不了这种苦，号啕大哭，还有个人高声大叫：宁愿早点儿拉出去枪毙。看守们只顾往监房里面推人，可不管你是坐是站是死是活。
这种场面，可真难为了“号头”。他一面嘶哑着嗓子做安定人心的思想工作，告诉大家这是暂时的困难，政府一定会很快就想办法加以解决，倒好像他就是上海市市长似的，一面把人员分为两拨儿，一拨儿站着休息，一拨儿可以蹲下或蜷成一团坐下来休息。号头又喊又叫的，刚进五月份，就热得满头大汗，天亮以后，嗓子就哑得说不出话来了。
这一夜，别的牢房里，有好几个人晕倒抬了出去，而这个牢房里，则因为号头安排得好，尽管有发牢骚的，有骂大街的，有想寻死觅活的，却没有人晕倒。这个军统小特务，恐怕有生以来还从未这样肝脑涂地地报效过党国呢！
五月二日，果然政府发了善心，开来几辆警车，把多一半儿的犯人疏散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牢房里面，暂时保持每监十来个人的数目。
经过这一役，池步洲简直有隔世为人的感觉。他懂得了：作为一个人，只有吃不尽的苦，没有享不完的福。但是这样的福，全中国五亿人口、全世界几十亿人口，可不是任何人的能够享受得到。
被挤得最难受的时候，耳听到有人高喊“宁可早点儿拉出去枪毙”的时候，池步洲也曾经想到过死。他是一个性格犟轫意志坚强的人，像这样活着，连猪狗都不如，有什么意思呢？可是他也知道，如果真的去死，只能落一个“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结论。自己是无罪的，死并不足畏、不足惜，但是活着的妻子儿女，却会因为自己的死而痛不欲生，即便不死，也要终生戴着反革命家属的黑帽在社会的最底层痛苦挣扎。一想到妻子，他就感觉到太对不起她。将近二十年来，颠沛流离，饥寒劳碌，没有过过一天安定的日子，也没有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所有这一切，难道就因为自己要回国来抗日，是因为自己太爱国的缘故么？他相信共产党既然能够从蒋介石手中夺得政权，总有几个能人懂得打天下和治天下不是一码子事儿、政权可以用武力取得却不能用武力来维持这些道理，因此总不相信“千秋功过无人评说”的局
面会无限制地延长下去。
有了求生的欲望，才产生了活下去的力量。
但是什么时候才能迎来这一天呢，他可连一点儿把握都没有。
五、是非颠倒，审判真理
这种度日如年的日子过了十几天，直到五月中旬，姓王的看守才来通知池步洲，说是今天要提审了，带他到预审室去。一边走，一边叫他态度放端正些，争取一堂定案，好早日离开提篮桥监狱。
预审室里，放着一张办公桌，桌后并排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男的是预审员，女的是书记员。离桌子两米开外，放着一张小椅子，比普通椅子矮些，特别是靠背，只及腰际。之所以要把椅子放得那么远，可能是出于审讯人员安全的考虑：万一犯人图谋不轨，审讯人员可以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姓王的看守把池步洲带进预审室，示意他在小椅子上坐下以后，就退出去了。
预审员年纪不大，估计也就二十多岁，却绷着脸，装得十分老成、十分严肃的样子。他一面翻阅着档案，一面用带有苏北腔的“官话”慢条斯理地先按审讯程序问了姓名、年龄、籍贯、捕前工作单位等等，然后切入主题：“据看守员反映，你在被捕之后态度很不端正，摆干部架子，自称有功人员，还写了一份丑表功的‘认罪书’，是不是事实？”
“我是按照看守班长的要求写的，没有丑表功。我的历史，早已经写过一份详细自传交给本单位的登记处了。我一九三七年回国抗日，为国家、民族做了许多工作，是功是过，不辩自明。对共产党，我虽然无功，却也无过。”池步洲按照自己的认识侃侃而谈。
“你的历史，我们早就已经全部掌握了。”预审员指指他面前的一大摞档案。“让你交代，是看你老实不老实，对自己的罪恶历史有没有深刻的认识。要按你的‘认罪书’上所写，你是走错了路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如果你从日本回来，去了延安，你就是为人民效劳，为共产党效劳；可惜你投靠了国民党，去了重庆，那就是为蒋介石效劳，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如果说你有功，也是对蒋介石有功，对国民党反动派有功。蒋介石是阻挡中国革命的顽固堡垒，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你有功于他，你是什么身份，自己还不清楚么？你把自己的一生罪恶，都说成是当时走错了路的问题，是客观因素造成的。你为什么不从主观上检查：怎么有的人从日本回来就去了延安，而你却认定了要找南京政府，要投靠国民党呢？这说明你和蒋介石是一个立场，对共产党不仅不相信，而且是仇视的。我提醒你，对于自己的一生罪恶，
