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郑阿三，八尺身躯，力大如牛，一副铁面无私的面孔，打起人来，更不分场合地点。每逢王开山闹事，他就瞪大了眼睛阴沉着脸，像老鹰抓小鸡似地扑过来，挥起铁拳，打得他屁滚尿流，不再三求饶绝不住手。有道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连管教干部也不怕的“牛犊子”，还就是怕打，一打就服。犯人们都说：政府的这个措施，就叫做“以毒攻毒”。
但是，王开生也只有在郑阿三的眼皮子底下看着才稍微老实点儿，一离开郑阿三的眼睛，就又会故态复萌、无法无天起来。
一天，陈一新正在堆木场上低头丈量原木，王开生忽然悄悄儿溜了过来，手持搭钩，在原木堆中间钩出一根木头来。轰隆一声，整堆原木塌方了，几乎把陈一新压在下面。幸亏他眼明腿快，一个鱼跃，跳到了原木堆的上面，方才免了一场杀身大祸。陈一新大喊一声：“谁在找死？！”猛回头，只见王开生两眼凶光毕露，一跳也跳上原木堆来，恶狠狠地对陈一新当胸就是一拳。陈一新好歹也学过几招武功，一把抓住了他的手，飞起一脚，正踢在他的小肚子上。他忍住疼痛，一面挣扎，一面就势向陈一新的阴部踢来。陈一新侧身让过，正要还手，郑阿三听到巨响，从车间里窜了出来，见是王开生作案害人，立即出手，打得他满地乱滚，跪下求饶，方才住手。
王开生无故害人，管教组特地组织同监犯人开了几次会，进行帮助。通过这几次会，大家才知道，这个王开生，不但是个流氓团伙的头子，而且绝灭人性，无恶不作，他开设地下舞厅，提供淫乱场所，一贯玩弄妇女，利用麻醉剂强奸、轮奸女学生，还威逼女青年卖淫、偷窃，甚至表演裸体舞、拍摄春宫照片。被捕入狱以后，大闹提篮桥监狱，穿过“和平衣”，关过橡皮监房，还是死不认罪。判刑以后分来板箱厂劳改，依旧恶习不改，寻端生事，一天也不肯安安宁宁地过日子，更不要说是好好儿劳动了。政府特地安排郑阿三用拳头“管教”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一次要把陈一新置于死地，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纯属无故寻衅。一连开了几天会，王开生还是态度蛮横，一点儿悔改的意思都没有。气得大伙儿都说：像这样又硬又臭的家伙，简直就是一块茅房里的石头，不见棺材不落泪，除了枪毙，没有别的办法可以
改造他了。
一天，大家正在学习，训导员进来，通知王开生整理自己的行李，准备转监。王开生一听，当时就把浑身上下的衣裤都脱光，只剩下一条小裤衩，光着脚就要往外跑。训导员拦住了他，他梗着脖子扬着脸，眼露凶光，咬牙切齿地说：“都要上刑场了，还穿什么衣服哇？我王开生光着身子来，还光着身子走，干干净净，无牵无挂！”
训导员冷笑着说：“你怎么知道是去上刑场呢？不也有可能宽大释放你么？”
王开生一声狞笑：“押我出去干什么，你心里明白，我心里也清楚，别跟我说这些好听的了。要走就这样走，少啰嗦！我王开生干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自己比别人清楚；你们共产党要拿我开刀，我更加明白。闲话少说，要走就赶紧上车吧！”
训导员见他不可理谕，也不再跟他多罗嗦，让开身子，进来两个武装警察，把他铐上铐子拉走了。他一边走一边还回过头来声嘶力竭地叫喊：“哥儿弟兄们，bye-bye 再见了！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第二天，《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报道了流氓集团头目王开生无恶不作，罪在不赦，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新闻和照片，并且公布了他的主要罪状。管教组组织全体犯人学习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像王开生这样的人，恶贯满盈，又死不悔改，简直是罪该万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社会秩序就不得安宁。特别是陈一新，几乎成了他无辜杀人的牺牲品，体会当然比谁都深。
