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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是个大能人，在监狱里表现突出，狱方对他另眼相看，把他送到上海市条件最好的劳改单位上海劳动板箱厂继续当统计员。
树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劳改队大，什么样的犯人都有。劳动板箱厂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形形色色的犯人，案情不同，性格各异。要不是亲自来到这里，谁也不会相信：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胡风上了“万言书”，被打成了反革命；他这个反革命，却在胡风打成反革命之后抛出了“万言书”。他的万言书没把他怎么样，却把一个管劳改的劳改工厂厂长送去劳改了！
一、特殊犯人，乖张行为
池步洲在监狱板箱厂劳改了两年多，到了一九五四年初，突然转监了。
按照狱方的传统习惯，转监之前，是从不宣布把犯人们送到什么地方去的。一声“收拾行李”，接着就排队点名，装进囚车，只有到了目的地，犯人们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池步洲的转监，当然也不例外。与众不同的，是他这一次转监，只有他一个人。他自己扛着行李，狱警吃力地帮他把一麻袋的书扛到了大门口，然后给他双手上铐，狱警到外面去叫了一辆三轮车，把行李和麻袋都放上车以后，这才把池步洲带出来，与狱警并排合坐一辆三轮车。当时天气还冷，上海的三轮车工人，一般都备有一条线毯，供乘客盖膝头防冷用。那狱警就用这条线毯把池步洲的双手连膝盖一起遮住。这样，车子走在街上，与普通乘客无异，谁也看不出这是犯人“起解”。
一路上，狱警当然不会与犯人交谈，也不会说明要到哪里去。尽管好事不敢妄想，但是池步洲心里明白：第一，这不是提审，提审不会带铺盖；第二，也不是改判，因为自己没有上诉，而当时的法院案件堆积如山，你不上诉，他绝不会主动来复查你的案件；第三；目的地绝不会太远，不然，绝不会用三轮车送走；第四，如果是上火车转到外地，按规定必须两个人押解，不可能只由一名狱警押送；第五，绝不会是拉出去枪毙，要是处决，恐怕就要出动警车了。
将近三年没有接触社会，什么街道、车辆、商店、行人几乎都成了依稀的梦境。如今一出狱门，来到马路上，只见行人熙来攘往，车辆急驰而过，铃声与喇叭声交织，灰尘和汽油味儿混杂，突然之间有一种“我还活着”，“又回到了人间”的感觉。
人力三轮车的行速缓慢，经过外白渡桥、四川路桥、虹口公园，一直往江湾方向蹬去。蹬了足有一个来小时，只见马路两旁的房屋越来越稀，行人越来越少，终于进入了郊区，眼前是一片碧绿的田野，空气倒是越来越新鲜了。“到底要把我弄到什么地方去”的疑问，又一次在池步洲的心底升起：“听说解放前警备司令部秘密处决犯人，都是弄到江湾去执行的，这个三轮车工人，总不会是化装的便衣儿，是要把我拉到偏僻的地方去秘密处决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眼前忽然出现一座城堡似的建筑物，四周的围墙相当高，其面积之大，几乎和一个大村庄差不多。再靠近一些，就能看见大门口有持枪的解放军站岗，围墙上面也有电网，心里基本上已经明白：这里一定有一个劳改单位，但不知道是工厂还是农场。
三轮车在大门口停下，终于看见了挂在大门口的两块牌子，一块上写“上海劳动板箱厂”，一块上写“上海劳动机械厂”。狱警下车跟卫兵打了招呼，又帮池步洲把一麻袋书扛进了大门里面。
这是解放后开设在上海郊区军工路的两座劳改工厂，规模相当大，共有上千名犯人。两座工厂共一个大门，共一套管理系统，共一个厂长，对外是两块牌子，对内则是一个单位。劳动板箱厂实际上是监狱板箱厂派生出来的“子工厂”。但是“毛驴儿下骡子”，子工厂不论是设备之新、人员之多，都超过了“母工厂”。劳动机械厂主要生产劳动牌活扳子。这是解放后上海的名牌产品，远销东南亚各国。相对而言之，这两座劳改工厂要算是当时上海地区生活条件、劳动条件最好的劳改单位了。
狱警把池步洲带到了管教组。一个穿藏青色呢制服的干部跟他简单地谈了话。出于池步洲的意料之外，这一次转监，他得到了“好上加好”的“恩遇”：依旧没让他去干体力劳动，而是分配他到锯木车间去重操旧业，还当车间统计员。
谈话以后，这个干部先带他到“号”里也就是宿舍里安排了铺位，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正赶上开饭。六个人一脸盆油渣烧豆腐，油水挺大的，旁边是一只大饭桶，装着满满一桶大米饭，吃多少盛多少，并不定量。比起提篮桥监狱的大饭盒、小饭盒来，又是一番天地。