应该从阶级立场上去分析，你才能够提高认识，才能够完全彻底地交代自己的罪行，争取从宽处理。“
看样子，这个从苏北来的青年，读过几年书，也读过几本马列主义 ABC，政治水平比李班长确实要高得多，所以特别把他派来审讯池步洲。但是这种强词夺理的理论，池步洲并不心服：“既然你跟我谈认识，那我也不妨说说我的认识。一九三七年我从日本回来，是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时期。那时候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参加共产党是为了抗日，参加国民党也是为了抗日。不要忘记当时的执政党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服从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的指挥，朱德、毛泽东给蒋介石打报告，他们也自称是‘职’。大敌当前，凡是抗日的，都是爱国的，都是有功的。时至今日，你片面强调只有投靠共产党的才是革命，投靠国民党的就是反革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不是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蒋介石打内战，是抗战结束以后的事情。我是反对打内战的，抗战一结束，我就回福建老家种田去了。所以我说我抗战时期有功，对共产党无罪。”
青年预审员没有想到今天碰到的罪犯理论水平比自己还高，在历史事实面前，他张口结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只好祭起最后一宗法宝：用大帽子压人了。只见他脸皮一沉，厉声说：“池步洲，不要宣扬你的那些歪理了。要知道，歪理千条，难敌真理一条。真理就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所以共产党是战无不胜的，所向无敌的，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如果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会相信共产党把你抓起来绝不会错，你就应该认真检查自己的历史罪恶，彻底坦白交代。你的罪错是历史造成的，主要责任不在你，党和政府自然会根据你的认识程度适当量刑。”
池步洲一听这个青年预审员避开了某个人是否有罪的明显论点，却笼统地宣称共产党永远不会错，不禁笑了起来：“预审员先生，现在审问的是我池某人有没有罪错的问题，不是审问共产党有没有罪错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请先给我下一个结论，慢给共产党下结论好不好？我是一个个人，没有资格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这里面并不存在我错了共产党就对，我对了共产党就错的因果关系。就是两个政党之间，由于具体事物的复杂性，也不存在绝对的错与对，两者都对、两者都错的实例也是有的。例如国共两党都抗日，都为抗日贡献力量，都为抗日作出牺牲，这就两者都对。共产党是人的组织，不是神的组织。不论按照西方神话还是东方神话，神尚且有犯错误的时候，何况是人呢？毛泽东自己就讲过：只有三种人不犯错误：已经死了的人，还没有出生的人和刚刚出世的人。共产党既然是人的组织，就难免不犯错误。宣传共产党永远不会犯错误，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自以为不会抓错人，恰恰最容易抓错人。远的不说，把我抓来，不正是抓错了的典型么？”
这一篇说辞，在那个年代，有这样认识的人很多，但敢于这样直说特别是在法庭上直说的人，可谓绝无仅有。池步洲是个性格特殊的人，头可断，瞎话绝不说，阿谀奉承的话更不肯说。