有道是“树林子大，什么鸟都有”，犯人里面，也不是清一色，而是三流九等，什么样的人都有。
锯木车间搬运组有个苏北籍犯人叫萧阿荣的，本来就是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流落到上海以后，仍不务正业，东偷点儿，西偷点儿，抓了几次，也拘留过几次，因恶习不改，被判一年徒刑，送来板箱厂劳改。这个人身材强壮，一顿能吃四大碗饭，但就是不肯干活儿。管教干部说服教育，他满嘴里是是是，对对对，答应得很痛快，就是不兑现；同监犯人批评帮助，他给你个耳朵，来一个徐庶进曹营 ── 一言不发；关他禁闭，他倒高兴，在禁闭室里唱开了大戏，闹得大家不得安宁，唱累了，倒头就睡。管教干部拿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跟班出勤，劳动不劳动就不管他了。转眼一年刑期期满，宣布释放，他却死皮赖脸地赖在监房里不肯走。干部们宣布停止供应他的伙食，他反正没有事情，干脆提前打开饭桶，自己盛上米饭，又到
伙房去抢菜。公开提出要求加刑三年，说是回到苏北农村，生活还不如监狱里好。管教干部啼笑皆非，最后只好叫四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把他抬到了大门外面，再把他的行李扔了出去，关上大门，就不再理睬他了。
大伙儿说：这都是因为监狱里的伙食办得太好了，对犯人又太客气的缘故。要是这里每天连麸子面窝头也吃不饱，干活又苦又累，哪儿会有犯人释放了不肯走的笑话？
板箱厂有个美籍犯人叫“兰克”，是个混血儿，因持枪抢劫被判七年徒刑。这也是个好逸恶劳的二流子。他非但自己不好好儿劳动，还东游西串，妨碍别人干活儿。可是政府对“洋犯人”有特殊的照顾，别人吃馒头，他吃面包；别人吃大米饭，他吃油炸锅巴，还要单独给他做汤，打回饭菜来，自己吃不了，就送给跟他知己的犯人。稍不如意，就大闹伙房，弄得管教干部也没有办法。干部不管，促使兰克气焰更加嚣张，变本加厉地无事生非，以开玩笑为名干些恶作剧的事情，欺负华籍犯人。闹得同监犯人切齿痛恨，谩骂政府重洋轻华，丧权辱国。
犯人中本来就有不少是硬汉子，更不乏亡命之徒。他们见兰克借政府的保护尽欺负中国人，就挺身而出，打抱不平，经常打得兰克喊爹叫娘，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他跑到管教组去告状，干部就点名批评，大讲人道主义，大讲优惠外籍犯人的政策。几个不怕死的犯人公开顶嘴：“政府的政策是保护人民，惩处坏人；兰克是个坏人，政府为什么偏要保护他？这不是丧权辱国么？”管教干部一再强调：按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风俗习惯分别对待，是注意国际影响，正是中国劳改政策的伟大之处，绝不是丧权辱国。犯人中又有人高声质问：“监房里还有德国战俘、也有印度阿三，他们也都是外籍犯人，为什么却和中国犯人同等待遇，偏偏就照顾这个美国佬呢？”管教干部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说：这是按公安局劳改处的文件办事。干部这样一解释，聪明的犯人就已经猜到，这个兰克，一定大有来头。
经过这一次教训，兰克对敢于出头露面的几个犯人态度有了明显转变，不但见面点头哈腰，非常客气，还用烟酒食物之类的小恩小惠拉拢他们。按照规定，监狱里是不许抽烟喝酒的，奇怪的是，他却经常有高级烟高级酒送进来，高级的糖果糕点更是不在话下。犯人们与世隔绝，根本沾不到烟酒，在他的收买拉拢之下，连从前站出来为被欺负的犯人打抱不平的人，都成了他的好朋友，变成他的保镖了。
有一天，训导员来叫兰克到大门口的“接见室”去接见。犯人们都知道：凡是非接见日能够安排到接见室去接见的人，不是情况特殊，就是大有来头。所以许多人都关注着他。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兰克才拎着大包小包回来了。几个平时吃惯了嘴的犯人，赶紧迎了上去，帮他提东西。回到监房，兰克气度大方地把带回来的罐头牛肉、干鲜果品、各种糖果──都是美国产品，一股脑儿全摊在铺位上，请大家品尝。嘴馋的犯人，见了这许多好东西，早已经连哈拉子都流出来了，不让他吃还惦着偷呢，如今公开地请他吃，还有拒绝的道理？当然一边满口里嚼着，一边满口里赞着。兰克就说：他母亲在美国开一家餐馆，听说儿子进了监狱，通过外交途径来华接见，打算把儿子引渡回国。他母亲就在上海住着等他出狱，三天两头会来接见，从美国带来的东西很多很多，让大家喜欢吃什么只管吃。这样一来，嘴馋的人老是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转，总惦着占他的便宜。