吃过晚饭，回到了“号”里。犯人的居住区，是一个单独的大院子，和工厂区隔开。两区之间的唯一进出口，有警卫日夜站岗，没有干部的带领，犯人们是不能自由进出的。居住区有一排排的平房，能容纳上千名犯人。给犯人做饭的大伙房，也在这个大院子里。此外，当然还有厨房、厕所。每一间大房间，像学校里的学生宿舍一样，放了十几张木制的上下铺，一共有三十几个铺位，也有一个很大的大马桶。犯人住的房间，门外有可加锁的粗大铁门闩，星期、假日及就寝以前的自由活动时间，并不加锁，犯人们可以自由进出，也可以在院子里走动，但有一条“不许串号”的监规。房间里有三盏吊灯，都是大泡子，灯光明亮，如同白昼。提篮桥监狱的牢房里面没有电灯──据说那是为了避免犯人摸电线自杀──只有通道的顶上有几盏二十五瓦的电灯，在那昏黄的灯光下过惯了，突然间大放光明，还真有点儿不习惯呢。
第二天早饭后，车间主任来带领犯人出工。先站队点名，然后列队到车间去。通过住宿区门卫的时候，还要把人数写在门口的小黑板上。出了住宿区大门，穿过横马路，进入厂区，一直走到最后一幢厂房，才是锯木车间。车间里排列着自动行车四台，台面车两台。老犯人一进入车间，就纷纷上岗进行生产了。车间主任把池步洲带到一间放着两张写字台的办公室里，指着一张桌子，让池步洲就在这里“办公”。看样子，这里以前也有过统计员，说不定也是突然之间被送走了。不然，不会这样匆匆忙忙从监狱板箱厂“挖”一个统计员来。
这里的办公条件比监狱板箱厂强多了。不但基本上听不见震耳欲聋的噪音，到处飞扬的木屑和灰尘也少得多。
与池步洲同一个办公室的，是车间记录员陈一新。──是个因冤假错案被判刑五年的刑事犯，当时只有三十多岁，刑满释放以后在社会底层挣扎了几十年，直到八十年代初方才得到平反。──他本来是个私营木制品厂的老板，对木材还比较内行，对车间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待人也相当热情。池步洲有什么不明白的，他都主动帮助，很快两人的关系就处得很密切了。
据陈一新介绍：军工路的这座大熔炉，共分两个工厂：一个是劳动机械厂，所生产的“劳动牌”活扳子，是名牌产品，不但国内很畅销，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出口的；一个是劳动板箱厂，主要为上海益民食品厂生产包装箱，包装罐头食品，也是供出口的。两个厂子共有一千多犯人，机械厂里有德国和日本的战犯；板箱厂的犯人主要是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和工霸。凡是上机器的，大都是死缓、无期的重刑犯，至少也是十五年徒刑；当搬运工的，大都是流氓阿飞集团的主犯，不过三年五年的刑期，今天进来明天出去的，流动性比较大。此外，也还有一些犯了抢劫、强奸之类刑事罪的印度红头阿三和美国人。
这一次之所以要把池步洲像干部调动工作似的派专人送到这里来，是因为他在监狱板箱厂当车间统计员期间，他的突出才能和创造发明获得了狱方的嘉许，知道他是个杰出的人才。劳改单位里的犯人要经常调动，避免犯人之间太熟了生事，是劳改当局的管理策略之一。监狱板箱厂和劳动板箱厂是“母子单位”，有这样的好统计员，当然不肯白白送给人家。挑选最有用的犯人给自己，应该算是“物尽其用”，不能算“本位主义”的。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既便宜了劳动板箱厂，也“便宜”了池步洲。池步洲占了他有本事的光，直到一九五六年调离上海，都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相对而言，还算是“幸运”的，这也算是他得到政府的“特别关怀”吧。
在劳动板箱厂期间，他是个“特殊的”犯人。论年纪，他还不到五十岁，却因为他的性格古怪，又有些恃才傲物，他看得上的，不管你是市井无赖还是江洋大盗，他都愿意与你接近；看不上的，哪怕你是高级干部教授学者，他也目中无人，不理不睬。例如厂里有个姓林的青年犯人，他哥哥是个反动会道门的头目，他受牵连被判刑三年。此人记忆力特别好，善于说山东快书，也会说相声、演京剧。厂方为开展文娱活动，置有整套的京剧服装道具，鼓励犯人演出。姓林的也曾经数次登台。每逢节假日，大伙儿都围着他听他说快书。他与池步洲既不同一监房，也不同一车间，但是池步洲看中了这个小伙子的聪明，又发现他有数学天才，就每天抽点儿时间教他数学。仅仅一年时间，从小代数开始，几何、三角一直学到微积分。姓林的小伙子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
每次来上课，都先喊他一声“老夫子”。从此，大伙儿也都跟着叫他“老夫子”。狱卒们听见了，也没加制止，时间一长，变成了他的别号，他的本名，反倒没人叫了。
劳动板箱厂的犯人，住的是上下统铺的大房间。这里基本上有两种稳定：一是人数不变，一个“号”里住二十多个人；二是人口不变，不像提篮桥监狱那样，在押犯人经常要调来调去，以防止串通口供并便于揭发检举。“号”内也不再设“组长”之类的“号头”来管理犯人的“学习”。因为判了刑的犯人，重点已经转移到劳动上去，“忠不忠，看行动；变没变，看贡献”，只要努力为国家作出最大限度的贡献，创造出最大限度的财富，就能评上“劳改积极分子”，就可以争取减刑的。