这个苏北籍青年南下以后，在军管会政法部当了一年多预审员，一向被人奉承为理论水平相当高的党员干部，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有人敢说共产党也会犯错误。今天从池步洲的口中听到了这样的话，当然不是感到惊奇，而是感到这个犯人的狂妄，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他问案子，自以为很讲文明，很讲政策，从来没有跟犯人拍过桌子、瞪过眼睛。但是在池步洲面前，他也由忍无可忍进而无法自制起来，一拍桌子，腾地站了起来，气势汹汹地说：“池步洲，时至今日，你还执迷不悟，抱着蒋介石的大腿不放，不但宣扬国民党也抗日，还胆敢污蔑共产党也会犯错误！可见你是死心塌地要为蒋介石殉葬，要与共产党为敌到底了。谁不知道，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内战，整个抗日战局，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千千万万爱国的老百姓在支撑着的。如果没有共产党，单靠蒋介石和像你这样的人去‘抗战’，中国早已经灭亡，你也早已经当上亡国奴了。”
池步洲是个认死理儿的书呆子，听预审员这样说，梗着脖子振振有词地反驳说：“整个抗战期间，我都在中央军委会工作，对于抗日前线的情况，清楚得很。‘七·七’事变以前，蒋介石奉行的是不抵抗政策，把东三省的大片河山拱手让给日寇，确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七·七’以后，说蒋介石抵抗不力，节节败退，把大半个中国被日寇占领，也是事实。但说国民党将领全不抗日，只有共产党孤军奋战，好像也不是事实吧？多的不说，上海沪淞抗战，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血战台儿庄……这些大仗、硬仗，好像都不是共产党打的。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歼灭小股日寇，开拓根据地，壮大了自己，也曾经在平型关大战、百团大战中取得辉煌胜利，功绩不可磨灭。但是就全国的主战场而言，还是国民党的部队在牵制着敌人。抗战结束以后，我们有过统计，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阵亡的将领，就有五十一人之多，共产党阵亡的将领，只有左权将军一人。如果当时只有八路军和新四军，没有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中国将会是个什么样子，恐怕也是不难设想的。”
一席话，说得青年预审员火上加油，暴跳如雷：“池步洲，时至今日，你还在为国民党蒋介石涂脂抹粉，恣意诬蔑共产党，可见你的立场始终站在国民党蒋介石一边，对自己的罪恶，丝毫也没有悔改的表现。即便你以前任何罪错都没有，仅凭你今天的态度和言论，我就可以判你无期徒刑！不过……考虑到你长期在蒋介石手下为他卖命，中毒特深，对共产党缺乏了解，今天本庭暂时不加追究。但是你也绝不要以本庭的宽宏大度为良善可欺，回去以后，必须认真反省，深刻检查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翻然悔悟，重新认识，详细写出材料，交代自己的一生罪恶，争取人民的谅解和政府的宽大处理……”
池步洲回到监房，想想共产党建国已经一年半了，却还没有一部完善的法律，上海市解放已经两年，却还没有建立起正规的法院，预审员不是学法律的出身，不但不懂法律，连最简单的形式逻辑都没学过，只知道按上级指示或随意解释政策法令办事。如此治理一个国家，怎么能够治好？像今天碰见的这个苏北青年，很可能是水平最高的预审员了，尚且“秀才碰着兵，有理讲不清”，要是碰见一个李班长那样的审判员，结果岂不是更糟？
三天以后，第二次提审，预审员依旧态度严肃地正容端坐，第一句话就问：“经过这三天考虑，你对自己的问题，可有新的认识？”
池步洲倒也干脆，只回答一句话：“没有新的认识。”
“那么坦白材料也没写啰？”
“我的自传早已经上交组织。我没有犯罪，当然没什么坦白材料可写。”
“那么你投靠蒋介石、破译密电码都不是罪恶了？”