从此以后，兰克的母亲果然三天两头给他送东西来。更令大家惊奇的是：仅仅一个多月以后，兰克竟真的得到释放，而且准许回国了。临走的前一天，他把平时过得着的人都请到一起，招待大家吃吃喝喝，还把全部东西都拿出来，分给了大家。第二天只穿他母亲送来的一套新西服出狱。
兰克出狱以后，大家议论纷纷：中美没有建交，美国人在中国的特殊权利都已经被取消，兰克的母亲开的是餐馆，并不是政界人士，兰克在中国持枪抢劫，又不是逃亡中国的政治犯，理应在中国服刑，哪有“引渡”回国的道理？看来，他的释放，不是他母亲通过上层路线疏通争取，就是用金钱财物贿赂收买。──当然，这只是大家的猜测。
同样是外籍犯人，印度籍的犯人，可就没有兰克这样的特殊待遇了。
板箱厂一共有几十个印度籍犯人，大都集中在钉箱车间，大家习惯于叫他们“红头阿三”。这些人，解放前大都给外国企业公司或私人住宅充当门役。他们头缠红布，手持木棒，站在门口，颇像一尊门神。老板招呼他们，一般都不叫名字，而是喊一声：I say （我说），由于 I say 的发音和“阿三”很接近， 所以有“红头阿三”的通称。
解放以后，这些人大都失了业，有的回国，有的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成了罪犯。
这些成了罪犯的阿三，外面很少接济，监狱里供应什么吃什么，性格也很懦弱，自认低人一等，不但不敢在中国犯人面前耀武扬威，反而低三下四，任人驱使，听人摆布。恐怕这和他们民族被英国统治了四百多年，当惯了奴隶，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有很大关系。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简直笨得出奇，反应迟钝，行动缓慢，挺大的个子却又没什么力气，木工车间里的活儿，简直什么也不会干。狱方实在没有办法，把他们安排在钉箱车间，让他们把钉弯了的钉子敲敲直，可是竟连这么简单的活儿也干不好。看起来，他们以前在洋人的大门口站岗，也不过是个“样子货”而已。
锯木车间三号台面车的小组长金万春，浙江黄岩人，是个大麻子。解放前，他是“忠义救国军”的大队长，解放以后，带领一批人马上山“打游击”，又被解放军围剿得走投无路，流窜上海，终于被捕，判了二十年徒刑。这个人身强力壮，个性梗直，待人热情，生产积极，经常得到管教干部的表扬。
自从监狱里办起俱乐部，允许犯人进行文化娱乐活动以后，每天下班，吃过晚饭，他就在广场上开讲《水浒传》。这个人天生的好口才，说起书来，不但语言有感情，脸部有表情，还加上手势、身段，就像在舞台上做戏一样，有板有眼，有声有色，特别是说到武松、鲁智深，形象更是活龙活现。开头的时候，不过二三十个人听听，后来听的人越来越多，不久就达到上百人，连劳动机械厂的犯人都走过来听。有的人听出了瘾头，每天一到时候就端张小板凳坐在广场上等待“开场”，简直就和正式演出一般。他说书，也和书场一样，每场说两小时，时间一到，正好讲到了节骨眼儿上，于是说一声“要知后事如何，明天接下去说”，就戛然而止，除了刮风下雨，天天如此。
一连两个多月，围着他听说书的犯人越来越多，连车间里的陆训导员也穿着便衣混在犯人中间听。既然政府干部都不干涉、不制止，讲的人胆子越来越大，听的人自然也就越聚越多。
一天，两个厂的犯人都集中在钉板车间听报告，听完了报告，忽然宣布：锯木车间犯人金万春，借讲《水浒传》之名，行反革命暴动之实。经狱方搜查，在劳动机械厂的监房中查到了自制手枪配件多种，现在依法将骨干分子逮捕严惩。当场就把金万春和另外三个人铐上了铐子，押上了刑车。
散会以后，犯人们回到监房，发现每个人的铺位都被翻得乱七八糟，有的人还发现丢了东西，只好忍气吞声，自认倒楣。
自从大麻子被抓走以后， 厂里就组织犯人进行坦白检举运动，许多听《水浒》听入了迷，暗中被大麻子鼓动也要像梁山好汉那样义结金兰、准备武器、企图俟机暴动越狱的犯人，聪明的坦白从宽，检举别人，算是立了功，情节轻微的免于处分，比较严重的也不过给个警告；而那些相信攻守同盟、拒不交待的人，结果落一个抗拒从严，有的被送回提篮桥加刑，有的转到边远艰苦的劳改单位去劳动。一场严重的越狱阴谋，就这样解决了。