当然，不设组长，不等于放任自流，不加监管。“号”外时常有看守巡逻，不时从门上铁条中露出一双看不出任何感情变化的冷眼。“号”内呢，也有特别爱打“小报告”、企图以此争取减刑的奸细。不过总的说来，气氛比起提篮桥监狱来，应该说是松弛多了。
犯人们从车间回到“号”里，紧张了一天，总想轻松一下，以调剂枯燥乏味的囚犯生活。特别是星期假日，除了洗衣服搞卫生之外，大家凑在一起，或打扑克，或下象棋，或三个一伙儿五个一堆儿地说古道今，在无聊中寻找乐趣。
池步洲刚到这里来的时候，因为他脾气古怪，不大合群，别人打闹，他只知道看书。时间一长，总有一两个稍微合得来点儿的，问起他当年的那些往事，他就随口说了几句。不料他的话题引起了同监犯人的兴趣，穷追不舍。于是他断断续续地讲起了自己当年破译日本密电码的故事。这一来，可真是“羊群里面出骆驼”了，同一监房的二十多个犯人，来自上海社会的各个阶层，谁听见过这样的故事？犯人们都把他看作是“圣人”，老夫子长老夫子短地叫个不停，总想从他这里多听到一些天下奇闻。
犯人们各自的经历和见闻讲完了，大家都说老夫子书读得多，要他讲些故事解闷。池步洲对古典小说如《红楼》、《三国》、《水浒》、《聊斋》、《封神》及其他侠义小说之类读得也不少，加上他的记忆力特强，只要拉出一个头来，就能够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于是他在监房内成为“众望所归”的“群龙之首”了。
有一个“死缓”犯人，高个子，浓眉毛，五十来岁，一身的江湖气。他从来不讲自己的案情，看样子大概与黑社会有勾结。对于死缓犯人，大家都比较宽容，因为他们到底还能活多久，是一个未知数。他不愿讲，一定有难言之隐，所以也不勉强他。但是他却特别爱听别人讲故事，尤其爱听池步洲讲说破译密电码的经历。他和池步洲都睡上铺，而且铺挨着铺，每每在熄灯以后，还缠着池步洲讲故事。
在劳动板箱厂，池步洲是个最受狱方注意的人物。第一，他是个留学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第二，尽管他自己不承认，但厂方根据“档案”，认定他是“中统特务”无疑；第三，他从来不打小报告，换言之，就数他最不靠拢政府，思想最顽固，最不易就范。对这种人，管教干部当然理应严密监视的。可是不论在工作上、遵守监规纪律上，又都抓不到他的任何“劣迹”，所以也对他无可奈何。
有一段时间，那个有说有笑的死缓犯人，忽然沉默寡言起来，似乎有很重的心事。他是个死缓犯人，两年将满，是死是活将见分晓，这一段时间中情绪不正常，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反都拿好话来安慰他。
一个星期天，这个死缓犯人忽然把池步洲叫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双手一抱拳，面有愧色地对他说：“老夫子，我真该死，我把你给告了！他们把我叫去，要我讲讲你每天在监房里都说些什么话。我因为过几天就要死缓期满，生怕被处决，想积极一下，立点儿功，就说你每天给大家讲故事宣传迷信和侠义人物……”言下一副不胜惶恐懊丧的样子。
这一来，池步洲倒不好意思了，反而安慰他说：“这个不要紧的。他们也没有来找我。即便来找我，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讲故事，难免要讲到一些封建迷信或者宣传侠义的事情，不是你无中生有，你尽可放心。你这个人很讲义气，自己做错了事，敢于坦率地说出来，我很器重你的为人。至于你的案子嘛，根据你的表现，我看一定会得到减刑的。”
这个江湖人物，以江湖人特有的义气主动“坦白交代”了自己的过错，又得到了池步洲的原谅，心情开朗起来了。没过多久，在一年一度的“奖惩大会”上，他果然得到了减刑的判决书。
每天上班，池步洲总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静静地看书。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就是和他面对面地坐着的记录员，彼此之间也从来不说一句多余的话。他的原则是：一进办公室，办的就是公事，各人的私事，就不再提起。自己没有事情，可以看书，但不应该瞎聊天，耽误别人工作。这是他多年来在正规机关坐办公室养成的习惯。他的办公桌上，堆着一大摞从银行送到提篮桥监狱、又从提篮桥监狱送到这里来的外文书，多数是高等数学方面的。在监狱里，一般人绝不许看外文书，哪怕是马列原著。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当时狱官、狱卒们的文化水平一般都很低，谁也不认识这些曲里拐弯的“洋字”。但是他的这些书，却是得到监狱长的特许、并盖有“经检查允许阅读”的大红戳子，因此算是“官准”的。