“当然不是。抗战期间，我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朱德、毛泽东也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如果我因为是蒋介石的部下而有罪，那么朱德、毛泽东当时也都是蒋介石的部下，岂不是也都有罪了？至于破译日寇密电，那是我为抗日所作的贡献，是我的功劳，不是我的罪行。”
“住嘴！不许你继续攻击革命领袖！像你这样顽固不化的花岗岩脑袋，还真少见。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等到绑赴刑场，后悔可就晚了。我早就告诉过你，共产党办事，是认真的，不是说大话吓唬吓唬你的。你的所有罪恶，我们早就已经调查清楚。否则也不会在大逮捕的第一天就逮捕你。既然你不肯主动坦白，我们也不勉强。只要你肯承认你历史上的几条主要罪恶，也算你主动认罪。现在我问你：一九三七年十月，你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这你能否认吗？”
“否认。第一，我回国以后，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处情报科机密二股从事破译日军密电码的研究，是纯抗日工作，与特务组织无关，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特务组织。第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处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改组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而我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就已经离开了机密二股，从此与中统局没有任何组织关系，怎么可能参加中统特务组织呢？”
“你这纯粹是玩弄时间概念的强辩！你工作的机密二股就是中统局的前身，一九三八年八月改组为中统局，从常识判断，改组前的人员，当然也就是改组后的人员，而且肯定是基本成员。你企图用不承认主义狡赖，是赖不掉的。”
“你这叫想当然，也叫强加于人。机密二股有特务组织，改组以后原来的特务分子都转为中统特务，都有可能，因为我不是特务，不了解内情，不能妄加肯定。至于我自己，我虽然在机密二股工作，我再三说明，那是为抗日服务的，干的不是特务勾当，我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特务组织。”
“你这简直拿我们当无知的三岁小孩儿。你身在特务机关中，做的也是破译密电这种特务行当，却愣说你不是特务，谁会相信？你说你不是特务，你拿出证明来。”
“你是不是无知，我不加评论。不过请你注意：例如一个人在总工会工作，却不是工会会员，这你相信吧？因为职务系统和工会系统，是两个组织。特务机关也一样。我在机密二股研究日军密电码，是我的职务。他们的特务组织，我确实没有参加。至于证明，不论是数理证明还是哲理证明，只有成事实的，才能证明，未成事实的，除了‘归谬证法’之外，本身是不能证明的。例如我是不是参加过中统特务组织，如果能拿出我参加过的档案材料，就证明我是个特务分子，如果拿不出证明材料来，就证明我不是特务分子。预审员先生，我正要问您，您说我是特务分子，可有证明吗？”
“注意你的态度。现在是我审问你，不是你审问我。我说你是中统特务，当然有根据。没有根据，怎么就抓你不抓别人？前天就跟你说了的，关于你的检举材料，我这里一大摞，之所以要让你自己坦白，主要是政府要做到仁至义尽，要考验你态度是否端正，让你有一个可以争取从宽的机会。要是到了向你摊材料的一天，懊悔可就来不及了。”
“谢谢政府的好意。请预审员先生注意：检举材料具有两重性：可以是有根据的事实，也可能是没有根据的凭空捏造。政府接到检举材料，第一步应该检验检举材料的正确性，正确的才加以利用，不正确的就加以否定，故意诬告的还应该反坐，这才是正常的司法程序。不然，见风就是雨，岂不是给挟嫌报复者以可乘之机？……”