事后厂长做报告说：金万春借讲《水浒》故事为名，进行煽动，管教组早就有所觉察。之所以不加阻止，目的就是为了引蛇出洞，好一网打尽。其实，金万春如果聪明的话，看见陆训导员穿便衣混在犯人中间听故事，就应该有所收敛。他们见政府干部不表态，还以为自己的行动很诡秘，谁都没有觉察呢！
板箱厂有个犯人叫张朴，外号人称“活扳子”，江苏省丹阳人。他小时候家里一贫如洗。一九三一年，他还只有十四岁的时候，就参加了新四军，先在陈毅的警卫排里当战士，抗日战争中提升为排长，解放战争开始，又被提升为警卫连连长，直接负责保卫司令员的安全。十几年来，一直追随陈毅，出生入死，患难与共，深得司令员的信任，常常得到司令的表扬，说他是个“将才”，连连得到提升。
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张朴被委任为军管会主任。这时候，他已经三十二岁，还没有结婚。不久大陆全部解放，战争算是告一段落，生活相对地安定下来。转到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大都先后有了妻子。一年一年过去，张朴却还没有找到一位既年轻漂亮、又有较高文化的对象。
一天，他独自一人在小苏州饭店吃饭，邂逅相遇一位相当美丽的女郎，长得体态轻盈，楚楚动人，打扮得既朴素，又大方。攀谈之下，互通姓名，得知她是一个大学生，姓白名艳秋。白小姐听说他就是南京市的军管会主任，惊讶得张大了眼睛说：“这个名字天天听见，还以为是个老头子呢，没想到竟是这么年轻的一位老干部！”
两人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临分手的时候，就有些依依不舍，互相都留了地址。三天以后，张朴收到了白艳秋的来信，果然落笔不俗，不但文笔流畅，一笔字也写得很洒脱。想想这样的姑娘，外有相貌，内有文才，如果能够娶为妻室，实在是最为理想的人选。尽管自己的字写得歪歪扭扭，也还是立刻给她写了回信，约期仍在小苏州饭店见面。
第二次见面，白艳秋打扮得更加漂亮了，言谈话语中，也更加脉脉含情起来。吃完了饭，她只跟服务员打了个招呼，服务员就再也不肯收他的钱。从此他们三天两头见面，南京市的几个大饭店，几乎都吃遍了。吃饭的档次是一次比一次高，花费当然也一次比一次大，所有账目，都由白艳秋支付。张朴虽然没有问她父亲干什么工作，心里猜测，准是个有钱的资本家无疑。
过了一个来月，张朴已经被白艳秋的美色和风度迷住，一天不见，心里就好像丢失了什么宝贝似的，十分难受。但是每次和白艳秋见面，一提到婚姻问题，她就眼泪汪汪，好像有不可告人的苦衷，难于说出。问得急了，她就说“有情人难成眷属，成眷属不一定有情”，既然两人有情，就不必非结婚不可。问她到底是什么原因，却又怎么也不肯说。
又过了几天，张朴怎么也忍不住了，把她约到公园里，很诚恳地要她把原因说出来，有什么困难，由他去想办法解决。经张朴再三动员，再三保证，白艳秋才说：早在五年之前，就由父母作主，把她许配给有权有势的崔人凤，不但举行过订婚典礼，还登过报纸。张朴一听说是封建包办婚姻，反倒不着急了，告诉她：如今已经解放，从前缔结的婚约，可以通过合法手续协商撤消。白艳秋眼泪汪汪地说：“崔人凤如今关在监狱里，如果他横下一条心，死活就是不肯解除婚约，谁也没有办法。”张朴一拍胸脯：“他关在监狱里，事情就更好办了。我亲自去提审他，给他讲明道理，不怕他不答应。”
第二天，张朴果然从监狱里把崔人凤提出来审问。经过再三开导，最后崔人凤总算答应可以解除婚约，但要求到白家去签字，以求和白艳秋具体商谈条件。张朴想想这也不算过份要求，反正他在自己的看管之下，插翅也难飞走，就答应了。
第三天，张朴把崔人凤从监狱里提了出来，派一辆吉普车，亲自押送到白艳秋家里，让他们在客厅里坐着谈判，张朴则回避到客厅外面坐等。不久，他们就谈妥了。白艳秋开门出来，要求张朴把崔人凤的手铐开开，好让他亲笔写解除婚约协议书。张朴见事情很快谈妥，心里高兴之极，哪里还会多想？果然掏出钥匙来把崔人凤的手铐给开了。