他的任务，是每天做一份车间统计报表；原始资料、各行车的码单，则由记录员陈一新提供。车间里一共四辆行车，每天的吞吐量相当可观。临收工前一个小时，记录员把原始资料交给他，他拿起计算尺来一拉，各行车的产量就公布了。工效之高，无出其右者。他的学问和能力，连厂长都很佩服。公开地说：“像他这样的人才，在中国都不多。”
每到月底，他花一天时间写一份总结材料交给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又花半天时间向大家宣读一下。有他在车间，业务上的事情车间主任就连管都不用管，他都会按时布置得井井有条。
有道是：花香蜂常来。另外几个车间的统计员遇到难题，免不了都要来请教他。了解他性格的，都知道投其所好，进门先叫一声“老夫子”，于是他立即眉开眼笑，求教者也能得到详尽细致的指点，满意而去；要是不知道他的性格，不叫这一声，其结果必然是嗯嗯啊啊，所答非所问，甚至疯疯癫癫地用一些难听的话把人家气走。
他不但性格古怪，生活也古板：一年四季，总是穿一件破旧的西装外套，披着风衣，一双破皮鞋，连后跟都没有了，就拿它当木拖鞋拖着，走起路来，噼啪作响，加上身子一弯一弓，脖子一伸一缩，活脱脱一个日本人的样子。每天上班，除了工作之外，只知道埋头在书本里，很少跟人交谈。三餐饭后，都要盘腿在铺位上静坐十几分钟，样子既虔诚又认真，谁也不知道他这是练的什么功，还是一种什么特殊的宗教仪式。
有一天，厂长到车间来，走到他的办公桌前面，询问他一些生产上的事情。他大模大样地坐在那里，连屁股也不抬一下。厂长问一句，他答一声，神态傲然，倒好像是厂长向他汇报工作似的。再看看俩人的穿着打扮，一个是呢制服笔挺，干部架子十足，一个是破西服一身，样子像瘪三。俩人一问一答，足足谈了有十几分钟的话，厂长听得还很入神，临离去的时候，他依然身子不动一动，脑袋不点一点。厂长倒似乎很满意，笑眯眯地走了。
厂长一走，同办公室的记录员陈一新忍不住问他：“听说厂长是个长征干部，在部队里是个团长，级别挺高的，只为文化低一些，才分到这里来管劳改。平常时候，犯人想见他一面都不容易，你对他怎么这样不礼貌？”
他听了，先是“哼”地一声，又斜着眼睛瞥了陈一新一眼，不屑地说：“你懂得什么！这是我的办公室，是他到我这里来问我！难道因为他的官儿大，我就要站起来让他坐着，毕恭毕敬地向他回话？论官衔儿，他是个团长，顶多是个上校，我是少将，比他还高一级，他站着说话，我坐着回答，不算罪过吧？”
陈一新笑了笑：“现在是共产党的政权，你是国民党的少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怎么可以相提并论？你可别忘了，现在的身份，他是厂长，咱们是囚犯！”
池步洲听了，登时瞪大眼睛，大声地训斥：“囚犯怎么样？囚犯也是人嘛！做人得有志气，得自己尊重自己的人格，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政治上的斗争，复杂得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反反复复，变化无常。一个人要是没有自己的主见，是棵墙头草，风吹两面倒，那还能叫做人、还配搞政治么？”
说到这里，他拍拍陈一新的后脑勺，忽然惊讶地大声叫了起来：“怎么？你的脑后，也有一块反骨？这么多年来，我还没有碰见过第二个人有反骨的，只以为天下就我一个人是天生的反叛呢，今天总算也找到一个相似的人了。不过你的这块反骨，却没有我的大。”
他把陈一新的手拉到他的脑后去摸摸，原来他脑后的后枕骨，竟然像公鹅顶一样，凸出老大一个包包来。对于自己脑后的这块骨头，陈一新当然是知道的，不过却不知道这跟一个人的性格还有关系。
通过这一发现，从此池步洲就把陈一新引为同类，另眼相看，俩人几乎无话不谈了。
池步洲在国民党军委会任职，跟国民党的军政要人有些来往，社会关系复杂，所以三天两头有人来外调。每逢外调提审，常常带回来一些香烟、糖果、水果之类。按规定，监狱里犯人是不许抽烟的，池步洲不会抽烟，就把烟悄悄儿地分给同监房的犯人们抽。陈一新与他同坐一间办公室，当然额外照顾，一给就是一两包。
有一次他被提审，带回来的香蕉、苹果特别多。陈一新笑着跟他打哈哈：“共产党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你身上可算是彻底体现出来了。”
他神秘地笑笑：“今天来提审的，一共两男一女，都是北京来的。你猜他们来干嘛？”没等别人猜，他自己又接下去说：“听他们那口气，大概是要提前释放我，还要安排我工作呢！”
陈一新连忙向他表示祝贺，没想到倒换来了他的一个白眼：“你这个人真幼稚！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事么？要知道，共产党对咱们这样的人，采取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放不放出去，其实是一样的。搞政治的人，真真假假，什么主意都想得出来。照我猜，他们打算放我出去，真正的目的是要我在电台上发表声明，帮他们向台湾的军政人员做政治宣传。我是一个政治犯，并不贪生怕死，也不是那种不仁不义的无耻小人，违心的事情，我是坚决不做的。所以我简单干脆地回答他们说：‘法律是神圣的，请你们不要拿法律开玩笑。像我这种罪大恶极的人，判我十二年，就已经够宽大的了，我愿意老老实实服完我的十二年刑期，不打算争取提前。’他们听我一口回绝，也不勉强我，给了我一大堆水果，要我回来好好儿考虑考虑。我就这样回来‘考虑考虑’了。”