“别往下说了。关于政府如何做工作，不用你操心。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年了，进行过多次政治运动，粉碎了无数明的暗的敌人。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你的问题，我们当然做了大量的取证工作，对你的罪行，也已经了如指掌，十分清楚。你自己写的自传，我们当然都看过的。对你在国民党时期担任的伪职、你所做的工作，那都是明面儿上的，你就是不写，也尽人皆知。关键在于你的秘密身份，你竟连一个字也不写。这就是你的罪行。不妨给你提个醒儿：我们不但知道你是正牌儿的中统特务，而且知道你在中统局内担任的是什么职务。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现在承认，还算你主动坦白，政府依旧可以考虑宽大；如果仍然执迷不悟，从严处理起来，可别说我们事先没有提醒你。”
“再次谢谢政府的关心。对于个人历史，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我没有参加过中统，就是没参加过中统。自己绝不会遗忘，更不用政府提醒。关于有人检举我参加过中统，而且在特务内部担任什么职务的问题，我再次声明，绝无此事。政府可以继续调查，我本人也有责任帮助政府搞清真相。为此我请求政府准许我跟家属见一次面。我妻子一九三七年随我一起回国，我的所作所为，我妻子全都清楚，可以让她帮我取得旁证。”
“你想得倒天真。你总也知道：自古‘狱不通风’，没有结案的犯人，怎么可以跟家里串通口供呢？根据政府规定，结案以前，是不许接见家属的。什么时候能见家属，一切都看你自己的态度了。再提醒你一句，政府的容忍，是有一定限度的。再给你三天时间，把你自传中没有写到的历史事件都补充出来，争取早日结案，早日见到你的家属。”
这一次提审，预审员的态度算是最好了。接下来又提审了三次，态度可就一次比一次凶，话也一次比一次少。双方的矛盾和距离，则越来越大。对池步洲来说，政府开展镇反运动，案子成千上万，工作不可能做得那么细，出现偏差，也在所难免，只希望经过甄别，尽快宣布无罪释放，恢复工作。至于是否赔礼道歉，倒不强求。对预审员来说：手头有检举材料，池步洲明明是中统特务，却死不认罪，启发动员，耐心等待，工作已经做到了家，碰上这个花岗岩脑袋，偏不开窍，下一步怎么顺藤摸瓜，引出更多的线索来？运动期间，每个预审员所承担的案件堆积如山，天天开夜车也看不过来，工作可以说够辛苦的。作为一块硬骨头，只能留待最后来啃。所以前后一共审问了五次，最后一次甚至说出“你什么都不承认，叫我怎么结案”这样的话来，好像一旦抓进了监狱，就一定有罪，他来审问，就不可能无罪释放，就必须判刑，才能结案似的。他攻不下池步洲这个“顽固堡垒”，只好把他的案子挂了起来，先攻那好攻的，暂时不提审他了。
六、不是刑罚，胜似刑罚
解放初期，政法部门──至少是上海政法部门的审判员不打犯人，这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因为一九五二年上海市法院筹备成立，我本人就在法院系统工作，经常出入于提篮桥监狱和各区公安分局，可以证明。但是各分局拘留所里有一宗“不是刑罚的刑罚”，比什么刑罚都厉害，那就是饿肚子。
饿肚子可分两种，一种是饿上三顿五顿或三天五天，饿得头晕眼花，四肢无力，那只是一时的难受，饿过去了，有饭吃了，也就没事了；另一种是“亏”，说起来是天天有饭吃，但顿顿吃不饱，时间一长，先消瘦，后浮肿，眼睛发黑，心里发慌，腿抬不起来，路也走不动，吃什么都是甜的，特别想吃盐，而吃多了盐又最容易得浮肿，那个难受劲儿，好比钝刀子杀人。
拘留所里，每天一顿粥、一顿饭，不过半斤米的定量，又没油水，对一个七尺男儿来说，一天两天甚或十天半个月，都还好扛，接连几个月过这“吊命”的日子，不死也不活，这“刑罚”确实不好受。
许多江洋大盗、惯匪窃贼，鞭子蘸凉水抽都不害怕，却最怕这种“人道主义的刑罚”，在拘留所里关的时间一长，什么大案、小案、陈年老案全都交代出来，目的只有一个：早日结案，好转到监狱或劳改大队去天天吃饱饭。
相对而言，提篮桥监狱的犯人可比拘留所里的犯人强多了。尽管伙食很差，每天六七两糙米饭还是有的。
池步洲是个文弱书生，对于食物的摄取量，比膀大腰圆的汉子似乎要少些，但也架不住日积月累的“亏损持久战”。
对池步洲来说，还有一种“精神刑罚”比饿肚子更难挨，这就是失去了妻子儿女的任何消息。
他有五个子女，除去老大参军走了之外，靠妻子那点儿微薄的工资，怎么养活四个孩子？自己被捕以后，政府怎样对待妻子？是否也在用变相的刑罚在威逼利诱她坦白从宽、检举立功？
骨肉至亲，牵肠挂肚，真是肝肠寸断，难舍难分哪！