一会儿工夫，一式两份的协议书写好了。正要签字，崔人凤忽然说肚子疼得厉害，要去一趟厕所。这种事情，张朴当然没有理由说不许。当即亲自把他带进卫生间，自己在门口立等。一等等了有十多分钟，还不见崔人凤出来，张朴连连敲门，不见里面有动静。推开门一看，卫生间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人影儿？张朴急了，赶紧回到客厅找白艳秋，却连她也不知哪里去了。找遍了所有房间，竟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这一惊，惊出了一身冷汗。急忙再回卫生间去看，只见浴缸前面挂着帘子，拉开帘子，才发现这个浴缸是没有底的，下面直通地下室。
事情到了这一步，傻子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了。急忙赶回监狱，查问崔人凤犯的是什么案子，这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军统特务，而且还是的大头目。这个所谓的白艳秋究竟是什么人，也用不着再问了。张朴知道事情严重，不敢马虎，立刻主动向组织上坦白交待了上当受骗的经过，请求处分，并在当天就被关进了禁闭室。
张朴在禁闭室里，越想越觉得可怕。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已经无法宽恕，轻则判处无期，终身关押，重则枪毙，以儆后效。总算领导上考虑到他参加革命二十来年，功绩显著，又是光棍儿一条，并不是乱搞，在这样的前提下失去警惕性，也还是可以原谅的，所以只关了他六个月，党内给个处分，就调到上海来担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处主任。
张朴来到上海，陈毅市长很关心他，几次打电话把他叫去，语重心长地教育他，鼓励他，还通过组织关系为他物色到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大学生结为夫妻，在一九五三年有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三十六岁得子，当然高兴得了不得。如果从此心满意足，不但家庭美满，前途依旧无量。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看看上海的资本家，娇妻美妾，衣食住行，优裕之极；看看中央首长，经常出国参观访问，威风之极；再看看自己，领的是固定工资，住的是机关宿舍，穿的是干部服装，总觉得过于寒酸，也对不起老婆孩子。
事有凑巧：上海金星金笔厂来推销产品，他灵机一动：心想金星金笔可是名牌货，在东南亚各国享有盛誉，只是现在运不出去，所以产品滞销。如果自己能够以华东军区后勤部的名义把产品包销下来，再转手运到东南亚去销售，不但获利一定很大，还可以带着老婆孩子到印度尼西亚去旅游一番，饱览异国情调。利欲一熏心，就痰迷了心窍，胆子也大了起来，竟以军区后勤部的名义跟金星金笔厂签订了一份产品包销合同。
想得天真，干的却是一件笨事。
上海金星金笔厂凭定货合同向人民银行申请了生产资金贷款，完成了合同规定的生产任务，把全部产品按照要求发到十六铺码头，就要求张朴付款。张朴开出一张专款专用支票，就把全部金笔装上轮船，准备外运。金星笔厂拿着这张支票到人民银行归还贷款，人民银行发现中央军委并没有这笔专款，一面宣称支票无效，拒绝付款，一面急电请示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下令责成华东军区追查，发现是张朴假公济私，立即扣住了待发的轮船，并把张朴逮捕入狱，追回全部货款，来一个从轻发落，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送到板箱厂劳改。
事情闹大了，陈市长还是亲笔给他写信，语重心长地教育他，鼓励他，他又领会错了，以为陈市长不忘故旧，还会为他开脱。于是在板箱厂摆起了老资格，不服从管教，不肯好好儿劳动，不遵守监规纪律，还拿出陈市长的亲笔信来张扬，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别人上班，他到处游逛，因此得了一个“活扳子”的外号。管教干部拿他没有办法，反正他走不出监房大门去，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管他。