真是个怪人。提前释放这样的好事，别人想都想不到，他却居然一口拒绝。如果进一步仔细想想，他的话倒也有几分道理：放出去“夹着尾巴做人”的滋味，真还不如关在监狱里舒服呢！
按照规定，劳改犯每月可以接见一次家属。这个“接见日”，是劳改犯们朝思暮想的大节日。思亲的，可以解一下渴念之苦；嘴馋的，可以得到大包小包的食品。因此劳改犯们盼接见，简直比小孩子盼过年还上心。独有池步洲这个怪人与众不同，他从来不发信让家属来接见，每逢接见日，他总是独坐监房，闭目养神，对周围所发生的喜笑、怒骂、叹息、痛哭不闻不问，也无动于衷。
有一次接见日，他照例有如老僧入定一般坐在监房里，突然训导员来传呼他，说是他的儿子从部队里请假回家探亲，特地来看看他，要他出去接见。不料他依旧端坐不动，毫无表情地摇摇头。训导员说：自从他入监，儿子还没有来接见过，如今从部队里请假回来，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更不要淡薄了父子之情。池步洲见训导员喋喋不休，不得不睁眼解释：“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我是没有改造好的国民党军官。我们俩各走各的路，绝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请训导员转告他：阶级立场要站稳，以后千万不要再来，免得以后在运动中吃苦头。在我的十二年刑期之内，我是绝不会见他的。”说完了这几句，又把眼睛闭上，任凭训导员怎么动员，再也不理不睬 .
训导员也没有办法，只好出去“传话”。不一会儿，抱回来一大堆食品，池步洲干脆当着训导员的面把东西都分给了同监的犯人们吃，自己一点儿也不留。训导员看了，也无可奈何。
当天，同监的劳改犯们吃了他儿子送来的东西，反而议论纷纷，不论当面还是背后，都说他是个喜怒无常的书呆子，缺乏父子之情，做得太绝了些。他却说：“虎毒尚且不食子呢，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男子汉，父子连心，怎么会没有父子之情？可是儿子送来的这些东西，吃在嘴里，痛在心里，还不如硬硬心肠，不领他的这份儿情，倒安闲自在些。”
他的这种心情，监狱里有几个人能够理解呢？
儿子见不到父亲，心情的压抑可想而知。回家跟母亲一说，白须宾可再也沉不住气了，第二天就亲自赶到军工路来，要求接见。按规定，犯人接见家属，有固定的日子，全厂停工，集体接见。白须宾非接见日来厂要求单独接见，又没有特殊原因，本来是很难获准的，就因为池步洲几次表示不见家属，训导员从稳定犯人情绪出发，特地跑到车间来动员他到大门口的接见室去和妻子好好儿谈谈，还说这是破例照顾，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不料池步洲并不领他这个情，摇摇脑袋，很干脆地回答说：“谢谢训导员。我池步洲无需破例。还是眼不见为净吧。”
在这个不寻常的犯人面前，训导员也毫无办法，知道再说也无用，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碰到你这样的书呆子，真是有理也说不清。”
池步洲听见了，又接了下茬儿：“对，对，请你就这样告诉白须宾：碰见我这样的书呆子，是有理也讲不清的。我绝不会见她，叫他以后不要再来了。”
训导员碰了一鼻子灰，无可奈何地走了。
白须宾母子见不到池步洲，忧心如焚。想想自己一生善良，为了正义，抛下父母亲人跟随丈夫来到中国抗日，吃尽了千辛万苦，失去了两个女儿，最后竟得到这样的下场，越想越想不通。那一天，她都已经打定了主意，要从楼顶的阳台上跳下去，了此一生，求得解脱。但是看看四个孩子都还这么小，自己一死，孩子们有几个能活下来，就很难说了。正在左右为难，迈腿想跳还没跳的时候，幸亏邻居过来发现，苦苦相劝，方才打消了寻死的念头，强挣扎着活了下来。
她跟池步洲做了二十来年夫妻，深知他那宁折不弯的脾气，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写信到福州，把情况告诉他五哥。
他五哥池步云，虽然是保定第二期的毕业生，许多同班同学或比他低好多班的同学，都当上军长、司令了，但在那个年代，“朝里没人莫做官”，他没有强力的“戳杆儿”，从抗战开始直到抗战结束，始终在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当个地形教官，为了糊口，还在中学里兼任过好几年数学老师。抗战胜利，干脆申请退役，回到福州在三山中学当教师。解放以后，虽然他一生当兵，但既无血债，更无罪恶，没按历史反革命处理，经过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学习，正式分配到第三中学当数学教员，直到退休，总算平安。