三个月下来，由于营养不良和精神崩溃，他瘦得脱了人形了。
这时候，老犯人大都结案了，后来的犯人也结案了。与池步洲同时被捕的人中，很大一批已经拉出去枪毙了。这消息，是在报纸、广播上都公布了的。池步洲看不见报纸，也没人告诉他，当然不知道。最后，连留在监狱里当活字典的号头都结案了。池步洲虽然已经变成了“老号儿”，可他缺乏“活字典”的那一套处世哲学，不会逢迎看守，也不会安排处理“号”里的日常事务，因此不能提升为号头，只能继续“挂”着。这在监狱里也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名称，叫做“留犯”。
2433号犯人和号头离开监房之前，也曾经恳切地劝过池步洲：“做人不能太认真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去。政府把你抓来，表面上是没有原告，实际上政府就是原告。你想和政府较劲儿，能有你的好果子吃？即便政府抓错了，能在你面前承认么？共产党宣扬的是自己一贯正确，从来不错，能从你这里开例承认自己有错么？你硬顶着不承认，最终只能死在牢房里，死亡报告上填的依旧是反革命，有什么用处？为今之计，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政府叫你承认什么你就承认什么，第一先争取离开这死不了也活不了的牢房，到劳改大队去吃顿饱饭，然后再慢慢儿想办法翻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哇，老弟！”
池步洲也确实认真考虑过号头的话，但是考虑的结果是宁可死在这里，也绝不自己给自己脑袋上扣屎盆子。他是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生平最恨的就是特务，如今偏偏要他承认自己是特务，这口窝囊气儿怎么咽得下？
这期间，狱方因为他的案子迟迟不能了结，给他转了监房，而且从此以后每隔一两个月就转换一次监房。转监以后，基本上保持五人一室。只是长期不洗衣服不洗澡，身上长满了虱子，每天只好以捉虱子作为消遣。监狱里就有个很大的澡堂子，但是据说也只有判了刑的人才有资格入浴，“未决犯”是没有洗澡的权利的。
第一次转换监房，池步洲和一个叫朱衡义的同关一监。他是胡宗南的外甥，曾在舅舅手下当过几年少将机要秘书。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他脱离军队，去了香港。解放初期，上海与香港之间的来往还很方便。他见香港的老板们照常到上海来做生意，也于一九五○年底堂而皇之地回到上海，打算从事进出口贸易。按照他的看法：我已经弃官从商，不再与国民党、胡宗南坐一条船了，共产党难道还会拿我当敌人看待么？所以他一到上海以后，就坦然地住进了高级饭店，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毫无顾忌地与这个会面，跟那个约见，三天两头请客吃饭。到了一九五一年初，有一天他西装革履地刚从旅馆的电梯里出来，三四个便衣儿一拥而上，说是有点儿事情“请”他去谈谈。这一“请”，就把他“请”到监狱里来了。
这事儿发生在“四·二七”大逮捕以前，当时监狱里犯人不多，他一个人关一间牢房。“四·二七”之后，他的牢房里当然也有过“沙丁鱼罐头”的场面。池步洲第一次转换监房，跟他关在一起，他见池步洲文质彬彬，主动上前搭讪，一亮“底牌”，彼此都是“少将”，于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躲开狱卒的监视，几乎无话不谈。两个月以后，第二次转换监房，就不知他下落了。──直到一九六三年以后，在上海与他再次相逢，才知道他判刑以后被送到新疆劳改，释放以后，得到胡宗南旧部、起义将领陶峙岳的庇护，有了工作，到上海来洽谈一笔生意。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否遭到更大的冲击，就不知道了。
有一个问题常常萦绕在池步洲的心头：这一次“四·二七”大逮捕，自己的朋友究竟有多少人抓进来了？来到监狱以后，从老犯人的口中，他得知只有案情重大的人，才关押在提篮桥监狱，一般的小案子，大都关押在分局拘留所。上海市有那么多区，究竟有多少人关在分局，那是无法估计的。提篮桥监狱，按正常容量，可以关押一万人，如今大大超员，按超员一倍计，也有两万人。但是也不一定。因为别的监房是不是都像他的监房那么拥挤，可不尽然。在每三四天一次的放风中，他经常看见一些外国神父，他们身穿黑色长袍，头发梳得镜光，脸色红润，精神饱满，可以判定绝不会是五个人一间牢房，也不会是一天只吃六七两粮食的。再打一个折扣，就算关押了一万五千人吧，在八九座大楼中，一间牢房只关五个人，除了放风时间之外，又不许走动，怎么可能知道别的监房里关的是什么人呢？