张朴的老婆是个大学生，是“组织动员”结婚的，本来就没有什么感情和共同语言，加上上海姑娘一向不喜欢苏北人，张朴一进监狱，就和他离婚了。所以张朴在监狱里没有任何接济，生活当然比别人要清苦得多。他自己一摆老资格，就有那好事的犯人拿话将他说：“你在南京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也不过关了六个月禁闭就完事；你这件案子，不过是利用职权的经济问题，没什么了不起的。像你这样的老革命，如果提出申诉，一定可以提前释放的。陈市长现在已经调到中央去当外交部长了，你还不赶紧写份申诉书到最高法院去申诉？”
张朴觉得此言有理，就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没过多久批文就下来了，结果大大出于他的意料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张朴的案子是重刑轻判，撤消了上海市人民法院的判决，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张朴希望落空，态度更加蛮横起来。管教组拿他没有办法，只好据实上报。不久，张朴就被送回提篮桥监狱去了。
三、投石问路，自作多情
有一天，池步洲被训导员叫去，很久才回到办公室里。他见左右没人，这才悄悄儿地对陈一新说：“今天来了两个外调人员，问的是抗战期间胡风在重庆跟我都有什么来往，见过几次面，都说了些什么。那时候，胡风跟我不过是很普通的朋友，我怎么记得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从他们问我话的口气分析，胡风可能出问题了，至少共产党已经注意到他了。你瞧着吧，过不了多久，不但胡风在劫难逃，只怕许多知识界的上层分子，都要遭殃呢！”
池步洲的预言果然不错：不久，各大报刊就公开点名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接着就大张旗鼓地开展起“肃反运动”来。
肃反运动对劳改队的影响，第一是又有一批批的新犯人不断地输送进来，第二是原来还算不错的犯人伙食，突然之间变得非常之糟糕了。
某天早晨，准时开饭。搭出来的大饭桶里面黑糊糊地一片。仔细一看，原来是菜粥，杂七杂八的什么菜都有，只有星星点点的大米。大家还以为是伙房的花样翻新，也没有太在意。好在就此一顿，又不定量，多吃几碗，也就是了。没想到中午、晚饭，依旧是菜饭；第二天、第三天，一连若干天，都是菜饭。说它是菜饭，实际上菜多于米：有人把一碗菜饭里的米粒儿都挑出来，一共只有八十多粒，还不到半两重！
从此以后，大米饭再也不见了，菜饭成了犯人伙房的保留节目，顿顿演出。这样的伙食，怎么扛木料？一个多月过去，人人面有菜色，个个满腹牢骚。有的人瘦了，有的人感到浑身没有力气，有的人小腿开始浮肿，尽管还没有饿死人，也已经有人突然晕倒在车间了。
这是一九六○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前奏。在城市生活的人，只知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肚子，却不知道早在五年之前，饥荒就已经悄悄儿地光临中华大地了。
当时犯人们被关在牢房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知道发牢骚骂街。事后若干年，才知道这种突然的变化，原因有二：第一是有人民代表参观监狱后向政府提意见，说犯人的生活太好了，大大超过了贫下中农，对思想改造不利。这是客观原因，不足为训。第二是由于一系列政策性错误，导致农业大幅度减产，公粮征购不上来，粮食开始统购统销，居民开始粮食定量，全国开始使用粮票，某些地区还出现大批饿死人的惨剧。这才是主观原因。这一绝密消息，当时是封锁的，直到一九五七年林希翎从胡耀邦的秘书那里拿到了中央文件，公诸于众，方才为世人所知。而林希翎和胡耀邦的秘书，则双双做了这一消息的牺牲品。
社会上轰轰烈烈地进行肃反运动，池步洲却拖着浮肿的两腿，忍着饥饿，天天埋头写起来没完没了。陈一新只以为他写的是外调证明材料，等到他写完了，装订成册，却先递给陈一新过目。这份材料一共是十六开纸十六页，用复写纸写的，一式两份，一份交管教组转呈市政府，一份自己留底。