他接到弟妇来信，恳恳切切地给弟弟写了一封长信，并给他汇来新币一百块钱。训导员叫他签收，他却在汇款单上批了八个大字：“原票退回，改寄书籍。”接着又给五哥写了一封信：“我在这里有吃有住，生活比我小时候强多了，不需要用钱。如果兄长念及手足之情，请寄一些微分方程之类的书给我，就感激不尽了……”
池步洲两次拒绝接见又退回汇款的新闻很快就传遍了全厂。大家都说他脾气古怪，加上这一来心情一定不好，谁也不敢跟他多说话，以免自讨没趣，连干部们都不大理睬他。这时候，只有与他同办公室的记录员陈一新跟他算是最说得来，业余时间，还跟他学点儿数学。特别是池步洲教他“概率论”知识，这对于他丈量木材大有用处，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二、囚犯世界，无奇不有
车间里每月都要进行劳动竞赛，各行车之间，谁胜谁败，主要取决于生产木板的数量和质量，而产质量的高低好坏，都要以统计报表为依据。因此，各行车小组长都主动地跟池步洲套近乎，上班前下班后，都要围着他跟他聊聊天儿。
这些人，大都是判了无期徒刑或者死缓两年的重刑政治犯。用他们的话来说，五年刑期，吃顿饭的工夫就过去了；十年十五年的刑期，也不过打个瞌睡的工夫就出去了；只有他们这些无期、死缓的重刑犯，才是真正“视死如归”的。而那些搬运工们，则大都是刑事犯，刑期最多不过五年七年。可是偏偏这些刑期短的刑事犯们，总惦着拿刑期长的政治犯们立功，常常向车间干部打小报告，以此表示自己的积极，争取减刑。几个行车小组长得知池步洲也是政治犯，有道是“和尚不亲帽儿亲”，就悄悄儿地告诉池步洲说：尽管表面上政治犯和刑事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就思想体系和生活习性而言，终究是两个绝不相同的类型。因此在刑事犯面前说话一定要谨慎，不要让他们钻了空子，做了他们争取减刑的垫脚石。一不小心，被他们诬陷，轻则受到批评，调离上海，送到边远地区去，重则加刑，贻误终身。
一号行车小组长，是浙江绍兴人，化名陶小牛。他本是台湾中统局的骨干分子，接受派遣潜入上海搞“工运”，发动工人反对共产党，被捕后判处无期徒刑。这个人，顺着了他的脾气，倒是很平易近人的。
陶小牛的性格脾气非常古怪，勤俭节约得出了格：大冬天的，穿一身百结鹑衣，一双破鞋也是两头通风。但是到了车间，马达一响，就甩掉破鞋，生龙活虎地猛干起来，在行车木床上窜上跳下，动作敏捷得像一头松鼠。不出十分钟，就干得满头大汗，热气腾腾的，像刚出屉的馒头。他干脆甩掉百结鹑衣，赤膊上阵。统计牌上，他的产量质量总是名列前茅。厂里的各级干部对他的印象都很好，大会小会，班前班后，晚间点名，每次都少不了要表扬他。他听了，也不多说话，顶多微微一笑。
有一天下午下班铃响，马达一关，陶小牛拍拍满身的木屑，披上那件百结鹑衣，打扫车间环境卫生，正准备下班。这时候，车间主任笑眯眯地拿着一双力士鞋、一件新棉衣来奖励他，没有想到他却坚决不要。车间主任说：“这是政府实行人道主义，关心你的身体健康。大冬天的，不要冻坏了身子。”他哈哈大笑：“你以为一件棉衣一双鞋，就能把我收买了吗？请你尊重我的人格，小恩小惠绝不能收买我陶阿牛的心！”
车间主任大小也是个干部，在犯人面前受到这样的抢白，一时间下不来台，就绷了脸，用命令的口气严肃地说：“陶小牛，这是厂领导的决定，你一定得执行。你要是不接受，从下一班开始，你就不要参加劳动了。”
照大家想，车间主任被他噎得都快要发火了，绷着脸跟他说话，他总不能不接受了吧？没有想到他的火气比车间主任还大，脖子一梗，大喊大叫地说：“我劳动，可不是给你干的，也不是为了争取共产党的宽大恩赐。尽管我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不一致，可我总是一个中国人。我热爱祖国，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我有义务为中华民族劳动，谁也不能剥夺我劳动的权利。不错，我是中统局派来上海的特务，做的就是反对共产党的工作，可惜被叛徒出卖了。共产党的政策，我明白得很。你们玩弄权术，用小恩小惠收买意志薄弱的人。我也知道，对我这样的‘顽固分子’，你们是绝不会轻易放过的。所以我的有生之年，也不会太多了。我陶阿牛灵魂纯洁，视死如归。要做忠臣，就不怕死，头可断，血可流，忠于党国的意志不可丢。我尊重自己的人格，生平不事二主，更不做那卖主求荣的无耻之徒。小恩小惠收买人心
的这一套，别跟我使……“