监狱里为了避免犯人因为活动量太少而引发肌肉萎缩症，都有放风的制度。按道理说，放风应该每天两次，每次半小时。由于提篮桥监狱关押的犯人太多，尽管有一个相当大的广场，但能够提供的活动场所相对而言之仍太小，所以这里一般只能每三四天放风一次，每次不过一刻多钟。为便于管理，放风大都以通道为单位进行，因此放风的时候所能遇见的人，也老是那几个，至少是每换一次监房，总是那几个。要想在这百分率极低的部分犯人中碰见熟人，概率必然是很低的。
但就在这样的概率下，池步洲居然也碰见了一个熟人。 每次放风，犯人们排成队，在楼房之间的空地上一圈儿一圈儿慢慢儿地走，也可以伸展伸展胳膊，但绝不许说话，更不许交头接耳，甚至眼睛都不许斜视，不然，旁边的武装看守就要过来训斥，严重者立刻拉了出去。
有一次放风，池步洲忽然发现旁边一队正在转圈儿的犯人中有一个熟人。当然对方也发现了他。两人都感到惊讶不已。但是既不能说话，更不能打招呼，只好装作不认识的模样，脸上毫无表情地互相注视，以此来传递感情，表示问候。
这个人，姓胥名日新，也是东京时代的老友。他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精通内燃机。一九四一年，池步洲介绍他到国际问题研究所当顾问；一九四三年，池步洲出任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主任，曾聘请胥日新当电磁学的上校教官。抗战胜利后，胥日新出任上海市政府印刷厂经理，解放后留用，仍任经理。按说他是个技术人才，与政治无关，是因为什么被捕？当时是无法打听的。──后来才知道他因冤案被判刑十年，在劳改中因解决了许多机械上的疑难问题，得到提前释放，靠教书维持生活，直到一九八三年初才平反昭雪。
时间又过去了三个月，池步洲觉得这样活着，实在没有意思，几次想到自杀，却又顾虑重重起来：我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在妻子面前怎样交代？她是不是会以为我真是中统特务？以为我一直来都瞒着她？反过来说，她现在究竟怎样了？是活着，还是经受不住压力自杀了？如果她真的先我而去，孩子们是不是流离失所了？──这样一想，生死倒在其次，最强烈的愿望，倒是要与妻子儿女见最后一面了。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已经四五个月没有提审的案子，突然又提审了。还是那间预审室，还是那个年轻的苏北预审员和那个从来不说一句话的女书记员。他们见到池步洲那形容枯槁的样子，都大吃一惊，女书记员不由得脱口而出：“你死不认罪，自己糟蹋自己，你就不想想你还有妻子儿女么？”预审员脸上凝霜，冷冰冰地说：“他们这种人，不见棺材是不会落泪的。”
今天的戏，是另一种唱法。预审员并不问什么，而是与书记员一起站立起来，命令池步洲也站立起来，从档案袋里取出一张盖有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大印的“军办秘（52密）二字第10662 号决定书”，然后严肃地宣读： 被告人池步洲，因参加军统局特务组织，担任调查员，并参与破译日军密电码，解放后又拒绝登记……等罪行，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鉴于被告人抗战初期出于爱国热情，回国抗日，属于误入歧途，因此特予宽大处理，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池步洲大声抗议，但是预审员没有理睬他，示意武装看守把他押回牢房。那年月，大陆还没有正常的司法程序，由军管会判的刑，带有“军法”的性质，是不许“不服”的，不服就是不认罪，也是加刑的依据。在上海，上海军管会就是最高权力机关，既没有“上诉”的先例，也没有“上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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