他写的材料，用当时流行的语言来说，简直就是跟共产党唱对台戏，是对现行政策的不满。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认为共产党对劳改犯的管理过严过死，气度狭窄，不得人心；所谓“劳动改造”，如果仅仅通过“劳动”，是达不到“改造”的目的的，首先必须让犯人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头会说话的牲口。为此，他建议在劳改单位不但要让犯人吃饱，还要设立百货和食品供应站，在生活方面给以最低的满足；除生活方面外，精神方面，还应该开展文体娱乐活动，增加俱乐部、图书馆等文化设施，要用教育的方法消除犯人和政府的对立情绪，而不应采取高压手段。第二，应该让民主人士有言论自由，纠正“左”的路线，团结知识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第三，不要一党专政，要废除非党员不能担任政府要职的规定，不要事无巨细都由党委一锤定音。等等。
这不是不打自招的罪证、想自讨苦吃吗？特别是在胡风的万言书公开并被认定是罪证以后，谁都不会再干这种傻事儿了，陈一新劝他不要往上交。他笑笑说：“你是个商人，不懂得什么叫政治。世界各国的法律，都规定言论不是罪证，行动才是法律的依据。再说，共产党的政策，一向是因人而异的。像这样的‘万言书’，胡风写，影响面大，就是反革命；我写，没有任何影响，意见仅仅是意见而已，何况我已经关在监狱里，总不能因为我给政府写了份意见就加我十年徒刑吧？更何况以我的身份，共产党接到我这样的意见书，也还是要认真考虑考虑的。说白了，我这样做，目的是为了‘投石问路’，试探试探共产党的胸襟。要知道，容忍不同意见，采纳相反的建议，也是需要一定的政治修养的。我总相信共产党内也有能人，万一我的建议能被采纳，那就是中国人民的福气，至少是犯人们的福气，对我个人来说，倒是
无所谓的呢！“
他不顾别人的反对，还是把“万言书”交到管教组去了。
一九五六年二月初，又有人来外调，他被提审回来，仰靠在椅子上，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陈一新问他怎么样，他眼睛也不睁，只说：“今天我很‘感冒’。”陈一新急忙要去医务室给他取药。不料他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拦住了他说：“不是伤风感冒，是我思想上很‘感冒’。我预感到自己不久就要离开大上海，快要跟你分手了。”
陈一新忙问：“是不是‘万言书’出漏子了？”
他苦笑一声：“要是‘万言书’有了回音，我倒又满意了。问题是：‘万言书’有如石沉大海，今天提审，却出了一件我没有想到的事情……”
陈一新忙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我自从一九二九年到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学的是电气工程，回国以后的公开身份是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军委会研究的则是密码的破译，从来没有在机电方面做过事。今天提审，却一再问我关于机电方面的事情。看起来，共产党是绝不会把我留在板箱厂里当个统计员就算了的。你也许听说过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联就把大批会造原子弹的德军战俘送到西伯利亚去研究原子弹；你瞧着，过不了多久，他们非把我送到边疆的科研工地去不可。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再辅导你的学习了，希望你不要自暴自弃，一定要珍惜时间，继续刻苦钻研，把我布置给你的学业都完成了。”说到这里，这个一向深沉的老夫子，居然也伤感起来，眼圈儿微微地红了。
陈一新却认为他这是神经过敏，反驳他说：学机电不等于会造原子弹，中国的核专家可能不多，机电人才可有的是，还不至于会把一个劳改犯送去搞科研。他也不争执，只说了一句：“咱们骑着毛驴儿看唱本──走着瞧。”