陶小牛镇定自若，侃侃而谈，抬头挺胸，听候处理。大家听他这样说，都替他捏一把汗，估计他准会受到关禁闭的处分。没有想到车间主任倒是挺有修养的，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夹起棉衣和力士鞋，一句话也没再说，就回车间办公室去了。这件事情，以后居然再也没有提起。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一江山岛解放，卫立煌将军弃暗投明，蒋军接着撤退大陈。共产党战绩辉煌，政权巩固。不久，又在全国范围内深入持久、大张旗鼓地开展肃反运动。在上海，首先把镇反运动中漏网的历史反革命一批批地逮捕入狱，不断地向军工路劳动板箱厂输送。厂里的重刑犯，则一卡车一卡车地送回提篮桥监狱，不知道转到什么地方去。
厂里有经验的老犯人一走，换了一拨对木材一无所知的新犯人上岗，各车间的产质量立刻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锯木车间，行车还经常出事故，三天两头停车检修。弄到后来，本车间龙、顾两位技术员实在玩儿不转了，不得不到钉板车间把陈阿盘调来救援。
这个陈阿盘，技术上确实有一套。他进了车间，先开动马达，让机器运转，发现开出来的木板厚一片薄一片的，大都不符合规格，立即关车。接着钻进机器下面，在铁轨枕木旁边这里一摸，那里一摸，用活板子紧了紧螺丝，再次开车，开出来的木板就厚薄一样，完全符合规格了。
关于这个人的身世，极富于传奇色彩，如果稍加演绎，就是一部相当动人的小说。
他原籍无锡，自幼父母双亡，流落他乡，拜了一个安徽师傅，苦练武功。出山以后，闯荡江湖，走上了黑道儿。三十年代初，凭着一身过硬的功夫，到上海来立山头，跟当时江湖上著名的黑道首领九江一盏灯、汉口燕子飞、常州一股香、镇江包三汉、梁山万飞飞、芜湖晏子平、安徽铁机子等人称兄道弟。他坐镇上海，指挥手下的徒子徒孙们在京沪一带专门做绑肉票和偷大户的生意，作案累累，名气很大，人称“江洋大盗”。富贵人家，听见他的名字都心惊肉跳。
有道是：“常在江边走，难免不湿鞋。”在日伪时代，他绑票失风，被捕入狱，判了个无期徒刑，关在提篮桥监狱。好在他的徒子徒孙们神通广大，金条、钻戒、高级礼品，源源不断地送进监狱里，上自典狱长，下至狱卒，人人都得到了贿赂。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狱卒对这个财神爷当然是百般照顾，有求必应的。因此，尽管他身在监狱里，不但生活得舒舒服服，而且继续指挥各路英雄好汉作案留名，弄得京沪一带的大老板们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天下究竟有几个陈阿盘，也不知道关在监狱里的陈阿盘究竟是真是假。
抗战胜利，蒋介石大赦天下，陈阿盘的徒子徒孙们四处活动，先买通了政府官员，得到了大赦的许可，又买通各小报记者，大肆宣扬陈阿盘已经决心改恶从善，这次被赦出狱以后，必将归顺南京政府。有的小报还把陈阿盘的武功吹得神乎其神，好像不是凡胎肉体，简直天下无敌似的。
这一来，京沪两地的大老板们可坐不住了。他们日夜提心吊胆，生怕陈阿盘一旦出狱，又会故技重演，继续作案。对于这种“江洋大盗”，有钱的人是向来不敢得罪他的。他们采取的是“抓不如防，防不如交”的对策，千方百计地要讨好他，不但要跟他交朋友，还要把他收为己用。
到了陈阿盘出狱的那一天，各厂家商号的大老板们纷纷开着小车到提篮桥监狱门前去接。人人都想捷足者先得，人人都想把这个魔头变成自己的爪牙。结果还是扬子木材公司的张老板棋高一着：他买通了狱吏，把车子开进监里，陈阿盘还没有走出监狱大门，连自己的徒子徒孙都没有见着，就被请上了小车，直驶扬子木材厂。
接待当然是十分周到也十分体面的：先沐浴更衣，换上了笔挺的高档西服，然后大摆宴席，座上不仅有知名的工商界人士作陪，还有各小报记者凑趣捧场。酒至三巡，老板又把最小的小少爷叫了出来，当场磕头，认了干爹。这一举动，不仅轰动了全座，通过各小报记者的生花妙笔，更是四方广为传播。京沪一带，不论是黑道白道，几乎人人都知道“江洋大盗”陈阿盘已经改邪归正，成了扬子木材厂老板的“座上客”了。
从此，陈阿盘就住在张老板家里。张老板更是待他有如上宾，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还有专门的丫鬟伺候着。人心总是肉长的，陈阿盘受宠若惊之余，更是感激涕零，就再三表示要感恩图报，七尺汉子，不能住在花园洋房里吃闲饭、享清福。这正合张老板的苦心预谋，就委任他担任扬子木材加工厂的总工头，掌管全厂的工人和“拿摩温”，──这是英文 Number one 的上海话译音，本意是“第一号”也是工厂里对工头的称呼，──还给他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儿，建立了一个颇为舒适的小家庭，简直乐不思蜀。
陈阿盘闯荡江湖，过惯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盗匪生涯，如今一旦安定下来，而且又是在出狱之后，再加上年事日长，手头积蓄也已经相当可观，果真有了“改邪归正”的想法，不顾各路英雄豪杰的极力反对，决心金盆洗手，不再干那绑票、盗窃的勾当，一心一意，只想给张老板效劳，从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他在厂里，一方面手执藤鞭，监督工人生产，镇压进步工人，一方面又觉得“良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跟车间里的日本工程师学艺。他本是个极聪明的人，什么事情，一说就懂，一点就透，点头知尾，触类旁通，日子一长，熟能生巧，排车检修，样样精通，工程师不在的时候，车间里机器出了故障，都是他来修复。大家都说，他的本事比一般的技师还要高明些。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陈阿盘当惯了总工头，恶习不改，依旧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一九五一年的“四·二七”镇反运动大逮捕中，终于被捕入狱，结合以前的累累血债，判处死缓两年。考虑到他在木材加工方面有一定的技术和经验，分配到劳动板箱厂劳改。
当时板箱厂刚刚筹建，他先在锯木车间负责安装排车，又到拼板车间负责排车的安装。任务完成以后，就留在拼板车间当技术员，负责机器检修和规格尺寸。
一九五三年四月，他的缓刑两年即将期满，想想自己是个镇压工人的工霸，以前还有血债，如今工人阶级坐了天下，共产党肯定不会放过自己的，既然不能流芳百世，那就图一个遗臭万年好了。他一不做二不休，趁领导干部还没有觉察之机，把车间里所生产的木材规格悄悄儿改动了一下：把所有的 5 字都改成 3 字。第二天，短了两寸的码单发到各小组去生产，各小组照单下料，锯下来的木板堆积成山。第三天，这些木料运到了钉箱车间，才发现全部木料都短了两寸。当天，两个车间都只好停工停产了。
事故发生后，管教组毕训导员来到车间追查责任。全车间的犯人都惶恐不安地望着陈阿盘。陈阿盘真是胆大包天，他不慌不忙地走到毕训导员面前，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来说：“下料码单是我开的，这次事故的责任，完全在我。因为我的死缓两年缓刑期就要满了，我知道自己血债累累，罪大恶极，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共产党的政策是依靠群众，群众对我恨之入骨，我是必死无疑的了。这样一来，我思想斗争激烈，神志不清，写码单的时候，难免分心。一不注意，把 5 字写成了 3 字。仅仅一天工夫，锯下来的木板堆积如山，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罪上加罪，罪该万死，请毕训导员赶紧把我送到提篮桥执行枪决，以儆后效吧！”说完，跪在地上，痛哭失声。
毕训导员叹了一口气说：“自从你来到板箱厂，成绩显著，确实有立功赎罪的表现。我们已经在半年多以前就给你上报申请减刑了。没想到今天你又闯了这么大一个祸！要是如实上报，追查起责任来，不要说你的减刑没有希望，连我们都要检讨呢！”他沉思了半晌，终于大发慈悲地说：“你这次出的责任事故，原因是思想开了小差，写错了数字。这和我们没有及时对你进行思想教育也有关系。现在只有发动群众，大家一起来动脑筋想办法，提合理化建议，积极补救，尽量做到不浪费或者少浪费，才能把事故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才能把事故的责任减少到最低限度。”
说干就干，各小组长分头组织大家讨论，根据总的定货计划，把现有尺寸的木材充分利用起来，分批分档生产各种不同规格的木箱。又派人到益民食品厂去联系，把下一批定货的规格提前抄来，提前生产。这样，经过群策群力，总算把堆积如山的短了两寸的木料全部装钉成合乎规格要求的木箱，发到了益民食品厂，照单验收入库。一场重大的事故，就这样“内部消化”掉，居然没有人知道这是陈阿盘故意制造的。
不久，提篮桥监狱开来一辆警车，把厂里一批死缓重刑犯押回去宣判。宣判大会上，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装进刑车送到盖家花园去了；陈阿盘则因为“劳动改造期间，认罪良好，成绩显著，有立功赎罪表现，根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宣判结束，当场松开了五花大绑，用吉普车送回军工路劳动板箱厂继续服刑。
锯木车间三号行车有个犯人叫王开生，是个流氓团伙的头子。他年纪不大，长得魁伟英俊，聪明伶俐，好一副身坯，好一副相貌。但是他不走正路，干活儿吊儿浪荡，行事反复无常，而且胆子贼大，简直是天不怕地不怕，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他都干得出来。众犯人都怕他三分，除了生产上的事情不能不接触之外，平时对他都是躲而避之，敬而远之，惟恐跟他多所交往，会招来不测之祸。管教干部对他也伤透了脑筋，只好把他安插在三号行车劳动，由小组长郑阿三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