果然，仅仅过了十来天，突然训导员走进办公室来宣布：池步洲立刻整理自己的东西，准备转监。他神态坦然地一边整理书籍，一边语重心长地对陈一新说：“今天一别，后会有期。希望你继续努力，自学成才！”
陈一新正想跟他说几句道别的话，训导员突然用手紧紧地捂住了陈一新的嘴，不让他开口。陈一新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出办公室，回监房整理东西去了。
池步洲在监房里整理好了自己的行李，厂部的三位训导员帮他把书籍、行李搬上小汽车，他自己倒空着手迈着八字步一弓一弓地走着。小车开动之前，还探出身子来跟训导员和同监们招招手。
根据以上迹象，同监的犯人们纷纷猜测，都以为他已经得到宽大释放了。陈一新却说：“像他这样的人，放是绝不会放的，但却要用他的所长，这就是共产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实际体现嘛！”
池步洲虽然走了，但是他上的“万言书”却逐渐地在厂里起了作用。据估计，厂长没有把这份材料往上转，而是留下作为他自己的参考了。
池步洲说：“共产党里也有能人”，看起来，这个文化不高的劳改工厂厂长，还真是个能人呢！至少他胸襟开阔，连犯人的意见也听得进去，而且敢于付诸实施。
这一年，国家向工商业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顺利地完成了商业体制改革和币制改革，日本政府也和我国恢复并发展了贸易关系。用报纸上最常用的一句话来说：真是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
在劳动板箱厂，由于出口包装箱按期完成任务，赢利甚丰。厂长接受了池步洲的建议，在厂里对犯人实行人道主义待遇，大力改善犯人的生活。这时候，粮食已经开始定量，由于板箱厂的劳动强度大，每人每月平均定量为四十五斤，因为前一个时期“以菜代粮”，肚子“亏损”严重，一天一斤半的粮食，居然还吃不饱。厂长东了脑筋，派人到益民食品厂去把加工罐头剩下的鸡鸭鱼肉下脚料廉价买进，犯人们三天两头有肉吃，肚子里的油水一足，粮食消耗直线下降，平均每月四十五斤的定量，开始逐渐持平，后来竟连二十五斤都吃不了。当时社会上粮食定量卡得比较紧，没有粮票，买粮食是很困难的。大伙房里节余了大量的粮食，厂长作主高价卖给用粮单位，收回钱来，又放进伙食里，于是循环往复，犯人们的伙食越来越好。每逢节假日，就派管理员出去采购香菰、木耳、海参、鱿鱼等等高档食品。犯人们被关在监狱里，没有别的想头，只想吃得好一点儿，如今生活一改善，劳动积极性也高了，月月超额完成任务，达到产质量双优，成绩显著。厂长受到表扬，心里高兴，动员大伙房继续改善犯人的伙食。于是大米饭换成了猪肉粳米菜饭，节假日除了一人一只烧鸡之外，有时候，还有一盆桂花冰糖八宝饭呢。
除了大力改善伙食，厂长还接受池步洲的建议，在监内办起了俱乐部和图书馆，积极开展文体活动，又办了一个副食百货供应站，犯人们可以用代价券自由选购。此外，还在犯人中评级评薪，每月按薪水的百分之五提成发给代价券。
那日子，犯人的生活水平，绝对超过一般中等收入的家庭。
自从池步洲的“万言书”被那个“长征干部”出身的厂长接受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犯人们皆大欢喜，生产直线上升，领导多次表扬。但是这些变化，池步洲是不可能知道的了。──再过一年，不但池步洲没有想到，连“长征干部”出身的厂长自己也不会想到：他这个“共产党里的能人”，就因为佩服犯人有学问，接受了犯人的意见，站错了立场，使犯人们皆大欢喜，使犯人的生活超过了贫下中农甚至普通市民，犯人刑满释放了都不肯走，再联系他违反粮食政策，私售囚粮；违反货币政策，在人民币之外私印“小钞票”等等许多“罪行”，甚至把金万春组织犯人企图暴动越狱的责任，也归结于厂长接受了池步洲的建议，开办了犯人俱乐部，放松了对犯人的管理。于是长征干部的厂长被划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管劳改的干部，自己也被送去劳改了。──当然这是后话，也不是这部书的主题，这里只是顺便一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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